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

    在现在的题目下收辑的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是1976年12月为《文物》编辑部写的一段笔谈，发表在《文物》1976年第12期"清算"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的罪行"笔谈专栏中。第二篇原题《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1977年2月初稿，4月、8月修改，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它们主要揭露批判了梁效、罗思鼎，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我自己对太平天国、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某些认识。现在把它们合并，"一"即第一篇，"二"即第二篇。

    一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的目的，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由来已久。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他们就把他们自称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打向了历史领域。他们背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中关于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一贯教导，摆出比革命还革命的架势，声称必须"彻底批判"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否定历史，妄图从根本上取消历史研究工作。他们这样干，是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挑起"全面内战"，煽动"打倒一切"，以便于他们这伙篡党窃国。否定历史，有利于他们愚弄群众；否定历史，正是他们在现实阶级斗争中"打倒一切"这一反革命路线的延长！

    从"批林批孔"以后，仍然出于篡窃权力的反革命需要，这帮否定一切、否定历史的家伙，忽然一变而为"历史癖"。反党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江青装腔作势，大讲历史，声称要"总结儒法斗争经验"，"学历史就是要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他们授意炮制的"历史"文章，连篇累牍，塞满了某些报章杂志。但是，他们根本不是在研究历史，而只是打着"批孔批儒"的幌子，一方面用种种卑鄙的手法影射攻击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革命领导同志，另一方面又竭力求助于历史幽灵为他们上台夺权制造舆论。这就是他们的"古为今用"。他们背叛历史唯物主义，无视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因而有不同的历史面貌，把生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线条化、公式化、脸谱化，囊括在他们所说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包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之中。这类"历史"文章越多，历史就越被歪曲，真正的历史研究工作就越被窒息。

    "四人帮"的所谓"古为今用"对历史科学造成的祸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首当其冲，中国近代史也不例外。以太平天国的历史为例，他们胡说"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把太平天国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纳入儒法斗争的体系，同时又根据他们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歪曲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在太平天国前期，太平军克复了安徽的几十个州县，在那里实行"薄赋税，均贫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照清朝方面高级官员的说法是安徽人民"迷溺尤深"。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构筑太平天国内部的所谓儒法斗争、路线斗争，却把太平天国将领在安徽让四民"各安其业"等措施，说成是"屁股坐到地主阶级一边"，而实际上，"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的话，同样屡见于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的文告。又如，太平天国早期在新克复的地区普遍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以解决紧急的军事和财政需要，受到太平天国革命鼓舞的有的地区的农民，"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革命斗争继续向前发展。他们却不顾历史情况，不加具体分析，硬说凡是"照旧交粮纳税"就是"复辟"，这样，实际上就全盘否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尤为恶劣的是，实行这种政策在文献资料上明明写着是几个主要领导人的共同意见，他们却肆意篡改，今天说这种"复辟"政策是其中某人的罪过，明天又说是其中另一个人的事。他们这样任意地对历史事实上下其手，来虚构他们在现实的反革命政治活动中所需要的"历史"依据，这样，哪里还有什么历史研究可言！

    马列主义从来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有它的客观实在性，不是可以任意梳妆打扮的。无产阶级靠真理吃饭。无产阶级必然取得全世界胜利，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依据于马列主义的指导和它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无产阶级从来反对从"肤浅的历史对比"中去寻找实现自己伟大使命的依据，并且认为这是反科学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卷，581页。）对于反动没落的阶级，真理不在他们手中，时代反对着他们，因此，他们总是要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来歪曲历史，寻找同无产阶级较量的手段。"历史为政治提供了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论证"，这就是他们的信条。"四人帮"是一伙反动没落阶级的典型代表，有着狂热的篡党夺权野心，而"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49页。）。所以他们以反动的实用主义态度伪造历史，也就更为丑恶。

    二

    近两年来，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文章。但他们对太平天国英雄们如何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伟大斗争丝毫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谈论和利用他们笔下的太平天国内部的种种路线斗争来影射现实，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服务。他们利用历史反党，必然要歪曲历史，因而一部太平天国历史也被他们糟蹋得面目全非。我们首先要揭露他们名为谈历史实为反革命的面目，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批判他们对历史的歪曲，批判他们的反动历史观点和方法。

