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军目》的版本
我们今天常见的《太平军目》，是萧一山于20世纪30年代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所藏原刻本影抄的，编入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据以排印。这一种《太平军目》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但卷首所列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五部，最末一部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新刻的《太平救世歌》。考《太平救世歌》的内容，已反映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之事（《太平救世歌》中说："臣如有过，请训于君。君恩未至，亦宜奏明。君有微恙，请安宜诚。君恩免见，臣道须存。"按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杨秀清因细故要杖责洪秀全，两天后，杨秀清为缓和此事，特"登朝恭请御安"，说了一些君臣之道，其内容和文字多与《太平救世歌》中上述一段相似。杨秀清编撰刻印《太平救世歌》，实包含有进一步缓和矛盾、表明心迹之用意。），其付刻应在这一年十二月后。所以，伦敦本《太平军目》虽署"二年新刻"，但实际上应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初的续刻续印本。
国外除伦敦藏本外，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据王重民记述，这几种《太平军目》封面都写"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内容与页数都与伦敦本同。（参见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均见《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上海，世界出版社，1949。）（萧一山自伦敦传回的《太平军目》，只首尾十二页摄影，其余系摹抄。）
（据罗尔纲同志跋，《太平天国印书》中的《太平军目》系据杭州本影印，列"旨准书目"共十三部。但《太平天国印书》中所印《太平军目》的"旨准书目十五部，与伦敦本同，可见《太平天国印书》中《太平军目》的"旨准书目"不是
而是伦敦本的。）
《太平救世歌》中说："臣如有过，请训于君。君恩未至，亦宜奏明。君有微恙，请安宜诚。君恩免见，臣道须存。"按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杨秀清因细故要杖责洪秀全，两天后，杨秀清为缓和此事，特"登朝恭请御安"，说了一些君臣之道，其内容和文字多与《太平救世歌》中上述一段相似。杨秀清编撰刻印《太平救世歌》，实包含有进一步缓和矛盾、表明心迹之用意。
参见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均见《图书与图书馆论丛》，上海，世界出版社，1949。可惜的是，他没有说明各本卷首的"旨准书目"，我们未能推知它们的实际刻印年份。1952年，国内在杭州发现一册《太平军目》，罗尔纲同志主编的《太平天国印书》据以影印。此册《太平军目》缺封面，内容、页数均同伦敦本，但有四个字与伦敦本互有正误。对照杭州本和伦敦本的首尾几页（《贼情汇纂》卷五，《旗帜器械》，见《太平天国》，第3册，143页。），从字体字样上也可以发现有某些差异。它们应是不同的刻本。《太平天国印书》没有印此书卷首的"旨准书目"。据罗尔纲同志所写跋语，这一种《太平军目》卷首所列"旨准书目"为十三部，则最后一部应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镌刻"的《三字经》。（T.T.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56页，又，当时湖北巡抚为龚裕。）《三字经》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早期，当英使文翰1853年4月到天京访问时就得到了此书。可以推知，杭州本稍早于伦敦本，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续刻本。
在伦敦本、杭州本以前，《太平军目》另有一种刻本，虽未传世，但我们可以略知其一些情况。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说：
曾刊伪《太平军目》一册，以一军为例，全刻五百两司马，前列军帅、旅帅、师帅，后列卒长，每一卒长之下，列两司马四人，尚无东西南北之分及刚强伍长、冲锋伍卒诸名色。
《贼情汇纂》卷五《旗帜器械》还摹录了《太平军目》内所绘的两司马旗图，旗上所写为"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黄旗前营前前壹卒长两司马"。从两司马之未冠东南西北来看，这一旗图就是摹自上述那种《太平军目》的。
而现在我们所见的伦敦本、杭州本，两司马都有东南西北之分，伍长、伍卒都有名色，所绘两司马旗图上的字也不同，写的是"太平广西博白黄旗前营前壹东两司马"。可见，《贼情汇纂》所引述的这一种《太平军目》，较早于伦敦本、杭州本。这里姑称为"汇纂引述本"。
张德坚未记此本刊刻年份。根据下文对此本和伦敦本、杭州本军旗上所写的字的分析，似可推知它刻印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
伦敦本、杭州本所绘各级旗帜上写有"太平广西贵县黄旗"、"太平广西桂平黄旗"等字样，一共包括了如下一些地名：广西贵县、平南、桂平、苍梧、武宣、博白，广东归善，湖南道州。令人注目的是，它们包括了金田起义时期有大批群众参加的首义各县，包括了太平军打出广西后首次有大批群众参军的道州（广东归善是惠州府首县，它与太平军有何因缘尚不清楚）。出现写有这些地名的军旗，应是这些县的人民较多地参加了太平军这一事实的反映。军旗上写的地名固然属于举例性质，但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为基础，他们不可能在举例中提到这些地名。不能设想，太平军尚在广西战斗的阶段就已经计划好他们出广西后要行经道州并已预知那里会有大批群众参军。所以，军旗上的这些地名，应该是反映了自金田起义组成军队直到湖南道州扩军的历程。
而汇纂引述本的军旗上也出现了这些地名。《贼情汇纂》引述说，"其刊于伪《太平军目》中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州上上黄旗等字样"（ 《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22页。）。既然这一种《太平军目》军旗上也写有道州字样，它的刊刻必不能晚于太平军壬子二年（1852）五月占领道州之时。另一方面，续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的杭州本已对汇纂引述本有了若干修改，如两司马分东南西北、伍长伍卒有名色等。因此，汇纂引述本大致不可能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应是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内所刻。
在汇纂引述本以前，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太平天国还有一种《太平军目》。周天爵在1851年4月中旬写给湖北巡抚一封信，报道他当时在武宣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并说俘获了一本"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此信抄本为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密迪乐派往北京的一名中国人在行经武昌时得到并于1851年6月25日寄交密迪乐，密迪乐将它译成英文。现回译该信有关部分如下：
三月十九日、四月六日，均有战斗，由于我军怯懦，叛军并未受创。……洪秀全乃一夷人，娴于古代兵法。其战始则寂寂，忽而少出，既而多出，又继而大至。彼辄以一败而易二胜，深悉孙膑三驷之法。日前得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一册，与《周礼·司马》法同。一师有师帅，一旅有旅帅。（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北京，1956；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
这是最早的《太平军目》，应刻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春，可能是太平天国最早的印书。这里姑称为"武宣本"。
张德坚记汇纂引述本说，"满纸皆卒长两司马字样，不知其军制者，无不开卷茫然。嗣俘得续改军目，眉目较前清楚，因于旱营各举二军、水营各举军，著之于篇"（ 《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22页。）。萧一山和罗尔纲同志以为张德坚所见的"续改军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伦敦本。（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北京，店，1956；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这是可能的。在伦敦本以后，是否还有续刻《太平军目》，现在未曾发现，也未见记载。这样，我们今天所见所知的《太平军目》共有四种：武宣本（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春）、汇纂引述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杭州本（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伦敦本（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
二、武宣本《太平军目》内容的推测和各本异同
伦敦本、杭州本，均可据影印本研究其内容，汇纂引述本亦可从《贼情汇纂》中略窥其异同之点。关于武宣本，周天爵信中谈了一些情况，可供分析研究。兹回译其有关句如下：
日前得叙述一军编制之逆书一册……一军凡13270人，较古制一军超出百人以上。逆匪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该逆书专述洪大元帅之第一军，书末载明，所有其他九军悉按此编制。该逆书现已呈送军机处矣。（T.T.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56页。周天爵说这平军目》已呈送军机处，我们期望将来能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中发现。）周天爵说太平军一军为13270人。杭州本、伦敦本均载："军帅管五个师帅，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与武宣本异。太平军一军的编制人数，《太平军目》书中的计算是有错误的。一军分五师，一师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一卒分四两，一两分五伍，每伍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每军伍长、伍卒12500人，军帅至两司马各级军官656人，共应为13156人。如用《太平军目》的句式表示，应作："军帅管五个师帅，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太平军目》漏计五名师帅，二十五名旅帅。这一技术错误在《太平军目》中长期未予改正，说明太平军一军的实际编制，从未达到满员，所以也从未发现实际问题，加以纠正。关于周天爵一军为13270人之说，未见其他任何记载足资印证。密迪乐认为，这或者是由于周天爵所得到的刻本有错误，或者是那时的编制同两年后在南京的情况有某些小差别。在南京时，一军人数与古制相同，即官兵共13125人。按密迪乐所说在南京时的情况，当是据他随文翰访问天京时所见《太平军目》中写的人数而言，并非根据当时一军的实有人数。
周天爵说太平军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Their
