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这是一个比较压抑的年代，贫民出身的朱元璋称帝后，便宣布了大明的高压统治思想。在这样一个压抑的时代，各种“邪事”不断发生；出现了一个勇敢的封建斗士李贽；并且这个时期的文化极其绚烂。
从“和尚”到“皇帝”
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贫苦身世，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人比他更卑微，更凄惨的了。他曾经在寺庙做过小和尚，后来却成为统领天下的一国之君。因此，他的身世以及成为皇帝的经历充满了传奇和神秘色彩。从古至今，都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离奇传说。
事实上，朱元璋本人并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他自幼贫寒，父母以及哥哥都死于瘟疫，非常的孤苦可怜。他于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生于安徽濠州，今凤阳人。朱元璋祖籍是江苏沛县，算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父亲朱五四是一个老实的佃农，一辈子受尽田主的欺侮和剥削。朱元璋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从小贪玩，爱支使别人，是小伙伴中的头脑人物。
在朱元璋六岁那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他的家中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家中最后只剩下他和二哥，连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到附近的皇觉寺做了一名小沙弥，寺中也没有余粮，他只做了几十天的小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了，他只好云游四方。云游期间，他居无定所，风餐露食，靠化缘为生，其实和乞丐没什么两样。不过，经过那些年的磨练，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云游几年之后，他才回到了皇觉寺。
佛门乃清净之地，但它和大千世界也脱离不了干系。当年庙外民不聊生，自然庙里也无法生存。庙外大乱的时候，朱元璋不能在庙里继续当和尚了，他加入了红巾军。每次打仗朱元璋都非常勇猛，尽显军事才能。于是首领郭子兴就把自己的干女儿嫁给了他。后来郭子兴战死，朱元璋就顺理成章接管了全部军权。经过七年的征战，朱元璋成为叱咤战场的首领。
在朱元璋三十一岁的时候，小明王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左丞相。后来他采取老儒朱升的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终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那年他四十岁，是继刘邦以来的第二个布衣皇帝。
朱元璋的军事才能
朱元璋在刚开始进入义军时，没有什么背景，又人生地不熟。在队伍中他就是一名士兵甲，那些将领们对他更是不知名谁姓谁，更不用说赏识他、重用他了。但他在军队中作战勇猛，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就受到了元帅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把他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他为亲兵九夫长。他还把自己的养女许配给他。从此，军中改称朱元璋为朱公子，其实他的原名是朱重八，也就是那个时候，他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朱元璋从此有了身份，也有了家。
朱元璋处事非常有见解，他不但是个勇士，还是个儒才。朱元璋在皇觉寺做和尚的时候，读了很多书，所以他的素质还是高于常人的。起义军的将士大都是贫苦农民，素质不高，朱元璋意识到这点，就决定对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他的军事基础。
当时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自己一派，孙德崖还有另外三个元帅为一派，两派之间冲突非常激烈。郭子兴这个人也有自身的性格缺陷，他为人傲慢，爱猜忌，气量小，且爱记仇。朱元璋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的局面。后来他又回乡募兵，很快募兵七百多人，郭子兴很是高兴，提升他为镇抚。
之后，朱元璋又带兵攻破了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他在降军中挑选了两万人编入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在途中，他结识了定远名人李善长，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要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他就能平定天下。朱元璋任李善长为幕府的书记，一起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不久他又用计攻下了和州。在镇守和州的时候，朱元璋一次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便询问他为什么哭，那孩子说是在等父亲。等他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因为不能相认，只能以兄妹相称。他这时意识到，部队的军纪有问题，他的部下扰民生事，并且抢掠妇女。这样下去，他们将会失去民心。因此，他召集部下，申明纪律，并要求所有抢来的有夫之妇，都全部归还，让城中失散的夫妻团圆。这件事被民间广为传颂，朱元璋大得民心。随着郭子兴的病逝，朱元璋逐渐成为队伍中的主帅。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经大将邓愈推荐，朱元璋觅到老儒朱升。就是这个老儒朱升给朱元璋谋划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要有一个强大而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较量，而人力、物力需要的是牢固后方的补给。首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稳固的战略根据地，才能在元军和群雄割据中站稳脚跟，求得发展。朱元璋便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将应天（现南京）以及周围的地区作为根据地。“高筑墙”的另一层含义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不但可以用来防卫，而且还能用来进攻。“高筑墙”的结果让朱元璋有了一个稳固的战略根据地，并且使得他在这个根据地上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同时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广积粮”就是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当时朱元璋占据的江淮之地虽说是富庶之地，但由于当时自然灾害严重，粮仓早已空空如也。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便采取“且战且耕”的政策，他兴修水利，下令部队在驻地开荒垦地。同时又将民间的壮丁编为民兵，农事耕种，闲时练兵。“广积粮”的结果，不但为军队解决了粮草问题，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得朱元璋大得民心。
“缓称王”则是指不要急于称王，以免树敌过多，降低元军以及群雄割据对自己的关注度和注意力。这样一来更加有助于朱元璋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从而求得稳步发展。“缓称王”的关键就在一个“缓”字，自然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会当仁不让。
正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样有远见的谋略，让这个“家无立锥地，身如蓬随风”的人，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和尚成为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削陈平张的斗争
当时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今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长江的上游有陈友谅，下游是张士诚，东南有方国珍，南边是陈友定。这几个人当中，朱元璋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陈友谅。方国珍和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住他们的割据，张士诚也没有多大的雄心。
陈友谅原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掉倪文俊，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这样陈友谅就觉得应天将会是他的了，于是他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然后，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想要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刘基认为先要集中目标消灭陈友谅。陈友谅势力固然强大，但他杀君自立，上下不一心，所以也并不难攻克。只要等他们的军队深入，再用伏兵击之，便可取胜。
于是朱元璋设计让陈友谅深入，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他修书一封，约陈友谅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做内应。结果陈友谅到了江东桥，发现是石桥而非木桥，才知道上当受骗。但此时朱元璋的伏兵趁机攻起，陈友谅大败，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后来陈友谅又反攻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开战，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此后朱元璋称吴王，张士诚在此之前已自立为吴王，所以历史上称张为东吴，朱为西吴。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很快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在平江战役中，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非常放纵，在被围困的最后一天，他的弟弟还不忘享乐，结果被一炮打死。张士诚也被朱元璋的手下用乱棍打死，时年四十七岁，东吴自此灭亡。
手段最狠的反贪皇帝
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最终成为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传奇。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造成了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刻骨憎恨。他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一番非常动感情的话，说在他当老百姓时看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的冷漠，他就恨透了他们，今后遇到贪官敢危害百姓的，绝不会饶恕他们。
朱元璋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平民出身，他认为只有禁止贪暴，老百姓才能安稳和平地生活。朱元璋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手段最狠的反贪皇帝。他颁布了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立杀！”六十两银子在明朝开国初期也不算多。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来说都算是金饭碗，但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官员们的命运可以说非常之惨。洪武年间，县衙的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这个地方是专门用来剥贪官的人皮的。朱元璋会将贪官处死后，将其皮剥下来，然后塞入稻草，做成稻草人，用来威慑贪官。而第一个被做成如此稻草人的便是他的老部下朱亮祖，朱亮祖是开国元勋，可谓权高位重。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恃才骄狂。
朱亮祖曾经收下一些土豪劣绅的好处，让朱元璋误杀了一个清廉的官员。结果，此事被朱元璋得知实情，便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活活鞭死。但是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后来的官员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此后，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格，甚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便可以将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若是有人阻拦，不是将他们处死就是株连九族。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他还制定了刑罚，但仅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不过朱元璋也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上，他用的绝不仅仅这几招。有的人被活活用刀一刀一刀割死，此外还有冲抽肠、刷洗、秤杆、阉割、挖膝盖等刑罚。
朱元璋是下了很大气力来肃贪的，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可以说，这个皇帝内心深处有着很深的平民情结，对百姓是非常怜悯的。但是由于他给予官员的待遇过低，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产生的效果并不是太好，依然有很多官员铤而走险、大贪特贪。
捕鱼儿海之役
明朝建立以后，元朝的残余力量在全国的许多地区，如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省，依然有着较大的势力，时刻对明朝都有重大的威胁。
为了反击元朝的残余势力扰乱边境，朱元璋委任蓝玉为大将，要其“肃清沙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三月，蓝玉率领十五万军队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附近，在那里仍然没有发现元军的行迹，蓝玉就想引兵退还。此时，部将王弼不同意，说这样回去无法交代。蓝玉赞成王弼的意见，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他采取王弼的计谋，穴地而炊，这样敌人便看不见烟火，军队能够不被发现行踪，秘密前进。
后来，他们又派人侦察到元军大营就在捕鱼儿海的东北八十里处。蓝玉让王弼担前锋，迅速出击，直接奔袭元朝皇帝脱古思帖木尔所在的大营。
这时的元朝皇帝还以为明军刚和纳哈作战不久，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北方再战，因而没有做任何迎敌的准备，加上明军袭击的时候，又恰逢风沙漫天，十几米外看不到人，明军出现帐外时，元军根本不能做出有效的抵抗。
元军仓促上阵，明军却士气高涨，他们为了寻找敌人吃尽了苦头，积蓄多日的怒火终于发泄了出来。最后，元军大败，损失了十万人左右。元朝皇帝脱古思帖木尔带着两个太子还有知院、丞相等十多人逃亡和林，在途中他和太子被杀死，知院和丞相投降了明朝。
这一战，明军不但俘获了大量元朝旧兵，还得到了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的印章、图书、兵器、车辆等。捕鱼儿海战役是元朝灭亡后，其剩余贵族遭遇的最大失败，脱古思帖木尔死后，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不断的内讧之中，虽然中间也有过几次统一，但再也无法对明王朝造成多大的威胁了。
空印案是怎么回事
在朱元璋执政期间，曾经有过四大著名的案件，历史上称“明初四大案”，也就是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以及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谓的“空印案”，就是在洪武年间，因为空白盖印文书而引起的一起著名案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当时规定，各地都需要每年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都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一样才能结项。只要数字有一点对不上，整个文册就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来衙门的印章才有效。因为各地到中央的路程非常遥远，来回奔波也很辛苦，所以派来的专员都带有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若是账目不对就重新填造，不再有往返的辛苦。这本来是大家内幕都知道的，也没有哪个中央衙门发布命令禁止过。
