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里，人口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有动力的要素，但其生产和生活的需求是要与资源的供给相平衡的。尤其是在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其人均GDP不断增长，需要在工业、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方面不断地投入和建设。另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源。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口位势会如何，资源需求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数，怎样从国际视角谋划中国未来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战略，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不战自败：中华民族规模萎缩和身体素质下降
从长远看，中华民族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即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人口规模急剧缩小，转基因等现代技术食品影响人口的生育和素质。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过去没有被列强的武力侵略所打倒，但极有可能因为发生上述灾难，在现代工业和科技时代被削弱国力。如果是这样，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甚至印度等国的竞争和较量中，将不战自败。
（一）适度人口争论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
就中国人口增长及规模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资源的关系，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一种是人口增长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各要素中，人是最能动和最宝贵的资源；人口越密集的地区，经济越发达，就业机会越多；而技术进步会扩展资源、生态和环境的空间，摆脱生产力水平低下对人口容纳的束缚。另外，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家庭预算的约束，结合先进的现代生育技术能实现对人口增长率的自动调节。因此，不应当强制用行政手段抑制人口的增长。另一种是人口应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平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即人口规模超过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容量，会形成严重的就业困难、交通拥挤、饥饿、贫困、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据此，需要抑制人口增长，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相适应。理论上的这种争论，在政治执行力较强的国家，往往会变为政策，并对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形成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出台的背景并不是因为人口多而造成了生态环境资源紧张，当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许多资源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其出台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加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规模返城引起了就业困难，粮食等供应短缺等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自然的人口增长与长期体制问题造成的生产力低下、就业容纳有限等等之间的矛盾，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中国这30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及达到世界经济规模第二的位势，最为根本的就是其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优秀的民族素质。从发展的动力来看，13亿多人口，将近10亿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良好的人口素质和教育，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支撑；13亿多人口的消费，使得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其广阔的市场需求；数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作为原来生活水平较低的民族，中国每向更高一台阶的水平迈进，都会形成巨大的经济规模。如中国2012年的人均GDP只有6094美元，而美国是49802美元，与之相差很大，但中国13.54亿人口的GDP总规模则达到了8.24万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位于世界第二。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种理论如果被转化为政策，并且使之极端化，往往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30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短期内是有利的，但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极其严重，甚至从长远看，将可能会为此付出灾难性的代价。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0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和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低成本高生育率的农村自然经济基本解体，城乡家庭小型化，生活来源市场化和货币化，以及伴随着上涨的物价，成本约束生育成为了最有效调节生育率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计划生育技术也为此提供了条件。实际上，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人口生育下降的自调节作用，从改革开放初的20%左右，已经上升到现在的80%左右。而另一方面，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其部门和从上到下体系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而且社会抚养费又与其部门利益，甚至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关联度高，计生政策的执行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自动调节作用的加强适当弱化；相反，则越来越强硬。
