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文天祥-无章节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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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是宋朝人,他对于宋朝这个朝代的实际作用并不大,没有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作用极大,他不仅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文天祥的重要意义,得先从对于国家起源的哲学解释开始。

    关于国家的起源,历来有两种哲学解释,一种是经验论的哲学解释,代表性的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是由某一区域的人民根据自己安全和生存、发展的需要,无形中缔结了某种“社会契约”,形成的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这种理论有两个核心点:一、对于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加性质上的区别,笼统地认为全体人民都参加了缔结“社会契约”的过程,全体人民都是形成国家的原因。二、人民缔结社会契约、组建国家的目的是出于每个人最基本的个体生命需要:生存、繁衍、安全和追求幸福生活(追求幸福生活这种需要在可操作层面的表述就是过着比别人有钱、还要别人侍候着的生活)。

    另一种解释是唯理论的解释,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这种哲学认为,国家不是起源于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生存、安全与发展需要而缔结的“社会契约”,而是起源于一种“绝对理念”,这种理念外化为具体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凭着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才能领导着另外一些普通的民众,建立起了国家这个有人口、有土地、有主权的政治实体。何谓“绝对理念”?就是最高、最终极的理念,无法以人类理性来解释、只能通过某些优秀人物的个体生命表现出来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先天形成的,不知其原因,其内容就是要建立某一个国家,如同鬼神附体般地附着于某些人身上,这些人便完全丧失了普通人所有的“人性”,疯狂地为实现这种理念而奋斗。有很多人失败了,默默无闻地死去;也有不少人成功了,无中生有地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把这些人称为英雄人物,供奉在神坛之上。由于黑格尔解释不了“绝对理念”的形成原因(因为没有原因才称为绝对理念,意味着其本身就是原因),所以,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一理论具有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色彩。

    这一理论也有两个核心要点:第一,形成国家的核心力量是某些英雄人物而不是全体人民;第二,构成国家最核心凝聚力的不是每个人个体生命所具有生存、安全与发展的需要,而是某种说不明白的先天存在的“理念”。

    揆诸历史,复加以逻辑分析,笔者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更具解释力,尽管确有神秘主义的弱点,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盖因人类的理性即人类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解释很多事情的终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它认为人们是出于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生活需要这种动机才缔结契约、建立国家。那么,对那些为了国家的存在而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的人物的动机如何解释?难道这些人是为了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才来缔结这个契约的吗?而且,还得承认,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这些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生命、财产的人所起的作用,远远比那些只想着满足个人生命、财产需要的人要大。如果承认,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有一部分人(无论多少)肯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与幸福,以实现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为目的的话,那么,就只能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解释上了:有一部分不以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为最高目标的人,他们为了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财产与幸福,驱使这些人如此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只能解释为某种不知其原因的神秘理念了,这种理念就是绝对理念。

    其次,从经验的层面看,还没有一个国家是经由全体人民缔结的“社会契约”而出现的,谁也没有在人类政治生活中观察到一个由全体人民都同意的“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仅仅是一个没有对应实体的想象。就连美国那样号称由全民共同意志形成的国家,如果没有了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这些英雄人物,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得承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一种是杰出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就是那些以个人生命、财产和幸福为最高价值的人,他们的天性就是贪生怕死、渴望享乐,在实际的幸福生活和抽象的理念之间,只会选择实际的幸福生活,这种人在国家灭亡的时刻一定会当叛徒,如吕文焕、留梦炎,甚至文天祥的亲弟弟文壁也是这一类人。文天祥第一次被拘元营时曾经见到过吕文焕,文天祥指责他不该投降,吕文焕辩解说,他是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才不得已投降的,文天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就是贪生怕死,吝惜个人生命和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文天祥说得没错,吕文焕确实是出于这种动机投降的。后来文天祥历尽风险逃出元营后,在真州又被自己人误解,反被追杀,其处境比吕文焕还要艰难痛苦得多,可他为什么不投降?这说明两种人在生命本质上就不一样。

