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性格-巴蜀文化——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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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人创造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四川人的风俗习惯和人文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本身的演变,巴蜀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深刻变革,有许多文化因素已被历史的浪潮所淹没,但它的基本文化形态、人文精神和民风民俗却长期保留,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

    一、金山丽水蕴含宝英

    站在贡嘎山上俯瞰祖国西南,有一处地方崇山连着峻岭,隔断地平线,像重重屏障环围,形成封闭的盆地,又有河流连着大江,绕过青峰,冲出峡谷,将盆地内外紧密连接……这就是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盆地。

    乐山大佛

    1.巴蜀文化的摇篮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口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山谷,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巴蜀地区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清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入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长江三峡之巫峡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入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4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入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国宝大熊猫

    2.巴蜀形局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历史上范围还要大些。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游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历史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蜀文化造就了四川人,巴文化造就了重庆人。蜀文化与巴文化不能分家,四川人与重庆人在文化血缘上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巴文化与蜀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二、九天开出一成都

    七十多年前,朱自清曾告诉当时的世人——“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几年前,《新周刊》出了一本专辑,主题就是“中国第四城”。这本力捧成都的专辑着实让成都的百姓们兴奋了好久。

    有一套“老城市”书画集,是请各地的知名文人撰文并配以各地的老照片而成书,主要描写各地的历史旧貌和风土人情。《老北京》、《老上海》、《老天津》、《老西安》、《老苏州》、《老杭州》、《老重庆》等十余册陆续出版,惟独久候不见《老成都》的出版。

    也许,《老成都》的姗姗来迟是因为成都在中国的城市之林中实在太特别,有太多可以描写和渲染的东西而令作者无所适从;或者,有太多的人想写成都,长争久恃而不决;或者,有资格写成都的当地文学界人物太多,令人难定伯仲。

    1.九天开出一成都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此诗句出自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唐代长安为京都,故位于其南的成都是为“南京”。李白这极尽赞美的评价,令人想像出当时成都的繁荣盛世。

    “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黄宾虹:《九十杂述》)今天,翻开建城已2400多年的成都的历史画卷,人们莫不惊叹于她历史上那些辉煌而令人骄傲的华章。

    “成都”之名的来由有多解,其中一个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是“成都”二字表示“蜀族居住之地”。“成”与“蜀”二字的古蜀音相近可通,而“都”在古蜀语中即“地方”。

    蜀人的初民“资阳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在数万年到十万年之间。

    一万年前,川西平原已经成为古蜀族的活动中心。治水先祖大禹相传就出生于川西岷山的蜀族某部落。“蜀”字在殷周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记载。殷末周初,蜀已走上了中原逐鹿的政治舞台。蜀,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西土八国”中之一。

    四千多年前,来自岷山深处的古蜀人来到山下的平坝(即川西平原)并定都于此。

    成都郊区的广汉三星堆,是四千多年前古蜀国的城邦遗址。

    古蜀国的几个著名王朝蚕丛(蛰居山地)、柏灌(迁居平川)、鱼凫(猎渔为生)、杜宇(开创农耕)、开明(治水定邦),都以川西平原为中心。蜀开明帝时,正值中原地区的春秋中期及战国后期。

    二千三百多年前,统一的秦国将四川并入版图,并在巴蜀设郡。当时,“秦之迁民皆居蜀”。

    二千三百多年前后,西南先民开拓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古道,“身毒”即印度)从成都入云南、至缅甸、达印度,并转中亚而往欧洲,比西北的丝绸之路要早二百多年。

    二千二百六十年前后,蜀郡太守李冰在成都西部督师营造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泽惠千秋万代成都人。

    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最早的“天府”之誉,本是赞美秦汉时期的关中(今陕西汉中)。关中没落之后,遂改秦成都为“天府”至今。

    楚汉相争时,刘邦夺取天下所恃的经济来源主要在巴蜀。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成都)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西蜀历来是富庶之地,安乐之乡,易守难攻的险固之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道尽了蜀地数千年来的治乱形势。

    西汉前期,四川的经济实力已位居全国之首,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那时的成都“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汉家食货,以为称首”。

    东汉时,成都是首都长安之外的“五大都”之一。当时成都人口已有39万,与京城长安的人口已不相上下。《后汉书》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四川在汉代就已开始了全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和利用,并有了最早的盐井。汉代的成都更是全国的织锦中心,当时的蜀锦驰誉天下。