（二）计生政策已经形成灾难性的初始格局
由于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会出现人口规模长期萎缩的境况，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远期低迷、青年人减少使经济活力下降，养老负担沉重，债务高企等困境，甚至可能会使国家财政、金融崩溃。
1.老龄、少子、失独和中华民族规模萎缩
中国未来40年内，面临的是老龄化严重、青年人口少、及存在大量“失独”家庭的状况；远期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或者人们逐步形成少生习惯，2100年后，中华民族将只剩下5亿人。那时，中国必定会成为排在印度、美国等国之后的二流国家。
（1）人口规模大幅度萎缩
尊重事实及科学研究的多数人口学家，都认为2100年中国人口规模会萎缩到7到9亿之间。届时，世界总人口约为100亿左右，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0%下降到7%到9%之间，如果计生政策持续严格，继续恶化，则会降低到5%左右。联合国在2010年对中国未来人口有个预测，他们是在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基数按照比六普还要高的生育率为初始数据，进行了高中低三种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到2026年，然后转入负增长，2080年以后负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人口缩减会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届时中国人口将会比2010年减少4亿人，约是9.41亿。如果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的增长只会再持续6年时间，在2017年达到峰值13.6亿后迅速下降。其后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更是不断地加速，预计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将会减少到5.1亿。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10月20日发表的《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人口过亿的国家将增至17个，印度的人口将增至16.14亿，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2）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社会
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老龄化格局已经形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我国城乡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
从趋势看，老龄化速度加快，2001到2020年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2021年到2050年，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3）少子化与失独家庭增加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少子化趋势出现，意味着未来青年人比例越来越低，将导致整个人口的活力下降；并且，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独生子女死亡，还将形成千万左右的失独家庭。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段人口由22.4%下降到了16.5%，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4岁以下孩子所占比重不到10%。而有学者根据目前的万人死亡数据测算，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0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4）中华民族族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不同族群差别化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改变着中华民族人口的族群结构，特别是长远预测，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1980年新增儿中汉族群占96%，其他族群新增儿为4%；2000年新增儿中汉族群占52%，其他族群新增儿上升为48%；而2010年新增儿中汉族群占48%，其他族群新增儿比例超过汉族群，上升为52%。如果差别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或者晚调整，未来中华民族各主要族群比例结构的变化则为：1982—2082年，汉族群人口从10亿减少为6000万到1.2亿；而其他族群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可增加16到32倍，2100年时，中华民族族群结构中，汉族群人口，将可能缩减为5000万到1亿，而其他族群人口规模达4亿到8亿，经过近12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华民族中，汉人最终变成了占总人口12.5%的少数族群。
总体来看，21世纪中华民族的人口格局将呈现如下特点：人口老龄化比例将达30%左右，青年人比例将越来越低；积累1000万左右的失独家庭；本世纪末，人口规模下降到5至9亿，为全球人口的5%到9%；而且中华民族族群结构中，汉族群人口比重将下降到12.5%。
2.养老成本剧增和经济崩溃风险
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分析了美国社会保险负担的危险状况。实际上，中国由于建国以后实行了近40年不计提养老金的制度，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调。未来养老金和老年人医疗保障金的缺口，问题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2011年，社保资金有2.25万亿的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为2.5万亿左右，而实账部分仅为2703亿元左右，“空账”达到2.25万亿，即社保资金有2.25万亿的缺口。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也就是说，到2011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的19497亿元中，近2/3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已经收不抵支。
曹远征和廖淑萍在他们的研究中认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保障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将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而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将会持续增加。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
