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乐毅论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论曰：“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呜呼！使齐桓、晋文而行汤、武之事，将求亡之不暇，虽欲霸，可得乎？

    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尝行仁义矣，然终以亡其身、丧其国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项籍之解而东，高帝亦欲罢兵归国，留侯涑曰：“此天亡也，急击勿失。”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嗟夫！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夫以齐人苦湣王之暴，乐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宽其赋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齐人无复斗志，则田单者独谁与战哉！奈何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

    当战国时，兵强相吞者，岂独在我，以燕、齐之众压其城，而急攻之，可灭此而后食，其谁曰不可？呜呼！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

    荀卿论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苟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苟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末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苟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自老聃之死百馀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馀，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

    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某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毙。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能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霍光论

    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数术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气节有馀，此武帝之所为取也。

    《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谓欤！使霍光而有他技，则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乐天下之彦圣，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

    才者，争之端也。夫惟圣人在上，驱天下之人各走其职，而争用其所长。苟以人臣之势，而居于廊庙之上，以捍卫幼冲之君，而以其区区之才，与天下争能，则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夺其权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入主，而贵震于天下。其所以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欤？扬雄论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渭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

    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彼以为性者，果泊然而无为耶，则不当复有善恶之说。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而韩愈又欲以书传之所闻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鲧、管、蔡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诸葛亮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韩愈论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珠玑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宜乎愈之以为—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思治论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白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于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凡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宫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论议，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人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士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正统论三首

    总论一

    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二人者立于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统之论决矣。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

    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故天下趋于实。

    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贤者矣，未有贱而曰吾贵者也。天下之争，自贤不肖始，圣人忧焉，不敢以乱贵贱，故天下知贤之不能夺贵。天下之贵者，圣人莫不贵之，恃有贤不肖存焉。轻以与人贵，而重以与人贤。天下然后知贵之不如贤，知贤之不能夺贵，故不争。知贵之不如贤，故趋于实。使天下不争而趋于实，是亦足矣。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

    正统听其自得者十，曰：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后唐、晋、汉、周。使夫尧舜三代之所以为贤于后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统。故后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无以为尧舜三代之比。于是乎实重。

    辩论二

    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欧阳子之说全，而吾之说又因以明。章子之说曰：“进秦梁，失而未善也。进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名耳。正统者，果名也，又焉实之知！视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章子之不绝五代也，亦徒以为天下无有与之敌者而已。今也绝魏，魏安得无辞哉！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于一，德既无以相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于是焉而不与之统，亦见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

    章子曰：“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哉？”吾将曰：是乡人与是为盗者，民则皆民也，士则皆士也，大夫则皆大夫也，则亦与之皆坐乎？苟其势不得不与之皆坐，则乡人何耻耶？圣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顾其势不得不与之同名，圣人何耻耶？吾将以圣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圣人哉！

    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远也。”且章子之所谓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为正耶？以天下有君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无取乎私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

    章子曰：“祖与孙虽百岁，而子五十，则子不得为寿。汉与晋虽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则魏不得为有统。”吾将曰：其兄四十而死，则其弟五十为寿。弟为寿乎其兄，魏为有统乎当时而已。章子比之妇谓舅嬖妾为姑。吾将曰舅则以为妻，而妇独奈何不以为姑乎？以妾为妻者，舅之过也。妇谓之姑，盖非妇罪也。举天下而受之魏、晋，是亦汉、魏之过而已矣。与之统者，独何罪乎。

    虽然，欧阳子之论，犹有异乎吾说者。欧阳子之所与者，吾之所与也。欧阳子之所以与之非吾所以与之也。欧阳子重与之，而吾轻与之。且其言曰：“秦、汉而下，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为名甚尊而重也。”呜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欧阳子其敢有所不与耶？且其重之，则其施于篡君也，诚若过然，故章子有以启其说。夫以文壬而终身不得，以魏、晋、梁而得之，果其为重也，则文王将有愧于魏、晋、梁焉。必也使夫正统者，不得为圣人之盛节，则得之为无益。得之为无益，故虽举而加之篡君，而不为过。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晋、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轻者也，然后魏、晋、梁无以愧文王，而文王亦无所愧于魏、晋、梁焉。

    辩论三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

    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

    欧阳子纯乎名，故不知实之所止。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下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著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

    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

    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吾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干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谓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大臣论二首

    上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干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主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牲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士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也。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也，是累然者瘿而已矣。

    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

    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下

    天下之权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也，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然则是小人者终不可去乎？闻之曰：迫人者，其智浅，迫于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古之为兵者，围师勿遏，穷寇勿追，诚恐其知死而致力，则虽有众无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

    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宽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虑，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顺适其意，以杀其怒。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无后患。莫为之先，故君不怒而势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干金交欢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则是将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刘、吕之存亡哉！

    故其说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呜呼，知此，其足以为大臣矣夫！

    续欧阳子朋党论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徽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入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微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莫非田、季之党也，历数君不忘其诛，而卒之简公弑，昭、哀失国。小人之党，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馀。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于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馀，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论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违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且《礼》有‘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贤者也。夫岂不知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将死丁宁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1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夫死生之际，圣人严之。薨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至于结冠缨、启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变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义。至于死生至严之际，岂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学礼于仲尼。管仲病，劝桓公去三竖。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国，若敖氏之贤，闻于诸侯，身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

    然《礼》之所谓“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不能执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岂待父母之命耶？今荐芰之事，若出于子则可，自其父母，则为陋耳。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寝疾，曾元难于易箦。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为然，是曾元为孝子，而曾子顾礼之末易箦于病革之中，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视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呜呼，范宣子知事吴为忠于主，而不知报吝以成夫子忧国之美，其为忠则大矣。

    一古人以爱恶比之美疢药石，曰：“石犹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观之，柳子之爱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违父命，药石也哉。

    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

    道德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

    何谓至诚？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则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图、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丝毫之伪，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见于脉，如人饮酒，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强者为敌，弱者为怨，四海之内，如盗贼之憎主人，鸟兽之畏弋猎，则入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胜用矣。《传》曰：“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则主逸而国安；以天道言之，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试之效乱也。

    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作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遍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福，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

    《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断罪所用至二万六干二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入主前旒蔽明，黄主纩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尽，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

    《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投，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故凡人臣欲兴利而不欲省费者，皆为身谋，非为社稷计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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