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多以前，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首都华沙建立了华沙犹太区。犹太区是为该地区犹太人设立的隔离区。大约400000名犹太人被塞进一个只有1.3平方英里见方的地区。
1940年4月1日，犹太区的围墙开始建设。10月16日，对附近地区犹太人的收拢开始，1940年11月14日，犹太区关闭。围墙将近10英尺高，士兵们受命射杀任何试图翻墙逃跑的人。
提供给犹太人的食物太少，不够吃。有一些消息称日常口粮每天不到200卡路里[7]。犹太区内因营养不良和拥挤的环境导致发生诸如斑疹伤寒的疾病，由于饥饿、疾病和试图逃跑被枪杀的死亡人数迅速上升到100000。
1942年，约有300000犹太区居民被运往位于特雷布林卡[8]的死亡集中营，并被杀死在那里。
1943年初，犹太区发生了激烈的抵抗运动。犹太区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被系统地杀死，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求生的努力。这场起义失败了。在这次斗争中约有13000名犹太人遇难。剩下的50000人被送到死亡集中营。那一年，犹太区被摧毁。
勇敢保护犹太人的例子有许多。一位特别的女英雄是艾琳娜·森德勒[9]。她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伪装成护士，从而被允许进入犹太区治疗病人。她把婴儿藏在她的车里，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偷偷地运走。她总共拯救了2500名犹太婴儿。
她为她的孩子和婴儿们巧妙地设计了逃离计划。她会说服犹太父母，他们孩子最好的生存机会就是逃跑。她给宝宝们用了镇静剂，把他们放在箱子里、棺材里和麻袋里，每天数次勇敢地驱车经过卫兵。
她教大孩子如何从下水道爬出以及如何在墙上的洞里藏身。当孩子们安全地离开犹太区时，她为他们提供虚假的文件，安排他们进入孤儿院或者安置在波兰人家庭里。
艾琳娜相信，战争结束后，她可以让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团聚，而且她还保存着他们的名单。她把清单写在棉纸上，藏在玻璃瓶里，埋在她朋友后院的一棵苹果树下。
1943年，她被捕并遭受酷刑，计划由一个射击队执行死刑。但是抵抗组织的其他工作人员安排营救她，并在执行枪决途中救下了她，警卫把胳膊和腿已断的她留在树林里。她被从那里救出。
那些被救出的孩子们怎样了？人们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不多，最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家人在死亡集中营中或是在犹太区反抗时被处死。孩子们的家人中没有多少幸存者。
在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宽容博物馆（the Museum of Tolerance）里，护照大小的照片描绘了华沙犹太区和其他犹太区的一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一名幸存者是洛尔·贝尔斯（Lorre Baer），1938年出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她的家庭是犹太人，1941年夏天，他们被收拢起来，投入犹太区。第二年，这些犹太人会被带到死亡集中营。贝尔斯一家努力躲藏起来并选择把洛尔送到一个非犹太人家庭生活。她四岁了。贝尔斯一家发现了另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此时是他们团聚前的三年。
这是一个故事结局比较幸福的家庭。让-克劳德·本圭圭（）（Jean-Claude Benguigui）与洛尔同龄。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10]。他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120000名犹太人之一。
意识到犹太人此时此刻的危险，让-克劳德的母亲把家人迁到了法国的马赛。
1940年，德国成功入侵法国。德国统治着法国北部，并允许法国的合作者管理法国南部，也就是让-克劳德和他的家人所在的地方。1943年7月31日，他的母亲被逮捕，并被送往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1]。
让-克劳德这时才五岁。他与六岁和十二岁的两个哥哥们一起被送到了伊齐厄（Izieu）[12]的一所儿童之家。他的一个幼小的妹妹被一个法国农民家庭藏起来了。1944年5月，德国人残忍地追捕犹太人，他们突击搜查了儿童之家，把犹太人的孩子带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本圭圭夫人和小女儿伊娃特幸存下来。让-克劳德和他的哥哥们在从家里被带走之后不久就死在了毒气室。
瑞秋·杰迪纳克（Rachel Jedinak）是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女人。在一本幸存者故事集中讲述了她的故事，这本故事集的书名为：Hidden Children of France, 1940-1945: Stories of Survival[13]。
瑞秋出生于1934年4月30日，他的父母由华沙移居法国。她的父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都搬到了法国，在那儿，他们相遇并结婚。她父亲的家人也搬到了法国。
除了她父亲的一个兄弟，那个家庭消失在华沙犹太区和死难营。德国人最终驱逐了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唯一的幸存者是她父亲的大姐和她的家人。
她母亲的父母在20世纪20年代移民到了纽约。她母亲家的其他成员仍然在华沙，进入华沙犹太区后失踪。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永远没有回来。解放后，瑞秋和她的祖母住在一起。
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探讨了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人们。研究倾向于从一个假设开始，即成功关系的基础始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健康关系。
这些研究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家庭遭受的压力和危险对子女的影响。
有许多报道是关于大屠杀对幸存者及其家属的影响的。一些报告确认存在心理伤害，但其他报告否认。换句话说，人们对于大屠杀造成的创伤对后代的影响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200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问题在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不应该只关注调整良好的幸存者，而忽视了大屠杀对其他幸存者的严重的长期影响。对寻求治疗的人员信息进行概括是很容易的。
许多幸存者因为自己生存而他人牺牲而感到内疚，而且升华了自己对幸存的父亲或母亲或父母亲的感情。有些人被迫成功，好像他们的成功将会安慰他们生活在地狱的父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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