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写字要一笔一画的,要写得工整,让人家看得懂。不能这样,外国字不像外国字,中国字不像中国字。”
对子女,刘少奇是慈爱的父亲,也是严厉的导师。他不只关心孩子的生活,更重视对孩子的思想品质教育。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她出生在1927年。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在武汉,汪精卫与蒋介石遥相呼应,背叛了革命。
反动分子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只得转入地下工作。
由于环境恶劣,刘少奇只得把刘爱琴寄养在别人家。后来,那户人家为生活所迫,把刘爱琴卖给了另一家做童养媳。
直到1938年,刘爱琴才被周恩来派人找到,回到父亲身边。但没过多久,她又被送往苏联学习,这一去就是十年。
1949年的夏天,刘爱琴刚刚通过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计划系的毕业考试,在过暑假。
有一天,一个同学挺神秘地来找刘爱琴,告诉了她一个好消息。
原来,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访苏,已经到达莫斯科。
一别十年,骤然相聚,刘爱琴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说。
访苏期间,刘少奇每天的日程都是排得满满的。他只能在吃饭时抽空询问刘爱琴的情况。
刘爱琴告诉父亲,自己中专已经毕业了,准备继续上大学。
刘少奇想了想,对她说:“还是回去吧,国内很快要办起许多自己的大学了。”
尽管活动安排得很紧,访苏期间,刘少奇还坚持自己洗衣服。
有一次,苏联服务员见到刘少奇住房的卫生间里晾着洗过的衣服,就对刘爱琴说:“以后不要再让他自己洗了。”
刘少奇回来后,刘爱琴转告了服务员的话。
可刘少奇却说:“不行,这点东西还用别人帮助?”
“那,我给你洗。”刘爱琴也很心疼父亲。
沉吟了一下,刘少奇说:“这倒可以,你会洗吗?”
刘爱琴说:“试试看,你看行不行。”
第二天,刘爱琴就给父亲洗衣服。谁知,她刚把衣服泡在盆里,就被服务员夺走洗干净了。
刘少奇知道后,批评女儿说:“这是叫你洗的,你怎么让人家做了呢?人家工作也挺忙的。自己的事自己做,你现在又没什么事情。”
本想帮父亲的忙,可没帮好,又受到父亲的批评。刘爱琴满肚子的委屈,她抱怨服务员:“你看看,都怪你把衣服夺走了。”
服务员笑着说:“不要紧的,以后我偷偷地给他洗。”
“我可不敢了。”刘爱琴赶紧拒绝说。
以后,刘少奇换下衣服后,还是自己洗。
女儿劝他:“每天回来这么晚,你就不要洗了吧!”
刘少奇却说:“好说嘛,比在山沟沟好多了,水也方便。”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却教育了刘爱琴:自己的事要自己做;待人应该平等,不论是什么身份,都应该尊重别人。
40多天后,会谈结束了。刘爱琴也将随父亲率领的代表团返回祖国。
临行前,刘少奇告诉女儿:“要回去了,你可以买点东西,做两件新衣服。”
刘爱琴没多考虑,就做了两套西式裙服。套服式样新颖大方,刘爱琴很满意。
可是,刘少奇看了以后,却说了句:“你看,衣服也不会做。”
刘少奇让女儿做衣服,是让她回国后穿的。可刘爱琴离开祖国已经10年,对国内的情况不大了解,她不知道,那两套裙服根本没法穿,只能压箱底。这是她回到祖国以后才弄懂的。
火车开到满洲里后,代表团换乘了国内的专列。本来,刘爱琴在火车上是跟父亲一起吃饭的,换车后,刘少奇交代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国内了,不当客人,是主人了。你们要带着爱琴到餐车上去吃饭,她不应再受这个特殊待遇,不要和我一起吃饭了。”
回到北京,没过几天,刘少奇就让女儿去“上班”。
这工作是由王光美亲自联系的,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俄语课教师。
刘少奇和王光美亲自把刘爱琴送到师大女附中去报到。
在办公室里,刘少奇对校长和老师们说“你们一定要从严要求她”。
校长说:“学校要普遍设俄语课,可是很缺教师。目前只请到了一位,是外侨的后裔。学校很欢迎新教师来。”
刘少奇明确地告诉校长:“她来这儿有两个任务:教俄语和学习中文。上语文课,按学生一样要求;教不好课,当老师要求。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而对她迁就。”
当时刚解放不久,工资还是以小米来支付。
校长说:“另一位俄语教师每月的工资是八百斤小米,给刘爱琴定多少工资呢?”
