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两个妹妹骑上自行车，跑到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只看到“白猫黑猫”等几条所谓的“罪状”。

    妈妈鼓励我说：“要发愤图强。”爸爸说：“不是发‘愤’，你不是跟谁生气。你应该奋发图强，自己振奋起来，争取好的成绩。”

    奶奶做饭，妈妈烧火；爸爸管发面、有时候还做酒酿；有肉吃的时候常常也是爸爸切肉，他知道哪个部位的肉怎么切、怎么烧最好吃。

    我是家中的长女，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

    我的降生，本应会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正在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境地。军情紧急，爸爸无法带着我率兵打仗，刚刚出生7天的我，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两年以后，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时，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的营养不良，多种不知名目的疾病，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父母心疼之至，却不得不把我又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因为爸爸还在打仗。我身体太弱，常常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到外面去玩耍。一天，刚刚两岁的我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突然，我的棉袄袖子被炭火烤着了，我拼命大哭。终于被一个小战士听到，救了我，否则我可能就被烧死了。直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烧伤的疤痕。妈妈常常对人说：“邓林小时候真是受了不少的苦。”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我的体质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但我却也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

    全国解放后不久，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5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3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正直，善良，质朴无华，也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妈妈曾经说过：“你们5个都已成才，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你们在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兢兢业业，力所能及作出成绩来，妈妈高兴，爸爸也高兴！”我们可以自慰，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

    我的妈妈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投身抗日后，到了延安，1938年和爸爸结婚。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5个孩子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一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爸爸、妈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小时候，每个星期天，妈妈都会为我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参观啦、郊游啦、看电影啦……妈妈带我们一起浇花、种菜，教我们女孩子打毛衣，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生活自理能力。爸爸喜欢打桥牌，妈妈就自己先找人请教，她学会了以后再教我们。我们5个姊妹兄弟都学打桥牌，只是大胖子朴方和楠楠打得最好，多年来一直是爸爸的好搭档。妈妈自己也经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关于核裂变的原理，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妈妈讲的。我的弟弟、妹妹有3个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概也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我的身体多病，学习有些困难，曾几度休学。妈妈鼓励我说：“要发愤图强。”爸爸说：“不是发‘愤’，你不是跟谁生气。你应该奋发图强，自己振奋起来，争取好的成绩。”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让我学习画中国画，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我十分感谢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美好！我们无忧无虑，我们快快乐乐，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还当学生干部。回到家里，我们感到温暖、充实。说句实话，那时候，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只知道爸爸是党的干部，为党工作是他的天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我们都爱我们这个家。

    但是后来，我们没有家了。那个疯狂的年月打碎了一切。

    1966年6月，一场风暴无情地摧残着整个中国大地，一切尊严、秩序都被扫荡殆尽。法律、信念、道德、感情被撒扯得支离破碎。正直的，无所适从；疯狂的，随心所欲。中国正在向何处走去？！

    当时，我的父亲还正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曾期望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挡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爸爸被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爸爸被彻底打倒了。

    “好心人”跑来劝我说：“赶快和你爸爸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吧！”我哭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更不明白，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运动刚刚开始不久，我曾经问过爸爸：“我们该怎么办？”

    爸爸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命运逼迫我们去了解父亲，认识父亲。我们必须独立思考，不能有任何依赖、幻想。

    我和两个妹妹骑上自行车，跑到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只看到“白猫黑猫”等几条所谓的“罪状”。

    爸爸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这样认为。

    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还容不得想，我们全家就陷入了愈加艰难的境地。

    爸爸和妈妈失去了自由。全家人都不能、也不敢和他们说话，如果被人听到，说我们通风报信，说我们串供，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

    爸爸被打倒之后，我被关进“牛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理我，也不许我回家，我天天想家。不知道爸爸、妈妈、奶奶怎么样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他们了。有一天，我请假上街去买日用品。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我突然想到家，我要回家去看看爸爸，见见我的亲人们。心里这样想，脚底下走得飞快，直向着中南海里那个我日夜思念的家。