    三国蜀汉时,成都是蜀国都城,那时的成都“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中兴时代,而当时“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推扬、益”(卢求《成都记序》);或者说“扬一益二”(司马光《资治通鉴》)。

    唐朝的成都“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之望”,已成为全国最大城市之一。“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

    在唐代,成都还是全国的造纸中心,“益州麻纸”是官方指定的公文用纸。

    到了宋代,成都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四川人口占南宋的近四分之一,而财赋收入更占南宋的三分之一。时人曾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称省始于元代。成都从此就一直是四川省的省城。成都作为城市之名,首先在战国前期的古蜀开明帝时代。从建城到今天一直使用原名而不变的大城市,在中国只有成都一个。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穿过时光的隧道后,今天的成都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为一炉,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西部经济重镇。成都绚丽的历史为今日城市现代的躯壳赋予了不朽的文化灵魂。

    2.万里桥边多酒家

    成都无疑是中国一座历史悠久的都市,也是中国西部最具发展前景的城市。而在“都”、“城”和“市”三者之中,尤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的“市”。多半是因为历史和自然的原因,成都的市场氛围毫不逊于其文化氛围,而成都的市场文明又和当地的地域文化过从甚密、相得益彰。

    由古至今,成都人在商品市场方面的探索,从来就没有落后过。人们从成都至今还保留下来的许多地名和街名中,不难感觉到成都今夕的市场曾经有过多么的兴盛和繁荣:骡马市、盐市口、牛市口、羊市街、珠市街、糖市街、打铜街等等……还有好多好多。

    今天的整个成都市区几乎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市场,但凡临街傍道之处,差不多全是林立的商场店铺,颇有些像香港的铜锣湾、尖沙咀和旺角。与全国主要城市作比较,每十万人所拥有的店铺数量,成都大大超过了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型商业城市而居全国之首。就连近年才兴起的外商投资的大超市、大卖场等,成都也夺了头魁。成都人乐得在此起彼伏的新店开张打折活动中来来往往。

    任何事物只要与交易有关,在成都就一定能火起来。新中国的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曾于1980年底诞生在成都。君不见成都今天的股市、彩市、球市、楼市、报市、邮市、书市、花市、药市、茶市、酒市、衣市、宠物市乃至麻(将)市等等,哪一样不是轰轰烈烈!

    成都的球市,是中国球市的根据地和晴雨表。本来并不喜好运动的成都人痴迷足球的本质原因实在令人费解。或许,他们并不是在真正欣赏足球运动和足球艺术,而是陶醉于球市的热闹,或者跌宕于球市的商机。

    成都的楼市,其竞争水准在中国的西半部堪称第一,与许多沿海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这里的大盘不多、好盘却不少,楼质精良、盘名典雅。成都的住区,融入了成都人对文化和艺术的精致和细腻,加上媒体的渲染,成都楼市的热闹程度与广州、深圳不遑多让。

    成都的餐饮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成都就有了酿酒工艺,这里的“水井坊”被称为“中国白酒第一坊”。全国历次名酒评选结果,川酒少则占三成,多则占四成。据说四川的面条,竟有多达260种做法。成都的餐饮业林林总总,花样之多、性价比之好,全国无一城可望其项背。所以,某作家笔下写道:“成都人饮食之精细、口味之刁钻,为世所罕见。”据说,几年前麦当劳初到成都探路时,也怕斗不过川菜,竟借口“此地不适合麦当劳”而遁走。无独有偶,听说驰名中外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在成都的分店不久前歇业。原因很简单北京人太低估了成都人的口味和成都人烹鸭的水平。

    成都的茶馆举世闻名。文献载,清末时成都有街巷516条,而茶馆竟有454家。1935年时成都更已有茶馆600家,每天茶客达10万之众。今天成都的茶馆更开出了国际水平,高档茶室的精美水准和文化品位竟可媲美五星级宾馆。

    成都的服装新潮、大胆而领先。成都人在穿着方面的成就,绝不输给开埠更早的广州和上海。大凡外地人到成都,都目不暇接于街头的成都人和衣着服饰,有如游走在花丛之中。

    成都的糖酒,以一年一度的全国糖酒会而著称。每年的成都糖酒会,好比广州的交易会。凡遇会期,成都便人车拥塞、宾馆爆满、物价随涨,使外地人对四川这个盛产食糖和名酒的西南省会顿生敬慕。

