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也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人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

    马灯照着周恩来那聚精会神的面孔，周劭纲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看着儿子，是骄傲？是担忧？

    一

    周恩来生前随身携带着的是一张“爹爹遗像”。抗战胜利后，他曾对记者们说：“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工作人员在为他整理衣物时，发现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有一个很旧的小皮夹子。夹子里夹着一张周劭纲老人的照片。在照片的背后有周恩来亲笔写的4个字：“爹爹遗像”。

    后来，邓颖超将这个小皮夹子交给侄女周秉德保管。邓颖超对周秉德说：“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拿着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就把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放在这个小皮夹子里，装进贴身的上衣口袋中随身带着。这个小夹子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爷爷的照片。”说着，邓颖超从夹子中抽出了一张照片。照片大约3寸左右，由于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变黄。但却保存得很好，没有一点折损。从这张保存完好无损，并且一直作为贴身之物的旧照片，不难看出周恩来对父亲的感情。

    说起来，周恩来一生中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周恩来出生八九个月时就过继给身患肺结核的小叔周贻淦为嗣。那时肺结核属于不治之症，一旦患上，就只有死路一条。周恩来出世一年左右，他的嗣父和爷爷便相继去世。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原名贻能，字懋臣，幼年随家人从浙江绍兴迁居江苏淮安。17岁时曾回绍兴参加县试考秀才，未中转而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并未学成。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为了给儿子谋个出路，花钱为周劭纲捐了一个“同学生”的名分，同学生虽然只能相当于民国以后的初中毕业生，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人。因此很容易在县衙门里谋一个文书之类的差事，尽管收入不高，但也足以养家糊口。由于周劭纲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官员，为了使他有一个与官员交往的身份，也为了能使他早日进入仕途，周起魁又花钱为周劭纲捐了一个主事衔。按清代规定，主事是正六品。当时官分九品。正从十八级，正六品已不算低了。尽管这只是一个虚衔，但也要花相当多的银子。接着，周起魁又为儿子迎娶了淮安知府万青选的如花似玉的女儿万十二姑为妻。周劭纲一时双喜临门，十分风光。一年后喜得贵子周恩来。然而。不幸也接踵而来，先是周恩来的嗣父周贻淦病故，接着是官居知州的周起魁去世，体面而隆重的葬礼将周家的积蓄几乎消耗光，周家由此开始衰落。

    周起魁的去世大概也影响了儿子周劭纲在衙门中的差事。

    家境的变迁，迫使周劭纲不得不外出谋生，他经妻兄万立□介绍去武汉当起了教书先生，微薄的收入，仅够自用，家里的一应事体全靠万十二姑苦力支撑，周恩来也随嗣母和母亲过起靠典当过生活的日子。

    在周恩来9岁时，母亲万十二姑又因病在清江浦陈家花园去世，父亲周劭纲在外谋生，听说妻子病故，十分悲痛，匆匆赶回料理后事。万十二姑的母亲要求女婿必须按出身门第的规格办理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而且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还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周劭纲对丈母娘的要求唯唯诺诺一一答应照办，可是囊中羞涩的周劭纲根本无力兑现自己的承诺，好不容易借钱买了楠木棺材，却无钱漆裹，更没有能力筹措做道场的巨资。丈母娘根本不顾女婿的现状，提出如不能照办，就不许棺木入葬。于是万十二姑灵柩只能厝就庵中。忠厚老实的周劭纲为了报答操劳一生的爱妻，竟省吃俭用，足足用了20年的时间攒了一笔钱，使爱妻得以归葬于淮安东门外周家祖茔地。周劭纲33岁丧妻，正当壮年，但却一生未再婚娶，随身一直携带着爱妻万十二姑的一张画像，后来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生活，在一次意外情况下那张画像不幸丢失。

    1960年，刘秉衡代表淮安县委赴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曾带去周家祖宗影像数张，到北京后交给周总理。周恩来很高兴，左翻右看，就是不见生母万氏画像，他静静地回忆之后才深情地说：“我父亲生前一直带着我母亲的像，可能是那次在上海紧急转移时弄丢了。”

    周劭纲对妻子万十二姑挚爱一生，矢志终生不再婚娶，这件事大概对周恩来的影响很大。周恩来从小随母亲和嗣母一起生活，而她们的言行影响了周恩来的一生。周恩来非常爱他的两位母亲，他曾多次谈起自己的两位母亲。

    1918年1月2日，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曾深切地悼念她去世十周年，并将自己的悼念经过写进自己的日记：

    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不知道还想着有我这个儿子没有。”