    我从后院的小门溜进了家。爸爸、妈妈、奶奶都在。弟弟、妹妹们都不在。爸爸沉默，妈妈显得疲惫，有些憔悴，奶奶还是老样子。看见我回来，他们露出了笑容。我心里非常激动。

    1969年，我已经随美术学院的同学一起被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我在那里当过造纸厂的粗筛工，当过酱油厂的洗涮工。更多的时间我是和大家一起“修理地球”，翻地、种水稻、挠秧、拔草，什么活都干。

    10月，林彪一号通令下达。连里突然通知我马上回北京去。

    “找谁去呀？”我问。他们也说不清。

    “你就找中办去吧！”连长说。

    归心似箭。我下了火车，直奔中南海，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西门的警卫说：“回家去吧！”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推门一看，几个月不见，爸爸、妈妈和奶奶显得苍老了许多。难以想象，那被监禁的日日夜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更让我难过的是，爸爸、妈妈和奶奶马上就要被押送到江西监督劳动，两天之内动身。叫我回来是让我帮他们打行李。那时候，毛毛和飞飞早已分别下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朴方正躺在医院里；楠楠也已经跟随北京大学的学生去陕西汉中劳动。他们都不可能回来。只有我独自面对这3位即将远行的年迈的亲人。

    我哭了。妈妈和奶奶都哭了。

    爸爸依旧沉默着。

    10月22日，一个难忘的日子。我陪着3位老人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汽车呼啸着驶出了中南海。天空阴沉沉的，路程好像很远，很远，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了一个远郊的机场。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都不想说话，因为我们都无话可说。

    又要分手了。生离死别！伤痛和凄凉压满我的胸膛。

    飞机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中，不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

    江西是个美丽的地方。青山常绿，碧水长流。

    江西对我父亲来说，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爸爸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了职务，受到党内处分，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爸爸的性格。他从一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坚韧不拔的人。那一年，爸爸29岁。36年过去，爸爸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3年多。上午爸爸、妈妈步行去工厂做工，下午读书、学习，和奶奶一起劈柴、拖地、喂鸡、做饭、洗衣……繁忙辛苦。不许和人交谈，不许与人交往，不许走出院门。3位老人相依为命，孤独冷清。我想，爸爸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国家的前途不可知，事态的发展不可知，个人的命运不可知。他在苦苦地思索，静静地等待。我知道，爸爸是非常爱我们的。他给中央写信，要求允许子女探亲；要求让伤残的朴方能离开北京的社会救济院，到江西和他们一起生活；要求能批准毛毛、飞飞到江西上大学……爸爸能够为我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爸爸曾经说过，他自己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裳……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

    我想，作为父母，他们的痛楚有多么深重！作为父母，他们的意志又是多么坚强！

    1970年夏天，我们终于被批准可以去探亲了。多久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和奶奶了！我从宣化坐火车到北京，再到南昌，然后转乘汽车，长途跋涉，日夜兼程。当我第一次走进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那个小院，看见久别了的父母、奶奶，真是又心酸，又高兴！我们总算又回到自己的家了，尽管在小院外面爸爸、妈妈是不自由的，我们心情是非常压抑的，但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感到温暖，我们又了依靠。不管天南海北，我们都能回到这里，兄弟姐妹们又和爸爸、妈妈团聚在一起，我们都感到十分快乐！

    那时候，爸爸、妈妈工资被停发，只给他们和奶奶一共3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爸爸惦记毛毛、飞飞两个插队的小儿女，每个月要从伙食费里抠出钱来，补贴他们的生活，还要给他们准备到江西探亲来往的火车票钱。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他们吃饭非常节约。他们自己在院子里开荒，买来菜子，种上丝瓜、苦瓜、辣椒、火葱、豆角、西红柿……奶奶种菜有经验，担任指导；锄地、浇水等重活都是爸爸承担。奶奶做饭，妈妈烧火；爸爸管发面、有时候还做酒酿；有肉吃的时候常常也是爸爸切肉，他知道哪个部位的肉怎么切、怎么烧最好吃。当饭桌上摆上自己种出的新鲜蔬菜，大家吃起来真是格外香甜。

