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对美非合作型博弈应对的代价和长期利益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己的利益，必然有利益的博弈。国际社会中，这种每个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是用合作型博弈的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合作型博弈的方式来解决，其形成双方博弈的成本和后果是大不一样的。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体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一个经济、科技，包括军事正在成长着的国家。在21世纪的百年，特别是21世纪的前半叶，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有所相互影响和交汇。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成长和崛起，如何处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美国国家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在21世纪的20年代中，美国实际上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美国基于非合作型博弈取向所制定的战略，那么，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中国也只能制定非合作型战略来加以应对。

    （一）中国经济打击美国实力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非合作型的博弈，则中国较为有利的战略是，军事上积极防御，从经济方面主动出击，打击美国货币和经济体系，美国陷入武力战争和对其进行经济打击，消耗和拖垮美国的国力。

    1.青年中国对中老年美国的非合作博弈

    在2020年的前8年中，中美双方博弈，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诸方面都占有优势。从理论上讲，除非特大人口规模国家，一般国家都遵循“低发展—发展中—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即国家有一个起步、发展、强盛、老化的客观轨迹。因此，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成熟，从壮年步入老年经济社会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没有成熟，从少年向青年经济社会迈进的国家。从体力上讲，一个要从壮年迈向老年社会的国家，与一个从少年迈进青年的国家开战，一个人口只有3.1亿规模的国家，向有着13.54亿人口的国家发动战争，由于消灭一个人的生命个体甚至一个家庭有可能性，而消灭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民族的可能性极小，最终损失较大的还是从壮年向老年迈进的，人口相对数量较少的国家。

    除了国家成长规律外，人口规模大小长远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以及以经济为基础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虽然目前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优势，但是，中国是一个成长着的人口特大规模国家，从长期看，由于经济规模决定军事实力，中国逐步将与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处于积极防御的位势；经济方面，中国则处于优势地位，可以主动出击，在军事冲突中积极防御的同时，辅助以经济手段，打击美国。

    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时，经济总量曾经达到世界GDP规模的1/3，而在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不堪一击，现在的中国与当时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清朝民国时的格局与目前中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从中国内部看，当时农民李自成及西北等地农民起义，加上旱灾，农业歉收，基本消耗了清朝的国力；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基本稳定，农业丰收，物资充裕，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增长，国力充实。从产业结构和科技进步看，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业经济社会，与西方列强及日本等诸工业国家无法相比，而清朝政府的愚昧，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则更是无法与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相比；而现在的中国，基本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并且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制造国家，而在科技进步方面，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些领域，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持平，甚至领先。而从开放来看，满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几乎是封闭的，国外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市场，逼迫中国向世界开放；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主动向世界开放了30多年，2011年中国的贸易额已经排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几乎相近；国内吸收了大量的国际投资，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投资规模也在增加，由于是成长着的世界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现在经济、产业、科技和军事实力来衡量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任任何列强随意动武欺凌的民族和国家了。

    2.对美经济战一定要与军事积极防御战主动配合

    有一种说法，似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应当分离。当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反对强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等。但是，政治交往不能与经济交往相分离，政治关系一定与经济关系密切相连。从中日关系中看，日本多年，经济方面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中获得利益，而在政治上却依靠美国，成为美国亚太围堵中国战略的马前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讲政治与经济分离，任日本在经济发展上从中国获益，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与中国作对。这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国际关系战略。

    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围堵，从军事方面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中国在捍卫钓鱼岛及南海主权时，美国参与战争，中国还得做好对美积极防御作战的准备。然而，在美对中军事冲突启动和开始时，中国先可以启动经济战遏制美国的军事攻击；而在美对中军事战争中，中国可以主动运用经济战在经济侧打击美国。具体方法前面已有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军事战争时，中国对美国实施经济战报复的可能性极大。一是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军事战争，中国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寻求自己的长处，逼使其用自己的经济位势与美国抗衡；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自己的金融工作，以及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培养了一大批运作货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能在国际领域开展金融战争的智囊和操作人才；三是中国可学习、借鉴和吸收美国对古巴、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经济制裁的方式方法和经验，利用中国自身投资和贸易规模较大的优势，对战争对手国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制裁；四是虽然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在和平时代，还是要进行保护产权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中国不得不用战时管制，包括将对方资产收归国有的措施，来应对战争。由于中国过去传统上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制度，战时对敌对国资产实行国有化，更是轻车熟路。

    （二）中应对美战争的成本和后果

    战争是残酷的，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无论是闪战和短期战争，还是中长期战争，都会导致中方人员伤亡，都需要消耗中国的财力，并且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成不同的影响。

    1.抗日战争中中国的人员死失和成本

    我们先来看历史。近代以来，中国战时人员和财产损失最大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

    1937年7月到抗战胜利，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发布数据，军队的死亡和失踪人员规模如下。国民党军队方面，陆军阵亡1319950人，失踪13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共产党军队方面，阵亡160603人，失踪87208人。加上受伤人员，为380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提出，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以上。有的学者分类，中国军人伤亡人数380万，平民伤亡在1800万以上。

    对于经济损失和战争的成本，有各种各样的计算。台湾政界和学界，从350亿美元到1835亿美元，有6种不同的数据。如周一行等人认为战争损失在1300亿美元左右，“八年抗战期间，日本空袭125921次。计有敌机62906架，投弹241304枚，燃烧弹19844枚；中国抗战初期有战斗机305架，八年抗战中消耗教练机711架，运输机55l架，驱逐机1229架，轰炸机473架。资产损失、军费开支99542531137美元，民间损失31330136000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11月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提出，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为620亿美元，间接损失则高达5000亿美元，总计5620亿美元。

    2.中防御美对中战争的代价

    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一是军人和平民的伤亡，二是战争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三是对经济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1）中方防御美对中战争死失和伤亡估计。

    由于是美国对中国的领海和本土发动战争，加上美国军事科技水平较高，战争中，中方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要比美国多。

    从中美双方的人口、劳动力成本、生育政策等因素看，美对中发动战争，死亡和失踪人数要比中国少，士兵死亡后造成的无子女家庭要比中国少，战后对死亡士兵家属福利水平要比中国高；但是，其劳动力成本较高，也反映在士兵死亡的直接补偿成本要比中国高，包括战后福利成本也要比中国高，而且美国对中战争，是大国与大国的战争，死亡人数堪比二战后最大规模，因此，由此而形成的民众反战情绪会激烈。因此，不排除美国采取雇佣军的方式，形成军源。

    而中国在对美防御战争中，有人口规模较大，兵源充裕的优势，并且劳动力成本较低，战争人员损失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要比美国低；但是，如果开战，视战争时间的长短不同，中长期战争死亡和失踪人数，将为中国抗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代人正好在战争兵源年龄阶段，需要上战场，战争死亡和失踪将形成大量的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失独、养老等社会问题。同时，由于担心独生子女死亡和失踪，将严重影响部队的兵源和士兵的战斗能力。

    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除了军人在战争中的死亡和失踪外，也将带来平民伤亡，在8万到120万人，视现代战争惨烈程度的不同，甚至可能达到数千万之多。从抗日战争时期看，军人伤亡与平民伤亡的比例达1∶5。一方面考虑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行较为残忍地对待中国平民的暴行，以及现代战争尽量不伤及平民的国际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大规模战争，以及军事设施与民用设施的混杂，不可能不伤及平民，加上平民防护经验、设施和措施都较为缺乏，中国境内农村和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军事人员伤亡与平民伤亡比例可能达到1∶4左右。在战争中平民伤亡的规模按闪战和短中长期，分别为8万、20万、60万和120万人。当然，如果极端情况出现，发生核战争，以及毁及特大型水库等设施时，死亡人数规模可能在数千万人之多。

    （2）中方防御美对中战争的成本和代价估计。

    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从中国战争成本和代价上讲，有直接为应对战争发生的费用，包括A.武器装备，运输和部队移动费用，弹药，后勤服务费用；B.有人员死亡和失踪的人力资本成本，即国家补偿支付；C.还有美国对中战争，造成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城市及平民伤亡等损失。我们将A+B定义为战争成本，将A+B+C定义为战争总代价。则一般来看，闪战中，A+B与C的比率为1∶5，短期战争A+B与C的比率为1∶4，中长期战争A+B与C的比率分别为1∶3。

    由于中国人均GDP和劳动力成本为美国的1/10到1/8，加上在中国本土作战，运输和部队移动成本也要比美国低，因此，后四栏战争的直接和人员死亡及失踪成本，按照美国的1/10计算。但是，由于美国在中国领海和陆地作战，对于基础设施、工厂、城市及平民区等轰炸造成的损失，是为非直接军事成本，加上这部分，其要比战争成本高，应当视为战争总的代价。假设从2013年开战。数据来源：购买力平价调整后GDP及人口数据来自美国宾州大学的Penn World Tables 7.1；其中中国采用第一版本数据，1950年数据缺失使用1952年代替。赤字数据和负债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财政部网站。其中1953年负债是由于当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302亿元；随后则是在1954—1958年间累计发行3546亿元公债，直到1968年内外债全部还清；其中外债主要来自苏联，规模折合人民币52.9亿元，且其中相当部分是以矿石等实物方式还清，因此仅将国内债务按照年度平均折算到1961年当时水平计算负债率。根据2011年中国财政决算数字，赤字率1.86%，负债率15.7%；2012预算赤字8000亿元，负债余额限额82708.35亿元，GDP预计增长按7.5%计。中国未来十年年增长率保守按6%计算。

    美军空中打击中国目标，一是基础设施，主要是对交通系统的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速铁路等等的重要桥梁和涵洞，航空设施飞机场，内河航运和海运的港口；通信网络系统的卫星导航定位及移动通讯基站，以及光缆线路；水利系统的水库，水电站，特别是如三峡大坝等，很可能是其重点攻击点；能源系统的火力和核发电站，以及油气管道等等。二是工业体系，除了对一些大型军工厂实施攻击外，可能对重要的冶金、炼油、化工、机床、车辆、飞机等工厂进行轰炸。三是城市体系，可能一些重要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中心和沿海城市，遭受轰炸，摧毁城市中的军事、行政、金融、供水、供电、通信等系统，甚至对整个城市进行核打击。重创，或者摧毁中国的交通、水利、能源、工业和城市体系。

    因此，美国对中国发动闪战，将给中国带来1.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战争成本，加上各种损失，造成的总代价是10.8万亿；如果对中国发动短期战争，中方的战争总成本近4万亿元，造成的总代价为20万亿元；而发动中长期战争，则中方的战争总成本分别为10万亿和接近25万亿元，而战争总代价则高达40万亿元和接近100万亿元之巨。