    （一）

    借用历史题材炮制"有鲜明现实感"的文章，这是"四人帮"惯用的手法。自从1974年他们借"批林批孔"大搞三箭齐发的阴谋以来，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炮制文章，利用太平天国的历史掀起疯狂攻击周总理的浪潮，至少有两次。

    1975年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敬爱的周总理继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总理。"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气急败坏，便由梁效抛出一篇《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篇文章以批判太平天国有人"大肆鼓吹仁政，极力破坏对地主阶级的革命专政"为名，影射攻击周总理主持的无产阶级政府是实行"儒家的仁政"，声称"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儒家的仁政作坚决的斗争"，发泄他们继续反对周总理、决心同无产阶级干到底的疯狂性。梁效阴险地把太平天国实行的"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的政策作为儒家的仁政来批，还大讲什么有人"篡改了经济政策"，什么有人"打着求贤的旗号，到处网罗孔孟之徒"，以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段，对周总理为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所作的艰巨努力，转弯抹角地表示刻骨的仇视，进行无耻的诽谤。梁效说："当反动阶级掌握政权时，仁政是他们欺骗人民，维护腐朽统治的工具，而当被压迫阶级掌握政权时，仁政又成为反动阶级瓦解革命政权的武器。"然而，人们知道，对于仁政，必须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毛主席说，对于人民，"我们是要施仁政的"（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6页。）。劳动人民的政权不能施仁政于敌人，但必然要施仁政于内部。对于劳动人民的政权，为什么一说仁政，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这样破口大骂深恶痛绝呢？这道出了"四人帮"这伙残民以逞的反革命分子的心声，他们是只想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是绝对反对向人民施仁政的。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英勇坚定，对人民群众深情爱护。"四人帮"用什么施仁政的武器来攻击周总理，恰恰暴露了他们对周总理与人民心连心的极端恐惧、极端仇视。

    "四人帮"利用太平天国历史掀起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又一次恶浪，是在1976年春。这时，周总理已经逝世。"四人帮"按照"批周公"的反革命既定方针，恶狠狠地叫嚣"烧成灰也要批"，公然污蔑周总理是什么"走资派"，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在1976年4月抛出的一篇《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就是罗思鼎以批判杨秀清等人为名射向周总理的一支暗箭。罗思鼎按照"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借着谈论杨秀清，大讲什么"前期有功劳"，"当他开始尊孔倒退的时候，就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历史"，用这些胡言乱语，影射攻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毕生献身革命的光辉典范--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罗思鼎说，石达开是"洪秀全教育他，帮助他，纠正他的错误"而"仍一意孤行"的人物，他受到杨秀清的"信用"，"奉杨秀清之命出巡安庆"，他的"倒退措施，不仅没有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反而得到他的赞赏"。这哪里是在评论历史，分明是假借几个历史人物的名字，按照当时被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已公开喊出的"走资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反革命口号，对周总理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影射和诽谤。他们叫嚣什么"杨秀清死后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进行"，只有"任命坚持革命理想、富有朝气"者"掌管朝政"，"大胆提拔青年将领"，才能使革命"重新发展"。这些话说明了他们篡党夺权之心是何等的猴急！果然，在这以后，"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唐山大地震的严重困难，进一步加紧了夺权的步伐。他们称引和利用洪秀全的"地震诏"，发表《地转实为新地兆》一文，声称地震就是他们的"进军号"，他们要用"更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但是，正当"四人帮"兴高采烈做着黄袍加身的美梦的时候，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四人帮"连同他们利用历史反党的反动文章，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二）

    梁效、罗思鼎如此猖狂地利用太平天国历史反党，必然要歪曲太平天国历史的本身。同老牌的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赤裸裸地歪曲、攻击太平天国革命不同，这伙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骗子，用漂亮的词句把自己伪装起来，制作了一个貌似革命的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体系"。他们高谈太平天国内部的路线斗争，以批判太平天国内部的复辟倒退逆流为名，行歪曲、攻击太平天国革命之实，全盘否定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他们这一套欺世惑人的把戏的反动性和对历史研究造成的危害，比之老牌地主资产阶级那一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当时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这种搏斗怎样反映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内部，是否构成了或者怎样表现为领导核心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太平天国的某些人物和事件究竟该怎样评价，这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是正常的现象，完全可以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研究和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逐步求得正确的解决。梁效、罗思鼎那一套是与此根本不同的。他们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而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并且用假革命的词句吓唬人，是史学界的共同敌人。下面就以梁效、罗思鼎津津乐道的几个问题为例，进行剖析，看他们是如何歪曲太平天国历史的。

