“机变”是指机遇与变化的联用。

    机遇只有在变化中才能找到，而变化又是机遇中的灵光一闪。

    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善抓者即是成功者，不善抓者即是失败者。

    成大事者知道也许就是“一分之差”的机会，就有成功的可能。

    1、看世界的眼光，不能一成不变

    在塑胶业界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的李嘉诚，终于在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并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誉。

    李嘉诚是一个善于思考问题的人，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只是社会快节奏的产物，只能风行一时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

    在塑胶业中初战告捷的李嘉诚，空闲之余，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间会结束呢？

    虽然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不用愁市场问题。但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公司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有限。

    此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着警钟——塑胶厂已经遍布整个市场，塑胶花简直都快泛滥成灾了。

    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为1900家，1972年则猛增至3358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上升到1972年的13.21％。而且，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李嘉诚深知，塑胶花业之所以如此兴旺，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是它迎合了人们追求时髦的心理。而且，后者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

    曾几何时，富人穷人，全都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可是后来，塑胶裤带渐渐地再也无人问津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尽管塑胶花可以变幻无穷，但无论怎么变最终还是塑胶花，绝对无法完全替代充满自然气息的植物花。

    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又重新种上了天然的植物花。在国际塑胶花市场，发达国家的需求量日益减少，已形成了严重积压的局面。市场已开始渐渐地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倾斜了，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塑胶花。在香港，劳工工资逐年递增，劳动力不再低廉。由于塑胶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一定不会长远。

    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生产过滥和欧美市场的萎缩。虽然积压并没有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公司，却引起了李嘉诚的高度重视。

    正是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李嘉诚未雨绸缪采取了应变行动。

    他的未雨绸缪，不是增加投资，强化竞争能力，而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让其自兴自衰。

    李嘉诚除了在那次石油危机中，出面解救塑胶原料价格暴涨危机外，他已基本不插手塑胶花事务。

    他逐渐开始把全部精力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也是他从商以来，在心中逐渐酝酿成形的宏伟抱负。

    与塑胶花相比，后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也正是由于他后来实现了这一抱负，舆论界才给他加上了“超人”的桂冠。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奇才。

    李嘉诚是第一个进入塑胶花领域的商人，赚了一大笔之后，他又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他都占尽了先机。

    做生意就是这样：该投入时就要果断投入，该撤离时也不能有丝毫犹豫，要义无反顾地离开。

    从某一方面来说，只有勇于放弃的商人才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商人。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事物盛衰的哲理，并主张人的行为要顺应这种哲理。例如在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周易》及其阐释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精义人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李嘉诚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在商场征战中的正确决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在企业发展中常常眼光超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且把对行业兴衰的思考和预见，作为开拓新领域，发展事业的重要契机。可以说，后来李嘉诚一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一点。

    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着该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拿得起”，但真正到了需要“放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犹犹豫豫，不甘不愿。事实上，没有永远的业务，只有赢利的业务，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应该学会放弃，利用从事前一种业务所积蓄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开展下一个业务。业务不断转移更换，但赢利的中心却不能改变。

    勇于撤退的实例很多。比如香港“假发之父”刘文汉发现美国盛行“假发热”，于是断定善于跟风赶潮的香港必定会步其后尘，所以抢先在香港成立假发制造公司，结果真如他所料，大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料定假发热只会维持一时，不会长久。于是，在市场攀到高峰时，及时退出，并携资移居澳大利亚，开创新的事业。不久，事实证明了刘文汉判断的准确性。美国的“假发热”消退，香港的假发制造厂家纷纷倒闭。此时，香港假发业的开拓者刘文汉，却在隔岸观火。

    同刘文汉一样，李嘉诚清醒地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攀到了顶峰，就必然会走下坡路，塑胶花自然也是这样。

    李嘉诚虽有高远的目标，但绝非好高骛远之人，他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向既定目标迈进。他每一个重大决策，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周密部署。除非紧要关头，他才会迅速决策。

