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行将瓦解，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受到新情况、新问题挑战的条件下出现的。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人们行为方式上的解构和反叛。这些作品直接以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构成情节矛盾，把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拿出来示众，用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语言表示自己对这类丑恶现象的憎恶，以激发人们改良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官场现形记》原书署“南亭亭长著”。南亭亭长即李伯元（1867—1906年），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3岁时丧父，由曾做过山东道台的伯父抚养。擅诗文，少年时代高中头名秀才，后几次考举均落榜。1896年到上海办《指南报》，后来又主办《游戏报》《繁华报》。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陆续写出了《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文明小史》六十回等书。
《官场现形记》是清末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全书共60回，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以人为骨，串联而成。作品借清末官场为表现对象，描述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旧官场之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其中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时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一）内容简介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击社会黑暗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清末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不择手段，蒙混倾轧，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晚清官吏的丑态图。
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的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有不同，但都“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举人出身的王仁开馆授徒，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他说只有读书才能当官，而这当官的好处则十分诱人：“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这些是上不得台面的话，而他居然堂而皇之地拿到课堂上宣讲，且振振有词。我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思想教育熏陶下的门徒，除了祸国殃民之外，还会有何作为。“读书科举而仕”本是封建社会官之“正途”，但“正途”尚且如此不堪，何况其他。最严重的则是捐官，即用钱来买，按官阶定价，不问买方出身来历，是否有才能，只要肯掏得起银两，即可做官。为铲除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起义而出台的另一个为官之道，美其名曰“军功”，即用官位当奖品颁发给打仗立功的人员。而这些有“军功”的人大多是靠着屠杀百姓、镇压起义的刽子手。他们虽各有特点，手段各不相同，但其本质无不是鱼肉百姓，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一部《官场现形记》正是一幅封建社会的官僚百丑图，曲妍尽态，呼之欲出。
（二）一幅清末官吏的丑态图
作为清末最早最有影响的谴责小说，其作品中没有—个中心人物和一个中心事件，而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作品旨在揭露和谴责晚清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书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这些人有文官也有武将，职位、品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千里为官只为财”。为了钱，他们贩卖人口、克扣军饷、滥杀无辜、鱼肉百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钱，他们不顾礼义廉耻，将人性抛诸脑后，“金钱至上”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保住冒骗来的官职，冒得官逼着17岁的亲生女儿给上司做妾，任人糟蹋；瞿耐庵的老婆为了让丈夫升官发财，竟恬不知耻地拜湍制台十几岁的小姐做“干娘”；浙江署理抚台付理堂，旧衣破帽在身，表面廉洁奉公，实则受贿卖缺，当了一次副钦差，就赚了几十万两银子；胡统领“剿匪”，更是《官场现形记》中描写统治阶级残害百姓最深刻的篇章。原本没有劫匪的严州，只因城里出了两桩盗案，胡统领就虚张声势，率领大队人马前来搜掠抢劫，将村庄洗劫一空，并与地方官勾结，逼迫百姓送万民伞，然后奏凯班师，赚得个“破格保奏”。