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怀抱一种建设者的愿望，几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简单的良知说。这种关于良：知的元叙述，这种非技术主义的道德预设，肯定会受到一些虚无论者精确而深刻的学理攻伐，想必也得不到多少逻辑实证的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项共约，我们这一群因为私利而日渐绝缘——互相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战里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贝马斯这个并无多少高超之处的建议面前，在他即将遇到的各种似乎高超得多的解构和颠覆面前，我不能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智者有一天居然发现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即便前者速度是后者的五倍，兔子赶到乌龟原在位置的时候，乌龟肯定前行了距离；兔子跑完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5；兔子再跑完S/5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25……以此类推，无论有多少次兔子赶至乌龟的此前位置，乌龟总是会再前行一点点。在这一过程中，差距将变得无限小，但不论怎么小也不会变成无。考虑到这个小数可以无限切分下去，那么兔子当然只能无限接近乌龟，却不可能赶上乌龟。
推理的结泉怎么可以这样？
智者的推理应该说无懈可击J旦也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因为兔子事实上一眨眼就超过了乌龟。这只兔子只是给人们一个重要提醒：某些无懈可击的逻辑过程有时也会成为幻术和陷阱。与智者的严密推论相反，将“无限小”化约为“零”，尽管在一般逻辑上说不通，但这样处置可以描述兔子的胜出结局，更具有知识的合法性。而这种非理之理或理上之理，正是微积分的基石之一。
作为来自实践的苏醒和救赎，各种学理都没有绝对合法性，总是依靠非理之理和理上之理来与智慧重逢。
兔子的胜利，是生命实践的胜利。因此，独断论也好，虚无论也好，一旦它们陷入自闭盲区，我们就必须从种种自我繁殖的逻辑里跳出来，放为一只活生生的兔子，甚至是只一言不发的兔子。
1999年6月
（最初发表于1999年《读书》，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心学的长与短
孔见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有时甚至退避人后沉默寡言，对世事远远地打量与省察，活得像影子一样不露形迹。但他笔下文字奇象竞出、学涉东西、思接今古，一行行指向时空的宽阔和深远，让人不免有些惊奇。从他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他的学识蕴积，但他不愿有冬烘学究的生吞活剥；可以看出他的文学修炼，但他无意于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可以看出他的现实关切，但他似乎力图与世俗红尘保持一定距离，不会在那里一脚踏得很深；还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斗，但他大多肘候保持一种低飞和近航的姿态，谨防自己在信仰或逻辑的幻境里迷失，一苒适时地从险域退出，最终停靠于安全而温暖的日常家园。于是他的文字有一种亲切和从容的风格，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就像朋友之间的随意聊天即便有深义，有险句，也多藏于不动声色之处，成为一种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一种深思熟虑以后的淡定与平常。
孔见锁定了一些高难度的人生逼问，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战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知识的可能，关于道德与事功，关于幸福与死亡……这些逼问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而仍无最终谜底示众，于是在一个竞相逐利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里，如果没有被人遗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疯魔。但孔见是一个披挂着现代经验和现代知识的古老骑士，顽强地延续着人类对人生智慧极限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战。在一般的知识谱系里，这些悬问是虚学而非实学，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恺撒，在一个越来越务实的知识界那里日渐处于边缘位置，其正当性正在被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的诸多人士怀疑。但作者所遭遇的逼问人皆有之，在当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深刻运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实学不可忽略的部分。而离开了这一切心灵的牵挂，忽略了人类精神运行的坐标和轨迹，任何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只适用于机器人，无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没有理由值得人们特别信任。孔子从“洒扫应对”通向他的治国安邦，是以人为本的；柏拉图视人格为“内在政治制度（ihner political system）”，从人格剖析开始他的社会设计，甚至是以心为本的——这些先贤在求知中内外并举虚实相济，并不像某些后人想像的那样幼稚。
当然，世上没有抽象而普适的人，没有抽象而普适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病”。青年之我异于老年之我，富人之我异于穷人之我，连婴儿也有遗传差异，并无统一规格。如果剥离了具体人心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寻求一种放之四海或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我”，只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事故——无非是“我”这个词让人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将其抽出来孤立地求解，可以将其供起来放心地依恃。事实上，各归其“我”的抚慰万能亦无能，虽然用心向善，却无助于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难。有人已经这样做过。他们才智过人心志远大，于是求解生命终极之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识的元知识，一切学科的元学科，如同要谋得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结果无不滑入迷宫般的nonbeing（虚，虚无）。这一类语言事故发生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上，是虚学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他们如果没有成为西方式的神学家，囿于一种专断的虚无；就会成为中国式的玄学家，溺于一种圆通的虚无。而纵欲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甚至恰恰成为这些神学和玄学的必然变体。原因很简单，除非自杀，虚无是无法操作的——当心灵独守虚无之际，一旦进入社会行为的操作，这份虚无就一无所用了，心灵就自动缺席和弃守了，让位于世俗的随波逐流乃至无所不为，是最可能的结局。
盛产神学的地方多见偏执和战争，盛产玄学的地方多见苟且和腐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提供的启示。
因此，人心之学如果是必要的话，如果能够更为成熟和坚实的话，应更善于在具体现实条件下展开问题和解决问题，更善于将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知识援入人生思辩，从而将终极关怀落实为现实方案，使天道真正实现于人间，所谓良医“因病立方”和圣人“因事立言”，是之谓也。出于特定的知识资源和个人喜好，孔见这些文章里还残留一些神学和玄学的传统表述方式，颇有商榷的余地但也从不被我过于在意。他心事浩茫所针对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对象，还有在切人这些处境和对象时相关的精神标尺，也许更值得我们会心解读。
2003年6月
（孔见著《赤贫的精神》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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