    李嘉诚在数月之间，一直在苦苦思索着新的创业方向，他必须为自己手中1亿元的资金寻找出路。

    一天，李嘉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独自驱车到野外兜风，偶然看到原野上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不由得豁然开朗：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房地产呢？

    在今天，我们知道，百亿身家的超级巨富中，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在当时，房地产并不是人人都看好的行业，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

    李嘉诚独具慧眼，从香港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发展大势中，洞察出了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最明显的现象，是香港人口的激增和经济的快速发展。1951年，人口才不过200万，到50年代末，已直逼300万。人口增多，不仅使住宅需求量大增，再加上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急需大量的写字楼、商业铺位和厂房。

    所以，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三四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是当今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格局逐渐被抛弃，随着独立的小家庭增多，社会对房子的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执行高地价政策，更显得寸土寸金，房贵楼昂。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也曾不止一次地为厂房伤透脑筋。要找到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实在是太难了。好几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内重新布局。在各个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无不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的急速发展，使物业商们喜笑颜开，于是便趁势提高租金。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待用户提出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价。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自然也对此有切肤之痛。

    李嘉诚在每次为寻租厂房而大伤脑筋之时，都会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那就用不着再受物业商的任意摆布了。

    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就这样，李嘉诚于1958年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幢12层的工业大厦，正式揭开了进军房地产的序幕。

    1960年，李嘉诚又在新兴工业区柴湾兴建工业大厦。这两幢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从此，李嘉诚便在地产界一发而不可收。

    就做生意的通常规律来说，当大家一窝蜂地拥向某个行业，或者潮水般退出某个行业时，获利的是几个在前面引领潮流的人，大部分人会倒霉。因此，在别人后面跟风，是缺乏生意头脑的表现。这时比较好的做法是，逆潮流而动，朝与大家相反的方向跑，必有大利。当然，这需要有所谓的“生意眼”。

    由此可见，经商应该敢想敢干，许多现实和成就便是由梦想开始，经过努力而达成的。

    梦想可以是基础，可以是动力，可以引导人们走向成功，但关键是要切实可行。

    李嘉诚进军地产业的壮举就是源自一个梦想，由这个梦想所触动，他进行了踏踏实实的可行性研究，认准了地产的广阔前景之后，这才毅然挺进。

    由此不难看出：看问题的眼光不能一成不变，当目前的目标不适合你发展时，就要更改目标。并且要集中力量，毫不犹豫地向新目标进发。

    能够做到审时度势，目光放在长远利益上，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形成的，是平时细心积累经验，对市场信息及时掌握的结果。

    2、不拘泥现状，应把眼光放在长远处

    做事要灵活变通，这是成大事者惯用的手法。成大事者不会把眼光局限在眼前，而是考虑长远的发展。

    进入地产业以来，李嘉诚独具慧眼，采取人弃我取的方式，加之过人的胆识，仅仅几年就拓展出一片惊人的基业。

    1979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拥有地盘物业面积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基物业，总计只有1300万平方英尺。

    自1972年长实上市，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以来，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已在面积上超过了置地。此时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

    长实职工不禁为之欢呼雀跃，李嘉诚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当初对李嘉诚所制定的目标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

    但李嘉诚并未被这一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都坐落在寸土尺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的势力范围多在乡村偏僻处，在黄金地段的物业依然寥寥无几。

    因此，虽然在面积上看来，长实超过了置地，但在物值上依然相去甚远，要完全战胜置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李嘉诚依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中区或九龙尖沙咀以外地界的发展前景。于是他决定独辟蹊径，迂回出击，推出大型屋村计划。1978年，港府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建成的房分为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廉价出租或售给低收入者；后者为私建，以中高收入的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针对这一形势，为大众家庭推出的，决定建立卫星市镇。

    大型屋村之所以适合大众家庭，就在于这种住宅区不仅价廉，而且综合能力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越来越受大众的好评。

    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周围，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业。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虽然单个建筑的利润不及兴建商业楼宇，但总体盈利极为丰厚，再一次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

