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统意义的硬实力主要是以军事和经济等传统实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是通过“胡萝卜”或“大棒”利诱、威胁他国去干它们不想干的事情。而文化软实力则是同化性权力，是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知识体系等，其作用途径乃是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对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渠道对他国发挥“吸引”和“说服”的作用。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阐述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统治在国际事务中达到所要结果的能力。他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是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要的行为。软实力在于使别人被某种观念吸引或者能够决定别人喜好的能力。”相比硬实力而言，文化软实力更容易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它可以从软实力的效果中受益而无须付出高昂的军事和经济代价。
从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来看，世界大国身份的获得不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取决于该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国力，因为后者不仅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组织和动员并发挥其最佳效能的保障因素，特别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强大的国家凝聚力等因素对于国家力量的充分动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前驻华公使傅立民所言，“文化力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添分量”。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成就其全球霸业并建立起遍布全球的殖民领地，除了它拥有世界工厂之美誉的工业实力、世界性的金融和信贷、一流的海军等硬实力，还与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领先全球的科学技术以及在全球推广自由准则等软实力因素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之所以雄踞霸主之位并历久不衰，也部分得益于其文化的全球传播、对国际规则的控制、对国际舆论的主导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国际主导权和话语权，这就是堪称与经济、军事霸权相媲美的文化霸权。“罗马及前苏联的文化影响止于其军事力量的尽头。但美国的软力量统治着一个日不落帝国。”
历史的启示是，世界大国的成长及其最终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拥有强大的文化国力，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如果一个大国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具有引导力的文化形态、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或文化理念，不仅难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同，而且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都可能存在严重问题。苏联之所以迅速走向衰落直至分崩离析，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的冷战政策，而主要应归咎于它的政治哲学和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而日趋僵化，在于其民族凝聚力日趋涣散导致国家认同的降低直至多民族国家的最终解体。“历史的教导是：一个超级大国无法长期保持它的主导地位，除非它能——充满着相当大的自认为正确的信心——提供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再如，日本早在30年前就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大国，但它至今仍不是一个世界大国，部分原因也在于它缺乏足够强大的文化国力，缺乏一个大国应当具有的富有魅力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形象，因此日本很难消除其他东亚国家对其发展目标的疑虑和担心，其许多对外政策就难以得到应有的国际理解和承认。
近代以来，国力构成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向，是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再是决定国家力量的唯一要素，文化、价值观所体现的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国际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软实力概念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化而带来的国家权力的变革、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变化这一历史趋势，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的软实力因素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从而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因此，中国要实现崛起，就不能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具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亲和力的文化存在，就必须承担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具有的全球文化责任，不仅在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也能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全面复兴，从而再现盛唐时代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
著名的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在60年前就曾卓越地预言道：“今天，世界上有因工业发达造成其实力的大国，与现存大国并列的，还有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与他双峰并峙的另一位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也在上世纪70年代一再预言中国的文化复兴：“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中国的复兴将是文化的复兴，这一进程必将影响整个世界。
虽然两位历史学大师的预言尚未实现，但东亚之中国正在稳步走向复兴。当前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客观地评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据此拟定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与政策，以全面推进中国文化的复兴进程。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评估：优势与不足
评估中国文化实力的大小，大致有这样四个维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扬弃
在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在承认矛盾和差别的情况下和谐相处，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和合”理念体现在国内治理和国家间关系上，就是“仁政”、“王道”思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斗星一样，在自己一定的位置上众多的星星都围绕着它。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贵和慎战”，讲求“布恩信，怀远人”。“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中国的郑和船队早在600年前就抵达过印度洋周围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但中国人并没有以武力开启殖民历史，没有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和物质，这是中国人追求和平与友谊的最好体现。正如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所说：“不能用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崛起类推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商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天授民族扩张和领土扩张的命运论，也没有文明传播的使命。”有鉴于近代西方列强大多靠武力来建立并维持其霸权，当今美国仍然执着于在全球布阵并奉行单边主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或将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贡献自己独特的智慧和秩序伦理。
中国文化还具有积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天生的文化优势、温良的民族性格和长期的民族融合历史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间进行了无数次大开放、大交融的历史，中国通过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确立了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造就了令世人仰慕的盛唐气象。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因其先进性而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同化力。日本从唐朝直至明治维新长期师法中国，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常可见孔庙和汉文，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华夷秩序”、“东亚朝贡体系”更是中国软实力影响的见证。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及著名的丝绸之路把中华文化远播到非洲及西欧大陆，甚至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
在本质上，中国文化是一种强调多元而又一体的“大一统”文化。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一旦崩溃便无法复原不同，中国社会经历了晚周五百余年的分裂和汉末四百年的分裂，最终仍能统一并且成功地复原、扩大。每一次政治统一体的破碎，其结果却是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从而为新的政治统一准备了条件。雅斯贝斯对此论述道：“所有统一的一致性，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之后达到了顶峰。文化、宗教和国家，全体一致。对于中国人的意识来说，整体是一体的人类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帝国。”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这种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却仍能赓续相传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人拥有强大国民凝聚力和旺盛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多元而又一体的认识，汤因比才肯定地预言道，未来世界的统一在本质上是文化的统一，而能够承担这个历史任务的，不是欧洲和美国，而是东亚的中国。“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很多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成分，还需要根据当前社会发展对其内涵予以重构和提升。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普遍保守和内向，对权力的敬畏以及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不仅如此，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导致在过去百余年中西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文化自主性和自信心，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及国力的提升。如何更为自主、自信地与西方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在保持自身文化个性的基础上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与成果，从而实现自身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就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完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迅速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这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起到了最为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原有的政治文化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部分进行了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活力和生机。