迩英进读

    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轼以谓汉高祖、唐高祖皆创业之贤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时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无二。惟贤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杀士。此可以为万世臣主之法。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

    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杜延年名卿，不免出为边吏。治效不进，则诘责之，既进，则褒赏之。所以历试人才、考核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优于孝文者以此也。马周谏唐太宗，亦以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当，通以谓不知时变，亦宜矣。然谨按扬子《法言》：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聘先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观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狄山论匈奴和亲

    轼谨按，汉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盖亲儒臣，尊经术，不以小臣而废其言。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难，而入主之所欲闻也。温颜以来之，虚怀以受之，犹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致之于死乎？故汤之用事，至使盗贼半天下，而汉室几乱，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

    文宗访郑公后得魏謩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郑公之后，亦有意于善治矣。虽然，唐室凌迟，未易兴起，非高才伟人，无足以图之。而信训、注之狂谋，几陨宗社。良可叹已。至于奖魏謩之极谏，愿处于无过之地，亦贤君之用心也。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颜真卿守平原以抗禄山

    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帅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可以为鉴。

    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轼以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则尽其用，殁则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材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虞世南。世南已互，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

    讲筵进记

    书韩维读三朝宝训

    秘书监侍讲傅尧俞始召赴资善堂，对迩英阁。尧俞致谢，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学，参预经筵，宜尊所闻，以辅不逮，”尧俞讲毕曲谢。上复遣人宣谕：“卿讲义渊博，多所发挥，良深嘉叹。”是日，上读《三朝宝训》。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侧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斩讫奏。又祀汾阴日，见一羊自掷道左，怪问之。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资政殿学士韩维读毕，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沦齐王不忍杀觳觫之牛，以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不及于百姓，岂不能哉？盖不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轼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迩英阁，窃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翠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臣不任大愿！”

    策问

    私试策问八首

    问：入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请借汉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已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于亡国。乃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搤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汉之所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辄出于其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此观之，治乱存亡之势，其皆有以取之欤？抑将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势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欤？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为也？今将使事至而应之，患至而为之谋，则天下之患，不可以胜防，而教化不可以胜变矣。则亦将朝文而暮质，忽宽而骤猛欤？意者亦有可以长守而不变，虽有小患而不足恤者欤？愿因论汉，而极言其所以然。

    问：昔三代之际，公卿有世而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迁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则王之子弟也。发于畎亩，起于匹夫，而至于公相，则盖亦有几人而已，士之勤苦终身于学，讲肄道艺，而修其廉隅，以邀乡里之名者，不过以望乡大夫贤能之书。其选举而上，不过以为一命之士。其杰异者至于大夫，极矣。火周之世，诸侯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孙，则夫布衣之士，其进盖亦有所止也。当是之时，士皆安其习而乐其分，不倦于小官，而挈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务举。及其后世不然，使天下旅进而更为之，虽布衣之贤，得以骤进于朝廷，而士始有无厌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缉，非其不能，不屑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终老而不倦，是以能尽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为弊可胜言乎！今夫州县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盘桓于州县而不能去，久者不过以为职官令录，仕而达者，自县宰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为郡守而无他才能，则盘桓于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观之，是职官令录与郡守四者，为国家弃材之委，而仕不达者之所盘桓而无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职官令录之近于民，而用弃材焉，使不达者盘桓于其职，此岂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欤？嗟夫，盖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势，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无轻于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无不自聊赖之意？其悉书于篇。

    问：古者师出受成于学，兵固学者之所宜知也。今关中之事，又诸君之所亲履而目见者。昔者六国之世，秦尽有今关中之地，地不加广也，而东备齐，南备楚，近则备韩、魏，远则备燕、赵，有敌国之忧，而无中原之助，然而当是时也，攘却西戎，至干馀里。今也天下为一，独以关中之地西备羌戎，三方无敌国之忧，而又内引百郡以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势，而无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论也。古之为兵者，戍其地则用其地之民，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以是外被兵而内不知，此所以百战而不殆也。今则不然，戍边用东北之人，籴粮用内郡之钱，骑战用西羌之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骚然，此又不叮不论也。昔者卫为狄斩灭，齐桓公以车三十乘封文公于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诗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马来牝三干。”以为资之四夷，则卫之所近者莫若狄，当是时也，狄与卫为仇雠，其势必不以马与卫，然则卫独以何术而能致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马，而不得其术，故愿闻其详。

