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长紧握着儿子的手笑着说：“你学会开火车了，开得不错，这很好嘛！学到了一门本领。”

    老人家听完我提的问题，沉默了一下，严肃地对我说：“井冈山会师，那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你们要相信毛主席，以后会弄明白的。”

    委员长还是耐心地说：“不行，一个战士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格执行纪律，到部队和同志们一起过春节更有意义。”

    我是1984年8月的一天见到爹爹朱德的，从那以后，我时常聆听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他那严于律己、高风亮节的优良品德，鼓舞着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努力工作，不断进取。爹爹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对我们的教育永远铭记在心，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那和悦的声音萦绕耳际，每当想起，我们儿女倍增怀念之情。

    党员要由党组织管

    委员长不仅自己是遵守党纪、服从组织的模范，对子女们更是严格要求。他经常对我们讲：“你们是共产党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干部子弟不要特殊，更不要有特权思想。党员干部要由党去管，做什么工作都要由组织决定，无论是战争年代，或是和平环境，都要遵守这个原则。你们不要靠我去当官。”

    委员长只有一个儿子朱琦，战争年代都没有和老人一起生活。朱琦1937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送部队基层去当兵，于1943年11月，在山西省方山县通过封锁线时右腿负伤（三等甲级），受伤时任晋绥军区八路军一二〇师司令部直属电讯队副队长，伤好后分配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任队列科副科长。当时学校的条件是艰苦的，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并不因为他是朱总司令的儿子、受过伤而照顾他在机关工作。爹爹教育他服从党的需要，鼓励他到群众中去学习锻炼。朱琦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做的，直到去世。

    结婚后第一次去见公婆

    1948年8月的一天，我和爱人朱琦参加土改工作刚结束，要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爹爹和妈妈，这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同公婆见面。作为新婚后第一次去看公婆总是不大自然，朱琦特意告诉我说：“不要紧张，爹妈早就想看看你，见到你会高兴的。”当见面时，看到总司令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布军装，那种慈祥的面孔，没有一点架子。他看到我们进屋，便站起身来，十分亲切地同我们握手。妈妈康克清高兴地说：“儿子和媳妇来看我们，好好谈谈吧。”爹爹开始的第一句话便问到我们参加土改工作情况。总司令在百忙中听了我们参加土改工作情况汇报，并勉励我们说：“农村阶级斗争这一课，给了你们很好的受教育机会，你们这次土改成绩的取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正确；二是你们的领导是邓颖超和黄华同志，他们很有水平；三是有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今后你们要经常到基层中去，经受锻炼。”老人家这一席话把我的拘谨心情一下子就打消了。爹爹还对我们说：“你们还年轻，今后的革命道路很长，工作还很多。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好，要关心政治，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要走的那一天，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送，送你们一本《毛泽东选集》，要好好地学习，努力去工作。”这本精装毛选现在存放在仪陇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内。

    初次见面的时候，正是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决战的前夕。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部分军队干部要转业到地方工作，我爱人朱琦告诉爹爹说：“这次回部队我们都可能调到地方工作。”爹爹关切地问：“到什么地方工作？”朱琦回答说：“可能去铁路部门，我的工作没有定。”老人家充满信心地说：“全国形势很好，天津、北平快要解放，你们转到地方工作，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到基层去从头学起。”

    老人家的亲切教诲，使我们认清了革命的大好形势，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当领导也要从头学起

    1948年秋天，朱琦从部队转业到石家庄铁路系统工作，我转业到人民银行工作，我们遵照爹爹的教导到基层去从头学起。朱琦在部队多年，大小都在领导岗位上，转业到铁路机务段去当练习生，从头学起，学习新的技术，学习了司炉和火车司机，为支援解放战争和祖国的生产建设东奔西跑，工作虽然累，但很高兴。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快会开火车了，在铁路系统不懂技术是不行的，要按爹爹教导，学技术、学本领，才能适应新工作的要求。”真是巧遇，1953年夏天，朱琦回到家，高兴地对我说：“我今天开火车是执行一次重要任务，开得又快又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车到站后，领导上告诉我，首长接见，让我快去。”他没来得及换衣服就去了。到接待室一看，接见他的是自己的父亲。委员长看到自己的儿子朱琦穿着工作服，两手油污，满脸汗水，非常高兴，紧握着儿子的手笑着说：“你学会开火车了，开得不错，这很好嘛！学到了一门本领。”临别时他关切地告诉朱琦，要努力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工作上要踏实认真。

    题字勉励

    196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70寿辰，当时正是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面临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和国内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时候，这一天我们全家围拢在委员长身旁看老人家写字。这天爹爹很高兴，精神也好，写起字来运笔流畅，笔锋苍劲有力。我们都恳求爹爹给写个条幅。老人问我们写什么内容呢？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什么都行。把纸准备好了，老人家欣然命笔，为我们写下了55个闪光大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写完后他还嘱咐我们：“给你们写了不是让你们挂在家里好看，而是要你们照着去做。”

