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的衰势

    静观其变，耐住时间，等待美国经济实力的日益衰落，在其强盛时期，避免主动与其发生正面军事冲突，逐步和最终获得中国在大国政治关系中的平安格局。从中美经济实力的长期变动格局来看，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势必加速其经济和国力的衰落，利弊权衡，它也得不到好处，但是，中国在力量较弱的时期，应该不主动应对美国的挑战，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避免两败俱伤。

    从经济发展阶段上讲，中国目前处于少年阶段，美国处于壮年后期阶段，硬拼，实力不抵。美国战略是，挑动周边国家利用领土领海纠纷，和他们形成联盟，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消耗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于这样的战略，实在忍无可忍，国家领土受到侵占，一些周边国家侵蚀我领土领海势态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即使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也要针对一些势力较弱的小国，做好先打赢一场战争的准备。这样一是可以威慑和抑制周边一些国家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行动，二是考量如果不及时采取遏制行动，一旦南海岛屿被大规模侵占，日后可能会成为既成事实，收回将非常复杂。在国家力量逐步强大的过程中，蓄积力量，加强军备，依次打第二次，第三次收回有争议领土的战争。

    从美国的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军事力量看，到21世纪中叶时，美国当不当世界领导国家，与中国无关。但是，如果美国总是以中国威胁美国领导国家利益为由，处处与中国为敌，那时它也可能失去了经济力量的支撑。全球由争夺所谓世界领导地位而对中国形成的不安宁，可能由此而逐步太平。

    当然，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一样，如果美国内部也出大事，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能力就会减弱，由此中国的不安全程度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会出大事吗？

    （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

    从长远看，由于美国经济低速增长，而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比重超过美国，是必然的一个趋势。而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以及美元的走弱，对美国负债型经济，将逐步失去良好的低成本融资和举债的条件。美国的福利居高不下，财政负担沉重，形成高负债型财政；而居民则是负债型过日子的生活方式，居民储蓄率也很低。因此，美元走弱对高负债型的财政和居民生活方式为特征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国际上财政稳健安全的指标，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而2011年美国官方财政赤字数据为GDP的8.6%，潜在的财政赤字更是公布数据的近4倍。2011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1.299万亿美元，比2010财年增加500亿美元，仅次于2009财年的1.41万亿美元，2011年美国GDP总额为15.09万亿美元，为GDP的8.6%。这一财年中，美国政府每开销1美元有36美分是借来的，为此全年净付2270亿美元的利息，比上年增加15.7%。

    美国中文网5月25日引《今日美国》报道称，根据会计法则，美国2011年的赤字为5万亿美元，为官方报告数字的将近4倍，相当于每个家庭4.2万美元，官方报告数字只为1.3万亿美元。根据政府精算师的计算，社会安全、医疗保险和其他退休项目的潜在债务在2011年上升到3.7万亿美元，但该数字并没有列入政府账目。从2004年到2011年，美国的实际赤字相当于官方报告数字5.6万亿美元的6倍。

    国际上国家负债稳健安全规模的指标为GDP的60%，2011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率在100%左右。在2011年预算协商结束后不久，美国国会中两党因为没有就美国债务上限达成一致，2011年年中和年底险些出现政府关闭的情形。2012年1月《预算控制法》将该上限增加到16.4万亿美元。作为增加上限的补偿，政府不得不接受在未来10年内进一步削减9170亿美元的要求。

    美国减少财政赤字，最终降低政府负债率，存在着几个左右为难的问题：一是削减居民高养老医疗等支出，减少债务，与降低福利，遭到公民反对的两难。如据皮尤州务中心（Pew Center on the States，PCS）2011年4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一些州承担的教师、消防员及其他公共机构雇员的退休福利至少面临126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二是减税以扩大就业，与平衡财政收支的两难。奥巴马为企业减税的政策，就遇到怎样保证财政收入，缩小财政赤字的困难。三是增加企业家税收，与支持制造业振兴，增加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就业的两难。四是如果不减债，则债务触顶，影响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如果减债，则会让美国经济复苏开倒车。IMF的研究报告也认为，自动减债机制将“威胁经济复苏”，而且“对本就脆弱的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反冲”。这种状况，称之为美国债务状况和经济复苏的“债务悬崖”。

