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金钱永不眠

    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

    ——电影《小时代》

    湖北鄂州人孟凯，可能是全中国第一个意识到风向突变的企业家，不是因为他有独特的政策嗅觉，而是他的酒馆突然门庭冷落。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却又难以逆转。

    孟凯的湘鄂情开在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的路边，位置虽然不起眼，却是中央八大部委密集的地方，平日里车水马龙，日日爆满，菜价也是全北京最昂贵的，而且是“越贵越有人买单”，他的这个酒馆甚至被人视为经济景气的风向标，只要“跑部钱进”的人多了，投资肯定就要加大了。孟凯原本是一个下岗工人，1995年在深圳蛇口开了一家只有4张桌面的小店，他有一位能干的湖南媳妇，湘鄂情的店名，更像是一对贫贱男女的爱情故事。1999年，孟凯夫妇进京，本能地摸到了公款消费的门道。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陆陆续续开出了34家门店。与官员们接触得频繁了，八面玲珑的孟凯自然还学会了资本经营的新本领，2009年11月，湘鄂情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餐饮企业，孟凯身价36亿元，俨然是餐饮界的首富了。

    然而，就是从2013年1月开始，湘鄂情的生意陡然一落千丈。在去年的12月4日，中央下达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倡精简节约，严令禁止官员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此后，各地纪委厉行严查，高档场所及高价烟酒的消费顿时萧条，杭州西湖边的30家高档会所被全数关停，其中包括马云的“西湖会”。在2013年，全国白酒行业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幅，14家白酒上市企业的市值缩水超过2500亿元。

    ▲北京的湘鄂情餐饮店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不会再好起来了。”一位相熟的官员私下里对孟凯说，“八项规定”不是一阵风，而是体现了执政者的新决心。在这一年，湘鄂情相继关闭了8家门店，上市公司巨亏5.64亿元。孟凯开始尝试转型，他先是投资环保项目，紧接着进军房地产和影视业，然后又发力新媒体大数据，后来索性把公司名称也改为“中科云网”，宣布要与中科院合作，募资数十亿元成为一家云服务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的“京城第一大厨”孟凯说：“别和我谈餐饮，谈大数据。”

    到2014年12月，几经转型的湘鄂情终于转进了死胡同，孟凯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所持股份被冻结，他辞任公司董事长，避居海外。在发给《新闻晨报》记者的一条微信中，他说：“在各种压力下，我的精神濒临崩溃，无力回天。”

    进入2013年之后，所有的人都呼吸到了别样的空气，感觉风向正在发生强劲而微妙的变化。

    在政治上，中共中央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6月，曾长期任职中石油的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双规，8月，石油系统的腐败窝案被曝光，4位中石油高管遭纪委部门调查，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整个2013年，央企反腐浪潮是最为舆论瞩目的事件，至少已有十余位央企中高层管理者涉案被查”。

    在经济上，新任总理李克强展现出了新的执政风格，他不同于前任，曾当政于工业大省辽宁和农业大省河南，对地方经济情况更为娴熟，而本人又是经济学博士出身，还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今年的9月9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明确提出“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国际舆论开始用它们的方式揣测这位“博士总理”的新作风。

    《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克强指数”，据它的观察，李克强在主政辽宁省时，“不会把各级官员上报给他的数据太当回事”，

    他有自己评估经济的三个数据：该省的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额。

    英国巴克莱银行更直接，它在今年创造出一个新名词——“克强经济学”，用来指代这位新任总理为中国制订的经济增长计划。巴克莱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除非经济和市场面临迫在眉睫的崩溃风险，我们预计中国决策者不会采取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

    据此，巴克莱预计，“克强经济学”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临时硬着陆”，即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显著下降，但经历短痛之后，中国经济应能在未来10年内保持6%到8%的增速。

    巴克莱的这个新名词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不过却在今年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再引用，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随着新领导人的上任，一度消沉的经济学界貌似又活跃了起来，人们开始就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各种版本的路线图。

    有人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在今年的两会上被再次提出。在4月的博鳌论坛上，北大教授张维迎说，“过去10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国企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国将无法实现7%的年增长率。所以我希望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重新启动被打断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

    有人提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调整、拉动内需的核心问题，当务之急是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当成重中之重。

    还有人则把结构性减税视为未来改革的主战场，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其中，是否立即征收房产税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焦点。

    一些中生代经济学者组成了一个新供给五十人论坛，他们的主张是把改革的重心从需求端向供给端转移，全面推动产业领域的创新和资源配置机制。

    当然，也有一些颇为激进的观点再次出现，有人提出应取消发改委，彻底废除政府审批投资项目，在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中，政府需要做的是“放手、放手、再放手”。中欧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更是建议“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分给13亿民众以刺激消费”。

    他的这个主张让很多人在茶余饭后开始“认真”地算账，万一真的分了，落到自己钱袋里的会有几万元。

    学者们提出的改革领域，个个都是“当务之急”，可是每一项都“剪一刀而动全身”。

    中国的改革从来有多目标治理的特征，就如同很多年前中国高级官员向米尔顿·弗里德曼提问的：“这只老鼠有很多条尾巴，到底应该先剪哪一条？”当年弗里德曼给出的药方是“一次性全部剪掉，长痛不如短痛”。事后看来，这种“休克式疗法”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些尾巴不是被剪掉的，而是自我萎缩掉的，比如物价改革和粮食体制改革；有些尾巴则好像是这只老鼠的“命根子”，比如独特的国有经济体系；而更多的尾巴则血脉互通，动一条则波及其余。糟糕的问题是，你甚至不知道波及的是哪几条，而它们又会发生怎样的状况。