除此之外，小说还着力描写了这些欺压百姓的官吏在洋人面前奴颜卑膝、妥协投降的丑态等等。《官场现形记》对晚清的官吏做了比较全面的揭露，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意识，同时开拓了中国近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之风。但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坏官变好官，天下就太平了。而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是想让官吏读后“知过必改”。这种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改良，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诬蔑攻击也是这部作品的不足。显然，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著书立说的。在艺术表现上，作者善于通过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把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集中起来，运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进行渲染，有些细节描写真实生动。但是，由于头绪繁杂，缺乏故事的完整性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所以给人的印象不够深刻。
（三）一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开拓
《官场现形记》现实主义风格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题材选择与组织的实录性。我们常把某些现实主义的态度广泛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称为“生活的百科全书”“一代诗史”“社会风俗史”，那么将《官场现形记》称为晚清官场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官场丑行的“百科全书”应是毫无愧色的。
《官场现形记》对于官场的种种龌龊卑鄙、秽恶无耻、昏聩糊涂的丑行恶德的真实记录进行艺术的集中和突显，昭示于读者面前，并从理性的高度予以观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作家以生动的形象表明，上至最高统治者“老佛爷”，下至中枢重臣、封疆大吏、抚道知县，直到典史、师爷等佐杂底层，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统治分崩离析、病入膏肓的末日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场现形记》的许多材料有所来历，但它毕竟是小说，若仅仅拘泥于书中史料的“索引”，往往导致诸多误解。而且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儒林外史》是士流中人自讽儒者之奇形怪状，作者身为士人，熟悉内情，因而凡所叙述，“独多而独详”；而李伯元自己并非官场中人，“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加之《官场现形记》最初是在《繁华报》上连载发表的，作者边写边刊，而且不少是急就章，艺术上难免粗糙。作者自己也曾说过：“未作《官场现形记》之先，觉胸中有无限蕴藉，可以借此发抒，迨一涉笔，又觉描绘世情，不能尽肖，颇自愧阅历未广，倘再阅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语出《谭瀛室随笔》，见《李伯元研究资料》109页）。关于这一点，胡适先生的评价还是很公允的：“虽然有过分的描写或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官场现形记》在艺术风格上同时具有讽刺小说和社会批判小说的双重特点，因而在表现手法上，冷峻的再现性描写是《官场现形记》现实主义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论及《官场现形记》的艺术风格，人们往往以《儒林外史》与之比较。鲁迅先生格外推崇《儒林外史》，他认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确实若以“婉而多讽”的标准来衡量，《官场现形记》未可算作成功的讽刺小说，然而以此来衡量其小说艺术上的优劣，似又流于简单化了。
考察艺术上的成败应结合作者欲表现的主题，看其艺术上的表现力是否体现了创作构思。讽刺小说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底价值”（《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显而易见，李伯元的创作本旨并不在此。因为《儒林外史》中的那些人，多数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尚多有可同情之处，而《官场现形记》中这些贪官昏官之可憎在于他们的胡作非为完全是在自己清醒自觉的意识支配之下进行的，是纯粹的误国害人的蛀虫，含蓄的讽刺是否足以揭露其劣行和发抒作者的愤怒之情却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官场现形记》的巨大社会影响而一味贬低其文学意味，也不必讳言其显然的缺陷而挖空心思地去寻找小说中“笑”的艺术。因为一部成功的小说，其所运用的叙述方式、人物刻画手法以及语言风格必然与其所表现的思想题材相谐和。诚如胡适先生所言：“他只做到了‘酣畅淋漓’的一步。这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这里首先牵涉到作者写作此书的态度问题。茂盛的序中称“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但与李伯元交厚者多持异议。其友许伏民认为“南亭盖今之伤心人也，闻其倾吐，无非疚心时事之言，莫由宣泄，不得已著为小说，慷慨激昂，排界一世”。