forcesaredividedintoninearmiesinaccordancewiththesystemof ninedegreesinthe"Tribute"ofYu），这很费解。太平军初起时究有几军，下文还要讨论。问题是《禹贡》九级等差之制与太平军编制有怎样的联系。按《禹贡》是《尚书》中的篇目。《史记·夏本纪》云"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禹贡》即据九州之地理物产以定各州土田和贡赋之等差，其中规定：冀州，厥田唯中中，厥赋唯上上；兖州，田中下，赋下下；青州，田上下，赋中上；徐州，田上中，赋中中；扬州，田下下，赋下上；荆州，田下中，赋上下；豫州，田中上，赋上中；梁州，田下上，赋下中；雍州，田上上，赋中下。周天爵说太平军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分为九军，这必是他所见的《太平军目》中的军队编制有上上、上中、上下等的划分。按张德坚所见《太平军目》，即汇纂引述本的两司马军旗上写有"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黄旗"字样，又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州上上黄旗"字样。可以推测，周天爵所见《太平军目》中图绘的军旗，必也写有"上上"字样。在编列顺序上，既有上上，自应有上中、上下、中上以至下下。这样他才认为太平军编制是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是分为九军的。
由于周天爵所见的《太平军目》系以"上上"举例，由于"上上"是上中下九等的首位，所以他又认为《太平军目》是专讲第一军编制的。至于他说第一军系洪大元帅自将，这一说法于史无征。据他信中的文义，这句话也非引自《太平军目》原文。周天爵在武宣时，并不真正了解太平军内部的编制官制情况，他的《致周二南书》也称"贼大元帅洪泉、冯云山"（《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5页。），故所称洪大元帅自将第一军云云，应是出于周天爵本人的推测。
关于武宣本《太平军目》的内容，除了根据周天爵的信考见以上几点以外，还可以根据伦敦本、杭州本来作进一步的推测。
伦敦本列举了一军的编制旗帜。在首先图说"太平广西贵县黄旗军帅"旗以后，说""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这一句说明，这一军都是由广西人组成的。但伦敦本接着图说这个军所属师帅的旗帜，却是"太平广东归善黄旗"；接着图说的所属旅帅的旗帜，又有"太平湖南道州黄旗"。这又说明，这个军并不只是由广西人组成。这是明显的矛盾。这一矛盾似乎可以这样来解释：太平天国早期刊刻《太平军目》时，太平军基本上是广西人，《太平军目》所举例的一个军的编制和旗帜，都属于广西各县，所以在书上刻了""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的字句；太平军出湖南后，在道州有大批群众参军，军队组成有了新的情况。这样，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夏以后的新刻本中，就改了几个师旅帅旗帜上的地名，但对前刻本中""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一句，却遗漏了修改。
太平天国印书出现这种疏忽是可能的。太平天国刻书种类不少，版本尤其繁多，又多在戎马倥偬之中刻成，所以不免粗糙。考察太平天国的各种印书，不难发现类似情况。以《太平军目》来说，除了前述一军人数计算错误以外，还可以举出其他的疏忽错误的例子。
如据汇纂引述本，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初夏后的刻本，太平军两司马尚无东西南北之分。但据《贼情汇纂》所录梁立泰家册，梁立泰在庚戌年（1850）七月已封"前营长东两司马"；又据《贼情汇纂》卷二黄再兴传，黄再兴在"庚戌倡乱"时封为"东两司马"。可见早在金田起义时期，两司马已有东西南北之分。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太平军目》中两司马不分东西南北，显然是编写或刻版时的疏忽。
又如伦敦本、杭州本《太平军目》最后说："此军举广西平南黄旗示例，余外各处各等各色皆仿此类设。"这句话很难解说。书中图说的旗帜有五面，列出的地名有八处，"广西平南黄旗"只是后营师帅旗，军帅旗上写的是"广西贵县黄旗"，何得称"此军举广西平南黄旗示例"？如以军帅旗为代表，"平南"应是"贵县"之误。此外，"各处各等各色"的提法，《太平军目》开始就说"旗分五色"，"各处"、"各色"可以理解，"各等"似乎又是早年刻本中九级等差之制取消后删削不净所遗留的痕迹。
根据这样考虑，""太平广西黄旗"六个字，一军皆同一样写"这句话，应是武宣本中的原话而遗存下来的。
这样，我们可以对所见所知的四种《太平军目》的内容异同之点表示如下：名称 刻印年份 内容异同 其他武宣本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春旗分五色，旗上各系地名，地名均广西各县，地名之上加有"上上"字样。
每军作13270人汇纂引述本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夏以后旗分五色，旗上各系地名，并有"上上"字样。述本以后地名有平南、贵县、桂平、道州。两司马不分东西南北，伍长伍卒无名色。
每军作13125人杭州本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旗分五色，旗上各系地名，无"上上"字样。地名有广西贵县、平南、武宣、桂平、博白、苍梧和广东归善，湖南道州。两司马分东西南北，伍长伍卒均有名色。
同上
伦敦本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
同上 同上
三、初期太平军的编制方式
根据对各本《太平军目》的考察，"旗分五色，各系地名"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虽然在较早刻本中还有"上上"字样，意味着有上中下九等之分，但"旗分五色，各系地名"这一特点是各本始终共有的。（太平天国军队的实际旗色，需另行研究，这里只讨论《太平军目》规定的原则。）
"旗分五色，各系地名"的原则对太平军的编制起着什么作用呢？
在金田起义过程中，各地起义者到达金田即予编组。《洪仁玕自述》："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州（洲）如来扶主等队，俱立首领，偏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太平天国》，第2册，850页。）梁立泰家册记他到金田入营后，庚戌年（1850）七月为两司马，八月升旅帅。这都说明，在金田起义过程中，洪秀全等就仿照《周礼》以军师旅卒两的系统把群众编组成军了。
参加起义的群众是一村一乡一县集中起来到达金田的。洪秀全等是否按照地域原则来编组队伍，即是否将各县的人自行编成一军一师？这一问题，历史资料中没有明确直接的记载，但时人和今人却都有肯定的答案。
《贼情汇纂》卷五《旗帜器械》摹有太平军两司马旗帜的图式，伪《太平军目》内旗图并写有一段说明。以其有关本问题的讨论，照录如下：
此贼初起两司马黄旗也，长阔二尺五寸。其刊于伪《太平军目》中有：太平广西平南桂平贵县道州上上黄旗等字样。盖其始虏得一州一邑人民，皆籍为一军，以旗标别，各系地名。嗣所扰之处渐多，五方杂处，凑集成军，难于区分，此制故废。此旗乃贼旗滥觞，特列于众旗之前云。（《太平天国》，第3册，143页。）
张德坚根据他对《太平军目》中旗图的理解，认为太平军初起时是以一州一县人民为一军的。据此，今人的一些专门论著也以为金田起义时期军队的编组系以地域为单位，是将一个县参加革命的群众集中编组于一师一军。
如果我们直接来研究《太平军目》，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理解和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已经知道，各本《太平军目》的旗帜上都写有地名，其中主要包括了金田起义首义县份桂平、贵县、平南、武宣、博白等县的县名，在早期刊本即更接近金田起义时期的刊本中，县名之上还有"上上"两字，意味着划分为上中下九等。《太平军目》又规定"旗分五色"，并举黄旗为例。其他各色没有说明，我们假设它们就是太平天国常用的青白红黑。这样，根据《太平军目》所规定的原则，金田起义时期的太平军旗式可以有如下各种：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黄旗太平广西贵县上中黄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下黄旗直至下下黄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青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中青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下青旗直至下下青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白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中白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下白旗直至下下白旗
…………
其他各县也都如此。每县有五种旗色，每色又分上中下九等，即每县可以有四十五种旗式。
当然，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军的旗式事实上不可能这样繁复，旗帜上写有"上上"字样，只意味着他们套用《禹贡》九级等差之制的意向，实际上未必将各县各旗都分成了九等。即使这样，即使只以他们已经图示出的"上上"这一等为例，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军的旗式也可有如下各种：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黄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青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白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红旗
太平广西贵县上上黑旗
太平广西桂平上上黄旗
太平广西桂平上上青旗
太平广西桂平上上白旗
太平广西桂平上上红旗
太平广西桂平上上黑旗
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黄旗
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青旗
太平广西平南上上白旗
太平广西平南上上红旗
太平广西平南上上黑旗
…………
这就可以看出，张德坚所说的太平军初起时"一州一邑人民皆籍为一军，以旗标别，各系地名"的说法是不通的。如果一县之人编为一军，那就要包括黄青白红黑五色旗，不可能"以旗标别"；如果"以旗标别"，即黄青……各旗各自编为一军，那就会包括各县之人中的一部分，谈不到一县之人编为一军。
有的根据张德坚的上述说法，又根据《太平军目》中最后说的"此军以广西平南黄旗为例"一句，认为在金田起义时期，"广西平南黄旗"就是一军。但这样解释，意味着一州一邑之人不是编为一个军而是至少要编为五个军。以平南为例，就要有"广西平南上上黄旗"军、"广西平南上上青旗"军、"广西平南上上白旗"军、"广西平南上上红旗"军、"广西平南上上黑旗"军。太平军初起时至少有几十个军。当然，这不是事实。同时，把"此军以广西平南黄旗为例"一句理解为广西平南黄旗就是一军，也完全不符合《太平军目》本身的原意。
我们已经了解，各本《太平军目》都有"旗分五色，各系地名"的共同点；其不同处在于早期刊本在地名上有"上上"两字，表明划分九级的意向，武宣本所举的地名应都是广西所属。武宣本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由于我们已推知了前后刊本的异同，在研究与其共同点有关的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利用杭州本、伦敦本来说明早期的情况。杭州本、伦敦本《太平军目》图示一军的编制，首先列出和图绘了军帅旗，接着列出所属的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并各绘它们的一面旗帜。为便于读者研究判断，今把其中从军帅到两司马的旗帜和编组系统简要引录于下，旗图均照绘，旅帅以下的名目则予以简化（见本书第180页图）。
从这一图式可以看出，这一军全属"旗分五色"中的黄旗，军帅属于广西贵县黄旗（在武宣本中，应属于广西贵县上上黄旗，本文下同）。但这不是说，这一军全由广西贵县黄旗组成。它所属的五名师帅，分属广东归善黄旗、广西平南黄旗、广西桂平黄旗、广西苍梧黄旗（根据上文推断，在武宣本中，这个广东归善黄旗应是广西另一县份的黄旗）。广东归善黄旗前营师帅所属的五名旅帅，图说中有一名旅帅明确标明属于湖南道州黄旗（这在武宣本中也应属于广西另一县的黄旗）。其他四名旅帅以及"广西平南黄旗后营师帅"等所属的二十名旅帅，均未图示旗帜，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已有的图说中可以知道，"广东归善黄旗前营师帅"统下的旅帅，不属于广东归善黄旗，而是属于其他地方的黄旗。以下卒长、两司马的旗帜，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判明所谓太平军初起时以一州一县编为一军或一军一师的说法不符合当时太平军的实际编制，另一方面也可以推知一些当时洪秀全等将起义者编制成军的具体做法。当时起义者是一村一乡一县集中起来到达金田的。起义者多属农民，他们背井离乡参加革命，但不可避免地有着传统的家乡地域观念。把一个县的人用旗色编列起来，标出他们所属的县份，是适应了这种家乡地域观念的要求。同时，起义者原由一村一乡一县的大小头目带领而来，用旗色按县编列，使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保留着原有的统率关系，在起义之初也是很必要的。但洪秀全等在按照军师旅卒两的系统编制军队时，并不采用按县编军编师的方式，而是按照旗色的区分将各县之人混合编制。照《太平军目》所举的图例，这一军都属黄旗，但军帅以下的五名师帅分属五县，这是明确的；师帅以下的旅帅、卒长的旗帜虽未遍举，但与上级所属的县份并不相同，至少并不是清一色，这也是明确的。中下级单位可能系由一县的人组成，但就全军而言，实行的却是各县混合编制。
