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由得想起父亲多次对她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伟华立即想到，应给父亲找两个核桃，让他在手里攥着活动。她在乡下，在许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拣出两个最好的带给了父亲。

    我们打电话约她聊聊。她来了，骑着辆旧自行车。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可真不像个高级干部的女儿。她穿着件淡蓝色的素格子长袖衬衫，一条深蓝色裤子，偏带黑布鞋，背着一个式样老掉牙的黄帆布书包。她的面容很消瘦，可一眼望去，还是非常像她的父亲——陈云同志。

    曾经有人告诉我们，陈伟华很能吃苦，在农村生活了10年。我们想让她谈谈经历，她有些拘谨地笑了，说：“你们可不能写我，比起那些真正对农村建设有贡献的青年，我算得了什么？能在农村生活下来，也亏了父亲的帮助。”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父女之间有着很深的情意。是呵，她有着怎样的一位父亲啊！

    “你应该回去”

    伟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与“文化大革命”遭遇，父亲被戴上了“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1968年，同学们陆续奔上工作岗位时，她也去寻找自己的路。那些好的工矿企业名额轮不到她头上，学校几经联系，准备分她去丰台区某部门工作，可那里的干部一看她父亲的名字，立即拒绝收留她，就像她会带来灾难一样。她心里很难受，最后，她只能去怀柔县。

    怀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伟华很盼望能走一回运，分到条件好一些的平原地区。

    “你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到喇叭沟门、碾子那种贫穷山区去。”父亲虽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里，仍沉稳地这样告诫女儿。

    她听了父亲的话，抱着最坏的打算去怀柔了，被分到地处半山区的辛营公社，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那里的小学，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

    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是教“两级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伙儿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的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伟华的心轻松了。

    不过，很快，新鲜劲过去了。冬天来了，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搓着手，听着门外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她觉得心里很冷。那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里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父亲现在怎样了呢，她想家了。

    有一天，她不知哪来的勇气，没有请假，也不管学校里还有课，径直上路了。一路上，她心里漾起一丝苦味的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

    可她没料到，一踏进家门，迎接她的是父亲严峻而惊异的目光。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伟华觉得一言难尽。

    “你应该回去。”父亲很坚决。

    “爸爸！”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天，父亲很严肃，很不客气。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尽管委屈，第二天她还是返回了辛营。说也奇怪，当她再度踏进这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子上的陈旧的窗纸，连车子走过土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开始为自己一时的软弱而羞愧。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生活下去。

    她教孩子读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她还要轮流当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也不时去学生家访问，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伟华变了。她不仅成了一名先进教师，更重要的是：她本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刚去农村时，人家来看她，她都不知道该站起来。可后来她理解了乡亲们，感受到了农民身上所含有的质朴、深厚的人情，她对辛营的人民有了感情。每次回家，她都东奔西走，用很多时间去帮乡亲们代买东西。回去时大包小裹，连长途汽车的司机都认识了她，见她就和她打招呼。她本是个只知读书的学生，可在和孩子们相处中，她心中升起了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次，她由北京回到县里，正赶上满天风雪，为了不误给孩子们上课，她顶着风雪步行几十里赶回辛营。

    淳朴的乡亲，在伟华身上看到了陈云同志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拉着伟华的手，实在地让她转告她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父亲，父亲的眼睛里闪出温暖的笑意。

    1974年，正当陈云同志一家处于困难的时刻，辛营公社党委毅然作出决定：批准陈伟华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天，她激动地落下了泪，只有到这时，她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她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辛营的人民和党组织亲近啊！她不由得想起父亲多次对她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话，她要记一辈子。

    一本书和两个核桃

    我们问陈伟华：“你父亲送过你什么？”

    “送过我一本书—— 《世界知识年鉴》。”

    “你送过你父亲什么呢？”

    她笑了：“两个核桃。”

    原来，这书和核桃在这父女之间各有着它们的故事。

    在农村时，每次伟华回京探亲，父亲都叮嘱她：“有空要看点书。”

    1970年冬，伟华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书。她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写来了回信。父亲的欢欣和鼓励浸透了那张纸：

    “南南（伟华的小名——编者），12月8日的信爸爸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读书了……”

    “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时间有限，每天要挤时间学。”