    1.关于"复辟倒退"和太平天国的革命性

    太平天国在存在的十几年中，始终同清朝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太平天国内部有所反映，形成坚持革命的力量同妥协投降者之间的尖锐矛盾。我们看到，在太平天国后期，代表清朝反动派的力量对太平天国，特别是在苏浙两省的某些地区，渗透日益严重，这是造成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梁效、罗思鼎谈论太平天国内部"革命和复辟"的斗争却别具一副心肠。他们说，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太平天国其他人却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继续保存原有的生产关系，"屁股坐到了地主阶级一边"。他们说，这就是太平天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梁效等的这些谬论是极为阴险、极为错误的。谁都知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要革命纲领，但它关于平分土地的方案从来没有实行过，而"照旧交粮纳税"却是太平天国长期实行着的政策。把这项政策斥之为什么"逆流"、"背叛"、"维护地主利益"，这不是全盘否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又是什么？！

    太平天国关于土地关系和社会经济政策的设想，有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在1853年建都天京以前，太平军所到之处，"布散流言，号。太平军以减免租赋相号召，说明那时还没有提出根本改变社会结构的主张。在稍后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太平天国制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同时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太平天国十分重视这一规定，说："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根据这种社会图景，除个人食用所需者外，一切剩余生产物归公运用，"租赋"、"赋税"当然也就不再存在。约在建都天京后颁布的《百姓条例》说："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佚名：《金陵被难记》，见《太平天国》，第4册，750页。《贼情汇纂》、《略》等所记略同。）人民留粮的数目可能已被地主阶级的记载缩小，但国家同人民的这种关系，显然是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原则一致的。

    太平天国革命者关于平分土地和把一切剩余生产物归公运用的社会理想，是他们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强烈愿望的产物，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1页。）。他们不了解，社会关系从私有制到公有制这样一种巨大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相应发展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卷，33页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因此，许多研究者在充分评价《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从来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出了它的空想性和它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性。而且，在革命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环境中，没有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的旧式农民战争领导人，也不可能实行像平分土地那样的复杂方案。《百姓条例》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根本没有提到平分土地，而只是笼统地宣布财产归公，征集一切剩余的生产物。这种粗放的规定既脱离了平分土地的方案，也就削弱了对群众的号召力，它之不能贯彻是更为显而易见的。据清朝反动派方面的记载说，"此令（按：指《百姓条例》）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其办法是："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贼情汇纂》卷十，《科派》，见《太平天国》，第3册，275页。）这就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下面是太平天国决定实行这一政策的文件：

    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奏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事：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解回天京圣仓堆积。如此缘由，理合肃具本章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

    御照：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钦此。（《贼情汇纂》卷七，《伪本章》，见《太平天国》，第3册，203～204页。）

    这一文件未著录年月。从它提到安徽、江西而没有提湖北这一情况来看，应在1853年9月太平军克复九江（太平天国以九江为江西首府，见《备志纪年》（见《近代史资料》，总34号）。）以后至1854年6月克复武昌以前。在这段时间内，太平天国的人数有很大发展，粮食的需要量急剧增加，《百姓条例》不能贯彻，因而天京城内的粮食供应曾极度紧张，对革命战争的进行产生了严重影响。（天京因缺粮而曾全城吃粥，有人或发怨言，洪秀全亲自做诗告全城军民，中有"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之句。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11页。）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正是"以充军储而裕国课"为着眼点的。它没有提到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从实践看，它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这样，取消了"租赋"关系的"不要钱漕"的政策，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因支持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而被承认"租赋"关系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取代了。

    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说明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有着比个人的动机更为深刻的原因。提出这项建议的杨秀清以及韦昌辉和石达开各有自己的错误和问题，是完全可以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各就他们的不同情况进行切实的分析评价的，但就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件事来说，上引文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它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共同决策，根本不存在梁效等所捏造的有人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而有人要实行"照旧交粮纳税"这样一种路线斗争。