    问：三代之祭礼。其存者几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复。然今天下郡县通祀社稷、孔子、风伯、雨师与凡山川古圣贤之庙，此其礼尤急而不可阙者也。武王伐商。师渡盟津，有宗庙，有将舟。将舟，社主在焉。则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师行载迁庙之主，无迁庙则以币玉，为庙不可一日虚主也。一日虚主犹不可，若无主而为庙，可乎？是凡庙皆当有主也。今郡县所祭，未尝有宅，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诗》有灵星之尸，则祭无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则是祭殇也。今也举不用尸，则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礼，至其变，尤谨严而详。今之变主为像与祭而无尸者，果谁始也？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篮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谆谆与人接也，故使尸嘏主人。今也无尸，而受胙于虚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庙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愿从诸君讲求其遗制，合于古而便于今者。

    问：《易》之为书，要以不可为必然可指之论也。其始有画而无文，后世圣人始为之辞，盖亦微见其端，而其或为仁，或为义，或小或大，则付之后世学者之分。然世益久远，则学者或入于邪说，故凡孔子之所为赞《易》者，特以防闲其邪说，使之从横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为必然可指之论也。是故其用意广而其辞约，窃尝深观之，孔子盖有因爻辞而申言之，若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者甚众。《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损》之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白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夫既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则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则有不胜言者。故愿与诸君沦之。

    问：古之为爵赏，所以待有功也。以为有功而后爵，天下必有遗善，是故有无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兴贤人，是也。古之为刑罚，所以待有罪也。以为有罪而后罚。则天下必有遗恶，是故有无罪而罚者，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是也。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为赏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为罚之之状。而天下不争。今使无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无罪之人，状之以某恶而诛之。则天下不知其所从，而上亦将月毛乱而丧其所守。然则古之人将何以处此欤？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画一，然犹有冒昧以侥幸，巧诋以出入者，又况无功而赏、无罪而罚欤？古之人将必有以处此也。

    问：圣人之言，各有方也。苟为不达，执其一方，而辄以为常，则天下之惑者，不可以胜原矣。昔者孔予以为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而有子以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则有所由发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语》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易》曰：“观，盥而不荐。”《语》曰广吾岂匏瓜也哉！安能系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陨自天。”是二者其言则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为同欤？王弼之于《易》，可以为深矣，然因其言之适同，遂以为训，使学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问：古之作者，苟非圣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则已流，废其长则已苛。二者皆非所谓善学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过而成名也。昔者韩子论苟、扬之疵，而韩子之疵，有甚于苟、扬。荀卿讥六子之蔽，而苟卿之蔽不下于六子。班固之论子长也，以为是非谬于圣人，而范哗之论班固也，以为目见毫毛而不见睫。自今而观之，不知范氏之书，其果逃于目睫之论也欤？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愿闻数子之得失。非务以相高而求胜，盖亦乐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兴军秋试举人策问

    问：昔汉受天下于秦，因秦之制，而不害为汉。唐受天下于隋，因隋之制，而不害为唐。汉之与秦，唐之与隋，其治乱安危至相远也，然而卒无所改易，又况于积安久治，其道固不事变也。世之君子，以为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病其说之不效，急于有功，而归咎于法制。是以频年遣使冠盖相望于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罢去茶禁，归之于民，不以刑狱委任武吏，至于考功取士，皆有所损益。行之数年，卒未有其成，而纷纭之议，争以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变，将复有大于此者。今欲尽易天下之骄卒，以为府兵，尽驱天下之异教，以为齐民，尽核天下之惰吏，以为考课，尽率天下之游手，以为农桑，其为拂世厉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办，则其大者又安敢议。然则是终不可变欤？将变之不得其术欤？将已得其术，而纷纭之议不足恤欤？无乃其道可变而不在其迹欤；所谓胜残去杀者，其卒无效欤？愿条其说。