    这封信使伟华很感动。她在小学是个好学生；进了中学，很快入了团；下乡后，能吃苦耐劳，父亲都没有给予她什么表扬。可现在，当她自己有意识地翻开马列主义的书时，父亲却“万分欢喜”。她不能不从父亲的“欢喜”中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应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从那字里行间，体会到身处逆境的父亲还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这之后不久，陈云同志专门就读书问题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女儿，为了能够真正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系统的理论，最好先阅读有关他们的传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代背景，然后再由浅入深，阅读原著。另外，学习要有计划，要坚持，不光学习马列著作，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使自己眼界开阔。

    最后，他问伟华：“现在都读了什么书？”伟华告诉父亲，她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父亲目光炯炯。

    “消灭私有制！”女儿干脆地回答。

    陈云同志满意地笑了。

    后来，他专门选了本《世界知识年鉴》送给女儿。等她看了一部分后，就提出一些思考题，让她回答。就这样，伟华在父亲感染下，眼界开阔下，养成了自己独立学习的习惯。

    陈云同志还曾设想把家人组织起来，召开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讨论会，但还未施行，他就被“疏散”到外地去了。那些日子，伟华很挂念父亲，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她便悄悄想起他，想起童年时与父亲相处的情景：

    父亲很忙，没多少时间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她从托儿所回来，不吃饭，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她不认识他。

    大些了，她记得父亲了。每次见面，父亲总笑眯眯地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有时把她拉到怀里，亲她，并问：“扎不扎？”她咯咯笑了：“不扎！”父亲也哈哈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可那感觉似乎还留在她脸上……

    她默默地在心里祝愿父亲平安、健康。

    后来，父亲手关节有了毛病，医生说手需要常活动。伟华立即想到，应给父亲找两个核桃，让他在手里攥着活动。她在乡下，在许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拣出两个最好的带给了父亲。后来，那两个核桃被父亲磨得亮极了。

    一本书与两个核桃，使我们看到，这对父女间在物质上的交往是“淡淡的”。陈云同志虽然没有给女儿金钱、地位，却给了她宝贵的精神财富；做女儿的虽然没有给父亲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却给了父亲一个女儿的爱。

    靠自己“而立”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陈云同志听到消息很高兴，嘱妻子于若木同志迅速通知女儿。

    这一年，伟华30岁整。听到消息，她又兴奋又焦急。“三十而立”，或许她真要面临一个转折了。她曾多么渴望读书深造，可由于父母的问题，她的追求只是个梦。如今机会来临，她却又这么措手不及。距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自己在乡下，一无材料，二无人指导，能行吗？然而这机会对于已不年轻的她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

    她来不及细想，匆匆给母亲写了封信。她记得母亲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请母亲问问那个同志，该怎么复习，复习些什么。

    母亲的信很快来了，信中说：“爸爸说这叫走后门。”

    伟华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欠考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国家又刚刚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哎呀，自己怎么不想得深一点、远一点呢？

    于是，她从朋友那儿找来复习资料和课本，开始准备。当时，她正参加农村工作队，只能在晚上复习。农村寒冷的冬夜，坐在炕上看书，只有屁股下的一块是温热的。有时她手脚冻木了，伸不开，就钻进被窝里看一阵。暖和了，又怕睡着了，再坐起来披着衣服学。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她去考试了。

    她考上了。当她踏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室，看到和自己一班却远比自己年轻、活泼的同学时，她感慨万千。可她的内心是平静的：自己能成为大学生，靠的是自己。

    毕业时，这一届大学生多被分配到缺少青年干部的各国家机关工作。本来陈云同志很希望女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可听说组织上已将伟华分到某机关，他反过来开导女儿说：“国家有国家的需要，还要服从国家分配，接触社会面宽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经常教育伟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她懂得父亲的心，她的小家也是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论多困难，也不要家里的钱，从不坐父亲的车，从没有“非分”的念头。他俩每月共收入120元左右，除三口之家的吃用之外，还要负担请阿姨带孩子的费用。他们过着和同龄青年一样的朴素的生活。

    有时，她带着孩子去看父亲。父亲高兴地拿出早就备好的山楂片，并拉着外孙的小手让他摸自己的胡子，问“扎不扎？”听到小外孙说“不扎”，他笑了。

    看着父亲含着笑意的皱纹，伟华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想起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呵，父亲！”她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父亲的爱而感到幸福。

    是啊，陈云同志是位真正的慈父，伟华是个纯真、朴素的女儿，联结他们的是真挚而崇高的父女之情！

    （尚绍华 龚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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