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我从一家学术杂志上见到石达开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招募兵壮"训谕"的照片，同时读到了对这份"训谕"的考释文章。同年，我写了一篇读后，发表在同一家杂志上。这篇读后虽然是批评论难之作，但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石达开在1862年行军活动的正面叙述。今将文字稍予改易，收入本书。

    石达开这份募兵"训谕"，据萧一山报道，熊志韬《勿盦笔记》曾有著录。熊书我未见，不知曾否记及它的来源。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布的文告，传世的还有给"涪州城内四民人等"的"训谕"，原件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在故宫午门城楼"近代史陈列"展出。

    将这两份"训谕"的照片加以对照，可以看出所盖的印都是双龙纹长方形，中书"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字体花纹似乎都相同，尺寸则无从比较。因招募兵壮"训谕"上所盖的印虽经见到原件的考释者注明印长七寸八分、宽三寸九分，但《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影印的告涪州四民"训谕"，却未注明所盖印的尺寸。最近，刘世凯同志提供给我一份材料，是记录石达开在大渡河被俘后情况的残片，其中记有"印，八寸长，四寸宽，上龙头，左右二龙下水脚"等语，与这份招募兵壮"训谕"所盖印的尺寸基本一致。从照片来比较和从招募兵壮"训谕"的内容来看，似乎没有足以否定这份招募兵壮"训谕"真实性的充分理由。由于这份"训谕"未编入史料书，现据我收藏的照片著录于下，以供研究参考。

    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招募兵壮、出力报效事：照得冲锋破敌，固力强可必得胜；斩将搴旗，而年富足以取功。缘本主将匡扶真主，诛满夷之僭窃，整中夏之纲常，解士庶之倒悬，拯英雄之困顿。志士抱不平，均愿讲武；穷人原无告，共乐从戎。编为行伍，英锐非夸，立就功名，忠勇无比。虽今教炼以成材，实由自奋而致此。试观英雄以事夷为羞，甘屈志于泉石；豪杰因勤王不遇，犹隐逸于蓬门。未获吐气扬眉，不能攀龙附凤。复见几许少年，多属终身飘荡；若辈勇士，仍然毕世闲游。为轻振作之二字，遂废事业于千年。非流而忘归，亦出乎无奈。又有替人佣工，终衣食之莫给；抑或微本贸易，获利息之几何？然与其贫居拮据于草野，曷若投军报效于王朝？果能自拔来归，决不求全责备。片长薄技，定即录用无遗；俗子凡夫，岂有遴选不及。愿从征者，各须放胆；图树绩者，切勿隳心。现今处处均有聚义，可惜徒为乌合；人人皆欲奋兴，堪怜未遇龙飞。本主将大开军门，广罗武士。收纳不拘万千，招募无论什伯。先教以止齐之节，复列于戎行之间。待之如同手足，用之以作干城。先登为勇，于疆场标无敌之名；后殿为功，在朝廷邀破格之赏。尚冀群雄，相率前来；纵然一人，何妨独至。称戈比干，乃少壮之能事；得爵受禄，亦忠勇所无难。慎勿落魄自甘，仍然裹足；当知见才不弃，尽可宽心。特此谕告，咸使闻知。太平天国壬戌拾贰 年 月 日训谕石达开的这份招募兵壮"训谕"是有价值的史料。从最近（1963年）发表的关于这份"训谕"的考证文章（本文以下简称"考证"）中见到了原件的照片和著录，我作为太平天国史的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感到非常高兴。