即便是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仍然保持了自身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据此较为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中国并非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自身国情、实事求是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这样一条道路，中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在继续强调基本宪政制度、社会管理及生产方式中的某些“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积极借鉴基于新自由主义之上的“华盛顿共识”的某些合理成分，比如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发展活力的企业精神，保护与扩大私有产权，以及接受自由的国际贸易规则。其目的，旨在继续保持国家对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同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与国家、市场与政府、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与多数后发国家被动地、全盘地“移植”西方制度与经验不同，中国根据自身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主动地、有选择地把西方的制度与理念嵌入自身政治与社会体制之中，旨在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渐进性的改革与发展路径，在原有的并不完善的体制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进程，体现了中国文化一贯的持中致和的传统。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仍待深化，政治经济体制仍未定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尚不成熟。在经济市场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等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整合功能还面临巨大挑战。因此，需要对原有的制度性文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转型，以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不如此，中国崛起就缺乏足够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甚至整个社会也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失范”问题。所谓社会失范，是指一个社会的既有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甚至被严重破坏，而新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又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从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导致社会出现规范缺失的真空状态。
（三）教育和文化产业的优势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明显地缩小了同外部世界的历史差距，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09）》指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中国不仅早已成为“世界工厂”，而且不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品牌和科技的自主创新。如今，中国拥有世界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独立完成载人航天飞行、掌握人造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
但是，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国力的主要发展指标在世界的比重还并不理想。例如，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仍然有待提高。2005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63年，日本为12.9年，比中国高出5年左右。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也有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该指标为12.3年，而2000年美国已达到14.7年。而且，中国教育还存在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尤其薄弱，直接影响了农村人口文化水平的提高。再如，中国对外发明专利申请的速度增长很快，近年来的增幅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但中国在对外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绝对数量与主要发达国家还存在显著差距。仅以申请量为例，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信息，2011年上半年中国向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为3025件、1014件、530件和287件，同期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来华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为1.3725万件、1.4940万件、1.8840万件和3595件。
中国文化产业化进程才刚刚起步，许多文化产品还难以走出国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在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偏小，二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这表明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规模和国际竞争能力还有待提高。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总体情况》的报告，2011年中国共计输出版权7783种，引进版权16639种，输出与引进比高达1∶2.14。中国与主要国家的版权贸易均处于严重逆差状态，其中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版权贸易失衡尤为严重，版权的输出与引进比分别为1∶4.82、1∶6、1∶6.13、1∶5.59、1∶11.56。
（四）对外文化传播的成就与问题
由于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对外文化传播，近年来中国显著加大了对外文化传播力度。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先后同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开展了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活动。例如，在2003年10月至2005年9月中法互办文化年的两年时间内，中法两国的绘画、雕塑、戏剧、电影、时装等经典亮丽的数百个文化交流项目，在巴黎、马赛、里昂、北京、上海、广州等两国的城市轮番进行，在中法两国民众中掀起了一次次文化交流热潮。据法方的不完全统计，共有200万法国公众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化年。2004年1月24日正是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法国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通体披上了“中国红装”，70多万法国民众涌上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争睹来自中国的万人盛装游行表演，人数之多甚至超过了每年观看法国的国庆大游行。正如法国总理拉法兰在中国文化年闭幕晚会的致词中所说的：“中国文化年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了法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让法国人民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整个中法文化年活动，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规模之宏大、影响范围之深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有益的成功尝试，也为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在留学生往来、教师互访、科技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还创造性地创办了孔子学院作为推动中外教育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自2004年11月韩国成立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350多家孔子学院，为所在国积极提供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教育文化信息咨询并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对外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对外交流及提升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国外来华留学生也在不断增长。2011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9万人，共有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92611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66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中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今后，教育部将进一步优化来华留学环境，注重规范管理，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争取到2020年全国当年外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50万，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对外传播的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器物文化、文化艺术、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其中，思想文化是最难被国外公众理解和接受的，但一旦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就能够使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种强烈和稳定的认同；物质文化最容易吸引国外公众并为他们所接受，可是其所能产生的文化认同却是最微弱的；文化艺术能被国外公众接受的难度和能产生的文化认同的强度介于思想和物质文化之间。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当中，输出最多的正是物质文化，如中国服饰、瓷器、丝绸、美食等，以及艺术文化，如中国的戏剧、功夫和书法等等，思想文化传播恰恰是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当中最薄弱的环节。与西方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全球传播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国际影响还很有限，主要局限在部分东亚国家；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全球推广相比，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力更为有限，甚至其本身还未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与理解。要想使他国民众真正认同中国文化，就必须使其深入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停留在物质和艺术文化层面。
总体来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资源大国，其现代文化与科技也正在日新月异，但它目前仍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如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文化国力也处于“发展中”的进程。不仅如此，中国自身的交流文化还面临现代化转型和重构，因此其发展也存在一系列困难和挑战，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进程及其对外影响力的提升。相较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因素而言，文化软实力建设所受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国家在此方面的投入还有待加强，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步伐还有待提速。如何加快文化国力建设，以满足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需要，就成为未来中国必须思考的大战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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