    在香港，由于只有李嘉诚大建屋村，屋村逐渐与李嘉诚之间画上了等号，备受全港瞩目。

    李嘉诚也由此赢得了“屋村大王”的称号，成为独树一帜的地产新贵。在兴建大型屋村的同时，李嘉诚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兴建商业建筑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投资：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联手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再次与会德丰洋行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组建了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计划兴建30层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及中资侨光，三方共同投资中国（香港）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纪录。

    1980年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又以22.3亿港元出售，赚取利润达100％以上。

    与刚投入地产业不同的是，现在长实兴建和收购的楼宇，大部分用来出售，而很少用来出租。这似乎与李嘉诚当初制定的稳健发展、只租不售的发展方针相违背。

    李嘉诚为什么要从另外一条路出发呢？因为当初李嘉诚进入地产业时，实力太小，为了在地产界站稳脚跟，并谋求发展，就只能走稳健保守之路；而今日的长江实业已具备了一定实力，有了一定的声誉，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就要采取不同以往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现在的楼宇价格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要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所以，不管做人还是做事，都要灵活变动，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李嘉诚在租楼还是售楼问题上的做法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即：若手头资金较为宽裕或楼市不景气，楼价偏低时，宜采取稳健策略，只租不售；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或楼市景气，楼价被炒高，售楼利润能得到保证时，以售楼为主。的确，做事没有一定的规则，关键是要看势做事，随机应变，才能击败对方，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话，自然会被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所淘汰。

    3、从事业的低潮中寻找机遇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成大事者在事业的低潮之际，能经得起暴风雨的袭击。然后，冷静地分析周围的环境，认识自己，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

    古人云：“安静则治，暴疚则乱。”面对危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只有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才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1973年的大股灾，一直延续到1974年底，其后股市有所回升，但仍继续低迷了一年之久。这次股灾使不少地产商和投资者受损，造成地产低潮，地产低潮又反过来促成股市低迷。

    “股拉地扯”，成为70年代后，香港经济中的一个特有现象。

    李嘉诚对香港的经济兴衰规律有较深的认识。

    他没有被股市地产低潮所吓倒，相反，他认为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此时地盘价格偏低，物业市值亦偏低。低潮过后，新一轮高潮又会到来。

    拓展物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对上市公司来说，发行新股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1974年度，长实发行1700万股新股票，用以购买“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实际上，是以1700万股长实新股，换取都市地产的励精大厦和环球大厦。

    由于处于地产低潮期，再加上都市地产公司发生了财政危机，李嘉诚才得以如此轻易得手。另外，李嘉诚此举又在客观上帮助了都市地产，做了一回好人。

    1974年5月，长实与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怡东财务有限公司，李嘉诚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同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下，长实股票在加拿大温哥华上市。这为今后长实拓展海外业务，打下了基础。

    1974年到1975年间，李嘉诚两次发行新股共筹得资金约1.8亿港元。另外，李嘉诚从个人持有的长实股份中，拨出2000万股，售予获多利公司，套取了6800万港元现金。

    经过这一系列运作，李嘉诚积聚了充裕的资金，使他得以在地产低潮地价偏低时，大量购入地盘。

    另外，随着形势的转变，李嘉诚一反过去只租不售的做法，将重点放在了发展物业上。这样一来，就大大加速了资金的回笼周转，然后又利用这些资金及时购入地盘，兴建楼宇，进入以钱滚钱的高速发展期。

    1976年，香港地产市道转旺。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地产界沉寂之时，李嘉诚却在不动声色地四处拓展，他那个小小的地产公司已经壮大成了一个地产大豪。

    1976年，李嘉诚继续乘胜前进，再发行新股5500万股，集资1.1亿港元，又与世界著名的大通银行达成协议，在长江实业需要时，可向该行随时获得一笔约2亿港元的4年期贷款。