如果2050年，不计医疗保险金缺口，仅养老金缺口就累积到当年GDP的95%，那么再加上其他福利收支不平衡等因素，财政赤字率可能上升到8%左右，债务率可能会上升到150%。这个格局，比美国目前的状况还要糟糕，势必会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如果财政向银行发债，继而向金融体系透支，结果或者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导致金融体系崩溃。加上经济失去活力，产品成本中养老金和医疗成本比例太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三）转基因食品危及中华民族延续和素质提高的风险
对来自常规武器的战争，我们可以防御和反击；对来自核武的打击，我们也可以尽可能防范，并以核制核；但是，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对有意或者无意的、隐性的生物风险，或者生物战争是难以躲避的。危险的“高生物技术”食品在食用后，潜伏并在几代人后才会引起人类灾难，常人无法及时识别。在两代人以后，甚至长达多代人以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规模急剧萎缩和素质下降，其灾难甚至比最凶猛的核打击都要严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21世纪世界各国博弈中，这种无意识的生物技术灾难，或者是有意识的生物战，给发起国带来的结果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而博弈的失败国，稀里糊涂，不战自衰，知时已晚，有苦而说不出，甚至找不到复仇的理由，也没有了复仇的国力。
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由于人口与耕地关系紧张形成的“能不能吃饱”的粮食安全，还要高度关注长远的，关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是否会萎缩和素质下降”的人口安全。一个国家版图再大，如果没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匹配，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最长远和最重要的国际战略。
自转基因农产品诞生起，对其是否对人类有危害的话题就争论不断。推动转基因技术的人士认为，许多反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背景是，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传统的农产品市场；或者是一些通过传统技术提供农产品的农户、农协和农业公司为了与拥有先进技术的转基因农产品竞争的手段。而反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科学家们，也在以各种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生存和延续可能存在的危害。从中国出现的一些情况看，转基因农产品形成的危害已经显现，如不高度关注和采取措施，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1.证明转基因食品危害的不懈实验和研究
已经有许多国家的科学家证明，转基因农产品对人类的身体健康，特别是生育率有着严重的影响。
首先，科学家们的生物学实验已经证明，转基因产品与原生态产品“实质等同”、食用安全的生物学依据并不成立。孟山都转基因产品安全的依据仅是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基因成分不会跨界交流。因此，转基因产品与原生态农产品在安全上“实质等同”的理论已经被科学家实验颠覆。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在《CELL RESEARCH》杂志发表论文，以确凿的证据说明，在人体血液中发现了来自食物的“微小核糖核酸”，其通过调控体内靶基因的表达发挥生物学作用。该基因成分随食物进入人体，从植物到动物进行“跨界交流”。所以直接引发的疑问就是：既然天然基因成分能够如此，那么转基因成分当然也可以进入人体，而抗杂草和腐烂等转基因成分具有毒性，因此转基因食品存在危害和风险。
英国与西欧的媒体纷纷发表述评，指出中国科学家论文的发表，已经动摇了现有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基础。对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文化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美国政策研讨刊物《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题为“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的评论，指出中国学者的论文并非专门研究转基因食品，但它的发现却清楚地说明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转基因成分可随食物进入人体，危害健康。文章认为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论文已经完全否定了孟山都公司的依据：即在“实质等同”原则下，不必检验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是否存在危害的风险。
其次，各国的科学家们的动物实验陆续证明，转基因食品对动物健康和生育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法国卡昂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法国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与独立信息委员会、德国试验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匈牙利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表明，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Bt毒素可以对人类细胞有害，转基因玉米MON810中产生的毒素可以对人类细胞生育能力造成显著影响。俄罗斯的科学家研究证明，哺乳动物食用转基因食品，第三代时失去生育能力。他们将仓鼠分成若干组，第一组以普通食物喂养，另一组喂含没有转基因成分的大豆，第三组喂含有一些转基因成分，第四组喂大量的转基因食品。监测表明，用转基因食品喂养的仓鼠第一代没有问题，生出了第二代，但是当从这一代中继续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喂养时，这些子代仓鼠成长缓慢，性成熟缓慢，没有生出下一代，这证明它们失去了生育能力。2007年，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泽特克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泽特克发现，与食用不含转基因饲料的小鼠相比，食用转基因玉米的小鼠，其第三窝（代）小鼠和第四窝（代）小鼠的数量有了减少。证明转基因食品影响小鼠的生殖能力。
