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荷亭[1]

    大约是在1932年五六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我正走在回校的登云街大道上（登泰山必由之路），忽然，静静的街上传来喊声，我立刻躲到路旁的一个门楼下观看，心中想着不知又是什么大人物上山来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几辆滑竿路过我的面前，我仔细看，啊！坐在第二辆滑竿上的人，不正是我崇敬的冯玉祥将军吗（我见过他的画像）！与此同时，从路旁的人群中传来了一阵欢呼声：“冯总司令！冯总司令！”只见冯向他们招手致意。我用力睁大双眼，死盯住走远了的第二辆滑竿，直到连影子也望不见了。这时街上行人如旧，有的在互相谈论着冯的到来，我却呆呆地倚在门楼的墙壁上，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几天来我只觉得坐卧不安，决心上山求见并求助冯将军。但临到头上反而疑虑重重，有些胆怯了，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上泰山去见冯玉祥。

    经过打听，知道冯就住在泰山上的普照寺内。寺院坐落在泰山腰偏西的一个风景区。远离这登山的大道。据说寺内禁游，四周戒备甚严，游人不得走近寺院，更谈不上进到寺内。我不由得联想到经常有大人物到斗母宫（尼姑庵）游览的戒备情况，那真是内静外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谁敢走近？想到这些我的心凉了半截，觉得希望渺茫，但我再仔细地考虑了一下，坚决要上，普照寺的地形我还熟悉，便决定充当挖野菜的女孩，沿着后山的小道前进，遇到人就蹲下，没有情况就疾步前进。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写好一封求见信藏在内衣，从小道朝着寺院后侧慢慢走近，忽然看到山下的各条小道都有行人来往，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森严可怕，我这才舒了一口气，胆子也大多了。急急忙忙走向寺院的后墙，刚走到拐角，两位哨兵就发现了我，其中的一位迎了上来，问：“你哪里过来的？”我见他们的态度并不凶狠，又都没有背着枪支，胆子也大了，就很有礼貌地照实告诉他们：“是从后山沟抄小道溜过来的，我要求见冯总司令。”哨兵面无表情地朝着我上下打量，然后淡淡地回答说：“冯总司令不在家，外出访客去啦……”我不相信他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不在家没有关系，我就坐在这里等，如果他从外面回来我就求见，如果他从家里出来，我就要告你们撒谎。”那位哨兵朝着另一位哨兵递了个眼色说：“你进去看看总司令是否回来啦。”然后又皱皱眉头问我：“你有名片吗？”我急忙从内衣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那封求见信递给他，说：“请你把这封信带上去。”他接过信后，反复地看了看，又捏了捏，就递给了那位哨兵，并温和地指给我一块大石板，让我坐下等。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等待，不时朝寺院的大门里探望。

    不一会儿的工夫，那位哨兵叫来了一位穿便衣的通讯员，指着我对他说：“就是这个小姑娘。”并转身对我说：“你跟着他进去吧。”当我转身向两位哨兵表示谢意时，正巧碰上他俩含笑的目光。

    我跟着他一直走进内院，东厢的一个大房间，冯夫人正坐在那里看我的信，看见我进来，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就让我坐在她对面的一个杌子上，通讯员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后离开了。这个房间就是冯的寝室，房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挂着很多字画，好似临时挂在那里看的，不知是他要送别人，还是别人送给他。有两张我们山东式的大木床，床上叠放着被枕。在几张大方桌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纸张，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醒目的东西了。冯夫人对我表示歉意说：“冯先生在那边同客人谈话，不能接见你，让我来代替他接见……”在我们谈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很拘束，把早就准备好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低着头坐在那里，她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直冒汗。就这样问答式的对话继续了一会儿，还是她逐渐设法才把气氛活跃起来。逐渐地我们越谈越热乎、越自然，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谈，就这样我越来越大胆、越随便，竟然忘记了自己是身在何处。在我们谈话的中间，不时地传来冯先生同客人们在西厢房高谈阔论的声音，甚至是激昂陈词。冯夫人有时侧身倾听他们在讲些什么，我听不清也听不懂。就这样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冯夫人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同冯先生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第一次的谈话。

    大约过了十多天的时间，突然校办公室叫我去。当我走进办公室时，看到几位重要的领导都坐在那里，同时都用一种不寻常的目光望着我走进去，女校长首先开口问话：“你认识冯总司令吗？你同冯总司令是什么关系？”我被这突然的问话吃了一惊，一时不知应该如何回答才好，略微迟疑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她立刻从桌上拿起了一封早已被他们打开的信交给我说：“冯总司令叫你这个星期日上午10时到他那里去一趟。”接着就是一阵好奇的追问。