    这种复杂而危险，且需要极大耐受力的“剪尾巴游戏”一直在进行中，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的决策者们所亟待处理的。在2013年，李克强的剪刀伸向了两处，一是政府的权力清单，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这两处手术均属“内科”，动之艰难，事关长效。

    在3月17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第一次“亮相”，他提出的首项执政改革就是简政放权，宣布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到年底，国务院召开9次常务会议，先后分三批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月后，自贸区就公布了“权力负面清单”，共计18大类，在这个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均改为备案制。这种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审批制度的确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金融体系的证券化再造，则比简政放权更为复杂。中央政府在今年的种种作为，带来了金融业的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变天之年”。

    接下来的记录将有点枯燥，涉及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名词和它们颁布的时间节点，读上去会让人昏昏欲睡。不过，即便是把它们简单地堆砌在一起，你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新金融时代到来的清晰轨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充满了种种焦虑、动荡和博弈的开始。

    金融产业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块堡垒，在很长时间里，这一产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银行主导一切，二是民间资本滴水不进。对现状的突破，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次第展开的。

    《大资管时代到来》——在今年1月31日的财新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篇专题评论。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式的治乱大景观将出现在一向风平浪静的金融领域，从此往后，金钱永不眠。

    一切变化的开始，都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新法律、法规的颁布开始。

    证监会——

    8月，证监会发文，明确鼓励证券公司开展资产托管、结算、代理等业务，为专业投资机构提供后台管理增值服务，一举突破长期以来私募证投基金综合托管业务由商业银行垄断的格局。

    9月26日，证监会修订颁布《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首次允许基金公司进入股权投资（PE）领域。

    10月，证监会连续发布三个细则对券商资管业务大松绑，券商资产管理从无到有，到2013年1月，规模就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

    也是在10月，证监会还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监管的通知》，确立了直投基金的备案制度，首次明确了直投子公司和直投基金可以参与股权相关的债权投资。

    12月28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此法最大亮点是，首次将非公开募集证投基金（即私募证投基金）纳入了调整范围，意味着通常所指的“阳光私募基金”终于获得合法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一大批公募基金里的明星基金经理纷纷离职，创建自己的私募基金。

    保监会——

    7月16日，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同意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委托给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人，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专项资产管理或者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等投资业务，从此打开了“保险委托投资”的业务大闸。

    10月，保监会又相继发出通知，大大扩大了保险资产管理的业务范围，也为保险资金与其他非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提供了依据。在这一系列新政的刺激下，诸多业外资本纷纷进入保险市场。

    央行和银监会——

    8月3日，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首次允许设有基础资产现金流质押的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当月，一些地方政府的城建公司及信托集团即先后发行资产支持票据。

    12月，经国务院批准，放宽了商业银行设立证投基金管理公司的门槛，推动数十万亿级的储蓄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有序转化。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的出台，其核心目标就是两条：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

    自1992年以来，朱镕基时代所形成的金融严管思路一直得到坚决地执行，其间虽然也出现过若干的反复和纠结，但是垂直监管、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从未动摇。2012年的金融新政实质上终结了20年的既有格局，证券、期货、基金、银行、保险、信托之间的竞争壁垒被打破，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却注定更加混乱的大资管时代。

    进入2013年之后，一些重大的金融业改革措施继续密集出台。

    1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揭牌，这意味着继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

    ▲2014年1月24日，“新三板”首批全国企业集体挂牌仪式举行

    实际上，这个新三板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试点运营，被挂在深交所下面，当初是为了扶持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然而在六年时间里，先后只挂牌了一百多家公司，定向增资总额不到18亿元，几乎微不足道。此次的揭幕，是一次全面的功能和定位升级，它从深交所独立出来，面向全国的中小企业开放，上市门槛大大降低，几乎已接近注册制。在未来的几年内，新三板的上市公司数量迅速突破万家，成为资本市场的新一极。

    今年的7月6日，一场名为“吴英‘民告官’研讨会”的小型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过去的几年里，围绕这位“东阳小姑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机。吴英在2009年12月被一审判处死刑，2012年1月，二审维持原判。然而，在4个月后的5月21日，吴英案终审改判死缓。

    吴英案的峰回路转，很难仅仅从法律的层面来解读，在这个罪与罚的宽严尺度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国度里，吴英式的“幸运”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戏剧性投影。

    就在北京那场小型研讨会的前一天，7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长远而言，这也许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中央政府开闸银行业，首次表态允许民营资本合法进入。

    9月初，有消息称，全国首份地方版《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已完成报至银监会。

    9月29日，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民资银行呼之欲出”—这样的政策动向引起市场巨大的震动。

    从百年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银行业一直是政权与民间争夺主导权的核心战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张被国民党政权奉为圭臬，在1935年的“孔祥熙变法”之后，国家资本就开始全面控制金融资本市场。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被全数清理出局，银行产业已无一分钱民间资本，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整个上半场时期，银行业从来是被禁止染指的“天字第一号雷区”。据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存在着两个“60%”现象，即有60%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从银行贷到过款，而获得贷款服务的企业中，又有60%是一年期短贷。这一事实造成了资本市场的体制歧视，种种后遗症和并发症层出不穷，以吴英为代表的地下金融业者的长期存在，正是制度性的产物。曾有民间业者感慨：“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