    仅此两项，使李嘉诚可动用资金就达3.1亿港元，再加上公司的正常盈利，长实资金实力大增，于是继续大举扩充物业和地盘面积。

    1977年，长实的物业和地盘面积一下子跃至1020万平方英尺。而它上市时拥有的物业仅35万平方英尺。

    当时，香港地产界巨无霸——置地，拥有物业和地盘近1300万平方英尺。

    由此可见，李嘉诚在长实上市后仅用了5年时间，单就地盘物业面积而言，已经直逼置地。就在这个时候，李嘉诚“超人”的名号也渐渐叫响了。

    一个人分析、判断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他做事的能力与素质。李嘉诚以非凡的分析、判断能力，没有被股市与地产低潮所左右。而认为新高潮会到来，采取人弃我取，大力拓展，在下一次高潮到来时，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另外，他能顺应形势变化，果断改变只租不售的做法，重点发展物业，加速了资金回笼，又利用这些资金重新购地建楼。这一高招的确值得借鉴玩味。

    当然这与李嘉诚平时积累渊博的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形势变化多端，要成大事必须善于抓住机遇。

    4、睁大眼睛，看准机会

    成大事者善于把握最佳时机，最佳时机不会主动送上门的，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机会就是放在眼前，也会视若无物。

    成为上市公司是长实集团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上市时机的把握上充分显示了李嘉诚超人的洞察力。

    1972年，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李嘉诚看准时机，于7月31日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0月，向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9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1倍多，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其实，长实作为新上市的公司，并不是其本身有多么高的信誉。事实上，其他上市股票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只是李嘉诚运筹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将长实上市，而取得了喜人的开端。

    在选择上市时机上，李嘉诚的确显示了其超人的眼光。因为，一段时间以来，香港股市发生了巨大变化。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向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创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港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的341点。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的规则运作，按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

    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事业的人。

    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家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

    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另外，李嘉诚还积极争取海外的第二上市地位。

    当时香港最著名的证券公司，是冯景禧创办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由新鸿基牵线搭桥，英国证券公司为财务顾问与包销商，长江实业于1973年初，在伦敦股市挂牌上市。

    香港作为英殖民地，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实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香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实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

    长实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步步为营。

    没有为炒股暴利所心动，而是稳扎稳打地走他的地产正途。

    这个时候不少房地产商，放下正业而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将物业抵押获得的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

    炒风愈刮愈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作。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集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躁狂之中。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

    桑达士的警告，淹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喧嚣之中。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飚升到1774.96点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

    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

    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票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

    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点的水平。是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缓慢回升，1975年底，回升到350点。

    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均铩羽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遍地。港府颁布新的证券条例，加强监管，提出四会合并。1980年，成立将取代四会的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联交所）。1986年4月，联交所正式营业。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都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长实上市时拥有收租物业约35万平方英尺，年租金纯利390万港元；发展物业7项正兴建或拟建，其中独资拥有的地盘3个，合资共有的地盘4个。上市时将25％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这笔巨资，加速了长实的物业建设。与其他地产商合资发展的楼宇，均作出售；独资兴建的楼宇，作收租物业。

    1973年，长实发行新股1100万股，筹得1590万港元，收购了“泰伟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位于官塘的商业大厦——中汇大厦，每年长实赢得120-130万港元租金收入（地产复苏后，年租迅速递增到500万港元以上）。

    上市之时，李嘉诚预计第一个财政年度盈利1250万港元。结果，长实的年纯利为4370万港元，是预计盈利额的3倍多。

    1973年3月，长实宣布首期中期派息，为每股1角6分，每5股送红股1股。公司与股东皆大欢喜。

    当时传媒及业界，把1972年上市的几家华资地产公司，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它们是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长江实业、恒隆地产、新世界发展。上市前后，长实的实力及声誉，在五虎将中并不突出。

    论个人资历，李嘉诚比不上新世界的郑裕彤、恒隆的陈曾熙，他们都是50年代初涉足地产的。

    论专业资格，李嘉诚比不上陈曾熙与合和的胡应湘，他们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美国，学的都是土木工程，独立创业前，都担任建筑工程师多年。