但是，不懂财务的皇帝朱元璋就不知道这些。洪武八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他勃然大怒，下令严惩所有他认为有干系的地方官吏。据统计，朱元璋一共杀了一千三百多个官员，甚至当时有名的官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处死。方克勤是著名才子方孝孺的父亲，他为官清廉，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天三顿饭中的两餐是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的百姓在他在任期间生活富足，当他要调离的时候，百姓们都不愿他离去，唱歌挽留：“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但是，就这么一个好官，也被朱元璋玉石不分地杀掉了。
郭桓案是怎么回事
洪武十八年间，又发生了一桩惊动天下的大案——“郭桓案”。郭桓是谁？他是当时的户部侍郎，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他盗卖官粮，把仓库里的粮食据为己有，并和地方官勾结舞弊，涉及的贪污数额非常大，范围非常广。朱元璋下一重手，以郭桓为首，全国所有窝赃的人都遭受惩处，许多人家因此而破产。
郭桓一案，朱元璋从中央到地方追赃捉赃，从州到府、到县，一层层追查，一直查到有钱的富户和粮长，杀掉三万多人，受刑的官民数不尽数。大明往常的中产以上家庭破产了一半，朝廷官员几乎是一扫而空。
据朱元璋编的《大浩》中记载，郭桓和他的同党一共贪污了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相当于大明王朝一年的粮食产量，这对于平民出身的朱元璋来说，自然是无法忍受。
郭桓案最终还是了结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被杀的人却是此案的主审法官，也就是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
蓝玉案是怎么回事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又出了一场大案——“蓝玉案”，又称“蓝党之狱”，此案被杀人数达到两万多人。蓝玉，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
蓝玉，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作战骁勇，屡立战功，朱元璋对这个猛将非常宠爱。但蓝玉却恃宠而骄，曾经放纵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他还私占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羞愧自杀。在军中，他也恣意妄为，擅自升降将校。他这些暴戾的行为传到朱元璋耳中，令其开始对蓝玉引发不满。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ｈｕáｎ）揭发蓝玉造反。朱元璋就将蓝玉族诛，被连坐的人称为“蓝党”，杀了一万零五百多人。
蓝玉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为什么就这样轻易地被杀掉了呢？其实，朱元璋早已为这次杀戮做足了准备。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也就是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之死。朱元璋要除掉有功之臣为子孙除患。朱标死后，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更是软弱，蓝玉这样的猛将始终是朱元璋心中的大患。因此，为了孙子朱允炆，不管蓝玉是反还是不反，朱元璋都要杀。
诛杀三万人的“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将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株连九族，同时杀死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朱元璋还以此为借口，要追究与胡惟庸关系相好的人，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也都受到株连，牵连致死三万多人。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早年随朱元璋出兵，颇受其宠信。开始的时候，他的职位非常低。在洪武六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右丞相，大约做了十年的丞相。胡惟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他日益骄横跋扈，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也不向皇上报告，还任意提拔和处罚人，当时还有很多人在他的门下奔走，送他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有人和他争权夺利，所以下定决心把胡惟庸铲除掉。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洪武十三年的正月，胡惟庸旧宅里涌出醴泉，他认为这是祥瑞，就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情不妙，他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好像藏有士兵。他立即大怒，当天就处死胡惟庸、陈宁等人。
在杀了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不仅不允许他的权力被丞相分割，也不愿意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所以，他还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规定子孙后代永远不许立丞相，若有人建议立丞相，就要严惩他。
“南北榜案”是怎么回事
洪武三十年的暮春，天下会试发榜。榜上一共录取52名贡生，全部是来自江南的考生。北方的举子们非常不满，他们群起大闹礼部。朱元璋就亲自处理这件事，下令将刘三吾、白信蹈两位主副考官停职罢官，并授意新主考官张信主持复查。
在封闭查卷后，张信认为考试并没有问题。朱元璋就觉得张信和刘三吾串通一气欺君，立即安排刑部调查案情。刑部先将刘三吾、白信蹈、张信三人抓进监狱，严刑逼供，又抓了三人的家人几百人，在严刑逼供下造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的证词，上报朱元璋。
朱元璋朱笔御批：刘三吾、白信蹈是蓝党，张信是胡党，将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的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因为刘三吾年事已高，就将其充军，所选贡生全部罢黜，其中名列榜首的考生陈某也以有行贿的嫌疑问斩。5月初，朱元璋亲自阅卷评点出61名贡生，贡生中没有南方举子一人，这次案件才算了结。
南北榜案是当年会试后的一件大事，一件奇事，也是一件丑事。大的是，它只是一群北方落第举子的骚乱，最后却演变成一场南北方人对抗的政治运动，朱元璋亲自出马才搞定；奇的是开始上榜的是清一色的南方人，后来朱亲自阅卷却是清一色的北方人；丑的是，朱元璋施展的手段太残酷，这件案件太血腥，很多没有关联的家人也被牵扯进去。
其实，不论是刘三吾，还是张信，他们都是以文章的优劣评卷的，因为当时南方在文化方面还是相对发达的。朱元璋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要插手此事，就是想要几十个人的脑袋换取北方的人心，换取政局的稳定。不过，这件事件过去后，倒开了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
打击豪强的“徙富民”措施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深深体会到官僚豪绅鱼肉百姓的苦楚。所以他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得到富庶者的支持，极力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为了让贫者安乐生活，也对一些作恶多端的富民进行镇压，防止他们犯上作乱。
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之后，就立即下令苏州的富民都迁徙到安徽濠州（今蚌埠东）。洪武三年八月，朱元璋又觉得地方上富民的衣食住行和公卿贵族一样，担忧权力和财富都被下边夺走，就效仿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到关中的做法，首先强令富豪搬迁到首都附近。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江南十四万富户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其中不少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他又强迫江南五千三百富户迁入南京城内，来充实南京城；洪武三十年，又有一万四十三百户迁入南京。江南的地主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奴仆，政府还不让他们私自回去，他们自然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就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到家乡扫墓探亲。年代久了，竟然成为习惯。朱元璋还通过严刑来消灭一些“奸顽富豪之家”，江南一带的富豪在几年间或死或迁，几乎没有一家幸存。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他的统治，但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好处，当那些富豪、地主没有了土地之后，土地到了官员手里，百姓租种那些土地比地主的租金还高，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朱元璋在打江山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灭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整个社会缺乏教化。因此，一旦登山皇位，他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兴办教育，选拔官员，并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朱元璋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他的专制情结自始至终是非常浓厚的。为了选拔听从于皇帝的官吏，他就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以内，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观点。答卷的文体，也必须分为八个部分，“八股文”也是在此时产生。
除了政府要员要大力抓教育外，朱元璋还要求那些“老师”们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当时的“国立大学”里面都是公侯以及功臣子弟，还有一部分是从全国选拔出来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所以，对这些人的教育责任就更重大。朱元璋要求吴颙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学生。结果，这个吴老先生在职不到一年，就因为放纵一些弟子而被朱元璋罢免了。
朱元璋还认为，教育不单是博古通今，从事教育的人还要关心国家大事，他觉得那些圣贤之道就是用来济世安民的，若是那些“教师们”连民情都不知道，天天还教什么呢？所以那些不懂得时事的“教师”都被他实施了处罚措施。
明朝“福布斯”第一名：沈万三
沈万三，元末明初人，在元大德十年春天出生。他本名并不叫沈万三，这只是他的一种社会称呼。他本名沈富，字仲荣，在当时都称他为“沈万三秀”。
洪武初年，民户服役编册，分人为等：哥、畸、郎、官、秀，秀为最上等。每等之中又有一二三等，每家颁布发给“户由”（相当于今日的户口本）一纸，巨富者为万户，沈万三秀，所以说他为秀中的第三等。
沈万三的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究竟他富到什么程度呢？在《明史》中有记载，他的私塾老师写一篇文章就被奖励二十两白银。沈万山家里酿酒用的水，就需要用田数十顷。当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的时候，沈万三便一人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多公里长的城墙，占了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他愿意为其出赏银。朱元璋有意刁难，说他有百万军兵，你能一个个都犒赏吗？谁知沈万三豪爽应答：“愿为每个士兵奖励一两银子。”可见，沈万三的富有。
那么沈万三是如何致富的呢？据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后来迁往周庄。他应当是由躬耕起家，然后通过经商致富的。沈万三的父亲很勤劳，充分开发了当时大片被抛荒的肥沃土地。由于经营得法，他们的田地越来越多，后来沈家就开始成为招集佃户、出租田地、雇佣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主持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
沈万三积累了一定的资财之后，又开始从事商业，便一跃成为巨富。元朝的时候海运很发达，来往中国的外国人不少，另外江南经济一向发达。沈万三起初是将自家的稻米转到北方销售，通过这些资本的积累，他又开始进行“对外贸易”，将当地的纺织品、瓷器等运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从一去一回中赚取巨额差价。
明代十三布政使司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改元朝的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十三司，俗称十三省，也就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布政使司只主管民政，然后还设有提刑按察使司以及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刑狱，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合称都、布、按三司，遇到事情都是由三司商议。
为了防止布政使司长官专权，每一布政使司还设有左、右布政使各一名。明朝时，布政使司的职权虽然和元朝的行省有差异，但是作为行政区划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还在习惯上称为省，俗称为藩司，代称为薇垣；布政使则俗称为方伯。除了那十三个布政使司以外，京师称为北直隶，南京称为南直隶，所以还俗称为“十五省”。
明朝的布政使司是元朝行省制的进一步发展，它奠定了清代以来内地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布政使司下面还有府、州、县和土府州县及部分土司。明布政使司虽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是从明朝中期以后，各地遍设总督、巡抚，布政使司就受到限制，他们的地位就开始下降。
棉纺织技术的发达
明朝曾有一部小说，名为《杜骗新书》，是以一个个小故事描述了晚明社会形形色色的骗局。不过在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故事涉及到偷布的情景，还涉及到了许多布的产地和品种。这部小说中提到的“布”，绝大多数是指棉布，可见在明朝棉花的种植非常广泛，棉纺织技术也非常发达。
元朝时棉花的种植面积就日渐扩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大力提倡种植棉花。所以栽培棉遍及全国，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棉纺织比起蚕丝制品有它的优点，也就是成本比较低，虽然外观不够美，但更便于广大民众穿着。
明朝的棉纺织品不但产量大，而且品种也多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部·物产考》等文献记载，这些棉织品有荣斑布、中机、小布、三梭布、龙墩布、云布、飞花布、浆纱布、标布、扣布、稀布、番布等。其中的三梭布，是明朝最上等的棉布，布幅有一米多长，细密如绸，结实耐用。朱元璋的御衣就是三梭布制作的。而且据记载，三梭布的价格非常高，成化年间，每匹值二两白银，一般粗阔棉布仅值三四钱白银。
朱棣造反的缘由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期，那时群雄并起，互相征伐，他还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朱棣在17岁的时候，朱元璋为了让他具备到外地做藩王的能力，就把他和他的兄弟们送到老家安徽凤阳体验生活。那段经历，让朱棣体验到百姓的疾苦，对民情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驻守北平。他是诸王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在抵御蒙古诸部的内扰中，他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也初步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朱棣继承了他的父亲朱元璋的霸气，也深受父亲的欣赏。在明太祖朱元璋65岁的时候，太子朱标去世，16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有一天，太祖和太孙在一起对句，太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上“雨打羊毛一片毡”。朱元璋觉得兆头不太好，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低落，便很不高兴。这时候，燕王朱棣正好在旁边，就乘机对道：“日照龙鳞万点金”，太祖听后连声叫好，此后他更加器重燕王，并想更换皇储，但是下面的大臣极力反对，所以也就作罢。
朱元璋死后，朱棣是想当皇帝的，但他不想造反。因为造反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很容易亏本。一旦失败，他所有的一切将都会失去。但随着建文帝逐渐将他的几个兄弟逐渐降为庶民，他觉得自己也终会有这一天。最后建文帝下了“削燕王属籍”的诏书，诏书中明确指出：先皇帝在的时候，朱棣就“包藏祸心，为日已久”，现已祷告太庙，将他废为庶人。朱棣这时早就做好了造反的充分准备，随即领兵南下，发起了后来的“靖难之役”。