这是比较高明的编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家乡地域观念，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原有的各村各乡的统率关系，但避免了按县份编成一军一师。而如果按县份编制一军一师，如出现贵县军、桂平师这样的地区军事单位，那在起义军中既易分畛域，也不利于起义首领对军队的领导。
军队的编制方法是太平天国的特创制度，对革命战争的胜利起过很大作用。清朝统治者咒骂太平天国，但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旋败旋炽，仍未见其穷蹙，所恃无他，盖始定军目，不衍于法，有以启之也"（ 《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19、118页。）。这一军队编制制度，是在起义之初就制定了的，"军目兵册，实关军制，闻各渠魁造逆之始，即先定此制，先立此册"（ 《贼情汇纂》卷四，《伪军目军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19、118页。）。据说冯云山就是最初的《太平军目》的作者："（冯云山）造伪书惑众，愚顽信为神……忽见所造《十天条》、伪《太平军目》、伪《太平礼制》、《天父诏书》，皆谓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金陵癸甲纪事略》附《粤逆名目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69页。）从现在所见的《太平军目》军旗上写的太平广西某县某旗字样来推测，这应是明定"太平天国"国号以前的旧制的遗存。这也是军目军制创始较早的一个旁证。冯云山苦心孤诣经营革命，设计了这样一种照顾地域但又从根本上避免按县编制军队的办法，不能不说这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又一贡献。
四、初期太平军的军数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共编为几个军？这是无直接史料可据而需要探讨的问题。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851年3月19日条："时天王部分十军，一说九军。"这一说法的根据大概就是上文已经回译引述的周天爵致湖北巡抚龚裕的信。这封信说，太平军分为九军；又说，《太平军目》系举第一军为例，书末注明，其余九军悉按此编设。这封信实际上有两个说法：九军，十军（第一军加其余九军）。
但周天爵之说是根据推测而不是根据实际的情报。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时期，清方统兵将帅如李星沅、周天爵对太平军内部的情况所知很少而不准确，如周天爵在武宣时尚不知洪秀全为天王而称之为大元帅，又称之为军师（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5页。），如李星沅当太平军已自大黄江口墟越紫荆山去武宣时，尚不知太平军有军师旅卒两之编制，而仅知太平军"二十五人为一旗"（ 《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会奏查复现在贼首股数并请调云贵官兵折》。）。那时他们不可能有关于太平军分为几军的确实情报。九军之说，如上文所分析的，必是周天爵从所见的《太平军目》所绘旗帜中有太平广西某县"上上"黄旗字样，认为太平军是按《禹贡》九级等差之制编组而作出的推测。同时，他既说太平军分九军，又说《太平军目》书末注明其余九军悉按第一军编设，显然也有矛盾。各本《太平军目》均未说明太平军共分几军。汇纂引述本不会有这个数字，所以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未能说明太平军初起时之军数。杭州本、伦敦本《太平军目》最后只说"此军举广西平南黄旗以示例，余外各处各等各色皆仿此类设"，并未说余外若干军皆仿此类设。由此推断，周天爵说"其余九军"悉按第一军编设云云，其余九军之"九军"两字，也必非武宣本《太平军目》之原文而是他本人的推测之词。
此外，上文也已经提到，初期太平军的各县各色旗帜上写有"上上"字样，只意味着他们套用《禹贡》九级等差之制的意向，未必在实际上已真有这样的划分，而如果按意向而言，旗分五色，每色旗帜分九等，那就应该有四十五军，也不是周天爵所理解的九军。
所以，周天爵之说不足以成为太平军在初起时编军数目之根据。
《太平军目》说，"旗分五色"，接着举例的是一军都属黄旗的军帅。但这位军帅的旗帜上只注明旗色而没有番号（如同后来的旗帜上写前一军、后二军之类）。这就可以推想，在金田起义时期，全军只编以旗色相区别的五个军。
这一推想从清方资料中似可得到一些印证。
《贼情汇纂》卷三总说："先是贼起金田，自伪王以下，仅有军长、侍卫诸名色。"（《太平天国》，第3册，77页。）所谓"军长"之职位，为各种太平天国史料所不载。《贼情汇纂》卷三《伪官表》中有一条"昔有今废伪官名目"说：
前军长、后军长、左军长、右军长、中军长，此贼倡乱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为军帅。（同上书，99页。）
关于这一节《伪官表》，张德坚注称："《伪官表》皆采自伪文告、伪官簿及诸家记述、《贼情集要》（《贼情汇纂》初稿本），合程奉璜所说分晰考订。百头千绪，丝毫讹误即与伪制不合，凡七易稿。"（同上书，99页。）它所说的前军长等五军长之名至茶地废去，改为军帅，言之凿凿，必有所据，应该可信。它列举了前后左右中五军军长的官称，而不是笼统地说"军长，后改军帅"，这也使人们可以这样理解：起义之初只有五名军长。如果把它与《太平军目》联系起来，"旗分五色"，很可能就是相当于前后左右中，例如中军就是黄旗，后军就是红旗……由于前后左右中五军相当于五种旗色，所以在最初的军旗上，军一级的旗帜就可以不写明前军后军等番号了。
金田起义初期分设前后左右中五军和五军长，这从《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证明。"伪夏官又副丞相曾锦谦"条下说："在金田时，封为左军长。""伪剿胡侯朱锡琨"条下说："庚戌十二月，贼在金田时，封为右军长。"
黄成德名下注："伪后军长。其时尚无诸伪官号。乃金田老贼，在桂平县病死。"（同上书，60、54、73页。）
这三条记载都明确地说在金田时有过左军长、右军长、后军长。（"伪补天侯李俊良"条下说，"贼在桂平茶地时，封为中军长"。这与五军长至茶地皆改军帅，时地有矛盾。如李俊良做过中军长，时间应在茶地以前。）既然在金田时有过左军长、右军长、后军长，其时必然还有前军长、中军长，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其时太平军必有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的编制，这也应是无疑的。
金田起义初期太平军以前后左右中编军，从敌人的战报中也可约略看到一些消息。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五月初十日，清军由象州庙旺向寺村进攻，"杀毙骑马伪中军先锋一名，伪后军伙党一名"（ 《剿平粤匪方略》卷五，周天爵、乌兰泰、向荣奏，六月初一日。）。五月二十六日，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据向荣报告，"伪右军先锋方标立时歼毙"（ 同上书，赛尚阿奏，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七日，太平军已回师桂平，乌兰泰等进攻新墟，"夺得大炮十三尊，俱有太平左右军字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赛尚阿奏合击新墟猪仔峡获胜详情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这都表明，当时太平军系分编为左军、右军、中军、后军、前军。太平天国习惯于用前后左右中、东南西北中、青黄红白黑、金木水火土这些序列来编组队伍、厘定制度。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冬，太平军初立水营，建天京后正式建军，起初即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参见《贼情汇纂》卷五，《伪军制下·水营》，见《太平天国》，第3册，141页。）嗣后虽屡有扩充，但仍保留前后左右中的序列和系统。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刊刻的《行军总要》关于"水路号令"说：譬如五大军，亦均以锣声为号：前军一点锣、后军二点锣，左军三点锣，右军四点锣，中军五点锣；一军至十军，均以梆声为号：如前一军则用一点锣、一点梆；前二军则用一点锣、二点梆……后一军则用二点锣、一点梆、后二军则用二点锣、二点梆……（《太平天国》，第2册，419页。）
太平天国的水师后来虽然发展了，但其初始的基础是前后左右中"五大军"。《行军总要》的"陆路号令"的规定与水路相同，前一军至前十军均用一点锣，后一军至后十军均用二点锣……其梆声则与军的数列相应，虽未用"五大军"之语归纳，但以"水路号令"之例推之，其初始的基础也是前后左右中"五大军"。
太平天国设五军时，各军的首长应就是前军长、后军长、左军长、右军长、中军长。太平天国初起时以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五位高级领导人为中、前、后、右、左五军主将。五军主将职位始设的年月难以详考，但辛亥年（1851）七月十九日洪秀全诏旨已用这些职衔称呼他们，他们之成为五军主将自不会晚于此时。如果与初设五军和五军长同时，以他们五人的重要地位，绝不会只负一个军的实际责任。所谓中军主将、前军主将等，应该是在中军长、前军长等之上领导一方的统率者，也可能是如同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西王管治西方各国那样，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职位名号。前军长、后军长等五军长在太平军初起阶段官制简单、层次较少的时候虽然也是高级军官，但他们只是相当于军帅的一个军的首领，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疑问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将前军长、后军长等误认为就是前军主将、将等，又将《贼情汇纂》说各军长"至茶地皆改为军帅"句误读为"至茶地皆改为以至认为到茶地才开始设立军师。这样的误解导致对太平天国的军制官制得出不论。其实，查对五军长的人选，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得与五军主将相提并论的。）
五军长的地位不能与五军主将混同，是实际负责五个军的首长。既然这样，在有五军长的职位存在期间，似乎也就排除了除这五军以外还同时存在其他番号的军如左一军、右二军的可能。有了左军长，就不会同时有左一军长、左二军长。
张德坚说左军长等五军长的名号是太平军在茶地时废除而改称军帅的。恰好我们今天还能见到洪秀全于辛亥年（1851）七月十九日在茶地发的一份诏旨，其中安排移营破围的兵力布置说：
前军主将贵妹夫、左军主将达胞同统戊一监军、前一军帅、前二军帅、左一军帅、左二军帅，开通前路；中军主将清胞统土一总制、中一军帅、中二军帅及前选侍卫二十名护中；右军主将正胞、后军主将山胞同统右一军帅、右二军帅、后一军帅、后二军帅压后。（《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第1册，64页。）
这一份诏旨说明，在茶地时，军的首领确已称为军帅；在茶地时，太平军的全部编制为十军，即前后左右中各分两军。
废五军长名号皆改为军帅是在茶地时期，而洪秀全的诏旨说明在茶地时有了十军帅，这不就可以推测太平军之由五军扩充为十军也正是在茶地时期吗？
查考《贼情汇纂》中一些人的事略，出现十个军的番号而又标明具体年月的，有朱锡琨，"辛亥七月，贼至桂平茶地，升戊一监军，带中一军"（ 《太平天国》，第3册，54页。"带中一军"之"中"字有误。据上引洪秀全在茶
地的诏旨，戊一监军在萧朝贵、石达开统下，而萧、石所统的是前、左军。）。有张维昆，"辛亥六月，封为前一军典硝"（ 同上书，67页。）。辛亥年六月，太平军已到茶地。这些记载，与上文认为太平军在金田时分编五军到茶地才扩充为十军的推定是不矛盾的，是吻合的。
这样的推定当然也有某些资料上的障碍。《贼情汇纂》记载了另外一些人早期的军职，如称罗大纲"初封左二军军帅"，余廷璋"庚戌年洪逆等倡乱，随之入伙，封为左二军正典圣粮"，特别是记黄再兴"庚戌倡乱，为后二军前营左一东两司马，辛亥二月升卒长"（ 同上书，60、71、57页。）。似乎左二军、后二军这些番号在金田起义时已经存在，但罗大纲、余廷璋等的封职时间，在记载中是不明确不具体的，并没有指明确定年月。《贼情汇纂》记杨秀清、萧朝贵，都称"金田倡乱，封秀清为正军师东王"或"金田倡乱，封为西王"（ 同上书，45、47页。），而五王之封实际上是在永安时期。显然，这类记载所指的时间都是笼统的。但记黄再兴在辛亥年二月以前封为后二军的两司马，这里出现后二军的番号是有具体时间的，这对本文的判断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疑问。但在存在"后军长"、"左军长"的同时，又有后二军长、左二军长（左二军军帅），这似乎更是明显的矛盾。因此，是否可以认为黄再兴任两司马时期职衔中的"后二军"三字是《贼情汇纂》编者误加的呢？这里姑作为一种假设以待日后更多的证明。