    政府对银行业的开闸，如同在市场上投下了一大把兴奋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地关于民营企业申请银行的消息此起彼伏，温商银行、苏宁银行、苏南银行、荆州银行、渝商银行等银行名称也频频曝光，江苏一家老牌的纺织企业红豆集团宣布将申请成立苏商银行，结果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它的股票涨了40%。

    在银行开办热中，互联网人当然不甘落后，腾讯主导发起前海微众银行，阿里巴巴筹备网商银行，它们都成为银监会批复的首批五家民营银行之一。百度则与中信银行合资成立直销银行——百信银行。

    在BAT中，动作最大的是阿里巴巴。天然的电商属性，以及强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让马云有更灵活的创新空间。早在2008年的一次企业家峰会上，他就直言不讳地喊道：“我听过很多的银行讲，我们给中小型企业贷款，我听了五年了，但是有多少的银行真正脚踏实地地在做呢？很少。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

    这句被银行业者嘲笑了五年的狂妄之言，在今年终于兑现。6月13日，一款名为“余额宝”的类存款产品悄悄上线，所有的支付宝用户都可以十分便捷地把零钱存入这个账户，其七天的年化收益率接近7%，秒杀所有银行存款利率。到12月底，余额宝的用户数达到4303万人，资金规模1853亿元。支持这一产品的天弘基金原本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小基金，在三年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对官员的纪律整肃、央企反腐以及金融业的大震荡，生动地体现出了2013年的不同寻常，在本质的意义上，它预示着利益重构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大棋局，玲珑初开，百子待落。历史从来有自己的逻辑，你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将非常无趣，不过，你又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种种迹象表明，市场化是不可逆的方向，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强势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回归，所有的局中之人都在谋划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角色。

    在今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和香港的财经圈里，关于长江实业抛售内地及港岛资产的传闻不绝于耳。一个颇有点敏感的话题在小圈子里被不断地提及：李嘉诚是不是要跑路了？

    9月4日，长江实业发布公告，宣布将北京朝阳区的一块土地以21亿元的价格转让出手。王石在自己的微博中转发了这条新闻，并配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评论：“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上海的物业，这是一个信号，小心了！”

    很快，媒体列出了一张李氏抛售清单：8月，李嘉诚为旗下创立了40年的百佳超市寻找买家，其估值约310亿港元；同时，计划以75亿港元的底价叫卖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金中心OFC写字楼；此外，还以32.68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和停车场。这几个项目加起来，涉及金额约为410亿港元。此外，他还同步出售了价值71亿港元的香港物业资产，连一直作为公司稳定“现金奶牛”的香港电灯也被分拆上市。

    与持续变卖内地资产对应的是，李嘉诚近年频频投资欧洲市场，仅2013年上半年就完成4宗海外并购，共耗资248.7亿港元。就在9月，和记黄埔又斥资11亿美元，收购了西班牙电信在爱尔兰的子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系总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完成了11笔收购，涉及金额约1868亿港元，这其中，欧洲地区占比高达97%，有英国媒体惊呼，李嘉诚要并购“整个英国”。

    李嘉诚的撤资动向，迅速引起了多角度的解读和猜测，你很难把一位85岁首富的行为当成一种冲动。在很多酒席之上，企业家们都在互相询问：“你怎么看李嘉诚跑路的事？”

    在很多年里，李嘉诚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这位潮汕人由逃港难民成长为华人首富，被看成是香港奇迹的代名词，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以李嘉诚为首的地产富豪把持香港几乎所有的命脉性产业，成为凌驾于平民社会之上的超级阶层。在香港经济低迷徘徊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却实现了倍级增长，有人甚至讽刺性地把香港更名为“李家城”。

    他的此次撤资，被视为看衰内地经济的标志性行为，有人甚至把它视为一种“示威”，在去年的特首选举中，李嘉诚等富豪力挺的唐英年落败于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梁振英。

    许知远是这几年中国最好的政经作家之一，他曾参与李嘉诚传记的创作，在他看来：“李嘉诚对此刻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情绪，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有高度风险意识的人，他特别敏感于一个市场的政治与法治上的不确定性。他与内地的关系，也多少象征着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在改革开放最初时，海外华人是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受到特别的礼遇。如今，情况在发生改变。”

    11月22日，李嘉诚罕见地在他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办公室接待了几位来自内地媒体的记者。在过去的大半年里，关于“李嘉诚要跑路了”的新闻正甚嚣尘上。

    李嘉诚在此时接受采访，显然是一个刻意的安排，而且，时间点选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10天之后，更是颇有意味。他对记者说，“撤资”是天方夜谭的笑话，“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李嘉诚在香港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在记者的追问之下，老辣的华人首富还是真诚地表述了自己的某些真实观点，他说：“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投资意欲便一定相对下降。”

    今年4月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去协和医院例行检查。医生仔细地看了他的胸片，告诉他，你的肺出问题了，应该是肺癌。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只有柳传志看上去挺平静的。

    1944年出生的他马上要70岁了，按南方人的习惯“过九不过十”，他的朋友们都在张罗着为他开一个小型的祝寿会。在过去的几年里，老柳过得并不安宁。2009年，联想巨亏2.2亿美元，他被迫重新出山担任董事长，杨元庆将战略重心回归于中国市场，花了三年时间，总算稳住了阵脚。2011年，柳传志把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传给了杨元庆，2012年，又让朱立南担任联想控股总裁的职务，按他自己的话说，算是把团队交出去了。