    论实力，长实比不上另四虎将。新鸿基地产，为地产三剑客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所创。上市时注册资本为3亿，超出长实1亿多；上市时预定集资1亿，实集10亿，长实的集资额只能望其项背。新世界的郑裕彤是香港赫赫有名的珠宝钻石大王，财大气粗，1970年成立新世界，4年后拥有地盘38个，上市时集资1.6亿港元，也远胜于长实的集资额。陈曾熙的恒隆上市，股票面额2元，升水6.5元，升水幅度是长实的6.5倍，集资2亿港元，也非长实所能比拟。合和的胡应湘毕业于名校普林斯顿，合和上市前仅创立3年，上市预定集资1.25亿港元，实收股本增至2亿港元。《不图安逸创大业——胡应湘》一文称：“合和是五虎将中最早上市公司（1972年8月21日），在1972年秋至1973年春时，合和股价（每股30元）更凌驾其他五虎将成员之上，俨然成为老大哥。”

    长实虽然略逊于四虎将，却从70年代后期起，迅速从五虎将成员中脱颖而出，到80年代中期，成为五虎将中的虎帅。时至今日，长实系仍是香港首席财阀。另四虎将都不是等闲之辈，从90年代初起，个人资产先后荣登百亿超级巨富之列。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是否以长实与另四虎将竞争。李嘉诚答道：“我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的是与置地竞争，赶超置地。”

    我们回顾李嘉诚的奋斗经历，不管是他骑牛上市，还是赶超置地。与古人讲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巧妙的相似。李嘉诚这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型企业家，他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运用得如鱼得水。也许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奥秘，起到了作用，使他驰骋商海，立于不败之地。

    5、眼观六路，占据主动

    成大事者不会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很窄小的范围，他们会深谋远虑，谋求长远的发展。

    据新华社消息，1992年9月美国一家权威杂志一年一度的调查表明，香港拥有世界级巨富的数目在全球位居第五。香港聚集的富豪数字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士，而与英国、意大利并列。不仅世界级巨富的人数增加，地位也在急速上升。李嘉诚已超越台湾富商跃为华人中的首富。同时，香港的富豪排名几乎全部上升，反映出这个东方都会的富裕程度，正在与日俱增。

    李嘉诚一贯重视天时、地利、人和。在他事业每一个重要发展的关键阶段，他所做出的准确判断和重大决策，都可窥见他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了解的深入透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大走向是和平、稳定、发展和协作。中国在不断地摆脱古老、落后、闭关和保守，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创造四个现代化的美好生活。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自“二战”之后，每一个年代都在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础稳固，市民生活不断改善。

    李嘉诚亲手创建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恢复合法地位之后（“长实”成立于1972年7月31日。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的时间是1971年10月25日，北京时间为10月26日上午），在中日建立正常邦交之际（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发表于1972年10月29日），这是他事业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而在他入主“和黄”后不久，1985年5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交换了两国最高立法机构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后，李嘉诚又在他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这是李嘉诚大得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机缘总是赐给有思想准备的头脑”。

    李嘉诚在香港的核心事业正如日中天。

    他属下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股份投资及物业策划。而附属公司则为股份投资、物业发展、地产投资、物业代理，策划及楼宇管理、水泥生产及开采矿石、生产预拌混凝土等。

    李嘉诚属下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主要核心业务则是地产业、物业投资、货柜码头业务、屈臣氏集团的零售业务、和记通讯、卫星电视广播、香港电灯、石油与天然气等，其1991年的业绩也很辉煌。

    李嘉诚旗下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因在1991年度取最辉煌成就，所以举行百周年大庆活动。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主持了“香港电灯节”的开幕典礼。是年在7月份于爱丁堡广场竖立起具有历史意义的街灯作永久展览。10月份邮政署在“港灯”赞助下发行特别邮票纪念香港电力100年。该集团的业务继续取得强劲增长。1991年度较1990年度电力销售量增加5.8％。供电量刷新纪录达1680兆瓦。继新增南丫第6台350兆瓦燃煤机组工程建成之后，又将续增南丫第7台机组，计划于1995年下半年投产，并相应发展输电与配电工程计划。“港灯”已多年成功使用电脑绘画地图，能详细绘出“港灯”在香港街道上全部电缆的位置。“港灯”的业务身系香港民生大计，实施的是低廉及稳定的电费政策及高水平的服务。与此同时，也积极发展海怡半岛的地产物业。“港灯”一向认定香港发展前途看好，并且不断地投资于未来之建设项目。由于该集团具备稳健的财政状况，兼有忠诚勤奋的员工，及股东与财经界的支持，他们对在21世纪的继续发展与繁荣充满了信心。

