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个子和你差不多（注：我是一百六十厘米高），讲话轻声轻气的，长得蛮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和你父亲的感情很好。”

    父亲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

    1989年夏天，在离北京不远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我去看望了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刘英妈妈。

    刘英妈妈告诉我：“我认识你爸爸可早咧！”

    那是1928年，湖南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也牺牲了。湖南党的组织就派刘英到上海，找中央。刘英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湖南的党组织找到了党中央。

    刘英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发展入党的。到了上海后，李维汉就让刘英住到他的家里，假装成他的姨妹子。

    刘英妈妈说：“那时候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小平同志，他们就在李维汉的家里开会。那时候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中央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和李维汉。李维汉分管湖南的工作。”

    刘英妈妈笑着对我说：“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平同志的。1928年，他24岁，我23岁，大家都喜欢开个玩笑，所以一下子就熟了。我连问也没问他是干什么的，就小平、小平地叫开了。那时候他很活跃，爱说爱笑。我记得写东西的都是他，很随便的一个人。”

    父亲在我们眼里，人很内向，话不多，又慈祥又严厉。只有当他在他的老同志、老朋友之间时，才话也很多，声也很大，还常常哈哈大笑。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要凭点想象力，才能想象得出一个活跃开朗、爱说爱笑的年轻的邓小平的形象。

    父亲那时候心境开朗，是有原因的。一是到了上海后，党的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还有一个原因，父亲于1928年春天，与张锡瑗结婚了。

    张锡瑗生于1907年，在莫斯科时正好19岁。她的原籍是河北省房山县良乡，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大约于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和父亲就是在中山大学作为同学时认识的，两人之间相当熟识。

    1926年，张锡瑗与中山大学的20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集体相，相片中的她，端正秀丽的面容，短短的头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非常真切。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几经革命斗争的锤炼了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张锡瑗在短短的二十四年的生涯中仅存的一张照片。现在，它正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瑗烈士的墓碑之上。

    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制，但是父亲并未念完两年，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年底，父亲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

    他踏上了回国的道路。在一别六年之后，他又要回到祖国去了，回到那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去，去参加那千难万险的国内革命斗争。

    1927年，父亲回国后不久即遭遇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他从西安到了武汉，进入武汉的党中央当秘书。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一个人，就是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天，约在八九月间，经过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一次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父亲和他老同学相遇，必有一番喜悦。

    不久，武汉中央迁往上海，父亲到了上海，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父亲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1928年刚过年不久，父亲和张锡瑗结婚了。父亲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当时曾参加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对我说：“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91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学潮的，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你爸爸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家里，你爸爸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去看他，因此我常见到他们。”

    革命老妈妈朱月倩也对我说：“在上海时，我的丈夫霍步青在中央军委工作，我也是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那时我们夫妇和你爸爸、张锡瑗，还有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六个人一个党小组。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一个礼拜过一次，地点换来换去，主要内容是学习。你爸爸是个很好的干部，工作能干。张锡瑗是北京人，一口北京话。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个子和你差不多（注：我是160厘米高），讲话轻声轻气的，长得蛮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和你父亲的感情很好。”

    1990年我看见朱月倩时，她已81岁，她于1909年出生。那么1928年，她和父亲一个党小组时，应该只有19岁，比张锡瑗还小3岁。周伯伯那时刚刚30岁，邓妈妈和父亲同岁，也是24岁。他们的平均年龄才20出头，可真是一个年轻的党小组呀！可我想象得出，这个党小组，又是一个成熟、坚定和活跃的党小组。

    朱端绶妈妈也告诉我：“我当然认识张锡瑗！她来过我们机关，和我挺要好的。她人很漂亮，性格挺好，挺活泼的，和我一个脾气，很爽快，有话就讲。她的性情温和，很可爱，对人很好，我们年龄差不多，很是谈得来。那时候我们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恩来同志和你爸爸他们也是穿长袍，戴博士帽。”

    父亲和张锡瑗，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对夫妇住在一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伯伯与邓妈妈住楼上，父亲和张锡瑗住楼下。邓妈妈曾经说过，他们常常听见父亲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

    我问过父亲，他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有一次，父亲沉思般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父亲和张锡瑗，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在那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在那巡捕森严的租界地里，还真有这一片纯洁、美好的人间真情存在其中，实在令人看之悦目，闻之清心。

    父亲在上海忙完公务后，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因为，在上海的时候，父亲的个人生活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

    父亲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10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但是，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那时候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是很差的。父亲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

    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家里，可能因难产的关系，没有几天，孩子也死了。

    这是一个女孩儿。

    听邓妈妈讲过，张锡瑗的死，令父亲十分悲痛。

    但是，再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再悲痛也只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里。

    因为，前方，形势逼人，军情如火。

    张锡瑗的突然不幸去世，使得父亲在上海多耽搁了几天。大约在1月底，他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急匆匆地赶去广西了。中央已批准他们的计划，广西的部队和同志们正等着他去布置指挥呢！

    父亲再次取道香港时，他通过我党当时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了一下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李强告诉了他有关的呼号等事项。李强回忆说，那时“也谈到他的夫人托我埋葬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

    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埋葬的，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敌人杀害后和政治局委员苏兆征病逝后，都是由李强去掩埋的。

    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后，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父亲自被派到广西工作后，就离开了中央机关，改为由中央军委领导。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

    李强叔叔告诉我：“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们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我的二叔邓垦说，他在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父亲带二叔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二叔记得，那个墓碑上立碑人用的不是父亲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罗亦农的墓地，也不知下落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父亲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父亲他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父亲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一些残余赶出中华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就根本无法顾及了。

    事情也是很怪，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最后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汹涌澎湃的时期，父亲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瑗保护了下来。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她那张在莫斯科时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她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当我们去她的墓地瞻仰时，献上了许多鲜花，让这些美丽绚烂的花朵，伴随她宁静地安息于此。

    ……

    1930年1月，父亲还未满26岁。他前来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而他离开上海时，则是妻子去世了，孩子也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使父亲遭受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悲痛之中，他甚至不能够多在上海停留片刻以掩埋妻儿，他必须马上启程，马上赶回广西去。

    广西那时时不我待、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正等着他呢！广西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同志正等着中央代表和他们的政委回去呢！

    共产党人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眼泪。

    有多少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失掉了亲人和战友，而他们，则往往都是把感情深埋进心中，把眼泪强吞进肚里。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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