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联想公司总裁柳传志一语道破了其中真谛：“大公司做人，小公司做事。”
1、欲成事业，名誉贵比生命
作为成大事者，最宝贵的是有一个好名声，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名誉比赚钱更重要，良好的声誉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李嘉诚自言：“我喜欢看书，古今中外的都爱看，每每看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去睡觉。有时不敢看钟，因为如果只剩下两三个钟头，心就会很怯。”他有感而发，“在看苏东坡的故事后，就知道什么叫无故受伤害。苏东坡没有野心，但就是给人陷害，他弟弟说得对：‘我哥哥错在出名，错在出高调。’这真是个很无奈的过失。”
李嘉诚为人谦虚谨慎，毫无风头意识，尽可能保持低调，但他又做不了彻底的隐士。他不是一架赚钱机器，有情感、有理想、有信念。他清清白白地赚钱，光明磊落地做人，也善意地希望社会上的人都这样。因此，他在公众与记者面前，会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千万不要以为李嘉诚整天与记者打得火热，香港记者写的有关超人的新闻报道，多是来自记者招待会，或“外围”采访。李嘉诚似乎对远道来的记者要客气些，如欧美记者。内地深圳记者夏萍小姐也曾独家专访过李嘉诚，令自谓无孔不入的香港记者汗颜，各报馆如发生地震。
据传，香港记者无一人专访过超人。在香港众多的记者中，林燕妮名气不可谓不大，那时她替《明报周刊》做“数风云人物”访问，极希望专访李嘉诚，但总是遭李嘉诚婉拒。万般无奈之下，林以广告商的身份去长实洽谈业务，才接触到李嘉诚。
林燕妮说：“李嘉诚亦不是绝对不肯接受访问，熟知他性情的长实人说，老板小风头不肯出，很大的风头又不同。如果是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访问，便当然有希望了。”
李嘉诚绝无歧视香港记者之意，他不便开这个先例，香港有这么多的报刊，这么多记者，李嘉诚什么都不干也应付不过来。不过，超人会在公众场合，很友好地回答众记者的提问。
对记者，李嘉诚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曾经谈到这么一件事：“我做人的宗旨是对己严格，善待别人，必须勤奋，同时还要重承诺、守信用，不伤害他人。有一次，一个我很讨厌的报社记者在我公司楼下等我，我刚刚上车，同事说他已经等了两小时，他正要离去。我立即叫司机倒车，向记者说可以谈一下，因为我不忍心他站了两个小时，回去没有东西交待。”
李嘉诚是香港曝光率最高的富豪，他本人与香港市民一样都已习以为常了。他似乎不希望香港《文汇报》全文刊出中央电视台对他的访谈录。一位内地记者特意将这篇访谈录找来看，字字句句闪金光，令人油然生出无限敬意。
前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对李嘉诚有个结论性的评价：“他这个人特别聪明。”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刚毅性格的男子汉，无论外界如何评议他，他都一如既往按照他内心所认定的目标去奋斗拼搏，去为人处世。尽管市场总会冒出不利他的传言，却无损他的良好声誉，也正因为如此，证实他的声誉不是炒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时间考验后得出的结论。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
比如香港人叫了他10多年超人，但他至今不认可这个称呼，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李嘉诚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因此，李嘉诚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派谦谦君子之风，被人称为儒商。
2、培养自己的公德心
一个成大事者能够在事业有成的同时，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很重，那么，他不仅是一位事业有成者，而且还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之人。
李嘉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无需用名片表白身份。可在中国的西部，他却破例给几个残疾人各留下了一张名片：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
那是在2001年2月，李嘉诚到西部去考察这里的教育及医疗情况。行前，他特意提出，这次一定要去看望看望残疾人。
2月20日，李嘉诚来到他8年前捐资建设的甘肃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当时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脑瘫患者见到李嘉诚，迈开蹒跚的脚步、伸出颤抖的双手，李嘉诚快步迎上前去亲切抚慰；经过听力语言训练的聋儿在动听的乐曲中齐声朗诵儿歌、跳起优美的舞蹈，李嘉诚脸上不时洋溢出舒心的微笑；他还非常仔细地查看了“长江普及型假肢”装配的整个流程，关切地询问假肢是否舒适耐用，当他亲眼看到刚装上假肢的残疾人迈出第一步时，一丝欣慰的笑容浮现在李嘉诚饱经沧桑的脸上。随后，他和残疾人围坐在一起，他们争着向李嘉诚说各自的心里话，残疾人发自心底的话语，使李嘉诚十分动情，其中有几个孩子的故事更让他无法安坐：
田楠虽然从小双耳失聪，但李嘉诚资助的聋儿语训项目使她学会了说话，能与健全孩子一起在普通学校学习，她现在已是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田楠激动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动情之处忍不住抽泣起来。李嘉诚绕过半个会场走到她身边，安慰她说：“我听懂了，不要难过，忘掉不幸过去，未来会更美好！”