    石达开这份募兵"训谕"的内容很明白："招募兵壮，出力报效"。时间也很清楚，写明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它说明，在这一年，石达开曾经张贴布告，招募战士，来补充自己的军力。这对于我们研究石达开后期的战斗生涯，有一定的帮助。募兵"训谕"还反映了一个值得注意之点，就是石达开招募士兵的主要对象是穷苦人民和零散的地方起义力量。石达开在"训谕"中，一则说，"志士抱不平，均愿讲武；穷人原无告，共乐从戎"；再则说，"又有替人佣工，终衣食之莫给；抑或微本贸易，获利息之几何？然与其贫居拮据于草野，曷若投军报效于王朝？"三则说，"现今处处均有聚义，可惜徒为乌合"，希望群雄"相率前来；纵然一人，何妨独至"。希望他们"慎勿落魄自甘，仍然裹足"。可见这份"训谕"，主要是对着穷苦无告的下层人民说话，鼓励他们参军，起来反抗清政权的反动统治。石达开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入川以后，和四川以及云南、贵州的地方反清起义力量有过联合的愿望和事实。在这份"训谕"中，又可以看出他劝告这些分散的力量和他会合。这些情况，对于我们研究石达开在分裂出走以后所进行斗争的性质和研究评价石达开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

    二

    一份历史文件被发现后，为了辨别它的真伪，笺释它的事实，说明它的意义，对它作一番考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我上面提到的对这份"训谕"的考释文章是"就原物作了考证"。它没有正面提出真伪问题，是在肯定原件的真实性的前提下来考证它的史事的。我没有见到原物，但从照片来看，从"训谕"内容与石达开这一年的经历来对照研究，觉得可以认为它是一份真实的文献。

    石达开的"训谕"写明发布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但没有填注月日，没有写明张贴地点。"考证"的重要部分，就是考证它发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考证"分为两步。首先是，引用《石达开自述》中的这样一段："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后来沿途裹胁，人数更多"；又引用骆秉章奏中这样一段："伪翼王石达开……自上年正月间，由湖北利川突入川境，即欲径渡大江……乃（应为"迄"）不得逞……锐意渡金沙江。"文章根据这两条资料，就说："因此可知这件布告乃是石达开从利川至四川，在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所发布的。"（《骆文忠公奏稿》卷六，骆秉章关于俘获石达开的奏折。）

    这个结论是难以成立的。所引的"骆秉章奏"只大略说明了石达开入川以后的行军路线，何以能够作为这份布告系发布于"石砫、"。《开自述》，如果着眼于"二十多万人"这个数目，以为这就是石达开募兵"训谕"起了作用的结果；那么，《石达开自述》中紧接着还有"后来沿途裹胁，人数更多"这一句话，又如何处置呢？既没有证明募兵"训谕"与"二十多万人"有关，也没有证明募兵"训谕"与"后来沿途裹胁"无关，这样，有什么根据说"训谕"发布的日期不是在"后来"，而一定是在"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呢？

    这一结论所以难以使读者信服，主要还是在于事实。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行军作战的具体事实究竟怎样呢？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是石达开从湖北突入四川以后，为了抢渡长江和金沙江，而在石砫、涪州、綦江以及泸州、叙州以南地区等处进行苦战的一年。这一年，石达开曾在石砫同敌人小有接触，在涪州、綦江同敌人进行战斗，尤其是在叙南地区同敌人反复进行了几个月的激战。这一年，石达开所部为了避过敌人的主力以实现渡江的计划，还曾从叙州南撤，经过贵州北部的桐梓、遵义，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和云南西北部的镇雄等地，绕了个几乎是三百六十度的大圈子，再进入叙州以南的川滇交界地区。

    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这一年的战斗中，石达开的部队屡有损失，也屡有补充。当时，川滇黔三省在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起义蜂起。贵州有汉、苗人民起义，"群盗如毛"；云南则"回患已入膏肓"，"糜烂已久"；四川除了已经崛起的起义军以外，更有"无业游民殆近百万……或投入贼巢，或聚为游勇"（ 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筠仙观察书》。）。石达开在这一年中，由于多次吸收了这些力量参加部队，所以在穷败之余，仍能支持达一年半之久。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曾经多次吸收川滇黔三省群众和武装力量参军的情况，对于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较直接的关系，所以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一）1862年五、六月，石达开自綦江绕道贵州仁怀进入叙南时，有不少当地的反清武装力量投入石部：

