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欣脸红了:“那怎么办?”
葛翎想了想:“我到岗楼下看看,好多执勤战士都认识我,实在不行,再另打主意!”
葛翎走出高欣的屋子,在院子里徘徊一阵,夜班警卫换岗了。那天路威牵马送葛翎时,遇见过的新战士小杨正沿着斜梯往岗楼上走。
“小杨!”葛翎轻轻招呼了一声。
虎里虎气的小战士回过头来,在灯光下分辨出来是路场长说的“垃圾箱里的黄金”“无罪的犯人”,便朝葛翎点了点头。
“明天是清明节,我摘点花……”葛翎朝大墙上指了指,“为了悼念周总理!”
小战士又点点头,他们警卫连刚刚做完三个大花圈,他认为一个被圈进冤狱的老干部,悼念总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得很简单,大墙上的花那么高,只有拿长竹竿才够得着。他根本不知道大墙的暗影里还放着一把梯子,摘花的人要爬上大墙墙头。
葛翎不想惊动高欣,他腿上虽然有伤,可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纵然伤口破裂流点鲜血也心甘情愿!因为在大墙之内,没有比把玉兰花献给周总理更为合适的鲜花了。但当葛翎路过高欣那间犯人统计室时,心里暗暗吃了一惊,高欣已经不在屋内!他往大墙根下一看,灯光的暗影中,影影绰绰看见高欣正在往大墙墙边上立那个高梯。葛翎不顾腿疼,一瘸一瘸地跑了过去,一把拉住了高欣。
“小高,你不能……”
“葛翎同志!我年轻,腿脚利落!”
“不行,你不能上!”葛翎用力把高欣拉到一边。
“为什么?”高欣不解地望着葛翎,“你的腿……”
“那个战士不认识你,会出意外!”
高欣还要挣扎,被葛翎推到一边。时间紧迫,不容葛翎再做更多的考虑,他开始攀登这个高高的梯子了。攀登上一两格之后,葛翎忽然停住了脚步,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潮涌般地卷过他的心扉:犯人电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疏忽,没修完电网,就把梯子忘在了墙下……
高欣看见葛翎停下脚步,两步攀上来,拉着葛翎的棉袄后衣襟:“您的腿不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下去——”葛翎话音很轻,但俨然是一道命令,高欣还没看见葛翎有过如此的严肃面容,他面孔苍白,双眉皱紧,斑白的鬓角滴落下冷汗。
“您怎么了?”高欣说。
葛翎该怎么向高欣述说自己的心情呢?此时此刻葛翎心里意识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他感到这个梯子的来历有些费解,似乎在梯子背后隐藏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这一瞬间,葛翎不知道为什么思绪飞得十分遥远,他记起马玉麟领着“还乡团”杀回马家寨那一天晚上,他在子弹的呼啸中爬上梯子,去摘舞台上那张毛主席的相片,那是用生命去保卫毛主席的崇高形象。在这个历史上特殊的岁月,他为保卫党的纯洁而做了没罪的劳改犯人;眼下,他要做的,正是过去斗争的继续——对敬爱的周总理献上一颗老共产党员的红心!难道在这急迫的时刻,能退下梯子来吗?不!此刻他似乎看见天安门广场的喧腾人流,九亿人口大国的每个窗口,都在望着他的背影,都在望着探进大墙的玉兰花枝……
他强忍着腿上伤口的疼痛,用最大的力气向上攀登了。
战士小杨在离葛翎三十米左右的岗楼上,看见葛翎攀着梯子上墙摘花,心里有点慌张,他张大嘴巴,想喊话告诉他不要到大墙上去摘花,嘴巴刚张开,背后出现了章龙喜。
“别喊他,叫他上!”章龙喜说。
“为什么?章政委,我以为他是用长竹竿……”
“看他是不是想越狱逃跑!”
“不,政委!他是去摘玉兰花!”小战士急哭了。
“把枪口瞄准他!”
“政委!他是劳改处处长,没罪……”
章龙喜瞪起眼睛:“他是‘还乡团’‘现行反革命’,瞄准他,这是命令!”
小战士脸色煞白,央求章龙喜说:“你看他不是在摘玉兰花吗?”
“摘玉兰花为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招魂,也是犯罪!”
“我们连还编了三个花……”小战士不敢说下去了。
“明天早晨统统烧掉。你……你看他的头已经超出警戒线了!”章龙喜威逼地怒视小战士,“你不执行职务,我判你无期、死刑,快开枪!”