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张静，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失去左腿。每天早上，她都单腿蹦到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背影，心中有说不出的羡慕。去年7月，李嘉诚资助她装上假肢走进课堂。小张静骄傲地告诉李爷爷，她语文考了97分，数学得了100分，还当场表演了踢毽子，并且拿出了自己的奖状。李嘉诚高兴地接过张静的三好学生奖状，抚摸着她的头说：“将来科技发展了，你还会跑起来。”
6岁的儿童窦军，长得虎头虎脑，一派童真，不幸的是失去了一条腿，他见到李爷爷，他毫不羞怯地仰着头大声说：“李爷爷给了我新腿，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后挣好多好多钱，坐着大大的飞机去看您。”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李嘉诚也开心地笑了……临别时，出乎意料的是，李嘉诚向秘书要来自己的名片，逐一递到残疾人手中，温和地说：“今后，有事找我。”在兰州，从未看见李嘉诚给任何人送名片，现在他拿出来了，给的却是最普通的残疾人，几个孩子！
一周后，李嘉诚返回了香港。就在第二天，他给张静和田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很高兴与她们见面，同时鼓励她们努力学习，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在学业上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日后如升学遇到困难，可以和他联络。这样一个商界巨子，每天要务繁多、百事缠身，但他没有忘了那两个普通农村的小姑娘。如此迅速写信，更是出人意料。
中国残联的一位盲人理事讲述了他下基层经历的两件事：青海一位因外伤而双目失明的70岁老人，终生没有走出过草原。老人对同是盲人的中国残联一位负责人说：“草原很大，我走不了多远，可听很多从我家经过的人都提起李嘉诚。他没有来过我们这儿，可他让草原上的许多盲人都睁开了眼。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11年来，李嘉诚从未间断与中国残联领导晤谈，了解残疾人状况。这是为什么？
从谈话记录中看到，李嘉诚屡屡提及“助无助者”。他说：“人在无助的时候，帮一下，是最有益的。”早在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邓朴方首次访问香港，李嘉诚就捐款200万元港币。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后，1991年李嘉诚再次捐资1.05亿元港币。
其间发生的故事令人回味：1991年8月，邓朴方率中国残疾人展能团和艺术团访港。时值华东水灾，港澳同胞纷纷为灾民捐款。邓朴方申明，此次赴港不进行募捐筹款。李嘉诚执意前往看望，在刚刚向华东灾民捐献5000万元港币后，又当面送给中国残联一张500万元港币的支票。
晤谈时邓朴方特别提到：“我们把你的捐款作为‘种子钱’，每用1元，带动各方面拿出7倍以上的配套资金，用到残疾人最急需的项目上，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邓朴方的一席话，恰与李嘉诚的办事原则不谋而合。李嘉诚连声称赞，说：“每一个铜板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你们使用资金的效益这么高，令人佩服！你们所做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李嘉诚向邓朴方索要了残疾人事业的资料回去参阅。是夜，李嘉诚与两个儿子长谈。内地残疾人的困难令他动情，中国残联使用捐款的效益令他动心。次日，李嘉诚约邓朴方再次晤谈。8月12日，两人见面。李嘉诚说：“我决定再捐1亿元，也作为一颗种子。你们只需争取四五倍的配套经费，便可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士。我捐钱，你们落实这个计划，为残疾人办事。”
12月初，李嘉诚委派次子李泽楷来北京，全面了解内地残疾人状况、工作的要点、难点及正在拟定的计划纲要草案。李泽楷凝神倾听，仔细阅读，频频点头。几天后，李嘉诚致函邓朴方：“贵会最能了解残疾人士之需要，所做之决策亦能令残疾人士无论心理及生理之健康均得到最大之帮助，本人及属下公司均乐意配合……”
1999年12月，邓朴方将赴香港两天，参加国际会议。李嘉诚闻讯，致电北京，希望与邓朴方在港期间见面晤谈。12月18日，两位老朋友再次相聚。李嘉诚真诚地向邓朴方表示，1990年交谈的情景，印象犹深，当时非常高兴，新世纪来了，彼此一定要加强合作。李嘉诚乐意再捐款筹办新里程计划，原则上不要锦上添花，一定要实实在在的东西。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他愿意不断付出精神、时间和资金在医疗、教育和公益事业上。邓朴方说：“1991年的捐款，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55岁了，内地是60岁退休，我想在退休前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为后来者留些东西。主要着眼于薄弱环节和发展需要，创造条件、建立基础、形成机制，使残疾人事业得以与经济社会协调地持续发展。无论如何，选好项目，用你的捐款主要做拓荒性的工作。”
李嘉诚赞许道：“机制很重要。”三个月后，中国残联送上一份需6000万捐款资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李嘉诚欣然同意。后来，他又主动追加4000万，捐款达1亿元港币，以扩大受益人数。
近年来，中国残联多次向李嘉诚提议，举行捐款助残总结发布活动并邀请他参加，均被婉言谢绝。