    1920年周恩来因领导学生运动，抵制日货，在天津被捕。被关在检察厅，他在狱中写了《念娘文》回忆两位母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深情地对新闻记者说：

    “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也说：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

    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也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人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

    1950年，周恩来在怀仁堂动员中直干部过好土地改革关的报告上含着泪深情地说：

    “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三百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建国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与亲属谈话时，他还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

    我们或许可以从周恩来对母亲的感情中体会出周劭纲对妻子的感情之内在联系，也可以从周恩来对爱情的始终不渝中找到周劭纲对万十二姑一生操守的内在联系，尽管这两代人的婚姻已经存在着天壤之别，但人之常情并不会因为革命而泯灭。

    二

    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利用假期回国与父亲团聚并写下这样的诗句：“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西安事变”，周恩来成了全国瞩目的人物。周劭纲得知，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1946年，周恩来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到东北去，是因为他伯父周贻赓（周劭纲的大哥，周家叔伯兄弟大排行）在东北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周贻赓为帮助弟弟周劭纲摆脱困境，请去武汉出差的三哥周济渠将周劭纲和周恩来接到东北去。从这时起，周劭纲和儿子周恩来才又团聚。但由于周劭纲的工作一直不稳定，父子俩时聚时分，周恩来的学习和生活主要靠两个伯父。周恩来有机会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的眼界由此而开阔。三年后，周恩来随四伯父到天津，秋考入南开学校，1917年夏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使周恩来将目光移向了世界。周劭纲则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经常处于失业与就业的状态中。1918年1月，在北京京兆尹公署找到一份收入非常微薄的工作。是年夏，周恩来利用暑假回国探望在北京的父亲，并向父亲讲述了自己留学期间的故事，短暂的相聚又要分离，周恩来依依惜别地写下了这样两句诗：“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作为儿子，周恩来很少有机会承欢于父亲膝下。作为父亲，周劭纲一生奔波，很少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以后的事势演变，父子俩的生活更加泾渭分明，周劭纲只是为了家庭生活到处找工作，甚至难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而周恩来走上了改造社会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

    周劭纲虽然并不清楚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宏伟，但他却对儿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相信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或许与他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关。他虽然从不阻拦儿子做什么，但他确实一直为儿子提心吊胆，牵肠挂肚。为此他经常看报，了解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当时正在上海看望儿子。很快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形势很危险，共产党员每天都面临着被捕和枪杀的危险。周劭纲却留在上海一直陪着儿子恩来。还帮助儿子做些秘密通信联系工作。直到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劭纲才回到东北吉林。他的心里一直在惦记着儿子恩来。他从报上看到国民党在出重金悬赏他的儿子，心里实在放不下。1931年2月，他终于又前往上海，住在四川路北永安里44号他的二嫂家中。周恩来有时利用这里作为联络地点，周劭纲继续帮儿子做点通信联络的工作。他不懂革命，只是想为儿子做点什么，这样他的心里才踏实。4月顾顺章叛变；6月向忠发叛变；9月国民党又一次悬赏通缉周恩来。形势异常严峻危险，周恩来被迫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周劭纲则继续守在上海。周恩来有时会到永安里44号来隐蔽几天，周劭纲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儿子，为儿子做掩护。直到这年冬天，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周劭纲才回到东北。

    此后周劭纲再次漂泊，由东北而天津，又由天津而扬州、上海等地，所到之处，便打听儿子周恩来的下落，希望儿子平安无事。他十分留意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他在报上看到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不久，又从报上看到红军主力在陕北已被消灭，他听不到儿子的消息，心急如焚。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周恩来从延安来到西安和宋子文谈判的消息不胫而走，周恩来成了令全国上下瞩目的人物，平时沉默寡语的周劭纲说不出心里有多么高兴。

    周恩来生前很少谈自己的父亲。1964年8月他对亲属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1974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即将住院之前，他的侄子周秉钧从广州出差来北京，去西花厅看望他时，他竟主动对侄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三

    红岩村：周恩来从不忘记去看一下老父亲，然后说句：“我休息了，你有空过我这儿来玩。”第二天早上，周劭纲来看儿子，发现儿子又熬了一个通宵。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此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同时也使周恩来父子再度团聚。

