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

    周恩来、邓颖超不仅生活上关心李鹏，政治上也关怀李鹏的成长，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有时让李鹏念《新华日报》上的社论。李鹏一边念，周恩来一边纠正他念错的地方，并耐心地讲解内容。

    周瘦鹃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

    一

    “他们的父母为革命而牺牲，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有时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也会颇有感慨地和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21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瞬就过去了。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革命的后代。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在旁的邓颖超赞同地说：“是的，是10个。”

    周恩来说的10个，实际只是一种泛指，不必考证。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实关怀和抚养过为数不少的革命烈士后代，并把他们抚养成人，培育成才。其中有：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曹渊的儿子曹云屏，杨匏安的儿子杨明等。其他在延安的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红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二

    长征途中，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保住了廖承志的性命。

    周恩来是1924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廖承志年仅16岁，初出茅庐，是广州岭南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承志问父亲，刚才那位身穿白帆布西装的客人是谁。来访者那炯炯有神的双眸和两道刚毅的浓眉，以及与廖仲恺低声的交谈，引起了承志的好奇。

    “你还不认识他？”父亲说，“他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10年后，这位当年的“大将”在长征途中救了廖承志的命。

    1935年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后，到了黄河边，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委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周恩来当时还不知道廖承志因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并准备处决。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危急时刻偶然碰到向预旺堡镇开拔的廖承志等人的。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宣布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从而保护了革命烈士廖仲恺的后代，也为中国革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三

    “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

    李鹏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许多方面与孙维世很相似。两人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两人先后都被送到苏联学习。孙维世念文科，李鹏学习科技，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孙维世惨死在江青一帮党羽的毒手之下，李鹏则闯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1927年以国民革命军第25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他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李硕勋与赵世炎（1927年7月被国民党杀害）的妹妹结了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硕勋于1931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同年7月，当他在海南岛准备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于9月16日被敌人杀害。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李硕勋就义前写的一封信：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为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月十四日

    “陶”指的是他的夫人赵君陶，“吾儿”便是李鹏。李硕勋于1931年被捕遇难后，周恩来、邓颖超就多方寻找他的子女的下落，后来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

    1939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路过成都时，邓颖超把李鹏从亲戚家找出来，带到重庆办事处，让他跟他们一起生活。周恩来、邓颖超不仅生活上关心李鹏，政治上也关怀李鹏的成长，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有时让李鹏念《新华日报》上的社论。李鹏一边念，周恩来一边纠正他念错的地方，并耐心地讲解内容。以后又把他送到延安，接受正规的教育。

    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到前方去，临行前特意到枣园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周恩来得知李鹏入党了，就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邓颖超也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并说，这次和同志们到前方去，会遇到很多困难，对此要有思想准备。想了一会儿又说，你那床被子还是从重庆带来的吧，这么多年了，大概已经蹬破了吧。接着拿出一床新的丝绵被套给李鹏。这床丝绵被套是一位民主人士特意从重庆捎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他们一直没舍得盖。李鹏望着他们床上两床洗得发白的普通战士用的旧棉被，怎么也不肯接受。邓颖超慈爱地说，这被子轻一点，你背着好行军嘛。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怀，像一股暖流沁入李鹏的心头。李鹏含着泪水接受了这珍贵的礼物。后来，李鹏在延安一所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被送到苏联深造。1955年回国工作。

    解放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心着李鹏的学习、思想与生活。1962年，我们国家正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当时李鹏在沈阳工作。周恩来这年6月到东北视察，一天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把李鹏等4个在他们身边长大的同志找到宾馆，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到这些烈士后代的成长，他们十分高兴。晚饭时间到了，周恩来提出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是四菜一汤，荤的只是一盘鱼，主食是烙饼和小米稀饭。周恩来让李鹏他们吃鱼，自己却夹素菜。席间，邓颖超同李鹏他们回忆在延安时的艰苦生活，说今天我们吃小米，就是不要忘记延安啊！后来李鹏听说，连这顿简单的家常饭，也是周恩来自费招待的。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80岁高龄的邓颖超还专门到他的办公室，谆谆嘱咐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视如己出。对李鹏来说，周恩来永远是他的“周伯伯”，邓颖超永远是他的“邓妈妈”。