李嘉诚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国民应尽之职。”李嘉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上要成就每一样真正有价值而且值得骄傲的事，都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为理想和目标付出时间、努力、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精神……大家以崇高的价值观，付出爱心、精神，善用宝贵的资源贡献社会，共同为人生留下美好的种子。”这就是李嘉诚与残疾人之间鲜为人知的平凡故事。
人们从中可以读出商海之外的李嘉诚，一个生活中的、立体的、大写的“人”。佛学大师赵朴初，临终前，在医院挥毫为李嘉诚题词：“拳拳爱心。”很少题词的李嘉诚，在甘肃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挥而就：“发扬人性中光明与高贵的一面，为无助者提供无偿服务。”同时同地，残疾人送上他们的礼物——在众多残疾人的签名之上，托出一行大字：“您的爱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3、富贵不忘本：创办汕头大学
一个人在大富大贵后，能不忘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充分发挥自己的道德力量是非常可贵的，“我是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李嘉诚不仅时时这样提醒自己，也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对祖国应尽些责任”来要求自己，他离乡旅港多年，虽忙于商务，却无时不缅怀国家，思念故土，竭力支援祖国建设，报效桑梓。李嘉诚在给家乡政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推动之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持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乡中若有有助于乡梓福利等事，我甚愿尽其绵薄之力。”
李嘉诚在家乡的盛举，当属捐资兴建汕头大学。
当年，爱国华人陈嘉庚多年奔波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召集和发动海外炎黄子孙，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正义斗争。他还热心于祖国的公益事业，帮助家乡人民办教育，他以“企业可收盘，学校不能停办”之决心，在福建捐资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及水产、航空等学校，造福后代，成为中国人民交口称赞的华侨领袖。
如今，李嘉诚怀着“报效祖国、造福桑梓”的爱国热忱，以“千方百计”、“破釜沉舟之精神”捐赠6亿港元创办汕头大学。为祖国、为家乡人民办了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实事。具有悠久历史的潮汕地区，人才荟萃。然而在这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00余万人却没有一所大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潮州就有人呼吁集资兴办大学。当时，陈嘉庚也非常赞同这一想法，还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论潮州大学》，在文章中，他说：“潮州尚未有一所大学，诚属憾事”，“虽僻处南疆，然与东南亚交通至为便利，潮州创办大学……不但为中国之大学，将来亦可为东南亚之大学。”
陈嘉庚的愿望终于由李嘉诚实现了。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因此需要较多的经济管理人才。中央及当地政府认为，潮汕地区迫切需要一所大学，并号召海外华侨参与赞助这一盛事。
李嘉诚在少年时代，因受其父影响，即有投身教育的志愿，只是因时势变化，才将兴趣转移到经商上。兴建汕头大学的消息，又勾起了他教育报国的宿愿，虽然自己不会从事教育工作，但决心尽全力促成此事。
1980年5月，汕头大学筹委会在广州成立，主任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1981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汕头大学。11月，任命许涤新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校址选在汕头市郊桑浦山南麓。
李嘉诚首先以个人名义捐款3000万，并在筹备工作中倾注了很多心血。
陈衍俊先生从1981年起就参加汕头大学的筹备工作，对李嘉诚为此做过的努力比较了解，他在其著作中写道：
“这个阶段（筹备阶段），李嘉诚与汕头地区、市政府领导人和汕大负责人的主要精力和主攻目标，集中地放在抓‘硬件’的工作上，就是迅速解决第一期建校工程问题。承担这方面艰巨任务的是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和汕头大学筹委会办公室基建部门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和同事们。”
“李嘉诚除了自己要付出许多时间关注汕大的工作外，在香港公司内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汕大事务的工作班子，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校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受李嘉诚先生委托，专门负责汕大整体设计，并与汕大筹委会办公室基建组、北京有色金属冶金设计院紧密合作进行建校蓝图的设计。”