    成都的媒体也不甘落后。横看全国,像成都媒体这般火暴的,可能只有北京、广州两地。成都的报业竞争激烈,炒作之风盛行,多半是因为成都人太需要茶余饭后的“作料”。成都人的嘴因爱好美食而吃出花样,因爱好神侃而道出名堂。

    成都之所以各类市场蓬勃及至“泛滥”,实在因为成都人那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对商业有着太多的需求。《菜根谭》中说:“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无之忧。”成都人绝对最懂得在人生每日的忧与乐中寻求刺激和满足。

    都市百姓的传统玩法听川戏、坐茶馆、养宠物、搓麻将、下馆子、集古玩、看热闹,都市人们的现代玩法健身、跳舞、郊游……,成都人无不大精其道。成都的“市”,实在是成都人玩出来的,侃出来的,休闲出来的,消费出来的。所以,才会永“市”不衰。

    3.篷门今始为君开

    历史上的成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今天的成都也并未落后于这个时代。若以政治经济地位论,成都曾为西南局之首府,在西部开发中位居战略重地,机场吞吐量也排在全国第四,更被媒体誉为“中国第四城”。在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战略规划中,成都还是“三个中心(科技、商贸、金融)、两个枢纽(交通、通信)”。成都有她为自己骄傲的理由。

    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成都在中国的地位或许比“第四城”还高。上海尽管经济上遥遥领先、西安尽管也历史悠久,然论及传统的地域文化与现代的商业文化结合之深,断不及成都。

    余秋雨曾经用一句无以复加的话语来褒赞过成都——“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成都真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成都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当人们更多地在注意成都的优势时,成都的确需要清醒地了解,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而产生的“天府心态”和“盆地意识”,导致了成都今天和未来发展的某些劣势。

    首先,与沿海大城市相比,成都毕竟位居中西部。对于“入世”之后的中国来说,业已成为投资主体之一的外商资本肯定更加青睐沿海城市,在那里,人员的进出和物流的进出都更加便捷,运输成本也就更有优势。今天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在经济上的崛起,十分令人关注。同是休闲文化城市,东部的苏州和杭州正在春风得意、绝尘而去。

    其次,成都尽管堪称大都市,但绝对还不是而且短期内也难以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本土文化的过于厚重,使成都游离于国际文化之外,很难与上海这类国际化城市竞争,甚至重庆的国际化程度可能都比成都高。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乃成都人的某些意识缺陷。当今的经济世界正在发生着许多新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快吃慢时代,网络信息时代等等。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成都人这个文化群落可能由于其禀赋中的惰性、保守和自傲等特质而失去许多机会。

    例如,成都人少些雄心和壮志、豪情与大气。在强凌弱、大欺小、快吃慢的竞争时代,必须做强做大,而闲适主义的成都和成都人,多小富即安,不富亦安,不求大成。他们似乎觉得,能够在西南或者西部一隅“雄起”足矣,何必去拔什么头筹、行什么使命。

    又如,成都人绝少外出发展。在四川以外的地方,人们碰到的成都人,十之有九是出来游玩的闲云野鹤,而绝少是到外埠创业发展的。据说全国部分城市做过调查,成都人的“本地化率”(祖辈久居成都而不外迁者所占总人口之比例)在全国城市中为最高,并遥遥领先。

    再如,成都人安于舒适而不重速度。“在重庆建一公里路的成本在成都可以建七公里路”所产生的负面结果使成都人太有优越感,成都人的速度感和品质观也就由之而弱化。而在“涅”艰境中图谋新生的重庆,正以咄咄之势重新崛起。在不久前的一次全国餐饮百强选拔中,重庆那从川菜中剥离出来的“渝菜”餐馆竟以八比三的战绩大胜川菜,这似乎成了警醒成都人的一个不容轻视的信号。

    固然,成都也需要创造和保持她自有的特点。以商业、旅游、会展、餐饮、房产、传媒等第三产业为主的成都,其实可以创造一种更符合未来人性化城市生存和经营的模式。成都就是成都,成都就应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成都。成都将因为她的与众不同而保持她的独特的魅力。