夺位的“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靖”是指平息，清除。“靖难”就是平定祸乱、平息战乱、扫平奸臣的意思。这场战争起于建元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直到建文四年燕王登位，这场战争才结束，历时四年之久。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改年号为建文。朱允炆那年21岁，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他像他的父亲朱标那样温和、善良。朱允炆毫无治国的经验，却一心想着实行理想的仁政。
弱君当朝，各个藩王的势力很强大，他们还都是建文帝的叔辈，拥有军政大权。建文帝对此深感不安，他采取了齐苔、黄子澄等人的“削藩”建议，想以此来巩固皇权。燕王朱棣早有异心，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当建文帝接连废去了几个藩王的王位后，燕王便私下里训练将士，决心对抗中央。
建元元年，朱棣从北平率军南下，起兵反抗。这场内战持续了四年。建文帝不是他叔父的对手，他曾多次调兵遣将前往征伐，都被他的叔父打败。建文四年，建文帝彻底失败，他也逃落得下落不明。朱棣进入南京以后，杀掉了建文帝的许多亲信大臣，也株连了很多人。后来，他便即位，称为明成祖，改年号为永乐。
建文帝最终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还是深受老百姓爱戴的。不过，在“靖难之役”以后，他的下落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建文帝到底去了哪里？在他叔叔朱棣即位之后，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在民间，有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说法有好几种。有种说法是建文帝自焚身亡，在他叔叔朱棣攻进南京城门的时候，他觉得大势已去，就下令焚宫，他携皇后马氏跳入火种自焚。燕王朱棣入宫后，搜查他的下落，宫中侍从都说他已自焚，并从火堆中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来证明。朱棣看了那具尸体，早已分不清男女，就掉下了眼泪，说称帝后会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是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建文帝本来想一死了之，但少监王钺对他说其祖父临死的时候给他留了一个铁箱子，让大难临头的时候交给他。大家急忙打开来看，原来里面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还嘱咐他从鬼门出去。就这样，建文帝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棣对建文帝的死非常怀疑，就开始寻找他的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还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说建文帝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
也有人说，建文帝自焚是历史事实，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的臭名，便故意用心良苦地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这段历史疑案。不过，至今建文帝的下落还是一个千古之谜，还没有人能解除。
历史上的“株连十族”
明朝有“株连九族”的残酷典章，朱棣却将它升级，成为“株连十族”。那么这个“株连十族”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朱棣称帝后，他就要除掉建文帝身边的人。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他也将建文帝视为自己的知遇之君，忠心不二。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他的谋士姚广孝曾经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杀了他“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朱棣答应了他。
方孝孺是方克勤的儿子，自幼聪敏机智，才学过人。他的父亲方克勤曾经在空印案中被误杀。方孝孺满腔的热血和才华，直到建文帝即位后才得以展现。建文帝对方孝孺很是欣赏，他想让方孝孺帮助自己建立一个理想的仁政王朝。方孝孺也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只是他没想到他奔赴理想的路程竟然成了一条不归路。
南京陷落以后，方孝孺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朱棣派人让他来见自己，结果方孝孺穿着丧服在朝廷内大哭。朱棣劝他归顺，他不为所动。明成祖想要拟写即位诏书，大家都说方孝孺的文才好，就纷纷举荐他。朱棣就将他从狱中召来，方孝孺仍当众大哭，他不写，朱棣非要他写，他就执笔写下了“燕王篡位”几个字，并且说不怕死。朱棣很生气，就说：“我株连你九族！”方孝孺也愤然道：“十族都不怕！”朱棣命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到耳根，方孝孺依然痛骂不止。
在朱棣登上皇位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外，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中华门，开始对方孝孺株十族。方孝孺，还有他的弟弟一起被杀。一共有873人被处死，关进监狱和充军的也有数千人。这就是亘古未有的“灭十族”。
最大百科全书的编撰
燕王朱棣篡夺王位后，被方孝孺等文人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于是他就想继承他父亲编修一部大型类书的未竟之业，以此来达到笼络士人的目的，还能炫耀文治，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在朱棣即位的同年七月，他下令编篡《永乐大典》，也就是当时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一共编纂了两次，第一次开始编纂于永乐元年（1403年）。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147人参与编纂，并在第二年完成了编纂工作。第二次是在永乐三年，明成祖又在各地召集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人数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
参与编纂《永乐大典》的人员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他们在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居住，每天早晚提供给酒肴、茗果，还有膏火费。参加编修的官员可以免朝，待遇相当优厚。当时就有人用“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永乐大典》编纂时的盛况。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有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编纂过的百科全书，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只是后来，它经常遭受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之中，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不到800卷。
《永乐大典》所收集到的书籍除了经、史、子、集以外，还包括佛藏、道经、戏曲、小说、工艺、医药、志乘、杂史等，被编入者达七、八千种之多。永乐五年，它终于定稿，明成祖非常满意，认为它是前所未有的巨著，并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这本巨著不但使中国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名扬天下，也让明成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
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和27400名船员组成船队开始远航。有人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这只不过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其实，燕王朱棣在称帝之后，为了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也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加强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友好联系，就决定派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当初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下诏书说，要他们遵守天道，不要恃强凌弱，大家要共同享受太平之福。他希望通过郑和去宣传他的思想。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在世界上证明他的经济力量强大，博得尊重，四方都宾服他。事实上，也正因如此，当时的明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很多国家前来朝贡，他们都感觉明朝比汉朝、唐朝都大得多。
堪比“文景之治”的“仁宣之治”
在明朝统治期间，有一段为史家所称颂的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盛况，这就是可与西汉“文景之治”相媲美的“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是由明朝的第四位和第五位皇帝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两位皇帝的共同之处就是实行仁政，他们都称自己是守成之君。守成也就是守业的意思。
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明成祖朱棣在位的时候，杀戮无数，整个明王朝处于高压统治之下。人们都渴望有轻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个时候宽仁治国、发展经济便成了人们的殷切需要，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仁、宣二帝适应历史和社会的需求，结束了前两位皇帝所实行的高压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建文帝的仁政政治。经过这两位皇帝的不懈努力，当时明朝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百姓安居乐业，蔚然有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
皇族后裔宸濠之乱
朱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7子宇王朱权的后裔，他是朱元璋的五世孙，封国在南昌。宸濠之乱指是在正德十四年宸濠起兵争夺皇位的叛乱事件。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亲近佞臣，宠信宦官，沉溺于吃喝游玩之中。这时候，宁王朱宸濠就等待机会夺取皇位。他先后贿赂太监刘瑾还有佞臣钱宁、伶人臧贤等人，恢复以前被剥夺的护卫军队，蓄养亡命之徒，随意杀逐地方文武官员和无罪百姓，强夺官民田产动以万计，他还劫掠富商，窝藏盗贼，网络党羽，想要造反。同时他又极力讨好明武宗，想要自己的儿子入继为嗣君。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御史萧淮揭发朱宸濠的胡作非为之事，请求皇帝早做处置，以防后患。明武宗马上派人前往武昌，想要收回他的护卫，还下令让他归还所夺去的官民田地。朱宸濠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在六月十四日那天发动武装叛乱。他先是贿赂宴请地方官，说他是奉了太后的密旨，要他们跟随他起兵叛乱，若是有人不听从，就处死。他还分别任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集中了十万兵力，亲自率领顺江而下，攻向安庆，计划先占南京，然后攻入京师，夺取皇位。
只是朱宸濠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急忙通知各府、州、县，派兵和他作战，一举攻下南昌。朱宸濠闻讯，回救南昌，两军会战于黄家渡，朱宸濠大败被俘。朱宸濠从起兵到叛变，前后仅43天。此后，明武宗仍想南下游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就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率师亲征，一路扰民不已。直到第二年的闰八月，他才班师回北京，并在通州处死朱宸濠。
俘虏了皇帝的土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在位的时候，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族部族，号称瓦剌，他们经常骚扰明朝北部边境。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军队和明军在今天河北怀来县的土木堡大战，明军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
当时瓦剌的首领是也先，他继承王位后，就开始同明朝发生矛盾。这一年，也先派了两千多人给明朝做买卖，为了多得一些赏赐，他就谎报了贸易的人数。宦官王振知道了，就说也先欺骗朝廷，只给了也先五分之二的钱，还下令说不给来做买卖的人吃饭。也先本来就想发兵明朝，这下终于有了理由。于是，他立即发兵攻打山西的大同，当时明朝的守军被打得很惨，于是就将军情报到了北京。
明英宗本来是派了驸马都尉井源带了4万人去增援大同，但是王振想扩大这个矛盾。他的老家在大同附近，他既担心瓦剌人占领了自己在家乡的田庄，又想趁这个机会在老家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威风，就怂恿明英宗亲自出兵打仗。明英宗已经23岁，但他还很不成熟。他自幼就很信任王振，王振要他去打仗，说瓦剌人好对付，他就信以为真。
朝中的大臣们也都知道皇帝是什么样子，听说他要亲自出征，吓得在午门外跪了一大片，都说御驾亲征不是闹着玩的，要皇上三思。可是，这位皇帝依然只听王振的，根本不听那些大臣的劝阻。
结果，也就是在那年的7月17日，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临时拼凑起来的50万军队出发了。明英宗出发前只是把北京交给弟弟朱祁钰留守，也不管敌情如何，也不商量作战的方针，甚至连后勤保障都没有安排好。对战的结果可想而知，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也被愤怒的部将杀死。这就是“土木之变”。
命运最多舛的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也就是朱祁镇，他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宣宗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身世也极其神秘。
在宣德年间，有一位孙贵妃，她深得宣宗皇帝的宠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她就想尽办法来挤掉当时的胡皇后而自立。当时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有给宣宗生下一个儿子。孙贵妃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的计策。孙皇后打听到有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有了身孕，便将她找来藏在密室之中，自己也佯装怀孕。就这样，那位宫女十月怀胎以后，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命人处死了宫女，把这位小男婴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
9岁时即位，但大权归皇太后张氏掌握，不过当时有一些前朝元老执事，所以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在后来的土木之变中，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瓦剌军的首领也先俘虏了英宗之后，觉得非常难办，杀他也不是，不杀也不是。当时英宗被俘后，他的弟弟朱祁钰称了帝，为明景帝。明景帝派都御史杨善往迎也先。杨善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变卖家产，赎回了英宗。英宗后来被景帝幽禁了8年。后来，明景帝病重，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徐珵）等密谋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不久，明景帝死去，其亲信于谦与王文以谋逆罪被杀，史称“夺门之变”。
经历了“土木之变”和8年的软禁以后，英宗开始任用贤臣，又平定了石曹之乱，展示了英主的风采。天顺八年正月十六日（公元1464年2月23日），明英宗驾崩，享年38岁。明英宗就这样走完了他那多舛的一生。
夺门之变的后续篇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六日，宦官曹吉祥以及大臣石亨、徐有贞等人在一起商谋，决定趁景帝重病在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这在历史上被称作“夺门之变”。在“夺门之变”之后，明英宗南宫复辟，曹、石二人因为迎复有功而受到英宗的宠信，他们的势力日渐扩大后，又相互勾结，想谋反叛乱。结果，石亨最后瘐死在监狱中，曹吉祥被处以极刑并暴尸街头。
明英宗复位以后，他觉得石亨有很大的功劳，就封他为忠国公，对他特别恩宠。石亨因此就头脑发热，屡次擅权行事。他还要求英宗罢免各边省巡抚及提督军务等官，这样一来，他便军权在握。石亨还一心想干涉朝政，每天都入宫见英宗，即使英宗不召见，他也想方设法入宫。久而久之，英宗也忍受不了他这种骄恣专横的行为，后来下令不让石亨晋见，这样石亨晋见的机会才少了。
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的秋天，石亨的侄子石彪想出镇大同，他命令他的亲信千户杨彪等在英宗面前奏保。英宗觉得有诈，就拷问杨彪等人，结果石彪的不法行径全班暴露，石彪入狱。后来在对石彪抄家的时候，搜出绣蟒龙衣及违反规定的寝床等诸多不法之事。于是，朝臣纷纷弹劾石亨种种罪行，石亨被罢官。天顺四年正月，石亨被以谋反罪入狱，抄没家产，一个月后，石亨便死于狱中。