    四

    抚孤不畏艰险，育才教诲情深。

    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照料的烈士子女中，还有曹云屏和杨明。

    曹云屏是烈士曹渊之子。曹渊1902年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战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曹渊的革命道路上周恩来对他有很大影响，曾亲自参加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小组会。曹渊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党代表。1926年5月，任叶挺铁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曹云屏从小在家乡红军战士和游击队那里，了解到父亲与周恩来和叶挺的友谊。14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写信，急盼去延安学习。周恩来回信说：“令尊曹渊同志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地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的家境贫苦虽无法升学，而求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北公学受训。并付大洋20元，籍作来汉路费。”1938年3月曹云屏与其堂兄曹云青做伴离乡，4月底到武汉，在八路军“五一”节纪念晚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亲切询问家中及路上情况，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小哥俩换上有八路军臂章的军服。随后，周恩来亲笔给在西安的林伯渠同志写信，介绍小哥俩的情况，细致周到地安排他们到延安学习事宜。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曹云屏兄弟5月中旬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两个月后，周恩来回延安时，见到兄弟俩，亲切问及学习和其他情况，一再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以后，周恩来每次回延安都要见他们，询问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他们到延安的第二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曹云屏在回顾周伯伯、邓妈妈的关怀时说：

    1938年秋，我们听说周伯伯回来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看他。我们到周伯伯家，他可高兴啦，详细地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我们有没有写信回家，我母亲生活怎样，能不能出来参加工作。我说：“我母亲不识字，缠足，出来不方便，会给党增加负担。”周伯伯沉思着说，现在革命还在困难时期，条件还不好，很多革命亲属忍受着苦难啊！当时已是初冬，周伯伯见我们穿得单薄，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说不冷，听说学校快发棉衣了。哪知，就这么一件小事，也被周伯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我们回到学校后，一个傍晚，我们正在球场上玩，听说有人找我们，一看，原来是周伯伯的副官。周伯伯专门派他送来60元边币，叫我们每人做一件棉衣。

    周伯伯、邓妈妈，关心着我们这样的“小鬼”多着呢！我们在周伯伯家里，常常碰见一些不相识的“小鬼”，同周伯伯和邓妈妈亲切地叙谈。那天在周伯伯家里的，有两个中国女子大学的女学生。她们围着周伯伯，叽叽呱呱地又说又笑，谈得十分亲热。中午，周伯伯留我们吃饭。周伯伯的副官看见台面不平整，就用写挽联用剩的纸张，铺在台面上。周伯伯见了，就批评说：“这纸来之不易，你拿来铺台子，多浪费！现在边区的物质条件很困难，我们要处处注意节约呀！”

    我们在延安学习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同学中对抗战的前途有种种议论。我们在给周伯伯寄信时，特别请他谈谈对抗战前途的看法。隔了一段时间，1939年2月13日，周伯伯给我们复信来了，信里说：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非常欣慰。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过后，为了指导我们认清革命形势、抗战前途，周伯伯还特地给我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连续寄了四五期。

    在同周伯伯接触中，我们发现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联系群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为党工作，即使对我们这样的“小鬼”也不例外。我们在学校时问学校的情况，参加工作后又问工作的情况，还经常问我们家乡革命斗争的情况，以及在外地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一贯都是这样，问得非常仔细。

    建国后，曹云屏一直积极为党工作，曾任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和顾问委员会常委。他常记：我受到周伯伯和邓妈妈的亲切关怀成长到今天，永远不能忘却他们的深情，我要以他们为光荣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明是烈士杨匏安之子。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革命家。1921年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与周恩来一道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后，杨被派往上海坚持斗争，编辑党的刊物。为了减少党的开支，以及弥补家用，他除在夜晚加紧写作和翻译外，还要帮助人家推磨做米糕，让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1929年，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1931年在龙华被秘密杀害。杨匏安牺牲后，家属回到广东老家，靠打短工和做手工活过日子，杨明兄弟姐妹们沿街乞讨，后来进了孤儿院。

    周恩来对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十分钦佩。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大力组织营救，时常不顾危险去看望他的母亲和家人。还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设法营救，甚至策划武装营救。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对杨匏安的遗属十分关心，一直多方寻找。除了托何香凝和其他同志帮助寻找外，还以周翔宇的名字向杨明的乡亲写信，打听下落。1935年找到后，托何香凝将杨明从孤儿院接出来，送到仲恺农工学校农科学习。从此杨明积极投身革命救亡运动，并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杨明去延安学习途经武汉，周恩来立刻会见。8年没有见面了，杨明本想周恩来可能认不出他了。没想到一见面，周恩来亲切地拉着杨明的手说：“不要介绍了，我认得你，你长得更像你父亲了，连说话的神情都像。”接着问长问短，一再叮嘱杨明不要忘记父亲在狱中《示难友》一诗，要学习父亲高尚的革命品质，继承遗志。听说杨明入了党，周恩来高兴地说：“看来你们是长大了。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知识，今后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安排了杨明等人去延安事宜，还给了30元路费。