    列宁说过："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2版，第1卷，136页。）；如果要把"照旧交粮纳税"作为错误路线来否定，那就应该告诉人们，太平天国在实践中的与之相对立的正确路线是什么。"照旧交粮纳税"的现实同《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确实有矛盾，但它们并不是实践中的对立，不允许任意构筑矛盾双方的体现者来进行无根据的比较对照。如果要说这种矛盾双方的体现者，那么，历史事实倒是告诉我们，它曾在同一个农民战争领导人身上体现。杨秀清在提出"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同时，又在一项文书中申明了"田产均耕"的原则。（参见《1854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史》，第1辑。《金陵癸甲纪事略》关于这份文书的记载说："五月洋人至……书城……数十条。……东贼使翼贼与黄玉崑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见《太平天国》册，664页。）洪秀全批准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1860年后他再次印行《天朝田亩制度》，重申否定地主所有制、平分土地和剩余生产物归公的理想，但他在同一年颁布减征钱粮的诏旨，其中有"尔等四民抛弃家产"、"遗弃家产朕怜悯"（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洪秀全诏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见《太资料》，3～4页。）之句，显然又承认原有的财产关系。如果说实行不废除原有财产关系的政策就是什么"背叛"、"逆流"，那么，洪秀全和整个太平天国革命岂不是也应因此而被全盘否定吗？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他们并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但他们进行的无疑是反封建的斗争。不同时期的反封建斗争各有具体的形态，并不是以提出和解决封建土地关系与否为唯一的标志。关于近代中国革命，毛主席说过，鸦片战争后近百年，就搞了个革命，推翻了旧政权，生产关系没有改，改变生产关系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事。（参见1957年2月14日接见全国学联会议代表的谈话，载《中国青年报》，）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虽然没有触及土地关系，但它破除清朝反动政权浮收勒索的黑暗局面，并且减低税率，"善取之，轻取之"，在江西，减税至半额，这本身就有打击清朝反动统治的意义。"照旧交粮纳税"并不束缚革命者的手脚去剥夺他们的政治敌人，如一部分官僚地主和豪绅恶霸以及寺观庵庙的田产。"照旧交粮纳税"并不影响太平军对富户课以重捐和减轻人民的负担，加惠于人民。太平军剥夺官僚豪绅的财物，以一部分散发给人民，在南京向人民"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656页。），在南昌附近，向地主"计亩征粮"，"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 邹树荣：《蔼青诗草》，见《太平天国资料》，72页。），这些都没有改变地权，但却正是深受人民欢迎的反封建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当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首先打击了地主阶级权力的基于政权时，地主阶级的威风大减，农民阶级的志气伸张，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可能导致佃农实际占有佃种的土地，他们直接向太平天国的政权交粮而不再向地主交租。如太平天国前期，南京附近农民就"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十九页上。）。安徽、湖北也多有佃户拒不交租而地主无可奈何的情况。历史说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绝不是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对立面，相反，太平天国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有的就是结合着这一政策而实现的。

    梁效污蔑"照旧交粮纳税"是"复辟逆流"，以否定太平天国此后十年的革命斗争，首先是从安徽地区的太平天国政权开刀的。事实上，安徽是太平天国较稳固的根据地，从1853年夏太平军回师西征以后，这里的太平天国政权既源源解运粮食进京，又打击了封建势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深受人民的拥护。1854年清方反动官员在一份报告中说："江苏百姓困于钱漕久矣，杨逆上年下九江时，到处遍张伪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是以赍粮供贼者，沿江皆是。兹闻又以此术行之安徽矣。"（《吉尔杭阿禀稿》，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吴煦档案。）所以，清朝反动派多次叫嚷安徽人民对太平天国"迷溺尤深"。请看，太平天国实行了为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而切齿痛恨的政策，一百多年后的梁效、罗思鼎也同样咬牙切齿，破口大骂，斥之为复辟、倒退甚至反革命，他们的面孔似乎"左"得出奇，但他们的感情却同清朝反动派如此相近，难道不正说明屁股真正坐在地主阶级一边的，就是梁效、罗思鼎自己吗？

    2.关于"仁政"和太平天国对封建势力的打击

    梁效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坚持彻底扫荡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他十分鲜明地号召起义军"斩邪留正"、"杀尽残妖"、"不留余孽""，"采取了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措施"。而太平天国其他人却让一些地主分子做官，让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结人心，求人才"以"迎合地主阶级"，都是实行儒家的仁政，都是对"斩邪留正"路线的背叛，罗思鼎还说，"移民复古风"就是他们施仁政、搞倒退的"基本纲领"。