    从家庭收支看，美国负债式的生活方式特征也很明显。国民储蓄率方面，美国是6%左右，日本是25%左右，而中国接近50%。2010年美国有74.9%的家庭背负债务，家庭背负的债务总额为13.9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债务额为130700美元，占家庭资产总额的16.4%。2010年，美国家庭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约占月收入的14.7%，这一债务和收入比可以说是在财务安全线之内。不过由于经济危机，收入下降，美国家庭债务与收入比不断上升，2010年债务与收入更是达到过去10年来最高点。

    2011年4月发布的联合国《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2010年美国GDP数额为基准，估算美国国债数额是其100%，居民债务为91%，非金融企业债务为76%，金融机构债务为97%，美国社会面临的总债务约55万亿美元。以2010年美国全年GDP总额14.5万亿美元作比较，这个数值是美国全年GDP的将近4倍。平均每位美国公民负债17.6万美元，每个美国家庭负债额达到66万美元。

    （二）失业和贫富差距形成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由于制造业的转移，以及小微企业的萎缩，美国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1世纪前10年的后几年中，失业率攀升，并居高不下。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6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长8万人，失业率维持在8.2%的高位。但是，实际失业率可能要比这一数据高，就业的人群中有7%左右的人是临时工；有5%左右的劳动力属于反正也找不到工作了，于是退出找工作的行列；还有的是一星期中，可能只有几小时的工作时间，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如果考虑这些因素，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大约在15%左右。

    从美国近10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贫富差距从未像目前这样严重，近几年，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状况恶化。1967年，美国的基尼指数只有0.37，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点，2009年为0.458，2010年为0.457。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中低收入阶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的财富，中产阶级家庭则首当其冲，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其家庭的经济状况。美国家庭的中位数净资产仅仅在3年中就缩水了39%，从2007年的126400美元降至2010年的77300美元。由于财富如此大幅地缩水，美国人的生活大致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最近的报告显示，35岁至44岁的中年群体从2007年至2010年，净资产中值蒸发54%。过去3年，许多美国人所看到的是，花了几乎一代人时间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夜之间蒸发殆尽。

    美国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给美国社会的安宁带来了严重的振荡。有的媒体将其与“阿拉伯之春”并列，称之为“美国之秋”。“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之秋’或许已经到来。”21岁的美国失业青年路易莎说，她失学是因为上学必须支付高昂的贷款利息，而现在又不得不在吃饭和看牙医中间作出选择。许多人都是出于类似原因来华尔街安营扎寨的。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看到一方面银行接受大量救助，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却遭到辞退或停发工资，抗议者的不满显而易见。他们大都在26岁以下，还有大学教授、工程师甚至交易所的前交易员，大多是白人和中产阶级。问题是他们的抗议在美国几乎不受重视。但随着更多群体、特别是工会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愤怒者的导火索已经点燃，现在要看他们会被引向何方。

    从未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通道，加上债台高筑，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债务引爆的不确定性很高，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治之症，并有随时爆发和引起诸如“占领华尔街”类似的社会动荡的风险。

    （三）美国社会的政治治理结构基本稳定

    美国会分裂吗，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内部会出大的问题吗？虽然我们在上面考察了美国经济下落对就业产生的抑制作用，加上多年来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趋于恶化，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安全。但是，“美国之秋”运动与“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结果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不伤及国体和国家及社会治理体系，而后者则是推翻政权，形成新的治理框架。美国虽然在就业和财富分配等方面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但是，它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以下一些方面的制度基础。