    股匪张四亡地（张四皇帝）围攻江安，意欲勾结发逆，抢渡大江……道员曾传理遂由蓝田坝急趋江安，以遏其势，张逆闻风解围先遁，迎投发逆，并力攻陷长宁县城。（《骆文忠公奏稿》卷四，《官军攻剿石逆立解綦江城围及迭获大捷现筹三路宁折》。）

    逆目何金泷等自滇南窜扰筠连、高、珙一带，众约二万人，与石逆暗相勾结。我师既集叙永，方刻期进剿，石逆遽移营，窜陷长宁，与何逆合并，众至四五万。（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意城舍人书》。）

    叙州府及所属各邑方志，载张四皇帝等事尤详，此处不赘。

    （二）石达开撤出长宁、叙永以后，所部于1862年秋转战贵州、南。在这段时期内，沿途大量扩军，声势复振：

    （石达开）由黔西窜入云南镇雄州地方，该处既无兵团扼堵，且土匪散练，随在皆是，该逆得以裹胁，其势复张。（《骆文忠公奏稿》卷五，《石逆由黔滇回窜川境现已飞调各军会筹攻剿折》。）

    滇境糜烂已久，游匪散勇附贼者日多……（石达开）附和之众，则滇黔游匪尤多。《骆文忠公奏稿》卷五，《石逆由黔滇回窜川境现已飞调各军会筹攻剿折》。）

    石逆勾结滇黔土匪窥伺川边，业已调集川楚各军驰赴叙南一带防剿。（同上书，《旧疾复发恳尽俯准开缺折》。）

    （石达开）前被各军追剿出境，在黔无从掳食，遂由毕节黔西窜入云南镇雄。滇省糜烂既久，伏莽甚多。石逆所过地方，不惟无人阻截，而散练游匪，随处响应，裹胁众至十余万，贼势倍于自前。（同上书，《官军会攻石逆迭次获胜折》附片。）

    石逆自黔滇回窜叙南，裹胁两省土匪散练，众至十余万，数倍于前。同上书，《遵旨复奏折》。

    （三）1862年秋冬，石达开"铺派各路官兵"分兵进取，其中中赖裕新一队在进军时，沿途亦屡有扩充。现举其属于太平天国壬十二年（1862）范围内的情况如下：石逆复分中旗一队分窜云南东川府，沿途聚集，众复数万。（同上书，《遵旨复奏折》。）东川发逆，即……中旗一股，现经东川击败，折回郡东。此股实在长发仅止千人……并裹胁亦不过七八千人。（《佚名日记》，见《太平天国资料》，215页。）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二年扩军，绝不止于"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而是在川滇黔三有过多次扩军的事实。其中又以这一年秋天绕道黔滇之时吸收部队较多，影响较大。"考证"只见到《石达开自述》中说"到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就认为募兵"训谕"发布于"石砫、涪州的那段时期"，说"这和翼王所述他在这时期沿路招集到二十多万人的情况是相合的"，这对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全年的作战扩军经历，未免疏于考察。如果说，石达开在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就是和募兵"训谕""相合"，那么，以上所举石达开在这一年其他各次扩军的情况，"众至四五万"、"裹胁众至十余万"以及说他进入云南时有"众数十万"（ 民国《昭通县志》卷五《武备志·戎事》："九月，石达开分道寇滇，数进。……取齐渡金沙江以犯四川，众数十万。"），不也可以认为和募兵"训谕""相合"吗？我们从《石达开自述》中，从以上所举各项资料中，可以知道石达开入川以后，在川黔滇都扩充过部队；我们从这一份募兵"训谕"中，又可以知道石达开还曾经主动张贴布告，号召参军。这两方面的事实是互有关联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考定这份募兵"训谕"究竟与石达开在这一年多次扩军中的哪一次扩军有关，那么，即使把石达开在这一年扩军的所有资料都加以引用，也不能由此判明它究竟发布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的何月何日何地。