曹吉祥平日里就和石亨狼狈为奸，时间久了，英宗也有些怀疑他。石亨败露后，曹吉祥担心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便和嗣子曹钦一起商量对策。天顺五年七月，曹吉祥深知大祸将要临头，便决定铤而走险，起兵叛乱。本想一举废了英宗，结果风声走漏，英宗下令逮捕曹吉祥。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被镇压，三天后，曹吉祥被处以分裂肢体的酷刑。
明朝首辅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公元1525年-公元1582年），湖北江陵人，徐阶的门生。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了明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也就是明神宗。明神宗在位的时候，更加重用张居正，任命他为明朝首辅。张居正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担任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的政治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整顿，特别是重视经济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从内阁到各级衙门，层层考核，以决定干部的去留、升降和罢免。他觉得贪官不能用，渎职官员不能用，庸官也不能用。按这样的整顿标准，三个多月就裁掉了六千多人。张居正用人要德才兼备，若是两者只居其一，就选才不选德。所以，在是否再次任用海瑞的问题上，他就选择了不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就最大。他让当时著名的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得黄河不在南流入淮。这样一来，“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以直达北京。他还开始清查全国的田亩数，重新绘制鱼鳞图册。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土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为701万顷，比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增加了两百多万顷。同时，他大力打击当时贵族、地主等隐瞒田地数目的行为，使得明朝的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他还和鞑靼俺达汗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由于北方避免了战争破坏，农业生产也得以发展。
什么是“一条鞭法”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也称“一条编法”，是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
明朝中期，徭役繁琐而沉重，农民受压榨更重。嘉靖年间，曾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便决定改革赋税制度，其中最突出也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徭役全部取消，纳税人只要通过分期支付单一、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国家的即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条鞭法并未认真实行。并且已实行的地区，地方官吏依然逼迫农民从事各种徭役。
不理政事的皇帝：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年-1620年），他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在他10岁那年，穆宗驾崩，他便即位成为新皇帝。他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在位的前十年，任用张居正为首辅，采用他的改革方针，使得明朝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可以说明神宗不是一个庸人之辈，当时的经济繁荣也展现了他少年天子的风采。不过，之后的十年他开始由勤变懒，最后的近三十年间竟然万事不理，荒废朝政，并且贪财好色，导致当时人民怨声载道。史书上有记载：“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自幼所受的教育是相当严格的，这也正是他继位初期能发奋图强的原因。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由一个有志向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昏君呢？有人说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开始是宠幸郑贵妃，后来是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不过，学者们也认为，他之所以后来不理政事，还是因为他身体虚弱的缘故。
神宗不但好酒，还好色，他曾仿效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娶了“九嫔”。而且，他还有同性恋的癖好。至于贪财，他算是明代诸帝中最有名的了。酒色的过度，让神宗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来索性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到17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
神宗如此懒于政事，导致下面百官党派林立，相互倾轧。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神宗的荒怠造成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大体地掌控着朝廷。
史上最好武的皇帝：明武宗
明武宗朱厚照（公元1491-公元1521年），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年号正德。他天资聪颖，喜爱骑射。明武宗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一个皇帝，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无道，是少见的昏君。也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心地善良且平易近人，是一个极具个性色彩的人。
明武宗也有“将军皇帝”之称，他身为皇帝，竟然想当将军，曾经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不过，武宗虽然有着放荡不羁的本性，但他却一直盼望能像太祖、成祖那样有显赫的战功。后来，他大展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小王子叩关来袭，武宗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亲自布阵，要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争非常激烈，明军曾经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此情景，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
明军和蒙古军双方大小战百余次，期间武宗和普通战士同吃同睡，甚至还亲自动手杀敌一人，这也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最后，蒙古小王子觉得难以取胜，就带兵西退。明军赢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历史上称作“应州大捷”。
此后，蒙古兵很长时间内不敢内犯。应州大捷，是明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数万鞑靼骑兵进攻明朝，明朝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击退了敌兵。在后来的宸濠之乱中，武宗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征讨朱宸濠，其实不过是带着十万人游玩作乐，一路上扰民不已。
乌烟瘴气的明武宗后宫
明武宗朱厚照15岁便登上了皇帝宝座，据说这位少年天子不光聪明机智，还性情温和，相貌风度也非同一般，颇有帝王风范。但他好逸享乐，一登上皇位便将自己好玩的本性暴露无遗。他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还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免得他们限制自己的行动。
武宗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他要打破加在他身上的禁锢和枷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即使是违背祖训以及社会习惯也在所不惜。他根本就不留恋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而是又给自己营造了两个小天地——豹房和宣府。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一直到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武宗驾崩，他一直都住在豹房；而相对于宣府，他亲切地称那是他的“家里”。
正德三年，武宗离开了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既是武宗的居住场所，也是他处理朝政的地方。里面有多处密室，犹如迷宫，还设有妓院、校场、佛寺，甚至养了很多动物，武宗觉得豹子最凶猛，所以多养豹子。他每天在豹房内招妓承应，荒淫无度。豹房内不但有他的乐妓，还有很多他的义子。他在位的短短十几年中，曾收了一百多名义子，这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
宣府是明武宗的另一个淫乐窝，因为那里远离国都，他更加可以为所欲为。武宗会在晚上的时候会带上亲兵在大街上闲逛，还会到富庶之家去强索妇女。他非常喜欢宣府，称它是“家里”，他还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有常驻宣府的意思。
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朱厚照在南巡途中不慎跌入江中，因为受吓而开始生病。回到京城后，他依然不收敛，照样荒淫无度。数月之后，病死于豹房之中，结束了他那荒唐的一生，终年31岁。
戚继光抗击倭寇
明世宗在位的时候，日本海盗经常对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进行骚扰，他们还勾结中国的土豪奸商，四处抢杀掠夺，闹得沿海人民不得安生。历史上把这些海盗称做“倭寇”。沿海的百姓深受倭寇的危害，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躲在深宫中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他就将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任命他为参将，负责抗御倭寇。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自幼爱读兵书，年轻时便精通兵法。戚继光到了浙江，发现那里的军队军纪涣散，根本不能打仗，就决定另募新兵。他一发出招兵榜，马上有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加入了进来，很快新军发展到4千人。戚继光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戚家军。
公元1561年，上万名倭寇侵占浙江台州地区，戚继光带领新军进剿。作战了一个多月，战了9次，九战九胜，歼敌五千余人，大获全胜。戚家军从倭寇手中解救出几千名无辜百姓。倭寇看戚家军防守严密，不敢轻易来侵犯。不过，第二年，他们又来沿海骚扰百姓，当地守将抵挡不住，便又派戚继光前往。
戚继光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两千多名倭寇全部被歼灭，倭寇头目目平五郎剖腹自尽。紧接着，戚继光又率军捣毁数十座敌营。经过十多年的征战，倭寇终于被全部消灭。
壬辰卫国之战
壬辰卫国之战，又叫作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即宰相）丰臣秀吉在公元1592年派兵入侵朝鲜引起。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是明朝，所以他们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朝鲜请求派兵救援。最后，日本军队全部从朝鲜国土撤退。
当时的日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后，在公元1590年被丰臣秀吉统一，军力空前的强大。而朝鲜则处于李氏王朝时期，由于国内长期和平，武备松弛，政治也非常腐败。执政者为明神宗，他懒于政事，明朝的国力明显下降，虽未到情势危急的时刻，却早已是祸根深埋。
朝鲜向明朝求援，明神宗认为“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所以，立即决定马上派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七月，明朝派将领史儒两千出征，祖承训率兵三千继后。史儒到平壤附近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当地地形，恰逢大雨，结果力战牺牲。后来明朝和朝鲜的陆军、水军多次配合作战，加上明朝名将李舜臣设计的龟船，中朝终于获胜。丰臣秀吉在希望破灭不久后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全部从朝鲜撤退。
“民不得不反”的范例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宦官陈奉到湖广一带征税，湖广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这个陈奉是当时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出身于市井无赖，品质相当恶劣。当明神宗朱翊钧派给他这个任务之后，他非常得意。每到一处，他便招募当地地痞无赖，收受他们的贿赂然后变为员役。他一路为所欲为，不断搜刮金银宝物，为了能够找到更多的钱财，他还发墓剖棺。另外他还抢夺民女，所到之处民不聊生。
陈奉到了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他的搜刮行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到一些当地的官宦之家，称是千岁爷爷要奏请抄家，勒索人家拿出千金才走。如果是一些商贾市民之家，他并不亲自前往，让他的手下刘之良等前往，也是以抄家来恐吓，让别人交出千百金不等。家境贫寒的人，他们也不放过，直接冲入室内搜索，甚至以搜索金银为名，恣意侮辱民女。王生员的女儿、赵生员的妻子都受到污辱，激起众生员公愤，共同前往控诉。其他受害士民万余人亦涌至，放声大哭，拼死打入税府抛砖放火，说要与陈奉同归于尽。后来陈奉调兵护卫了几天，那些百姓才肯纷纷离去。
当地巡抚仍然包庇陈奉，大学士沈一贯等上述陈奉的罪行，要求必须迅速撤回陈奉，才能安定楚民之心。神宗竟然对此置之不理。后来，在民众的压力之下，陈奉被召回。
反对魏忠贤的苏州民变
明神宗时期曾经发生了一场长达15年的太子位之争，这在历史上称为“争国本”。
当年明神宗朱翊钧16岁就已大婚，但婚后三年内都没有一个子嗣，19岁的神宗没有生育，他的母亲慈圣太后以及朝中的大臣们非常着急。
万历九年（公元1580年）中一个不错的日子里，神宗像往常一样向母亲慈圣太后请安。但是很不巧的是慈圣太后不在，神宗这时候遇见了皇太后的一名王姓宫女，这王姓宫女有几分姿色，神宗也就对她有了好感，临幸了她。
谁知这王姓宫女却因为这次私幸怀孕了，神宗过了那段新鲜劲后，便不想再提起此事。可是皇太后却欣喜不已，将这位宫女封为王恭妃，并为她生下一名男婴而感到高兴。这名男婴也就是只做了一个月短命皇帝的朱常洛。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2年）三月，明神宗遇见了他一生中的最爱，也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郑贵妃。这位郑贵妃聪明、美丽，于万历十五年，为神宗诞下一子，这个孩子就是朱常洵。神宗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大臣们反对。
如此一来，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开始了。明神宗对大臣们的做法感到非常尴尬和恼怒，无数上疏奏折的大臣被廷杖、免职、降职、充边。这场争议一直从万历十四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长达15年之久。神宗终于撑不住了，迫于众议立了朱常洛为皇太子，群情始安。
虽然朝臣们维护了明朝的祖制，但这件事却导致了明神宗由开始的愤怒到最后的麻木，竟然三十余年不上朝，这在古今皇帝中，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所以它又成为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虽然说这场太子位之争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因素，但却是明朝灭亡的最初导火索。
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
明朝后期政治非常黑暗，明神宗在位48年，前10年政治清明，是因为有张居正当国，内阁也有威权。张居正一死，内阁便没有有作为的人了，所以内阁、吏部、言官各为一派，相互争斗。明神宗起初还理朝政，后来30年来不上朝，几乎和大臣隔绝，官员空缺他也不管不问。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辞官回到自己的老家无锡。无锡原来有东林书院，是宋朝杨士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又将其重新修复，和他的一些好友在其中讲学。在讲学之余，他们还议论国事。一些在野的士大夫闻声相应，而朝廷中那些正直的官员也在京城应和。因此东林的名声大振。