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接受水平反馈于作者，使小说创作通俗化和商业化，这是近代小说的共同特点。因此，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还是小说读者的结构上来说，都不同于传统的讽刺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谴责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吉舒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这一批评极有见地，“谴责小说”一词尤其涵盖精当。对于《官场现形记》的讽刺风格，我们姑且称之为“谴责艺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讽刺是对于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可鄙可笑甚至可恶的事用艺术的笔触提炼概括出来，使人们觉得原来以为很正常很高尚的事情居然是毫无意义的。笑是讽刺文学的本质特征，笑的背后是不尽的回味和深深的思索。而谴责是把现实中人人见之欲唾其面的丑恶荒唐的事情形象地展示出来，让人们认识到眼前心事的极端不合理，并产生强烈的愤怒和改变它的愿望和激情。谴责是嬉笑和怒骂的结合，带给读者的常常是面对荒诞事实的痛心和愤怒，而不单单是笑。《官场现形记》中的许多情节的描写是用作者独有的冷峻笔调刻画而出，如史传中的淡淡几笔却寓褒贬于笔锋，如实况的记录电影，使人如在其侧，亲目所睹，亲耳所闻。《官场现形记》揭露了大多数人所未知未详的为官者的隐秘，因而给人的荒诞之感尤胜于笑声。这种荒诞感得之于近于实录的冷酷的真实和完全隐藏着作者冷峻的观察和描绘，纵然从某种纯文学的角度来看缺少回味的余地，但却并不乏感人的力量，足以激起人的慷慨、激愤和对于现状的思索。如第十二回至第十八回写浙江防军统领胡华若征剿严州土匪，为邀功谎报匪情，却纵兵烧杀淫掠良民。当受害乡民状告作恶兵勇时，首县庄大老爷颠倒黑白，反以诬告之罪胁迫乡民。这一出闹剧，从发兵之初胡统领与僚属内部的尔虞我诈和魏乡绅的敲诈勒索，到最后胡统领浮造报销，冒功领赏，还花一万两银子买来“万民伞”和“德政牌”，而前来为他们送行的却是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的灾民。作者用工笔白描的手法，完全没有浅薄的笑料，也未尝落一字褒贬。这种冷峻的笔调，已然突破了传统讽刺小说的写法，而带有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严峻描写的意味。
另一方面，小说中也不乏一些颇富有幽默意味的情节。如自诩读过大半本“泼辣买”，却只会说一句“亦司”洋话的哨官龙占元，洋人无论说什么他都接一句“亦司”（Yes），结果却惹来一顿马棒，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三十一回）；又如出使国外的温钦差，穷京官当惯的，太太不肯忘本，到了国外已然自己浆洗衣衫，晾在使馆的绳子上，“裤子也有，短衫也有，袜子也有，裹脚条子也有，还有四四方方的包脚布”，外国人见了不懂，说“中国使馆今天是什么大典？龙旗之外又挂了些长旗子、方旗子，蓝的、白的，形状不一，到底是个什么讲究？”这些诙谐的小品同样包含着巨大的否定力量，也显示了李伯元过人的讽刺才能。
《官场现形记》的人物塑造和小说结构方面是多为人所诟病的。前人对《官场现形记》指摘最多之处莫过于认为“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其“联缀话柄，以成类书”的结构方式。然而细读全书就会发现，《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他的画廊式的人物塑造和链式的章回结构也决定于其再现性的性质。
《官场现形记》的人物塑造是类型化、脸谱化的，确是明显的缺陷，不过同它出现以前的近代小说相比，由于取材多有原型，因而多数人物还是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作者始终抓住所有大小官吏追求金钱的共同本质作为贯通全书的主线，同时也并没有全然忘记他们的个性，从而以一系列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异常真实、深刻和集中地表现了官场中排挤倾轧的现状，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避免了“千人一面”的弊病。如同样是在谈武汉的赃官，但他们贪赃的手法却五花八门。何藩台明目张胆地将各种官缺分等出售，却因分赃不均而胞弟三荷包大打出手（第五回）。相比之下，傅钦差的手段则隐蔽得多。在表面上他“清廉”得出奇，一件布袍子、一双破鞋、一串木头朝珠、一顶发了黄的破帽子，便是他的全部行头。他一接任浙江巡抚，便声称“力祛积弊，冀挽浇风，豁免办差，永除供亿”，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杭州的大小官吏争买旧衣，打扮得“如一群叫花子似的”。但其实他“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做一次副钦差，就贪了五十万两（第十九回至二十回）。身为高官的华中堂则更为高明，据说他“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送他古董顶喜欢。他暗中开了个古董铺，行贿者必须买他的古董他才受贿，一件古董周而复始地不知就为他带来多少银子（第二十五回）。又如那些不学无术的昏官，同样也昏得千奇百怪。“洋务中出色能员”毛纳新深得制台赏识，然而他的洋务本领只有两样：一是能背诵过了时的《江宁条约》；二是会把辫子剪成短发（第三十五回）。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能”，搜肠刮肚地写给制台一个条陈，其中三条却是：一不准士兵吃饱，打仗必然勇敢；二是把士兵的眉毛剃去一条，便于捉拿逃兵；三是给你士兵“一齐画了花脸”，可以吓退洋兵（第三十一回）。这些看似荒唐的人和事，尽管不无夸张和过火的形容，但是这种官僚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的确是“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无不必备”（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
