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复活了：“对！他还活着？”
“嗯！”凤妮点着头。
“在哪儿？”
“他是咱们地区的地委书记呀！”凤妮欣喜地扬起了双眉。“我向他讲过我们的事儿，把你的材料也拿给他看过，他说你是一个好同志。可是……他……”凤妮突然收敛了兴奋的脸色，两眼直直地望着跳动的灯光，闭住了嘴。
“说下去，凤妮！”我鼓励着她。
“他也正受着围攻，他对农村大炼钢铁提出了意见。”
凤妮这两句话，把刚刚升腾在我们之间的欢快心情一扫而光。我立刻哑然沉默了。
“你为什么耷拉下脑袋？”凤妮高昂地说，“我哥哥留给我一句话，我想转告给你！”
我抬起头来倾听着。
凤妮一字一板地说：“只要是金子，就不怕火炼。”
显然，这是凤妮含蓄地提示给我听的话，说完后，她就用眼睛注视着我的反应。我并没有为这句听惯了的话而欢欣起来，凤妮叹了口气，她有点失望了。
树杈上摇摆着桅灯，耗尽了最后一滴油，火舌跳了两跳熄灭了。原野顿感一片泼墨似的浓黑，凤妮好像怕冷似的紧紧靠着我，又好像为了转移我沉闷心情似的从皮袄中伸出手指，指着满天星斗中一颗星问：
“高水哥！你说那是一颗什么星？”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她笑了：“农村里几岁的娃娃都知道，那叫……叫牛郎星！”
我的脸感到有些发烧，好在夜幕当了遮羞的帷帐，凤妮毫无觉察。她全神贯注地望着灿烂星空，像个大孩子一样，又指着另一颗星问道：“它是什么星？”
我虽然不知道这颗星的名字，按着情理推算，一定是织女星，于是我告诉了她！但与此同时我看见横在那两颗星星之间的天河，身子不觉为之一颤，我好像又从天堂的爱情星座滑落到我“右派”的沼泽中来了。
凤妮敏感地觉察到我细微的变化，对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冷？”
“不！”
“你在打冷战。”
“你看！那牛郎和织女中间，有一条宽宽的天河！”
凤妮马上理解了我的寓意，她对着我笑了：“不管这条河多宽，我也要洑水游过去。高水哥！你呢？”
“我？”
“嗯！”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惆怅地摇摇头：“我不怕自个沉底儿，怕你为我喝水……”
“我的命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把我引上革命的路，我石凤妮这会儿不定在哪块坟地上听蝈蝈叫呢！”凤妮严肃地皱起了眉头。
“那……我的问题万一解决不了，你就要跟我受……”我含蓄地提醒她说。
“我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甄别你的问题的。”她把头扎在我的怀里，“因为你是她身上的亲骨肉。对吗？”
六
就这样，凤妮重新占有了我的心灵。她以忠贞不渝的真挚情感，使我灵魂干净；她以追求真理的刚直不阿，使我灵魂坚强。这年春天，我认真而严肃地写出报告，请求学院党委重新审查我的划右问题，报告后尾签上了高水的名字，并且盖上了我的印章。
（我的旅伴说到这里，出了一口长气，拿起小酒瓶，喝光了瓶底那点酒，沉默了半天，继续说下去。）当时，好多“右派”伙伴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老的喻世名言，委婉地劝说过我；就连乐天派“猴子”，也警告我说：“这是飞蛾扑火。”我回绝了这些善意的劝告，把厚厚的一沓材料塞进邮筒。
当然，我的心情不是很平静的；甚至也设想过可能招来严重的后果；但是我记起了斯大林同志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价值在于为真理而活着。老弟！应该说我做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可是我无论如何没能想到，震撼生命的暴风雨没有降临在我头上，而倾盆的冰雹却首先袭击了多灾多难的凤妮。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石凤妮——”雷光对我们“右派”训话时，第一次公开提出凤妮的名字，“她顽固地反对深翻会战！反对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从今以后，生产安排不要再向她请示，她停职反省期间，编到果园女工组去劳动，和你们一样，要接受监督，接受改造！”