    未来的成都或许是迅速崛起的一个特大型城市独居于西部诸城之首;或许与重庆兼收并蓄、并驾齐驱,共同组成长江上游经济区;或者创造特点,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最适合移民居住的生态型城市;或者蓬门大开,成为中国中西部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大都会。

    三、自古文人多入蜀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语沿自“自古词人多入蜀”。四川一直就是我国的文化盛地。三国时期,诸葛亮“两表”耀千秋;唐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大批文人云集于此;宋代,苏洵、苏辙、苏轼一门三父子;现代的文学泰斗巴金、大文豪郭沫若均出自此地。

    成都地区自古以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成都人却从来崇文不尚勇,此地多出也似乎只出诗人、文人、高士或学者。因为过于重文,这个少有的历代古都竟没有多少帝王之气,只是在街名地名中还依稀可以感到昔日皇城的存在。就连成都惟一的名山青城山,也是以“幽深”而不是以“雄奇”著称于天下。

    古往今来,在成都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彬彬辈出”。成都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从屈原、宋玉开始到李白、杜甫、苏轼、陈子昂、白居易、陆游……自古文人多入蜀。“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卢照邻,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画圣吴道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唯物主义诗人刘禹锡,著名大诗人元稹、李商隐,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曾在成都游历和定居,并且都留下过许多流芳百世的华美诗文。其中,杜甫在四川期间曾写诗四百余首,有多半作于成都的草堂。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成都人司马相如便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在读其《子虚赋》后竟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与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传诵。成都人扬雄是西汉末期人,乃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晋时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陈寿,著有《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诗名千古传扬;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时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也是成都当地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十分著名的“两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都写于蜀中。

    外埠入蜀者中之名人也有许多,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大教育家文翁,其在成都城南修建了一所郡学,称为“文学精舍讲座”,以石为室,号称“石室”,这就是成都著名的石室中学的前身。史家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蜀汉王朝丞相诸葛亮,还有南宋时大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明代的大才子、多产作家杨慎(号升庵)有各种著述四百余种,比西方著名的多产作家巴尔扎克还多三倍。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那些年代,有这么多文人齐聚远离京城和中原的地方而寓居成都,实在令人称奇。还有,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当代文坛怪杰魏明伦、流沙河也都是成都人或川西蜀地人。这些名流大家足以为四川增色。成都在文化上有如一个“国中之国”。

    但若问四川有没有大思想家、大理论家,他们会默默不语的。齐鲁文化有大思想家孔子和孟子,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中原文化有道家鼻祖老子、庄子和儒学大师程颐、程颢;江浙文化有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大师和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湖湘文化有以王夫之、曾国藩为代表的思想家。

    魏明伦曾经与余秋雨笑谈:你们上海文坛圣者巴老,是我们四川老乡。还有,黄浦外滩的上海市长巨大塑像,也是我们四川人陈毅啊!共和国十大元老,四位说川话。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众所周知,大画家张大千是四川人。但世人罕知,还有一位四川人陈子庄是“梵·高”式的大画家。他生前受尽政治运动折磨,穷困潦倒,沦为街头苦力,死后才被国内外画坛发现其作品的巨大价值。

    魏明伦如斯评价李宗吾:“还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幸好只活到花甲之岁得以善终,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惨死!此人便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他佯狂创建‘厚黑学’,戏言与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并列。其愤世嫉俗的揭露批判影响,以下个世纪仍有生命力。不仅传播全国,还覆盖海外华人社会。”看来四川不仅多才,而且盛产怪才;四川不仅本地产才,还能大大地吸引外地的文人。

    四、巴蜀大比拼

    如果说蜀文化是“盆地文化”,那么巴文化则是典型的“山地文化”。过去人们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将巴蜀文化混为一谈,其实巴文化和蜀文化是有明显差别的。

    在重庆和成都都属四川省两大重要都市时,世界上很少有两座城市像这两大城市那样,给我们呈现出如此奇特的面貌:它们同属一个地域,同是一个行政区域仅有的两大城市,相隔也不过几百公里,但两座城市的脾气血性却是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说气候,重庆湿热难耐成都凉爽宜人;说地形,重庆山重路不平,成都一马平川;说人的性格,重庆人火暴耿直,成都人细致绵软;就连饮茶也相反,重庆人喝的是浓烈苦涩的沱茶,成都人却喜欢喝芬芳袭人的花茶。蜀地的成都人和巴国的重庆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比和较劲。盛产高人奇士的成都人和广出英雄豪杰的重庆人也很爱把自己与对方作对比。