小战士的手哆嗦得像筛糠一样……
“快瞄准射击!快——”
小战士瞄了瞄葛翎的身影,想抬高一下枪口,鸣枪给葛翎送个讯号,但章龙喜看破了小战士的心思,夺过了枪……
枪响了。
葛翎身子颤抖了一下,抱着两枝洁白的玉兰花,从高梯上跌了下来。小战士“啊”地叫了一声,好像跌下来的不是葛翎,而是他自己。
高欣以运动员的机敏,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开两臂,抱住跌下来的葛翎,以他自己的身体当成肉垫,双双倒在地上。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葛翎闭合了双眼。血,顺着老共产党员的胸膛喷射出来,渗透了他身上的灰棉衣,染红了他紧握在手里的两枝玉兰花……
两天之后,秦副局长坐着一辆北京吉普,亲自赶到了河滨农场来处理这个“反革命事件”。于是大墙内外发生了一系列更替和变化:大墙之外,党总支被改组,章龙喜当上了总支书记;大墙之内,高欣被送进禁闭室,顶替了俞大龙的位置,俞大龙接替了马玉麟犯人班长的职务,而马玉麟手拿着释放证,提前走出了监狱的铁门……
葛翎的只有六十多厘米宽的空铺位,秦副局长不想叫它空下去。在一天午夜时分,他带着几个喽啰突然闯进场长路威的屋子,想对路威强行逮捕;但路威不见了。在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上,坐着一个穿着破旧军大衣的鲁莽汉子,他把大衣领子竖得高过耳梢,遮挡着他那张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他不是躲避追捕的罪犯,而是揣着那两枝红色的玉兰花,到党中央去吿状的硬铮铮的共产党员。
列车隆隆前进,中国的大地在车轮下颤抖。
天,快亮了,快亮了……
1978年12月于西安
【远去的白帆】
[不是序的序]
朋友,记得你也是很喜欢繁星的。
在金色的少年时代,我们常常静坐在夜空之下,在谈论文学之余,指点着满天星斗,什么牛郎、织女、扫帚、北斗……偶然间,一道流星拖着尾光划破夜空,不知道向什么地方陨落的时候,我们总要惊奇地呼喊:
“瞧,贼星——”
“贼”这个字眼,在世界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是最卑贱的象征,都是法绳和手铐惩处的对象;因为他们自私,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是,我的朋友,在这里我想用我这支笔,来透视、解剖一个人物——一颗和我命运有着联系的“贼星”,以及围绕这颗没有固定星座的“星球”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寇安老头,“罗锅”队长,歌乐山渣滓洞的少尉,“右派”黄鼎,面若桃花的肖玫玫,六岁的小黄毛,以及笔者自己。除此之外,和这颗“贼星”有关系的还有一条狗,两只被囚禁的美神——天鹅,以及像云片一样轻柔洁白的归帆。
我的朋友,你也许会问:
“你写的是寓言故事吧?”
“不是。”
“那么是一篇童话?”
“不是。”
“是悲剧吗?”
“不太像。”
“是喜剧吗?”
“也不尽然!”
“那……”
“我只不过把发生在那特殊年代的历史和那些人物,浓缩于时代舞台的一隅,把燃烧的记忆写成小说,献给你——我少年时代的文学挚友,为真、善、美唱一支歌……”
一
如果我记忆力不错的话,你很喜欢巴西作家亚马多的长篇三部曲之一《饥饿的道路》。其中有一个情节,你还记得吗?这位当时二十岁出头的作家,描写一个因饥饿而躺倒在巴西荒漠中的行者,被成群鹰鹫鹐食的画面。记得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心灵为之战栗,接着一个“?”马上涌入脑海:生活难道真的这么严酷吗?是不是作家故作惊人之笔?
细想起来,所以产生这个“?”,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少年、青年时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煦阳光下生活的。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就连雨后的七色长虹,我都在一首诗里比喻它为“迎接胜利的凯旋之门”——我们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上。
究竟是哪一阵强台风刮来了乌云,这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反正你和我像两片离开大树的树叶,被时代的风暴吹着、卷着……你被放逐到生养你的故乡;我,被历史的旋风吹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虽然,在我们这支劳改队没有看见过亚马多小说中鹰鹫鹐吃饥饿行者的严峻画面,但我饱尝了饥饿的苦果,看见过天灾谎祸投在社会最底层的斑斑阴影,而我要对你讲的故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是1960年的春节,我年迈的母亲,迎着凛冽的北风,又给我送延续生命的食品来了。她是卖掉《辞源》《辞海》和全套的精装《鲁迅全集》,登上火车,又步行五十里,专程来送节日“礼物”的。
什么“礼物”?