    然而，如此惨烈的战争，即使美国对中国形成重创和摧毁型的打击，美国也将付出极高的战争成本，从经济实力上讲，可以说是耗尽体力，与中国同归于尽。

    3.经济和社会后果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方面的战争成本和代价，不仅是军事开支，军人和平民的伤亡，还将给中方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首先，从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来看，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保守和稳健的财政平衡政策，加上中国居民有储蓄的习惯，国民经济总体的负债率要比美国低得多。2011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只有1.4%。穆迪2012年3月19日发布的一个报告认为，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为GDP的33%。国内也有研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2010年底为10.94万亿元，地方为10.7万亿元，即使这样，总和起来，也只为当年GDP的54.1%，在债务GDP比的安全线之内。因此，对人民币稳定的冲击要比美国小得多。然而，战争也将带来以下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用工业在战时受到影响，其银行坏账可能增加，特别是战时如果财政紧张，可能还需要增加向银行发行国债，甚至战时紧急透支，来保持政府的支付力，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由于战时一些民用生产转向军事装备生产，消费品资料将发生供应短缺，对一些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中间物资和最终消费品，可能实行定量和计划分配。中断市场经济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工业体系为战争服务，一些能源、冶金、机械装备、交通运输、电信有可能提高国有化的比例，以便政府随时集中、掌握和动员资源。其弊病是，整个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和高比重的国有制回归和倒退。

    再次，可能实行战时价格和工资管制，以防止战争造成的消费品供应不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减轻工资上涨推动对物价的压力。战争时期，除了一部分消费品工业向军事生产倾斜外，还遇到战时农业生产歉收，美国及相关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等，包括还有战争导致一些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上涨因素，因此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非常高。政府经常运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价格和工资管制，其结果是定量供应，票证增多，黑市猖獗，出现大量的排队状况，供应短缺严重。实际上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在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民用生产让位于战争，加上农业生产和进口受到影响，一定会程度不同地下降。

    第四，战争将会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初，由于军事工业扩张，增加参军就业，失业率可能降低。但是，一部分消费工业的萎缩，可能形成原在民用工业中就业的劳动者的结构性失业；战争可能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波及农业领域的就业；而战争中服务业将处于萧条局面，旅游、娱乐、住宿餐饮等服务业领域就业将萎缩。而且，战争结束初，复员军人的就业压力，也将形成一个高峰。

    第五，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有：（1）在实行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将形成大量的失独家庭。目前，由于疾病、意外伤害等，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而战争，根据惨烈程度不同，更是集中和大规模减少独生子女的灾难。（2）按照战争伤亡的一定比例，加上伤员中有一部分医治后不能康复而残疾，由此而形成战争残疾人群体。（3）形成严重的养老问题。包括失独家庭老人的扶养，战争残疾人的年老后生活费用和人员照顾等，既需要支出大量的战后成本，又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4）房屋毁坏，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其他城乡服务设施遭到摧毁，在战争和战后一定的恢复期内，居民将发生就学、就医、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困难。（5）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将给居民心理，以及身体造成巨大的影响，还将涉及核辐射对子女的遗传。

    总之，如果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战争，对中国一方来讲，造成的损害也将是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

    （三）中国战后的恢复和成长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美国对中国发动最惨烈的战争，包括核战争，将13亿多中华民族从人种上消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与苏联不同的是，由于中国人口和经济集中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中国的人口和GDP仍然会成为世界规模第一。战后的结果，从国民经济来看，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上行国家，战后恢复将更加强劲地推动成长；而美国则是一个下行的国家，战后消耗体力，将使其衰退加速。从人心的凝聚力讲，美国政府发动与美国居民根本毫无关系的对中战争，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人民生活下降、经济陷入低迷，会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要运用这样的多的国力远渡太平洋，去打一场与我们无关的战争呢？战后未必如亨廷顿预料的，会振奋美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提高美国民族的凝聚力；相反可能如同越南战争一样，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爆发反战运动。中国人民则从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心存友好感，而由于美国对中国本土发动战争，如日侵华造成的实际抹不去的中日世代入侵心结和交恶一样，形成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对美国的仇恨，大大提高中华民族抗美的凝聚力，从而事与美愿违，远隔重洋的美利坚民族和国家，培育了一个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世代将与之为敌的民族和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国。而最与美发动战争的初衷相反的是，即使遭受最严重的损毁，中国在战后还是将快速恢复和崛起。

    1.德日二战后的经济快速成长

    美国对中国围堵，甚至发动战争，就是保证美国在世界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用战争的办法，是不是能真正打击中国经济，使其一蹶不振，永远衰落下去呢？从历史的案例看，结果并不一定。

    从德国看，战后重建加速了德国的复兴和增长。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西德经济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但随即德国快速重建所缔造的“经济奇迹”让世界震惊。西德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通货膨胀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实现较为迅速和稳定的增长。在1951—1960年、1961—1970年、1971—1980年和1951—1981年各个阶段中，西德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6%、4.7%、2.6%和5.2%。到1981年，西德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4.07倍，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5.4%。

    而从日本的战后发展看，二战基本上摧毁了日本的能源、交通、通讯、工业和城市系统，东京等城市是一片盟军轰炸后的断墙破瓦，特别是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使日本成为人类发明核武器以来，遭受核打击的第一个国家，广岛和长崎成为废墟。二战后期，日本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财、物力，加上轰炸损失，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都被耗费和破坏掉了。战后第一年即1946年，日本的主要生产指标均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工业技术水平比美国落后了30年，劳动生产率比英、法等国也低得多。

    然而，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发展速度。1956—19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6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因此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日德战后发展加快，并且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学界有多种解释。许多学者也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包括朝鲜战争的机遇等。然而，我认为内因是其复兴的主要方面，外因只是条件。其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应当来自于被摧毁地区的重建动力机制，特殊的民族和地区国情，以及对体制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首先，战争失败，家园被毁坏，反面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给人们一种求生和求发展，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动力。国家和民众，都有一种尽快疗好战争创伤，恢复自己家园，过上幸福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战争刚结束，人民都希望政府发挥作用，支持政府领导人民挺过困难时期，政府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战争使人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建设国家。战后，日德民族都有一种不甘屈辱、互助包容、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激情，这是战后死而后生、重建家园和发展经济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次，被摧毁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加速机制：一是传统的经济体系被破坏，在似乎空白的基础上，重新建设。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设计，没有固有结构的束缚，交通、工业和城市等，按照最新和节约合理的原则进行建设。二是重建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带动能源、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工业，以及建筑安装工业的发展；人们安居，则需要装修、家具、耐用消费品等，进而带动这些工业的扩张。从日本、德国，包括中国唐山、汶川、玉树等战后，或者地震后恢复重建的情况看，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重建的交通、工业和城市体系更加先进。

    第三，当然，不是每一个二战后国家，都发展得很快，都能创造增长的奇迹。日本和德国的成功，在于其战争只是摧毁了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工业和城市体系等硬条件，但并没有摧毁其人才和人力资本体系。日德民族有着尊重知识、崇尚科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战后，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下一代，使其劳动力的智能和技能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而日德民族的勤劳而不懒惰，认真而不马虎，精英加团队合作，科学中求效率，以企为家，以工作为本的精神，更是战后复兴的强大动力。

    再次，日德民族，在战后没有选择当时盛行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体制，没有选择内向的所谓自力更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选择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日本用发展中小企业、降低失业率、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等措施，重视了社会的公平，而德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市场资源和产权明晰的财产制度，使竞争加快了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经济效率，加强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则用外部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高了国内制造工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而使社会公平的各种措施，则缓解了国内分配和财富不公的社会矛盾，避免使发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仅仅有战后重生的民族精神，勤劳好学的民族传统，战后重建的动力机制，而没有选择正确的体制模式和发展道路，日本和德国战后也不可能强劲复兴。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2.中国战后更快速增长的因素分析

    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能使中国经济衰落吗？回答是否定的，并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战争会给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战后，重建会加快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与日本和德国一样，创造战后经济成长的奇迹。

    首先，从精神和中华民族特征看：一是战争将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们摆脱战争的困扰，向往安定的国家，幸福的生活，抱着建设家园的满腔热情。当然，无休止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消耗了建国后人民建设国家的激情，这另当别论。中美如果开战，也将凝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赢得战争；战争结束后，战前一些内部的社会矛盾，经过战争，将得以淡化；人们主要是憧憬未来安宁和体面的生活，想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富足的社会。二是中华民族有勤劳工作的特征，历史上农耕社会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工业社会以来，城乡居民，如果不去劳动，觉得是吃闲饭的，被人瞧不起，而没有工作，更是一个个人和家庭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企业家，科技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职工，虽然劳动法严格规定了劳动时间，强调休息，以及加班工资等事项，但是，白天加晚上，一周五天工作日再加周六周日，是许多企业和政事业单位的状况。而战后，人们会以更加忘我和奉献的精神，投入重建。

    其次，人是生产力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重视教育和科技，小学和中学教育正规化，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积累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本，而且国外留学的人力资源规模也很庞大。就下一代来看，自2000年到2012年，352名中国学生（包括港澳地区学生）的219个项目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美国举行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赢得了231个奖项，其中包括2004年获得的一项Intel ISEF顶级奖项。2012年中国内地参赛27名学生，带去18个项目，赢得了22个奖项。战后，中国政府将会更加重视教育，人们将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将会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有技能智能劳动力者的重建热情，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企业家们会更加努力地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而有智能技能的职工，将会通过辛勤工作，将其变成复兴的现实。

    再次，战争一方面可能极大地毁坏中国的工业体系，以及城乡布局；另一方面，则为战后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业装备，以及整治国土，更合理地布局城市和乡村，节约使用土地，提供了新的更大的空间。从哲学上讲，有两种发展观，一种是马欷尔提出的，发展是渐近、连续和平衡的过程，即发展是在一个体系内，逐步地发育、生长和扩大；另一种是熊彼特的，发展是跨越、间断和不平衡的过程，即有时要摆脱甚至摧毁原有的框架，在一个新的体系中实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而摆脱旧的框架，意味着间断，跳跃式则意味着不平衡。战争，有时实际上起到了摧毁旧的框架，给发展提供另一种更新体系的机会。日德战后的发展，无不如此。

    第四，战后重建和城市化加速的叠加，交通需要更新，水利设施需要修复，需要建设标准更高的民居，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恢复和完善，学校、医院、文化和商业设施也都需要建设，这将大规模拉动投资，迅速推动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的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可能最大规模的重建。从目前看，如果以实际居住所有为线，中国的城市水平也就在35%左右。而战后重建，将与村庄整治，人口集中，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和城市相结合，人口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可能在十年之内，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城市化形成的投资、建设、就业、收入、消费等效应，将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第五，与日本和西德战后重建不一样的是，中国的人口规模远比两国大得多。当年，日本和西德的人口规模，已经是世界上较大规模的国家。其创新、工作和消费，有力地带动了两国战后的复兴。而中国战后，将是13亿多人口的重建和消费市场，13亿多人口的创新、工作和消费，而且战后快速增长，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生产地和中间及最终产品销售区。即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欧美经济下落和需求减少，中国也能在自己不断增长着的市场中找到快速发展广阔的回旋余地。