    热爱领袖

    委员长对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崇敬。几十年来，在我们面前，他从不谈自己的功劳，每当我们让他讲他的经历时，他总是摇头，或摆手说：“我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我们这一辈人，以毛主席为代表，领导中国革命。”并多次对我们讲：“中国过去有好多领袖人物，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主席、周总理我们都是互相了解的。”我亲眼看到一些小事情，给我们教育很大。1964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委员长去得早一些。当毛主席、周总理走进礼堂时，委员长站起来迎接他们坐下，而总理却满面笑容地搀扶委员长坐下。爹爹总是惦记总理的身体和工作，常对我们说：“总理虽比自己年轻几岁，但总理的工作担子太重了，许多国家大事都需要总理出面去办。”特别是总理患病之后，他更加担忧总理的健康。1975年国庆，邓颖超同志去看望委员长，委员长问了总理的健康情况，并要求去看看总理。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控制，不能随便去看，连委员长也不能去看望。我们在场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去看望总理。当时邓颖超同志非常难过，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老总的关心，我回去一定转告恩来，谢谢你。”我们心里想，这太不公平了。

    最令人难忘的是，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心情极度悲痛，从不落泪的委员长，听到这个噩耗，流下了热泪，心情沉重，多时没有说话。他以悲伤的心情给我们讲了几句：“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吧？你们应当了解总理革命的一生，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并教育我们说：“你们要热爱领袖，热爱老一辈革命家。”我们怕老人家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一再劝阻他说：“有机会再讲吧。”遗憾的是，委员长没有来得及继续给我们讲述总理的光辉一生，就与世长辞了。

    历史谁也篡改不了

    1969年的国庆节，我去北京看望老人，当时正是林彪反党集团疯狂篡党夺权，肆意篡改革命历史的时刻。他们把“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主席和林彪，很多人不理解。国庆节的第二天下午，大家都在会客室里，秘书们和工作人员都在场，我小声地说：“爹爹，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过去讲党史，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总司令，现在文件讲的是毛主席和林彪，这是怎么回事？”老人家听完我提的问题，沉默了一下，严肃地对我说：“井冈山会师，那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你们要相信毛主席，以后会弄明白的。”委员长停了下接着说：“我随毛主席一起革命几十年了，就是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我自己才有今天，我们党才有今天，国家才有今天。”

    节假日组织我们学习

    多年来，委员长十分注意引导和督促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建国以后，无论工作多忙，在北京或是在外地视察，他总是坚持每天读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毛主席著作上用红笔记下某年某月读完第几遍的字样。在委员长去世前不久，虽然已是九十岁的高龄，他又一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敬爱的委员长，不但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习，而且经常带领我们全家学习。每年节假日，我回家去看望公婆，曾多次听到委员长对全家人说：“大家都有工作，凑在一起不容易，要利用这个机会在一起学习，交流学习体会。”逢年过节全家团圆的时候，委员长都要组织学习一次。

    1975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农历大年初一，吃过早饭，委员长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今天咱们过个革命的春节，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然后对我说：“力平今天你当组长，我给你组织。”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个人读，大家听，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学习起来。读时委员长戴着老花镜，拿着红铅笔，聚精会神地边看边听，读到哪里红铅笔点到哪里。讨论时，很高兴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大家遇到不懂的问题，委员长耐心地讲解，就这样一直学到吃中午饭。下午继续带领大家学习，直到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学习完了一遍，委员长才让孩子们出门去玩。为了让下一代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委员长就像当年率领战士打仗一样，不辞辛苦地带领我们学习，向我们传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委员长组织全家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实践论》。我说这篇著作我们学过许多遍了，他及时抓住这个问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毛主席的书写得好，知识分子可以看懂，工人、农民也可以看懂，但要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则要反复学习、刻苦钻研，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过去有些人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理论与实践脱离，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在指导革命实践上用气力。”然后，他又带领大家边学边讲解这篇著作的基本观点，有时也还出些问题让大家讨论，或给大家解释。这次学习后我们不但对《实践论》这篇著作又有了许多新的领会，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也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下去蹲点大有好处

    1965年，他的儿子朱琦到北京郊区铁路系统机车车辆厂去蹲点，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了父亲。信收到后父亲很快给朱琦写了回信，信的原文如下：

    朱琦：

    你的来信收到，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使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向群众看齐，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你们铁道部门是接管的企业，过去的旧框框没有打烂，又学苏联的新框框，就是迷失社会主义创造性的一条……三结合的方法，主要的还是群众。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均有很大进步，望你再去蹲点。今后工作要求在现场工作，使你更进步，才不会掉队。