    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给正在天津的父亲写信，让他到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5月，周劭纲来到武汉。他到达武汉的那天，周恩来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时任理事会的总务部主任，作家老舍先生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写：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8月，日军逼近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劭纲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在八路军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的带领下，随着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武汉撤退到湖南湘乡。这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但是，在八路军办事处这支革命的队伍中周劭纲感受到了大家庭一般的温暖。尤其是和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战士们在一起，他变得爱说爱笑，开朗了许多。当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朱慧后来回忆说：“总理的父亲，我们叫他周老太爷。他是个好人，知书达理，平易近人。他能体贴别人，又讲义气。老是笑嘻嘻的，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有时还和我们开玩笑，他人很朴素，不讲吃不讲喝，给什么吃什么。我对他的印象最深。”

    袁超俊对他的印象则是“他的个头儿与周副主席差不多，花白胡须、红光满面，头发虽有些谢顶，但天庭饱满。他有文化，非常文明，又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喜欢与群众交谈，大家都很敬重这位老人。他经常穿长袍马褂，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以后，袁超俊又奉命安排撤退。他将周劭纲、杨振德（邓颖超的母亲）等家属经衡阳、桂林一直护送到贵阳。一路辗转迁移，有时风餐露宿，有时昼夜兼程，两位老人饱受战争之苦。但周劭纲和杨振德始终能严于律己，处处以普通家属身份出现，从不提什么要求和意见。周劭纲在旅途劳顿或候船等事的空当时节，给大家讲故事，谈笑话，以解除人们的疲劳，受到大家的称赞。

    在贵阳，周劭纲和其他家属被安排住在青岩。他和当地群众相处得非常好。他喜欢和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兄弟聊天，给他们读报纸讲时事。但是他从不提及自己的儿子。有一次他听说农民刘月轩的水肿病已久治不愈，特地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藏青果、藏香治好了刘月轩的病。有时，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舍不得花的钱拿出来救济贫苦的人家。1940年秋天，周劭纲随一批家属转移到重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重庆红岩村。

    周恩来与父亲虽然团聚，但由于工作忙，仍没有多少的时间来陪伴父亲。

    在红岩村，周劭纲住在一座小楼的楼下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里是公开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共南方局的办事处，负责直接和国民党军事当局打交道，联系军需供给，为我党我军筹集经费，转动人员和物资，任务相当繁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忙得恨不能多长两只手。由于红岩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里没有闲杂人员，和外界也有些隔绝，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周劭纲也很少外出，大多数的时间只能自己在红岩村中活动了。他常常一个人看报纸，或拿出他喜欢的唐诗来念念。有时他出去散步，到果园去转一转，有时就和负责做饭的师傅聊聊天。他在贵阳的时候，和袁超俊的父亲来往较多。有一天，袁老爷子从重庆城里赶到红岩村看望他。他激动万分，拉着袁老爷子一聊就是半天。

    周恩来知道父亲寂寞，他曾经对临时在红岩养病的工作人员张颖说：“小张啊，我工作忙，你有空帮我多陪陪老爷子。”张颖就去陪老爷子说话。张颖后来回忆说：“老爷子跟我谈他自己的事。说他们原来的家还很不错，后来就穷了。现在抗战了，自己到处奔波连家也没有了。还说他对儿子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说现在儿子这么忙，不能常来看他。我觉得他很苦恼。”

    尽管周劭纲有这么多苦恼，但他终究是个识大体的老人。他从来不去干扰周恩来的工作，也从不议论儿子的工作。他也不去周公馆曾家岩。周恩来到红岩村来办事，进城时总会告诉大家：“你们谁要进城，可以跟我的车走。”周劭纲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搭儿子的车。那时日军的飞机常来轰炸重庆一带。办事处自己挖了防空洞。一有空袭警报，大家全都很快躲进防空洞。周恩来总让副官提着马灯，一进防空洞，他要接着看文件，看电报。马灯照着周恩来那聚精会神的面孔，周劭纲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看着儿子，是骄傲？是担忧？是心疼？还是无奈？大概连他自己也谈不清道不明。待警报一结束，周恩来头一个就冲出去，忙工作去了。

    周恩来平时在重庆城里曾家岩工作，那里便于开展对外活动。周末的晚上，周恩来回到红岩村，过党日，也顺便休息一下。当他经过父亲周劭纲住的院子时，从不忘去看望一下老人并告诉他：“我休息了，你有空过我这儿来玩。”然而周恩来何尝真的休息，往往是周劭纲第二天早上去看儿子时，儿子又熬了一个通宵，方才睡下不久。