    到了星期日，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上了山。上次见到的两位哨兵见到我，让通讯员领我去见冯夫人。见冯夫人正在整理东西，我忙走过去帮忙。冯夫人歉意地说：“真不巧，冯先生又来客人啦，我俩边干活边谈话吧。”态度和蔼，自然融洽，好似在自己家中。中午时刻，通讯员进来通知她去吃饭，我便主动告辞，她很诚恳地留我一起吃午饭，我只好跟她走进了饭堂。

    吃饭的桌子是用三条长桌拼起来的，两边放着些长条凳和杌子，那天的主食是油饼，喝的是麦片粥。刚刚坐下，便听到一阵谈笑声，我抬头看，是冯先生领着几位客人来用饭，便立刻站了起来，这时冯夫人指着我说：“这就是杨荷亭女士。”冯先生面带笑容地看了看我说：“请坐，请坐，不要客气，请用饭吧。”说完，他就连忙招待那几位客人坐下，然后坐在冯夫人的身边也就是我的正对面。只见他态度严肃而不令人生畏，有时和蔼而又令人肃敬，步伐稳、健、慢，声音沉着有力，目光锐利，身材魁梧，身穿便服，脚下是布底便鞋，神情自若。等大家都坐定后，他们夫妇忙着为客人盛粥夹饼。我心情激动地盯着冯先生同客人讲话，这时我的脑海里浮起了一幕幕回忆，从我幼年时期起一直到今天，听到过多少关于冯玉祥传奇般的种种事迹。他巍然坐在我的面前与我同桌共餐。他好似感觉到我在注视着他，猛然间转向我说：“小姑娘别捧着个碗光喝稀的，要吃饼就菜呀。”说着，就夹了一大块饼放在我的面前并同我谈起话来。“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成为一个对国家对同胞有用的人……”虽然我初次同冯谈话，却感到很自然。吃过饭，冯夫人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冯先生已决定答应你读书的要求，他将负责你全部的费用，希望你好好地用功读下去。你现在回校去吧，等你放暑假后再来见我。”就这样，我这个穷孩子又回到了山东泰安德贞中学继续读书了。

    一放暑假，我立刻上山去见冯夫人。她亲切地拉我坐在她的身边说：“冯先生想让你到山西汾阳铭义高中去求学，那里的校长是余心清，是冯先生的朋友，你的一切用费，包括生活上的费用，冯先生全部交由余校长负责，你一定要在秋天开学之前赶到……”她停了一会儿说：“路途是很遥远的，你自己敢去吗？”我说：“敢。”

    然后她取出了一个小包袱，对我说：“冯先生让我给你找了几件旧衣服，我穿着太瘦了，你改改穿吧。”原来我三次上山都是穿着我自己染蓝的唯一的、只有出门才肯穿的大褂。这些微小的事情，他们都注意到了。

    冯夫人又取出了50元钱，放在我的手里说：“这是你去山西的路费，是很有富余的，要收好，多藏几个地方，沿途要当心……”她好似送别女儿，叮咛了很多话，我非常感动。自从11岁失去了母亲，我再未享受过这样的亲情。我尽力克制自己的眼泪不使它流出，头也不敢抬。房中的气氛沉寂了很久，最后冯夫人站起来扶着我的肩膀说：“回去吧，祝你一路平安，到达后来信……”我仍然夹着那个小包袱，呆呆地站在她的身边，脸扭向了墙壁，冯夫人低声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快要哭出声来，说：“我要谢谢冯总司令，我要告辞冯总司令。”她立刻握紧了我发抖的手，低声安慰我说：“不必啦，你听——他正在同客人谈话啊！要记住他在吃饭时对你讲的那些话，以及对你的希望，别辜负了他就行啦……”就这样我离开了他们。

    下山的时候，我曾多次停下脚步遥望冯玉祥夫妇居住的寺院，任眼泪一串串地流下来。

    后来我在山西铭义高中读书时，冯将军委托余心清校长负责照顾我，当我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时，他又委托女子部主任刘兰华负责照顾我。每当一学期结束时，我总要把这一学期来的学习、生活以及各方面的情况连同成绩单向冯将军作详细的汇报。他每次收到汇报信，都给我回信，对我各方面的成绩表示满意，并加以鼓励。从回信中可以看出是由他的秘书代复的，但信后落款的“冯玉祥”三个大字都是他亲笔所题。将军在百忙之中还这样细微地关心着我，真是令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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