五、"九级等差"和"各系地名"制的消失
在武宣本、汇纂引述本《太平军目》中，旗帜上的地名均标"上上"的序列，周天爵理解为这是依据《禹贡》九级等差之制。这是可能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人都熟读古代经书，他们制定的制度颇多以古代的经书为蓝本。但划分九级等差只是他们的一种意向，实际上并未真有九等划分，所以我们在记载中只见有"上上"这一种序列，而从未见到有其他八种序列出现。这种序列标志，除了表明洪秀全等的某种拟古意向以外，对队伍编组似未起实际作用。
军旗上各系地名的制度，其意义有所不同。它反映了太平军初起时期的地域性质和地域观念，对领导人编组队伍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但这两种标志，后来都废除了。其突破首先起于水营。
太平天国初起时并无水营。金田起义时归服的罗大纲虽然原主要在水面活动，但太平军撤离大黄江口以后长期在山区陆地作战，他的部属也都舍水就陆。1852年秋冬，太平军在益阳、岳州得到了大批民船。1853年初从武昌水陆东下南京，船只和水手的队伍更有了很大发展，太平军的船队乃成为一支独立的水师。唐正财由典水匠而升为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水营同陆营一样，也是按照军师旅卒两的系统编制，初分五军，每军以军帅统领。但水手的来源与金田起义时军队的组成情况不同。金田起义是主要由拜上帝会活动的一些县份的群众参加而发动的，所以起义军的籍贯组成必定较单纯而集中，那时有着在旗帜上各系地名和在编组军队时适当照顾地区原则的必要性。而后来在三江两湖招收的船户则不同，原在水面讨生活的船户视来往贸迁为寻常事，他们必不可能都来自一县或几个县。所以，太平天国在建立水营这一种新兵种时，已没有必要和可能标明它的某一军事单位的地域组成。
向荣的奏报中保存了说明这一问题的一条重要资料。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八月初八日，清军水师同太平军水师在镇江江面交战，"轰沉贼船十余只，毙贼无算，捞获黄旗二面，上书"太平水营前二前四北上上黄旗两司马"等字"（ 《向荣奏稿》卷四，《进攻金陵南门折》，见《太平天国》，第7册，202页。）。这是太平军水营前二军前营师帅□四卒长属下北两司马的旗帜。（番号名称可能有脱字。但也可能由于水营每军编制不足，这个番号的意思二军前二卒长属下的北两司马。）这面旗帜上还保留着"上上"的序列标志，但已不列地名。而根据这一年续刻的杭州本《太平军目》，"上上"字样虽已废除，地名则还保存。可见，在太平军还没有正式规定普遍废除各系地名的初制以前，水师已经在事实上首先突破这一制度了。
其实，就实际的情况来说，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秋冬以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太平军陆营的组成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迥不同于初期大多由广西各县群众所组成。太平军在道州两个月，"整顿军容，补益队伍"，道州人参军很多，其后有郴州挖煤矿徒刘代伟之党参加，经两湖而下江南，陆续有江河南北的大批人民加入，即使在地域构成这一点上，太平天国革命也越来越摆脱了它的地区局限而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我们试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的一个"两"的情况来看。这个"两"的番号是"前十三军前营前前一东"，全"两"包括正副两司马、书使、牌尾共三十人。正司马是一位参加金田起义的青年战士，广西桂平新墟人，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底太平军初占武昌时封为前一军的两司马；副司马于此时在武昌参军，建都天京后到前一军做这位正司马的副手。以后由于扩军，他们二人又调到新建的前十三军做正副司马。这一"两"三十人中，除正司马是青年老战士外，其余全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十月以后参军的，计十月一人，十一月一人，十二月四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一、二月十二人，五、六月五人，九月以后及不明月份者六人；其籍贯包括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河南、陕西八省十六府二十三县。（参见《贼情汇纂》卷四，《伪兵册》，见《太平天国》，第3册，124～126页。）这一典型的材料表明，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初以后，太平军开始大量地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组成，在军队编制上保留地域区别已经完全是多余的了。
但太平军的主要部分陆营，毕竟是从金田起义的队伍发展而来的，金田起义时营制的传统依然保有它的影响。在旗帜上各标地名这种初起时的惯例，当后来已被事实突破时，仍然并未迅速改变（如直到清军攻克南京时，一面两司马的旗帜上还写着"太平上上广西黄旗"。参见孙亦恬《金陵被难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78页。）。这大概就是直到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初刻印的《太平军目》在旗帜上仍然写有地名的原因。
从《太平军目》规定的制度而言，由于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以后的《太平军目》刻本，所以难以判断从什么时候起取消了在旗帜上各标地名之初制。但从太平军实际的情况来说，似乎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起就逐渐有了一些改变。按照初制，各级旗帜都只以"太平"二字起首而没有"太平天国"的国名全称，如石达开的旗帜上写"太平左军主将翼王石"、师帅旗上写"太平广西平南黄旗后营师帅"，直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八月上述一面水营两司马旗帜，也还是写"太平水营"等字样。但在这一年底，太平军克复庐州，民人目击胡以晃的旗帜上写的是"太平天国春官丞相功勋加一等胡"（ 《蒙难述钞》，见《太平天国》，第5册，67页。），这似乎可算一个变化。及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乙荣五年（1855）清方张德坚编《贼情汇纂》，他们所实际见到的太平天国的旗帜，与杭州本、伦敦本《太平军目》所绘已有不同，既没有了"上上"的序列，也没有了地名旗色的标志，并且统一以国号"太平天国"四字起首了，如两司马旗写作"太平天国前一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师帅旗写作"太平天国前一军前营师帅"（ 《贼情汇纂》卷五，《伪正职官旗图》，见《太平天国》，第3册，144～147）。这时，他们的旗帜已经完全消除了初起时的地域性的痕迹，适应于作为一个全国性运动的需要了；而且，这一改变无疑也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1981年10月第1章 太平天国的"旗制"这里所说的"旗制"，主要是指旗色运用问题。关于太平天国的旗色运用，我们了解很少，但对太平天国某些重大问题的判断评价，却往往与此有关。如以为太平天国的旗帜是黄旗，因而以为黄旗和花旗的区别就是太平军和加入太平军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的区别所在，就是一例。但太平天国的旗帜是否都是黄旗呢？这一前提，事实上还需要研究。
我在阅读资料和研究史事的过程中，感到"旗制"问题同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颇有关系，有待于认真探讨和稽考。但目前我对它的理解还很少很浅，下面几段笔记只是提出一些问题，以供批评指正和进一步共同研究。
一、"旗"的意义
《天朝田亩制度》在叙述保举制度时说："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每一年，两司马要从伍卒中挑选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向上保举，逐级审核上报，直到天王。然后：天王降旨，调选天下各军所举，为某旗，或师帅，或旅帅，或卒长、两司马、伍长。（①《太平天国》，第1册，324页。"各军所举"下加逗号，系据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影印原刻本。）
这段话中的"为某旗"是什么意思呢？
太平天国的各级职官都有写明名衔的旗帜。这里的"为某旗"三字中的"旗"，不可能指这种旗帜所代表的职官；因为这种旗帜的代表者可以上至东王，下至两司马。如果理解为指它们，那等于说这三个字无所指。
我以为，这段话意味着"旗"是太平天国编组社会的单位。这是与太平天国关于旗色的规定有关的。
关于太平天国的旗色，历史资料多记太平天国的旗帜是黄旗。描写战斗，每有"黄旗蔽野"之类的语句；清方铺叙战绩，常称俘获黄旗数十百面。《贼情汇纂》图绘的太平天国各级职官的旗帜，也都是黄旗。所以，太平天国的旗帜是黄旗，成了我们通常的观念。
但是，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却有"旗分五色"的规定。《太平军目》开头就说"旗分五色"。《太平军目》图绘的一军旗帜虽然都是黄旗，但书末却有这样一句："此军举广西平南黄旗示例，余外各处各等各色皆仿此类设。"可见，《太平军目》图绘的黄旗，只是举例，此外还有其他各色的旗。
洪秀全所熟悉的《礼记·礼运》篇有五行四时十二月、五色六章十二衣之句。所谓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所谓四时，即春夏秋冬；所谓五色，即青红黄白黑。青红黄白黑，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五种正色，并被认为与五方相应。太平天国以天下一统为目标，"天下"在他们的观念中就是东南西北中、前后左右中、青红黄白黑这些序列的总和。他们分封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分封东西南北翼五王，分青红黄白黑五旗，都是他们包举囊括天下的象征。在他们的意识中，天下军民的归属，不可能越出东南西北中、前后左右中、青红黄白黑这些序列的范围。太平天国初起时，分设前后左右中五军，可能系直接与"旗分五色"对应。（①参见本书《〈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一文。）后来，军队日益扩充，前后左右中各军分别扩编为若干军，如左一军、左二军、右一军、右四军等等。但从"旗分五色"的原则来看，无论扩编为多少军，它们都应按照某种序列（如按照前后左右中的序列），分属于相应的旗。这就是说，按照《太平军目》关于"旗分五色"的规定，太平天国的所有军队，至少在理论上都应归属于青红黄白黑五色旗中相应的旗。
《天朝田亩制度》的社会组织方法是与军队相同的，所有人民也都按照军师旅卒两伍的体制加以编组。《天朝田亩制度》没有提到"旗分五色"，很可能，它的作者已把"旗分五色"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认为所有按照军师旅卒两伍编组起来的人民自然要分属于五旗中的某一旗，因而不加说明地写下了"为某旗"的词句。
这样，《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这句话，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各军逐级保举上来的伍卒即普通人民，由天王调选他们去某旗即青红黄白黑五旗中的某一旗去当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或伍长。
太平天国文献提到"旗"的，还有《行军总要》。《行军总要》关于点兵号令的规定有这样的话：
凡点营盘之兵，总要令其除看守大炮并守营盘之兵，或一二旗，或三四旗，足守方可点来。然各军首领官某营盘要多少人守营守炮，仍有几旗兵可以听令，务必预先禀明（佐将）。
《行军总要》关于行军号令的规定还说：
行军须分为前中后三队。如出师之时，先要派定某官统带某军为前队先锋，某官统带某军为后队押后，自为佐将者统带某军居中队，其余老弱被伤能人，各后军分，一旗还一旗，陆续行走。……（如后队遇敌），前队中队官兵……各各速即扎定，各执军装，一旗还一旗，听后队诛妖如何情景。（①《太平天国》，第2册，417、425页。）
这里的"旗"，显然是军队中的一个单位。它与《天朝田亩制度》中"为某旗"之"旗"是否意思相同呢？似乎不同。