    这种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篡改和歪曲是尤令人愤慨的。

    太平天国的起义农民在革命烽火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达十余年之久，始终坚持同清朝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限制，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于地主阶级，不可能有如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那样的科学认识。"斩邪留正"的口号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过战斗作用。但"邪"和"正"的概念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用语中意义是很宽泛的。在宗教方面，大凡皇上帝系统外的别种神怪，在道德方面，大凡淫、忤父母、自戕同类、聚党横行、为巫觋、赌博、吸鸦片等行为，统称为"邪"；而在政治方面，主要是指清朝反动统治者及其爪牙，又常称为"妖"。十分明显，"斩邪留正"这一口号代表了起义农民坚决打倒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和改造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的道德要求，是一个战斗的口号，但它并不是科学的阶级概念，邪和正并不是科学的阶级划分。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遇妖必诛，不留余孽"之类的话，在许多将领的告示文书中，触目皆是，但他们却又无例外地实行"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无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些地主分子加以礼遇任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这种现象，给予无产阶级以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强大思想武器。封建社会中的起义农民，包括他们的杰出领导人，同他们直接体验到了和朴素地认识到了的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这毫无疑问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队伍不但在初起时往往包含了一些地主分子，而且由于起义农民不可能用科学的观点来认识地主阶级，也必然使他们的营垒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地主阶级中人得以参加、渗透进来。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内奸分子。但是，他们带来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为起义农民不可能加以改造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世界观，却必然对农民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加以解决而为旧式农民战争不可克服的问题。因此，对于旧式农民战争中包容、任用地主阶级一些人的现象，必须进行具体分析，绝不应把这种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结果，同起义农民中的背叛分子勾结敌人在内部进行破坏捣乱混为一谈。不加分析地把起义农民的这种局限性斥为对地主阶级施仁政，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任何旧式农民战争的反封建性质。

    梁效等正是用这种荒谬的观点和手法来否定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的。他们把"斩邪留正"这一口号加以歪曲，把它说成仿佛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然后把这一口号的真正含义所具有的局限性作为错误路线、政治逆流来批，这样就不仅否定了整个太平天国，也否定了提出这一口号的洪秀全。他们对太平天国任用一些地主分子为乡官，不加区别地统统一概骂倒，并且暗中施展阴险的手法，把太平军"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这一条记载中的"助虐者"篡改为"有声望者"，以抹杀太平军对地主分子的政治态度有所权衡的事实。他们攻击"结人心，求人才"的政策，说这就是奉行孔孟之道，迎合地主阶级。试问，农民革命难道不要"结人心，求人才"吗？他们不问这个人才是否是地主阶级中人，即使是地主阶级中人，也不问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一见"结人心，求人才"就深恶痛绝、破口大骂，这倒是"四人帮"反动面目的写照。至于罗思鼎说"移民复古风"是一条"施仁政，搞倒退"的基本纲领，这不仅驴唇不对马嘴，而且竭尽罗织、陷害之能事。"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这是石达开白龙洞题壁诗中的两句。诗作者明确交代，这是为了"斥佛息邪"、"为世迷仙佛者警"而作。这两句诗本身完全符合洪秀全的基本观点，完全符合"斩邪留正"的精神。（洪秀全认为："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广……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到"秦政时怪人诳言东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后代神仙邪说所由起也"。所以他要"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天条书》、《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第1册，73、74、96页。）罗思鼎有意抽取"移民复古风"一句，在一个"古"字上做文章，把它打成"施仁政，搞倒退"的纲领，这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阴险！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岂不是洪秀全等组织拜上帝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动的运动？！

    3.关于太平天国的反孔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1页。）基于这种矛盾而发生的中国近代的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由于各自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并不是每一次都具有在意识形态上同时反孔的鲜明特点。这些运动和斗争及其参加者，有的还难以在思想上摆脱孔学的影响。但它们无疑都是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另外，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反动阵营内部一些人感到当时统治阶级腐朽无力，对他们所理解的以怀柔欺骗为主的孔学，提出某些反对意见，强调利用封建意识形态中关于镇压人民的思想，企图以此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这也丝毫不改变他们作为反动分子的政治立场。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毛主席指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为基准来区别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进步或反动，正确或错误。我们充分评价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是因为它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毛主席所昭示的基本观点，单纯地从形式上寻找人们对孔学的片断议论，以此作为划线的标准，那就会走入歧途，造成阶级关系的根本颠倒。