    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亦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尝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问：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于王府者，盖拜而受之。自汉以来，了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孔子曰：“不以人废言。”而况可以废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馀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馀万者，何也？方是时，布帛之积，至于无所容，资储之在天下者，至不可胜数。及其败亡涂地，而洛口诸仓，犹足以致百万之众。其法岂可少哉！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夫立法创制，将以远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下及？此岂不可论其故哉？

    试馆职策问三首

    问：《传》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至其后世，有寝微之忧。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夫亲亲而尊尊，举贤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哉？国家承平百年，六圣相授，为治不同，同归于仁。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蝓。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蝓，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何修何营可以及此？愿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条具所当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备采择。

    问：古之君子，见礼而知俗，闻乐而知政，于以论兴亡之先后。考古以证今，盖学士大夫之职，而人主与群臣之所欲闻也。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其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问：国家及闲暇无事时，辟三馆以储士，既命丞弼之臣，各举其所知，又诏有司发策而访焉，非独以观子大夫之能，抑欲闻天下之要务，决当今之滞论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岁尤甚。文武之吏，待次于都下者，几数干人。坐视而不救欤？则下有食贫失职之叹。裁损入流，减削任子以救之欤？则上有伤恩失士之忧。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则扶老携幼，转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欤？则民违死而趋生，令必不行。听其南而不禁欤？则河朔渐空，而流民聚于南方，有足忧者。河自近岁屡决而西，听其西而不塞欤？则泛滥千里，农民失业。塞而归之故道欤？则水未必听，或至于啮坏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系，利害相持而末决者也。子大夫讲之熟矣。愿闻其说。

    省试策问三首

    问：《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君子之至于斯也，亦可谓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末言而民信之，无为而天助之，虽群臣有司，不足以识知盛德之所在，然窃意其万一，殆专以仁孝礼义好生纳谏冶天下也。子大夫生于此时，而又以德行道艺宾兴于廷，将必有意于《孟子》之言正君而国定，愿闻所谓一言而兴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尧舜尚矣，学者无所复议。自汉以来，道德纯备，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啬夫，才之过人者也，才者见而不录，不才者置而不问。则事之不废坏者有几？然则兵偃刑措，何从而致之？南越不臣，宠以使者，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此与唐之陵夷，藩镇自立以邀旄钺音何异，不几于姑息苟简之政欤？《传》曰：三王臣主俱贤。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既见，不如也。文帝岂霸者欤？帝自以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为过之，此又何也？抑过之为贤欤？将自谓不如为贤欤？汉文之所以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愿与子大夫论之，以待上问而发焉。

    问：《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门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从者足以相国。汉之得人，盛于武、宣，皆拔之刍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为疑，士大夫不以为嫌者，风俗厚而论议正也。宋蔡廓为吏部尚书，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为薄己。今自宰相不得专选举，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衮当国，虽尽公守法，而贤愚同滞，天下讥之。及崔贻孙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亲旧，号称得人。故建中之政，几同贞观。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衮，则不免于贤愚同滞之讥，用人如贻孙，则必有威福下移之谤，欲望得人于微陋之中，而成功于绳墨之外，岂不难哉！子大夫学优而求用者也，当何施于今，而免于斯二者？愿极言之。

    问：历观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厌乱而思静，上亦虚心而无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罚清省，及其久安无变，则夸者喜名，智者贪功，生事以为乐，无病而自灸，则天下骚然，财屈力殚，而民始病矣。自汉以来，鲜不由此。汉初，置郡不过六十，而文、景之化，几致刑措。及唐中叶？列三百州，为干四百县，而政益荒。是时宿兵八十馀万，民去为商贾，度为佛老，杂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极。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韦贯之、许孟容、李绛一切蠲减，凡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民以少纾，而上下相安，无刻核之怨。今朝廷无事，百有馀年，虽六圣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劳，盖不胜弊。今者骄兵冗官之费，宗室贵戚之奉，边鄙将吏之给，盖十倍于往日矣。安视而不恤欤？则有民穷无告之忧。以义而裁之欤？则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独能之。子大夫虽未仕，其详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当讲其要，愿悉著于篇。