    相隔不过数百公里,乘飞机只要半个多小时,巴渝重庆和西蜀成都两地的文化差异却如此之大。自古以来,“巴出将,蜀出相”。巴出雄杰,蜀育英才。巴人武至元戎,蜀人文达魁首。成都从来文人荟萃而鲜见武勇之人,这一点与近旁不远的重庆大相径庭。位于川东山地、两江交汇之处的重庆,原为古代巴国的首府,其文化传承来自于山民、码头而至袍哥,从来就尚武勇而轻文柔,从古巴国蔓子将军、三国时巴郡守将严颜、明末巾帼秦良玉、辛亥革命时的邹容,到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四位(朱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还有四位(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的出生地在湖北、湖南,而古时候这些地方也属于巴国范畴。

    古文献(《华阳国志》等)说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精敏轻疾”,“其民柔弱”,“民知礼逊”,“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重利轻义”,“民风尚奢”,“性轻扬,喜虚称”,“少愁苦,尚奢侈”,“器小而易满”;巴人则“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重迟鲁纯”、“民刁俗敞”,“无造次辨丽之气”、“性推诚而不饰”。

    重庆人胆大、心直、外向,多些叛逆的江湖气而少些规矩和儒雅。成都人聪慧、灵活、内敛,多些守成的市井味而欠些率真和胆识。记得文革前期搞武斗盛行时,四川全境都不得安宁。不过那时,成都的雷声大雨点小,惟重庆玩的是真刀真枪。在重庆的武斗前线,从不见来自成都的雅士;而在成都的武斗战场上,冲锋陷阵者却多是重庆来的好战者们。

    成都自古得天独厚,几无旱涝天灾。此地商事发达,四面八方的民众皆以能到成都居住养老而满足。历史上成都也七次遭外省人割据而拥(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和张献忠)。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成都始终是一个十足的“安乐窝”,成都人总是淡定自若“稳得起”。今天的成都人自嘲是:“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喝点盖碗茶,看点Y(成都俗语,“Y”即劣质)录像。”秦汉时关中人说“少不入川”,就是怕年轻人来此地会消磨人生的斗志,销蚀奋进的锐气。

    山城重庆街景

    重庆与成都相反,大山起伏、两江环抱。在重庆建一公里路的成本在成都是可建七公里。在以往那些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里,重庆人一直在挣扎中生存。苦是苦些,却不乏昂扬斗志,与山斗,与水斗,也就是斗出了重庆人今天特有的刚毅。元代的重庆人在钓鱼城抵抗元军达三十六年而不降。

    成都的城与重庆的城大不一样。成都一马平川,无灾无险,筑路和建城都十分容易。成都的城市建设如同成都人的生活一样潇潇洒洒,每年都会新建好些路、改造好些路。然而无论怎么建设发展,成都的城市总显得那么平实和阴柔。即便高楼座座,也显得亭亭玉立。

    重庆是座山城,出门是山,举目是山。重庆人建房不讲朝向,也无法讲朝向,见缝就插针。也就因为这样,重庆城在钢筋水泥的拼命堆筑之中练就了峥峥阳刚之气。

    巴山与蜀水不同的文脉所孕育出来的两座城和两种人竟有几乎全然不同的文化品格,甚至有科学家研究发现成渝两地人群的血质特点也迥然有异。华蓥山和长江养大的重庆人有如高山大川,壮心浩荡;川西坝子和都江堰娇惯的成都人恰似小桥流水,风情万种。重庆似一曲跌宕灼突的山河赋,成都像一首温婉秀丽的抒情诗。成都人太满足成都,哪里都不愿去,走遍天下还是觉得这个“舍南舍北皆春水”、“锦城丝管日纷纷”的成都好。重庆人太不满意重庆,所以总要外出闯天下,天南海北到处都留下了天命艰辛的重庆人奋发的足迹。