    在得知自己罹患了肺癌之后，柳传志表现得比所有人都要镇定一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场的人里，我大概是最镇静的人。为什么这么镇静呢，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很幸福，我40岁的时候，赶上改革开放能让我办公司，事情呢，做得不错，家人也对我不错，还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应该讲，人生无非是匆匆一个过客，活多长都是活，反正酸甜苦辣都尝过，我觉得很幸福，也觉得很平淡。”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柳传志去长白山度假，希冀用那里的空气好好洗一下自己的肺。6月中旬，他回到北京参加正和岛的一次企业家茶叙，席间他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谁也没有料到，他的这番话在企业家群体中掀起轩然大波，构成本年度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

    正和岛是一个企业家组织，由《中国企业家》前社长刘东华创办，“岛内”聚集了两万多名民营企业家，柳传志的讲话被曝光后，一位叫王瑛的女投资人当即发布“退岛声明”——“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到2013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数量从无到有，已经突破1253万人，是中国商业世界里最活跃，也具有财富能力的族群，他们对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态度是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界教父”，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自然引起极大的争议，也体现出企业家群体在公共立场上的分野。王瑛的“退岛声明”发布后，在企业家群体内，迅速分化为“挺柳派”和“挺王派”，争论持续了大半年。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热情几经波折，在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企业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讨论达到沸点，然而，2004年的宏观调控，“国进民退”的事实令很多人沮丧，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民营企业家被边缘化，央企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失望情绪持续放大，从而引发了移民潮，民间投资热情下降。2011年到2012年之间，企业家的焦虑达到了顶点，很多人开始选择自己的立场，万达的王健林宣称自己的做法是“远离政治，靠近政府”，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在一次公开访谈中称，“我是党的人，随时准备为党奉献一切，只要党愿意，三一也可以随时奉献给党”。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柳传志从来不惮于谈论政治，甚至他可能是讨论政治最多的人之一。在2012年，一向出言谨慎的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比如不能如宪法所说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在接受《财经》的专访时，他更对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参与能力阐述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很显然，这样的“大白话”充满了绥靖的气质，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企业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懦弱。不过，如果在2013年的企业家群体中做一个调查，恐怕大多数人会认同柳传志的观点。在一个强势政府和法治尚不完备的商业社会中，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上的进取能力十分羸弱，甚至在某些时候，连合法权益的自保都岌岌可危，他们更多的是新环境的适应者，而非创造者，寄希望于他们成为体制突破的先锋力量是一种过度的妄想。

    围绕柳传志的“在商言商”风波，实际上体现出中国商业世界复杂的真实景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层面的“共识瓦解”。

    其一，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改革需要被重新定义；其二，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其三，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后者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

    这一“共识瓦解”的景象，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的进程，并在未来的前行中浮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德国汉诺威电子工业展上，一位来自中国的参观者正在试用VR设备

    在今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经济技术部第一次提出了工业4.0的全新概念，这意味着制造业的一场进化革命开始了。在德国人看来，过去的一百多年，工业革命经历了蒸汽机的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气自动化的三大阶段，而眼下，随着智能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渗透，生产线的新革命正在发生。

    工业4.0的提出，不是一个孤立性事件，它几乎是所有制造大国的共同选择。

    也是在这几年，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并试图实现“制造业的回归”。而日本的安倍内阁则在今年6月正式通过了“日本再振兴战略”，其内容涉及以促进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紧急结构改革、推进以争夺科技制高点为目标的科学技术创新等六大行动计划。

    作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中国政府的高层正在组织拟订新的工业化战略，它将在一年后以“中国制造2025”为主题发布。而在当下，中国的制造界却正陷在恐慌之中。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们先是被马云的电商弄得晕头转向，又让雷军在销售模式上搞得眼花缭乱，几乎到了人人唱衰、自信全失的地步。这时候，真的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1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如期举办年度经济人物的颁奖晚会，在所有的获奖者中，雷军无疑是风头最健的一位。小米手机在今年卖出了1870万台，增长160%，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上，小米手机仅在三分钟里就卖出一亿元，这些神话般的数据，对于所有的制造业者都如同天方夜谭。

    出乎雷军预料的是，就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他突然被人呛了一声，对方是做了23年制造业的“董小姐”。

    董明珠不是一个一夜爆红的人，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习惯在镁光灯外生活。1954年出生的她，毕业于安徽省芜湖干部教育学院统计学专业，1975年在南京一家化工研究所做行政管理工作。儿子两岁时，丈夫病逝。1990年，董明珠辞去以前的工作，孤身一人来到珠海，加入格力的前身海利空调器厂，成了一名业务销售员，那一年，董明珠已经36岁。

    格力是一家地方国企，大股东是珠海市国资委，它的崛起归功于朱江洪，一位低调而有决断力的机械工程师。正是他慧眼识珠，发现了最基层的董明珠。1993年，董明珠带领的一支销售团队，做了5000万元的销售额，占到格力总销量的六分之一，朱江洪一把将她提拔为经营部长。朱问董明珠，你有什么要求？董说，让我管经营可以，我还要管财务。几乎所有的格力干部都觉得这位董小姐有点“过分”了，朱江洪却一口答应下来。