    凡在红岩村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周劭纲老人有一个小嗜好，爱喝酒。生活艰苦，伙食差点他都不在乎，可就是每天吃饭时少不了一小盅酒。若能再有几粒花生米，那简直就是享受了。为此周恩来没少劝过父亲，担心他血压高，喝多了会摔倒，毕竟平时没有人陪他，又担心他喝多了出门走差了路，下山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而如果有人打算用公款给老人买一点酒，更要受到周恩来严厉的制止。周劭纲觉得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他喝酒这一点他不能接受，他对儿子说：“我没别的喜好，我就是喝点酒。你不让我喝酒，行吗？”周恩来仍不厌其烦地劝他。一直到周劭纲老人去世，爷俩儿为这事儿也没辩出个结果来。

    周恩来或许受到父亲的遗传，亦有很大的酒量，这对于他开展统战和外交工作很有益处，但他从不嗜酒。完全不像有的“野史”、“演义”写的那样喝得大醉。为了防止饮酒误事，60年代初，他特别规定，在各种外交场合，我方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1965年，发生阿尔巴尼亚外交官出席我国宴会后，醉酒驾车撞死行人的事故，周恩来引咎自责，宣布戒酒。由于周恩来的垂范，直至周恩来去世，再也没有发生外国官员出席我方宴会饮酒过量的事件。

    四

    病中的周劭纲翻来覆去地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周恩来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责问得邓颖超直掉眼泪。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作，住院手术。大家怕老爷子着急，没有人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告诉周劭纲。7月5日周劭纲突然发烧不止。邓颖超去看望老人，老人想念儿子，对邓颖超翻来覆去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邓颖超对他说，恩来忙，出差了。老人不相信。后来老人的病转成肺炎，发高烧，不能起床。张颖为他端开水时，他拉着张颖的手，一边喘着气一边仍在问：“恩来为什么不来看我？”起初，邓颖超没有把父亲生病的消息告诉周恩来。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的周恩来，仍惦念着父亲的生日，7月6日，致信邓颖超，说：“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指阴历，阳历应为7月11日）那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周劭纲的病越来越重，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告诉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病起于星期日”，“先是发冷，继之以发热（三十八度多），胸胃发胀，不思进食”，体温四日来未退，请医生试诊，“诊断为疟疾”。并告：“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

    接到邓颖超的信后，周恩来两夜来未睡好，心神不宁，10日他致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静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并嘱邓颖超：“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7月10日，就在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的当天周劭纲老人去世了，享年只68岁。

    对周劭纲老人的去世，大家都十分悲痛，但是要不要告诉周恩来呢？董必武召集邓颖超、吴克坚、童小鹏开会商议。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敬，如让他现在知道了父亲病故的消息，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报告。周老先生的灵柩暂停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再出殡。会议还决定派吴克坚和童小鹏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如问到他父亲时，不要多谈，就说：“病有好转，请放心。”吴克坚和童小鹏到医院去，心情十分矛盾，在车上互相叮嘱不要露了马脚。他们怀着十分紧张的心情总算是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走出医院时已是汗流浃背了。

    细心的周恩来很快就发现为什么一连几日邓颖超不来看他。13日他问童小鹏，童小鹏总是支支吾吾，很不自然。他想必定是机关出了什么事，就连连追问。童小鹏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从未在总理面前说过假话，说得很不自然，被他察觉出来了，他连连追问。我不敢再隐瞒，只好照实说，老爷子已经过世，大姐已组织办事处的人给老人家办了丧事，灵柩暂时停放在办事处旁边不远的地方。

    周恩来一听他父亲去世已三日，立即惊得脸色苍白，要马上回办事处。他手术后身体虚弱，站不住，下了床便蹲在地上。周恩来在人们搀扶下回到办事处，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他向邓颖超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邓大姐直掉眼泪，童小鹏同志更是吓得一声不敢吭，躲到三楼不敢下来。一些同志闻讯赶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无不为之动容。

    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

    待周劭纲的丧事公布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要人致函或到红岩村吊唁。

    1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电报既表达了战友之情，也表达了对周老先生的敬重。

    建国后，中共重庆市委考虑到周劭纲生前曾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就把他的棺木由原来的葬地移放到重庆革命烈士公墓，后来被周恩来知道了，就请求重庆市委把他父亲的棺木从革命烈士墓中迁回去，重庆市委经过讨论认为，搬迁周劭纲的灵梓是因为他生前做过有益于革命的事而不是因为他是周恩来的父亲，所以就拖着未办。1964年周恩来在下决心平掉淮安祖茔地时，同时专门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往重庆，终于将周劭纲的棺柩从重庆革命烈士公墓中迁出，安葬到附近一座无名小山的半山腰上。

    伟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革命者的身体里一样流动着亲情的血液，周恩来充满人情味的言行，可以使人们更加感受到人格的魅力。

    （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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