1982年，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香港信息危机，香港股市地产急剧下挫。长实年盈利下跌到5.26亿港元，跌幅高达62％；1983年，公司盈利继续下跌至4亿港元。
长实情况不妙，整个香港业界更是一片黯淡，移民走资的浪潮风起云涌。
一些回潮汕老家的港商说：“看这情况，香港的有钱人都会跑光的。”一时间，潮汕流言四起，说：“李嘉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会再拿钱来建校了！”有一些人，还跑到汕大基建工地，看看工程是否在建，是否如传闻所说摘下了筹委会的牌子。
面对此情，李嘉诚于1983年5月，给汕大筹委会写了一封信，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损者甚多，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的经济情况，我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李嘉诚果断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还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之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1986年6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嘉诚时，专门就此事对其表示感谢。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办汕头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发展教育事业对于促进祖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愿为此而努力。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希望这所学校对外更加开放一点。”
邓小平对李嘉诚的想法深表赞同，并承诺要给予大力支持。他说：“这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汕大应该办得开放些，办成全国重点大学。我们今后要全力以赴，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
李嘉诚非常清楚，对于办汕头大学这样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领导的支持，是很难办的，就算是办成了，也无法办好。
因此，李嘉诚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特别针对师资力量与教育实验设备跟不上专业发展的需要等问题，希望邓小平“发话”，指示国家教委协助解决如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给予大学更大的开放，招揽国外良好之师资，并调派国内优秀人才南下；
第二，给予大学更大权限，在汕大成立研究院，派遣研究生出国，早日学成归来，为汕大服务，使汕大学术水平能达到国际水准；
第三，给予大学更大方便，使国内外有心为汕大贡献一份力量之人士，能为汕头培养科技人才贡献力量。
收到信后，邓小平表示同意，很快做出了批示。国家教委马上落实了邓小平的批示，鼓励汕大进行改革，允许汕大开放办学，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和骨干教师前往支援汕大。
1986年10月7日，李嘉诚在第四次莅临汕大时，动情地说：“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曾多次追加捐款。
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捐款项竟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
李嘉诚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他在海外组建了“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在汕头市兴办一个10万千瓦年发电量5亿度的火力发电厂。李嘉诚汕头大学基金会有限公司除了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外，还负责代汕大向国外筹借5000万美元。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和汕头医院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会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一个教育家，但他却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来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决不能墨守成规。
正如他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为了让汕头大学教师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李嘉诚在香港专门成立了汕头大学学术基金会，为汕大的海外学术交流活动提供资金。
为了培养汕大的教师，李嘉诚又在香港大学设立了李嘉诚奖学金；李嘉诚还拨出专门款项，送汕大教师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双学士学位。
1984年以来，汕大已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0多人。李嘉诚为汕大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了美名。
4、做人简简单单就好