    梁效、罗思鼎正是作了这样的颠倒。他们大谈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却抹杀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把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从字面上把人们对孔学的态度作为阶级分野的唯一标志。梁效、罗思鼎都说在太平军管辖区内，"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说"这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最大特点"。但是，太平天国革命者从来没有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反孔斗争，也从来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这几句话，是当时一个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汪士铎的政治主张。他极为推崇商鞅、韩非，曾言"孔子之弊过仁过文"，力主严刑峻法，以多杀为贵，按"四人帮"的标准，称得上一个够格的"法家"。他在逃出天京后，多次献策如何镇压太平天国而深受胡林翼、曾国藩的重视。他在《乙丙日记》中写下的"不用则例，不用孔孟，不祀鬼神，不信术数，不崇翰詹，不言道学"一段话，正是他自己关于如何对付人民、挽救清朝统治的一套"救时良策"。梁效、罗思鼎居然把汪士铎的主张作为太平天国的政策和实践来称引，把所谓法家人物的反孔同太平天国的反孔合二而一，名为推崇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暗中却吹捧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其用心和手法是十分不光明的！

    另外，梁效等对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反孔斗争，却千方百计加以歪曲和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公开向孔丘和孔学的权威挑战，这是历史的创举。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时，中国并没有产生新的阶级力量。由于起义农民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得不到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由于基督教教义的消极影响，他们对孔学的认识和批判不可能深入它的本质，从而使他们的反孔斗争必然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了这一点。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撰的一个神话故事更形象地、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洪秀全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但神话中的孔丘被鞭打以后，却被安排了这样的结局："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孔丘）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在洪秀全看来，孔丘有什么功可以补过？这里不去深论，仅从这些话的本身就可以知道，故事的作者虽然否定了孔学的权威，但并没有真正把孔丘打翻在地。作者对孔丘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态度是有矛盾的。这丝毫也不影响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历史功绩，因为带有这样一种不彻底性的反孔斗争，是历史所允许的太平天国英雄们能够达到的高度。

    梁效等奢谈什么太平天国内部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却根本不顾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真正事实，窜改史料伪造了一个"彻底揭露了孔孟之道反动本质"的假典型，然后以此为大棒，凡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和事，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就可随时格杀。例如他们定杨秀清为尊孔派头子，就是采用这种手法。他们说，杨秀清主张"天命谓之性，率性为之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认为这就是杨秀清"推翻了不得诵读四书五经的严令，要恢复读经"，任何客观的研究者都可以看出，上述这个主张在字面上和精神上都没有要恢复读经的意思，它只是说孔孟的书中并不都是"妖话"，其前提是不承认孔孟的书为"经典"，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杨秀清这一主张，同太平天国此前实行焚禁孔孟诸书的办法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尊孔和反孔的对立，因为太平天国在此以后对孔孟诸书实行删改后准予读习的办法，即"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 《贼情汇纂》卷八，《伪律》，见《太平天国》，第3册，232页。），并没有恢复孔孟诸书的"经典"地位。洪秀全规定的删改原则，是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 《贼情汇纂》卷七，《伪诏旨》，见《太平天国》，第3册，190页。），指出有"妖话"、"真话"之分，这同"未便一概全废"的主张，原则上也并不对立。否定孔学的权威，批判它的某些错误，但又承认或沿用它的某些思想观点，这正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具体形态。历史工作者要看到太平天国某些人在对待孔学态度上的差异，但必须切合实际地分析这种差异的性质。关于太平天国对孔孟诸书从焚禁到删改的变化，必须区别它究竟是从反孔到尊孔的转变，还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不彻底性范围内的程度的不同或表现形式的不同。从思想上来说，删改固然不可能摧毁孔学，焚禁又何尝能肃清孔学的影响？这原是旧式农民起义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杨秀清上述主张中所肯定的性理观点和关于父子君臣关系的观点，在洪秀全以及洪仁玕的著作中也都存在着，这是任何尊重事实的研究者都看得清楚的。洪秀全以及洪仁玕始终坚持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他们对孔学的认识和批判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值得称道的革命者。按照梁效、罗思鼎的逻辑和方法，作为历史人物的洪秀全岂不是也要列入"尊孔派"的名单吗？