    第二年8月，杨明给周恩来写信谈及弟妹想来延安参加革命。周恩来回信说：“你的家已属廖承志同志照顾，缓急有助，不需挂虑。你的弟妹倘欲来此间，也可径找廖同志商洽，定能代他们设法成行。”经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杨明全家都得到组织上的妥善安置。四弟来到延安，六弟参加了广东东江纵队，其他弟妹和祖母则留在港澳机关，派专人照料。1940年5月，杨明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向周恩来表示要到前方去。周恩来非常高兴，但想到杨明有心脏病，就写信劝慰他：“你毕业后应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好能多学习一时期，你可向党提示请求。附上10元，作你的零用费。医治问医，我已函告张启龙同志。”杨明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牢记周恩来的教导，服从党的安排，努力为党工作。杨明同志每当在谈到当年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依然非常激动。

    五

    嘱咐李湄：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

    廖仲恺、何香凝一家几代人献身革命，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同我们党，同周恩来等同志结识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李湄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外孙女，李少石和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1945年10月，也就是日本向中国和盟国投降的一个月后，他在重庆遇难。

    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战地》增刊为纪念周总理在1980年第1期封里，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恩来1949年写给李湄的一封信。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

    你好。

    周恩来

    七·二十三

    父亲遇难时，李湄13岁。不久后，她随母亲廖梦醒由重庆到上海。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2月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廖梦醒奉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对李湄有危险。因此，李湄被送往香港，同她外祖母何香凝暂住。

    解放后，李湄母女在北京团聚。1949年4月，李湄进华北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预定于同年8月（即周恩来回信数周后）毕业。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青年人按捺不住迫切希望参军的心情，因为部队当时招收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南下进军途中做政治工作。当时17岁的李湄当然也不例外。她只是担心母亲不同意，因为她是独生女，而且母女刚刚团聚不久。李湄有同龄姑娘所具有的一切心计。她写信给周恩来，因为她认为周伯伯有可能说服她母亲。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最后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了。

    六

    告诫干部子女：不要学清朝八旗子弟。

    1953年5月24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北京101中学。当时一些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集中在这所学校里读书。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除了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外，特别给他们讲了清朝八旗子弟的故事。周恩来亲切地问：“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同学们思考着，互相观望着。他接着说：“就是‘胃’字出头的那个‘胄’。这些贵胄都是立有战功的清朝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大清帝国。可是，到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了，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子东游西窜，游手好闲。他们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坠落成了一群腐败无能的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最后丢了天下。当然，他们这种转化是一切剥削阶级必然的下场！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

    在这次看望中，周恩来又谈到改变干部子弟学校性质，招收人民群众子弟入学的问题。他说：“建国4年了，我以为这样的学校已经改变了。”“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斗争的形势迫使组织上创办干部子弟学校。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性质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啦，这不关你们的事，这是政府的事。不过也是你们的事，你们应当拥护。你们拥护不拥护？”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拥护！”热烈的掌声和爽朗的笑声融成一片。周恩来接着说：“希望你们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特殊化。你们要是变得特殊化了，脱离群众了，那么你们就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轨道，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方向，就不成其为革命的后代、无产阶级的子弟了。”

    同学们望着周伯伯和邓妈妈亲切的笑容，聆听着语重心长的教诲，一股暖流一直流到心里。总理提出的问题，过去没有好好想过，现在开始思考了。当晚，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在议论总理的教导。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同学们仿佛突然长大了几岁。

    “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周总理的鼓励，鞭策同学们永远前进。

    七

    “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说这次拜访“实现了8年前的愿望”。周恩来一边亲切地同周瘦老交谈，询问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了解他的创作情况，鼓励他“写出好作品来”，一边抱起了周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到此情此景，忽然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就是周恩来的胸襟，这也是邓颖超的胸襟。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观。

    八

    1962年，一对普通的工人夫妇过早地去世了，撇下了5个孤儿。30年过去了，5个孤儿已长大成人，他们忘不了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关怀和温暖，更忘不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慈祥的邓妈妈。