    常年在一线鏖战的董明珠，以固执己见和不怕得罪人著称。2004年，国美、苏宁以连锁大卖场模式冲击家电产业，几乎所有品牌都屈从于渠道商的威力，唯有董明珠坚持走专卖店路线，打死不进国美、苏宁的大卖场。在全国空调市场上，格力与顺德的美的是“一时瑜亮”，打得不可开交，董明珠认定美的在技术上“抄袭”了格力，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对方是“小偷”，弄得美的董事长方洪波哭笑不得，只好调侃自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从1993年到2013年的20年里，“朱董配”是中国家电界的一个传说。在这段激荡岁月中，各路豪杰潮起潮落，品牌变幻如南国云天，而几乎所有有国资背景的家电企业都相继凋零，偏居珠海的格力却如一个“异数”，稳健做大。就在去年5月，朱江洪退休，董明珠顺理成章地接班董事长。这一年，格力以一个空调单品，销售额居然突破1000亿元。

    在12月13日的颁奖晚会上，主办方有意无意地让雷军与董明珠同台获奖。在主持人陈伟鸿的“挑逗”下，雷布斯与董小姐突然擦枪走火了。

    陈伟鸿先是在屏幕上放出了小米与格力的区别：从工厂的数量来说，小米是0，格力是9；员工数量小米是7000，格力是7万以上；专卖店小米是0，格力是三万以上；营业总收入小米是300亿，格力是1007亿。陈伟鸿说：“我突然发现，其实你们两人之间也许也会有一个世纪之争，也就是你们两人所代表的生产模式，对中国的企业，对我们的转型升级来说，到底谁的后劲更足。”

    董明珠当即接受挑战，在她看来，小米的成功仅仅是营销意义上的胜利，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赖于技术和制造的能力，“我觉得做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问一下，枝繁叶茂的底下根在哪里，绿叶可能生长三五年，但是能不能永久，还是要引起思考”。

    在陈伟鸿的撺掇下，两人设下“十亿赌局”：五年后，小米的销售额能否超过格力。

    董、雷两人的“赌局”既是一个即兴的玩笑桥段，又是一场严肃的路径之争。董明珠的挺身而出，让所有的制造业者在最苦恼和迷茫的时候，看到了新的希望，好好地为他们争了一口气。“赌局”之后，董明珠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俨然成了中国制造的新旗帜性人物。到第二年，这位任性的董小姐索性撤下所有的明星，亲自拍广告，为产品代言。在她的示范下，TCL的李东生、京东的刘强东，包括她的“死对头”——美的集团的方洪波纷纷效仿，大家都愉快地省下了一笔明星代言费。

    ▲雷军和董明珠

    在北京的颁奖典礼上，300多亿销售额的雷军敢于挑战千亿销售额的董明珠，并不是一时的意气。在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突破10亿部，同比增长38.4%，而中国的智能手机更是同比增长了84%，达到3.5亿部。作为现象级的品牌商，雷军对自己的预期当然会有点爆棚。

    但是此时的竞争态势，却好像要复杂得多。智能手机销量的井喷，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新入局者，它们中有功能手机的制造商，有试图把手机当成移动互联网入口的互联网人，也有一位口才极好的前英语培训教师罗永浩。

    雷军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扑朔迷离的混战之中。2013年7月，雷军推出了售价799元的红米手机，试图用“割喉”的方式杀死所有的“山寨机”，可是，他的对手们立即将价格杀到699元、599元，甚至在他反击性地再次降价到499元时，同样是互联网出身的周鸿祎推出了360手机，把售价定格在令人绝望的399元。

    如果说罗永浩、周鸿祎等人的搅局，只是让雷军有点头疼的话，那么在2013年，他的真正对手却是一家从来不参与口水论战的沉默巨头—华为。

    在中国的企业界，华为是一个不完整的存在，它的知名度非常之高，但是与公众之间似乎一直隔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关于它的种种新闻，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出现，比如任正非写的某一封信或某一次内部讲话、美国对华为的反垄断调查、高管的跳槽与口水战，乃至华为员工的“过劳死”等，它们都因为这家公司的神秘性而引发更多的猜测与窥视。任正非是中国企业界最不愿意见媒体的人，而华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召开过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早在2004年，一部名为《华为真相》的图书曾畅销百万册，但作者程东升的所有资料均来自公开报道及对离职员工的采访。

    在过去的2012年，有两件事情的发生让华为不得不“浮出水面”。

    一件事情是它的销售额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根据内部的资料显示，任正非一直迟迟不愿意公布这个事实，原因是“华为还没有做好当第一名”的准备。在一次战略会上，他出题让高管们讨论华为的未来方向，题目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另一件事情是华为决定把智能手机当成下一个战略级产品，这意味着它在成立25年之后，必须进入陌生的消费零售市场。

    事实上，华为早在2005年就已生产手机，不过在很长的时期里，是以定制形式为运营商生产手机，与其他3G网络设备一起，捆绑式地销售给运营商，不直接卖给消费者，业内俗称白牌机或贴牌机。

    到2012年，随着电信设备业务超越爱立信，这一产业也陷入了增长饱和的窘境，华为必须要寻找到下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否则将彻底失去成长的空间。在这一时刻，任正非选中了智能手机，华为组建新的终端业务部门，由1969年出生的余承东挂帅。

    这一次进击，对华为而言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挑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它从来没有面对个体消费者出售过商品。余承东回忆说：“当华为从白牌厂商向自有品牌转型，很多人就说华为手机要死掉了，一个欧洲运营商砍掉了华为所有的订单。”

    与全中国所有的智能手机品牌商相比，华为的核心优势是拥有自主开发芯片的能力，早在2008年，华为就发布了首款手机芯片K3V1，2013年，则发布了麒麟910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任正非在手机市场上，替董明珠的反击做出了自己的诠释。