    1.社会怨气有出处，民众希望有载体

    美国的两党竞争制，在体制上保证了美国社会国家治理的稳定。一个国家在执政者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一是社会的喜新厌旧症，虽然国家可能提供了许多的福利，但是，公民希望看到新的面孔，新的气象，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二是一个政权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贪污腐化，代际世袭等，再如果加上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等等，很容易积累社会的怨气。这些都是导致政权更替和更大的国家解体等事件的动因。

    美国政权执政的两党竞争和轮换制度，使社会不满有发泄的渠道，对不满意的执政者，选民可以通过投票选举换届，对过去执政过程中贪污、腐化、工作懈怠、政策错误等问题，通过换届选举达到一个终止和了结；而对新选举的执政者，又给了一个新希望的寄托渠道。这使美国与“阿拉伯之春”国家不一样的是，美国是换总统，但不更换政体国体；而后者不仅要求换总统，还会改变政体和国体，甚至有国家分裂的可能。

    2.制度保证了美国联邦的控制力

    美国是一个科学集中中央权力和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合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家。许多人以为，如前苏联，以及目前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的集中度很高。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联邦制国家，是一个中央分权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只看到表面现象的观点。美国在中央集权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只不过，它是应该中央集中的，坚决集中了；不应该中央集中的，放给了地方。

    除了货币和海关外，美国的国防、外交、安全、社保都由中央高度集中管理，不允许地方染指。其外交、安全和社保，中央部门在各地方，都有直属的办事机构；警察分联邦警察、州警察和地方警察；为了避免司法地方主义，美国除了地方法院系统外，还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这与中国地方领导兼任武装（如武警）力量政委，地方政府有外事办，安全局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社会保障地方统筹，检法没有中央派出机构等现状相比，美国在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将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其实，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在国家治理体制方面，是较危险的国家之一。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形成了“联邦强—州级多而弱—市县相对独立而财政稳定”的较为稳固的治理架构。而且，美国3亿人口，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但有50个州和1个直辖特区，3143个县，相当多的城市和城镇。美国中央与地方治理结构的特征是：联邦财政实力强，国家权力集中；州多分散而财政实力较弱，行政权力较小；县市数量相当多，并且权力独立和有房产税等稳定财政收入渠道保障。这样布置的国家治理结构，在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博弈中，是较为稳定的国家内部结构制度安排。

    3.中央统筹社保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美国的社会保障由联邦统筹和管理，保证了美国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亲情和认同感。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制，一是要保证人们在一个国家里能自由地流动，平等地享受社会的风险保护和国家福利；二是由于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居民的福利，解除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是居民对国家之间有一种亲情，因此，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保障在哪个层次上，居民就认同哪个层次的政权。美国地方没有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事务由中央统一管理，在地方由美国联邦社会保障事务部门的派出机构具体办理相关事务。与之相比，中国目前社会保障地方统筹体制，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4.文化与宗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深入于居民日常理念、习惯、行为的美国文化及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形成了稳定美国社会的重要精神及意识形态机制。美国文化内容大多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讲求理性和实用：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这种刻意塑造自我，追求个性化的个人主义，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使许多人的智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整个民族与国家的振兴和发展。

    宗教是美国文化中非常显著的一部分。与欧洲宗教衰落的情况不同，宗教在美国建国后持续增长：1776年去教堂的人数只有17%，到1850年翻了一倍，20世纪初期超过一半，现在已经超过60%。上世纪末时，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目前，这一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学者杜尔凯姆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围绕一套表达一个社会所共同的信念、符号进行联合，这种联合将被视为宗教来对待。这些共同的符号能使社会在发生冲突时凝聚在一起，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组织作用于秩序、稳定和融合。