    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李嘉诚旗下的又一个主要公司。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投资于能源业、地产业及酒店业等。在未来3年该集团占海怡半岛物业发展盈利将继续有所增长，但集团的总赢利情况将会受到在赫斯基的石油尤其是石油及天然气价格未来走势的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仍积极顽强地致力于地产物业、货柜码头业务、股份投资业、能源业、电讯业、卫星电视广播业、贸易业、石油业、采矿业、酒店业等等的发展。这些业务，都在为香港社会的稳定、为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作贡献。“长实”这4大主要公司的上市值超过1300亿港元，占总上市值15％左右，举足轻重。

    李嘉诚希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除大力支持祖国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外，也积极投资祖国内地。从1980年起，他在广州参与兴建中国大酒店的投资建设。在1982年，他担任主席的青洲英泥有限公司向中国大连造船厂订购了“海富”、“海辉”、“海皇”、“海荣”四艘大型远洋货轮，每艘吨位2.8万吨，货量容积达3.9万立方米，总投资金额为1400多万美元。他对大连造船厂的评价是“价钱合理，如期完成，技术臻于国际水平”。他属下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在1980年就设立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旨在“为集团之整体利益与中国之贸易投资机会”。该公司先后向中国内地提供了关于发电设备、制造橡胶轮胎的成套设备，有关飞机、直升机的制造及煤矿、建筑、大船坞的特种设备等等，力促祖国内地四化建设的进展。同时也与内地积极发展贸易关系，他属下的百佳超级市场和屈臣氏商店，每年都动用10多亿港元向中国购买国货投向香港市场。“港灯”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单独顾客。到1991年，李嘉诚旗下的“和黄”集团在香港已拥有140间百佳超级市场，在台湾增设9间新店，在泰国和中国各设2间商店。该集团还拥有屈臣氏商店在香港57间，在海外37间，在中国2间，共96间连锁商店。

    此外，“和黄”集团从1987年起，先后与中国内地合作，成立“宝洁（广州）有限公司”，该公司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中外合营企业之一，销售的个人护理用品颇受市民欢迎”。1991年9月，成立“恒和纺织实业（广州）有限公司”，为合营企业，专门生产外销的优质毛巾。还与中国民航局广州管理局合作，成立广州飞机维修工程公司，为中国国内民航飞机提供维修保养服务。这个公司在1990年开始运作，在10个月内已获发FAA执照（一般需要3至5年时间）。预计该公司业务在以后将会获得实质性增长。

    1988年2月24日，李嘉诚决定由“和黄”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英国大东电报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亚洲卫星公司。购入美制的“亚洲卫星一号”，共投资9.3亿港元。以后，通过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地发射进入东南亚上空的同步轨道。此举不仅促使“和黄”、中国、英国发展了越洋通讯业，促进了祖国航天事业发展，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航天新技术、运载火箭新技术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及影响。

    自邓小平1992年观察南方后，祖国大陆又掀起新的改革开放大潮，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邓旋风”影响所及，八方资金涌向中国。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八大经济圈已经或正在形成。八大经济圈即广东省与港澳经济圈（或称南海经济圈）；福建省与台湾经济圈：东海与南海经济圈（或称南中国经济圈）；山东与韩国经济圈（或称渤海与黄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黑龙江经济圈；新疆与前苏联、巴基斯坦经济圈；内蒙古与蒙古，西藏与印度及尼泊尔，云南与缅甸，云南、广西与越南、老挝等若干经济圈。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92年10月5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经济今天的强劲增长得益于高层领导对改革的广泛支持”。这项报告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30％多；工业总产值增长超过18％；夏粮收成又创纪录，达1.3亿吨”。该报告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0％。这将是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