东林党人的倾向就是改良政治，反对宦官当权，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商户，反对室皇贵戚无限占田。
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的势力很大，但是局面很快被翻转过来，变成了阉党的天下。随着宦官魏忠贤的权势日渐扩大，他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上疏魏忠贤的24大罪状。一时响应者众多。第二年，魏忠贤开始反扑，逮捕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下狱，六人被害于监狱中，当时人们称这六人为“六君子”。
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开始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高攀龙、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高攀龙投水自尽，其他的六人都死于监狱中，人们又把他们叫做“后七君子”。后来，魏忠贤几乎将东林党人斩尽杀绝。阉党的势力更加壮大，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崇祯帝继位后，开始除掉阉党，魏忠贤被处死。不过，东林党和阉党的争斗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
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
说起东林党，不得不说它的领袖——顾宪成。有一对在民间流传很久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出自顾宪成之笔。顾宪成（公元1550年-公元1612年），明代思想家，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称为“东林先生”。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开豆腐坊的，家中人口众多，常常入不敷出，逆境反而让他更加发愤读书。他既刻苦又聪明，还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在27岁那年，顾宪成赴京考试，一举取得第一名，从此他名闻遐迩。在他30岁的时候，又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从此，他开始了仕官生涯。顾宪成是饱含着政治热情踏入仕途的，他想为国家和百姓做出有益的事情来。不过，当时明神宗在位，宦官当权，政治非常黑暗。顾宪成为官时不媚权贵，办事认真，十分清廉。但由于过于刚直不阿，被不理政事的明神宗罢官，回到自己的老家无锡。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九月，顾宪成回到家乡。他觉得既然在朝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如在家乡做些有益的事情，于是开始居家讲学。这段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和当地学者共同努力，重建兴复当年杨时讲学的地方——东林书院。顾宪成任东林学院的主讲。东林书院其实成为一个舆论中心，在这里人们逐渐从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并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后来魏忠贤专权后，对东林党人及其追随者大加迫害，即使当时顾宪成已病逝，也被迫削籍。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也有很多，主要有《周易集解》、《四书讲义》、《毗陵人物志》、《清梦录》、《顾宪成札记》等。
东林党人冤狱是怎么回事
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魏忠贤利用明熹宗朱由校年幼而独揽大权，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僚纷纷投靠他，形成阉党。这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历数他24条罪状，接着有七十多人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自然不肯善罢干休，他编造《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的绰号加在东林党人头上，然后大兴冤狱，捕杀了杨涟、左光斗、黄遵素等一大批东林党人。
昏庸的明熹宗听信魏忠贤的谗言，下令拆毁全国书院，停止讲学，以此来压制舆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猖獗一时，气焰非常嚣张，明政府更加腐败。
天启七年，明熹宗死后，东林党人拥立朱由检继位，开始惩治阉党。魏忠贤自尽，迫害东林党人的冤狱得以昭雪。
什么是“齐楚浙党”
明朝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加剧，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被罢官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后，修复了东林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讲学，要求改良政治，来缓和当时的政治危机。
在顾宪成被罢官的同一年，浙江宁波人沈一贯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几年后任首辅。沈一贯和那些在京的浙江籍官僚聚集在一起，结成反对东林党的反对派。他们被叫作“浙党”。
另外朝中还有“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他们和“浙党”的形式相似，都是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反对东林党的党派。不过，浙党的势力最大，齐党、楚党都依附于它。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东林党，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所以合称为“齐楚浙党”。
万历后期，双方起初是争国本，后来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余波，相互不断攻击。后来还利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作为排挤对方的手段。
天启中年，魏忠贤专权，形成明朝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投靠魏忠贤门下，成为阉党，并怂恿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后来，崇祯帝继位，除掉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依然残存，继续排斥东林党人，直到明朝灭亡。
朋党混争的“京察大计”
明朝对官员的考核，京官每六年一次，称之为“京察”；外官每三年一次，称之为“大计”。考核的结果分称职、平常、不称职、贪污、阘茸五种，按照这五种结果，有五种处分：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平常者不升亦不降，而贪污者付法司，阘者罢归。
万历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礼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以及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为人耿直不徇私情，赵南星的亲戚曾被罢黜两个。另外东林党也借此几乎罢黜了一些和内阁大臣来往甚密的官员。
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以及吏部侍郎杨时乔，他们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给贬谪了。但是南京“京察大计”的主持者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驱除东林党的官员。
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再次当上内阁首辅，这年的“京察大计”，他们便不断打击东林党人。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
什么是“阉党”
明朝宦官专权非常严重，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还有明宪宗时的宦官汪直都有自己的党羽。到了明武宗时，宦官刘瑾的权力更大。因此，后来人们便把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形成的政治派别叫作“阉党”。
明武宗时，最宠信的人就是宦官刘瑾，刘瑾掌管司礼监。这个人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在武宗继位以后，他便引诱武宗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以便自己趁机能够专擅朝政。他在朝廷中排斥异己，很多正直的官员都受到他的迫害。刘宇，焦芳等人则在其门下，成为他的党羽。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力在锦衣卫和东厂之上。刘瑾通过他的特务来维持自己的专权，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后来明武宗将他凌迟处死。
明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的朝廷官员依附他的权势，投靠在他的门下，成为明朝最大的阉党集团。魏忠贤门下的成员非常多，内监有王体干﹑李朝钦﹑王朝辅等三十多人，外廷有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等，另外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另外，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均有他的死党。魏忠贤依靠集团的权势，打击反对派，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被他迫害。他还自称九千岁，专断国政，以至于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明朝崇祯帝继位后，惩治阉党，将其逮捕，他自缢身亡。
“妖书案”的历史真相
“妖书案”是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明神宗朱翊钧皇后无子，王恭妃生朱常洛，为皇长子。后来，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生次子朱常洵。神宗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众臣要皇帝遵祖训立长子，所以神宗迟迟不肯立太子。
万历十八年，著名大儒吕坤采集历代贞妇烈女事迹，编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将此书带回宫中，郑贵妃想借此书提升自己的地位，便命人增添了12人，她是最末一位，并亲自加了一篇序文。
万历二十八年，吕坤上疏神宗，要求其停止横征暴敛。结果被人弹劾，说他写了一本《闺范图说》奉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遭受了冤枉，便请求明神宗明查。但此事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便没有理会。
但不料又有人为此书写跋，名为《忧危竑议》，说吕坤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是想为自己的儿子夺得太子埋下伏笔，还说吕坤跟郑贵妃外戚结党。此文一出，便掀起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吕坤称病回家。神宗很生气，但又不好大张旗鼓追查作者，郑贵妃的父亲也被《忧危竑议》提名，也很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写的。
明神宗不想将事情闹大，便下谕旨，说此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又将戴士衡和樊玉衡贬谪。因吕坤已抱病归乡，所以对他不加追问。此案虽不了了之，但却充分暴露了明末朝廷中的党争之激烈。
真假楚王引发的牢狱之灾
楚太子狱是明万历年间为勘查真假楚王而形成的党政案件。
隆庆五年，封藩湖北武昌的楚恭王朱英逝世，他的夫人胡氏生下双胞胎遗腹子华奎、华壁。万历八年，华奎嗣王爵，华壁受封为宣化王。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楚恭王的宗人华趆上告华奎为假王，并说华奎和华壁都不是楚恭王的儿子。阁臣、浙党沈一贯由于受了楚王华奎的贿赂，令人下压华趆奏疏，然后上华奎劾华趆欺罔四罪疏，后又因迫不得已，才上华趆奏疏。明神宗令礼部议处。
东林党人郭正域想查出真相，沈一贯从中作梗，并极力偏袒楚王，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神宗对此事不再过问。郭正域被罢职回籍听勘，还没有出京城又因妖书案被关进监狱，在次年五月被释放。华趆因诬告罪，被降为庶人，曾禁锢凤阳，后来也被释放。
庚戌之变的真相
嘉靖十二年（公元1543年），蒙古达延汗去世后，他的子孙们争斗不断，蒙古又开始呈现出割据状态。达延汗的第三个儿子阿勒坦汗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当时蒙古族中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中原称他为俺答汗。这时，明朝和蒙古之间的“贡市”关系已中断了二十多年，俺答和别的蒙古地区是一样，基本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粮食和手工业产品极度匮乏，他们需要用畜产品来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
从前的各朝蒙古霸主，都积极要求和中原互相贸易。但是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断地侵犯中原，导致明王朝中断了和蒙古的和平贸易关系。俺答汗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七月向明王朝要求通“贡市”，遭到拒绝。第二年，他又提出通贡市的要求，又遭拒绝。在这之后，他又数十次要求明王朝重建贡市关系，每次都碰了一鼻子灰。
这下惹怒了俺答汗，他想既然用和平手段无法实现通贡市，那么干脆不如施加武力。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汗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南下，进犯大同、宣府。八月，俺答汗围困北京，一向傲慢的明政府顿时慌作一团，急忙调动各路勤王师进京支援，但调来的勤王师却不敢跟俺答汗正面接触。俺答汗捕获了宦官杨增，让他携带通贡市的信件向明王朝通报。明王朝就说只要你先退兵，我们就谈判。俺答汗退出边外，当时明世宗吓得几乎要迁都避难。这一年是农历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俺答退出了边外的第二年，又向明朝请求通贡市，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但是，俺答要求希望能以牛羊换粮食，明王朝不答应这个条件，结果俺答汗又兴兵骚扰边塞。嘉靖皇帝又停止了马市交易。这样，俺答和明朝开始了长期的武装对峙。此后的二十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掠夺，边境的百姓不胜其扰，明王朝完全只有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
天启大爆炸与“罪己诏”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许多离奇的故事和传说，但在明朝天启年间发生的一场大爆炸，却至今悬疑莫测。
天启六年端午节的次日上午九点，北京西南角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发生了一场离奇的爆炸事件。这场爆炸导致两万多人死伤。据收集的目击者见闻说，爆炸当天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突然来了一声轰雷，接着就爆炸了。从京城东北逐渐到西南角，涌起一片遮天盖地的黑云，然后又大震一声，天崩地裂。顿时天空黑暗下来，黑得什么都看不到。
万余房屋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的，折足的，破头的，不计其数，尸骸漫天，那场景惨不忍睹。有侥幸存活下来的百姓也披头散发，惊恐万状，鬼哭狼嚎。当时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正在用早膳，当他发现大殿震动的时候，竟然不顾九五之尊，吓得撒腿就跑，内侍们也跟着他跑。他一口气跑到交泰殿，正好殿内墙角有一张大桌子，他钻进去才逃过此难。
这次大爆炸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都震惊不已，天下顿时人心惶惶。有很多大臣以为当时朝廷腐败，宦官专权，他们说这是上天对皇上的警告。所以纷纷上书，要求天启皇帝改革政治，重振朝纲。皇帝看到群臣激愤，加上又经过这次爆炸的惊吓，不得已下了一道“罪己诏”，希望借此能够让大明王朝长治久安。他还从国库中拨出一万两黄金来救济灾民。
这次大爆炸确实很诡异，在爆炸之前也有预兆。据记载，当时前门楼角出现“鬼火”，后宰门的一个火神庙还出现一个大火球。人群失踪的也极其离谱，正在一起走的人突然就消失不见了。据说，长安街一带突然就下起碎尸雨来，天上纷纷落下人头人脸还有人的四肢，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还有，当时不论男女，不论死活，衣服全都不知去向，全为裸体。
不过，天启大爆炸到底是怎么回事。今人猜测是火药爆炸，还有说是陨星爆炸等，但至今还没有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明朝的内廷机构：锦衣卫
明王朝给人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之一——锦衣卫，则更是相当有名。