从对人的健康和素质影响方面，科学家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怀疑：（1）产生毒素或增加食品毒素含量。转基因食品可能增加微量毒素的含量，严重的会导致某些遗传类疾病。（2）营养成分减少，转基因食品中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减少了12%至14%。（3）引起人体过敏反应，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4）转基因中的抗杂草、抗虫、抗病变和抗老鼠食用部分，特别是其中的NK603（抗除草剂），对人肝脏、肾脏和脑部等有严重的损害，肿瘤发病率上升，使人免疫力下降，智力受到影响。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知名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一份报告，以转基因食品喂养的老鼠出现器官变异和血液成分改变的现象。表明孟山都转基因技术公司为了技术转让和服务、种子和产品的销售中巨大的商业利益，隐瞒了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育等危害风险的试验结果。
2.转基因农产品在中国来势凶猛
转基因农产品在中国的科研、生产、销售和食用各环节的影响可谓来势凶猛，成蔓延之势。如不紧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中华民族长久国运将大势逆转。在中国，由于转基因农产品得到有关部门的允许已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一些科研机构和专家有转基因经费方面的利益，一些进口、生产和销售商巨大的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利益，进口对非转基因农产品的竞争打击，加上对国外一些机构到中国进行转基因技术试验管理不善，对转基因农产品危害信息向消费者报道的限制等等复杂的因素，转基因农产品技术试验、生产、进口、销售和消费，已经形成了很难逆转的趋势。
首先，从科研方面看，由于在转基因农产品上与国外公司的合作研发逐步增加，且科技经费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投入巨大，所以目前已有许多研发转基因农产品的机构和专家，但是制衡其的坚持转基因农产品有害的科研及科学家队伍还尚未形成；此外由于研发与流入生产之间缺乏严格的审查和准入的隔离制度，所以形成以转基因研发合作和投入的强大的利益群体，而且其实验成果已流入生产领域。美国孟山都、杜邦公司长期而全面的渗透，已经影响和控制了中国农业的有关部门和整个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系统。中国正在进行中间实验的转基因作物48种，涉及农作物11种，其中水稻、小麦、玉米、西红柿、白菜、甜瓜、花生和广藿香等为转基因食品植物。正在进行环境释放试验的转基因作物49种，其中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西红柿、甜椒和线辣椒为转基因食品植物。正在研究的转基因生物有130多种，涉及的基因种类超过100种。可怕的风险来自于，这些试验产品其花粉通过蜜蜂等昆虫的采粉和对传统产品的授粉，导致转基因产品逃逸和污染，最后在全国农产品中找不到非转基因性质的农产品可用。
从国内例子看，从2005年湖北被曝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以来，紧邻的湖南湘北地区也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2009年有关部门批准了国内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证书，可是要进行生产推广，还需要法定的程序才能进入种植。但是，2010年5月，湖南岳阳市农业部门排查非法转基因稻种的结果显示：仅黄沙街镇三个村就检查没收约3000斤疑似转基因稻种。当地政府按购买价给与补偿；播种的也已铲除。从揭露出来的国外在中国的实验例子看，美国某研究机构在湖南某小学选取了72名6到8岁的健康儿童，让其中的24名儿童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进食60克用转基因技术制作的黄金大米，最终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12年8月1日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
其次，种子及其播种是生产领域防范转基因农产品的第一道关卡，但是，国内大型种子公司几乎全部同外资合作，大约70%中国农作物种子被外国公司控制，自主权已无从谈起。中国是最早开展转基因作物研究的国家之一。在粮食种子领域，跨国公司以合资的方式进军中国，1998年先锋公司在辽宁设立铁岭先锋研究有限公司，推出了先玉335，该品种在东三省的播种面积由2004年的6万公顷迅速增长到2009年的126万公顷。2008年，广西种植孟山都公司迪卡007号转基因玉米已有1026万亩，亩产463公斤，比全国的平均亩产高73公斤。广西政府用红头文件推广，孟山都公司不收种子专利费。从全国来看，先玉335在玉米播种区的面积位列第二，至少4000万亩土地上已经种植转基因玉米，潜在的生态危机已经存在。最保守估计，2010年中国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达5272万亩，如果计算偷偷种植和转基因逃逸污染的面积，要比这个数据大得多。已经大规模生产的品种有，棉花、木瓜、番茄、甜椒、杨树、牵牛花等品种，其中食用品（包括棉籽油）对人体可能直接有害外，其他棉花等非食用转基因产品由于蜜蜂采粉形成的蜂蜜，也对蜂蜜和消费人群形成危害。
再次，从消费和销售情况看，中国大众食品中，包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估计平均达到11%以上；从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农产品的竞争和销售方面看，由于前者抗旱涝、抗倒伏、抗杂草、抗虫、抗病和抗老鼠食用等，产量高，大田管理成本低，非转基因农产品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国内原生态大豆几乎全军覆没，原生态玉米、水稻、小麦，甚至土豆、红薯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受到转基因产品成本低的激烈竞争，包括转基因蔬菜的试验和推广也成蔓延之势。大田国内生产的转基因产品木瓜、番茄、甜椒等，已经普及，并占市场的90%以上，而大量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有大豆、玉米、油菜（籽）、甜菜等，特别是转基因大豆，进口规模已经达到5400万吨左右，已经占食用油消费的95%以上，并大举进入豆浆、豆腐等豆制品消费领域；而且，其副产品大量地被用来作为饲料，又生产了人们消费食用的转基因奶蛋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肉食品加工企业，如双汇，大量掺入转基因大豆蛋白原料，销售规模之大，影响人群之广，给生命和健康形成的巨大影响，将远远超过当年造成社会危害的含瘦肉精成分的肉制品。
3.转基因农产品的危害在中国或已显现
转基因农产品逐步从开始到大规模进入中国，已经有10余年的历史了。其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已经不知不觉地逼近，可能当我们真正认识其弊远大于利时为时已晚，其对中华民族潜在的打击，很可能不亚于对中国大陆发动一次普遍打击的核战争。
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对哺乳动物的危害已经显现。有记者在晋中8个种植转基因先玉335玉米的村庄走访，发现了当地另外的怪事：母猪产子少了，不育、假育、流产的情况比较多。村民张健红以前养的20多头母猪，一窝猪最多能生16只小猪，从来没有低过10只的。4年前，发现母猪生的小猪越来越少。还有些生下来的小猪，看起来很健康，但生下来没过多久也死了。记者2010年7月底到种植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饲料销售地吉林省榆树市西北部的弓棚镇调查时，发现这里很多村子的养猪业已经变得萧条。记者还发现，以前母羊一胎能生两到三只，但是，现在只有一只，最多时两只。狗也经常出现肝腹水或者肾腹水的情况，剖开肚子总会有很多水。
