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森

    1995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城区原顺承郡王府的旧址上修建了几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和会议室，原有的古老建筑被迁往他处，唯有几棵老槐树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了下来。机关老的工作人员都还记得，北门一隅（原政协东院）两棵挺拔的老槐树下面，曾有一座结构别致的庭院，这就是被人民政府特赦的部分伪满和国民党战犯、后被安置为文史专员工作的地方——文史专员室。就在这里，专员们度过了他们有意义的晚年。

    文史专员室成立于1961年春，其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文史专员室的名称是由周恩来总理（当时兼全国政协主席）亲自确定的。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政协分批安排了21名专员。第一批有：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第二批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其原特赦通知书，按投降人民对待）、董益三、沈醉（最高人民法院后审理决定撤销其原特赦通知书，按起义将领对待）、李佩青；第三批有：廖耀湘、杜建时（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其特赦通知书，不以战犯对待）、康泽，后来还有方靖；第四批有：黄维、文强。被第四批同时安排为专员的还有解放后被错误关押，曾于川北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四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等。这些人除溥仪、溥杰（前者为晚清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后者为皇帝的弟弟）外，均为国民党的将级军官。他们在旧中国人生经历的时间跨度从晚清、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而以后一个时期人数为最多。

    我是1982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初任办公室主任兼文史资料出版社社长，后任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后为杨成武、孙晓村、杨拯民），由于工作关系，经常与文史专员们有所接触，逢年过节我都要到他们家中登门拜访，与其中一些人有了较深的交往。

    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庆幸新生、愿将余生献给中华的情怀。生活水平虽然与他们在旧社会的高官厚禄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并不介意，而对温馨、祥和的新生活备感舒畅。

    在学习会上，在日常言谈中，他们反复表述的一种观点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特别是周总理对他们的关怀是真诚的、体贴的、始终如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被特赦之前，党和政府采取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的政策，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谆谆诱导、体贴人微的工作作风，一步一步地使他们从对抗、抵触、不合作的状况，转化为服罪、认错、向人民靠拢，从而取得了思想改造的胜利。而且在特赦之后，特别是安排为文史专员之后，继续对他们给予关怀和帮助，并对他们的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9年12月14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第一批特赦人员。他殷切地希望特赦人员努力成为改造的标兵。他和蔼地同特赦人员聊天，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叮嘱他们春节时无论如何要回趟家，同离散多年的亲人团聚，同时又严肃地勉励大家今后在生活、工作实践中确定四种观点，即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这些话对于曾在战犯管理所读过《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的特赦人员来说，是高度概括而又简单明了的政治要求。他们把它视为“四训”而深深铭记在心，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认真付诸实践。

    1963年11月3日，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在中南海接见了溥仪和杜聿明等全体专员和他们的夫人。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其他领导人张治中、傅作义及夫人、鲁迅夫人许广平等。陈毅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文史专员们几年来的工作成绩，然后表达了中央领导人对他们的关怀，祝愿他们在新中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总理向他们宣布了一个大的行动计划，就是在明年春暖花开和金秋时节，组织全体专员和他们的夫人到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参观游览。这个计划在中央统战部的具体安排下，于1964年的春秋两季圆满实现了。在这次游览参观中，专员们置身于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旧中国所未见到的雨后春笋般的建设项目，无不感慨万端，惊叹共产党能在百孔千疮的废墟上建设起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祖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除了党的领导人的关怀和帮助外，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如张治中、邵力子、陈其尤等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表示关怀和鼓励。

    文史专员室作为全国政协机关的直属组，每周安排一次集体学习活动。学习内容除由政协学委会统一安排外，一切学习活动均由他们自主：自选组长，自己主持会议。提倡畅所欲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大家在发言中勇于暴露思想，联系实际，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在20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干扰下，学习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有的发言检讨过多、上纲过高等，但总的说来，他们在学习中改造立场、观点、方法是有很大成绩的。

    这里举两个例子：

    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初期，他曾经是一个不认输、不服罪，誓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带着重铐押进北京的有名的顽固分子。经过多年的学习改造，他逐渐认识了历史是非和时代真理。有一次周总理接见英国著名将军蒙哥马利，邀他作陪。当蒙哥马利问他：中国在对日作战时，你的军队装备训练都不如日本军队，却在广西昆仑关打了大胜仗，而为什么后来你的军队装备训练都远远超过对手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反而败得一塌糊涂，你自己也当了俘虏？当时杜聿明毫不犹疑地回答，这正是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周恩来总理和在座的国家领导人大都认为杜聿明的回答非常得体。

    宋希濂。他与杜聿明同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在北伐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但他为蒋介石“剿共”、“戡乱”卖过力气，在反动营垒中当过中将兵团司令。在战犯管理所初期，由于不服气，拒不让记者拍照他的尊容。后来当他折服于马克思著作之后，便豁然开朗起来。“文化大革命”后，他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不久，他经批准移民到美国与子女一起生活。由于他在国外积极从事祖国统一的活动，遭到了亲台势力的猛烈攻击。他们骂宋“晚年变节，为虎作伥”“甘为共产党鹰犬”。宋希濂对此不但不屑一顾，反而把“鹰犬将军”四字作为自己回忆录的书名。他写道：“我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当人民的鹰犬有什么不好呢？”他身居异邦，远离祖国，又受到不良势力的重重包围，能够保持这样崇高的情操，实在难能可贵，同时也显示了共产党提出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政策的无比威力。