锦衣卫是明王朝的专有军事特务机构，它的全名为“锦衣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创。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开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通常是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
锦衣卫的职能就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它分为两个部门，一个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一个部门负责巡查缉捕，这是锦衣卫同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给人印象深刻的缘故。明王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以及朱棣，由于出身比较特殊，所以对皇权的维护欲望相当强烈，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被无限扩大了。
锦衣卫还有一项最为有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开始于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士大夫的酷刑。若是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就要被加以廷杖。执行廷杖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廷杖刑罚是非常残酷的，受刑的士大夫肉体上和心灵上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不过明朝的皇帝看起来对此倒很热衷，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乐此不疲。
明朝的锦衣卫大多是大明王朝极端专制的帮凶，正是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皇帝镇压起官员以及百姓来更加得心应手。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如此一来，大明的社会活力也极大降低，这就是大明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在政治经济方面毫无进展反而倒退的主要原因。不过，明王朝还是出现过比较正直的锦衣卫，比如袁彬、牟斌。
明朝的情报机构：东厂
东厂的创始人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以后，朱棣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一方面有关建文帝的传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很多大臣对他不满。如此一来，他就需要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专制机构来巩固政权，但他又觉得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他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东厂。
东厂是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因为朱棣在起兵过程中，宦官出过很大的力，他觉得宦官很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用起来方便得多，所以他让宦官来掌领。东厂是在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成立的，其地址是东安门的北侧，由此得名“东厂”。它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开始的时候，东厂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他们只是负责侦缉、抓人。不过在明朝末年，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叫厂主和厂督。除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厂主就是宦官中的头号人物，权力非常大。除了厂主外，东厂还设有一名千户，一名百户，若干名掌班、领班、司房，役长和番役负责具体的侦缉工作。
东厂侦缉的范围相当广，所有的大案、重犯他们都要派人听审。朝廷中的每个衙门都有东厂的人坐班，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他们也要一一过问，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有柴米油盐的价格，他们也要侦察。东厂的权力要比当时的锦衣卫大得多，他们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而锦衣卫则必须采取奏章的方式。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本来是平级，后来逐渐变成了上下级。
东厂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很难恭维，他们并非完全为皇帝办事，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常常诬陷良民，趁机敲诈勒索。明朝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搞得全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明朝的特务机构：西厂
西厂只是在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临时产品。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内先是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妖道李子龙蛊惑人心，网罗太监。虽然锦衣卫最后将李子龙和他的党徒一网打尽，但是明宪宗仍然深深感到侦察的力量不足。他派身边的小太监汪直去宫外打探消息，汪直借助这个良机，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给宪宗。宪宗很看重他，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数月后，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成立了，首领便是汪直。其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大都是从禁卫军中选拔，然后这些军官再自己选置下属。没过几个月的时间，西厂的人员便迅速扩大，其势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皇帝刺探消息。但是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构制一些大案、要案，并有意将案件弄大。
和东厂相同的是，西厂同样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大学士商辂等辅臣向朝廷集体上书，陈述西厂的危害，并将汪直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很是吃惊，便撤销了西厂。
没有了西厂的日子让宪宗很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得知他的心思，便主动上书吹捧汪直。结果宪宗立刻恢复西厂。西厂恢复后，汪直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因此升职。西厂的废与立，相隔只不过一个月时间。
此后五年内，汪直办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人全部铲除。但他的权力过于膨胀，引起了皇帝的警觉，在后来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最后失意而死。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的时候，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又开始强大，西厂再次设立。直到刘瑾倒台后，西厂才被撤销。
“梃击案”的真相
说起“梃击案”，不得不提明神宗期间的争太子位事件，当年就是因为朱常洛做了太子，郑贵妃不甘心，双方之间明争暗斗，直到闹出“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中午，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闯入太子朱常洛常住的慈庆宫，他拿着枣木棍，逢人便打，打伤守门官员许多人，一直打到太子殿前的屋檐下，顿时殿内大乱。内官韩本用眼明手快，他将这名男子抓获，宫内才算平静下来，这就是明末著名的“梃击案”。
在戒备森严的宫中，怎么就闯入一名陌生男子呢？当时的太子殿戒备不严，很多太监借病离开，侍卫也就那么几个，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件。这名男子叫张差，待他审讯的时候，他起初是装疯卖傻，结果审讯毫无结果。后来再逼供下，他才说出实话，他说有位老公公对他说，要是他闯进慈庆宫，见一个，打杀一个，就会给他三十亩地。他说在后面指使的是两名太监，这两名太监是郑贵妃的内侍。
朝野顿时哗然，所有人都觉得是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太子和郑贵妃听到这个消息都来见明神宗，皇帝便让郑贵妃求太子。太子朱常洛知道父亲的意思，便说这件事只是张差一人所为，不再株连他人。最后，张差被处死，这场案件也就不了了之。
“梃击案”最大的赢家应该是朱常洛，自此事后，郑贵妃的势力大衰，他的太子地位愈加稳固了。“梃击案”的背后主使真的是郑贵妃吗？有人怀疑是朱常洛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的就是陷害郑贵妃。无论怎样，“梃击案”的真相是无人知晓了。
“红丸案”的真相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就在次年八月初一，39岁的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历史上习惯称他为泰昌皇帝。他一即位，马上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他罢免了万历朝的矿税，这种税收曾经使民不聊生，叛乱纷起。他还将曾经因为得罪前皇帝被罢免的言官召回。
当时的百姓看到他如此有作为，还指望能够在他的统治下过上安生的生活。可是泰昌皇帝却在这时突然病倒了。原来他在继位之前就好女色，继位之后，郑贵妃又向他进献美女，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终于支撑不住了。
按说只要朱常洛静心休养一段便好了，可是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向他进了一剂泻药，当天皇帝就腹泻了三四十次，这样身体就垮了下来，甚至起不了床了。就在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又向皇帝进献了两粒红丸。他服用第一粒后，感觉身体好了一些，用了第二粒，就昏昏睡去了。第二天，泰昌帝就驾崩了，这天是九月初一，也就是泰昌皇帝继位刚刚一个月。
皇帝驾崩，朝野顿时哗然。从郑贵妃进美姬，到崔文升用通剂药，再到李可灼献红丸，这些一连串的事件让朝中大臣吃惊不已。不过，对于李可灼献红丸是否是受了郑贵妃指使，人们只是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红丸案”又成为明末一件谜案。
泰昌皇帝死时39岁，仅仅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在历史上被称为“一月天子”。他生前命运坎坷，没当皇帝前，受尽压抑和痛苦。当了皇帝却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移宫案”的真相
在泰昌皇帝病死后，朱由校被宣布即帝位，但受到抚养他的皇妃李选侍的阻扰。她以朱由校生母早逝为理由，将他扣留。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惊动天下的“移宫案”。“移宫案”包括“避宫”和“移宫”两个阶段。
我们先从“避宫”说起，其实明末这三大宫廷案奇案“梃击案”“红丸案”以及“移宫案”都与孝昌皇帝朱常洛有关。朱常洛有“东李”和“西李”两位选侍，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朱由校的生母生下他不久以后就死了，朱由校是由西李抚养长大的。但李选侍对这位后来的天启皇帝并不好，朱由校很怕她。
泰昌帝继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泰昌帝比较宠爱西李，想封她为贵妃，但她想做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她的皇后梦想破灭了。这时候，她便想趁朱由校年幼，自己居乾清宫，垂帘听政。诸臣想让她迁出乾清宫，她不肯，还将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好在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皇子骗了出来，交给了群臣。历史上将这称作“避宫”。
接着就是“移宫案”的第二个阶段“移宫”，李选侍还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她皇太后的封号。按照当时礼仪，皇帝即位后要立即迁入乾清宫居住，但没人能拿出办法来对付李选侍。群臣最后选出代表杨涟向她下出最后通牒，让她立即离宫，皇帝朱由校也下旨，让她移宫。还有太监王安对她百般劝阻，李选侍就只好带着宫女灰溜溜地出宫。
这就是“移宫案”。明末宫廷这三件案件都是以朱常洛为中心人物，其实这三大案件同时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归根结底都是万历皇帝造成的。
“闯王”李自成起义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民不聊生。人们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忍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当时陕西又逢旱灾，百姓的生活更是可想而知。李自成就是出生在陕西，他是米脂人，自幼家境贫寒，因为家中欠债就被迫为姓艾的地主放羊。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做了一名驿夫。
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白水县的农民王二率领几百名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朝末期农民起义的序幕。陕北的巡抚怕朝廷怪罪，没有向上禀报，起义军乘机迅速扩大起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李自成加入起义军，成为他舅舅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李自成作战勇猛且有战略。崇祯八年，张献忠、李自成等13家起义军在荥阳开会，商讨战略方针。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得到大家赞同，声望日高。
崇祯九年，高迎祥牺牲，李自成继称“闯王”。经过之后六年的征兵作战，李自成带兵攻克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是由于起义军过于骄傲，后来在和吴三桂的作战中失利。永昌二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后来神秘消失，无人知晓他的下落。
深入人心的“均田免粮”
1640年，闯王李自成趁明军围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并开仓赈济饥民。这年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还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起义军的赋税政策深受老百姓的拥护，民间有谚：“迎闯王，不纳粮。”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思想，不同于地主阶级的“均平”思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起义农民经济思想发展中一次质的飞跃，不管它在现实中能否被实践，都不失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不过，农民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他们反封建压迫的斗争都是维持小农经济的地位，而不是彻底推翻封建主义社会。
努尔哈赤伐明的“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皇帝，在青年时曾投靠在明辽东总部李成梁部下，他用六年时间统一了女真内部，并建了后金政权。在建立后金后，他创立了八旗兵制，严格训练军队，使之成为纪律严明的劲旅。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向明朝宣布“七大恨书”，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为了报仇雪耻，他起兵伐明。努尔哈赤亲自带领两万精兵进攻抚顺，他写信给明将李永芳，劝他投降。李永芳看后金兵势凶猛，直接投降了。明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兵在半路打垮。努尔哈赤毁了抚顺城，便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明神宗获悉这个消息后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杨镐带领十万人马，分兵四路，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军。
为了扩大声势，明军号称拥兵四十七万。后金的兵力不过六万有余，但努尔哈赤毫不畏惧明军。他先集中兵力对付中路杜松。杜松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但他想抢头功，结果过于仓促将兵力分散，被努尔哈赤一口气攻下，杜松从马上栽下死去，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先后打败北路马林、中路李如柏、南路军刘铤。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经历了五天时间。明军损伤大半，文武官员死了三百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大战”。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迁都到沈阳，改称沈阳为盛京。从此，后金成为明朝最大的威胁。