    第六，虽然战争中，有可能实行一些战时计划和国有的措施，但是，战后中国会比较二战后日德与其他国家实行不同体制形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经济上更加坚定地向市场配置资源、产权更加清晰、调动民间创业和投资的体制迈进；行政体制上，改革审批、监管等体制，提高办事效率，压缩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减轻创业、投资和经营负担；政治上形成立法、行政、司法制衡体系，立法民主化，加大民意选举各级领导人的力度，加大社会公众监督，形成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总之，战后，中国在制度和体制上不会倒退，相反将更加坚决向建设一个制度和体制更加现代的国家迈进。

    优者胜和劣者汰的丛林法则，以及历史的经验给国际政治研究一个道理，即如果想让世界上一个人口众多和优秀的民族，更加强盛，一个最好的办法是，用战争打击去激发和培养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美国试图用军事围堵和对中战争的方式，遏制中国的崛起，从上面的分析看，很大可能是适得其反，战争的结果，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与美国世代仇视和敌对的中华民族和中国。

    四、中美非合作博弈中的第三方获利

    中美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很可能殃及多边，世界也不会安宁。然而，国际社会不是两个国家的世界，中美之间相互博弈时，还有其他第三方国家，甚至多边国家可能主动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有经典的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谓此。

    （一）中国受到其他方面的博弈

    中国周边陆地边界纠纷，除了与大部分国家已经划定外，还与印度等国家的边界存在纠纷。而中国面临的领土和领海争议，热点集中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海域。钓鱼岛、南海诸岛礁及其附属海域，无论是从国际法理理论，还是从历史看，都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和领海，是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一是领土寸土不能相让，国家主权不得侵犯；二是岛屿以及法定海域的各种资源，是中国的经济利益；三是这些岛屿的主权，关系到中国东南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

    而有关国家，一是以为一个强盛中国邻居会威胁他们，心理上不希望在东亚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崛起；二是一些政治家，通过在外挑起纠纷，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博得国内选民；三是盯着领土领海相关的油气等资源，扩大其经济利益空间；四是对中国在海洋运输通道上，设置国别和安全障碍。

    从美国从中东向亚太重新部署军力和全球再平衡战略看，加之几次战争的成本及其国内财政和债务因素考量，美国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领土领海纠纷，明暗支持其与中国发生冲突。这些第三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中国抗对，利用中美之间的冲突，拉美国作大旗，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来抗衡中国，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如果中国最后不得已用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时，美国能参与其中吗？

    实际上，可以看出，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形成了多边互相利用其他双方冲突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就是多重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博弈关系。在深层次中美博弈的关系上，附着了美日、美菲、日菲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关系；而俄罗斯日本等向越南等出售用于空战和海战的武器；印度也希望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到南海搅局；而在朝鲜问题上，似乎中国与朝形成利益共同体，而美韩形成军事同盟；还有俄印之间的遥相呼应，印美之间的相互往来，特别是军事交流和武器交易等，也对中国形成威胁。

    从中俄印关系看，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视印度为其在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冷战时期，前苏联与印度的军事政治联系就十分紧密，苏印在联手制约中国、打击巴基斯坦、甚至共同反对西方的过程中相互声援。冷战结束后，虽然印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但印度要依靠俄国牵制中国，进一步打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俄国需要在中印俄小战略三角来赢得中俄美大战略三角中的主动，所以俄印关系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加之俄国与印度相隔较远，从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来看，放手武装印度对俄罗斯没有潜在的威胁。由于两国在战略上有共同利益，早在1994年12月，俄印就签署了跨世纪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而且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军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军事技术合作已成为俄印两国发展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印度顺理成章地成为俄在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军火买家。

    从中国周边看，印度对中国未来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胁：一是从经济上看，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目前国内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万，按照这个速度，并考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惯性和转基因食品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到2040年时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而居世界首位。与中国相比印度发展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大量年轻人口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廉价劳动力。其经济规模可能超过中国为世界第一位。二是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看，印度是世界上的核国家之一，其中程导弹与核武器威胁着中国中西部，并且其积极发展远程导弹，对中国全境都形成核威胁；中印20世纪60年代，就边界进行过战争，边境冲突潜在风险很大；在达兰萨拉给中国藏独势力留有基地，插手中国西藏事务；威胁中国海上能源补给线，印度提出了要控制印度洋，继而将海军前伸至马六甲海峡的想法，甚至提出南海问题国际化；对巴基斯坦、中亚地区实施侧翼渗透，在西南和西部形成包抄中国格局；与美、俄联手制华；借助“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地位联合穷国制约中国；未来进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组织中制衡中国。

    这种基于中美关系形成的多边博弈，首先，使中国需要多方应付，消耗中国的精力、财力和物力；并且在某一冲突发生时，不能集中精力去加以解决；其次，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研制和购买武器，逼迫中国不得不加大军事开支，加大军事研发力度，加强军事装备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以平衡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还要为防御美国干预储备军事力量。实际上，周边有关国家寄希望于中美博弈而通过加强军力来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结果必然是东亚和南亚地区新一轮的军备扩张，势必会严重影响全球局势的安全。

    中国还是一个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中美博弈，美国利用中国周边的领土和领海问题，运用所谓的巧实力，激发有关周边国家的不当利益幻想，使这些国家扩大军力，威胁中国东海和南海，以及西南边疆的主权利益，逼得中国不得不分散发展精力，以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军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以保持威慑和对付突发的战争。

    （二）美国受到其他方面的博弈

    在美对中博弈中，实际美国也面临着更多的第三方利益冲突，包括潜在等待时机的利益冲突方，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打击威胁，以及第三方观其实力消耗、经济衰落，落于二流国家等心态和希望。

    1.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

    民主化，会缓和和化解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消除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实际是一种美国的单方面幻想。从美国国内看，“伊斯兰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广为流行，是美国和西方大国传媒舆论中近20余年来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主流话语之一。经常把各种暴力恐怖活动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联系起来，视为对美国和西方安全与战略利益的巨大威胁。

    巴基斯坦一位温和的原教旨主义代言人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不是政治对抗，而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他从4个方面来解释原教旨主义由此产生的困惑环境：一是西方殖民统治造成的社会世俗化，它以西方世俗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取代了穆斯林大众所熟悉的伊斯兰制度，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西方殖民统治通过殖民文化征服人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国家盲目地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三是殖民统治造成教育体制分裂，现代世俗教育以培养亲西方的知识、政治精英为目标，而传统宗教教育以培养宗教领袖为使命，导致两极分化；四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伊斯兰国家的领导阶层皆是亲西方的、世俗的政治精英，他们掌握权柄、独裁专制，但其统治缺乏根基，不得人心，政局动荡不安。

    击毙本·拉登，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使美国担心的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消失了吗，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正常化了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埃及曾经是美国的友好国家，民主革命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后，一是抛弃了过去国内文化西方的世俗化，恢复伊斯兰文明，强化了政治和法规的伊斯兰色彩；二是无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其总统穆尔西参加伊朗主导的不结盟国家大会。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官员多次表态，不打算延续穆巴拉克的对伊政策。

    应当说，美国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方面，竭尽全力。然而，民主化后的利比亚民众，似乎并不领情，反美情绪不减当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2012年9月11日在利比亚班加西遇袭身亡，酿成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悲剧。同日遭到冲击的还有美国驻埃及使馆，而抗议者高喊的“我们全是本·拉登”的口号更冲击着全世界的媒体。在美国纪念“9·11”事件11周年时，班加西和开罗的反美民众则用一个血腥的“暴力之夜”宣泄他们的情绪。这几年，美国使领馆在世界各地遭到的抗议不少，但直接针对美国使领馆的恐怖袭击即使在反美势力嚣张的国家都比较罕见，更何况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在曾被称为利比亚民主革命堡垒的班加西。《纽约时报》称，中东革命给该地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打消人们对美国的仇恨。一些西方媒体还担心地预测，穆斯林的反美浪潮可能“刚刚开始”。

    2.俄罗斯对美国的核制衡

    20年前俄国放弃共产主义价值观，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接近，并没有使俄美形成亲密的“民主同盟”国家。美国时时提防着俄国向强国的复兴，而俄国则对美国心生不满，试图重振俄罗斯，东山再起，成为国际社会中对美国的制衡力量。

    （1）俄罗斯民主化后俄美关系的变迁

    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俄罗斯实施了西方希望的激进经济改革，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动荡。当时被俄罗斯人视为伙伴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并没有伸出援手。与此同时，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依然假定俄罗斯是安全威胁，并开始推动北约东扩，以加强西方安全。

    北约1999年轰炸俄罗斯的盟友前南斯拉夫，成为俄罗斯对美国态度的转折点。第二次车臣战争则为俄美关系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美国对俄车臣政策的批评，促使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10月，俄前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因被指控犯有商业诈骗、偷漏税款等多项罪名而被捕。前者引起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后者则引发了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强烈抨击。在普京看来，美国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削弱俄罗斯。美国对伊拉克这个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发动战争，被视为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无法容忍的侵犯。

    而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先后爆发“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背后，似乎都有美国人插手的影子。对普京来说，两场颜色革命就像是在俄罗斯发动革命的预演和彩排。随着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始寻求加入北约，普京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了明确警告。虽然俄罗斯曾公开宣称，不介意美国在前苏联地区交朋友，但俄罗斯却画出了一条界线：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不能加入北约。在俄罗斯看来，前苏联地区都是其“势力范围”，西方势力不应该进入。俄罗斯不希望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

    2008年8月8日，布什与普京在出席奥运会期间讨论了日益严重的格鲁吉亚局势。当普京意识到布什不愿控制亲美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时，他决定自己出手。对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短暂冲突，普京认为，他不过是在重演北约对前南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这场冲突使俄美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对美国而言，伊朗是一个严重威胁，美国期望俄罗斯在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的问题上提供帮助；但对俄罗斯来说，伊朗是其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一直宣称，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伊朗威胁。但俄罗斯不接受这种说法。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在东欧的反导系统，旨在使美国获得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2）俄罗斯的核力量

    从核弹头数量来看，目前能与美国抗衡的，只有俄罗斯。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一份报告披露，到2007年年初，俄罗斯大约拥有5670枚核弹头处于战斗值勤状态，包括3340枚战略核弹头以及大约2330枚非战略性核弹头。此外，还有大约9300枚核弹头被储存或者等待销毁。两项相加，俄罗斯核武库拥有近1.5万枚核弹头。俄罗斯的核武器可以从陆基发射井、潜艇和轰炸机发射。包括战略火箭部队（陆基）、有12艘潜艇的战略舰队（海基）和有79架轰炸机的战略航空部队。

    从俄罗斯突破美国部署在俄周围的反导系统看，一是俄战略导弹将装备突破反导系统的武器设备。2007年研制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能有效地摧毁敌方火力系统、反导及防空系统、机场设施、通讯指挥中心及重要的民用设施，并且具有很强的隐蔽能力。由于其飞行轨迹灵活多变，因此很容易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和防空系统。二是将在西部和南部部署现代打击武器系统。在西部和南部部署现代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应对欧洲反导系统，具体措施将是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三是启动核设施防护。将加里宁格勒的无线电雷达导弹预警站转入战斗组成部分。在建立航空航天防御系统框架内，首先加强战略核力量设施的防护。