大陆中国人生育能力已经降低到了很低水平上，并且还有恶化的趋势。从女性方面看，中国妇联第六届执委、原中国计生委副主任吴景春在“中美不孕不育学术高峰论坛”透露，中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发病比例达到1/8，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占育龄妇女的1/6，并仍逐渐增加。从全国各地的情况看，男子精子合格率，全国普遍不到30%，其中大学生不到20%，上班族不到10%，许多省市精子合格率只有15%左右，并且还在趋于恶化。当然，生育率的下降和堪忧，原因较为复杂，但是，转基因农产品的大量食用，不能不说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如果不紧急减少和停止转基因农产品的研发、进口、生产、销售，不加大宣传力度警告消费者转基因产品的危害，不保护非转基因农产品的市场，中华民族在21世纪面临着生育可能大幅度下滑，体质和素质下降的风险。
4.欧美等国对转基因农产品态度、监督及管制
由于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较大争议，为避免潜在威胁，世界上许多国家态度都较为谨慎，对转基因产品技术、种子、播种、进口、销售等各个重要环节，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与管控。
（1）美国的情况
美国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支持的态度。美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管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部（USDA）、环保局（EPA）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是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主要管理机构，它们根据各自的职能对基因工程及其产品实施安全性管理。如涉及转基因新植物品种由农业部负责、涉及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评价的由环境保护局负责、涉及食用或日常生活用品则由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负责管理。当然在单一的生物安全问题中存在管理权限的重合，而这种不同部门的管理权限和协作，则基于美国政府于1986年颁布的《生物技术法规协调框架》来协调解决。
直到2001年7月，美国出台《转基因食品管理草案》，规定来源于植物且被用于人类或动物的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前至少120天，制造商必须向FDA提出申请，并提供此类食品的相关资料，确认此食品与相应传统产品有“实质等同性”。但是，这种“实质等同性”安全的依据，已经被前述的中国科学家张辰宇的研究所彻底摧毁。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于2002年颁布《对转基因植物产生的新蛋白建立早期食品安全评价的提议》，食品药物管理局于2002年颁布《源于转基因植物并用于人类和动物的药品、生物制剂、医药设备的管理指南》，美国农业部于2003年颁布《转基因药用与工业用植物田间试验管理公告》。
据有关渠道的材料透露，2012年2月，美国第三次“生物国防”提出“农业反恐”（联邦调查局FBI的报告）规定，只要美国天然农作物种子被无意或蓄意混入了转基因种子，就可以“视为生物战争打击”。可能的对手包括中国，原因是中国“有意无意”地种植了数量极大的转基因农作物（从合法抗虫棉，到非法种植的转基因玉米、水稻、小麦、蔬菜、水果），而中国的全部转基因粮食农作物的种植都没有商业准许、没有任何说明文件，由于中美双方有农产品贸易（相互有出有进），因此特别提出“农业反恐”首先要提防中国。
经过美国消费者和行业协会环保组织专家学者的努力，美最高联邦法院已裁决美国农业部批准推广的两种转基因作物违法。但是，孟山都等公司辩护时提到，如果裁决推广转基因作物违法，将对美国在某些国家推广转基因作物带来不利影响。
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其许多食品添加蛋白，为安全起见，主要用中国的原生态大豆。中国原生态大豆出口已经在国际贸易中占据50%的份额。在国际市场上，美国有2500余种食品需要添加大豆蛋白，日本每年消耗大豆蛋白达60余万吨。大豆贸易与加工的世界级巨头美国嘉吉公司，同样大量进口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所有外商都要求食用蛋白粉必须以非转基因大豆做原料。日本、美国的进口商还派专人考察原料产地的环境和种植技术，对大豆原料亲自检测，还派代表在加工车间监督，防止转基因大豆混入。5年前，到中国进口大豆蛋白粉的只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已有50多个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1）美国超市出售的食品，转基因食品可以不加标注，但天然食品或成分是天然原料的却可以给自己在显著位置加一个绿色食品的标志，美国人在超市基本上只买绿色食品，同样超市主要卖绿色食品，没有绿色食品标志的很少有人买，或者仅低收入的人群消费。（2）美国至今不在国内开发推广危害风险较大的转基因小麦产品，因美国人主食主要是小麦粉做成的面包。
（2）欧洲等地的管理
欧盟基本禁止在环境中释放培养转基因食品。欧盟坚持认为，科学存在局限性，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果总具有某些不确定性。为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环境，欧盟采用“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作为管制转基因食品的理论基础。到目前为止，欧盟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禁止批准转基因产品。欧盟国家不准转基因食品上货架销售。2010年3月2日欧盟批准BASF农用化学品公司，培育一种名为Amflora的马铃薯，其是通过转基因方法提高了马铃薯的淀粉含量，以便能最大限度地用于造纸工业，而并非给人和动物食用。
由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米制品可能是转基因大米所制，或者受到转基因污染，《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对含转基因成分Bt63的中国米制品频频拉响警报，2011年12月2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对中国出口大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从决定发布20天后起，欧盟27国将对中国米制品实施历史上最为严苛的入境检查。
根据该决定，欧盟将对中国25种米制品采取强制性转基因成分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采取退货和销毁处理措施。欧盟最新的管控系统能够检测出大米产品中的26种转基因物质，中国官方在向欧盟出口前必须批批提交米制品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检验报告，欧盟成员国还要加强抽样和检测的频率，保证覆盖所有中国进口的米制品。
在澳大利亚，统筹、协调对澳大利亚全国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和使用的管理部门是设在卫生和老年工作部下的基因技术执行官办公室（OGTR），基因技术执行官由部际联席会议任命，同时为了向执行办公室提供咨询和建议，又设立由总理直接任命的三个非专职委员会，即基因工程技术咨询委员会（GTAC）、基因技术公共顾问委员会（GCCC）、基因技术伦理委员会（GTEC）。在澳大利亚，凡是从事转基因生物研究、开发、生产等相关活动，首先要向基因技术执行官办公室提出申请，基因技术执行官审核申请材料后，对欲从事的活动进行风险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必须咨询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颁发许可证。
