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我看清了,这个犯人就是我刚刚下井时,被“骆驼”和另外两个犯人,在铁轨上当冰车拉的那个“死缓”犯。他手捧着那鸡蛋口袋,浑身颤抖着站起身来,两眼含泪对“骆驼”说道:“不,不,我……不吃它,我一定好好劳……”
没容“骆驼”说话,上来一个年轻犯人,像饲养员喂养填鸭那样,一手按着他的脖子,一手把剥了皮的鸡蛋,硬是塞进了这个犯人的嘴里。这个“死缓”被噎得脸色紫青,“骆驼”一下揪开那个年轻的犯人,用拳头擂了几下“死缓”的后背:“怎么样?这口气上来了吧?像个男子汉那样,准备撤柱!”
“撤柱?”犯人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准备铁锤。”“骆驼”斩钉截铁地一挥手,“这个夜班,我们把九十几根樟木都要回收下来。目前,井上没有支护木料了,可是散落在各条巷道的红松,还能找那么七八十根,三人一队,分头去找木料,都给我扛到工作面来,用红松换下樟木!”
犯人们虽然面带疑惑,但对“骆驼”的话言听计从,“忽”的一声,像鸟儿出笼那样四散飞走了,幽黑的巷道里只剩下了“骆驼”和我。我急不可耐地问:
“您是不是喝了酒了?怎么……”
“牢房哪有酒喝?”他摸摸剪短了的胡子茬儿,朝我笑着说,“喝醉了的不是我,是司马云龙。这个龟孙,一到星期六就到山后娘娘庙里,去陪媳妇。明天一整天也不在矿上,趁这个空儿,把樟木拉到省局去,省里准备开个大型的反贪污展览会呢!”
“真?”我的心因激动而狂跳起来。
“叶涛,”“骆驼”喜形于色地说,“这就是我的那口子叫你带下来的指示内容。”
我很兴奋,但兴奋之余仍有些迷惑。试想:在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司马云龙怎么会有心思去“娘娘庙”呢?尽管司马云龙不了解“骆驼”已经掌握了他的秘密,但是那九十多根樟木勾连着他的每条神经,他怎么能叫这些黑货在302工作面站岗呢?
“骆驼”给我解疑说:“这小子恨不得立刻把樟木都从井下抠出去,昨天夜里那龟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想冒一下险,回收这些贵重木料,我挡驾之后,这龟孙心里也在打鼓,万一引起冒顶塌方,他小子也怕我告状,所以,只伸了伸长脖,把乌龟脑袋又缩了回去。这龟孙不是傻瓜,要是井上料场还存有支护木料的话,他早就带着人来更换樟木支柱来了;偏偏那群造反的龟孙们武斗时炸毁了的铁路桥还没有修通,木料接济不上,这龟孙只好等着来了新坑木,再更换下这批黑货。我们要抢在他的前面,这才命令犯人去各条巷道寻找零散支柱,等那龟孙在娘娘庙醒过酒的时候,这儿已经人去楼空,樟木长上翅膀飞到省城里去了。”
“您确信他回家过礼拜去了吗?”我不太放心地问。
“叶涛,你怎么一脑瓜糨子!他要是没离开矿山,早就追到井下,朝你要我的煽动罢工的材料了。”“骆驼”一笑,干干的嘴唇出现一条条的裂口,他用舌尖抿了一下,继续安慰我说,“你可以一百个放心,他前脚刚离开矿山,井上就有人给我拍电报了。”
望着他那张坚毅而自信的“国”字形方脸,我会心地笑了。但是,这不是甜美的笑,而是酸楚痛心的微笑。一个多月来,“骆驼”的脸瘦下去一圈,井下的日日夜夜,把这个特殊年代自甘为囚的老矿长,折磨得如同乞丐。尽管他用剪刀剪去了乱草一样的胡子,依然并不显得年轻一些。他像一头犟牛,用犄角,不,用全身的力抗衡着时代给予他的巨大压力。他嚼着“草”,而把“料”让给和他毫不相干的犯人们吃——我在他面前垂下了头。
“你怎么了,不舒服?”他说。
“没有。”
“那为什么垂头丧气的?”他毫不掩饰他的欢快心情,单刀直入地问道。
“大嫂……叫我把鸡蛋带下来,是给你吃的,不是……”
“给我吃了长不了一斤肉,放两个屁,完了。”“骆驼”感叹地摇摇头。“可是给犯人吃了,长的不仅仅是肉,是给他们心里升起一团火。你也知道,这儿不是普通煤矿,而是劳改煤矿,我虽说是身在马下,也没忘记肩膀上挑着的担子。”“骆驼”摸了摸他剪了胡子的嘴巴,有点诡秘地询问我说,“你也许还不知道吧?和你一块下井当瓦斯员的两个摘帽右派,不但没成为我脚边的绊马索,反而和你一样,成了那龟孙脚下的‘钉子’。”
“这我还不知道。”我惊喜地回答,“我们不住在一个宿舍。”
“记住,人应当有煤那样的脾气禀性,自己宁可化为灰烬,也要把光热献给别人。”
“骆矿长,我……记住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结结巴巴地说,“回去,我一定把它记在笔记本上……”
没有想到“骆驼”这段深沉的叮咛竟成了我们话别的赠言。事情发生在天亮的拂晓时分,当时,更换樟木支柱的工作已近尾声,九十多根樟木已经“回”下来九十根,还有几根樟木,支撑在离地面有五米多高的严重冒顶地区。昨天夜班抢险时,由于樟木的高度够不着坍塌了一丈多高的破碎顶板,便在地面上用铺轨的枕木,堆成了木垛,然后把樟木支撑在木垛之上;今天,更换这几根樟木支柱,必须要爬上五米高的木垛去进行操作。
“新号”仰望着黑洞洞的顶板,瞠目结舌;就连久来矿山的“老号”也面有难色。一个老犯人向“骆驼”建议说:
“这几根樟木,我看就留在井下吧!”