    文天祥是那种不同于普通人的优秀人物,这种人的最高价值原则不是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甚至也不是别人的生命、财产与幸福,而仅仅只是某种抽象的理念,哪怕这个理念的外在显现物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从生命本质上就确定了自己是为某种理念而生,亦应为此种理念而死的人。所以,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绝对不投降,而且,他们也认为别人也应和他们一样坚持这种原则。陆秀夫是仗剑先逼着自己的妻子跳海自尽后,才抱着小皇帝跳海的,跳海前他对小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从单纯的个人生命价值角度看,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不该死,他只是个无辜者,但从国家的绝对理念而言,他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就应该死!在这时,理念不仅与生命是矛盾的,而且是压倒生命的最高原则。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文天祥首先是个普通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弱点他无不具有,他懂得享乐,过过声伎陈设于前的奢华日子;他理解普通人的想法,知道按照普通人的正常逻辑,自己的这种做法是愚蠢之极。他也不能完全突破个人亲情的约束,对别人和自己的亲人有所区别,比如对一切投降元朝官府同僚如吕文焕、留梦炎者流,他都严词怒斥,毫不留情,但对同样是投降者的自己的亲弟弟文壁,他是“网开一面”的,虽然他也写诗感叹“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由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人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但是,就没有像对吕文焕那样的严词遣责,他不仅没有强求弟弟和自己一样殉节,反而替他开脱。文天祥的长子在战乱中病死之后,就把文壁的儿子文升过继给他做继子,文天祥害怕文升对生父不尊重,便写信劝导他,说:“吾已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意思是自己身为宰相,不得不为国家死,而文升的生父文壁为了延续文家的香烟后代,委曲求全投降元朝,算是尽孝,希望文升能一如既往地尊重其生父。而且,他也有过脆弱的时刻,他留下的《过零丁详》、《正气歌》、《衣带赞》等诗句,我猜想都是在他心里充满感伤、有些脆弱的时候写下的,他以这种方式激励自己坚强起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虽然下命令杀过叛徒和敌人,但是,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甚至连自己也杀不了。他自杀过两次,但都没死成,后来就不再自杀了。一个人若真想自杀并不难,跳崖、撞墙、上吊都可以,但他自杀不成,我理解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源于对生命本身怀有强烈的眷恋,他下不了手杀害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能考上状元的读书人,他有着正常人的智力水平,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维持不下去,一定会灭亡,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宋要亡是三岁的小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而且忽必烈也不是坏人,一定会将国家治理得比宋朝皇帝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天下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自己坚持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任何常人的逻辑,他都应当放弃抵抗而投降的。他忠于大宋朝,可是大宋朝的国君宋恭帝和太皇太后都投降了,而且来劝他也投降,他完全可以借口“忠于国君、服从命令”而投降,但他不投降。要是说,他因又另立了新君、宋朝还有复兴的希望而坚持抵抗,那么在他被俘之后,新立的两个皇帝也全死了,这个国家算是彻底灭亡了,换句话说,他已无国可忠、无君可忠了,那么该投降了吧?他仍不投降。他自诩要为黎民苍生着想,那么现在,元朝人一统天下,黎民百姓已经过上了太平日子,应该投降了吧?他还是不投降。

    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他对历史的敬畏,他不是写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但事实上,他对历史的虚无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当张弘范告诉他:你死了,没人将你写在历史上时,他并没有反驳,只是回答说:“写不写没有关系,我是凭自己的内心原则在做事。”他明白,所谓“照汗青”云云,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人将文天祥坚守下去的原因归结为孔孟先贤所代表的圣人之道,文天祥不是说过:“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话吗?可事实上,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不是他行为的内在原因。《宋史·文天祥传》的作者都知道,有宋三百年,开科取士中状元的人也近三百位,读的都是圣贤书,可为什么只有文天祥能做到这一步呢?这位作者得出的结论:科举考试和圣贤书是培养不出来伟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文天祥这位思维正常、多愁善感到甚至有些脆弱的文人,做出这么刚烈绝决、常人无法承受的选择呢?没有别的原因,只能说是他的生命天性使然。

    我们经过剥丝抽茧般的分析,发现朝廷、皇帝、宗庙及至历史、人民等等都是外在的因素,都不能构成文天祥的行为的内在动力。在最后的时刻,人所面对的只能是赤裸裸的自我,人所能忠诚的也只能是自我!

    是的,文天祥所忠诚的对象不是具体的王朝、不是未来的史书、也不是天下的苍生百姓,他只是忠诚于自己,而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理念”,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用文天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亡,宰相职当死!”这确实是个永恒的原则,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就应发挥作用。

    对于自己的行为动机,文天祥是有深刻的自觉的,在《正气歌》中,他就已经说明白,自己只是天地正气的一个化身,是一系列为了抽象的国家原则而献身的人物中的一员。

    中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延绵至今的国家,确实是因为有这么一种先验的国家理念的存在,历朝历代都有文天祥这样的人物,而且不是一个,是一批,与文天祥同时代的张世杰、李庭芝、陆秀夫等一系战死不屈的英雄,还有为掩护文天祥,替他而死的赵时赏、刘子俊,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忠诚的,不是某位具体的皇帝、某个具体的王朝,而是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要求这个国家的君臣以生命捍卫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存在,如果这种政治实体消失了,这些君臣的生命也就应该消失:国亡,人必须死!反之,人在,国就不能亡,这是一种横亘千古的力量,是中国千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多少次异族夷陵,而始终没有灭亡的根本原因。