    虽然重庆与四川已经在行政上划清了界限,但两个地方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和血缘细节是割不断的。巴蜀文化就好比是一棵参天大树,结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两个果实。双方谁也离不开大树,谁也不能把树砍掉。

    五、旅游溯源文化寻踪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崇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神奇的九寨沟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恐龙世界的奇,熊猫世界的趣,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西有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北有剑门蜀道,东有三峡风光,南有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子孙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花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惟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自古文人多入蜀,每个文人所带来的不同文化的元素在此汇集,三峡成为各种异质文化的展台,成为中华多元文化的一个大容器,而三峡壮丽的三河似乎是诗人才情的酵母,让他们在撞击中闪出诗的火花。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劳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惟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

    六、蜀居多样川食百味

    著名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曾说:“吃是一种民族文化,吃反映的是民族性格。”的确,人要生活就离不开“衣、食、住、行”。人与动物不同,住不仅是遮风避雨,而要住出格调,吃东西除饱腹外,还要吃出味道,吃出花样,吃个舒服,吃出所谓的文化。

    1.蜀居

    古代巴蜀是我国古代杆栏式楼居的发源地之一。这种房屋底层架空,用来防水、防潮,也可防备兽类侵袭。西汉时,在杆栏式建筑基础上发展出了高脚或架空木地板的木构架楼居,到东汉就发展为廊院庭园式民居,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型。到唐宋时期,东汉廊院式民居进一步发展为宅园。明清时期的四川民居经过历代经验和技艺的积累,已显出四川的特色。四合院在四川叫做“四合头”、“三合头”,川东地区叫做“天井”。四川四合院具有南北兼融的特色,比北方的小一些而比南方的大一些,既具有北方封闭型的四合院特色,又兼融南方的敝厅、敞廊和封火墙,有的大型民居还有花园、楼阁、家庭戏台等建筑。“天井”式建筑是四川民居的一大特色,既采光又通风,是纳凉、休息的“共享空间”。大邑刘氏庄园、崇州宫保府、江安夕佳山民居是现存的明清民居的精品。除了各种一般的民居之外,在巴蜀地区还可见到若干各具特色的特种建筑。巴蜀山寨以忠县石宝寨为代表,是世界上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古建筑之一。驰誉中外的合川钓鱼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南宋名将余斯为抵抗进攻四川的蒙古军队而筑。城周围20余公里,现仍保存内城、外城、一字城城墙和七座城门,有水师码头、演武场、皇城、敌楼、炮台等遗址。与钓鱼城相类似的用于军事防御的山寨目前在四川还可见到二十几座,是巴蜀山寨的又一种类型。牌坊是封建时代为表彰忠孝节烈或功德福寿而建的石坊,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建筑工艺与雕刻工艺水平。巴蜀地区的牌坊多为明清时期所建,而且数量不少,例如隆昌县城金鹅镇的至今完好的各式牌坊有20余座,包括孝义坊、贞节坊、孝女坊、棂星坊、功德坊、德政坊、报恩坊等,被誉为“牌坊城”。

    2.川茶

    巴蜀是我国最古老的产茶胜地之一,川民一直保留了喜好饮茶的习惯。饮茶习俗也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闻名中外的四川茶馆历史悠久,遍布巴蜀城乡和街巷,蜀中饮茶的独特方式和独特的盖碗茶具,不知引起了多少中外游客的兴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体现了古老的巴蜀文化恒定不迁的传统和迷人的魅力,体现了巴蜀人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巴蜀是世界饮茶文化的发源地,全世界有关种茶、饮茶、贩茶的最早记载都在巴蜀,西汉时的四川资中文学家王褒在《僮约》中记载了“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这是蜀人饮茶最早最明确的记载。西晋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曾写下了全世界最早的一首咏茶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赞叹蜀茶的高贵。所谓“六清”是指古代人所用的六种饮料,张载说成都的芳茶超过了“六清”,居于各种饮料之首,可见魏晋时代巴蜀地区人们饮茶风气之盛。

    川茶馆讲究从待客态度,铺面格调,茶具,茶汤到操作技艺的配套服务。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便当属“盖碗茶”。“盖碗茶”是成都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所谓“盖碗”,包括茶盖、茶碗和茶船子三部分。茶船子又叫茶舟,是承受茶碗的茶托子。相传唐代德宗时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了“盖碗茶”,之后大为流行,至今不衰。无论古今,巴蜀都是我国的重要茶叶产地,而且很早就以茶作为向中央的贡品。蒙顶名茶是巴蜀佳茗的代表,“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的佳句可谓千古流传。