刘少奇说:“可以给她点吃饭的钱。”
在场的老师们一听都笑了。有人提议:“不能低于那位老师的工资水平。”
刘少奇却说:“不行,给她够吃饭的就行了。”
后来,学校给刘爱琴定的工资是每月四百斤小米。
由于离开中国时间太长,刘爱琴对国内的情况很不熟悉。她本人又思想简单,贪玩,像个小孩子。
对女儿的这些弱点,刘少奇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总是教育女儿:“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因为工作需要,刘爱琴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时,刘少奇总要指定一些书让刘爱琴看,目的是让女儿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概况。
刘少奇指定的书中,有许多是毛泽东的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
他告诉女儿:“文字上可能还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
他还对女儿提出要求:“要学习做笔记,写出心得来。你觉得写得好的,给我看看。”
那时,刘爱琴的中文水平确实很低,上课点名时,许多同学的名字她都念不下来。
父亲布置的学习任务她必须完成。于是她抓紧课余时间学习中文,实在感到困难,就去请教住在学校的语文老师。
过了一段时间,刘爱琴把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心得交给父亲批阅。
刘少奇认真地看起来。
刘爱琴耐着性子,等刘少奇看完,着急地问:“是不是写得挺好的呀?”
刘少奇点点头说:“还可以。”
接着,他指着笔记本问女儿:“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五个阶级,你看看这里是几个。”
刘爱琴连忙接过笔记本,一看,自己只写了四个。
“不虚心,不仔细,丢三落四。丢了哪个?”刘少奇带着笑问。
“是半无产阶级吧?”刘爱琴想起来了。
刘少奇半带批评地说:“把半无产阶级都没有算上,看看!”
随后,刘少奇又指出笔记本上的字迹太零乱。
他说:“写字要一笔一画的,要写得工整,让人家看得懂。不能这样,外国字不像外国字,中国字不像中国字。”
他细心地把笔记中的错字和白字都指出来,并教给女儿正确的写法。
由于父亲严格的督促,刘爱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能比较流利地读理论书籍了。中文水平迅速提高,会话和写字能力都明显加强了。
1950年,刘爱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开始了大学生活。刘少奇仍没有放松对她的严格要求。
有几次周末回家,刘爱琴嫌乘电车费事,就给中南海车队打电话,要车接她。
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对女儿说:“你不能再要车了。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我坐车是工作需要,所以给我用。你给汽车库打电话,就要出别的车,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回家可以坐电车、公共汽车。”
刘爱琴对父亲辩解说:“电车站人太多。”
刘少奇说:“人家能够等,你回家也不是急事,为什么不可以等?”
停了一下,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以后顺便跟我出去,可以搭我的车,你单独要车是不对的。”
刘爱琴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可不服气。她觉得这么一件小事,父亲太小题大做了。再说,她要车也征求过车库的意见,问车有没有空,能不能来,结果是人家同意才来的嘛!
心里这么想,但见刘少奇这么重视这件事,刘爱琴以后再也不敢要车了。
有一年冬天,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会。
天气转冷的时候,王光美给刘爱琴买毛线,织了一件毛衣,可她还没有毛裤。
刘爱琴喜欢滑冰,她想这件毛衣滑冰时穿正好。那么,平时穿什么呢?她悄悄地让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买回一身绒衣绒裤,穿在了身上。
刘少奇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让人去叫刘爱琴。
刘爱琴一看父亲的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妙。她机灵地抢先说:“爸爸,我买了一身绒衣绒裤。”
“为什么买了一身?你不是有毛衣吗?”刘少奇问。
接着,刘少奇批评女儿又犯了错误。
刘爱琴不满意地想:不就买了一身绒衣吗,有什么了不起!一看女儿的样子,刘少奇就知道她不服气。
于是,他严肃认真地开导女儿:“你花的不是我的钱,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给的。现在实行的是供给制,家中所需都是国家配给的。自己已经有了的,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
听了这些话,刘爱琴认识到自己错了,她惭愧地低下了头。
刘爱琴就是这样,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申英 彤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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