    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稳定中的作用，李其荣教授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应看到美国宗教是一种世俗宗教、政治宗教，它关注国家大事，注重道德修养，强调现实。这种市民宗教来源于基督教，但不等同于基督教，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如今，这种市民宗教已成为每个美国公民共同拥有的宗教。它一方面与政治社会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同私人宗教组织相联系，就像是一座桥梁维系着政治与不同宗教之间的纽带。市民宗教是一种通过不同教派间的共同点来支撑的精神力量，其本质是一种共同的美国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共同的精神因素，使得市民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政与教的独特纽带，以实现共同的国家目标。

    5.强化美国民族特征，淡化内部族群区别

    美国在处理内部各族群关系时，强化国民认同，各种不同族裔的人，都为美国人，都属于美利坚民族。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经渐渐发展出一种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和文化认同感，称为“美洲生活方式”。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不仅宣示美国在政治上的独立，也加速了美国国民认同的构建。美国建国初期的领导者从四个方面着手创建一个全新的“美利坚国民特性”。一是确立基督教和英语的主导地位。尽管基督教和英语的主导地位未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时至今日，这两者仍被视为“标准美国人”的基本特征。二是有意培养整体国民优越感，以此加强认同。通过整合欧洲的政治学说，形成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并强化这种价值观及其引导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感。三是在接受欧洲观念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学说。在国民观念方面，美国的知识阶层有意识地发展不同于欧洲传统的特有观念和学说，比如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等等。四是通过开发西部等优惠政策吸引欧洲移民，并且通过经济利益使之与美国的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自我修正，特别是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已从法律上将所有族群成员都视作平等公民，对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从“国民”角度予以保障。通过文化和通婚等形式，使多元文化和各自族群逐步融合，淡化族群特征。

    从中美对比看，美国对外强化了美利坚民族特征，融合和淡化了国内不同族群特征。美国没有少数民族法定语言、区域、自治政体。而中国则在几十年中强化了不同族群的特征，特别是有法定民族语言和政体；总体上讲，没有主流的宗教；在生育、升学等方面，制定了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这种体制和政策，对增强国家认同感、向心力方面，作用到底如何，需要重新评估。

    就美国未来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预测，由于经济下行，失业率居高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很可能继续恶化；并且，经济下行，美元的国际地位逐步下降，加上社会福利难以消减，债务积累，金融体系的风险，可能成为引爆美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大概率因素；而从国家治理和政治架构上看，由于两党政治使民怨有发泄渠道，并且往往将希望寄托于新上任总统，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有消解之处。其他方面，也不存在族群尖锐冲突和民族分裂等大的因素和风险。

    因此，美国在中美关系上，采取的是用文化政治渗透影响中国内部稳定，支持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中国采用同样方式博弈的条件并不存在，考虑美国国内经济社会不稳、政治基本稳定的格局，主要要用经济博弈的方式应对美国的挑战。

    四、中国对美的博弈战略

    我们先不考虑应对中美双方目前这样的战略博弈，究竟会给两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有什么样的代价。这里只是讨论美国在作为主动方的游戏博弈中，除了决不当头，保证中国内部不出大事外，中国在中美关系战略上，应当出什么牌。

    （一）另辟战线：经济博弈思路

    在当今世界上，虽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科技和军事实力还不强盛，但是中国经济和贸易总量都排在第二位，而且经济处于上行趋势，为成长型的规模特大经济体国家。有着这样位势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需要经济与政治和军事相结合及其互动，以减少不利，并获得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在国与国关系中，我们强调经济与政治和军事脱钩。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仅有军事战，也可以采取经济战。中国应当在中美这种特殊的博弈关系中，更多地采用经济博弈，来抵御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博弈。

    一个国家，如果作为特大规模经济体，有其特殊的优势：（1）其占全球经济规模比例较高，由于现代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高，全球各国经济对特大规模经济体带动和支撑的依赖性较强；（2）当特大规模经济体与小规模经济体发生经济冲突时，如贸易的缩减，投资的撤出等等，对特大规模经济体的损害比例很小，而对小规模经济体的打击却很大；（3）世界特大规模经济体，一般其货币在全球占重要的地位，有贸易费用低、融资成本廉、主导货币政策、获得铸币税、取得汇率变动利益等货币经济优势；（4）当一个特大规模经济体与另一特大规模经济体博弈时，如果前者经济规模增长处于上行，处于债权人位势，而后者经济规模增长处于下行，处于债务人位势，则前者在双方经济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后者则处于弱势地位。