《天朝田亩制度》中"为某旗"之"旗"，上文解释，是与"旗分五色"相联系的。与"旗分五色"相联系的"旗"，其数量单位不能超过五，至多只能有五种旗。当五旗与五军相应时，旗就等于军，军队扩充了，每一种旗就应代表"一路军"，如黄旗代表中一军至中三军，红旗代表前一军至前四军等等。固然，在同一种旗色之下，军是这种旗色，旅也是这种旗色，旗色相同而单位的大小可以不同，但《天朝田亩制度》中"为某旗"之"旗"，所代表的必应是军或"一路军"，因为被保举者所授之官有师帅。而《行军总要》所说的"旗"，其数量词显然可以超过五，而且不可能指"军"这样的大单位。《行军总要》规定某营盘要多少人守营守炮，几旗人可以听令出战，由"各军首领官"安排禀明佐将，它所说的"旗"自然是在军之下。一名佐将带领的队伍可以有若干军、若干师，但不管有多少军、师，如按旗色划分，他至多只能带五种旗色的队伍。上述《行军总要》所说的"旗"，如果是"旗分五色"之"旗"，佐将至多只有五旗人；然而，当佐将点兵杀敌时，留守营盘大炮的兵就要一、二旗，三、四旗，可见他所带的兵是远远超过三四旗的。
太平天国军制中没有"旗"这一级，《行军总要》所说的"旗"是指什么呢？
清朝方面在太平军初起时曾报道说：
节据禀报犯供，（太平军）二十五人为一旗，共二百八十五旗，亦有供称三百旗，并有供称一千营者。（《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会奏查复现在贼首股数并请调云贵官兵折》。）
根据太平天国的文献、制度，二十五人为一"两"，并不称为一"旗"。但太平天国各级将领职官之有旗帜，自"两"的长官两司马始。因此，"旗"可能是"两"这一级军事单位的别称、俗称。上述《行军总要》中的"几旗兵"等句，或即是"几两兵"的意思。（《行军总要》还有这样的话，在筑营立寨时，佐将应将"某旗兵筑几阔几派明确。这里的"某旗兵"，可以解释为"一旗兵"、"三旗兵"即"一两兵"、"三这样，"某"是一、二、三、四的代称；但在这里，"某旗兵"解释为"红旗兵"、兵"……也似乎可通。这样，"某"就是青、红、黄、白、黑的代称。）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初步认为，根据《太平军目》、《天朝田亩制度》、《行军总要》，在太平天国的观念中，"旗"是社会和军队的单位。它有两种含义，一与"旗分五色"相联系，即是以旗色统属人群的序列；一是指"两"这样的具体军事单位。
"旗分五色"的制度并没有在太平天国地区的人民中间实施。从有关设立军帅、师帅等各级乡官的资料中，见不到分立五旗的记载。（《金陵癸甲纪事略》记天京初期情况说："次日传伪令，凡姐妹俱要赴小道理……至则分四色旗，令有夫与子在城内者，立黄旗下。其夫与子打先锋远出红旗下。孀妇处女立白旗下。其夫与子变妖逃走者，立黑旗下。……各照所立旗
册。"（《太平天国》，第4册，664页）这只是临时的分类编组，与本文所讨论的问同。）在军队中，这一制度虽不是毫无踪影，但也晦而不明。然而，这些实际情况至少并不能否定太平天国有以旗色统属人民和军队的观念。他们存在这种观念，《太平军目》、《天朝田亩制度》、《行军总要》就是证明。
以旗色统属人群和以"旗"为一种单位，在当时是普遍的，太平天国创始人有这样的观念是不奇怪的。
清朝初制就以"旗"为组织社会和军队的单位。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设黄红蓝白四旗，后增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共设八旗，以统辖所有的满、蒙古、汉军之众。建立清朝后，汉人虽不编入旗，但八旗、绿旗的存在是众所熟知的。
清前期兴起的天地会也有自己的旗色制度。根据天地会传说历史，它的五房兄弟在被迫分散时，立有五色旗号，以黄红赤白青五色旗分别代表五房，以作为日后记认的凭证。五色旗意味着天地会全体。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官员所访闻的情况和所得到的图，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天地会还以"旗"作为起义军的基层单位。起义军各部都有很多"旗"，各旗以数目编号，每旗二十一人，设旗头，其上又有大旗头、总旗头。（佐佐木正哉编的《清末秘密结社资料》中有一些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战士的供词，都称同旗有二十一人，可见其人数是明确固定的。）
太平天国时期的捻军也旗分五色，以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帜来编组、区分各路起义军。其基层称为小旗。在五色总旗之下或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或杂色杂花旗。
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湘军中，"旗"也是一种编制单位。在《湘军志》、《湘军记》中，湘军的编制分营、哨、队各级。但实际上，王#、刘长佑、张运兰、蒋益澧等人所部，都有旗的编制，其规模约相当于营。"旗"以前后左右或一二三四为序列，但也有以五色为序列并有新老之分，如老青旗、新红旗等。
在太平天国时期，"旗"之作为一种军队单位，其规模大小、人数多少是无定的。广东天地会以二十一人为一旗，与之对立的乡绅武装大致也是以数十人为一旗。（赵沅英《红兵纪事》记新会三江乡地主乡绅商议各乡互救办法，称大乡出十余旗，小乡出数旗，每旗救兵至，酬谢酒一石，肉十斤。参见《近代史资料》，1955（3）。）捻军的旗，无论总旗、小旗，人数都无定。湘军的旗为三百人。苗沛霖诱骗陈玉成，声称可以出兵四旗，每旗三十万人，帮助攻打开封。（参见《被掳纪略》，见《太平天国资料》，210页。这个故事未必完全真确，但这里只是考察当时人对"旗"的观念。）胡林翼报道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武昌的战斗，称太平军出兵东门和小龟山各十余旗。（参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七，《陈奏官军连日获胜情形疏》。）他所说的"旗"或者意为"队"，十余旗即为十余队；或者就是指旗帜，十余旗就是指有十几面旗帜的一支队伍。如属后者，胡林翼所说的十余旗太平军的"旗"，其所指正与《行军总要》中所说的"几旗兵"的"旗"相同。
从以上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以旗色区分队伍，以旗作为规模大小不等的军队单位的名称，是非常普遍的。（稍早于太平天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不是以五色旗而是以五色编组区分队王聪儿、姚之富等为黄号，高均德等为白号……其色号，或称有黄青白蓝绿，或称红蓝，或称有黄蓝白黑。咸同间贵州反清起义，也有红白黄青等各号。）
太平天国关于社会制度的设想多有仿古的成分，例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民和军队就来自《周礼》。但无论怎样拟古，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习惯做法，对他们不会不产生影响。《太平军目》、《天朝田亩制度》、《行军总要》等关于旗色和旗的提法，表明了这种影响。他们采用了古老的"两"作为军队的一级单位，同时又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旗"的名称。后来，原来作为别称使用的"旗"，在石达开的队伍中又成了正式的建制、正式的名称。石达开1859年进入湖南时，部队建制就以"旗"作为约略相当于军的单位，每旗一万人，其部众或说有十旗，或说有六旗；后来，又军、旗并存，有中旗、后旗、中一旗等番号。这似乎表明了当时的社会惯例的影响已在扩大。
二、旗色的运用
洪秀全在永安分封五王的诏旨说：
今特诏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
根据《贼情汇纂》所绘的旗图和其他记载，东王的旗帜是黄心绿边，西王的黄心白边，南王的黄心红边，北王的黄心黑边，翼王的黄心蓝边。
关于这些旗帜的边色，《贼情汇纂》说："用五色镶边，以分别东西南北。"（《太平天国》，第3册，179页。）《金陵杂记》更具体解释说：
缘杨逆统下诸人，本系黄背心绿边，旗帜亦然。以为伪东王东方属木青色，故皆用绿边也。……韦逆系伪北王……旗帜数十对皆黄心黑边，听使诸人皆黄背心黑边，以为北方属水，从这一解释可知，太平天国将代表东方的青色分为绿蓝二色，它们是东王、左军主将翼王的旗色。青白红黑是东西南北四王的旗色。由此推断，黄色应代表位于中央的天朝。《贼情汇纂》遍绘自东王至两司马的旗帜，唯独没有天王的旗帜。但洪秀全应是有旗帜的。《金陵杂记》说，"洪逆之旗约长方一丈内外"（ 《太平天国》，第4册，638、617页。）。从天王统下的号衣为全黄无边而诸王统下的号衣皆镶各色边的事例来看，洪秀全的旗色当是纯黄。
东西南北四王的旗帜不是青白红黑四色旗，而是以黄心镶各色边以示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四王只是管治四方，其本身仍居中央天朝。虽然如此，五色代表五方的意义是明白的。太平天国的号令旗有明确的制度，即以五色旗帜表示五方，以作为调兵遣将、传达命令的工具。《行军总要》规定：
凡镇守城池及营盘，四方派有兵士筑营镇守，必要立五色大旗按五方分立，俾知杀妖往向：东方用大青旗为号，五色小旗五条；西方用大白旗为号，五色小旗五条；南方用大红旗为号，五色小旗五条；北方用大乌旗为号，五色小旗五条；中央则五色大旗俱齐，五色小三角旗亦齐。五方俱听中央号令，各方所设小三角旗以为杀妖点兵所用。
其调兵办法是，如东方有敌兵来，即由东方营盘摆动大青旗，并擂鼓角，传至中央，中央即挂起大青旗，使西南北三方都知道东方有敌情；如需调西方之兵去东方助战，即在大青旗之上加挂一条三角小白旗，如需调南方之兵，则加挂小红旗。以此类推。（参见《太平天国》，第2册，420～421页。又《贼情汇纂》卷八《伪律禁诸》并有以红旗、黑旗分别表示水路来犯之敌或旱路来犯之敌的规定，见《太平天国》，第3册，229页。）
这种以不同旗色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在天京始终实行。在前期，"贼于城中设望楼甚多……各楼遍贴伪示云，如遇东方兵来，则于楼上麾青旗，南方兵来麾红旗，西方兵来麾白旗，北方兵来麾乌旗，即黑旗；如须城内之兵出城帮同拒敌则麾黄旗。"（《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第4册，631页。又《金陵省难记略》、《记》所记略同。）在后期，"王师（清军）既复雨花台后，时有兵勇出队。如兵薄东城，城中谯楼上举青旗；薄南门，举红旗；薄西门，举白旗；薄北门，举黑旗。大吹鼓角，促各馆牌面上城"（ 《金陵纪事诗》注，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04页。）。五色旗帜除了表示东南西北中以外，还用来表示前后左右中。《行军总要》关于水路号令的规定说：凡船只开行水面，必须号令分明，方能易于认识。如佐将统领各军兵船，皆当均匀分为三队行走，佐将船居中，即以自己大旗悬挂桅上为号；前队兵船桅上均挂三角红旗为号，中队兵船桅上均挂三角黄旗为号，后队兵船桅上均挂三角乌旗为号。无论何军何船，归入前队则用红旗，归入中队则用黄旗，归入后队则用乌旗。（《太平天国》，第2册，418页。）
根据这一规定以红旗代表前队、黄旗代表中队、黑旗代表后队的序列，青、白旗应代表左、右。这样的旗色序列如与杨、萧、冯、韦的旗色对照，与他们作为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四军师的方位一致，但与他们作为中前后右四军主将的方位不一致。
太平天国的旗帜除了用以代表方位因而有各色旗帜外，仪卫旗也有多色旗帜。太平天国高级官员出行都有盛大仪仗，其中旗帜很多。《贼情汇纂》记杨秀清仪仗中的旗帜有：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又参护背令旗、骑对马约数十对。（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179页。）从这里看，仪卫旗的旗色是与职衔旗一致的。《金陵省难纪略》说："东贼出门旗帜无数，北贼黑镶边蜈蚣旗八，翼贼绿镶蜈蚣旗八，伪丞相伪检点伪国宗俱银红镶蜈蚣旗四。"（《太平天国》，第4册，715页。）所记虽较简略，也说明仪卫旗与职衔旗旗色一致。
但另一些关于太平天国仪卫旗的报道，与这一规则并不都符合。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冬，太平军克复庐州，民人周邦福目击胡以晃等入城的情况："伪丞相面前执事，系杏黄绸蜈蚣旗，上绣二龙戏珠，此旗十对；又方旗五对，白心红边，中嵌黑白相间太极图。又有丈高黄布旗十对，既阔而大，上写"太平天国春官丞相功勋加一等胡"伪衔字样。……后头所跟皆是贼的伪官……有四五十人一样打扮，皆骑马，手执蓝绸旗，用杪杆撑着，人执一杆，坐在马上。又来伪官指挥一个，面前方旗四对，白心红边，又杏黄绸蜈蚣旗八对，又黄布大旗八对。又阔又大，上书"太平天国十九指挥功勋加一等"伪衔。"（《蒙难述钞》，见《太平天国》，第5册，67页。）这一段具体的记述进一步证明仪卫旗中的蜈蚣旗与职衔旗旗色一致，但几对方旗却是白心红边，不同于杨秀清仪仗中方旗也与职衔旗旗色一致。杨秀清的随从中有数十对骑马背令旗的参护，胡以晃的四五十名随从大概也是参护，但骑马执蓝旗。白心红边旗、蓝旗的意义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
汀州曹大观《寇汀纪略》记石达开所属"石国宗"的旗色十分复杂。石国宗有"护将"五百名，蓝旗红边；"护旗"五队，各队旗帜为五色镶边；以下侯相、承宣、检点、指挥各有队旗一条，"护旗四方"，护旗分别为红心白边旗、红旗、乌旗白边等。又记"水营三百六十一正将军"郭姓的队旗为黄心红边，"护旗四方，黄旗不用边"（ 《太平天国》，第6册，808、813页。）。其中说各级官员都有"护旗四方"似乎与周邦福所记胡以晃等的方旗相似，应是仪卫旗。只是其旗色的规则，更难理解。