    在太空战方面，俄罗斯宣称，尽管美国和中国都有过成功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但俄罗斯迄今仍是惟一“反卫星”武器性能卓越并能在合理期限内制造出来的国家。他们世界上独一无二的A—36反导系统就是例证。

    3.有关国家希望美国多方消耗和国力衰落

    任何国家在国际上的非直接营利性行动，从经济上看，都程度不同地以国家的财力为基础。美国保持其大国领导地位，在国际上管的事越多，消耗的国力就越多。从目前从事以及未来美国制定的国际战略看，其主要在这样三个方面的战略行动方面发生巨额的消耗。

    首先，反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未来仍然还要消耗美国巨额的国力。虽然美国想从中东抽身，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但是拉登被击毙和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后形成的格局，并不随美国的意愿。最近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包括所谓民主革命后的国家，发生的埃及离美和班加西反美格局和事件，表明美国在中东制衡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任务，并没有结束，而是长期和艰巨的。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已经付出了近1万美国军人死亡，以及45000亿美元的巨额战争成本。未来视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反美，以及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攻击看，包括对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投入，以及美国国土防恐安全，全球监测和情报，反恐体系和装备等等，全部每年需要至少1000亿美元的费用。

    其次，与俄罗斯的核平衡，需要维持一个较高的成本。据美国有关研究测算，美国用于核武器活动经费为310亿美元，其中包括227亿美元用于核武器运载工具、指挥、科学活动及相关的国防开支。此外还包括能源部用于核武器、海军核系统和其他活动的82亿美元的开支。2011年，一些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也对核开支进行了估算，有的计算结果比本星期公布的评估数据还要高。在反导方面，美国立法委员会批准的一项2012年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财政预算，总金额为86亿美元，同比增长1.2%，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27年来累计耗费在国家反导拦截系统上的开支与当年阿波罗太空计划的1500亿美元大致持平。此项，每年至少需要400亿美元的费用。

    再次，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特别是军事力量的部署，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特别是发生战争，其成本更是高昂。一是人员成本。目前，仅在日本和韩国驻扎的美军规模就达6.6万人。不论美军怎样以技术替代人员，庞大的亚太军事战略部署，还是需要士兵投入。当前，美国每年约有1/3的基础国防经费用于人员开支，总额达1810亿美元，其中包括1070亿美元的薪酬和补贴，5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和240亿美元的退休金。在经历了在阿拉伯地区10余年的对外战争之后，大量美军士兵回归社会，还有许多伤残老兵和近万名阵亡军人，美国政府要削减这些人的福利与抚恤将面临很大压力。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专家托德·哈里森估计，在总体国防经费不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人员开支继续按照当前的速度增长，到2039年，所有国防经费都不得不用于人员开支。特别是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必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形成巨大的人员成本。二是运输、基地、装备、训练等成本。太平洋东西间距2.1万公里，美国军事力量要越过90%以上的太平洋面，逼近到中国近海和内海区域，其力量输送和维持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其在韩国、日本、新加坡、关岛等地的军事基地，包括重返菲律宾，以及进入澳大利亚，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另外，各类军事装备，如航母、潜艇、飞机等等，都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如果美国认真进行亚太战略的部署和维持，综合估计，成本每年不低于600亿美元。而一旦与中国开战，则战争成本视时间的长短，在3万亿到40万亿美元规模。

    虽然美国2012年1月5日正式公布新军事战略，抛弃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变成“1+”战略，即参加并打赢一场战争，同时在另一场战争中干扰破坏敌人的行动。但是，其军事部署向亚太转移，战略目标，就是崛起中的中国。然而，美国与世界上第二经济体进行力量博弈，并不是向一个小国派一两艘军舰威慑一下就可以的事，需要付出巨额成本；中东，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针对美国的行动，使其很难在此地抽身；与俄罗斯之间，也需要一个核平衡。三个方面，总的运行费用，一年在2000亿到3000亿美元之间；而一旦与中国爆发战争，视战争的时间长短不同，成本则会高达数万亿到几十万亿美元不等。

    为了削减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5日还提出了大幅缩减国防预算的计划，预计在今后10年内削减约489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和美国国际战略实际上三方出击的巨额成本，大相冲突。

    实际上三方出击的战略，尤其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行博弈，将快速消耗美国的国力，加速其衰落。债务不可能降低，负债率越来越高，面临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军事和民用科研，以及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更多的财力投入军事，而影响美国科学技术的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振兴等方面的投资资源要挪用于军事，资源分配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失衡，妨碍经济的成长；而资源在黄油和大炮间分配的失衡，特别是纳税人的钱，很大一部分用于远离美国的围堵中国战略，用于在中东等地充当国际警察，再加上用于核力量，则也会影响美国国民的福利，降低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使美国消费的增长乏力，循环看，也影响美国经济的成长。如果美国在国际军事战略上所用的资源较多，从各方面因素看，其经济的长期增长，将维持在年2%的低速水平上，而印度、俄罗斯，包括其他人口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以及欧洲的恢复、振兴和可能加速一体化，美国不是没有可能在21世纪，落于中国、印度、欧洲之后，甚至消耗国力太多，也落于俄罗斯之后。而美国的国力越来越弱，未来面临的将是，极端宗教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复仇。这种局面如果发生，实际是与中国进行国力消耗博弈的结果。

    五、代价、历史和中国文化

    实际上行文到这里，我们顺着“21世纪中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各自利益的差异和冲突—非合作型博弈的成本和代价—损失为第三方的收益—双方回到合作型博弈的路线上来”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到了研究的最后一个环节：在21世纪中，中美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竞争，但是正确的道路是合作型博弈。

    （一）代价太大：爆发战争是小概率事件

    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生命权。这是人权的第一要义。人的生命权不得无辜被剥夺，这是国际法的最高原则。在21世纪避免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战争，平息局部伤亡战争，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和经济大国的共同责任，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责任。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更加先进的对人类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代替了冷兵器。据有关资料，从公元前1964年到公元2010年这3974年中，世界上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上中国前期抗日战争，共死亡6000万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目前为止，又爆发了约30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由于进入现代高科技社会，核武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核武装备发展，事实上逐步在扩散。加上流入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手中的可能，以及与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相结合，核——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对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存形成巨大的威胁。21世纪如果发生大规模核战争，抑或是局部的核战争，其伤亡人数规模，将比20世纪大得多和惨烈得多，后果也要严重得多。中美作为尊重人权的国家，共同合作，避免和制止战争爆发，双方义不容辞。

    从对双方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发生战争，其成本代价及收益分析看，还包括双方非合作博弈给第三方形成的外溢收益，以及第三方在双方非合作博弈时，可能形成的威胁风险考虑，除非遇到不理性的热衷于战争的政治家，或者代表军火商及军方的军人执政，中美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好战的政治家，或者军火商代表人及军人执政，如果发动战争，也会被衍生的国内问题，成熟和日益发展着的民主制度所约束和校正。

    其理由概括起来：非合作型博弈，直至爆发战争，对于美方来看：（1）会形成2000到13万规模不等的人员死亡，2.8万到近40万亿美元的战争成本；（2）战争成本导致较高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特别是中国如果发动货币战和其他经济战，加上养老医疗负担，美国本身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又较高，综合作用，又可能危及美元世界货币地位，使美元金融体系和国内经济存在崩溃的风险；（3）战争在初时，军火工业可能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非军工业可能萎缩，而福利可能减少形成需求下降也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从而影响就业，使失业率上升；（4）由于人员死亡，伤残增加，包括军事对垒和战争需要与社会福利争资源，导致一系列有关的社会问题发生，并且，国内反战情绪会上升；（5）由于美国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经济长期看为低速增长，加上与中国军力部署和战争的消耗，可能致使美国加速衰落。

    对于中方来看，（1）从人员死亡和失踪看，战争视闪战和长期战争的不同，军队人数可能达2到30万人之多，平民可能在8到120万之多，如果发生三峡大坝被毁，或者核战，人数可能在数千万之多。（2）从战争损失来看，视其程度不同，成本在10万亿到25万亿之间，而战争总代价则高达40万亿和接近100万亿之巨。（3）造成千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数量较大的许多伤残军人，高额的抚恤和养老等负担，造成连带的许多社会问题。（4）战争也将导致通货膨胀、工资冻结、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5）打乱中国发展战略部署和现代化的进程，拖延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可能使印度等国在发展方面超越中国。

    中美共同的损失是，战争一旦爆发，由于现代战争对外太空领域设施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不涉及人员伤亡，所以必将对对方外太空卫星、航天站等设施发起攻击，加之许多卫星战时可以用于军事，可能对外太空卫星和航天站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既造成外太空领域信息系统的瘫痪，也给外太空和平利用的卫星和航天器等资源归零，还形成大量的太空垃圾，给战后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的重建，造成巨大的障碍。

    从成本收益方面看，中美之间非合作型博弈，特别是互相之间爆发战争，对于双方，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损失巨大，得不偿失。因此，中国不会主动与美发生军事冲突；而美国如果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无论是美方自己发动战争，还是参与由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起的对中战争，面临的成本和代价，与前述的海湾、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是无法比拟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并迅速失去经济实力，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不再，甚至有很大可能成为落后于欧洲、印度和俄罗斯的国家。鉴于如此之大的成本和代价，并且收益不大，美国对中国直接发动战争，或者参与第三方对中国的战争，为发生可能性不大的小概率事件。

    （二）中美历史恩怨：对于中国友好大于冲突

    从中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入侵美国的事件，而美国入侵过中国，但是，美国没有长期和大面积地侵占过中国领土。当然，从美国侵华史看，与俄国、日本、荷兰、英国、葡萄牙等相比，美国侵占中国土地最少，时间较短，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最小。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曾从1900年开始，参与英法组织的八国联军等，入侵过中国。在中国利用不平等条约，1862年在天津设立130余亩的租界，1902年转给英国；1848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美国政府将入侵中国获得“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建立大学和为中国培养学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政府战败后，按照不平等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经罗斯福总统决定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清政府于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当中部分资金在北京建立“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为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所建立的预备学校，也是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及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之前身。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退款。基金会用退还的赔款兴办文教事业，继续培养留学生并资助清华大学，还在1931年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

    1941—1945年间，人们不应该忘记的还有美国帮助中国的抗日，特别是名震世界的美国“飞虎队”。美国人民无私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大批美国人来到中国，为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到战争结束，飞虎队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历史应得到尊重，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陈纳德将军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国空军官兵在中国军民浴血抗日的8年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