    就中美两国实力及其变化走势看，5年内，美国仍然处于经济总量第一，科技竞争力较强，军事能力强大的位势；2016—2020年间，中国将逐步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而2020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处于上行趋势，而美国处于下行趋势；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以及军事力量，在这20年中，也将有长足的进展和加强。即使中国今后强大了，也不准备去与美国对决和打仗。

    因此，从未来10年中美博弈看，美国对中国以政治和军事出击为主，处于攻势，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加剧，是其短处，在中美关系中处于守势；中国则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处于守势，而经济则处于向上的势头，在对美关系中可处于攻势。

    在经济战中，双方都会有程度不同的损失。但是，美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的国家，经济战势必会使其经济更快速地下落；而中国经济则处于上行发展阶段，一时或者一个阶段的经济战消耗，并不会改变这种上行的经济趋势。美国是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国家福利也比中国多，而经济战可能使其下行的经济更快下行，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福利也会缩水，上易下难，经济战会引起国民的强烈反对；而中国经济则处于上行，经济战对其影响相对要小，福利水平比美国低，国民承受经济战的能力要比美国国民强。

    （二）人民币对美元战争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未来在货币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其经济、贸易和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壮大，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未来的冲击是最大的。如果双方和平相处，互相协调，可以在双方利益协同的过程中，避免因经济博弈给一方，或者双方带来重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一方以政治和军事力量威胁和遏制另一方，则另一方也可以以经济手段加以报复和还击，使得政治和军事较弱的一方运用经济抗衡来平衡博弈中双方的力量和利益损失。

    1.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逐步压缩美元利益空间

    如果是小规模经济体的货币，即使国际化，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由于比例小，无规模利益可言，也没有控制实际的世界货币发行主导权，实际上会被边缘化。但是，特大规模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化则不一样：其有大规模货币经济，主导了实际世界货币的发行权。

    近几年，中国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通过加速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双边投资和贸易本币结算、中国国内银行走出去、人民币实际上南下和周边流通等重要步骤，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美经济下行，并且欧元和美元的弱化，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还应当加快，包括在制定防范外部金融冲击各种预案的基础上，放开人民币资本账户，并使人民币能在国际上自由兑换。

    长期看，我们需要形成一个与中国未来经济、投资和贸易规模越来越大相适应的人民币国际货币体系。从前面分析中美经济规模长期变动的趋势看，人民币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必定会是三分天下。如果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围堵和挤压中国，中国完全应当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经济战，挤压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空间，并且以其影响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来牵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博弈。不要怕人民币国际化会给我们带来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冲击，要学会运用货币经济博弈，人民币国际化给美国形成的冲击，远比可能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的动荡要大得多。

    2.操作美元储备和债权重创美国经济和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其中通过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制造工业品的出口，换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4万亿美元，在2011年年中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在中国央行主办的《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接近70%。对此，许多学者提出责难，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没有必要持有如此多的外汇储备；未来几年中，外汇储备可能被耗尽等等。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忍受贬值的损失，对美博弈，需要有这样一个美元资产大比例的外汇储备规模。

    这里不论从其他角度看的利弊衡量，还是从国际关系方面看，中国在外汇中持有巨额的美元，包括以美元计价的债权，实际上成了双方博弈中，对中方最有利的一个杀手锏。从中美关系看，需要在中国形成操作货币战争的专家团队和各种方案。