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7年2月1日起对转基因食品和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实行政府登记制度。欧盟议会于1997年5月11日通过了《新食品规程》的决议，规定欧盟成员国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要有GMO的标签，食品零售商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其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并规定餐馆、咖啡厅等场所出售的食物如果含有转基因成分必须在菜单上加以标注。
对转基因农产品进口进行禁止的，还有埃及、墨西哥等国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美等国家，对进口的农产品进行是否含有转基因产品的检测，但是对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农产品，不进行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检测。
这里提出的疑问是：（1）既然转基因产品没有危害，为什么美国进行转基因农业产品的试验大都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群中进行，特别是中国、印度和非洲等地的人群中进行？（2）在欧美，允许甚至一些国家支持进行转基因农产品有害的试验，转基因产品有害和无害的舆论和宣传都可以自由发表，让消费者自己去识别，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充分？（3）在欧洲等国家销售转基因农产品，需要标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法律规定严格标示，甚至许多转基因产品假冒原生态产品，得不到违法严惩？（4）既然我们为了增产，可以投入大量的经费去研发转基因产品，为什么不能投入款项同时进行转基因农产品风险，特别是对人类有害的试验？（5）转基因农产品，其中的抗杂草剂和抗虫剂基因部分，既然能将杂草都抑制住和杀死，天然的虫子都不吃，吃了都要死，既然大田里老鼠的生育都受到影响，老鼠绝迹都没有了，人吃了这种食品难道无害？（6）三聚氢氨、瘦肉精等技术，当时也说是为农民致富研究出来的新技术，经过多年中国人“廉价生命”的试验，发生了大规模结石宝宝等血泪危机后，才知道它们是图财害命的“罪恶新技术”，谁能保证几十年后，转基因农产品不是图财害命的“罪恶高新科技”呢？
中国有句古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转基因农产品对中国人口在21世纪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那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延续将是重大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这里以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学者易富贤的预测为小结，低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2.88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100年分别只有10.56亿、4.46亿。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21年达到13.37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100年分别只有11.42亿、5.96亿。高方案下，中国人口在2043年达到13.91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100年分别只有13.84亿、13.50亿。就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看，向着高方案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转基因产品几代之后危害成真，就中华民族繁盛和素质讲，中国未来人口的规模和质量，都非常令人担忧。人口规模在2100年时，下降到2—3亿，也有很大的可能。
二、主要资源需求与缺口
研究中国资源需求，要考虑如下方面：中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总量；探讨目前的能源供应结构，包括国内各种能源结构和外部输入结构；分析成本和价格水平、消费模式、生产用能结构等等可能的不同程度的变动调整，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另外还要讨论新能源技术的进展，及其未来的成本和价格，其在总能源结构中比例能调整到多少，从而讨论对外的能源依赖性。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讲，一是传统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输入，未来成本高低及贸易通道的安全，这种安全所需要的总成本（包括航道、管线和军事维持安全方面的费用）；二是中国周边海洋资源开采的技术、成本及安全，特别是东海、南海格局；三是新能源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技术路线的走向，技术、装备和生产的转移，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应对；四是国内应当如何调整价格、税收机制，转变生活和生产方式，以节能和适应新能源供给结构。通过这些方面的综合分析，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能源解决方案。
（一）能源需求与缺口
2005年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国为16.59亿吨油当量，美国为23.51亿吨油当量。而从2010年起，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能源消费大国。根据BP2012年6月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2》数据显示，2011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全球122.75亿吨油当量，其中中国为26.13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8.74%，为全球能源消费的21.28%；美国为22.69亿吨油当量，同比负增长0.0035%，为全球能源消费的18.5%。并且就能源消费未来看，中国处于上升期，而美国处于稳定，甚至略微下降期。
2011年，中美两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39.8%，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排在第3—10位的，依次是俄罗斯、印度、日本、德国、加拿大、韩国、巴西、法国，其能源消费量分别是5.6、4.6、3.9、2.5、2.7、2.1、2.2、2.0亿吨油当量。