    三

    "考证"在认为这份募兵"训谕"系发布于石砫、涪州时期以后，进而以这份"训谕"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即1862年4月5日发布的谕涪州城内四民人等的告示相比较，说这两份文件有两处相似，即：两份文件似乎同样使用"壬戌"和"贰"三个木刻字；对"全"字和"魂"、"愧"字的"鬼"旁均不避讳改写。因而认为这两份文件的刻版缮写日期"极为接近"，并由此而作出进一步结论说，这份招募兵壮"训谕"是在石达开进入涪州城后所发，时间是1862年5月，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三四月间。（"考证"说："我意，翼王于4月2日至涪州，4月5日发训谕给涪州城内等，劝其出降，也许因此涪州为翼王所得。入城以后，整顿一切，并出募兵训谕，军。涪州的人民，踊跃参军，大大增加了太平军的人数。以后就成为翼王进军入川力量了。因此发布这件募兵训谕的时间，应该是1862年5月（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四月间）内的事了。"）这个结论，尤其令人困惑不解。推论中的逻辑问题姑不置论，重要的还是事实。涪州究竟有没有"为翼王所得"，石达开究竟有没有可能"入城以后"出示招兵？这本来参阅今人著作就可解决，但为了更可靠地判断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查考一下较原始的记载。

    清方四川总督骆秉章在一份奏报里，对石达开攻涪州的经过，有这样的叙述：

    （石达开）连日扑渡，未能渡江，遂沿南岸由南沱一带窜至涪州城外小河对岸山梁屯扎。涪州知州姚宝铭……督饬绅团勇丁隔河堵御，该逆势不能逞，乃由小河上游之朱家嘴等处踩浅偷渡，于三月初四日（1862年4月2日）从望州关直扑州城，依山一带皆为贼踞。……该逆围攻不退。……（后骆秉章所派援军大至）十三日……贼遂大溃，纷纷鼠窜。我军立将仰天窝、堡子城、靖远关、龙王嘴、观音阁一带贼垒概行踏毁……城围立解……该逆已败窜蔺市镇一带。（《骆文忠公奏稿》卷四，《官军攻剿石逆大获胜仗立解涪州城围折》。）

    骆秉章的亲信、当时任四川布政使的刘蓉，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谈及石达开进攻涪州的情况说：

    石逆自窜涪州，围攻甚急。二唐及曾军先后踵至，刘靖臣廉访亦率所部果后全军由酆都来会，一战破之。该逆遂窜綦江，渡赤水，趋叙永，势极飘忽。（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意城舍人书》。）同治《涪州志》对这件事也说得很明白：

    三月五日石达开扎浮桥自陈家嘴、夏家嘴渡涪陵江下围州城。州牧……激励民兵婴城固守。十一日翼长刘岳昭引舟师沂（诉）江来援，泊北岸，十二日候补知府唐炯、记名总兵唐友耕由重庆来援。十三日，唐镇……麾众出战，徐邦道……开西城直撼贼壁，至南门山、仰天窝，与唐兵会。斗正酣，守陴者发为助，声震屋瓦，刘军隔江遥应之。贼大奔，围解。（同治《涪州志》卷十三，《武备志·兵燹》。）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对石达开进攻涪州失利的经过，更有长达两千字的记载。（参见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十五，《杂编二·兵燹》。）

    从所有各种有关的资料看来，石达开不曾攻克涪州，是确凿无疑的。这份招募兵壮的"训谕"当然也不可能发布于石达开入涪州城以后。

    四

    以上简单考察了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的几次战斗历程和多次扩军的事实，认为并不能确切判明这份"训谕"究与哪一次扩军有关。但石达开在这一年的行军中曾张贴各种安民、招贤告示，这却可以从地方志书中得到证明。