听了这番讲话，我像吞下一块寒冰，一直凉到心里，冷透五脏。党啊——孕育了无数革命者的伟大母亲，你真的连你躯体上的血肉都抛弃了吗？凤妮是吃你的奶汁成长的，你的这个苦大仇深的女儿，在十六七岁时，就把一把剪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这样一个对新社会深爱的受苦女娃，会反对你吗？会攻击你吗？你怎么能把你的亲生骨肉当成敌人，而把那些专会甜言蜜语、阿谀奉承、高喊空洞的革命口号，以至于把自己的脚踩在入党介绍人身上向上爬——雷光一类的小投机商当成你的宠儿呢？
我当时的心情痛苦得难以支撑，准确点说，我的心在淌血；凤妮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把我划成“右派”时还要使我难受；这不仅仅因为我深爱着凤妮，因而在感情世界里引起了连锁反应，更重要的是我爱我们的党和伟大的国家——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那些冒牌的共产党员并不爱我！
那天晚上，消息灵通的“猴子”告诉我一个小道消息，他嘴唇对着我的耳梢低声地说：
“你知道咱们那位菩萨娘娘为什么下凡了吗？”
“不同意劳民伤财的深翻！”我坦率地说。
“这是第一条，”“猴子”眨着两只眼诡秘地问，“第二条呢？”
我想了想回答说：“杀了高粱才能露出谷子来，雷光想骑场长那匹雪青马了！”
“对！对！但是那还不完全。”“猴子”点着头说，“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消息呢！”
我凝神地听着。
“猴子”说：“为了庆祝他妈的深翻的胜利，叫我登台去演一场《美猴王》的折子戏，我搭戏台的时候听到‘雷公爷’和另一个干部说，石场长的哥哥是地委书记，因为阻拦到农民家里去砸锅炼铁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原来石场长她哥哥倒台之后，雷公爷才带着头赶菩萨娘娘下凡的，用雷公爷的话说，那叫‘树倒猢狲散’！老高！你说这年月，怎么总是好人挨整？砸了锅，炼了铁，老乡拿什么熬粥煮饭？你过去是个党员，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炼出优质钢。”我悲恸地说。
“我的天——”“猴子”高喊了一声，赶紧捂住了嘴。
我不能控制自己焦躁而不安的心情，匆匆走出宿舍，穿过竹林，直向凤妮那间场长办公室走去。我知道她目前是多么需要支持，就像一场冷雨之后，万木渴望着阳光的照耀一样。我虽然也是被时代深埋了的一块化石，本身不能产生一点热能，但像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写到的——“相濡以沫”的良知和本能却还没有衰亡。
夜，很静很静……
静得似乎能听到残雪融化的窣窣声，能听见春草的嫩芽在雪片下的萌发声。啊！这已是大自然的又一个早春，我心田里却没有一丝春天的影子。我边走边朝凤妮那间屋子望着，窗子上虽然亮着灯光，但没有一点声响，一种不安之感滚上我的心头，我跑上台阶，猛地推开了屋门。
怪事，办公室小桌上电灯亮着，但室内空无一人。我举目四处张望，文件柜敞开着，地上有零乱的纸片，我头脑“嗡”的一声：大概凤妮已经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到她应当住的地方去了。我心情沉重地转回身来，想离开这个不愉快的地方，但是这时候雷光出现在门口，我心里一惊，想躲也来不及了，索性停下脚步，静静地望着他。
“深更半夜，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他那双亮度超人的眼球，在眼帘里转动着，显然，他在窥测着我的来意。
我过去说谎话总是要脸红的，但这次回答雷光我说谎却完全心安理得。我平静地说：“我来找场长请示一点事情！”
“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她已经不是场长了！”雷光以法官训斥罪人的声调，严厉地质问我说，“你一不是‘右派’组长，二不是带班的班长，有什么必要半夜跑这里来亲自请示问题，嗯？”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表示一个专政人员的威严和对敌情的高度警惕。