不容讳言，许多人追求财富的目的就是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李嘉诚当初创业的初衷也许是这样，使一家人过上好日子，不用挨饿受冻。现在的李嘉诚，富可敌国，他追求财富的目的，也自然不是单纯地为了吃饱穿暖。
李嘉诚知道自己是从艰苦中走过来的。所以，仍然保持着当年创业时期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
李嘉诚说：“就我个人来讲，衣食住行都非常朴素、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这在当时，以李嘉诚的身份，确实“高档”了些。但现在，李嘉诚作为本港首席财阀，住这样房子就显得有点寒碜。从80年代中起，住在山顶区的部分英国人陆续撤离，腾出的花园洋房，大都为华人富豪买去。都说，香港顶尖级富豪，该住进顶尖级的豪宅区，李嘉诚却对老房子情有独钟。
深水湾的李宅外观不气派，内部亦不算豪华，看不到海景。不过现在价格不菲，估值在1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在家中的生活外界不详，他从不在家中接待记者。只在周日，他一家人常会坐游艇出海游玩。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现在已算不得豪华。
李嘉诚的衣着倒是有目共睹的，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1992年5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李嘉诚生活俭朴》的文章介绍道：
“李嘉诚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手表成为李嘉诚简朴的象征，凡是涉及李嘉诚个人生活的文章，没有不谈手表的。据介绍，李嘉诚早年戴的是极一般的日本精工表，后来电子表流行，他改为西铁城电子表。
且不论是哪一级富豪，就是白领阶层，戴一两百万元的瑞士名表，比比皆是。李嘉诚的戴表水平，只属于低收入的打工一族水平。
李嘉诚决不认为手上的表有损其高贵身份，他反而引为自豪，他常常把手表展示给外国记者看。《李嘉诚——香港房地产巨人》一文谈道：
“一位外国记者曾评论说，李嘉诚看上去不像一位难对付的商人，而像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学校长。他经常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素色领带。有一次，他指着手上戴的西铁城电子表，对来访的客人说：‘你戴的表要贵重得多，我这个是便宜货，不到50美元。它是我工作上用的表，并非因为我买不起一只更值钱的表。’”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在私邸中一住就是20多年。他使用的豪华汽车、游艇都是私人的，甚至工作午餐也不列入公司账目。长江集团在站稳脚跟之前，为了表示对公司的信心而节约开支，多年来，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各位董事的薪金。”
没有人知道他在私邸里的消费，他出身苦寒，均认为不会奢侈到哪里去。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地盘工（建筑工）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公司来了客人，他不带去高级酒楼，就在公司食堂吃，比平时多几样冷盘炒菜，分量不多，但能吃饱，又不至于浪费。
李嘉诚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舞技自然很一般。在香港人眼里，他是个“没有生活情趣的典型东方人”。
李嘉诚惟一为西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深水湾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李嘉诚每天都要去玩几棍。两处相隔不远，李嘉诚驾车去，只需5分钟车程。
李嘉诚还是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会员，约每周去一次。去那更重要的不是锻炼，是消遣放松，更是会会老友。李嘉诚的不少信息，还有不少生意，都是在球会获得与促成的。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现在用的多是日产总统型，据他说是为了安全，才改用这种大马力的车。
他有一部劳斯莱斯，市值数百万港元。据统计，香港拥有劳斯菜斯1500余部，是全世界人均占有劳斯莱斯最密集的地区。以李嘉诚世界华人首富的身份，他坐劳斯莱斯，完全合其身份，且无人议论。
1993年第7期《世界经济》，对日产总统型房车如是评述：
“犹记得3月中公益筹款活动中，一部日产总统型房车以160万由另一地产商投得。日产总统型房车来头不小，首先它是日本皇室御用座驾，置身其中，独享尊贵典范；其次此车矜贵难求，日本本土以外，除了在香港便没法找到，加上配额仅40部，非泛泛之辈能坐拥……”
李公子泽钜的婚礼，花车是劳斯莱斯，李嘉诚坐的日产总统型房车，到会嘉宾中何鸿坐的是劳斯莱斯，利国伟及郑裕彤的座驾亦同属日产总统型号。屈指一数，当日停泊在教堂门外的豪华房车，分别有19部奔驰、3部劳斯莱斯及10部日产总统型房车。
大多数人认为，李嘉诚既然已拥有名贵价昂的劳斯莱斯，自己独享几次也无妨，大可不必打入“冷宫”。李嘉诚的意思，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恋奢侈，忘记勤俭。
李嘉诚做了爷爷后，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我不打算摆满月酒，省下的钱拿去做公益。将来第二个儿子结婚，如果女家方面肯听我劝，我照样不铺张。我认为一些事在内心庆祝就可以啦，我一生都未摆过生日酒。”
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悭俭、勤奋、精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气）。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