    朱德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委员长经常教育我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在这方面委员长处处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跟他工作多年的秘书郭仁同志对我们讲：“1959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秘书还讲道：“委员长给自己有个规定，他的工资待遇不能超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更不搞特权，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个星期天，吃午饭时桌子上摆着一盘马齿菜和玉米面窝窝头，委员长带头拿起一个，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特别香甜。当时全家都不让他吃，孙子们也说：“爷爷不要吃，我们小孩子们吃吧。”委员长笑着对大家说：“我为什么不能吃，这比长征时期吃得好多了，那时根本吃不上窝头，马齿菜可是高级菜了。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要忘记过去。今后就是在丰收的年景，吃点粗粮和野菜对大家都有好处。”现在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解放后几十年来，无论是节日或平常日，我去北京常吃到妈妈在院子内挖的野菜。每年野菜生长的季节，爹爹的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去挖点野菜大家吃。

    1976年6月13日，我去北京看望老人，一进家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给委员长补被子，他们见我来了，高兴地说：“老赵快来帮个忙吧！”我走上前一看，心里很不安地说：“这不是爹爹盖了多年的那床被子吗，我过去帮他们补过几次，被里、被面都缝过好几次了。”我说：“被面没办法缝了，我给买套新的吧。”警卫员李庭良同志说：“首长不让买新的，说缝补一下还可以用。”他们一边缝，一边议论说，委员长为人民操劳了一辈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生活这样俭朴，并不是买不起一件东西，委员长想的不是个人的享受，他的心里装的是人民，关心的是革命事业，唯独没有自己。首长这样俭朴，人民根本不会知道。我亲眼看到的这一切，给后一代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记忆。委员长的一生给予人民的是那样丰富，而留给自己的却如此简单，用自己一生伟大的实践，给我们后代，树立了光辉榜样。

    1970年委员长住万寿路甲15号，他办公室用的一把椅子，后背太低，因年龄大坐着不方便，当时中直管理局副局长李维新同志提出要换一把新椅子，委员长知道后不同意买新的，要求把椅子后面接上一块木板修一下继续用。经几次动员还是不同意买新的，委员长说：“修理一下花钱少，要买新的花钱太多了。”这把椅子一直用到老人去世，后来妈妈康克清用到1992年去世。虽然是一件小事，却使人很受教育和感动。

    1994年，李维信局长到委员长住的地方，看到这把椅子，心情激动地说：“这件事情是我亲自经手办的，委员长就是不让买新的，处处为国家节省，这样的领袖太少了。”我们又带李局长到饭厅看了委员长吃饭用的桌子，李局长说：“这个桌子是五十年代的，很旧了，当时委员长也不让买新的，重新油了一下用到现在。”李局长很激动地说：“委员长一生太俭朴了，他真正是人民的公仆，我们都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解放后几十年来，委员长的衣服和被褥多是补过补丁的，毛主席、周总理都是这样，他们不是不愿穿好的和新的，节省下来的一点钱，捐献给需要钱的地方。委员长生前常给工作人员讲，他有两万多元存款，不能随便花，最后作为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委员长逝世后遗体上穿的内衣和那件中山服，也是穿过好几年的旧衣服。

    更难忘的一件事是委员长用的澡盆比较高，组织上考虑到委员长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上下很不方便，曾多次提出要修理，都被拒绝了，并告诉管理局领导说：“这已经很好了，再修又要花钱，我们国家还有困难，不要修了。”直到1976年6月26日，趁委员长住院的机会，中直管理局领导派人修理了澡盆，但万万没想到委员长这次住院再也没有回到家里来。

    兢兢业业为人民

    委员长不但为我们树立了追求真理，热爱领袖，刻苦学习的榜样，而且还以兢兢业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他常对我们说：“学习是为了工作，革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尽管他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每年仍然安排许多时间，到全国各省、市、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去调查研究，视察工作。解放后的几十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农场、林场、煤矿场、铁矿场、大庆井架边、大寨山冈上，到处都是他调查访问的场所。每次调查回来，都认真地给中央写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爹爹没有什么嗜好，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几十年如一日，总是一股劲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点工作。他在办公室里，工作起来半天不动，到吃饭时也要再三催促才出来吃饭。工作人员常劝他休息，周总理也曾劝过他少接待一些外宾，他都回答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党分担一些工作，使有些领导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大家都劝他，你已是90高龄的人了，这样紧张会吃不消的，他很反对地说：“人活着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就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去工作。”有时，我看到孩子们也常劝爷爷注意身体和休息，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时间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976年6月26日那天，爹爹住进医院后还向医生提出下午要去接见外宾，接收国书。医生坚决不同意，但他仍然惦记这件事，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交部门已经作了安排，委员长才放心。

    没想到的是委员长住院后病情发展很快，就在病情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要身边的秘书尹庆民同志，把中央有关文件念给他听。特别是7月1日是党的生日，几次要秘书给他念“七一”社论，秘书看到委员长病情这样危重，没有再给他读文件。委员长就这样把自己最后的一丝精力，贡献给了党，贡献给了人民。

    （赵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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