    中国与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发生军事冲突，并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是在第三国，朝鲜和越南的战场上。当时分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在冷战思维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加上朝鲜与越南又是中国东北和南部的接邻国家，中国部队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抗美援越战争。这两次战争中，虽然双方都说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说不上谁胜谁负，实际上并没有赢家，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获得了推动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美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1972年开始展开乒乓外交，1979年正式建交。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与美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一是中国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获得了经济增长的资金。截至2010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5.9万多个，实际投入652.23亿美元。二是中国学生大量赴美国留学，美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据教育部统计数据的研究，从1978年到2011年底，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留学生。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如截至2011年5月，在美国学校在读的留学生总数为157558人，占美国海外在读留学生总数的22%。历年来，从美国回国的留学毕业生，成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引进美国的生产制造，以及美国一些研发向中国的迁移，中国也在一些方面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比如，2007年中国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其通过独特的非能动安全系统设计，使反应堆设计更加简单，堆芯损毁概率可忽略不计，提高了中国发展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了中国核能工艺和装备水平。四是与美国在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使中国加快了政府审批、统计核算、会计制度等体制改革，加快了一批市场经济的法律出台和完善，也使企业在资产结构、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五是更重要的，与美国30多年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许多方面相互协调，给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一个30多年稳定和安全的非常难得和重要的黄金时期。不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和其他摩擦如何，实事求是地讲，中国这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没有与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在这个时期基本上还是友好相处，可能要大打折扣。

    （三）未来中国不可能是美国的敌人

    从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看，他们认为，世界上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宗教信仰等文明的冲突。甚至认为，因为苏联解体后，由于美国找不到进行斗争的敌人了，没有对外的争斗，美国将失去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因此，需要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敌人，加以振兴美国。也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仍然是过去极端共产主义的代表，苏联和柬埔寨式的极端共产主义，也许会由中国继承而在21世纪复兴。据此，需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形成威胁，并设置一个假想敌，与其斗争，以加强美国民族的活力和竞争力。

    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看，两千多年来，儒家理念和后来的佛教一直处主流地位，与中国原始的道教，加上伊斯兰教和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等，以及在中国各种宗教信仰相互影响和变化，形成中国佛儒主导和其他宗教理念混合的文明。

    从这样一种特殊的各种宗教和理念形成的文明看，中华民族本身，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上，其有这样一些特征：（1）中华民族奉守和为贵理念。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看，和是其主要的思想内容，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观；修身正己、以德化人的教育观；以义统利、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观；国家统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等。在实践路径与方法方面，儒家以“中庸”的思想方法认知和谐，通过培养造就“君子”来促进和谐，用伦理道德维系和谐。（2）从中国传统的宗教道教来看，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和谐相处，是其核心内容：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主张性命双修，贵命养气，讲究出入世间的逍遥，追求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完美和谐；尊重自然，重视生命；和平和谐，齐同慈爱；道德为宗，济世利人，主张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和谐共处；主张人应效法自然，清静无为，以达到长治久安、长生久视的目的，是为道教徒修持奉行的中心思想。（3）从印度等地传入中国的藏传佛教及汉传佛教看，其在“和”的方面，基本理念为：惜缘，注重与别人的缘分；宽容，对侵害过自己的人，不以牙还牙；报恩，对生己和养己者，对自己有过帮助的，报答恩情；慈悲为怀，对弱者，对陷入困境的人，有同情心，进行帮助。佛教提出“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其因果报应所讲的因和果，各分为善和恶两类，善因得善果，恶因的恶果；从报应起作用的时间上来讲，佛教有“三世因果说”，即现世的情况由前世来定，现世的行为决定后世的命运，有善行者可以转到好的地方去，而有恶行者则被转到坏的地方去。

    （4）从总体上看，中国大地上宗教文明不是单一宗教，多种宗教融合并存，而且许多信众信奉多教多神，互相之间并不排斥，这点与西方宗教文明排挤其他宗教，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从中国主体传统的理念和宗教看，先是中国儒家理念和道教发展，尔后佛教传入，许多地区和人群中儒学、道教和佛教逐步三合一；后来伊斯兰教等传入，原来信奉藏传佛教的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改信伊斯兰教；又后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传入中国，一些道教和佛教信众，改信这些宗教。在中国，今天可以看到，不宗教信仰的族群，在一个地区共同生活，和睦相处；一个家庭中，父母可能信仰佛教，子女可能信仰基督教；而有时，一个人，可能儒家理念、道教、佛教可能都信仰。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民族，都被中华文化所融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而从理念、信仰等形成的文化文明看，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摒弃战争，天下安宁等，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长期信奉的理念。与历史上欧洲、中亚、美洲等地各国之间的战争比较看，数百年来，中国人是一个不好战的民族。

    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发展的任务繁重，需要解决的难题甚多，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威胁别国。从发展方面看，中国2011年的人均GDP只有5417美元，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环境，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从国内需要解决的诸多难题看，如何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如何平衡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使13亿多人口在谋求更高水平生活时，与本国，包括世界的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不发生很紧张的冲突；如何应对劳动、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以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等，现实和可能带来的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医疗负担沉重，负债率急剧上升，经济竞争力下降等难题；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扩大就业，在老龄化过程中应对可能发生的劳动力短缺，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难题。

    因此，上述中华民族这种文化秉性，加之繁重的发展、改革任务，以及应对国内诸多的难题，决定中国无暇顾及和没有精力去对外扩张，威胁别国，即使以后发展了，强盛了，也不可能对外侵略，更不可能越过太平洋，去对美国构成武力威胁。

    六、只有合作型博弈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一个国家的行动所形成的成本、代价、结果和收益，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的利益。从理性方面讲，中美之间，如何考虑对方的利益，对自己的利益既要坚持，又要进行适当的适应性调整，特别是通过什么样的双方关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结果和最后实现的利益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对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形成的结果和利益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全球领导地位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从21世纪中至少今后50年时间的情况看，在全球地位的利益诉求上，美国的利益是保持其世界领导位势，中国并没有要当世界领导的意愿。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56年运用经济战挫败英国，对埃及动武取得苏伊士运河实际控制权图谋，并使英臣服于美国，最终获得世界霸权后，充满了民族优越感和世界领导感；而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务实不愿意多管闲事的民族，21世纪主要任务是怎样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中等发达的国家，邓小平给后代们在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政治遗言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搞好，在国际上决不当头。在双方世界领导权不同的利益诉求上，美国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处于被动位势。这种冲突的结果和给双方带来的结果和利益如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行动。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人均GDP虽然较低，但是，其水平的提高，在总量上往往形成不断增加着的巨额的经济规模。据此，美国感觉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论中国如何表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想多出头的本意，一直在担心中国是否在21世纪会严重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21世纪中严重影响其领导地位利益的国家，从行动上遏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从政治和军事上围堵中国，则中国在应对美国领导权方面可能有以下行为。一是在许多国际场合，正面不同意美国的意见，不按美国的意愿行事。比如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在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世界气候大会等国际性会议上，如果美国主导，可能缺席或者派低一级官员出席会议，即使正常出席，也对美国的提案持反对意见和投反对票；或者，有时可能在口头上同意，但在行动上怠慢，并不积极支持。二是在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或者支持和参加俄罗斯等国的提议及行动，与美国对抗；或者谋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与美国形成对抗。三是积极并快速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形成世界各国共同治理的世界政治新秩序，以此来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在21世纪影响其领导地位的假想敌，主动遏制和攻击中国，实际上将中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确实使中国可能会形成影响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障碍性力量。这样无谓的消耗，反而可能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快速下落。

    美国如果仔细分析和理解中华民族的特性，分析和理解21世纪中国的主要任务，及中国想谋求的发展环境，并且与中国保持一种合作型博弈的战略关系，结果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将会与非合作博弈的两败俱伤相反，实现共赢。一是中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场合，与美国先行磋商协调，在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美国的动议，可支持和可不支持的，予以支持；可反对和可不反对的，最多弃权，不投反对票；对于全球和中国都有益的动议，积极支持和配合。二是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保持独立自主的中立态度，不谋求与美国对立的意见领袖国家地位。三是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乐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多发挥其作用，包括发挥其所谓的全球领袖地位作用，对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二）国家安全利益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在领土安全方面，周边国家对美国领土存在争议和要求的情况并不存在，美国内部也没有使某一地区从美国分离的因素。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其国土安全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可能受到别国大规模杀伤性，包括核、化学和生物技术武器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如同“9·11”事件，由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本土实施非常规性，但是杀伤力和损失极大的攻击；由于核武制造的技术门槛已经较低，而且核武流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的渠道增多，极端恐怖主义分子非常规携带核武攻击美国本土的风险也加大。防范美国国土遭受上述这些方面的攻击，保证美国公民生命和国土安全，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

    中国在安全方面的核心利益为：与有陆地边界争议的国家，合理划界；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各岛礁的主权，以及南海运输通道的安全畅通；西藏和新疆的安全稳定；海峡两岸实现最终统一等。当然还包括与美国共同的安全利益，如防范别国核弹，其他化学和生物技术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防止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各种方式的攻击。

    在美国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不但不威胁美国的利益，还是保障美国安全的积极配合者。中国虽然也拥有核武器，与美俄相比，却是第二个层次的国家，也向全世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可能直接对美国发动核、化学和生物技术的战争攻击；中国不做策反美国国内分裂势力的工作；也没有发现中国籍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形成攻击威胁，更不会允许对世界各国造成威胁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在中国形成势力。中国在美国遭受“9·11”攻击时，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并在世界反恐方面，给与了声援和行动方面的配合。

    然而，美国在对中国领土安全的国家利益方面，采取极不对等的非合作型博弈：从战略方面讲，将美国在全球军事力量的60%转向和集中在了亚太，形成对中国的围堵格局；对于日本及菲律宾等争夺中国有关主权岛屿问题上，实际站在日本和菲律宾一方，对这些国家发出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将帮助并参加武力所谓“保岛”和夺岛的信号；美国插手和干预中国西藏、新疆等事务，资助达赖及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对中国国家统一安全形成极大的威胁，而且美国的错误信号，往往给中国境内的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等分裂势力在思想和行动上以误导。实际上，中国在国土安全方面，其生死攸关利益受到的威胁，要比美国大得多。

    那么，中国对此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必定是针锋相对，也会采取各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行动。首先，美国军事力量大兵压境，日菲等国不断挑衅，中国不得不加大核武器的研发，扩充核武库的数量，特别是加强反导，包括突破反导系统技术的投入和发展，不得不把自己逐步建设成军事大国和强国，以便利用军事实力来遏制对方对中国可能的动武，并做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心理、技术和装备准备。其次，在中东、欧洲等控制核扩散、抑制核竞赛和反导系统建设等方面，因为中国本身受到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围堵，以及对中国东海和南海等利益的干扰，在这些方面与美国立场相左，是中国迫不得已的反应。中国实际上无法就这些方面，在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可以理解的是，中国从内心中希望，世界其他处不断对美国形成麻烦和问题地区，这样来分散和减轻美国对中国军事围堵的压力。再次，从各博弈方的战略平衡方面看，虽然中国可能在口头上支持核裁军，防止全球核扩散。但是，考虑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包括核威胁，中国希望俄罗斯，包括其他地区的核武力量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对美国的核武力量形成平衡和牵制。第四，与美国保持同样的立场，中国明确反对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恐怖主义，对国内的极端势力保持高压态势；在国际上，中国首先要与中亚诸国，包括俄罗斯，形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和东亚影响中国安全的极端势力，进行合作打击。在涉及中国利益的反恐方面，中国将与美国进行合作。而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采取围堵攻势，在反恐上又要求中国无私和亲密合作，可能使中国勉为其难。第五，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擦枪走火，以及支持并参与日本和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岛屿之战，中国还将不得不以急剧减持美债等手段，对美国开展经济战，以平衡与美军事战中可能存在的短处。