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啬金钱。”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李嘉诚曾经做过多少善行义举，李嘉诚不但不孤寒，而且是世上少有的大慈善家，一个悭己不悭人的大慈善家，然而这位大慈善家自己过的，却是一种极为俭朴的生活。这一点真令人感慨万千，钦佩之至！
5、行得正，才能走的稳
正直的品格是成功人士应具备的要素。每一个人应该感到，自己的体内就有这种力量，不能在事业小有成就后，就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大凡历史上真正成功的伟大人物，始终能保持这一品德。李嘉诚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成为一个富甲天下的大亨，但他在赚钱的同时不忘做人的根本。为此他不但赢来了数以万计的金钱，更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李嘉诚娶表妹庄月明为妻，庄月明是李嘉诚舅父庄静庵的掌上明珠，庄静庵是香港钟表大亨，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庄月明出身名门，可谓大家闺秀，不但容貌秀丽，而且聪慧过人。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华女校和香港大学，后来又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
当年父母在万般无奈之下，带着年幼的李嘉诚投奔舅父，一家人寄人篱下，饱尝了世态炎凉。可柔弱善良、正直纯洁的庄月明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表哥却给予了特殊地关照。出身大家的表妹在精神上给了李嘉诚无限的慰藉和支持，她时时刻刻的关注着表哥的所作所为，对表哥事业的每一次小成就都感到欣喜，李嘉诚也因此喜欢上了这个聪明漂亮的表妹。李嘉诚内心知道，自己只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才能够配得上出身富贵名门的表妹。
李嘉诚断然拒绝了舅舅的资助，中途辍学，外出工作，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当年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舅舅，因为自己也是白手起家，所以很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李嘉诚自己闯荡，没有让李嘉诚进自己的公司。李嘉诚也因此深深懂得必须依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本来应该享受爱情甜蜜的果实。但是，喜欢讲究门户的舅父、舅母，不允许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认为李嘉诚配不上出身名门、才貌俱佳的女儿。他只是一个学历偏低、出身贫寒的青年。况且他的事业刚刚起步，将来的一切全无定数。
光阴荏苒，1963年，已经35岁的李嘉诚在事业上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辉煌，让舅舅感到瞠目结舌，对其刮目相看。而且此时月明也已经31岁，两位老人也被他们执著的爱情所打动，最终应允了这门婚事。他们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婚后庄月明进入了长江工业公司工作，希望给李嘉诚以帮助。她凭借着出色的外语、克勤克俭的作风，很快与同事们打成一片，并得到一致好评。
在当时，李嘉诚还算不上是大富豪，为了让爱妻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斥资63万买下一栋花园洋房，这就是深水湾道79号3层住宅，现在李嘉诚还依然居住。这栋洋房当时被人称做是送给爱妻最好的礼物。
庄月明先后为李嘉诚生了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兄弟。从此，她开始专心家事，照顾老人、抚养孩子。
李嘉诚夫妇于1989年12月31日出席在君悦酒店举行的迎新年宴会，容光焕发的夫妇俩成为当晚宴会上最耀眼的人物。但第二天下午，传来骇人的消息，庄月明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年仅58岁。身经商场百战的李嘉诚，面对妻子的突然离世，悲痛欲绝，难以自已，不禁潸然泪下。
刚刚60出头的李嘉诚，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又拥有家财万贯，因此身边美女如云，但是李嘉诚的私生活却始终很检点，从不放纵自己，与其他绯闻缠身的富商不同，李嘉诚对妻子忠贞不渝，因此从没有人向他提及续娶之事。
李嘉诚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香港资深女记者林燕妮首次赴华人行的长江总部，与李嘉诚商谈广告事宜。“奇怪的是，一坐下来，他（李嘉诚）开腔的并非谈公事，而是澄清传媒对他的绯闻传言。”
“李嘉诚说：我跟某某港姐绝对没关系，亦不认识，外边乱讲。”
地产商不止一个姓李的，传媒也没有说是“长江”的李姓地产商，更没描绘该李姓地产商高高额头，戴眼镜，平时好穿黑色西装，说话带潮州口音。李嘉诚确实过于小心，他与林燕妮谈这事，因林燕妮乃是新闻圈中人——香港屈指可数的名牌专栏作家。李嘉诚这般解释，大概想借林燕妮女士之笔，予以澄清。
林燕妮事后说：“我们是做广告的，绯闻我们不关心，但他显然十分介意。”
《明报周刊》曾刊过题为《一生最怕惹绯闻，视名甚重》的文章，提到某报说一位李姓地产商与某港姐有染，李嘉诚对客户说，他不认识这个港姐，外面乱传。客户并没问起此事，李嘉诚急于澄清，再说李姓地产商有好几个，李嘉诚如此谨慎，可见对绯闻的惧怕程度。