    从对美货币战的对策上看：一是将减持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规模，加大发行人民币本币国债，与对美博弈结合起来。在美国债务形势较为严峻时，对华遏制和围堵加剧时，可加大减持美债的力度，对外扩大发行人民币国债，影响其发行空间；在其债务形势缓解时和平稳时，可平缓操作。二是当美国参与中国对日菲越等东海和南海军事冲突时，可大规模抛售外汇储备中的美元，以及美国国债，包括以美元计价的其他债券，加速美元贬值，结合其高负债，加大其货币及金融体系的动荡，甚至致使其美元及其金融体系发生崩溃。三是扩大中国主权基金规模，紧急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冲击美元和美国国债，引爆其债务炸弹，打击美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给其经济体系造成重创。

    中国如果对美国发起货币战，来对付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战，将会给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和重创？后果将是：（1）货币急剧贬值，金融体系发生崩溃，引起经济危机；（2）美国居民财产急剧缩水，中产阶级大量破产；（3）影响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就业岗位大规模减少，失业率快速攀升；（4）债务难以为继，居民福利缩水和断裂；（5）税收减少，财政紧缩，美国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长中，更加快速地衰落。

    （三）投资贸易、区域合作与科技竞争战

    除了货币战外，贸易、投资、区域经济关系合作与歧视，都是经济战的组成部分。

    1.贸易战

    中国进出口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规模大国，中国拥有不断成长着的，将来必定会变成世界规模第一的巨大销售市场，今天和未来给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大比较优势。而在国际关系中，不应当将政治与经济分开。不应当容忍一些国家在中国的市场上赚钱，而在政治，甚至军事方面与中国作对。

    在对美贸易关系上，一是瞄准美国的一些主要出口产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质量，形成标准，保持成本优势，进行竞争。二是对跟随美国反华国家，利用知识产权、标准等非关税壁垒，压缩其对华出口规模，而对友好国家则促进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三是由于人口众多，教育支付能力加强，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中国出外旅游和留学的人数增长也很快，对于跟随美国反华国家，可以通过旅游地警告，出口护照限制，不承认其学历等对中国公民进行旅游和留学引导；而对友好国家，则促进公民到这些国家旅游和留学。四是在对美贸易等方面，进行对美博弈的战略设计，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标准、人员进出境管理等等措施，展开贸易战。

    2012年5月，在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主权挑起摩擦时，中国对来自菲律宾水果等进口产品进行检验检疫，使菲律宾对中国农业产品出口遭受打击，我认为是一个在政治和军事冲突时，利用中国经济市场规模优势，开辟经济战，采取经济打击的成功案例。虽然中国对菲律宾的出口，也可能会有损失，但在特大经济规模体国家与很小经济规模体国家的贸易战中，对前者损失几乎可以忽略，而对后者将是沉重，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在对外贸易战中，中国要对稀有资源和进口市场垄断和保护起来，如最近的稀土由国家整治，出口实行配额等，但要严厉打击稀土走私，使稀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中贸易战的最有力工具。而对铁矿石进口市场，要进行整顿，要集中采购，加大铁矿石进口中的主导权，压低进口价格。

    2.投资战

    中国也要在国际关系中学会熟练地运用投资等金融手段，进行经济战。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对于损害中国产业发展的，对于来源于对华不友好国家的投资，通过行政审批、准入、标准、产业损害调查等等进行限制；对于来自友好国家的，则适当放宽。而对外投资，对于投向反华国家的，需要进行资金汇出、投资审批、人员进出境等方面的限制。在对方对我进行政治，甚至军事攻击时，可配合人员进出境、资金来往、进出口限制等措施，甚至经济制裁，打击对方。

    3.经济合作与博弈战

    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用增加利益来形成友好国家，用利益损失来打击政治和军事上敌对的国家。中国对友好和中间国家，不要因对方经济规模小而不为，需要采取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建立更加优惠的自由投资贸易合作的形式，来争取国际关系中的主动格局。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是中美经济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如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东盟10加1，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主动参与并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合作（TTP），与中国在这一区域中的经济合作相抗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投资和贸易规模在未来是一个成长的格局，而美国经济、投资和贸易规模比例是一个相对下降的趋势，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相关国家与中国为伍，都会在未来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亲于美国，其带来的利益，从未来看，是相对缩小的趋势。因此，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要自信，要有底气，肯定会打赢中国全球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仗。