太平天国还有两种督战旗。一种是杨秀清发给各带兵将领的，黄绸心，绿绸火焰边，上写"东王有令，专斩临阵退缩"。另一种由各军总制自制，上写"胜旗"，也用以督战，其旗色未据载明。（参见《贼情汇纂》卷五，见《太平天国》，第3册，148页。）根据东王发给的督战旗与东王旗色一致之例，各军自制的督战旗，也必与各军旗色一致。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确有多色旗帜。以五王旗、水陆号令旗而论，旗色的不同表示了方位的不同。
太平天国以旗帜多著称。号令旗主要用于城池、营垒的防守，仪卫旗只是为较高级的将领官员所拥有，它们在太平天国旗帜中不会占很大比重。太平天国旗帜之多，主要由于从两司马这样的基层军官起，以至各种杂职典官，都有自己的职衔旗。而关于这种旗帜，《贼情汇纂》中的记载和图示都是黄色--东西南北翼王有五色镶边，指挥以上有水红色镶边。这是以为太平天国旗帜都是黄旗的重要依据。但《贼情汇纂》的记载是否完全准确，需要加以验证，其办法就是考察清方将帅和其他人士关于所见所获太平天国旗帜情况的报告。他们的报告大多没有记明所见所获的旗帜上是否写有什么职衔，但在行军中、野战中见到或俘获的旗帜，基本上应该是这种旗帜。《贼情汇纂》说，太平天国一军就有六百五十六面旗帜，此外更有总制、将军、监军、各典官的旗帜，"故官军与贼接仗，恒觉贼旗之多也"（ 《太平天国》，第3册，143页。）。接仗时所见的旗帜多为职衔旗，是可以大致肯定的。
下面就按这一办法作简略的考察。太平军旗帜是黄旗的记载很多，所以重点在于考察非黄旗的事例。
三、太平天国前期军中旗色
金田起义初期，关于太平天国旗帜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其中颇有多色旗的记载。
蔡村江之战是起义之始的最大战斗，当清军进击时，"有手执红巾数贼……率匪众拼死直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劳崇光等奏进攻金田失利伊克坦布等战死折》，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稍后，清军进攻大黄江口，"将身穿红袍贼首及手执蓝旗贼目一人轰毙倒地"（ 《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会奏官兵进剿金田逆匪两次大胜折》（咸丰月十一日）。）太平军在武宣东乡时，周天爵令兵勇至东岭村诱敌，"该匪各执五色大旗扛抬枪炮分三股前来抗拒"（ 《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二，《会奏添派镇将堵剿武宣东乡逆匪情形折》（年三月初二日）。）太平军自武宣北入象州境，主动进攻清兵，"由鳌村、马鞍山沿山而来……各执红旗白旗，四面扑营攻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周天爵奏黔兵接仗获胜折》（咸丰元年五月初一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太平军自象州回师桂平，乌兰泰等进攻新墟，俘获太平军"黄旗五、蓝心红边龙旗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赛尚阿奏进攻新墟、猪仔峡获胜情形折》（咸丰月十三日），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在起义初期李星沅任清方钦差大臣的四个月中，奏报军情时提到太平军旗色的凡三次：蓝旗、五色大旗、黄旗各一次。此外，他还奏报夺获刘八一股的"蓝旗一枝"、"蓝旗二枝"，并"炮毙骑马贼一人，背插红旗，书有将军头张二五"（ 《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二，《附奏各土司州县缉捕匪徒片》、《附奏剿捕玉林博白两属股匪片》。）。刘八系凌十八之党。凌十八参加拜上帝会起义后，在玉林州与清兵战斗，旗帜是红旗。（光绪《玉林州志》卷十八，"贼排阵来迎，装妖作怪，列红旗，喧鼓乐"，"贼先伏各坡塍，列红旗到窑岭接仗。镇兵炮战良久，倒其红旗两面"。）凌十八终于未能同太平军大队会合，其活动后来曾被太平天国批评，他和刘八的旗色情况，我们可以不论。仅以上述在金田、东乡、新墟等处活动的太平军的旗色看，就有黄蓝红白诸色旗和"五色大旗"，这是同"旗分五色"的规定相符合的。
如果实行"旗分五色"的制度，我们可以设想，与五方相应的五色旗帜的军队，系由天王和五王或由五王分领。这样的设想得不到一以贯之的资料证明，但并非丝毫无所印证。《盾鼻随闻录》说，当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之际，有青旗、红旗、白旗、黄旗、黑旗各一队；又说，太平军进攻南京时，"伪翼王石达开青旗贼、伪北王韦镇黑旗贼俱到，分队攻城"（ 《太平天国》，第4册，361、374～375页。）。关于《盾鼻随闻录》的编者，罗尔纲同志已考定是汪堃，并指出汪堃当太平天国壬子二年至乙荣五年（1852-1855）年间在四川任道员，并未目击躬亲太平天国之事；他编撰这本书的目的，是诬蔑太平天国以诋毁他的仇家何绍基。这些看法是很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一切记载都出于捏造；其中不少资料系汪堃所编辑，而不是出于他的写作。如卷八的无名氏《独秀峰题壁》和上元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就是当时当地人的纪事诗而被汪堃编入《盾鼻随闻录》。《金陵纪事杂咏》诗注，"陆建瀛仅有两舟逃回，青旗贼从后追赶"（ 同上书，422页。），这是颇可印证"伪翼王石达开青旗贼"之说的。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举行西征北伐。据清方探报，西征军中有"黑旗贼"（ 《近代史资料》，1955（3），10页。）。《盾鼻随闻录》卷四《豫寇纪略》说，北伐军中，"林凤祥用红旗，吉文元用蓝旗，李开芳用白旗，另有黑旗贼首，年三十余岁，不知姓名……围怀庆府，红旗贼先到"（ 《太平天国》，第4册，386～387页。）。这些记载虽无其他确切印证，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旗帜除黄旗外，确有其他旗色。如《大学士讷尔经额恩善奏陈前队接战获胜情形折》报告在怀庆附近的战斗说：
瞥见隔河树林内，有穿红衣贼目率领贼匪约数百人，手执大黄旗并红白二色旗帜，直扑河岸。（《粤匪杂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27页。）
又，托明阿等奏称，咸丰三年（1853）六月二十八日的汜水之战，清方夺获"伪总都督军黄白大纛六杆"；陆应奏称，咸丰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武安知县遇见"贼匪数十（应为"千"），分执五色旗帜，蜂拥而来，官兵即放枪炮，轰毙贼匪百余人"（ 《忆昭楼时事汇编》，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208、338页。）。
在天京附近，《向荣奏稿》十二卷叙述交战中见到、夺获、轰倒太平天国黄旗有六十余次，但也有几次提到太平天国的其他旗帜：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三日《更换张国梁为统兵大员连克顾家坝一带贼垒卡折》："鏖仗逾时，有执蓝旗贼目往来指挥，甚为凶悍，经……砍毙，夺获大方蓝旗。"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克复浦口江浦二城折》："鏖仗两时……复斩悍贼一名，力夺大方蓝旗一杆。"
咸丰六年五月十五日《驰援镇江获胜全股逆众遁回金陵折》："分投拦剿，歼斩多人，并击毙执绿旗贼目一名。"
向荣奏报还几次提到太平军船队的旗帜：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复奏武昌失守筹备堵剿情形折》称，太平军克武昌后，以"三千余人乘船三四百只，上插五色旗帜，诈称奴才差人赴下游运粮，于十一日到黄州府及武昌县滋扰"。按，五色旗帜并非假冒向荣旗帜，向荣的旗帜是黑旗。
咸丰五年（1855）四月初四日《师船进剿三山江面贼获胜折》称，三月二十六日清军水师夺获"五色旗五十桨七丈余长大快蟹船一只"，"三色旗四十二桨七丈长大快蟹船一只"，"五色旗大拖船一只"，"击碎五色旗大贼船一只"。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芜湖水师截剿获胜情形折》称，十二日夺获"三色旗炮船一只"（ 参见《太平天国》，第8册，589、608、628页；第7册，17页；笫8册555页。）。
据向荣报道，清军在地面战斗中见到太平军旗帜绝大多数是黄旗，偶尔出现蓝旗、绿旗；在水上战斗中，他报道太平军船舰的旗帜是五色旗、三色旗，这似乎是水师船队的专用旗。清方探报也说，西征军水师进入湖南，"其龙阳、益阳交界之羊河脑约有贼船千余只，俱插五色旗号，头船黄旗，上书"正破长沙带破荆州"八字"（ 《近代史资料》，1955（3），12页。）。但同时又有互异的记载。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冬从岳州到武昌的水路上，或说洪秀全的座船遍插黄旗，"余船均有号旗，五色杂错"（ 《盾鼻随闻录》，见《太平天国》，第4册，365页。）；或说"黄旗大小列艨艟"，"贼旗尽黄色"（ 《鄂城纪事诗》，见《太平天国资料》，32页。）。到天京后在上关下关聚集的船队，据说"备打仗者插黄旗，头目船插红旗，妇女船黑旗，其余辎重银米各船旗色不一"（ 祁寯藻：《访问贼匪情形单》，见《太平天国》，第7册，103页。）。来自曾国藩湘军水师的报道，也与向荣节制的红单船水师所见所知情况不同。咸丰四年（1854）三月二十日曾国藩报告："贼在汉阳管水军者系伪翼王之兄弟，贼中称为国宗兄，其船旗以绣花呢别之。其有洋炮之船，以白旗别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探明前路贼踪片》。）其他船旗如何，没有提到。准此而言，太平军到达靖港的船队，"后有大船一只，上插白旗"（ 《近代史资料》，1955（3），12页。），应是洋炮船。不久，湘军水师攻陷岳州，曾国藩称"逆船三四百号全军覆没"，获得的战利品有"红旗、号褂、风帽三捆"⑦。这些分歧的记载，只能使我们了解太平军水师并非只有黄旗，但难以从中判明它的旗制。
目击者的记录是更值得重视的。咸丰六年（1856）正月，赵烈文到江西南康曾国藩大营。十七日，太平军来挑战。他记载说：
贼来挑战，与孝登垒望之。白旗二、黄旗数十出林中，火炮轰然去里许。
二月初十日，他在樟树镇彭玉麟营地，记见闻说：
望堤上贼帜甚多，皆青白二色，盖贼近用五色旗以乱我军，不纯用黄赤也。
从金田起义之初就同太平军对敌的李孟群，在乙卯年（1855）初太平军二克武昌后写的《上曾骆二宪禀》中说：
（太平军）旗帜衣帽，不尽用黄，杂以青红二色。（方玉润：《星烈日记》引录，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88页）赵烈文记载了两次所见旗色。他和李孟群又都概括地谈到了太平天国的旗色情况。他们都证明太平天国军队中有着多色旗帜。当然，从他们的语气来看，黄旗或绿旗、红旗是多数。至于五色旗的始用则并不在咸丰四、五、六年（1854-1856），如上文所述，金田起义之初早就有各色旗帜了。
方玉润记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五月目击陈玉成部和清军交战的情况尤为生动具体：
贼酋伪成天豫陈玉成……率众十余万人来围（湖北）黄梅诸营……余与镇军各登望楼观战……须臾见高岭火箭齐飞，喷筒乱放，鸳鸯旗一气直上，贼营火起……贼见我军尚有两队列田垅间，恐截其后，遂调蓝旗白边一旅，先来接应……复调其小黄旗、金黄旗、五色旗、蓝花旗更番接阵，每一队退，则一队进，毫不错乱。（方玉润：《星烈日记》战形，乙巳五月二十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3册，121页。）
在考察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以后的旗色问题时，需要注意到太平天国六、七年以后捻军同太平军联合和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冬以后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在江西加入太平军这两个因素。前已提到，捻军是旗分五色并有各种杂色杂花旗的。方玉润所记的这次战斗，据胡林翼奏报发生在咸丰五月十二日。（参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八，《各路官军剿办皖贼获胜疏》。）胡林翼报告说，"此次悍贼伪豫天侯陈玉成由桐城率三万余众，又裹胁皖省饥民数万，并力上窜"。又说，"北岸之贼目为陈玉成、李寿成，勾结皖省捻匪饥民，号称十万，自四月以来由宿松、太湖、英山、霍山分犯蕲州、黄梅、广济、罗田边界"（ 《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七、十八，《皖贼上犯官军援剿获胜疏》、《奏陈围困贼迭次大胜及水师深入失利旋复获胜疏》。）。因此，方玉润所记的这次战斗，太平军中或有捻军在内，所见的旗帜或者不都是太平军的旗帜。捻军同太平军联合作战的范围，主要在淮南皖中和长江以北的皖鄂毗连地区，从未到达江南。这一限制，有助于我们在考察太平天国后期旗色时，了解何者没有捻军的影响、何者可能有捻军的影响。