多家香港传媒谈到李嘉诚，若女星欲上前敬酒或攀谈，超人便会逃之夭夭，惟恐给记者的镜头抓下把柄。
超人亦如一块白璧。谁都知李嘉诚与夫人庄月明青梅竹马，相敬如宾，情深似海。因此，庄月明过世后，竟无人敢提超人续弦的话题。
我们自然不会轻信李嘉诚的所谓“绯闻”，根据以往的经验，颇多流言蜚语，经时间和事实证明，纯属子虚乌有。
做人难，做名人难，做有钱的名人更难——李嘉诚对此，有深刻体会，但是他坚持洁身自好，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在他心目中，保持清名并不只是一个名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品格问题，他是不允许自己在品格上有污点的。
6、孝道与慈心是做人之本
1986年5月1日，庄碧琴老夫人仙逝。李嘉诚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丧礼。这一天，港督卫奕信及其他政要、香港各界名流、潮汕籍同乡以及老家特派代表3000多人前来参加追悼大会。
随后，按佛教礼仪为庄碧琴女士举行超度。仪毕，灵柩葬于柴湾佛教墓地。
李嘉诚母亲庄碧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李嘉诚早年人生观的形成，受母亲的影响颇大。佛教以慈悲为怀，即使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李老夫人都以慈善待人待世。她对李嘉诚及其弟、妹的教诲皆是如此。
中年丧夫的李老夫人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打击，她从不怨天尤人，总是默默地勤俭持家。她的坚韧和毅力也对李嘉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嘉诚没有让母亲失望，他不但靠自己的辛劳拼搏维持了一家的生计，还逐渐成为香港商界骄子。李嘉诚说：“我旅港数十年，每碌碌于商务，然无日不怀恋桑梓，缅怀家国，图报母恩。”
李老夫人住在渣甸山花园别墅，里面辟为佛堂，清幽宁静。李嘉诚每日都要去看望母亲，还会特意为母亲带去素食。母亲住院治疗，他亲奉汤药，极尽孝道。
按传统观念，李嘉诚可谓是“光宗耀祖”了。然而李嘉诚的境界，显然要高出这一层。
李嘉诚曾出资重修40多年前的祖屋，在原有面积上，盖了一幢四层高的小楼，妥善地安排了堂兄们及其子女的住房问题。
李嘉诚还以母亲庄碧琴善女的名义，捐资210万港元修建潮州市开元镇国寺，另还捐款修复该寺的附属建筑。
在“家”与“国”的问题上，李嘉诚的做法颇为圆满，得到了有佛心善性母亲的赞许。
有人认为，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女人的作用，倒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辅佐才能，起码的一点，要激励男人奋斗的志向，完善男人的品德。
7、做事以做人为先
一个人要以勤、敬、诚、信为行为准则才能成其大事，李嘉诚一生不仅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李嘉诚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式统治，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内还是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
但是，大凡任何中国人，皆“亲情难舍”。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有无子之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一块心病才算落地。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楷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
李嘉诚是血肉之人，在接班人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困难，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练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谈起教子经验时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当儿子们逐步有些业绩时，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他们曝光亮相。比如在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司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家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心理成长。
李嘉诚素以念旧著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仍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于是变相担当起了“师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好时时向他请教。
此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他在李氏集团里，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多年来他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业务地产方面。