只不过两斤核桃酥和一斤白糖。
尽管少得可怜,但这些东西已经是来之不易了。饥饿的年代,六毛八分钱一斤的核桃酥,涨到了五块五毛钱一斤。母亲每次来看我,都是把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雨果、梅里美、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曹雪芹、肖洛霍夫的书送进旧书店,换来这点高价的“进口货”。因此,每当我用牙齿一点一点咀嚼这些食品时,都是甜在舌尖,苦在心头。朋友,一个爱文学如生命的青年人,吃着前辈大师们的精神血汗,请问,还有比这更加痛苦的事情吗?那简直像一口一口啃着母亲躯体上的肉,你说是吗?
精神上的痛苦,如果能够解除饥饿、延续生命,那倒也好,但是它抑制不了饥饿,还是要靠物质解决肚饥。在这方面,我的一个“同类”,原B大学西语系助教黄鼎,有过一句名言:“一切动物脂肪,都能化成人的脂肪。”这个瘦高的、长着一双螳螂腿的知识分子,真如螳螂捕食昆虫那样,在夜晚的灯光下,伸手抓起向着灯光聚集的蝼蛄往嘴里填着,那股香甜劲儿,像是吃着手抓羊肉、渤海大虾;他把省下来的白薯面窝窝头,给带进劳改队、年仅六岁的儿子小黄毛吃。睡在我身旁的小青年张铁矛——绰号叫“铁猫”的“贼星”,在砍草时发现了一条蛇,简直是如获至宝。他剥去它的花纹外皮,又用镰刀割去五脏,拢了一堆乱草,烤蛇肉吃。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像吃着腊肠一样惬意,至于他吃的是草蛇、菜蛇,还是有毒的蛇,那是无暇思考的。饥饿向人们挑战——这,就是人灾谎祸,在我们这支劳改队里的一幅真实的画面。
每逢假日“接见”,那间接见小房的周围,总是聚拢一群围观者。他们不是看人,而是盯着那些食品口袋,好像看看这些五颜六色的纸包、塑料袋,就能得到某些心理满足似的。春节期间,家属来探亲的人多,当然,围观的人,也按倍数增长。他们隔着玻璃窗户和门板空隙,向里望着。我们“罗锅”队长已经几次申斥这些无聊的罪犯,他们就像苍蝇恋食臭肉一样,轰走了,又忽地一下子飞了回来。
这有什么办法呢?饥饿!
我们“罗锅”队长是个严肃过人的干部。他从来不扭头看人,而是用眼球的转动斜睨着你,不管你是罪犯,还是家属。这种目光,是他的职业形成的一种本能,因为列队站在他面前的,都是不能列入公民队伍的劳教分子;久而久之,鸡群之鹤的那种骄矜样儿,就自觉不自觉地渗入血液、钻进骨髓。在接见室,他常常盯着手腕上那块国产的天津“五一”牌手表,对每个不同时间走进接见室的家属,他都记得准确无误,因而任何家属,都无法多延续一点接见时间——不管你来自南海之滨,还是北国边陲。最使我佩服的是,他那两只短粗的手掌,就是一杆标准秤,双手一掂,就能准确地量出食品的重量。他严格地执行只许收留两斤食品的规定,用手称量出超重的食品,一律退还家属。在这一点上,“罗锅”队长铁面无私,堪称一绝。
朋友,在“罗锅”队长“手秤”的检查下,两斤核桃酥交给了我,那斤白糖属于超重之物,必须交我母亲带回。我心情非常沉重,母亲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接见时间一到,她迈着忧郁的步子走出房门。
谁也没有料到,门口蹲着一个装作晒太阳的饿汉,我母亲刚出门槛,他一跃而起,一把夺下她手绢包着的白糖,不走大门,而是跳下结了冰的壕沟,向劳改队的宿舍跑去。
“罗锅”队长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高声命令着围观的人群:
“这是干的吗事!快截住他,快——”
一群围观接见的人,蜂拥而上,一齐奔向了那个抢白糖的汉子。我捏紧了手里那包点心,望着那些在冰上为白糖而格斗的人,心里百感交集。我很清楚,参加争抢的人们,并不是想把截下来的那包糖交给队长,而是想借着这个合法的拦截机会,把白糖吃进自己的肚子。这个抢白糖的汉子,看看自己身陷重围,四面楚歌,为了脱身,猛地把白糖往远处一扔,于是,他解脱了包围,人们朝那个滑动着的、像冰球场上的冰球一样的小包裹追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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