    四川茶馆

    四川的饮茶之风也缘于其地理条件。四川天然闭塞,古时川民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幸福,有电视、电话、电脑,那时他们想了解全国形势实在不易,这样一来,近代四川茶馆便首先突出了“传播信息”的作用。川人进茶馆,不仅饮茶,而首先是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在茶馆摆龙门阵的人,能边品茶,边聊天,一样也不耽搁。

    3.川酒

    从殷商时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制的和青铜制的酒器,表明蜀人饮酒由来已久。在青川战国墓中发现了漆酒器177件,多件漆器上有“成亭”戳记,即是在成都生产的。在新都、荥经、成都、贵州、湖南、湖北远至朝鲜乐浪郡(今平壤)和蒙古诺音乌那,都发现过成都和广汉制作的巴蜀漆酒器。大量使用漆酒器,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特点。文献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开明氏制成醴酒,属于清酒一类,酒味特别醇厚。汉代巴蜀饮酒之风盛行,各地设有不少酒坊、酒肆。

    “(司马)相如涤器,(卓)文君当垆”,这个美好的故事说的就是汉初临邛的事。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好读书,爱好击剑。因慕战国赵相蔺相如的为人,遂更名为相如。

    当时,蜀群郡太守文翁大兴教化,选郡中士人送往长安就读,相如亦在其中。学成后回郡从教。文翁病故后,相如也离乡前往长安,不久,又往事梁王刘武。在梁地,司马相如结识了许多著名文人,每日与他们琴书雅案,读酒逍遥,撰成一篇《子虚赋》,为汉代赋体文的代表作,流传一时。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王刘武薨。司马相如只好又回到成都,因家贫无法生存,只得投靠好友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临邛地方富人很多,首家应数卓王孙,次为程郑,两家僮仆各不下数百人。卓氏先世居赵,以冶铁致富。秦灭赵后,卓氏夫妇被秦国迁来蜀地,流居临邛。

    一日,卓王孙、程郑二人谈及亭中贵客,因为县令好友,按照风俗,应设宴相邀,以尽地方之谊。二人商量,决定宴请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此外再邀地方绅富百余人陪请。卓王孙有一女,名文君,年方十七,生得聪明伶俐,貌美风流,琴棋书车,样样皆精,不幸嫁了一夫,新婚不久,便因病身亡。文君不甘寂寞,便搬回娘家居住。对于司马相如,文君小姐早已慕名,至相如客居临邛,闻说他风度雍容闲雅,文君就更想亲眼一睹,而此际虽有珠帘相隔,犹可见相如风度神采,果然是一表人才。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使得文君毅然决定与相如私奔。

    卓王孙一夜之间丢失了女儿,派人四处寻找,后来得知,女儿已随司马相如私奔外逃,当时气得暴跳如雷,但家丑不可外扬,只得忍耐。

    卓文君随着相如来到成都,总以为他曾在长安作为显官,家中定有些财产。岂知到家一看,除了几间破屋尚可容身外,别无长物。自己也因仓猝外逃,没能多带金帛。但事已至此,只得拔钩沽酒,脱钏易粮,与相如勉强度日。不久,文君随身所戴饰物快卖完了,生活日趋贫苦。文君见此,颇感凄凉,于是对相如说:“君贫寒至此,终非长策,不如再回临邛,向我兄弟们借此钱财,也好设法谋生。”

    到了临邛,二人暂住旅店,遂向店主打听卓家消息。店家与相如、文君素不相识,便直言相告道:“卓女私奔,卓王孙几乎气死,发誓说:‘女儿不孝,我不忍杀死,但却一文钱也不给。’”相如听后,心想,卓王孙如此无情,文君也不便再往兄弟处借钱,我不如与他女儿抛头露面,就地开一家酒肆,损他尊严,丢他脸面,直到他情愿拿出钱财来!主意拿定,遂找文君商量。至此,文君也没更好办法,只得依了相如。相如当即将马车卖了,当作资本,租借了房屋,治办了器具,悬挂了酒旗,选了一个吉日,酒店便开张了。