    还有许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在政治上、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积极性不断提高。根据这个新情况，中央分批把他们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前被安排为委员的有：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文革”后安排委员的有：黄维、赵子立、杜建时、文强、沈醉、董益三、郑庭笈、李以劻、方靖、杨伯涛等。杜聿明还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与宋希濂、黄维、赵子立先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国民党天津市长的杜建时于1983年被任命为六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与我军参与平津战役指挥的杨成武将军一起主持政协文史工作。专员们能在全国政协这个政治组织中担任委员，感到一下子年轻多了，在新社会的人生价值大大增值了，从而激发了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他们把红色烫金的委员证视为生命中最珍贵的纪念品加以收藏。

    我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和专员们一起编在特邀组里，并和文强担任这个组的正副组长。这个组来自国家机关的老同志较多，他们在解放前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或在内战前线上作战，同特赦人员过去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冤家对头。但在硝烟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同志式地一起参政议政。专员们认真审读会议文件，积极参与讨论，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偶有所感，即席发言，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发言内容已不是特赦初期那样对新中国的赞颂，而是作为公民一分子，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正之风直言批评，对应兴应革的事情积极建言献策。

    文史专员室顾名思义，是搞文史工作的。其人员安排到文史专员室时，周恩来总理就鼓励他们把自己在旧中国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情写出来，作为自己对新社会的贡献。在此之前，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召开的60岁以上政协委员茶话会上说：“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它的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这个号召得到民主人士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许多人争先恐后地把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历史巨变写出来，送给会后新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1年文史专员陆续参与这项工作后，大大加强了开展业务的实力。

    按照领导的要求，文史专员的任务有四项：一是亲自撰写“三亲”史料；二是向各界人士（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征集史料；三是审阅部分来稿；四是协助文史办公室编辑出版部分文史资料读物。我虽然是在“文革”结束、政协恢复工作后来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但从文史室的资料库中和书架上，不难看出专员们在这四项任务中做得是很出色的。

    从晚清末代皇帝被推翻到北洋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专员们都有不同程度地亲临其境、亲身其事的丰富阅历。他们听了周总理的倡导后，都深感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这样，一可以总结自己的是非功过，认清今后的人生道路；二可以为后人借鉴历史经验，为史家研究历史提供素材。

    杜聿明曾经是解放战争期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的主帅，而这两次战役加上平津战役是葬送蒋家王朝、迎来新中国的决定性的战役，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杜担任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军事组组长之后，对撰写和征集辽沈、淮海战役的资料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直到他病危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他所制订的征集工作计划，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使夙志实现。他亲自撰写的《淮海战役始末》得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好评。

    清王朝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半个世纪后人们对它的面貌已逐渐模糊，“为方便后人知道它的老根子”，溥仪一马当先通过《我的前半生》把腐朽的宫廷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的弟弟溥杰也早有同样的愿望，但由于繁忙，一直到髦耋之年仍未能实现，成为萦绕心头的一个结，后来得到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叶祖孚的帮助，才得以出书，圆了最终心愿。

    专员们多年及古稀，“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许多人撰写“三亲”史料达到了勤奋的程度。少者写了十来万字，多者百万字，甚至数百万字，其中文强、沈醉等写得最多。

    几十年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数字可观的文史资料读物，作为“拳头”产品的是《文史资料选辑》，专题史料已形成了系列丛书，如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抗日战争亲历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亲历记，还有综合性的大型资料书《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这些出版物是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硕果，其中也注进了文史专员们大量的心血。这些心血不仅表现在他们撰稿数量之多，而且表现在它为客观公正修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著名史学家胡绳对此曾有一番精辟的论述，他在《文库》序言中写道：“这部《文库》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文献作了重要的补充，提供了一大批极为难得的材料。文章的作者多半是各个重要史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他们所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有些作者是史事中处于某种特殊地位，如关于解放战争的文章大多为国民党将领所撰写，他们从战争的对方转变立场到人民方面来，回顾所经历的战役，以特殊的视角提供了别人无法提供的资料。《文库》中文章的许多撰稿人已经逝去，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留下的资料使我们倍感珍贵。”

    专员们除了亲自撰稿外，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做征稿和审稿的工作。为了有序地进行这项工作，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了诸如北洋、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专业组，专员们分别参加各组工作。由于他们都是从戊戌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过来人，对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过直接的接触或见闻，依靠他们去做征稿和审稿的工作，具有局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溥仪当过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由他审阅晚清、北洋、伪满时期的来稿就比别人驾轻就熟。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十分投入，经他审阅的稿件达数百万字，有关的工作情况还记了日记。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方面有来稿，由当事人杜聿明、文强（国民党淮海战区的代参谋长）审稿就比局外人稳妥。为了核实辽沈战役的某些细节，文强还参加了当年战场的实地考察，并提出了对来稿的订正意见。专员室副组长董益三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在审阅稿件，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按照财务的规定，支付数额较大的稿酬要由办公室主任签字。当我签字时，发现有些稿子的扉页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如“这一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史料价值”，“作者并无这一经历，属于编写”，“这一段与史实有出入，使用时要进一步核实”，“这是一份重稿”等等。更令人惊奇的是，稿酬是分段按质计酬，然后全稿各部分相加而得出总金额。这种负责精神，以董益三最为突出，他除按上述方法审稿外，还坚持做审稿笔记，作为持续工作的备忘录。

    专员们能在晚年用笔杆为社会作贡献感到欣慰和光荣，许多人把文史资料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终生事业。1995年召开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是一次具有历史阶段性的会议。在会议期间，举办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36年来的回顾展，展出全国文史资料1000多辑，专题资料4000多种，共约16亿字，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令参观者惊叹不止。与此同时，举办了表彰会，在聚光灯下，在乐曲声中，文史专员李以劻、杨伯涛、沈醉、郑庭笈等得到了表彰，这是全社会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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