    实际上，从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看，要防止的是核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的攻击。然而，美国则无视中国国土安全方面的利益，本身所进行的军事力量向东亚转移的部署，就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形成军事同盟，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核心的主权利益方面，支持日本和菲律宾。这样非合作型博弈的结果是：（1）中国本身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海军、空军、核武等战略力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以平衡美国的围堵，并保证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核心利益，捍卫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以及南海运输通道等安全。（2）在美国军事围堵的格局下，中国也不可能真心帮助美国在全球进行核裁军和核扩散，并希望核力量多极化，以平衡美国的核武。（3）中国也不可能真心地为美国的安全利益，吃力不讨好地帮助美国反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中国更愿意世界对美国有更多的麻烦，以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4）美国要是对中国动武，中美之间真要发生军事战，一定会伴随着经济战，也许军事战中国处于下风，但是，军事战必定会给美国的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形成重大的打击，美国也不会是最终的赢家。

    美国需要明白的是，世界上一个没有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规模越来越大的中国积极参与的控制核竞赛、核扩散，以及世界反恐联盟，实际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核竞赛、核扩散和极端恐怖宗教势力，一天不从总体上消除，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是核攻击和恐怖主义势力，而不是目前美国一些学者和政要们假想的中国。

    中美双方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博弈应当回到合作型的轨道上来，而主动权在美国方面。首先，中美双方都应当尊重对方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诉求，特别是核心和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1）美国承认中国在领土安全、西藏和新疆地区稳定、海峡两岸最终统一、东海和南海等主权和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的核心利益；中国特别考虑核武竞赛和扩散，以及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势力对美国国土安全形成的威胁，顾及这些方面美国的利益。（2）美国向亚太的战略重心转移，应当是经济转移，而不是军事转移；更多的是因亚太经济强劲的发展，使美国更多地参与亚太经济发展的合作，实现发展的共赢，而不是美国布置更多的军力到亚太，特别是对中国形成军事围堵。（3）美国在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岛屿纠纷中，持中立和不参与的立场，调解当事方和平解决事端；即使当事各方发生军事冲突，也应当保持中立，不帮助日本和菲律宾参与战争。（4）中国积极配合美国，进行核裁军，防止核扩散，特别是在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方面，在信息情报分享、跨国行动等方面，帮助美国。

    只有中美相互尊重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互合作，才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和扩散、防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维护人类和平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三）双方经济利益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结果比较

    毫无疑问，中美在经济方面，双方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必然存在。但是，经济全球化，使两个国家不可能独立和封闭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在这样一种中美经济关系中，是双方都采取单边主义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进行之间的协调，进行非合作型博弈？还是相互协调，进行合作型的博弈？其对双方最终获得的利益，也是不一样的。

    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如果双方都采取非合作型博弈，则美方的行动为：（1）双边贸易和产业关系方面，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过度利用WTO救济措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进行双反，以此来设置惩罚性关税；更进一步地，设置更多的非关税壁垒，如在生态、环保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对非关税性的一些标准进行过度设计和安排；以此来阻碍中国产品的进入。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下，进行所谓的“再工业化”，重振其制造业，拟更多地用本国生产的产品填补国内市场。（2）在货币体系方面，一是用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并促进美国的出口；二是在中国与日韩等形成自由贸易区，或者日本等国购买中国国债等有利于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刻，期盼中日之间因岛屿领海主权等纷争，并以军事同盟和激烈冲突时参与对中战争等，误导日本，避免形成中日之间紧密的货币联系，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3）在双边投资方面，以国家安全等理由，阻碍中国投资者，如中兴华为等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或者投资设厂。（4）在中国钓鱼岛和南海等事件上，以美国支持为诱，误导相关国家。（5）经济政治化，在总统选举等重要时期，总是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升为政治选举中得到选票的途径，如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中国到美国投资影响了美国的产业和信息等国家安全等。总之，形成一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非合作型的博弈。

    而中国如果在对美经济关系中，也采取非合作型的博弈，将会有这样的博弈行动：（1）在贸易和产业方面，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进行报复性反应，如也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进行惩罚性关税措施；对美国农产品、文化产品、信息产品等等，也进行对中国国家转基因食品风险、信息安全、产业损害、宣扬色情暴力等方面影响的调查和进入限制。这样，中国和美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可能形成激烈的贸易和产业战。（2）在货币体系方面，中国不顾及美国的感受，快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一是通过人民币事实上流通南下南亚、向周边国家扩散；二是加快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设立，增加在全球的设点数量；三是扩大双边贸易中绕开美元，用各自国家的本币进行结算的范围；四是利用中国经济上行优势，向全球发行人民币国债，逐步改变各国国际外汇储备结构；五是与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逆向操作，在避免受制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左右的同时，干扰美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六是在特别时期，如美国参与日本和菲律宾对中国战争中，伺机购进或者抛售美元国债和外汇，影响美国的出口，或者形成美元的不稳定状态，打击美国财政和货币体系。实际上，由于中国负债率较低，而美国负债率较高，在货币战争中，中国处于优势地位。

    这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非合作型的博弈，其给双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对于各自的利益而言，双边经济关系中损失大于获得，而且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拖累全球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增长。具体来说：（1）各自都想扩大对对方的出口，而阻碍对方对自己的出口，结果是双方对对方的出口比不对对方限制水平还要低，并将持续恶化。因为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由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程度、人力素质、工资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无论如何，都有着互补性，非合作型博弈的结果只能使双方的出口都减少，中日2012年9月间发生的钓鱼岛之争，期间形成的贸易战，损害是对双方的，就证明了这点。（2）美国在华有大量的投资和企业，中国对这些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实行的许多政策，甚至比中国国内的企业还要优惠。这些企业在华获得了不少利益，也有中国投资和消费日益扩大给他们带来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产业链上，有些形成了紧密的分工联系。因此，美国在中国，在经济利益、市场份额和产业关联等方面，形成“华”中有“美”的格局。如果中美之间发生非合作型的激烈冲突，美国失去的将是在华利益、市场，并发生产业协作的断裂。（3）而对于中国来讲，由于美国的撤资会影响国内的就业，财政税收减少，一些产业各环节之间形成断裂，技术方面供给不足，包括国际贸易和远洋运输等行业发生萎缩，大的方面对经济增长速度形成拖累，经济可能陷入不景气状态。（4）对于全球而言，由于受中美经济非合作型博弈的影响，总需求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金融风险加大，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对就业、解决贫困、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我们再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之间合作型博弈的行为和结果：（1）在双边贸易，各自对对方的进出口方面，进行协调，发生贸易不平衡时，顺差方从帮助逆差方缩小缺口的角度出发，调整进出口的有关内容。美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放宽非军事用途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的限制；在服务贸易方面，特别是金融保险等领域，在双方对等开放的前提下，互相允许进入。（2）中国考虑美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高赤字、高负债等风险，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与美国相协调，防止美元体系的急剧解体；并且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国际结算、流通、储备等各方面比例上升的情况下，不使美元作用相对下降而对美国经济形成重创，使美国经济在货币格局变动之中，保持一个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态势。（3）双方合作致力于全球经济的繁荣，中美之间各自优势互补，如美国的技术、土地、商业网络等与中国的市场、大规模人力资源、城市化等相结合，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合力，将蛋糕做大，使双方在全球经济繁荣中，获得各自的利益。而在双方经济关系上，相互制约，甚至展开贸易战和货币战，蛋糕会越做越小，实际结果双方都有损失，包括损害全球经济增长。（4）中美应当既在政治关系中采取合作型博弈，也在经济关系中进行合作型博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存在经济合作型博弈，而政治方面可以非合作型博弈的组合。如果美国在政治方面，利用自己军事方面以及目前经济还存在的优势，对中国在政治方面进行非合作博弈，中国的反应必然是利用经济未来成长和市场规模巨大这样的优势，对美国采取经济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因此，中美双方，只有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都采取合作型博弈，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四）外太空及资源环境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

    中美关系中，除了以上所述领导地位、国家安全和经济诸利益以外，在外太空利用、资源分配、全球气候和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着博弈。在这些领域，双方是合作型博弈，还是非合作型博弈，对于各自的结果，包括全球利益，都是不同的。

    1.外太空领域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比较

    外太空已经成为人类利用资源谋求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气象分析、定位导航、地图绘制、灾害监测、信息传输、情报收集、观测太空等，包括国防方面的诸多应用。

    中美如果在外太空领域采取非合作型博弈，（1）将会有这样的行动：展开外太空领域资源的争夺，发展外太空领域技术、生产制造能力、装备设施等；实现外太空领域利用军事化，进行外太空领域的军事竞赛，包括增加信息情报收集间谍卫星，设置和增强有关卫星对导弹及核弹目标的定位、跟踪及引导功能，提高核打击精准度；发动太空战，摧毁对方的卫星、航天站等太空设施；随意报废卫星和在太空战形成大量的太空垃圾，影响太空正常运行及外太空领域现有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的安全。（2）对双方，包括其他国家带来的结果将是：展开太空领域的军事利用，消耗各自国家的财力物力，使可用于人民生活的资源，被用于军事竞赛；干扰正常的外太空设施非军事利用，包括在极端时期，各自的外太空设施遭到对方的摧毁，使巨额财力形成的外太空设施化为乌有；由于外太空领域卫星等设施被摧毁和瘫痪，使一些依赖于卫星等设施形成的定位导航、气象预报、信息传输、灾情监测等等，都遭受重大影响，甚至形成大的混乱；一方面，太空战形成的垃圾充斥，对太空和平利用设施造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对外太空战后再利用，也形成极大的障碍，特别是清除这些太空垃圾，在技术和成本方面，几乎没有可行性。

    而如果双方在外太空领域采取合作型博弈，（1）则会有这样的行动：在外太空卫星等设施在有利于人类发展和福利的方面，包括商业利用等方面，进行技术和装备等和平竞赛；限制外太空领域的军事技术和装备竞赛，外太空领域利用非军事化；互不攻击对方的外太空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防止太空战爆发，特别是保证非军事利用太空设施的安全运行；通过付费、商业化等措施，互享卫星和航天设施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建设；研发和完善收集废旧卫星的技术，避免外太空形成更多的卫星等残骸垃圾，并在清除太空垃圾方面进行技术和行动合作。（2）而中美双方在合作型博弈中形成的共同利益在于：避免外太空领域被军事利用，对人类形成更加深重的战争灾难和伤害；在相互和平竞争中提高人类外太空利用的技术水平，使人类发展获得更多的资源条件；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可以在保证各自商业利益的前提下，资源共享，避免资源重复投资建设和闲置浪费；防止外太空领域人工垃圾污染，保证外太空领域的环境安全；外太空领域的和平利用，能辅助人类信息、移动通信、大数据运算和传输技术的进展和有效应用，中美之间合作竞赛，不仅会给中美双方带来有关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在扩展发展空间、外太空利用共享等诸多方面造福于全人类。