“是这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假戏演到底。“我们宿舍里很多人，由于深翻土地大会战，磨破了衣裳和手套，想找点针线。想来想去，女场长一准有！所以……”
“你怎么还叫她场长？”
“叫惯口了，难改！”
“称呼里边也有原则问题，你知道吗？”
“我现在刚刚知道！也许……该称呼你场长了。”我不愿意和他多磨舌头，迈步就朝屋外走。
“高水，你站住！”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过头来。
“你还没有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到这儿来？”
“借针借线，这是在男宿舍借不到的。”
“你们来了好几个女右派，为什么不找她们去借？”他绕到我的面前，滴水不漏地追问我说。
老弟！在我过去的生活里，还很少看见过像雷光这样精细的年轻人；他不但思维敏捷，观察入微，还经常出其不意向你提出你无法防范的问题。眼前，他问我为什么不到女“右派”那里去借针线，就使我难以回答。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他好像觉察到我和凤妮中间的一些蛛丝马迹，正在借这个机会寻找把柄，这让我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
“你为什么不说话？”雷光那张不算难看的脸上掠过一丝满足的笑影，他在我面前来回踱着步子说，“你们北方不是有句成语吗？戏法变得再巧，也瞒不过打锣的。你应该把我看成那个打锣的！”
“雷科长，我……我不懂你的意思。”
“记得你那幅画面上没有太阳的画吗？”雷光停步在我面前，滴溜溜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一个身为女共产党员的场长，竟然为你这个右派开脱解释，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我抬起头来：“她说的是实际情况……”
雷光笑了两声，突然板起了脸：“别在组织面前玩猫儿盖屎的把戏啦！我冷眼观察你们很久了，一个动了春心，一个开了情怀，今天，你半夜赶到这儿来的目的很清楚……只是你不知道这间办公室换了主人，不知道石凤妮已经搬到女工宿舍去住了。高水！你要把你们的来往情况交代清楚，听明白了没有？”
看着雷光盛气凌人的神色，听着这个合格鹰犬的灵魂自白，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雨果名著《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沙威。虽然雷光没有沙威那样膀阔腰圆的身材，也没有沙威严于职守的坚定信念——雷光不过是个削尖脑袋向上钻营、乘风而起的时代小甲虫——但他具有沙威那双时刻在窥视、探索的眼睛，和沙威永不休止地追踪善良、扼杀善良的残酷的心。
想起这些，我浑身的热血在沸腾、燃烧、冲撞……我明确地回答他：“关于这方面，我无可奉告！”
显然，他怎么也意想不到，一个“右派”话里竟敢带着这样浓烈的火药味儿。他满面红光的脸，因激怒而变得苍白；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瞬息间闪出愤怒的火星——说个形容词，雷光这时就像是一头奓起毛儿的小狮子，恨不得张嘴把我吞下去；可是他面前站着的是个不动声色的犀牛。我个头比他高出一头，身体比他矫健结实，在这个周围没有一个人影的午夜，动起手来显然对他并不利。
老弟！其实我连动他一手指的心思也没有，但是雷光一定是以他的心，度我之腹了，他冲动了一阵之后主动退兵了，他不失尊严地对我说：“高水！你到底想不想摘帽子？这是你立功自赎的好机会！”
我想起我已经把上诉材料寄到原机关党委去了，迟早会和雷光——我们的顶头上司通气，不如早叫他知道我的态度，以彻底摧毁他企图在我身上捞油水的念头。我缓慢地、一字一板地告诉他说：“雷科长！我不存在摘不摘帽子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他愣住了。
“因为我根本不是‘右派’！”我平淡地回答。
他看了我老半天，从胸腔里憋出两句话来：“原来你是个想翻案的右派，那……那你等着瞧吧！”他返身进了他的新居，“砰”的一声关闭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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