    同治《綦江县志》记载石达开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春进攻綦江失利的情况说：

    贼弃刀枪衣物米粮，沿途山积。搜获石逆伪封条数百张，内有封仓厫为久驻计、封当铺听赏、封各庙以贮男女听候赏配、拘船只赶造炮船为水陆攻渝计及安民招贤各伪示。（同治《綦江县志》卷五，《兵制·武备下》。）

    同治《綦江县志》系补修于同治二年（1863），即石达开攻綦江后的次年，所记比较详尽。志中所说的招贤告示，不一定就是募兵"训谕"（"训谕"中有"片长薄技，定即录用无遗"等语，与现在所存太平天国的一些招贤告示文句相似，但"训谕"的主要内容已说明是"招募兵壮"，这又和一般的招贤榜有别）。不过至少可以说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曾经制作过安民榜、招贤榜这一类的告示。这一点，再结合本文所述石达开在这一年多次扩充部队的事实，对于考证这份募兵"训谕"的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旁证。

    五

    这份"训谕"上盖的石达开印也是可注意的问题。印文作"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名衔与石达开从天京出走时告示所署完全相同，这是石达开始终未另立名号的又一证明。关于印的大小体制，据"考证"介绍，印长七寸八分，宽三寸九分。这是不能用《贼情汇纂》上所记太平天国的玺印制度来解释的。（"考证"说："此印长七寸八分，宽三寸九分，较《贼情汇纂》所记为大。这是《贼情汇纂》所记乃石达开封左军主将时所用之印。太平天国制度规定爵位越高的所用的印尺寸越大。石达开封左军主将是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封圣神电通军主将是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以前。这颗印自然是由于封爵提高，因而用印的尺寸增大的。"这一解释是不通的。而且石达开封左军主将在前，以左军主将封翼王在后。《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印》所说石达开的印，明明是说："翼王印，长六寸二分，宽三寸一分。"何以能说《贼情汇纂》所记是石达开封左军主将时的印？根据《天命诏旨书》，石达开至迟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七月十九日即称左军主将。说他"封左军主将是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也全无根据。）《贼情汇纂》记事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止。根据它的记载，当时，太平天国的给印制度是：自东王以下，印的尺寸随官爵大小而递减；东王、西王印最大，长六寸六分，宽三寸三分；翼王印长为六寸二分，宽三寸一分。而现在从募兵"训谕"中所见的石达开印，长为七寸八分，宽为三寸九分，不但比《贼情汇纂》所记的翼王印增大很多，而且比东王印也增大很多。如果说石达开封"圣神电通军主将"以后，给印时仍然是根据《贼情汇纂》所记的递增递减制度行事，那么，即使"圣神电通军主将"的地位等于东王，甚至高于东王，他的增大了的印，也应该相等于至多稍大于东王印（据《贼情汇纂》所记制度，封爵提高一级，递增不过一二分），而现在所见却比东王印增大很多。这说明，石达开新印的尺寸，并不是根据《贼情汇纂》所记太平天国前期的递增递减制度而规定的。

    太平天国后期的官制与前期的有很多不同。从一些资料来看，太平天国后期的印，尺寸比前期的印普遍有所增大。如童容海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封为保王，其印长七寸，宽三寸六分。（参见《太平天国"伪"官执照及"伪"印清册》，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1）。）范汝增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封首王，其印约长七寸二分，约宽三寸六分。（参见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甲，《印信类》。）保王、首王都是后期的三等王，但他们的印却都大于《贼情汇纂》所记前期五王之印。又如，太平天国后期的侯、丞相、检点等，地位均低于前期同名职官，但这些职官的印的尺寸，后期都大于前期。"圣神电通军主将"是石达开在天京辅政时得到的职位。从这一时期开始，太平天国官制逐渐有所变化，印制自然也必随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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