中美能源消费结构相差较大。中国的能源高度依赖原煤。就2011年总能源消费中原油、天然气、原煤、核电、水电、再生能源的结构看，中国依次为17.7%、4.5%、70.4%、0.7%、6.0%、0.7%。而美国则为36.7%、27.6%、22.1%、8.3%、3.3%、2.0%。
确定能源总量需求，是能源战略决策的基础。能源需求预测，既可进行总量预测，也可分类预测。
徐铭辰、岑况、李建武、陈其慎等在综合分析未来1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基础上，以部门能源消费强度法为基本方法，分情景对我国未来10年一次能源需求量进行了系统预测。作者设定参考情景，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45亿，人口年均增速为0.7%。设定我国2015年前GDP年均增速为7.5%，2015—2020年年均增速为6%，2020年我国GDP将达到18万亿美元。结果显示：在参考情景下，2015年、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将分别达到28.4亿和34.9亿吨油当量，相当于40.57亿和49.86亿吨标准煤，分别比2009年增长了30.8%和60.9%。2010—2015年年均增长率为4.6%，2015—2020年年均增长率为4.2%，未来10年，我国将处于前所未有的能源消费高增长期。
著名能源研究机构国际能源机构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分别对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需求量进行了预测，预测值为35.9亿吨油当量和36.5亿吨油当量。根据BP能源展望，在未来20年的预测期内，由于GDP增速放缓以及能源强度降低，中国的年能源需求增幅预计降至3.0%。而此前的1990至2010年间为6.6%。以2010年能源消耗总量为基础，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为32.68亿吨油当量，折合46.69亿吨标准煤。
还有很多研究和报告对中国未来能源需求作出预测，根据这些预测，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大约在50亿吨标准煤左右。以经济总量为基础来预测能源消耗总量，必须考虑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带来的节能效果。比如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2008—2035年期间，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率为2.09%。BP报告认为中国未来20年能源消耗总量增长速度为3%。但数据显示，1990—2010年期间我国能耗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96%。我国能源需求增长速度降到2—3%水平，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如果以人口总量为基础来预测能源消耗总量，需考虑城市化、价格等因素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2008年笔者本人按照到2040年15.5亿的人口规模，对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需求量进行过预测。但是，从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情况看，生育率下降到了1.1，由于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的变化，2040年人口在13.5亿的可能性最大。这样对其进行修正：根据高中低人均分别消费油当量7吨、6吨、5吨三个方案，2040年时，中国分别需要消费94.5亿吨、81.0亿吨、67.5亿吨油当量。假定全球能源消费每年增长2%，到2040年时，总能源消费为217.5亿吨油当量。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未来发展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球能源产量规模不变，中国发展和消费模式不变，可能要消耗掉全球能源的31.03%—43.45%。其中如果家庭汽车普及和发展很快，并且能源结构不变，则石油的年进口量，将逐步从2011年的2.5亿吨，增加到2040年的7到8亿吨之间。
（二）铁矿石的需求与缺口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原料。铁矿石缺口大，定价机制不稳定，成为制约国内钢铁工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主要对铁矿石的未来需求以及国内缺口作一简要分析。
人均钢铁产量是衡量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在工业化初期，人均钢铁产量缓慢增长，在工业化中后期会快速增长，工业化完成后会达到一个饱和点，之后开始逐步下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钢铁消费达到饱和点必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一般会滞后一段时期；二是人均GDP达到3500—6000美元；三是产业结构有根本性变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要超过50%，且高新技术产业达到一定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达到钢铁消费峰值时，人均钢铁产量至少在500kg以上。
中国2011年进入人均GDP5417美元发展阶段，人均粗钢消费量508kg。如果中国工业化在2020年前后完成，但考虑城镇化远落后于工业化，以及国内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巨大发展差距，预计在未来十年人均钢消费量增长速度会稍微低于本世纪头十年，2020年后继续保持低速的增长，大约在2030—2040年期间，钢消费量达到最大饱和值。
2000—2008年期间，我国人均钢消费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6.11%，1990—1999年期间，该速度为6.09%。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速度的放缓，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钢消费量增长率也会下降，2010—2020年期间平均年增长10%左右，2021—2030年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6%左右，2030—2040年继续下降到3%左右。国家《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预测以7.5亿吨作为2015年国内粗钢导向性消费量。考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向下平移以及人口规模低于过去大部分的预测值，我们按照本文的预测值来估计铁矿石的需求规模。
如果中国在204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按照笔者本人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用动态的高中低人均钢铁消费水平不同方案的测算，我们这里再考虑近年人口增长发生的变化，需要使用2040年全世界铁金属储量的19%—29%之间。如果在新增矿产勘探方面没有进展，特别是高品位的铁矿勘探方面没有进展，以及不能有效突破低品位铁矿技术和成本，中国在2040年前，除了将2008年的全国铁金属储量全部用尽外，按照低中高方案，从2013年开始到2040年间，还需要从外部进口75亿吨，或者120亿吨，或者159亿吨金属铁，即品位在55%左右的矿石136亿吨、218亿吨、289亿吨。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在2011—2015年间预测中国需要进口的铁矿石量，年进口在6.85亿吨—8.54亿吨之间。