    酒店开张后,文君淡妆浅抹,当垆卖酒。相如也脱去长衫,换上短衣,与所雇的三个酒保忙里忙外,招待客人,生意做得还颇为红火。

    相如、文君得了许多财物,立即关闭了酒肆,购置了车马,又返回了成都。

    二人一到成都,立即购田产、盖房舍、辟园囿,成了当地一富翁。

    后来,司马相如应征入朝,做了词臣,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文君酒”因此而走红。

    繁华的成都春熙路

    彭州和新都汉代画像砖上的“酿酒图”,成都凤凰山汉墓陶酒罐上刻的“甘洒”二字,都展现了巴蜀酒文化的盛况。唐朝以后,巴蜀酿酒得到长足发展。唐代成都的“生春酒”是有名的贡品,剑南的“烧春”是今日中国名酒“剑南春”的上源。成都市水津街明代前期全兴酒坊遗址的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国白酒生产早期历史的文物空白,而且为川酒的连续发展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巴蜀自古多美酒,今天以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全兴大曲、郎酒、沱牌曲酒这六种国家名酒为代表的川酒,享誉全国,而巴蜀也获得了“名酒之乡”的美称。

    4.川菜

    在巴蜀的民俗风尚中,饮食文化是享誉世界的极有特色的一座宝库。川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素来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声誉,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川菜起源于古代的巴国和蜀国。自秦朝至三国时期,成都逐渐成为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川菜得到较大发展。早在一千多年前,西晋文学家左思所著《蜀都赋》中便有“金垒中坐,肴隔四陈、觞以清酊,鲜以紫鳞”的描述。唐宋时期,川菜更为脍炙人口。诗人陆游曾有“玉食峨眉木耳,金齑丙穴鱼”的诗句赞美川菜。

    四川火锅

    在宋代时,“川食”已有相当名气,“川饭店”已经开到了今天的开封和杭州。明清以来,大量外籍移民入川,其中不少烹饪高手把南北各地饮食习尚带入四川,使得天府名厨荟萃,佳肴竞辉,善兼南北各家烹饪之长,形成完整独特的烹饪艺术。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记蜀人的特点,就有“尚滋味”和“好辛香”。这种多年的传统,使得川菜的最大特点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讲究色香味,尤重一个味字。调味浓淡有致,一方面味多、味厚、味广、味浓,另一方面又具清雅淡鲜之长,能融矛盾的热凉两味于一席,具备南北味兼融的特色,把人类的味觉艺术发展到了极致。

    川菜在烹调方法上,有炒、煎、干烧、炸、熏、泡、炖、焖、烩、贴、爆等38种之多。在口味上特别讲究色、香、味、形、兼有南北之长,以味的多、广、厚著称,历来有“七味”(甜、酸、麻、辣、苦、香、咸)、“八滋”(干烧、酸、辣、鱼香、干煸、怪味、椒麻、红油)之说。其主要名菜有“宫爆鸡丁”、“麻婆豆腐”、“灯影牛肉”、“樟茶鸭子”、“毛肚火锅”、“鱼香肉丝”等300多种。

    川菜制作不仅讲究原料与技艺,还特别讲究调料,这其中,郫县豆瓣、永川(或潼川)豆豉、正路花椒、泡红辣椒(又称鱼辣子)四种不仅是必不可少,而且不可能用其他产品所替代,否则,就无法达到“川味正宗”。川菜历尽千年,迄今已有3000多个品种,数百种名菜。现在川菜不仅走遍全国,而且早已享誉于世界。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和香港地区都有川菜馆,受到各国外宾的好评。在巴蜀饮食文化的百花园中,还有一簇芳香的小花,就是脍炙人口、名满天下的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小吃。如今可知的四川小吃种类不下500余种,又以成都小吃最为著名,如龙抄手、赖汤圆、钟水饺、韩包子、叶儿粑、蒸蒸糕、小笼蒸牛肉、张鸭子、张老五凉粉、担担面、蛋烘糕等。成都名小吃早在清代就已享尽盛誉。有《竹枝词》说:“日斜戏散归何处,宴乐居同六合居。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星一碗甜浆粥,才吃菜汤又面茶。凉糕炸糕猫耳朵,吊炉烧饼又窝窝。叉子火烧刚买得,又吹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贯,新添挂粉好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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