广东天地会起义军的问题稍复杂一些。他们从乙卯年（1855）冬在江西加入太平军后，在清方资料中被称为"花旗"。"花旗"的活动范围很广，遍于江南浙闽皖赣粤各省，石达开、李秀成、李世贤等各部都有，天京失陷后仍继续在闽粤战斗。因此，"花旗"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样的旗色，对于考察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以后的旗制旗色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花旗"是各色旗的概称而不是指某一种颜色的旗，那么，即使关于后期太平军的资料中有多种旗色的记载，也难以辨别它们是太平军本来的旗帜，还是后加入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的"花旗"。
四、关于"花旗"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五月，广东天地会大起义。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起义军一部分进入广西，一部分经湖南、江西而加入太平军。关于他们在江西参加太平天国的情况，曾国藩在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一日报告说：
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者，以伪翼王石达开为首。……粤东另股土匪由湖南茶陵等处入江境者，以周培春人数为最多；又有贼目葛耀明、陈宁、邓象、卢纬等均于瑞州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贼目关志江、陈植槐等均于临江投入石逆大股之中；贼目王义潮、刘梦熊分屯吉安、泰和，亦已与石逆合并为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会筹各路堵剿情形折》。）
这一批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据认为就是太平天国队伍中的"花旗"。1864年春当侍王李世贤分股入赣时，清两广总督毛鸿宾奏报太平军动向并回溯前事说：
探报金陵逆贼伪侍王分大股上窜，其前队广东花旗股匪已由浙绕越江西之广丰、玉山，渐及抚州、建昌地界，获贼供称该逆有回窜粤东之意。查咸丰六年广东红匪大股数十万人窜扰吉安等处，会石达开至临江勾结其众，另编花旗股匪，肆扰多年。（《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六十九，甲子年三月二十八日。）毛鸿宾指明"广东红匪"即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入江西后，加入了太平天国，由石达开另编为"花旗"。他所说的年份不准确，咸丰六年应为咸丰五年冬。
这些"花旗"当石达开脱离天京进入湖南、广西之时，多未随行而自行活动于江西、广东等地。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李秀成进军江西、湖北，他们又多加入李秀成部。左宗棠于同治二年（1863）二月报告皖南军情说，皖南太平军有三股，"一为花旗贼，此股系广东无赖匪徒，前年由广东、湖南、江西入浙皖者也"（ 《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八，《奏报富阳皖南两路获胜情形折》。）。应即指此。
"花旗"究竟是怎样的旗帜？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三日刘长佑报告与石达开部作战情况说：
据生！贼供，石姓伪大小国宗及余姓伪经略由浦城、崇安会合邵武之贼约数万人，一出黄土关，一窜泰宁、建宁，意将再图抚、建等语。查此股贼目系李、林、周、谭各姓，均属广匪。连日！斩各贼，广匪亦居大半，旗帜多花色，即贼中所谓花贼子，其为抚、建窜贼无疑。（《刘武慎公遗书》卷十九，《禀牍二·禀耆中丞迎剿广贼获胜》。）
所谓"旗帜多花色"，应是指他们的每面旗帜中有多种颜色，而不是指他们有多种颜色的旗帜。同治三年（1864）二月十二日沈葆桢奏称，太平军由遂安入玉山，"第一股多花旗，系黄逆部，第二股多黄旗，系侍逆部"（ 《剿平粤匪方略》卷三百六十三。）。另一些历史资料如陈坤《粤东剿匪纪略》、朱用孚《摩盾余谈》也屡称江西、福建、广东的太平军分黄旗、花旗两股。这都表明，"花旗"是一种花色的旗，而不是红白青黄黑各色旗的总称；不然，花旗和黄旗就不成为可以互相区别的两个名词、两种旗色了。
可以更确切地证明这一点是曾国藩的一份奏报。曾国藩报告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八日在他的祁门老营附近同太平军交战情况说：
初八日辰刻……我军行至距祁二十里之石门桥，贼已距桥不远，白旗之匪拥至桥外田垄……桥外山岗黄旗、黑旗、花旗诸逆分三大股……白旗之贼径由田垄猛扑而前。（《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逆匪分犯大赤大洪二岭迎剿获胜折》（一年正月二四日）。）这一段话不但证明太平天国军队中有各种旗色，而且也证明花旗是与白旗、黄旗、黑旗相区别的一种单独的旗色。
了解花旗是在红黄青白黑各色旗以外的一种花色旗，对于探明花旗的来由也有帮助。
前引用毛鸿宾的奏报说，石达开在临江"勾结"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另编花旗股匪"。或以为毛鸿宾这一说法是错的：花旗是广东天地会原来用的旗帜，并非石达开所给；石达开没有把加入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改编，使他们得以保存原来的旗帜，产生了很大的恶果。但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与事实不符。
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原来用的旗帜并不是花旗。他们主要用红旗，间用黄旗等，但从未用花旗。
参与镇压起义的赵沅英《红兵纪事》说："匪即□□□□树红旗……红旗既树，四面土妖皆应。……乡亦树红旗矣。"（《近代史资料》，1955（3），95页。）又光绪《四会县志》称："咸丰四年甲寅之岁，自六月二十日陈开倡乱于佛山，烽烟四起，遍竖红旗相响应。"（光绪《四会县志》卷十，《杂事志·前事》。）
起义初期，清广州协外委冯国光报告交战情况说，闰七月初五日，由坭城进攻横江桥，"夺得大红旗、小红旗十七枝"（ ［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秘密结社资料》，36页。）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八月十四日，新会解围，"各堡之树红旗者，尽转而白"；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正月初五日，清军攻破官窑，"获红旗、军械无算"（ 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二，《前事略八》。）。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月十一日，清方团练与惠州天地会首领翟火姑战于河源县半坑，"夺其赤帜、辎重、良马"（ 同治《河源县志》卷十二，《纪事》。）。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月，"粤东贼洪英堂等寇（蓝山）县城"；十二日，"贼哨至城西，竖大红旗于社稷坛"（ 民国《蓝山县图志》卷七，《事纪中》。）。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八月，广东天地会起义军由乐昌、乳源入湖南宜章，被宜章团练夺获大红旗一面、小红旗四十余面；其由连州星子市进攻湖南临武县者，被夺获"黄伞黄旗数十件"，又大黄旗四十余面，洪胜堂印一颗。
乙卯年（1855）秋，进入湖南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在郴州、桂阳、茶陵、兴宁、安仁等地活动，联合了许多本地的起义者。他们在战斗中被清军夺获的旗帜，据骆秉章报告，有红旗、黄旗和"各色旗帜"。（ 参见《骆文忠公奏稿》卷三，《永兴、茶陵失守分路剿办情形折》、《南路胜同日克复茶陵、桂阳两州折》。）
这样看来，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在江西加入太平天国以前，原用旗帜并非花旗，是可以肯定的。因而，他们加入太平天国后之成为"花旗"，也只能是太平天国所授予的旗色。
太平天国把这一批新来者另编为花旗，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批新加入者人数相当多，有称十余万者，至少也有二三万。他们的加入，增强了太平军的力量，这是太平天国所欢迎和需要的。他们自湖南茶陵而入江西永新而安福而分宜而万载，与从湖北通城进入江西的石达开在新昌县相遇。同治《分宜县志》称："咸丰五年十月十七日，粤东贼葛、卢、陈、周、王五头目自安福窜分，号为洪兵。越二日，窜万载、新昌，与发逆合。"（同治《分宜县志》卷五，《武备》。）据《粤匪起手根由》，双方系在江西"望宅"（万载）会合，广东天地会头目有周春、李鸿藻、陈寿、陈容、翟元帅、刘元帅，俱被石达开封为指挥之职（参见《太平天国史料》，461页。）。但据同治《新昌县志》，广东天地会之加入是小有曲折的。"时翼众十余万，与广匪十余万相持不下，欲相击，上高人严守和说广匪降翼，二威大振，随分陷袁、临、吉诸郡，全省震动。"（同治《新昌县志》卷八，《团练》。）无论怎样，这是两批素质、训练、作风互有差异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成批地加入太平天国，不同于随时吸收的小股人员，确有其特殊性。太平天国原有五种旗色，对一批有特殊性的新来者，在原有五种旗色之外另立一种旗色，是可以理解的。另编为花旗，并不是说花旗是自行其是、无所统属的，在江西就统辖于胡以晃。编为花旗，也不会只是石达开个人的决定，这从石达开脱离天京以后由天京统率的队伍中仍有花旗存在就可以了解。花旗之与原有的太平天国部队有一定的矛盾，不是由于旗色之不同，而是由于素质、思想、作风之不同，这种矛盾从开始就存在并已有暴露了。（曾国藩在丙辰六年（1856）就以这一点向林启容进行挑拨："江西各府，附之贼居多，外虽归顺，心实猜忌。如周、邓、洪、卢诸人甚不愿受尔等之约束。"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谕贼目林启容》。）
"太平天国的"旗制"
五、后期军中多色旗举例
了解花旗是太平天国另立的一种旗色，是指一种花色旗，考察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856）以后太平军旗色的问题也就不致引起歧解。
总的来看，从历史资料中所见到的后期太平军旗色情况，与前期大略相同，即以记黄色者为大多数，但记其他旗色者也颇不少。最突出的，除上文已经引述的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正月太平军白旗、黄旗、黑旗、花旗四队在祁门与清军的战斗外，更有咸丰六年（1856）八月初一日江西瑞州城外的一次交战，与战的太平军六色旗俱全。曾国藩报告这次战斗说：
八月初一日，伪指挥黄姓纠集临江、奉新、安义、武宁、义宁各处逆党，并合（瑞州）城内大股，号称四万，四路拥至。旗分五色，排列山岗。黄旗一股对我湘营，红旗一股对我宝营，白旗、蓝旗二股对我省兵五营，青旗及杂色镶旗一股伏在树林之间。……另有青旗一股，从东北数里外风驰雨骤而来，截我军之后路。……我军一齐冲击，而贼势浩大，前者已歼，后者不退，黄旗已却，红旗又至，青旗一股更为凶悍。……讯据生擒贼供，号称四万，实二万余人，广贼数千，极为骁悍，本日被杀约计千余。（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八，《围攻瑞州收复靖安安义二县折》。）
在这一战中，太平军"旗分五色"：黄红白蓝青；此外的"杂色镶旗"，大概是"广贼数千"的旗帜，也就是"花旗"。
其他一些有关太平军中存在多色旗的记载都没有这样完整典型。为节省篇幅，下面只予简单列表举例。资料来源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刘长佑、刘坤一、王#等人的奏疏、禀报和其他人的纪事、笔记，不复一一注明。
年月 旗色事实摘要咸丰六年二月清军占萍乡，"毙红旗贼目一名"，夺获"护天豫胡大黄旗、伪将军杨大黄旗及总制、旅帅、军帅、师帅等黄旗红旗白旗共八十余件"。
续前表年月 旗色事实摘要
咸丰六年四月太平军由江西入湖南浏阳界，被夺获大红旗一、大黄旗二，小黄旗二。
咸丰六年五月 清军进攻袁州，"毙一执青旗贼目"，获黄旗九面。
咸丰六年五月清军与天京派援江西万载的援军战，获大黄旗、红旗二十七面。
咸丰六年五月 清军在攸县界获大小黄、红旗五十四面。
咸丰六年七月石达开上援武昌，鲁家巷之战被清军夺获"各色大旗二百余面"。
咸丰六年十月清军与援袁州之瑞、临、吉太平军战，夺获大小红、黄旗帜三百十一面。
咸丰六年十月 清军进攻建昌，"毙红旗贼目一人"。
咸丰七年 石达开部殿右四检点刘远达攻汀州，"黑白旗帜塞满道路"。
咸丰七年二月临江之战，太平军"列阵二十余里，五色旗帜遍布四野"，清军夺获大黄旗二十一面，中黄旗十七面，大红旗三十四面。
咸丰七年三月临江又战，清军得大绸白旗五面，大绸蓝旗九面，大绸黄旗三面，中黄旗九面，中白旗十三面，中蓝旗七面，小黄旗二十一面。又，龙虎大旗九面，大黄旗三十一面，大白旗二十七面，大蓝旗三十五面，中黄旗六十七面，先锋旗二十九面。
咸丰七年五月新淦之战，"广贼七八百人多执五色方旗前来接应"，清军获大小黄旗五面，白旗三面。
咸丰七年五月
九江围城中太平军出战，清军夺获"黄、红、杂色旗二百五
十余面"。
咸丰七年五月 吉安水东之战，清军夺获"各色旗帜无数"。
咸丰七年闰五月藤田之战，太平军"各色旗帜漫山遍野"，战后清军"收焚各色大旗四千余面"。