    尽管如此，华为手机的成长之路也并不顺畅，在2012年，余承东完成了75亿美元的销售额，比任正非给他的任务少了5个亿，因此被扣掉了全部的年终奖，还差点被勒令“下课”。在2013年，华为新面世的旗舰机P6在全球突破400万台的销量，成为售价在2500元以上价格区间的高端机型中最成功的中国品牌。

    余承东终于暂时坐稳了手机事业群CEO的位子，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华为手机活下来了。”也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余承东学到了之前在华为从来没有掌握过的技能，他自嘲是华为的“CHO”——首席吹牛官，“我学会了吹牛、打赌和应付口水战”。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举着即将上市的新手机，十分热情地招呼记者“用刀划一划”，来验证下是否会产生划痕，现场没有刀，他大声说，“那有戴金表的没有，可以试试”。

    在2013年，恐怕没有一个商业界人士的经历像李开复那样的戏剧性，在年初，他兴奋地谋划如何让自己的微博粉丝数尽快突破3000万，而到年底，他躺在台北的一张病床上，听医生教他该怎样“放空自己”。

    今年5月，《时代》杂志票选2013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韩国总统朴槿惠、三星电子CEO权五铉等政治界、商业界领袖入选名单，而与他们并列的，还有创新工场董事长、网络红人李开复。

    作为一位软件工程师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台湾人李开复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人生导师”。

    ▲李开复

    常常被昵称为“开复老师”的李开复，1961年出生于台湾的新北市，他就读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学博士学位。1990年，李开复入职苹果电脑，历任语音组经理、多媒体实验室主任。1998年，他加入微软并在中国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2005年，他又跳槽到谷歌，出任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谷歌”这个中文名，便出自他的创意。

    这一连串的职业经理人阅历尽管颇为显赫，但并不足以让他广为人知。真正让他受欢迎的，是他对辅导青年人成长的无限热衷。在2000年，李开复陆续发表了七封《给中国学生的信》，分别从做人讲诚信、如何从优秀到卓越、选择的智慧及新世纪的人才观等方面，给予了细致的指导。2004年，李开复创立“我学网”，致力于帮助青年学生成长。

    2005年，他的系列励志文章以《做最好的自己》为书名出版，迅速成为当年度最畅销的青年人读物。后来的几年里，他又连续出版《与未来同行》《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等图书，一举奠定了人生导师的社会角色。2009年9月，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转型为一位天使投资人。

    几乎就在同时，新浪微博出现了，李开复以全部的热情投注于这个新生的社交类媒体。他对台湾《商业周刊》的记者说：“很多人玩微博只是当成休闲，我是把它当成‘事业’，几乎是用百分之百的心力在经营。未来世界一定是虚拟图谱与现实世界重叠整合，提早经营非常重要！”

    作为一位软件科学家，他用十分“职业”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微博：每天在早上6到7点及晚上8到9点两个时段，再搭配其他零碎时间，阅读、撰写约15则信息，交由工具自动在黄金时段内，依照时效性强弱，每半小时发一则，不仅让每则帖文达到最高曝光度，半小时的轮播间隔，也不会让听众有被“洗版”的反感。

    李开复为人温文谦和，对年轻人的指导具体而不偏激，因此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博主之一。2011年，就在微博最为火爆、几乎主宰网络舆论市场的时候，李开复出版《微博：改变一切》，在他看来，微博已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和商业模式产生了深刻改变，情况在朝不可逆的方向奔跑。

    在很多人看来，李开复这本新书的书名就是一种宣言，它预示着互联网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可能性——在几年后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玩笑。也是在那一段时期，一些具有公共意识的微博博主开始广泛地参与，或发起社会事件的讨论，他们被称为“大V”——在他们的微博上有新浪官方的V形认证。到2013年，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中，拥有百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3300个，千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200个。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根据监测结果认为：“关于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大V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在2012年前后达到顶峰。在这期间，李开复也不时地参与到社会事件的转发和评论之中。

    2013年2月14日中午，李开复的微博粉丝数突破了3000万，成为新浪微博第二大的男性公众号，仅次于影视明星陈坤，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娱乐性个人社交账号。他在3个月后入选《时代》的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应该是基于这一事实。

    富有戏剧性的是，新浪微博的公共影响力拐点也是在这一时刻发生了。

    2013年8月，网络推手“秦火火”等人因传播谣言而遭到逮捕，微博红人、在公共事件讨论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拘留，互联网随之掀起一场“打谣”风潮并引发连锁效应。新华社刊发《人民日报》评论《谨防大V变大谣》，呼吁大V们要“发出‘好声音’”，切勿“给谣言插上隐形的翅膀”；《求是》杂志子刊《红旗文稿》发表评论：“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要敢于打‘老虎’、管网站。”

    陷入“传谣质疑”风波的李开复，认真地搜索了自己的一万三千余条微博，又请了两家微博爬虫公司，检测是否曾转发造谣者“秦火火”的微博。《南方周末》在一篇题为《大V近黄昏？》的报道中，描述了风暴眼中的李开复——私下里，他这样表达内心的荒诞感：“对这样一个小混混，也要这样认真对待？”但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不忘定义自己，以求被公正对待，“我就是一株无害植物嘛”。

    9月5日晚间，李开复在微博中发布消息，暗示自己患有淋巴癌。

    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一则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可构成诽谤罪”。