    好了,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对于文天祥意义的理解:他是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的化身,他是“中国”这个“绝对理念”的绝对显现。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忽必烈和张弘范等也是这种绝对理念的化身,他们之所以不想杀文天祥,花费那么多功夫和时间劝降文天祥,并不是出于通过招降文天祥来招降安抚宋朝其它臣民的功利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文天祥所代表的这种忠诚观念是任何一个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他们通过对文天祥的优容来表达对这种观念的尊重。对于文天祥,一代雄主忽必烈始终有种惺惺相惜的敬意,在他与文天祥的会面过程中,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希望让文天祥也做自己丞相的愿望,并没有多余的劝降废话,也许,他深知,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彼此很相知,都在忠诚于相同的“人在国在、国亡人死”的国家理念,他对文天祥的封官许愿,表达的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天哪,这么完美的人物怎么竟然不是我国的宰相!在杀文天祥这件事上,忽必烈表现得有些婆婆妈妈,据说,他签署完杀害文天祥的命令后又后悔了,派人送去暂缓行刑的诏令,可是晚了,等诏令送到刑场时,文天祥已人头落地。这个戏剧性段子的真伪姑且不论,但忽必烈对死后的文天祥的宽容是真实的。

    文天祥死后,先由其妻子欧阳氏收尸,草葬于京城小南门外,半年多后,一直在京城陪着文天祥的江西义士张弘毅将尸骨取出,火化后,携带回文天祥的老家吉州安葬,文家人以文壁为首举行了祭奠仪式,在当时,就给文天祥修建祠堂,而且还留出专门的祭田,其收入供文家后人祭奠文天祥用。文天祥的诗文集以及别人写的传记,在当时可以公开流传。《宋史》为元人所修,以杂芜著称,但其中的《文天祥传》却写得极好,堪称良史。对于这位至死也不投降的敌人,忽必烈及其元朝将相给予了充分的尊重,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原则——关于国家的“绝对理念”。

    深度阅读推荐

    1、万绳楠著《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

    此书为现代人所写的第一本文天祥传记,史料考证扎实,且引用了不少列宁分析政治问题的观点来分析南宋历史问题,有独立见解,所不足者在于引用原文太多,读起来不够流畅。

    2、俞兆鹏、俞晖著《文天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本书为近年出版的文天祥传记,语言浅显流畅,史实更为丰富,但是,对于当时的许多人和事,因袭旧见,不加分析地引用旧史料,阅读时应给予充分注意。

    3、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6月。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得要比其《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之类的哲学专著生动得多,充满睿智和激情,很值得一读。在其绪论中,讲到了他对国家起源的理解,在他的另一本专著《法哲学原理》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有兴趣者可以一并深入阅读。

    4、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第二版。

    卢梭的书写得跳荡而尖锐,他缺少系统性,有些话说得也前言不搭后语,但其基本哲学原则是清晰的,那就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于一切。他的书曾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对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读卢梭的书也极易产生共鸣。从科学的角度看,他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缺少实证性基础,但他的观点又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和改进。也许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如实地解释旧国家产生的原因,但强有力地影响了新国家的诞生,甚至是新国家诞生的原因之一。他的书是值得反复读、反复咀嚼、反复思考的。

    正气歌

    序:

    余囚北庭[1],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2]。单扉低小,白间[3]短窄,污下[4]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5],蒸沤历澜[6],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7],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8],陈陈[9]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10],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11],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侵沴鲜不为厉[12],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尔[13]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14]:“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正正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5]。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16]。皇路当清夷[17],含和吐明庭[18];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19]:

    在齐太史简[20],在晋董狐笔[21],在秦张良椎[22],在汉苏武节[23];为严将军头[24],为嵇侍中血[25],为张睢阳齿[26],为颜常山舌[27];或为辽东帽[28],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29],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30],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31],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32]赖以立,天柱[33]赖以尊。三纲[34]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35],隶也实不力[36]。楚囚缨其冠[37],传车送穷北[38]。鼎镬甘如饴[39],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40],春院閟[41]天黑。牛骥同一皂[42],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43],分作沟中瘠[44]。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45]。哀哉沮洳场[46],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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