面对如此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故事，《官场现形记》承袭了《儒林外史》的小说结构，“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七人俱讫，若断若续”。对于此书的结构上，胡适认为：“大概作者当时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挡不住别的‘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揭露官场的社会风俗史。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就定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或许又会增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官场’全部的笼络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作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所以他几回想特别描写佐杂小官，几回都半途收缩回去。”以现在的小说理论来看，他的批评不无道理，然而他的推测未必成立，纵观全书五十五回的内容，李伯元并非将小说创作停留在“联缀话柄，以成类书”的浅薄水平上，作者的创作原旨是整体性的。整部作品在地域上遍涉了当时中国十四个省域中的十一个，所写的官吏囊括了从一品大员到不入流的佐杂小吏各个品级，文的、武的、正途的、军功的、捐班的、保荐的、假冒的无所不包。显然李伯元是以全面再现清廷官场的整体面貌为己任，有意识地统摄全局的宏大视野来描绘一幅纤毫毕现的晚清官场的百丑长卷。这种创作的思想并非偶然，除去模仿之外，还与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有关。
总之，《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以严肃的态度、宏大的构思，和对社会清醒而深刻入骨的观察，诚实地描绘了他所看到的现实社会，塑造了诸多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在继承传统讽刺小说叙事方法和表现手段，以诙谐的语言尽情揭露鞭挞罪恶之都的同时，也初步具有了现实主义社会批判文学的冷峻描写，对近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开拓。
（四）作品中人名的引申寓意
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常利用人名的谐音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晚清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中谐音的人名有（人名后面括号内的数字指小说的回目）：
施步彤——实不通（1）
胡理——狐狸（2）
王仲荃——望周全（4）
刘瞻光——留沾光
魏翩仁——为骗人（7）
胡鲤图——糊里涂（10）
周应——照应（11）
胡华若——胡划拉（12）
单逢玉——善逢迎
魏竹冈——为竹杠（17）
傅理堂——富里堂（19）
贾筱芝——假孝子（22）
贾润孙——假顺孙
萧二多——小耳朵
白韬光——白叨光
黑伯果——黑八哥
刘厚守——留后手
胡周——胡诌
时筱仁——是小人（23）
包信——报信（26）
王博高——王八羔（27）
史耀全——死要钱（28）
潘金士——盼金使（29）
胡筱峰——胡小疯
赵尧庄——招摇装（32）
湍多欢——图多欢（36）
瞿耐庵——屈乃安（38）
贾世文——假斯文
卫占先——为占先（42）
区奉仁——偶逢迎（43）
随凤占——随风站
申守尧——伸手要
秦梅士——罄没事
学槐——学坏（43）
钱琼光——全穷光（46）
萧卣才——小有才
卜琼名——剥穷民（47）
黄保信——谎报信
胡鸾仁——胡乱认
盖道运——该倒运（48）
刁迈朋——刁卖朋（49）
尹子崇——银子虫（52）
梅漾仁——媚洋人
梅蔚——没味
劳祖意——老主意
蒋大化——讲大话（54）
搭拉祥——遢拉样（56）
单舟泉——善周全（57）
赖养仁——赖洋人
窦世豪——都是好
甄守球——真守旧（58）
萧心闲——小心闲
潘士斐——盼是非（59）
这些谐音人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贪财如命，如史耀全即死要钱，魏竹冈即为竹杠，尹子崇即银子虫。
二是寡廉鲜耻，如魏翩仁即为骗人，王伯高即王八羔，刁迈朋即刁卖朋。
三是颟顸昏庸，如胡鲤图即糊里涂，施步彤即实不通，黄保信即谎报信。
四是猥琐寒酸，这主要是指一些低级官员，如钱琼光即全穷光，申守尧即伸手要。
五是崇洋媚外，如梅漾仁即媚洋人，赖养仁即赖洋人。
从这些被赋予种种贬斥意义的名字可以看出，作者李宝嘉对晚清官场的厌恶失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现行的文学史著作都将李宝嘉归入改良主义者的范畴，然而在读过他的《官场现形记》之后，恐怕很少会有人相信这样一个龌龊没落的政权还有什么改良的希望、存在的必要。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