    10月底，李开复离开北京，返回台北治病，他热烈的微博生涯暂时告一段落。

    2015年2月，李开复再次回到北京，管理他的创新工场。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曾经与他一起在微博世界里非常活跃的大V们，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此时，主宰微博的是“90后”的“小鲜肉”吴亦凡、TFBOYS，以及天天直播卖裙子的网购达人张大奕们。

    李开复的微博粉丝似乎还在增长，2017年7月达到了5055万，他仍然是那个受人欢迎、温和谦逊的“开复老师”。他不再评论或转发任何社会新闻，发博热情也大大降低，有时候会连续半个月没有更新。在他的微博上，人们读到的内容，全数是关于人生励志和人工智能，偶尔也会推荐一家好吃的米其林餐厅。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今年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大妈”。

    到中国各地旅游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在几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广场、花园或小区的空地上，到了晚上，都将聚集起十多个乃至上百位大妈。她们放起震耳欲聋、节奏强烈的音乐，舒畅地扭动起并不苗条的身体。

    在她们中间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年轻人的身影，这都是附近二手房交易店的员工或保险业务员，他们在这里随机搭讪，贩售自己的产品。

    在除了中国的其他任何国家，都看不到这样的广场舞。它是城市化运动的产物。这些大妈原本住在邻里亲近的胡同，或者鸡犬相闻的农村，当她们搬进了钢铁森林般的大楼后，寂寞和无人交流成了一种“城市病”。如果说，西方人把教堂当成最大的社交场所，那么，“中国大妈”们的选择就是广场舞。有报道称，广场舞已经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支华人老年舞蹈队在纽约一处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多次报警，接警前来的警员给领队开出传票，最后在法庭上，法官念其初犯做出了销案处理。

    ▲广场舞大妈们

    另外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些大妈其实是中国最具消费冲动的族群。今年4月15日，全球黄金价格一天下跌20%，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大妈”冲进最近的店铺抢购黄金制品，一买就是几公斤，她们成为抄底黄金市场的最强买手。

    有人猜测，今年全球最红的词将是“中国大妈”。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了做空黄金的屠刀，不料半路杀出一群“中国大妈”，1000亿人民币，300吨黄金瞬间被扫，华尔街卖出多少，大妈们照单全收，她们的强劲购买力导致国际金价创下本年内最大单日涨幅。

    多空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以后者的完胜告终。《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形容勇猛无比的“中国大妈”。

    “最近你买黄金了吗？”这可能是中国百姓今年“五一”节假日的新问候语。广州友谊商场黄金柜台的售货员说，一周前黄金价格跌到每克350多元，真的是一金难求。

    2013年，改革开放进入第35个年头。

    有两个宏观数据证明，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在今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历史性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4美元——全球倒数第七，飙升到6905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人开始讨论，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35年，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的岁月长度。建设与破坏，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有些人，时间刚刚开始，对于另外一些人，青春只剩下一个惆怅的背影。

    今年最受关注的电影是《小时代》，它的导演是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畅销书作家郭敬明。这是一部由一群“80后”小女生统治一切的电影，在各种奢侈品牌的包围下，她们嗲声嗲气地打闹和争吵，流下来的泪水可以直接酿造成蜜。郭敬明用“小时代”来定义自己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可谓是天才般的精准，他借用主人公的嘴巴宣告说：“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

    ▲电影《小时代》剧照

    在这个“小时代”里，百年以来的第一批没有饥饿感和缺乏苦难意识的中产阶层子女成长起来了，他们是天生的互联网一代，是无可厚非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消费价值观将主导商业的潮流。中国的公共社会，将进入一段漫长的、繁华喧嚣而无比平庸的中产崛起时期，在这一进程中，有些东西确乎已经死去很久了，比如摇滚和它所代表的反叛精神。

    也是在今年，“一无所有”的崔健拍出了一部文艺电影《蓝色骨头》，它讲述一个地下摇滚歌手兼网络黑客的年轻人遇到默默无闻的小歌手，在陷入爱情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父辈一段藏在“文革”岁月中的凄婉爱情故事。这部电影在11月的第8届罗马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获得组委会特别提及奖，可是，它的国内票房只有区区的330万元，是《小时代》票房的0.7%。

    今年12月，比崔健年轻一辈的摇滚人张楚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是演唱会的主题。冒着寒风赶来的几百个中年听众气喘吁吁地跟着他唱完了这首20年前的老歌，有人叫喊着让他唱《无地自容》，张楚害羞地笑了一下，没有开口。

    “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

    商业文明扩大了这个国家的物质疆域，同时，也让很多人变得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而人被时代改变的部分，似乎大于他对时代的改变，因此，所谓进步的意义，也在不同的人生中得到迥异的评判。正如易卜生所叹息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企业史人物 | 锤子老罗 |

    2013年，中国卖出3.5亿部智能手机，同比增长84%，手机市场是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3月，41岁的前英语教师罗永浩发布了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并得到了7000万元的风险投资。

    罗永浩出过一本自传《我的奋斗》。出生于吉林省的他是朝鲜族人，继承了东北人善于讲段子和制造格言的传统，他自谓“从小就是个性格狷介的人”，初三留级一年，高二下学期退学，“在家里待着，读了三四年闲书，吃了睡，睡了读，不爱运动，读成了体重200斤的大胖子”。

    走上社会后，罗永浩做过很多生意，倒走私车、倒药材、做期货、卖电脑散件。2001年，他成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辅导老师，因为上课时净扯些富有“启迪性的题外话”，被学生偷录整理传到网上，冠以“老罗语录”，意外地成了网络名人，他最出名的一句格言是“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像极了他的体重和行事风格。