（三）土地需求与缺口
按照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排列，（1）中国大陆人口密度约为143人/平方公里，排在世界各国第16位，但是如果按照除去沙漠等无法利用国土后的有效面积计算，人口密度为364人，排在孟加拉和印度之后，为世界第3位。在以上陆地面积大国和人口规模大国之中，2009年中国国土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43人，低于孟加拉（1246）、印度（389）、日本（350）、菲律宾（307）等10余个国家；中国腾冲到黑河一线东部只有42.9%的国土上生活着全国94.4%的人口。（2）中国耕地面积为18.2亿亩，根据实际面积与统计面积可能有差距，假定有24.2亿亩，中国人均耕地是世界人均水平的55%，人均耕地面积倒数排在英国、日本、意大利、孟加拉、越南之后，排在倒数第6位；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0.36公顷—0.48公顷之间，排在孟加拉和越南之后，为世界各国倒数第3位。具体来说，在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耕地方面，倒数第1是孟加拉，为0.15公顷，折合1亩；倒数第2为越南，0.31公顷，折合4.65亩；而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耕地处于倒数第3位，在0.36—0.48公顷，折合5.4—7.18亩之间。印度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0.73公顷，是中国的一倍半到两倍。
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底还需要多少土地，分布在什么地方？这需要认真研究。土地分配的内容主要为：居住和工作用的城镇、村庄建设用地，出行用的交通用地，水利和水利发电用的水利用地，开发区、大型加工和资源型企业用的独立工厂和矿山用地，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用的生态用地，保证农业产品生产需要的耕地，牧业用的草地，提高绿化率用的森林用地等等。我们主要分析城市建设用地、乡村建设用地、交通水利独立工矿用地、保证农业生产的耕地用地四项。
从2013年算起，未来28年，城市建设还需要土地10060万亩，每年平均需要供应约近360万亩土地。这个数据是按照2040年人口13.5亿，城市化率90%，城市每户家庭90平方米住宅，密度每平方公里每万人等因素预测的。
未来28年，铁路、公路和航空，水利建设和独立工矿用地，假定港口建设可以用填海造地解决，减去独立工矿复垦等调剂出来的3032万亩，还需要新增9400万亩土地。这是按照发达国家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公路、调整公路等长度所计算的，因中国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大，未来交通所用的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面积，人均所用只能比目前发达国家高，而不可能低。
从现在起，累积到2040年，可以从现有的村庄占地中整理出近15000万亩土地，用以复垦为耕地和城市交通等建设。假定政府采取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购买其一部分宅基地，开发商置换其一部分宅基地的政策，2040年之前转移到城市中的人口在农村的住宅大部分被退出，则那时全国村庄占地面积为9000万亩，比目前的24000万亩，节约出15000万亩。一部分可以复垦为耕地，另一部分可以作为城镇交通建设之用。
2040年时，考虑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业需要28.2亿亩耕地，即使目前的18.2亿亩耕地一点也不减少，缺口接近10亿亩。2040年，中国总人口13.5亿。根据梁书民和孙庆珍的研究，2040年时，考虑人口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城镇人均消费粮油当量为498公斤，农村为482公斤，按照城镇农村人口比8∶2的比例，中国人均粮油占有当量为494.8公斤。这样，城乡居民粮油总需求当量为6.7亿吨。如果产量不变，粮油种植面积需要22.3亿亩；假定其他农业作物需求增长与粮油同步增长38.2%，并且产量不变，则非粮油作物生产需要6.6亿亩播种面积。总共需要播种面积28.9亿亩，按照目前的复种率不变，即使目前的18.2亿亩耕地一点也不被占用，则2040年时，农业耕地缺口接近10.7亿亩。
到2040年的28年里，土地的供求状况：总的城市和交通水利等建设用地还需要19460万亩，加上农业用地缺口10.7亿亩，土地供给对需求总缺口为126460万亩。从现有的农村村庄整治中，可以置换出来15000万亩地用于城市和交通等建设，这样建设和农业用全部土地供求缺口在111460万亩。
（四）淡水供应与需求缺口
淡水分配主要在农村农业和生活、城市生活、工业和生态等用水方面。从以下这样一些方面可能计算和预测。
农业用水量：至2040年，我国人口达到13.5亿，按照前面的分析，人均粮油占有量494.8公斤，总量为6680亿公斤。根据刘昌明教授的计算，我国目前平均每生产1公斤粮食要补充灌溉1.23立方米水，假设2040年节水效率达到40%，平均生产1公斤粮食补充0.74立方米水，农业需水量为4943亿立方米。
人民生活用水：届时，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90%，有12.15亿人口在城市生活，用水的增加主要有二：一是因城市化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用水量增加；二是第三产业总量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有望达到65%，这样，城市服务业用水量也将大幅度增长。根据发达国家城市人均中等用水水平是日水资源平均消费0.5立方米计算，则人均年消费水资源为182立方米，到2040年，我国12.1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用水总量，按照发达目前国家平均标准，为2211亿立方米。
工业用水量：2040年，按照年均7%的速度增长，产业结构中工业比例将保持在25%左右，比目前比例下降一半。但是，工业增加值总量将达到70.5万亿元人民币，为2009年13.5万亿的5.2倍。如果不实施节水技术，按照目前工业每万元增加值消耗水资源89立方不发生变化，届时，工业需要消耗水资源6274.5亿立方米。即使将每万元工业增加值消耗降低近一半，即45立方/万元工业增加值水，也需要3137.25亿立方。
生态用水仍然按照2%的比例计算，为236亿立方米。
2040年时，中国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总的用水需求量为10527.25亿立方米。水的总供给量根据现有数据预测，到2030年，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8000亿—9000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接近极限。一个国家水资源的总供给量一般是恒定的，即使我们设想2040年时，我们能够寻找到10%的新的供给水源，将水资源供给总量提高到8800亿—9900亿立方米，2040年时水资源供给对需求的缺口仍然在1727亿—627亿立方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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