袁崇焕宁远大捷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人马伐明，连下七城，进而围攻宁远，并写信给袁崇焕要他投降。当时的袁崇焕官宁前参政，在这种紧急时刻，他并不畏惧，他和总兵满桂、副将朱梅、参将祖大寿等集将士刺血誓师，誓死坚守宁远。
袁崇焕将城外民众迁入城内，把城外住房全部烧毁，然后等待努尔哈赤进攻。努尔哈赤见他不投降，便命令军队猛袭宁远，但明兵枪炮药罐雷石齐下，固守不退。袁崇焕还令士兵释放红夷大炮，不少后金工兵被击毙。
努尔哈赤带兵连续攻城两日，均不能得手，他本人也被炮火击伤，最后只得解围而去。宁远大战是明金交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它遏制了后金对关内的进攻，挫败了他们的锐气。努尔哈赤在战后八个月后便死去。
李自成因何而败
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的巨星，但他刚刚建立政权就失败了。他为什么失败呢？
要探究他为什么在数天内迅速失败的原因，不得不提的就是吴三桂。李自成的部下打折了吴三桂父亲的一条腿，并侮辱他的爱妾陈圆圆，这激怒了吴三桂。他向清兵借兵，并在山海关和多尔衮两方夹击，将李自成击败。
另外，李自成始终没有一个牢固的后方，没有革命根据地，这就会使李自成无论是处于防御状态，还是处于防御状态，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处于进攻状态时，还可以勉强应付的，但如果处于不利境地，就会致命。这就是李自成退出北京城后“兵败如山倒“的根本原因。
八股文的起源
洪武三年，朱元璋召定科举法，应试的文章要求仿宋“经义”。自此以后，讲究格律的八股文形成了。八股文讲究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各个段落有固定的格式，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八股文的步骤并不复杂，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四比、收合。“破题”就是先要说出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但是有规定，只能用两句话破题，这两句话绝不能直说题义，只能概括以及解释题义。“承题”就是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三句为标准。“四比”就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它分为八股，就是逐条分析，从正反两面分析，最难的就数“四比”了，因为每两股必须是一副对联，一共四联。并且要求词性相对、平仄相对。最后是“收合”，也就是收场结束语，通常是在八句之内。
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代圣贤而言”，全文一定要仿效一位圣贤的语气来说，还要符合朝廷的旨意，并且要以朱子所注解的《四书》为准绳。所以，八股文极大地约束着读书人，不准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时的很多文人不屑于写八股文。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八股文便随之退出了文学领域。
明朝的气象云图
世界上最早的气象云图出现在明朝。14世纪中叶，有一本《白猿献三光图》，此书一共有132幅云图，并和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跟现在的气象学原理一致，已基本可以预报天气。而欧洲直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16幅的云图。
利玛窦：贯通中西的第一人
利玛窦（MatteoRicci）生于公元1552，卒于公元1610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万历十年，利玛窦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最后逝世于北京。他是一名大学者，他的勤奋以及渊博的常识令人敬佩。为了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从而便于传教，他还努力学习了各种知识，给当时的大明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和艺术成果，让明朝人看到了西方的精密器械和写实油画。
利玛窦不但传播天主教，还启发明朝的一些有志之士学习西学，比如徐光启、李光藻等人。他是第一位慷慨地将欧洲文明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第一个阅读中国文学并认真钻研中国典籍的西方人。当利玛窦看到当时的青花瓷、金银器玉以及水墨画时，他惊叹不已。利玛窦巧妙地借助儒家文化传教，一方面开启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另外还有许多中文词汇，比如点、线、面、平面、曲线等词语以及汉子“欧”都是他们当时创造的。
他还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在中国前后被刻印12次。这张地图问世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日本，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明朝的编译家徐光启
徐光启（公元1562年-公元1633年），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农业科学家，上海人，字子先，号元扈，谥文定，天主教徒，选名保禄。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是将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徐光启在数学、农业、水利、历法、军事和测量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首推《几何原本》的翻译。这本书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编，这部著作对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这本书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加之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天文历法上，他介绍了古代托勒玫的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融合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引进了“地球是圆的”这一学说，明确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还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他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对视差、蒙气差和时差进行了订正。
徐光启一生治学严谨，为官清廉，他最早接触并兼容西方文化，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被人称为“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几何”这一词汇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数学有一门分科，就是“几何学”，那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做“形学”，将其命名为“几何”的便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公元1562年－公元1633年），出生在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的一个小商人家里。当时的法华汇，也就是今天繁华的徐家汇，并不是现代繁华的城市，而是农村，四周都是农田。徐光启自年幼时便对周围的农事感兴趣，考中秀才后，他白天教书，晚上就研究古代的农书。由于农书离不开数学，他便进一步地研究数学。
后来，他在广东教书的时候，结识了一名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教士——郭静居。
在郭静居那里，他知道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别的国家，还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他感觉很新鲜，便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郭静居告诉他，当时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他便专程向利玛窦请教。
利玛窦开始给他讲西方的数学理论，并以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为教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掌握了这部著作的内容，他认为如果能将这部著作介绍过来，对我国数学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好处。因此，他和利玛窦一起翻译这部著作，历时一年，将这部著作译出六卷，翻译为《几何原本》，刊印发行。“几何”一词便由此得来。
公元1607年，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明末清初研究数学工作的人必读书目，对我国近代数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徐光启在科学上的巨大贡献，便将他的家乡法华汇改名为徐家汇。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著名地理名著，是明末著名旅游家、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旅游日记。他去世前嘱托他的外甥季梦良整理原稿，后来季梦良、王忠纫将他的手稿整理编辑成书。徐霞客在生前游历全国三十多年，记下天台山、黄山、雁荡山等名山游记三十多篇，另外还有《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六十余万字游记资料。
万历十四年，在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南喝岐村，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出生了，他就是徐霞客。徐霞客出生于什宦世家、书香门第，但他的父亲是个淡泊的人，喜欢宁静的乡村生活，这对年幼的徐霞客也有一定的影响。徐霞客自幼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好奇心也特别强。他特别喜爱历史、地理以及有关大自然的书籍。
在他19岁那年，父亲病故。三年服孝期满以后，徐霞客想外出游历，母亲对他的决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年轻的徐霞客告别了书斋生活，开始实现他儿时的梦想。他外出旅游了34年，从22岁开始直到生命结束为止，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在旅途中，他坚持每天做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他的旅途经历以及考察的情况和心得体会等，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地理资料。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科学家李约瑟说：“《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世界上最早一部记载石灰岩地貌的著作，是中国明代地理学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他比欧州最早对石灰地貌进行考察和描述的爱士倍尔早一百年，比欧洲最早对石灰进行系统分类的瑙曼早两百多年。”近年，很多人视徐霞客为游圣。
明朝的大画家：仇英
仇英（公元1498年-公元1552年），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他是明朝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吴门四家”，也称“天门四杰”。
仇英出身工匠家，在早年的时候曾为漆工，也为人彩绘栋宇，后来才从事绘画。年轻的时候由于具有绘画才华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征明、唐伯虎所器重。他是人物、山水画的一名能手，文征明称他为“异才”，连董其昌都赞他“十洲为近代高手第一”。
仇英擅长人物，尤其是仕女，他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出色的作品有《竹林品古》、《汉宫春晓图》、《供职图》等。他也偶尔画一下花鸟，他的花鸟图也是清新明丽、雅致有趣。
仇英的山水画多师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院体画”的传统，综合钱袋各家之长，既保持了工整惊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常见的是细润而又风骨劲俏的青绿之作。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
书卷气十足的文征明
文征明（公元1470年-公元1559年），原名壁，字征明，号衡山居士，今苏州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在诗文上和祝允明、唐寅、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作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同称“吴门四家”。
文征明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早年考取功名并不顺利，考取生员考到53岁都未能被录取，直到他54岁那年，经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才到了朝廷，被认知为翰林院待诏。那时文征明的书画已经非常盛名，所以求其书画的人甚多，由此遭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文征明便请求辞职回家。三年中打了三次辞职报告，才被批准。
57岁的文征明离开京城，回到老家苏州定居。从此以后，他不再致力于功名，而是把心思全部用在诗文书画上面，过着自由自在的艺术家生活。晚年的文征明非常有名，号称“文笔遍天下”。购买他书画的人络绎不绝，踏破了他家的门槛，说他是“海宇钦慕，缣素山积”。文征明直到90岁，依然孜孜不倦。
文征明的书法温文儒雅、韵味十足，这也与他个人的性情有关，他虽然品格高尚，但处世懂得进退，安于闲适；他的画也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细腻，鲜丽中带着清雅。他遗留下来的作品，诗文有《醉翁事记》、《渔父辞》、《离骚》、《北山移文》等；画作有《雨余春树图》、《影翠轩图》、《洞庭西山图》等。
风流才子唐伯虎
唐伯虎（公元1470年-公元1523年），又名唐寅，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明朝苏州人。他才华横溢，但又玩世不恭，与当时的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他不但是一个天才画家，也是一个文学家。唐伯虎16岁考中秀才，29岁考中解元，他风流不羁，心胸开阔，喜爱游山玩水。
唐伯虎擅长描绘山水、人物、花鸟。他年幼时候曾随周臣学画，后来又师法李唐、刘松年。他的画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他的人物画多为仕女或历史故事，他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人物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他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枯槎鸜鹆图》。
除绘画以外，他还擅长书法，他的书风奇峭俊秀。另外唐伯虎在文学上也有非常高成就，他的诗作大多表达出其狂放、孤傲的性格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而且他的诗作大多通俗易懂，语言浅白，但又语义隽永，耐人寻味。
什么是“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朝文学流派，代表人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由于他们是湖北公安人，因此世称“公安派”。这一派的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朝自弘治以来，文坛便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对当时文坛影响甚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后来有徐文长、李卓吾等人对他们提出批评，但也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而“公安派”的出现给复古、拟古派的打击最有力。
公安派的理论核心口号是“独抒性灵”。“性灵“就是人的自然个性，是毫无掩饰的纯真性情，有了真性情的人，便可以卸下一切伪装，还原最真实的自己，不会顾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率性而为，随性生活。他们认为写文章也是如此，只有真性情才能打动人，才能倾听到心灵的声音。
“性灵说”的提出也与当时社会现状有关，当时的明朝政治腐败，人性受到沉重的压抑。当人性受到压抑的时候，便会转而求索于真实的内心，诉诸于文字便为“性灵”。“性灵说”和李卓吾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人的情感以及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个性，表现了晚明时期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有着突出的成就，他们的小品、游记也很有个性，有的清新秀逸，有的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公安派的人在现实中多消极避世，因此他们的作品缺乏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后人评论说，他们的文学主张在理论意义上超过了创作实践，这一评论也不失公道。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