尽管1993年2月，李泽钜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而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李嘉诚由于“鞭长莫及”，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他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再次对李泽楷重申“最高指示”——“凡事要保持低调”。但搞电视及大众传媒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因此要执行父命，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按照父亲交待，在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不会像弟弟泽楷那样张扬。他“曝光”机会也不多，而且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这大概是李泽钜从乃父身上，察感“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风头较其弟李泽楷小得多。
而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
李泽钜多次说，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
李泽钜又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
此话锋芒不露，颇为得体。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李泽钜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舆论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他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总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开明，既寄予愿望又给予自由。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此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
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钜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显露出“公子哥”的德性，父亲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4年1月24日刊出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开篇说道：
“莫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当中不乏自命不凡的年轻才俊。在芸芸众子中，最瞩目而又最惹众人羡慕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27岁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带着极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来像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针对二公子的性格特点，李嘉诚郑重送给李泽楷两条忠告，除“树大招风，保持低调”外，另一条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也是他从商一辈子的经验处事准则。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原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满招损，谦受益”，讲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如果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者这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的将是你的整个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整个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少拿一点，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是合作的一方，而且还将包括人们对你的无限信赖和尊敬、无穷的商业机会、是少拿的1％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万倍。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学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个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应当指出，李嘉诚的做法对于商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一方面，做人是做一切事业之本；另一方面，今后的商场日益没有那些见利忘义的狡诈之徒的容身之地，只有运用合法手段进行正当竞争，才能成大事。
像李嘉诚这样做一个遵纪守法、集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于一身的现代儒商，是今后商人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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