    2006年，老罗创办牛博网，两年后关掉了，其间他募集了16万元给23位黑砖窑工家庭派过年红包。他接着办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几年下来也很不景气，他似乎并不享受创业的过程。

    在做手机之前，罗永浩还干过一件很任性的事情。2011年11月20日，他来到北京西门子总部门前，手举铁锤，将3台西门子冰箱砸成一地碎片，理由是“冰箱门不易关闭”。一个月后，他又包下海淀剧院的一个舞台，一口气砸掉了20台冰箱。

    手挥大锤的挑战者姿态是最迷人的。后来，他把自己的手机就叫作锤子手机。

    罗永浩应该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行为艺术家，堪比安迪·沃霍尔、凯斯·哈宁或草间弥生，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入错了行当。事实上，当他宣布做手机的时候，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属于牛仔的处女地，所有与口碑和创意有关的游戏都被乔布斯和雷军玩坏了，竞争回到了基本面：芯片速度、镜头技术、电池时间、供应链和营销渠道。

    罗永浩将自己定义为“理想主义者的逆袭”。有一张流传很广的画作，在一间挂满了各种手作工具的作坊里，他坐在一缕中世纪的微弱阳光下，埋头打磨手中的产品。似乎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锤子手机唯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情怀”。

    ▲锤子手机发布会上，老罗展示以本人为形象的“工匠”海报

    2014年5月20日，罗永浩发布了他的第一款手机，一万名“罗粉”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捧场，据说前排的座位票被黄牛炒到了上千元。老罗讲了足足三个小时，妙语四溅，赢得掌声五十余次，一句“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流行天下，最后，他宣布自己的手机是“东半球最好用的智能手机”，售价3900元。有数百万人津津有味地在线收看了直播，一位同样很幽默的罗粉写道：“即使昨天因为其他工作忙到很晚，回来还坚持熬夜看了一遍罗永浩的演讲，我被老罗做事的每个细节感动着。我都已经把钱准备好了，等锤子手机一上市，就买个iPhone 6。”

    智能手机盈握一掌，却由60多个精密零部件构成，从来没有过制造经验的罗永浩显然低估了难度。“认真”的锤子手机在质量上状况百出，专业测评人王自如吐槽它硬伤多多，罗永浩愤而与他在优酷直播辩论，又是引来百万关注。可惜的是，关注度并没有转化为销量，很多人抱怨价格太高了，罗永浩很生气地回复：“如果低于2500元，我是你孙子。”到10月，锤子手机的价格下调到1980元，罗胖子“更名”罗孙子。

    尽管销售惨淡，但是罗永浩永远不缺炒作的话题。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毒舌风格，他惋惜现在的苹果公司已沦为一家乡镇企业，嘲笑小米手机的雷军“土”、魅族手机的黄章“笨”，在他看来，“在消费品领域里，全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企业都是讲情怀，而不是产品”。

    在后来的几年里，罗永浩相继推出了迭代的锤子手机，每次的发布会都人潮涌动，被称为“科技界的春晚”，可是在销量上仍然乏善可陈。2015年，锤子科技全年亏损4.62亿元；2016年，全年营收8.09亿元，净亏损4.27亿元，净资产为负2.4亿元，其间，公司还经历了严重的人事动荡，COO（首席运营官）、CTO、CFO、销售总监离职的消息纷纷被曝出，罗永浩承认“高层管理者有一半的换血，硬件部门经历了三分之二的整顿”。

    2015年8月，罗永浩举办“也许是史上最伤感的发布会”，一改之前的“高端”路线，推出899元的锤子坚果手机，其主色系为鲜嫩的水粉色，而之前他曾经坚定地认为“水粉色系是臭土鳖喜欢的颜色，有文化的人不会喜欢粉色”，他还公开向雷军道歉，承认之前的嘲讽没过脑。

    事实上，罗永浩是在峰值时刻冲进了一个喧嚣的行业，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自2014年之后，智能手机的增幅就开始剧烈下降，2015年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只增长了2.5%，2016年更是只有0.6%，诱人的蓝海瞬间成惨烈的红海。缺乏资本、技术和渠道支持的罗永浩像一只被群狼环伺的活泼大黑兔。

    2017年5月，锤子科技发布第五款手机坚果Pro，发布会现场仍然混乱不堪，开场时间一拖再拖，原先精心准备的PPT居然放不出来，罗永浩在演示“以图搜图”功能的时候还出现状况，无奈只好换了个备用机。他调侃自己，“感觉自己终于要成了，但又一想这种感觉已经出现过四次了”。他说把手机起一个“锤子”的名字简直是作死。他哽咽流泪：“你知道我这五年是怎么挺过来的吗？每次就是厚着脸皮再坚持一下。”

    企业家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它被数据拷问，靠理性坚持，所有言行俱有因果报应，个性散淡狷介的罗永浩显然在重新“组装”另外一个罗永浩，他有没有成为那个他喜欢的自己，是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

    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时，罗永浩谈到了一个细节：“过去，我要是在机场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拿着一本杰克·韦尔奇在封面上‘狞笑’的《赢》

    ，就会觉得这个笨蛋没救了，但现在我也会拿着这样的书硬着头皮看完。”

    “这种角色转变的代价，是我必须面对一个倒霉的问题：应该从此认为那些笨蛋还有救呢，还是应该相信自己也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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