    李嘉诚在1992年5月2日于深圳与中国方面联合成立了中外合资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在8月份，又在上海金山集装箱码头投下巨资从事港口及码头建设。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仍坚定表示，“本集团亦将积极拓展在香港及中国之物业发展机会”，“中国之开放政策使来往于中国大陆之货柜运输日益增加，本集团亦正研究在上海及中国其他港口投资货柜码头之可能性”。

    李嘉诚在立足香港、紧靠大陆、积极支持并推进祖国四化建设的同时，也在当今世界这个特有的经济环境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积极寻求适当的投资机会，拓展在海外的投资。这完全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趋势的客观需要。

    李嘉诚从70年代的1974年5月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联组怡东财务有限公司起，就精于充分利用外资发展企业的诀窍。

    在资金问题上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又通过发展股份公司不断将个人资本集中为强大的社会资本，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变不惊，节节取胜，立于不败之地。

    李嘉诚在发展香港四大主要公司的核心业务时，又不断寻找在海外投资的机会，拓展海外的投资，这不仅是对各有关国家和地区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贡献，密切了与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增强了友谊，也传播并弘扬了优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欧美加澳等国家人民对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进一步认识与了解。

    既能赢得更多更大的市场，又能赢得集团的利益，从而以更多更大的资金投资祖国内地，力促祖国加速走向繁荣和富强，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进一步讲，又促使香港“长实”系财团四大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积极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实实在在是益于香港益于祖国也益于世界。

    李嘉诚在香港众多核心业务的不断发展，与积极拓展海外的投资及市场的获益实则是相辅相成互补互济的。我们倒是期望着李嘉诚的“长实”系财团能够在当今世界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经济王国”！让世界各国人民看一看炎黄子孙的本事和能耐。

    6、机变为用，变不利形势为有利形势

    在生意场上有一句话：机变为用，把不利形势变成有利形势。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却道出商海中机变为用的重要涵义。

    这就等于提醒投资者：做事要找准机会，机会出现不仅要牢牢抓住，并且还得为自己所用。

    李嘉诚在商场上的角色，扮演的就是生意人的角色，或许很多人都明白，但在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下，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一个纯粹的投资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过分地执著于某一项业务，不要被一项业务套牢，不管这项业务前景多么诱人。

    李嘉诚在生意场中，有时坚持不懈，穷追不舍，甚至不惜“十年磨一剑”，有时却一见不利，及时撤退。无论他继续进取还是退避三舍，都是从该项业务是否有前途考虑的，有利则进，无利则退。

    事实上，他从不偏爱任何一项业务，他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然于商业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真正的商人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李嘉诚一个个大进大出，都是以“腌股”为后盾的，一待良机出现，便急速抛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7年，李嘉诚在半小时内就下定决心投资3.72亿美元，购买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的股份。

    这是一只值得长期保留的明星股。

    3年后，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股价涨高，李嘉诚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将股票抛出套现，净赚近1亿美元（合近7亿港元），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嘉诚在股市中稳扎稳打，善抓机会，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这种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这就是商场上的机变为用，如果一成不变，恐怕是自己堵了自己的路。

    7、见机出击，抢占先机

    所谓机遇是稍纵即逝，不会长时间出现的。成大事者善抓机遇，不善抓者即是平庸的失败者。一个人一生面临的机遇很多，成大事者知道即使只争到“一分之差”的优势，也会成功。

    1982年12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撮合下，李氏家族及和黄透过合营公司UNIONFIONFAITH投资32亿港元，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权。

    时值世界石油价格低潮，石油股票低迷。李嘉诚看好石油工业，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交易。这是当时流入加国的最大一笔港资，不但轰动加国，亦引起香港工商界的骚动。

    其后，李嘉诚不断增购赫斯基石油股权。到1991年，股权增至95％。其中，李嘉诚个人拥有46％，和黄与嘉宏共拥有49％，总投资额为80亿港元。

    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作为全球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只局限于此，舞台未免太小了。跨国投资是李嘉诚的夙愿，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黄、港灯相继到手，李嘉诚便开始大规模行动。跨国投资可以迅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家庭，舞台大了，机会就会更多。