    （三）

    马克思说过："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47页）像梁效等那样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而对太平天国的系统攻击和对历史的大规模篡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见的。这当然只能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

    "四人帮"的头脑充满了篡党夺权的狂热，说他们"冷静"，那是指他们对历史的歪曲出于有意。1974年以来"四人帮"这伙仇视人民、仇视历史、大搞虚无主义的家伙，忽然有了"历史癖"，连那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野心家江青也狂叫什么："学历史，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这就是他们要把历史当做反党的工具，通过歪曲历史，炮制有"鲜明现实感"的文章为他们上台夺权造舆论。他们在现实的反革命活动中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冷静头脑"就可以既从古代又从近代找到相应的图式来作为武器。以太平天国历史来说，他们为了污蔑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为了篡权上台，什么"专政与仁政"的斗争，什么"反孔与尊孔"的斗争，什么"革命与复辟"的斗争等等，都可以因他们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而活灵活现地炮制出来。他们对杨秀清这个历史人物，本来是要突出他的"搞政变"而予以否定的，1976年他们根据当时的反革命需要，就按照"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不革命"的反动观点加以改铸，塑造成一个"史前型"的"民主派-走资派"。真是得心应手，要什么有什么。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分明是任意歪曲，借历史来说反革命黑话。

    "四人帮"的这种伎俩，不禁使我们想起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历史为政治提供了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论证"。这成了当代某些"实用"主义历史学家的写照。他们否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历史当做一堆可以任意摆弄的大钱，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各种敌对势力同无产阶级较量的手段。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133页。），"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64页。）。无产阶级必须揭露敌对势力歪曲历史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服务，无产阶级也从来反对从肤浅的历史比拟中去寻找实现自己伟大使命的依据。借用历史故事作为一种譬喻、暗示，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但这绝不能用来代替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正如马克思所告诫的，把肤浅的历史比做历史研究，是忘记了古代阶级斗争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的根本不同，而忘记了这种不同，就是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之点。

    梁效等的文章也在那里奢谈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这种规律、那种规律，但恰恰就是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主要之点。在梁效等的笔下，太平天国只有一些脱离了物质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之间的"路线斗争"，这些个人的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成了革命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我们只有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太平天国时期的物质社会关系，才可能正确估计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起义的伟大作用和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才能弄清这次起义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去看待当时的人物和事件，才能正确评价它们的功过是非。太平天国革命和它的内部矛盾所由产生的物质社会关系，同现代的是根本不同的。它们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内的阶级斗争，在原因、内容、性质、表现形式等各方面都是完全不同、不能类比的。正如马克思辛辣地指出过的那样，由于罗马帝国的阶级斗争同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卷，581页。）。如果硬要用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比拟来代替研究，那么，除了把最高祭司撒母耳歪曲成坎特伯雷大主教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这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只能造成祸害和灾难。

    "出色地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强加于古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笫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违背了伟大的列宁对历史科学工作者的这一告诫，那就既没有了历史，也没有了科学。太平天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洪秀全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这是一场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他们不可能具有像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袖所可能具有的正确路线、科学思想和革命品质，因而也不可能始终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各种内外矛盾斗争。他们的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规律。他们的革命风暴曾把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打得落花流水，但最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昭示了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的伟大真理。起义农民内部的确存在许多矛盾。封建社会中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无产阶级，它既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小私有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起义农民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又同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互相联系着，因而使得这些矛盾有的带有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斗争的性质。太平天国革命在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和在自身的矛盾中发展，如同一切社会运动一样，是一个"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工作者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研究、说明和总结的责任，而绝没有加以改铸、曲解或者夸大、缩小其某一方面的权利。梁效等任意伪造历史，按照反动的政治需要，把一部生动丰富具体而发展变化着的历史篡改成的异常简单化、线条化、脸谱化而不可理解，这就根本取消了历史研究的可能和必要。

    "四人帮"早已垮台了。他们利用历史反党的罪行也正在被揭露。但是，他们歪曲历史、包括太平天国历史所造成的混乱，他们用以歪曲历史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仍有待于深入的批判，以肃清他们的流毒。让我们共同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锄草肥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作出努力。

    198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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