    2.资源利用和环境容量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比较

    实际上，由于各个国家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不同，随着不同梯队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全球资源和环境进行再分配。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其中对资源的再分配，是通过产业的分工协作，特别是通过投资和贸易方式而进行的。

    （1）非合作型博弈行动及结果

    中美如果在全球资源和环境利用方面，采取非合作型博弈，其行动为：美国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游说相关国家，对中国投资资源，设置障碍；美国利用其他国家对中国东海和南海主权的无理要求，通过军事同盟、联合军演、销售军武、布置军力等支持和误导这些国家，使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资源形成受到影响；美国利用自己的制海军力优势，在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等区域，对中国的资源安全运输，形成威胁，在极端的战争时期，对这些重要通道进行封锁；美国通过美元发行、基金冲击、交易定价位势等间接手段，影响中国所用大宗商品的价格，提高中国外部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成本。中国则通过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主权基金等方式，尽可能多地投资、入股有关国家矿产资源；由于资源的巨大国家利益，在东海和南海事宜上，决不退让，应对任何挑战；发展海军和空军力量，包括外太空军事设施，以及核力量，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东海、南海和全球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对国内使用外部资源的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集中度，加强市场谈判能力，并发展中国的商品交易市场，完善期货等交易体系，使市场和价格有利中国发展的资源需求。而在全球环境利益方面，美国是环境消耗的大国，人均排放水平很高；而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排放的增加规模也很大。双方非合作型博弈，只能是增加全球排放量，既影响各自生存的环境，也导致全球变暖问题加速和恶化。

    （2）合作型博弈行动及结果

    而如果中美双方采取合作型博弈，其行动和结果为：美国正视中国人口规模和发展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对世界资源的再分配，督促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缓解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资源需求压力；不插手其他国家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无理要求，不影响，特别是不采取军事围堵的办法抑制中国对东海南海资源的和平开发利用，以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南海等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世界各国资源禀赋不一，通过资源投资、生产和贸易的自由化，可以给全球各国都带来福利，而贸易保护主义则导致资源的剩余和闲置，影响资源国的福利最大化（如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往往拖累澳大利亚和巴西等铁矿出口国经济一样）；美国也是世界资源的消耗大国，中美之间，可以就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和有效利用，平等竞争，相互协调，在WTO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型博弈，实现共赢；在环境容量方面，美国需要看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首先积极推动全球的节能减排，督促国民经济向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转变，调整国内形成减排的经济结构，加快减少排放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特别是中美之间交流减少排放的技术；在世界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粮食等资源型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双方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利用货币政策等手段，互动进行干预，使世界经济良性健康运行和发展。

    中美在世界资源和环境再分配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型博弈，其结果将为：中美两国都通过调整结构，以及改变生产及生活方式，积极推动各自的节能减排；中美两方相调，与其他国家相商，制定减排计划，将减排落实在各个项目上，并有基金和相关措施；使节能减排技术得到投资、推广和应用，人类社会和经济在技术进步中得到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负起大国责任，积极通过国际组织，达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规则，形成全球环境保护的治理结构；全球大宗资源型商品，价格合理和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平稳，防止各国人民消费和生活中由于资源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全球四季分明，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氧气充足，城乡清洁，水体优良，草木茂盛，生物保持多样性，使地球成为宜居幸福的家园。

    （五）文明与价值观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

    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奉行什么主义，实行什么体制，崇尚什么文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各自的行动。

    1.淡化意识形态冲突

    在奉行什么主义方面，如果中美之间采取非合作博弈，则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方向，重回计划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完全公有，以及仅允许劳动分配及限制管理和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剥夺私人财产，并在国际上推进这一制度；美国则宣扬市场分配资源、保护个人产权、全要素分配收入，以及优胜劣汰竞争原则的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不人道的制度，在全球进行抵制。结果，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对垒。

    在客观方面实事求是，在历史方面考虑教训，在行动务实等方面讲，中国在这种主义的博弈中，拟向全球各国推广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整个21世纪根本就没有市场，而且几十年苏联、柬埔寨等国家实行极端共产主义造成的灾难，也决定了中国也不可能再在全球举起共产主义旗帜与美国进行对垒博弈；美国也需要看到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吸收，包括北欧等国家实行的第三条道路。因此，中美之间主义之争非合作型的意识形态博弈，已经在实践中没有意义。合作型的博弈是：相互借鉴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中有益的部分，淡化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使人类朝着既有竞争环境、激发活力，又有保护弱者、公平福利的社会进步。

    2.在基本原则基础上政治文明多样化

    主义过于抽象，而体制则必须是具体的。从世界上看，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不同的结构，往往分为政治民主自由和政治集中管制两种不同的体制。中美这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是：中美双方关系上，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此框架下的政治治理制度进行指责，并通过各种影响，试图使中国变成“美国式”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为应对西化，可能对国内宣扬甚至推进“美国式”政治制度的人士和活动进行限制，甚至采取过激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借21世纪反极端共产主义，因中国过去与苏联和柬埔寨的极端共产主义有着联系，极“左”思潮也曾经泛滥，妖魔化中国，贬低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并防止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致力于形成所谓“民主国家同盟”；而中国在美国的攻势下，可能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根据其不同的历史，而选择自己特殊的政治治理制度。从历史上看，印度曾经是政治上英美式民主制度，而在经济上则是苏联的计划和国有经济体制；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也是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然而，在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竞赛中失落了；而政治上集中和经济上自由的东亚诸国和地区，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却获得了成功，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因此，政治制度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并不能给双方带来利益，如埃及“阿拉伯之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好的利益，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实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也没有给其经济发展带来特别显著的好处。

    中美之间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合作型博弈为：美国承认中国政党等制度的历史延续，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支持中国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尊重人权、司法公正、执政透明、民主监督等方面日趋进步；中国学习美国政治制度中，科学和民主的部分，借鉴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淡化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在国际上的角力。结果，在全球形成关于政治制度的共识：民主、自由、公平、公正，保护人权和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各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承、历史延续、民族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其他的国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政治治理制度。有不同政治治理制度差异的国家，在世界上和平相处。

    3.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及融合

    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的语言、风俗、理念、生活习惯、历史传承，宗教信仰等等，有其民族特性，综合说来有着各自的文化和文明。美国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冷战时期以苏联与美国为不同意识形态划线的两大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冷战后，过去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界性的矛盾，转型和显现了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群之间的冲突。他们将世界文化和文明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文明，另一种是非西方文明。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以及世界秩序重建论，包括他的其他文献的有关论述来理解，一是要保持美利坚民族在苏联解体后的特性，以及美利坚民族以此为对象的凝聚力和斗志；二是这种不同的文明，应当为单一归属，不应当形成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也不能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暴力性的冲突；三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特别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高；四是需要保持美利坚民族的斗志，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才能建设控制世界文明冲突的世界秩序。

    这些观点，给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及其地缘国家集团之间，奠定了非合作型博弈，以一方强势文明抑制和统治其他不同文明，而达到世界秩序安宁的理论依据。

    这种文明冲突及世界秩序重建的构想，也即文明间非合作型博弈的战略，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不到2%，长期看经济低速徘徊；制造业仅为GDP的11%；赤字则为GDP的8.5%，负债更是GDP的近100%，存在着巨大的社保金缺口；美国在海湾、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场战争中，消耗巨大。美国能在21世纪的后80多年中，有经济实力采取非合作型的方式，对付其他所谓的较强势的“伊斯兰”和“儒家”两个非西方文明，并重建所谓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吗？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长期是下降的，从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看，回答是否定的。其次，实际上，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着，并不遵循单一归属规则，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暴力关系。东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许多南亚等国，都是受儒家文化和文明影响的地区，而且韩国等一些国家，坚持儒家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这些国家并没有形成对美国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相反，有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政治文明，国际关系上是美国的盟友。再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文化，包括其他文明，许多国家的人口向美国移民，他们大部分既融入了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有人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给美国带来了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使美利坚成为了一个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包容，并且充满创新活力的国家。第四，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交流到中国。比如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学习了美国人的思维、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方式，有的还信仰了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等。他们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使不同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包容共处。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形成看，本身就是一个多理念、多风俗、多习惯、多宗教、多神论的综合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不同族群的凝聚体。支持亨氏理论的学者认为，按照不同文化和文明这种单一的标准去把人类划分成各种群体，并且越是认同这种单一归属的身份，对不合这种身份的人就越是排斥。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世俗与宗教之间，宗教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国家之间，宗教与文化习惯之间，关系和互动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既可以激发归属认同，排斥另类，也是可以转化和融合的，包括和平相处。单一归属论是一种幻觉，是一个错误。

    按照这种理论形成的不同文化与文明国家，包括中美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为：抵制对方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进入和影响；各自都宣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其他文化和文明是非主流的，是次等文化；强化各自民族和国民对外来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歧视，甚至是仇视，导致不同人群因文化和文明不同，特别是宗教信仰不同，引起摩擦和冲突。强化这些非合作型博弈，结果必然是不同文化和文明种族之间长期的隔阂、不信任、敌对，甚至如亨氏自己说的，积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

    从维护世界安定方面看，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需要和平相处。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只能使世界永无宁日。出路在于在保持各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和特色的前提下，交流、融合、理解和共处。从中国儒家文化和文明与西方文化与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上，应当采取合作型博弈的心态和战略。一是加强相互间的文化和文明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各级学校将英语当成是必修课程；美国的风俗习惯、城乡文化等，通过电影、小说、歌曲、进口商品等，进入了民众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工作方式；中国文化和文明，也通过美国学生留中回国、中美商务交流、其他人员往来，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孔子学院等，在美国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其结果是，相互理解，相互融合。二是将中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流、理解，相互学习，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抑制爆发冲突，特别是防止发生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战争的重要方式；尊重中美各自民族的不同文化和文明，鼓励其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特色；反对将中美不同文化和文明，分为主流非主流、优等非优等，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应当平等对待，反对中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歧视，甚至仇视。

    中美文化和文明的交流越密切，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就会越深厚，对于一些摩擦的解决可以有更好的交流协商机制，而且双方人民爱好和平，消除过度强调各自文化和文明形成的内心相互歧视、仇视及敌对心理和情绪，这将是抑制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民众基础。

    4.中美之间发展模式之争

    中国发展模式，一直是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学界政界，以及中国国内各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国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瞩目的发展奇迹。就此，中国发展模式，背后是不是对全球经济有着负作用（如消耗全球资源环境方面），是不是可持续？中国发展模式，其经济实力的强大，隐含的忧虑是，会不会威胁别国和世界的安全？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模式，是否会影响美国模式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由政府推动，国企主导，仍然带有集中经济、国家垄断和公有制比重大等浓厚色彩，是不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等等问题，形成对中国模式的争议。