    1965年春节，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照顾孤儿周同山五兄妹的田大婶。他紧握着田大婶的手，亲切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现在怎么样？老大当兵了？在哪个部队？”田大婶不住地点头，说：“挺好，挺好，请总理放心！”周恩来的关怀，使田大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件件往事，在她脑海中涌现：

    周同山的父亲，在旧社会是北京拉人力车的穷车夫，母亲整天在外捡破烂，一年到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贫穷生活。解放后，他们一家变样了，吃不愁，穿不愁，但谁料想，1961年和1962年，周同山的父母双双得病，先后离开了人世，兄妹五人成了孤儿。那时，大哥同山15岁，最小的同义才3岁。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孤儿同样能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受到党和各级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还上了学，受到了教育，兄妹五个，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幸福地成长着。老大同山中学毕业后，当上了人民解放军战士。

    更让人难忘的是，1964年8月17日，同山五兄妹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要他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为招待外宾和外国小朋友而举行的联欢会。喜讯传来，全院的叔叔阿姨都感到高兴。他们忙着为孩子们收拾打扮，田大婶亲自给小同贺梳好了小辫子，穿上了漂亮的新裙子……五兄妹高高兴兴来到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位头发灰白，穿着一身朴素衣服的老奶奶，笑嘻嘻地朝他们迎过来，她就是邓颖超。邓颖超很亲热地拉过这个来瞧瞧，拉过那个来看看，把最小的同义抱在怀里，不住地问：“你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周总理要我问你们好！”

    五兄妹一听这话，激动万分，眼里含着泪花，只是笑。老三同来高兴得在红地毯上翻跟头，邓妈妈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爱抚地说：“我看他是最淘气的。”邓妈妈摸着老二同庆的头亲切地说：“还是这个当姐姐的乖。”随后，她又亲切地询问老大同山、老四同贺的学习、生活情况。最小的同义嚷嚷着让邓妈妈抱，邓妈妈又弯下腰把他抱起来问他：“幼儿园好吗？吃什么饭？”“幼儿园可好了，今天阿姨还给我做肉包子吃呢！”在场的人看到这场面都会心地笑了。这时邓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低头问正在蹦跳的同来：“你学习怎样？”这一问同来脸刷地红了。他小声说：“算术100分。”邓妈妈看到他那窘迫的样子鼓励地说：“还要继续努力。”

    在联欢会上，邓颖超把他们五兄妹介绍给外宾和外国小朋友。他们讲述了孤儿在新中国的生活，许多外宾和小朋友都走到他们身边问候。联欢会结束的时候，邓颖超又一次来到他们身边，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啊！”五兄妹望着头发花白，穿着朴素的邓颖超，好像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1986年1月9日，邓妈妈特意给五兄妹写去了信：“……知道你们已长大成人，我为你们高兴。看到你们的信和照片也想见你们。只是目前有些事，还不能安排邀请你们。待以后再邀吧，这件事，我会记得的……”

    1988年中秋节，邓颖超把五兄妹叫到中南海共度中秋佳节。当五兄妹来到西花厅时，邓妈妈脸上带着微笑亲切地对他们说：“昨天天气不好，我可担心了，真怕下雨淋着你们……我知道你们爱吃枣泥月饼，所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们准备了枣泥月饼。”邓妈妈的话像一股甘泉流入五兄妹心田，顿时西花厅中回荡着他们的欢声笑语。

    邓妈妈非常严肃地让五兄妹汇报各自的学习、工作情况。当她知道同山已担任北京供电局副局长多年，工作上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同庆在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中是认真负责的；同来从部队转业到农场局工作是努力的、尽心的；同贺、同义也在各自的岗位上是努力工作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是有出息的、有志气的、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孩子，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你们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孩子，但你们都要记住你们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们要比一般的孩子更爱党、更爱祖国、更爱人民，你们应为祖国多做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自从邓颖超住院后，五兄妹时常去医院看望她，邓颖超从不谈自己的病而总是关心着他人。有一次邓颖超非常内疚地对同庆说：“上次忘了告诉你们，代我向关心你们成长的人问好！”同庆感慨万分地说：“您心里总关心着他人，唯独没有自己。”邓妈妈却说：“咱们是一家人嘛。”邓妈妈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在五兄妹的心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李虹 刘俊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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