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十分注重教育子女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决不能搞特殊,决不能有任何依赖思想和优越感。
朱德自己一生为人民建立奇勋,身居高位,所以他在教育子女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常说:“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其他9位首长一道去看戏。朱琦和朱敏也跟着去了。当时,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戏散场后,朱琦走得快,先上了汽车。这时朱德走过来对他说:“你下来,步行回去!”回到杨家岭时,朱德诧异地发现朱琦也在车门口站着,便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琦回答:“我是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朱德生气,语气中透着愤怒:“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那人家就只好步行回来了,是吧?你呀,你……”朱德气得在大路的草丛里来回踱步。在稍稍平静下来后,又耐心地对朱琦说:“你想想,警卫战士的职责,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你站了人家的位置,战士不能随时行动,万一路上有情况怎么办?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知道吗?”“是我错了,爸爸!”朱琦赧颜地低下了头。
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后,朱德对亲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严格了。
朱德的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朱德把他调到北京工作,朱德都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一次从东北回老家探亲,途经北京时去看望了朱德。朱德对他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尔后才是其他关系,你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几年后,这个侄孙临近复员时到北京请求朱德帮他在城里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部队入了党,共产党员更应该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这个侄孙听从了爷爷的教诲,愉快地回到了家乡,当地政府安排他当了公社的放映员。
1974年,朱琦因病去世。有关部门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的老人了,几个外孙、孙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有人照顾,于是决定把在青岛海军当兵的小孙子朱权华调回北京。小孙子调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去看望爷爷奶奶。一进家门,爷爷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孙子知道爷爷的脾气,考虑再三,只说自己是到海军某部帮帮忙,不敢直说已调回北京的事。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又去看望爷爷。爷爷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地问他:“你在海军帮忙多长时间了?怎么不走了?是不是调到北京了?”孙子一看瞒不住了,便以实相告,还说这是组织上考虑到便于照顾爷爷。
朱德一听,便觉里面有“鬼”,非常严肃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还应该回哪里去!”
事后,朱德还特地找来海军领导人,了解到孙子调回北京的经过后说:“一个人总浮在上面时间长了只会做官当老爷,权华还缺乏基层锻炼机会,应当下去,对党、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再说我不能搞特殊,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子女留在北京行吗?别人会怎么说?”“那就按您的意见办。”海军领导终于被说服了。
在朱德的要求下,部队决定把朱权华调到南京海军某部。1975年农历腊月29日,调令下来了。权华想在北京与爷爷奶奶一起过了春节再走。朱德严肃而慈祥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执行纪律,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到那里和同志们在一起更有意思。”“好,我见妈妈一面就走。”权华的母亲赵力平接到电话,与权华约好大年三十上午从天津赶到北京,谁知三十上午有会离不开。当她匆匆于下午赶到北京时,朱权华已在爷爷的谆谆教导下,愉快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平日里,朱德十分注意在小事上严格要求孩子们,他曾说:“过去旧社会里边,一些不学无术、不成材的都是有钱人家贵族的孩子。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节假日孩子们回家,朱德便让他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说:“工作人员很辛苦,今天应该让他们休息,你们做些事,不能吃现成的。”于是,扫房的扫房,拖地的拖地,洗衣的洗衣,烧饭的烧饭,孩子们忙开了。
领导干部子女用车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朱德从不在这个问题上“破格”。他的孙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朱德让他坐三轮车,费用自己出。等到二年级了,孙子住校了,一次周末回家,朱德对他说:“你长大了,上学和回家时能不能锻炼着自己走。当初我在德国的时候,连话也听不懂,坐车没法子买票,也没法子问路,我干脆出门就走路,口袋里放一本柏林地图,按地图去找要去的地方,不到一个月,就熟悉了柏林的街道,以后办事方便多了。你看你两个堂叔现在上中学,每周回家都步行二三十里路,又锻炼身体又节约。你要向他们学习。”孙子听着不住地点头,从此每周日下午就步行返校,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
朱德还十分注重培养孩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美德。
1962年春节,正值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对他们说:“平时你们都有工作,现在借节日团聚的机会,讲讲家史,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革命。”他向孩子们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还特别重点讲述了自己拒绝大军阀杨森邀请他去当“师长”的一段情景,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和利。然后说,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大家的生活应当艰苦一些、朴素一点,要多想一想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的困难。
为了教育孩子们,朱德和康克清还亲自到园子里挖来野菜做给孩子们吃。有一天晚饭时,桌上摆了马齿菜、苦苦菜、野苋菜等,孩子们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是什么菜?多难吃呀!”康克清一边告诉他们是什么菜,一边耐心地说:“现在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很艰苦……”朱德接过话头说:“毛主席领导人民渡过难关,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你们以后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可不能特殊啊!”孩子们接受了爷爷的教导,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地搬着行李住到了学校。
孩子们住校后,每周周末回去看望爷爷奶奶。朱德便让他们到大食堂去排队买饭,并严格规定他们吃饭不超过自己的定量。一有空,他便带他们到园子里学习劳动本领,手把手地教他们刨坑、施肥、浇水、点种。种下的南瓜、西红柿都长得很好。康克清则教他们洗衣服,培养他们自理生活的能力。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孩子们学会了种菜、洗衣服,养成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朱德还给孩子们讲艰苦朴素生活的好处。他说他小时候生活十分艰苦,整年吃的是红薯西瓜,辛辛苦苦种起来的稻谷全都交了租,家里穷得连盐巴也吃不起,菜是白水煮的,桌上放一只碗,里面放一点又黑又脏的盐巴或溶化的盐水,夹一点菜,在盐巴上擦一擦或在盐水里蘸一蘸。过这样穷苦的生活,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为他参加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长征时吃树皮、啃草根,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苦。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对孩子们讲:“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书籍你们可以留着读。”并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有2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同志,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
女儿朱敏曾说:“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萧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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