    什么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30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呢？我认为，较为准确并高度抽象地概括，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组合：（1）政治上抛弃了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党的中心工作的思想路线，职能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了一个执政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任务是推进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组合方面，采取了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资源市场配置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相搭配；（3）在过程上，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效率很低的计划体制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形成市场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活力；将过去的封闭经济融入全球化，建立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和内陆开放，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参与世界竞争，推动经济增长；（4）在发展方式上，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利用大规模中国劳动力资源在世界竞争中的优势，将人口众多劣势转变为加工出口优势，强劲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5）发挥各级政府集中资源和强力推动的优势，克服后发展国家通过市场力量推动发展的过程较长的缺点，在基础设施等方面集中强力投入；特别是地方政府间展开经济发展竞赛，加快行政审批、征地拆迁、规划建设时间，投资于地方基础设施等建设，招商引资，形成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总结过去30年美国的发展模式：（1）体制方面，经济上自由市场机制与政治上民主制度相组合；（2）政府较少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审批等限制较少，税收正规，监督严格而有效；（3）经济稳定和繁荣过程中，科技进步与美元经济，是其两大支撑点；（4）发生了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去工业化”过程，确实也给美国社会带来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的问题。

    实际上，中美之间在发展模式的博弈上，就两个国家本身来讲，非合作型，则是相互指责和批评对方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美国责难中国，消耗了较多的全球资源，抬高了全球资源价格；增加了排放，恶化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低价倾销，操纵人民币汇率，在国际市场上不正当竞争，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中国模式，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政府推动和国有制发展经济，有失市场经济公平原则等等。

    而中国的非合作行动和批评可能是，美国是人均消耗全球资源和环境容量水平最高的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节能减排责任和义务；美国应当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降低福利水平和负债率，增强经济竞争力，在内部找原因和办法，而不应当在失业问题方面指责中国；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选择政府推动和发挥国有经济作用，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介绍自己发展的经验，并在其开发区建设和对外开放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实际上平心而论，中国和美国上述发展模式，都是在不断变化，没有永远定型的模式。有些内容是本国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坚持的，有一些则需要转型。如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欧美日经济下行的格局下，需要向内需拉动为主的战略进行调整；美国曾经的“去工业化”，制造产业转移分工的战略，向“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战略转移。如美国民主模式与自由经济的搭配，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并没有获得发展的成功；相反，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自由市场经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却出现了发展的奇迹。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和办法的学习上，向美国可借鉴的经验不多，而向中国学习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则更为贴切。

    中美之间在发展理念和模式方面，如果进行合作型的博弈，各自则会有这样的行动和结果：美国告诫中国，在发展模式上，不能走回过去政治集中和经济集中的老路，政治上顺应互联网等发展的形势，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经济上，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改革垄断性国有经济，加快国有经济社会化的进程，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创造民营经济发展更宽松的条件。中美之间在美国“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和中国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之间相互协调，形成新的格局中，更加有利于两国增长、就业、贸易平衡的投资、贸易和分工协作关系。中美两国，形成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觉调整各自资源和环境利用方面的技术、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形成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人类的资源利用模式和适宜于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良好环境。在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在各国发展的影响方面，采取大度的心态，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学习美国模式中自由竞争、民间力量、技术进步等优点，也可以学习中国对外开放、出口导向、政府推动等经验；中美学者和政府还应当明确，借鉴经验需要与自己的国情相适应，并且坦承说明各自在发展中的失误和教训，避免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走弯路。

    中美在发展模式方面，以上述的心态和行动进行合作型博弈，既可以科学和正确选择各自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也会推动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进而共同推动中美以及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七、结论：中美应当采取合作型博弈战略

    我们用很长的篇幅，从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较各自利益有什么样的差异，如果不进行协调，根据各自的利益决定行动，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冲突，特别是中美之间正面和直接发生冲突的成本和代价多大，以及在多国博弈格局下，形成的双方冲突第三方得益的结果。因此，顺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利益差异—以此为根据的非合作行动—博弈行动的冲突—成本和代价—第三方获益—回到双方都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型博弈道路上来”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按照各自的国家利益，进行非合作型博弈，双方的成本和代价都相当巨大，从利益最大化上看，没有赢家。而只有合作型的博弈，才能在保证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共赢。

    一是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求同存异，淡化意识形态差异。美国不要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看成是洪水猛兽；中国也不要把美国在一些体制上可能正确的建议，动不动就看成是西化和分化。中美双方都应当从冷战思维方式中走出来，都要认识到目前各自的意识形态及其形成的社会制度，已经与过去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和原教旨共产主义都大相径庭，各自已经改革掉了许多为人类发展所证明是不人道的因素，并相互吸收了对方被历史证明是正确和先进的内容。中美双方不应当再纠缠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历史恩怨和目前的差异，而承认各自经济发展独特的道路和制度。只要不干涉别国政治制度，不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各国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和社会制度，中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可以在世界上和谐相处，互相学习，共同推动人类的和平发展。

    二是中美双方要承认和理解各自的核心和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尊重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心理需要，乐见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保护全球环境等国际事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坚决支持美国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反恐行动，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势力，防止其全球蔓延。中国从心底里希望看到美国，凭借自己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先进的体制，美国人民辛勤的奋斗和努力，在21世纪，仍然在世界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幸福，国家繁荣。中国认为，21世界的世界，需要一个强盛的美国。而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即使富裕和强盛了，也决不在世界上当头。

    而需要美国理解和尊重的是，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中国的首要利益是需要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反对西藏和新疆等独立势力，维护南海和东海等属于中国岛礁海域的主权，保持港澳政治社会稳定，长远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是其核心利益，美国应当保持中立，不应当介入，甚至干涉中国这些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对相关国家，在中国岛礁海域等主权方面，不能发出偏颇的信号，误导这些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在世界资源和环境方面，中美双方应当既考虑各自的发展利益，又要顾及世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及减排降温保护环境，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既平衡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差异，又避免世界环境灾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世界共同发展和富裕中保护我们共同的利益。

    三是中美双方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重大的问题方面，而不应当在非合作博弈中消耗各自的财力物力。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特别是军力的60%部署在亚太，并且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其实在美国国内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很高，以及社保等福利缺口很大的状况下，将财力用于围堵中国方面，这是不值得的。而对于中国来讲，应对美国的军事围堵，中国不得不将很大的财力投入于国防科研、装备、人员和演习等方面，也需要将本来可用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财力物力消耗在与美国的非合作型的军事博弈方面。这加剧了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既消耗两国的实力，也给世界和平形成较大的战争动荡风险。因此，中美双方，都应当停止这种无益的消耗，将财力投入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减少税负，鼓励创业，保持和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创造就业，减少失业，增加人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地区发展，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加大民生投入，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稳定社会。特别是，美国需要更多的精力，提振经济，使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速度，避免迅速下落衰弱。

    四是美国应当针对确实会发生的威胁部署地区军事战略，而根据获得经济利益的未来来源，部署地区经济战略。从安全战略上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重点，应当是防止核扩散和威胁，遏制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应当在世界各地采取针对美国确实可能发生安全威胁地区的军事部署战略，而不是集中对付“幻觉中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威胁美国”方面；而全球经济战略，应当放在经济上行的亚太区域，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在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和交易中，获得美国的利益。在亚太区域，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合作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军事对抗给美国带来的利益。

    五是作为两个未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家，中美双方应当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型博弈，互相促进，合作共赢。双方进行协商，都不对对方进行非合作型的经济博弈，特别是双方之间发生经济战争。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经济政策上互通信息，协调两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一，避免给对方的货币稳定、汇率、出口等形成负面影响；第二，在稳定世界经济和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增长方面发挥合力。中国保护美国投资者在华的利益，包括知识产权、其他财产，以及在不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的情况下，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向美国开放越来越多的市场，提供准入、人员来往、通关、结算等方面的便利。中国许多学生到美国留学，我们认为，这是一件促进中美交流的益事。美国也应当以同等姿态向中国开放投资等市场，放宽民用技术的出口。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且在经济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将是抑制中美双方发生军事对抗最好的共同利益机制。

    六是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多方面沟通对话机制，特别是保持国家首脑之间信息的畅通，对一些重大的事件，进行双边及时协商，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形成战略误判，造成紧张局势。

    七是中美双方需要理性地判断、评估和考虑双方非合作性博弈的成本和收益，防止利益局部化、短期化和厂商及少数人化来制定对外政策。避免军事冲突和经济等其他方式的战争在双边和多边爆发。一个国家的整体意识表达和治理结构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往往导致非合作性的冲突发生并造成灾难。

    因此，中美双方都需要管控各类战争的风险来源：（1）对极端主义学者的研究进行大讨论，在宣传和报道上，抑制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如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人民需要提高斗志，聚民族精神，在失去俄罗斯为敌对国后，需要重新找一个对手——中国。一个民族，非得要在世界上找一个敌手，彼此之间进行战争，才能凝聚这个国家的人民吗？从中国学者的角度看，这种建立在与别的民族打仗基础上的振兴民族精神，近乎不可理喻。（2）防止一些政治家为了选举，或者转移内部矛盾，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多得选票，铤而走险，对外发动战争。可以利用民族情绪多得选票，但是，战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问题，还会使状况更加恶化。政府领导真正执政后，为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能轻易真发动战争，将国家拖入战争泥潭。在美国，国会和反对党，以及各种政策智库，需要发挥制衡作用。而在中国，党和军方领导，也需要慎重考虑民族情绪，防止战争爆发。（3）中美双方都要防止军火商，为了厂商利益，在国会和决策层进行游说，鼓吹进行战争，这样其可以扩大军事销售，获得战争利益。美国一些军火商，在选举时，明着或者暗地出资支持选举，并游说国会两院议员；政府和国会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中国也要慎重评估一些军火工业支持的国际战略研究等，评估风险，谨慎决策。（4）中美双方，在人民—政府—军方之间，需要形成一种制衡，避免军方，特别是军方的主战派出于自己的利益，强力影响对外决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在美国围堵中国、东海南海局势紧张、核武格局严峻、西南印度崛起的战略背景下，需要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平衡，以保护自己的安全。美国军方，也有自己预算、规模，包括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利益；中国军方也有着自己各方面的实际存在的利益。政党、国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等，对双方军方可能存在的内在的冲动，需要进行制衡。

    总之，中美双方，为了各自民族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不应当发生军事战争，不应当发生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非合作型的博弈，即不造成激烈的非军事型战争。21世纪中美两个国家在各方面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进行非合作型的博弈，避免两败俱伤，防止渔翁得利，将竞争控制在合作型博弈的方式之中，使这种竞争促进各自民族的成长，并且使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最大化。

    然而，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也会发生突发的对抗性事件，中美双方之间，也许会有军事冲突和战争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从美国将军力的60%部署在亚太，并围堵中国的势头来看，确实存在着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和应对，并且，在战争爆发时，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中国不希望战争，也不主动发动战争，同样也不怕别人对我们发动战争。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加里·M·沃尔顿、休·罗考夫：《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陆南泉、左凤荣等：《苏东剧变之后》，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4.霍纳·约尔格·基普、罗尔夫·莫里恩：《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