    ……

    江西的生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 《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爸爸在江西的生活。这是毛毛送给爸爸80寿辰的生日礼物。爸爸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称赞毛毛写得真实。

    严酷的现实教育着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社会，认识我们的父亲，也认识自己的责任。我渐渐明白了许多。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儿女，爸爸痛苦，我们痛苦；爸爸受难，我们受难；爸爸高兴，我们大家都高兴。我们和爸爸生死相依。你们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爸爸在危难面前，在痛苦面前，那么刚毅、顽强。他不屈服，不动摇，不回头；不哭泣，不抱怨，不诉苦。沉默着，却是高昂着头，承受着一切！我们敬重我们的爸爸！我们和爸爸生死与共！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无悔无怨！

    林彪的自我爆炸令全党、全中国人民拍手称快！我们家的境遇也从此有了转机。

    1973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们又有了家。

    离开北京，我们兄弟姐妹四处离散，父母子女天各一方。历尽磨难，重新相聚，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当初分手，我们家只有5个子女，3个老人。归来时，我们姐妹已是成双成对，而且还有了孙子辈。我们家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兄弟姊妹相继都有了工作，朴方的身体也得到进一步治疗。我知道，爸爸、妈妈的心里有多么高兴！

    1974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下，爸爸回到中央主持工作。

    1976年是悲壮的一年。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大悲大喜、大喜大悲的感情波澜。

    4月5日，全国的人民，北京的民众，为悼念周总理，奋起向“四人帮”公开斗争。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下午3点，“四人帮”派人带走了我的父亲，两个小时后，又带走了我的母亲。晚上，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说我父亲是整个事件的“总后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爸爸的心，我们全家的心都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但是，爸爸早就告诫我们，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我们懂得斗争的复杂，斗争的需要，所以我们一个月前就都不出家门了。

    “四人帮”对我爸爸恨之入骨，1975年的整顿更加激怒了他们。他们处心积虑，剥夺父亲刚刚掌握的权力，很快就正式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爸爸再次被打倒。

    给爸爸收拾东西，我们偷偷在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这副牌陪伴他度过了3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扑克牌成为他孤寂中的一种寄托。

    当我们重新搬回到原来的家，里面已经空空荡荡。沙发搬走了，地毯撤掉了，连爸爸的台灯也没有留下。爸爸要看书，不能没有灯。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做，自己设计，锯金属管、木头片，自己拿砂纸打磨，自己刷漆。我们用妈妈的一条旧裙子包在铁圈上做灯罩，为爸爸做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落地灯。我们很得意，爸爸、妈妈也很高兴。

    众望所归。父亲在他第三次被打倒之后，又再一次坚强地站立起来，走上了历史和人民所赋予他的领导岗位。父亲真心实意盼望国家富强，老百姓生活富裕。他认为，现在这几十年是中国建设难得的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就对不起祖先，对不起人民。他劈波斩浪，力排众议，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奉献着他全部的才华、生命和勇气。

    人生七十古来稀。

    76岁，是许多人退休多年，尽享天伦之乐的岁数。可我的父亲却在这时开始他人生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起点。仅仅10年，改变了中国。

    爸爸是一个高尚的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得到世界的尊重。爸爸是个无私的人。因为无私，他才坚强，无论什么挫折、痛苦都不能把他打倒。因为无私，他才勇敢，敢于实事求是。有人说他是开“钢铁公司”的，顶着多大的压力，他都寸步不让；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他都勇往直前，他的意志是无人可以动摇的。匈牙利有个记者，写了一本书。书中说我爸爸是个“炼金术士”，善于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奇迹。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正是邓小平创造出的这样一个奇迹。

    （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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