    4.科技战

    前面已述，中国在科技方面，需要实施赶超型战略。特别是与美博弈方面，科技进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付出代价的大小，甚至是输赢，或者制衡获得和平共处的实力和资格。

    在对美的科技竞争方面，我们要有自信。从中国历史的文明，从现代中国青少年在国际数理化等大赛中领先的成绩，从目前中国在美国各个领域重要岗位上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等方面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1978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出国留学，为我们积累了世界上规模第一的各类人力资本；在大数据计算、移动通信、卫星定位、太空打击、生物工程、新材料、高铁等技术方面，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就目前看，中国不仅还存在着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也有着技术研发和应用低成本的优势。而中国科学家和技术研发人员的敬业精神，甚至是“五加二”、“白加黑”主动加班的干劲，是许多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到点下班、从不加班状况所无法相比的。因此，中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一定会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

    从与美博弈的角度看，科学技术进步的重点：（1）军事技术，特别是太空战、信息战、海洋战、空战等各方面提高综合防御和打击能力的技术，以加强万一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应对能力；（2）能源技术，摆脱对海湾等地石油依赖，降低新能源获得的成本和价格，安全生产消费和减少污染，摆脱外部依赖以及美国以此形成的对中国的牵制；（3）信息安全技术，防止网络攻击，防止信息失密，包括各种军事、行政、经济等网络因受攻击而瘫痪；（4）增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包括新材料、新生产工艺、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等方面的技术提升，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

    因此，需要通过举国体制，集中人才和资源优势，对一些尖端领域实施攻坚；形成国家、地区、行业、企业和院所创新体系；保护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限制一些自主创新技术的出口和被外资收购兼并。

    当然，中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在5年到8年的时间里，政治和军事方面不占优势，除了军事防御外，只有配合用经济优势和经济战来与美国博弈，才能形成双方博弈中较为有利的位势。一是需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包括打破银行垄断和利率形成市场化）的改革，控制国内债务率在合理的水平上，做好应对外资冲击预案，以适应人民币的国际化；二是与美国展开经济战，特别是货币、贸易等战，中国也会有人民币迅速升值，出口下降，失去一些市场等等损失，需要制定我们损失小、对方损失大的博弈方案，使我们在经济战中的损失最小化。

    总之，中国对美经济战的目的，就是对其形成经济的重大损失和可能和现实的负面后果，消耗其经济实力，来牵制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和行动。

    （四）中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我认为，应对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除了以上所述的经济战略外，从军事战略方面看应当做到：（1）坚持积极防御战略，在高科技时代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格局下，在军事技术、装备和行动方面，着重强调“积极”和“主动”。（2）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动，政治、军事与经济互动和挂钩，实施拉打结合，各个击破策略；（3）台湾、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统一和主权，是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保持足够和强大的海空导弹等军事力量，防止这些国家利益的丧失；（4）在外太空和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入和研发，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装备和体系的实力，以保证赢得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5）保证核武库中与抗衡外部威胁相适应和足够的核威慑和平衡能力，努力形成中国自己的导弹拦截体系，在中国遭到核打击时，有能力给对方以核还击；（6）集中力量在一个战场出击，逢打必胜，以赢得战争而威慑其他的挑战。对此，国内外军事战略专家和文献，有许多分析，这里不进行详细讨论。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帕拉格·卡纳：《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09年翻译版。

    3.[美]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

    4.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5.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6.Ken·Lieberthal（中文名李侃如）：“China'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NBR，April 2006.

    7.Ken·Lieberthal（中文名李侃如）：“Governing China：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W.W.Norto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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