咸丰八年三月抚州太平军"五色旗帜纷披"，清军获"大小旗帜八十五面，内红绸旗更多"。咸丰八年十二月
清军进攻景德镇，太平军"白旗飘漾，数十骑出站河岸"。
咸丰九年二月 清军进攻信丰，万余太平军"各执五色旗前来抄截"。
咸丰九年三月清军在新宁与石达开部余宰制战，夺获大小黄、蓝旗三十一面。
咸丰九年四月清军在宝庆、娘山与石达开部傅检点等战，获大小黄、蓝旗九十七面，又"大小各色旗帜"三百面和四百七十面。又在新宁、武冈等处夺获"大小各色旗帜"五百七十、二百七十余、四百余面。
咸丰九年五月石达开进攻宝庆，"五色旗帜遍布林间"，"执红旗二贼为劈山炮轰毙"。
咸丰九年七月 石达开解宝庆围到东安，清军获先锋大红旗一面。
咸丰十年正月清军进攻太湖，太平军"黄盖红旗，弥山漫谷"，清军"击毙黄旗花旗悍贼数十名"。
咸丰十年四月 在无锡，太平军"五色旗帜，风驰而来"。
咸丰十年四月在吴江，太平军"自北而南，旌旗五色灿烂"，"闻黑旗贼过吴江"。
咸丰十年五月 "长发一队，手执红旗利刃"，到吴江同里。
咸丰十年八月太平军进入常熟，"旗帜五色，红者居多"。到王市，"红旗长枪，一片通红"。
咸丰十一年六月太平军在江西德兴交战，"所余红旗一股，仍向浙江开化华埠窜逸"。
咸丰十一月六月
清军攻随州，夺各色旗帜十三面。
同治元年三月 清军在荻港旧县"斩红旗悍目十余名"。
同治元年九月 清军进攻龙游，获红绸蜈蚣形画龙旗二百三十余面。
同治四年 汪海洋之前锋胡瞎子，"旗色衣甲，尽用赤色，望之如火"。
除了以上诸例以外，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关于李世贤旗的报道。在清方所见所获的旗帜中，明确指明是将领职衔旗的较少，指明是高级将领的尤少。这些被指明为将领旗帜的，据报都是黄旗，这也增强着太平天国旗帜只是黄旗的印象。清方得到过一面侍王李世贤旗，这可能是他们得到的职位最高的一面将领旗。但这面旗帜却是红旗。左宗棠同治四年（1865）三月二十九日《缉获通贼洋匪解沪讯办折》：
二月二十八日，（已革金门游击）陈允彩在白水营见一小哨船挂帆而来……当率舟师追击，跃过彼船，生长发贼谢应泷一名，洋人三名，搜获太平天国侍王李红绸大旗一面。（①《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二十一。）
侍王旗为红旗，这与《贼情汇纂》记诸王侯的旗帜为黄旗的初制不同。
六、几点推测
太平天国的旗色资料极为分散，以上所举仅是局部例证，已觉十分分歧复杂。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太平天国除黄旗以外的确还有多色旗帜，但似乎难以从中找出他们的旗色制度的具体规则。
《太平军目》可能是太平天国最早编撰的书籍，辛亥年（1851）春清方已经得到。（参见本书《〈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 《太平军目》中有"旗分五色"的规定；同时，在庚戌年（1850）十一月底的蔡村江之战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六月的新墟之战的半年多战斗中，清军见到的太平军旗帜有红、蓝、白、黄诸色旗和五色旗，此外还有蓝心红边龙旗。由此似可推想，"旗分五色"的制度在初起时已付诸实施。
从"旗分五色"和太平天国初起时设五军、封五王等制度来看，可以推测他们有过以五王统领五方、五色的想法。如果这样，各色旗军队应该分属各王统率。历史资料中有韦昌辉黑旗军、石达开青旗军的记载，是与这样的推测相符的。但这样的记载出现很少，其他许多关于不同旗色的记载，并未说明它们的主人是谁，而且我们也并不能确切知道太平天国军队上下之间统属关系的具体情况。因而，这样的推测实际上仍是难以证实。从所见的后期情况看，主将、统帅的旗色不必与所属队伍一致，即主将、统帅属下的军队可以有多种旗色。九江的主将是林启容，但九江城中出战之军，被清军夺获的有黄、红、杂色旗。（《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八，《奏陈九江长围困贼迭次大胜及水师深入失获胜疏》。）汪海洋被称为黄旗，而其骁将胡瞎子却是红旗。（参见朱用孚：《摩盾余谈》，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118页）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正月初八日祁门石门桥之战，据曾国藩说，与战的太平军是右军主将刘官芳部下（参见《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致沅弟。），而有六种旗色。这说明，旗色只有序列的意义，而不是统属的标志。林启容、刘官芳、汪海洋等各人属下都有红旗，但各支红旗之间，显然并无统属的关系。这是后期的情况，初期是否不同呢？太平天国兴起后，队伍发展很快，南、西二王先后牺牲；内乱以后重建五军主将，但不久，各种番号林立，将领的独立性和权力增大。由于这些情况，假定初期有过五王分统五色的拟想或实际，到后来也不能没有若干的变化。
实行"旗分五色"制度的必要事实，是实际上确有五种旗色的军队。这一点，从本文所举的一些事例可以得到证明。但在太平天国的各色旗中，何以黄旗独多？认为太平天国只用黄旗，这不是事实，但历史记载所见的黄旗远较他色旗多，却确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观念上的矛盾可能是造成虽然旗分五色但是独多黄旗的原因。前文已经提到，以五色标分部伍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但五色对于白莲教、天地会、捻军，似乎都只是序列的标记，其中并无突出的上下之分。即使在捻军，张洛行以盟主而领黄旗，黄色对于其他诸色，其意义也略如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而太平天国则不然。太平天国采用五色、五方等观念，以之作为编制队伍的方法。从这一方面、这一角度来看，黄红青白黑五色同一二三四五、前后左右中、金木水火土、春夏秋冬、甲乙丙丁等具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黄只是五色之首，正如春只是四时之首一样。但另一方面，五色之中的黄色在太平天国又有特殊的尊贵地位。太平天国的仪卫服制都以黄为尊，职官的朝帽以黄边的宽狭表示官职之尊卑，黄盖黄伞黄背心均是尊贵者的服饰仪仗，因而在天京居住过的地主文人有"贼尚黄"的记载。（参见《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13页。）五色与五方五行相应，是我国古老的观念。黄是代表中央的正色，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儒家典籍中，黄色为土地和社稷之代表，也是中央和帝王的象征。太平天国曾出告示以红黄二色为贵重之物，不准无官之人僭用（参见《佐天侯陈承培告官员兵士人等恪遵定制晓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0页。）；又规定官员乘坐之轿依官职大小以黄红绿蓝黑五色为等差（参见《贼情汇纂》卷六，见《太平天国》，第3册，179页。）。这说明，太平天国对于五色给予了等级差别的意义。黄色作为五色中的序列之一和作为尊贵的标志，其性质和作用是有区别的。太平天国一方面以黄色作为"旗分五色"的五色之一，另一方面又以黄色作为中央天朝的代表，作为尊贵者的象征，这两种观念在实施上就会产生矛盾。太平天国虽然"旗分五色"但又独多黄旗，可能就体现着这种矛盾。当然，这只是推想。这样的矛盾如何表现于他们的制度，也缺少实际的资料。
七、附记朱洪英旗帜
朱洪英，天地会头领之一。咸丰二年（1852）八月与胡有禄同起事于南宁，咸丰四、五年间活跃于广西湖南之交，有众数万。咸丰五年（1855）八月十二日，胡有禄失败被俘。据骆秉章奏报，其供词中称：
（胡有禄）系广西武宣人。其兄胡有福于道光二十七年与逆贼罗大纲攻扑广西阳朔县城，被官兵斩。该逆是时即与罗大纲认识。今年二月，罗大纲有信嘱其前往会合，故下令蓄发，自称定南王，以便号召党与。又有朱洪英，即朱声洪，自号镇南王，与该逆契好。
骆秉章还报告说："永州府揭其伪示赍呈，书"升平天国定南王吴镇南王朱"。"（ 《骆文忠公奏稿》卷三，《东安窜贼分扑祁阳新宁官军大捷生"首逆折》。）是时朱洪英、胡有禄已建有"升平天国"国号。
罗大纲原系天地会而参加拜上帝会者。太平天国通过他而联络胡有禄、朱洪英，是十分可能的。这段供词情节具体，基本可信。但这样的联络，供词中说明系始于咸丰五年二月罗大纲来信。
在此以前，咸丰四年（1854）九月，朱洪英自广西灌阳进攻湖南道州，同管带湘勇的王#等激战。战后，骆秉章奏报所获战利品说：
夺获镶黄大旗一面，太平后营龙凤旗一面，伪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一面，公义堂旗、太平后营旗、朱洪英大黄旗共数十面。（《骆文忠公奏稿》卷一，《两广贼匪同时犯界各路均获胜仗折》。）
公义堂是朱洪英所立堂号。公义堂旗、朱洪英旗，意思明确。"太平后营旗"、"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被认为都是太平天国旗帜，因而据以作出重要的结论：在朱洪英起义军里，太平天国派有人员进行联络策动。其实，朱洪英部队中如果确有太平天国的旗帜，所说明的问题不仅如此。它说明太平天国之与朱洪英、胡有禄联络，不始于罗大纲，不仅有罗大纲去信，而且还早派有代表，甚至还有队伍。这似乎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实。
但骆秉章的这段话是不准确的。
骆秉章的奏报系根据前敌将领王#的禀报。王#禀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夺获红镶黄心旗右营九杆二十长旗五杆二十长旗、太平后营龙凤旗、刘将军大黄旗、公义堂朱洪英戳记黄旗、太平后营旗、前营先锋旗及清字令字等旗约数十竖。（《王壮武公遗集》卷二，《湘勇回援道州苦战解围并请奖恤以昭激劝禀》。）上引王#禀报的第一行，"二十长旗"指什么，大概骆秉章也看不明白，奏报中删略了。但"刘将军大黄旗"等词句是明白清楚的，根本没有"太平天国"字样。这当然是骆秉章所加。此外骆秉章还将"公义堂朱洪英戮记黄旗"改为朱洪英旗、公义堂旗两种。
这样看来，朱洪英队伍中并没有"太平天国将军刘"的旗帜。
至于"太平后营旗"、"前营先锋旗"，也不能证明是太平天国的旗号。朱洪英系"奉太平天德伪号"，"揭太平天德字于帜"（ 《股匪总录》卷二，《广西昭忠录》卷二。）。天德自是当时天地会流行的称号，而广西堂会起义者以太平为号者也不止一家。朱洪英以"太平天德"为号，正表明了他属于天地会起义的系统。（洪大全即焦亮，自称天德王。朱洪英同洪大全之妻许月桂、洪大全之弟焦三及其妻许香桂，同活动于湘桂边境，有密切关系。朱洪英之以"太平天德"为号，或与此有关。）他们的部众也习惯以前后左右分营。朱洪英、胡有禄的右营有都统陈可三、前营有都统何文华。（参见《骆文忠公奏稿》卷三，《东安窜贼分扑祁阳新宁官军大捷生"首逆折》。）咸丰六年（1856）朱洪英在湖南永明失败，其党陈永秀、黄金亮仍分为五营：黄金亮中营、陈永秀左营、卢维新右营、郭二嫂前营、廖四嫂后营。（参见《股匪总录》卷二。）王#所获的"太平后营旗"应该是朱洪英所部的后营旗，即"太平天德"的后营旗，而不是太平天国的后营旗。
骆秉章之窜改王#原禀而以夺获太平天国将军旗入告，是为了强调当时湘南的战斗和他获得的胜利的重要性。骆秉章对于两广督抚之"徒以驱贼出境为事"表示不满，他向皇帝申诉，湖南一省"兼支五省之寇"，担子很重，因之功劳当然也很大。朱洪英等的战斗力，显然不如太平天国的节制之师，而骆秉章总要声明"窜陷东安一股阴鸷凶悍实与金陵巨贼无殊"、"其犷悍之状不亚金田初起之逆"。1854、1855年间，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处于鼎盛时期，两广湖南的天地会以应援太平天国为名是可能的，太平天国也通过罗大纲来联络他们，但他们未必确有加入太平天国的实际计划。朱洪英是靠近广西的湖南边境县东安渌埠头人，咸丰四、五、六年他的活动不出湘桂交界数县。王#说朱洪英"由灌阳来攻道州实欲由永州直下接应南京大股……其自称朱洪英称太平后军，盖如此也"（ 《王壮武公遗集》卷二，《道州解围后探贼图窜江华摊甲疾趋先据县城大禀》。）。这实在有点为了自我夸张而望文生义。朱洪英之称"太平后军"是当时天地会的通常做法，并不是表示要支援洪秀全；至于"太平后营"，也不表明是太平天国的后援，因为还有前左右中营。不过，为了挟太平天国与朱洪英的关系以自重，王#只是作了些夸张的推测，而骆秉章却捏造了事实，是尤为等而下之的。
至少，我们可以说，王#所夺获的朱洪英的旗帜中没有"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因而由此做出的推论也就失去了根据。
王#所获旗帜有几种注明是黄旗，这说明黄旗并非太平天国专用。上文已大略考查了广东天地会起义以红旗为主，间有黄旗等旗色。朱洪英部众的旗色也大致相似。根据骆秉章、王#的奏稿、禀报，被清军夺获的朱洪英部的旗帜，黄红白各色都有，而以黄红居多。当时天地会系统或白莲教系统的起义，使用黄旗并不是少见的。咸丰三年（1853）湖南安仁"会匪滋事"，被夺获的旗帜就是大黄旗。（《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一，《批前广西知州张牧、署茶陵州会禀》。）咸丰四年（1854）五月，与广东毗连的湖南蓝山县有黄红白三教起义，被夺获的旗帜有大黄旗三面，上书"后汉仁义礼智信左营及先锋字样"（ 《王壮武公遗集》卷一，《剿办蓝山宁溪司所土匪获胜禀》。）。这大概不是天地会，更与太平天国无关，但也用黄旗，可能还用红旗、白旗。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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