“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公元1488年-公元1521年）的文学流派，它的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人物。世人为了将他们和后来的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区分开，称他们为“前七子”。
前七子中七人都是进士，他们气节清高，都对当时腐败的朝廷以及庸弱的士气非常不满，他们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以及“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他们的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也就是想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的路子，来拯救当时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的本意是想要改造文风的，但他们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前七子崛于起文坛以后，他们的复古文学主张迅速风行天下，成为当时的文学思想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这七人的文学见解也并不全都相同，在创作上也是各有特色。
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他的诗文看重气魄，追求豪放雄壮的风格；何景明的思想相对就不那么死板，他建议对古人的作品只要心领神会即可，他的诗文看重才情，偏向于清新一方面；徐祯卿在追随李、徐之后，他的诗歌风格有很明显的不同，他的诗文有很多的精辟独到之处；康海、王九思两人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曲以及杂剧方面；边贡、王廷相两人的诗歌明快清新，但总体成就相对其他五人较逊色。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以及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是过于强调复古，文学的创作性显得不足。他们的作品中，李梦阳的《禹庙碑》、《梅山先生墓志铭》，李攀龙的《太华山记》及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写得不错，其他的作品模拟倾向过于严重。
刮起了复古风的“后七子”
“后七子”是一个比较严密的文学宗派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的一天，进士出身且在京师任职的李攀龙、王世贞结交，在一起讨论文学，他们商议重新揭开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学复古的“旗鼓”。之后的两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了进士，和李攀龙、王世贞结成诗社，然后便有“五子”之说法。后来谢榛、吴国伦两个人又加入进来，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后七子”了。
后七子沿承了前七子的文学主张，他们同样是强调“文笔秦汉，诗必盛唐”，并且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相对于前七子，他们的复古风更甚，他们的观点更绝对。他们猪样复古仿古，讲究格调和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加浩大，然后将明朝文学的复古风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要比前七子长得多。
起初，他们结诗社，开始以谢榛为社长，后来是以李攀龙为领袖。
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后七子在文学主张也有不少的差异，如李攀龙的复古观点是最顽固的，不过他在创作上很有才力，不时有雄迈之作问世；谢榛就相对比较开明些，他重视诗作的“超悟”“兴趣”，他的诗歌最富有个性；王世贞晚年放弃了复古，肯定性灵，他不再追求华丽的词藻，而是转向才情；梁有誉是除了谢榛外最富有个性的人，他的模拟较少，诗作非常有南国情调；宗臣擅长散文，他的散文《报刘一丈书》曾轰动一时；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
后七子和前七子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弊端也相同。他们想要通过复古来突破当下文学的困境，但又陷入了复古的圈子里，而且这种思潮对后代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有着很大的贡献，并且有些人还表现出一定的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什么是“唐宋派”
“唐宋派”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中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反对用文采来代替“道统”，主张“文道合一”的传统。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其出发点就是反对统治文坛的粉饰太平、陈陈相因的台阁体和道学体。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下了很大的力气，却又绕到了起点，以至于他们的诗文只是模拟、剽窃古人。作为反对前、后七子的唐宋派，他们不满这种现状，而是想要继承南宋以来所推崇的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他们提倡唐宋古玩，反对“文笔秦汉”的观点，因此被世人称为“唐宋派”。
唐宋派主张作文要直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提倡本色自然，就是说在做文章的时候要不加雕琢，率性而为。不过他们主张的“内心”，指的是道家的内心世界。唐顺之曾批评七子说：“盖文章稍有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差处，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他觉得七子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独创性。唐宋派还强调文章的内在艺术性，不过具体到文章的写作过程时还是提高到行文的错综变化之法。他们一再申明文道合一，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
唐宋派的散文成就超过了前后七子，但他们的作品也并不都是佳品，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是表彰孝子贞女的道学文章，以及应酬捧场的文字。唐宋派对当时文坛的影响不如前后七子，不过他们的散文创作对后世比较有影响，比如清朝的“桐城派”就继承了它的传统。
“青藤画派”的徐渭
徐渭（公元1521年-公元1593年），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山阴人。他是明末著名的文学艺术家，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等，他无所不能，最为出色的就是花卉。他被公认为为青藤画派的鼻祖。徐渭不但是画家，还是诗人、书法家、戏曲家等。
明清两代人才辈出，不过像徐渭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且给后世留下深远影响的，却是屈指可数。他的诗文，袁中郎称之为明朝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成就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他十分敬佩，曾经刻下一印，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吴昌硕，都对他的画作不吝赞誉之词。
这样一位绝世奇才，他的一生却非常不幸和坎坷。他虽然出生于大家族，但他的母亲却是婢女。由于徐渭是庶出，两位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他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成年后家道中衰，他又入赘到妻子家中，自然生活也不那么自在。坎坷的境遇造成了他执拗和偏激的性格，他从小便以才名著称乡里，但是在科举道路上却屡试不中。徐渭虽然有着旷世之才，但他个性张扬，恐怕写不出那些死板的八股文来，所以他的屡试不中并非偶然。徐渭中年时曾经自杀数次但都未遂，后来因发狂杀妻被关进监狱七年，晚年只是靠卖字画为生，最后潦倒而死。
不能不提的就是徐渭的画，当时的水墨写意画发展迅速，徐渭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画如其人，清新脱俗，狂放不羁。徐渭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在他老年贫苦时，若是有人来求画，如果他不缺钱，就是别人给再多的钱他也不画；若是他缺钱，那么只要给予一定数额，他马上就会画。他流传下来的画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等。
谁是艺术家中第一人
谁是17世纪艺术家第一人？当代国际学者首推陈洪绶，说他是“代表17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
陈洪绶（公元1598年-公元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明清间诸暨枫桥人。他秉性孤傲倔强，性格放浪。他是一位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的绘画大师，与当时北方崔子忠齐名，被人称为“南陈北崔”。
陈洪绶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便喜爱作画，相传他四岁时曾经到已定亲的岳父家读书，见岳父家室内的墙壁粉刷雪白，他便站在桌椅上，在墙上画了一尊八九尺高的关羽像。他曾师从当时著名画家蓝瑛学画花鸟。有一次，他在杭州学府看到李公麟72圣贤石刻像，就用10天的时间画了一个摹本，人们说他临得像，他听了非常开心。后来他又临了10天，边临边加上自己的创造，临出来人们说不像，他听了却更高兴。
陈洪绶所画的人物有着高大的体格，甚至衣纹都很清晰、细致，绘画之效果在仇英和唐伯虎之上，人称是三百年间没有他这样格调的笔墨。明清之际，模仿他的画家无数，他的作品和技法甚至远播到朝鲜和日本。他一生从事版画艺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流传下来许多珍贵的作品，有《九歌图》、《西厢记》、《鸳鸯冢》、《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另外，陈洪绶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很惊人，他的书法给人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
画坛中的“南北宗”
“南北宗”论是晚明画家、书法家董其昌提出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是中国书画史上的一种理论学说。他认为李思训和王维是“青绿”和“水墨”两种画法的始祖，并从此提倡中国山水画分“南北宗”之说。
“南北宗”的大意，以禅宗的南北分总来比喻山水画的流派分野，将山水画的发展史断然分成两派。分派的关键处在于唐朝，并各追任了一名祖师，还排出了传承的谱系。然后根据风格技法上“渲淡”和“钩斫”的不同，将山水画划分为南北宗。历史上禅宗的北宗败给了南宗，势力逐渐衰弱，董其昌推崇的便是南宗。
董其昌主观构建的这样一个山水画家传承体系，只是对当时画坛状况的有感而发，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构建。虽然他的这种理论遭到了后人的批评，但却理清了许多错综复杂的思路，很好地启发了后来山水画的发展，为山水画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并造就了一个数百年稳定的局面。
吴门三家都有谁
明代中叶，苏州出现了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人称“吴门三家”或是“吴门三才子”，同时也形成了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
明朝中期，江南一带经济繁荣，商业经济的繁荣也促使了江南文化艺术的发展。当时的江南是文人聚集的中心，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反映市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同时书法也开始抬头。书法家们不但从古代书法中吸取影响，同时又不断地摸索，终于在苏中出现了吴门派书法，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祝允明、文征明、王宠。
祝允明他的小楷师从钟繇、王羲之，狂草师从怀素、黄庭坚。他虽然潜心研究古人书法，但又出入变化，拥有自己的风格；文征明楷书师从钟繇，行书出于《圣教序》，并兼有唐、宋、元诸家之长，他的大字专效法黄庭坚，小楷取法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他的成就在三人中最高。他的书法以功力取胜，风格秀美。他的影响在当时极大，门生、子弟众多；王宠擅长小楷，他也写草书，他的书风朴拙疏秀，他师从王献之、虞世南。
三人的书风是有所不同的，祝允明才华横溢，生活上放荡不羁，他的书法也是不拘一格，偶尔还有病笔出现，但他用心之作的精彩之处又是他人不能企及的；文征明则与他不同，他为人恬淡，生活检束，所以书风严谨；王宠则是年少时便展露才华，仪表不凡，为人又不追求名利，大有晋人遗风。所以他的书风在朴拙中流露出飒爽风神。
“离经叛道”的李贽
李贽（公元1527年-公元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原籍为河南，姓林，他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市民家族。因祖上得罪了姓林御史，为了避祸所以改姓为李。他曾经做过官，在任期间为政清廉、体恤百姓，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因不满朝政而愤然辞去官职。
最引人瞩目的是李贽光辉灿烂的思想，在明朝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敢于站出来反对传统儒家，揭穿道学家的虚伪，更是高举民主和自由精神，是一位勇敢的封建社会斗士，只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允许他那样的人存在的，最后他被迫在狱中自尽。
比前人更彻底地反传统、反权威。他对专制主义的文化垄断直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他说那些儒家经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子弟的胡乱记录。他还指斥假道学、禁欲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认为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是违背天性的，他觉得人要根据天性生活，而不是要遵循“圣人”的标准生活。他也并不认为女子就没有见识，他觉得男人和女人是一样平等的，女人若是像男人那样出去做事，也同样会有很高的成就。
总之，李贽就像那个黑暗时代一颗耀眼璀璨的流星，他以铮铮铁骨照亮了风雨如磐的中世纪夜空。这在当时，是何其的艰难而痛苦！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卓绝的人物，纵观中国的历史，大概也只有鲁迅先生可以跟他并肩。
绝代的戏剧奇才：汤显祖
汤显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主要的戏剧作品有《紫钗记》、《南柯记》、《牡丹亭》、《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其中代表作就是《牡丹亭》。汤显祖有着绝世奇才，令后来者不敢望其项背。他为人也耿直不阿，原来他也曾为官，后来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就辞官归乡。正是因为他的归乡，才创造出如此绚丽多彩的巨著。
汤显祖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是一部爱情剧，写的是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中，虽然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仍免不了渴望美好的爱情。她在游园时睡着，梦中和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死后和柳梦梅结婚，并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为夫妻。这部作品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的强烈要求。
汤显祖的《牡丹亭》一出，便一举超过了《西厢记》，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尤其受到那些在情感方面受压抑的女子的欢迎。曾有记载，有少女读了《牡丹亭》后甚为感动，以至于“愤惋而死”。还有杭州一女伶在演出“寻梦”一段时，感情激动，死于舞台上。汤显祖正是通过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概括了当时社会青年争取自由爱情的斗争之艰苦。杜丽娘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的执著，甚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本剧也处处透露出汤显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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