    省试宗室策问

    问：昔周之盛时，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则其子弟也。至两汉间，有若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与贺者，不可以一二数。而以宰相进者，有九人焉。呜呼！何其盛也。建隆以来，不以吏事责宗子，虽有文武异才，终身不试。先帝独见远览，恩义并用，增修教养之法，肇开选举之路，盖十有馀年矣。罢朝请而走郡县，释膏粱而治簿书者，固不为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古人者，盖未之见焉。意者谦畏慎默，而不自献欤？将教养选举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欤？其悉著于篇，以俟采择。

    策问六首

    问：昔人有言：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辨知，韩魏时有奇节。自汉以来，豪杰之士，多出山东山西。国家承乎有年，文武并用，所以辅成人才者，可谓至矣。而五路学者，尚未逮古。岂山川气俗有今昔之殊？将教养课试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习之经，闻于师者著于篇。

    问：古者有劝农之官，力田之科，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亩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载耒耜而适四方者，关不讥也。户口盈缩无复赏罚，此岂治世所当然耶？今欲依古义为农桑之政，计户而为考课之法，而议者或以为无益有扰，有司惑焉，当何施而可？

    问：古者礼刑相为表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诗》曰：“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而汉之盛时，儒者皆以《春秋》断狱。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无穷而法日新，则唐之律令，有失于本矣，而况《礼》与《春秋》儒者之论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则教化日微，泥经术而为断，则人情不安。愿闻所以折衷斯二者。

    问：蚤人之治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去圣既远，咸茎韶濩，间无遗声。所可见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战国附益，传籍出暴秦之煨烬，其记载亡几，又复驳异难较，虽传称神瞽考中声以立钧出度，则律先于度，《周官》由嘉量然后见声，则量先于律。传载先王作七声，而《周官》之法，则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则声止于四而阙其三，律同其三而异其二。至于其间虽有制度，反复可见，而先儒说释，又加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耶？圜极两统皆有所避，其法果当耶？法之二三，乐不可正，后世虽欲淳天下风，美天下俗，将何以哉？

    问：汉皇尝言吾运筹得子房，给馈饷得萧相国，而攻取以韩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则诸臣就功，宜无与三杰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关为第一，是亦宜矣。于功次宜在子房、韩信，而良位乃居六十四，信复不为位次，乃用曹参次何。功出信下，则高祖当言战必胜攻必取在参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哙、郦商、灌婴非次参为诸公上，宜若末安也。如张敖、奚涓、靳歙、王吸、薛欧、虫达辈非无显功于世，而先诸公，何谓也？且书丹血盟山河并久，宜其次功无轻重差缪，乃可以安天下雄杰而无怨谋，岂张、奚辈大功在世而难于料耶，不然，何甚也？又高祖始封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及文、景世，诸侯号为强盛，乃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终，七国谋衅，议者常咎高皇封国过制使然耳。《周礼》“公五百里”，盖不啻三四万户矣，奚至卒长久安宁而汉易为闲隙耶？

    问：《春秋》之法，变古则讥之，复古则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则乱矣。观秦、汉之治，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卒以是至于败乱者，有由然矣。虽然，由秦、汉而下距至今，去古愈远，幸一旦思复，则又惧牵制泥古之失，否则《春秋》之所讥，然则覆复之为可耶，抑亦从时之变为可也？幸究微以要圣人之中。

    私试策问

    问：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无损乎？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长，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没其间。此岂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进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纷纭之害，将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岂无术，不讲故也。愿闻其详。

    拟殿试策问

    皇帝若曰：呜呼，维天佑民，实相乃后，锡以多士，咸造在廷，顾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释畎亩之安、轻千里之远而从朕游者，夫岂为利禄哉！闻之于师，而欲献之于君；修之于家，而欲刑之于国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愿闻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纵未及孔子之有成，犹当庶几于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风俗未厚，刑政未清，阴阳未和，厥咎安在？朕虚心忘己以来众言，而朝廷阙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实，有所未闻；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责，捐利与民，而农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获者也。其悉言之，无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杂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干有馀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儒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面不绝。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壖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馀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海水，伊、洛、潼、涧之属，亦从而冶。浚畎浍，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兖州作十三载，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唐虞以来，颇可见矣。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义。”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白天圣中，沼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噫，自孔子莫，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干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鲁之车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阅，皆以讥书。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干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车、干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马来牝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然夷狄贪婪，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呜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过矣。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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