    跨国投资，使自己的企业王国可以遥相呼应，互相支援争取利益。在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本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原理规避风险。正如李嘉诚所说，“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204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50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成了加拿大的投资英雄。仅他一人，就为经济面临衰退的加国，带来100多亿港元巨资。加拿大的商务官员和商人，为了便于与李嘉诚接触，把办公室也搬进了华人行。

    传媒报道：“一位加拿大商务官员对李嘉诚简直是着了迷。他有一幅李氏的肖像（杂志封面），挂在办事处内，此人提到李嘉诚便赞不绝口，说道：‘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这位商务官员很想李嘉诚投资魁北克省，哪怕是买下皇家山一座房子、一间纸厂还是一些餐厅连锁店，都十分欢迎。只要李氏肯投资，魁北克省便可列入李的商业帝国版图，而且还可以吸引其他香港富商仿效。”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加入加拿大国籍。他本人于1987年应邀加入香港加拿大会所，成为会员。每当李嘉诚出现在加拿大会所，驻港的加国官员及商人，便把他众星拱月般地围住。一名了解中国文化的官员，把李嘉诚称为“我们加拿大的赵公菩萨”。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会员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全球化发展是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特大型企业的必由之路。李嘉诚的海外投资并不限于加拿大，而是四面出击，几乎是与加拿大同步进行的。

    1986年，李嘉诚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并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

    该公司股东们对李嘉诚大举收购英资公司的行动早有耳闻！因此他们对李嘉诚怀有戒心，担心他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于是便组织反收购。李嘉诚见势不妙，便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继而，李嘉诚又出击美国。1990年，他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这次行动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然而，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诉讼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李嘉诚在美国最划算的一笔交易，应该是他与北美地产大王李察明建立了友谊。当时，李察明陷入了财务危机，急需一位有足够经济实力的大亨为他解除危机，并愿与其结为长期合作伙伴。于是，李察明找到了李嘉诚，他说：“我相信李嘉诚的为人。”为表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的49％股权，以4亿多港元的“缩水”价，拱手让给李嘉诚。这是李嘉诚诚实经商的良好形象及信誉带来生意及利润的一个有力例证。

    1992年3月，李嘉诚、郭鹤年两位香港商界巨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的牵线搭桥，携60亿港元巨资，赴日本札幌发展地产。李嘉诚的举动，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不小震动。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嘉诚说：

    “正像日本商人觉得本国太小，需要为资金寻找新出路一样，香港的商人也有这种感觉。一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李嘉诚投资海外的几次大行动，有成功也有不利，收购成功，就控得该公司，如收购难度太大，就见好就收，赚一笔就走，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因为世界之大，企业之多，实在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充分显示了李嘉诚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不拘一格的经商作风。

    8、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成大事者能静心等待最佳的时机再出击，而不盲目地“一条路，走到黑。”因为他们知道，那样也许会毫无收益一事无成。李嘉诚收购港灯就是采取这样的战略。

    港灯即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于1890年注册成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又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二战之前，港灯坐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盈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一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这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据1981～1982年市场传言，怡和、长实、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公司，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众股份，并以破香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

    最后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是放其一马。

    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行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李嘉诚信心百倍，静待其变。

    对于置地公司负债购买的疯狂行为，《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场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置地不愁没钱赚，可惜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跤，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雪上加霜，欧美日本经济衰退，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惨雾，地产市场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楼宇由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公司陷入空前危机。1983年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潭，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的纽璧坚黯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这两家公司主席职务。

    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在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有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往，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触地喃喃说道。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在以上过程中，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确实精明。

    首先，面对置地似乎是失去理智的收购，如果李嘉诚迎其锋与之碰硬，一来未必能胜，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的是赔本生意。李嘉诚说过：“收购不像买古董，不是非买不可。”足见李嘉诚十分冷静和理智。

    其次，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或者碰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置地就可能不攻自乱。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易如反掌，或者正是置地求之不得，变成帮助置地的事。这种“隔岸观火”的做法，不失为坐收渔利的一个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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