“为什么?”“骆驼”瞪起了眼睛。
“您比我心里清楚。”老犯人毫不让步地说道,“这是虎嘴里拔牙!”
“你知道吗?这些樟木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姓公,是国家的稀有木料。”“骆驼”一手把老犯人推开,挟起一根红松,自己攀着木垛往上爬了。
“骆矿长——”我仰头向上喊着。
“您要小心——”犯人们也担心地向他招呼。
“骆驼”站在木垛顶端,暴怒地向下骂道:“我还没死,你们他娘的哭什么丧?这儿是井下,需要安静——安静——谁再出声,我加他的刑!”
工作面立刻鸦雀无声了,几十盏头灯的灯光,像探照灯一样都凝聚在高高的木垛上,看着“骆驼”更换支柱。每更换下一根樟木,顶板都如同炸弹开花一般,滚落下一阵大大小小的石块和一团团的黑色的煤粉;煤粉弥漫开来,遮住了头灯灯光,切断了遥望“骆驼”的视线,等煤尘散开,“骆驼”依然站在那里。他脸上墨黑,就像屹立在高高石座上的一尊青铜雕像。
“递红松——”他的命令简短有力。
犯人们攀着木垛把红松递给他。
“上楔子——”
我把塞缝儿的木楔子扔给他。
很难想象,年纪接近六旬的“骆驼”,在使人头晕目眩的木垛上,竟然灵巧得如同一只轻猿。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敏捷地换下来五根樟木柱子。当他更换下最后一根樟木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块锅盖大小的煤石板,从顶板上“哗啦”一声坠落下来,“骆驼”身子往旁边一闪,躲过了死神;但旁边一块拳头大小的煤石,掉在他的左眼上,血,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几个老犯人攀上木垛,把“骆驼”背了下来。
“骆矿长——”我焦急地在他耳边喊着。
“我……离死还早着呢,只是眼珠……”他半醒半昏地对我说,“快把樟木拉到井上,那儿……那儿……汽车在等着。”
“骆驼”坐在电机车的司机室,我坐在樟木车厢里,一块儿出了矿井。当电机车在井口停驶时,我才发现那儿停着两辆卡车,矿山的干部、家属,还有B君C君,都在井口等着往卡车上搬运樟木。
东方已经发白,天边吐出第一缕早霞。
汽车拉着樟木,以及因回收樟木而献出了一只眼睛的老矿长,沿着盘山公路向朝霞升起的地方疾驶而去。我本想借公休的日子去省城医院探望一下老矿长,但司马云龙发觉他的恶迹暴露之后,为了减少旁证口供,顾不得再向我索取揭发“骆驼”的材料,很快赏了我和B君C君一块新的“巴格达窃贼”乘坐的神毯,把我们抛上一个新的驿站……
[尾声]
飞机平稳地在云层中穿行,我和“骆驼”的手,像用焊条焊接在一起一样,紧紧地握着,一直没有分开。
“您到南方……是……”我语无伦次地问着。
“帮助他们建个新矿。”
“那个暴发户呢?”
“是人的离庙,是鬼的归坟。”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却没有笑出声来,因为我看见了遮挡着他那双眼睛的墨镜……
1981年11月19日于北京
【没有嫁娘的婚礼】
[倒插笔的序曲]
迷迷蒙蒙的秋雨飞落着……细细的雨丝,就像儿童浇花用的小喷壶里喷出的水珠,浇在午夜寂静的街道上,浇在“前三门”拔地而起的楼群上,浇在夜行人的蘑菇形雨伞上……
我默默地走在午夜的街道上,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霏霏细雨的抚摸。太美了——北京之夜的萧瑟秋雨;太美了——婚礼上那个双鬓斑白的新郎;太美了——这颗饱受生活折磨和爱情创伤的苦痛灵魂……
末班公共汽车,骤然在我身旁停了下来,好心的司机,大概不愿意丢下一个雨夜行者,打开车门叫我上车;我回答了一声“谢谢”,汽车便开走了——从车厢里投下来一片惊讶的目光。是啊!他们或许认为我是一个神经病患者,在雨幕中痴痴呆呆,任雨水恣意地淋着我的头发,淋着我的衣衫,可是,他们也许忘记了:人在最激动的时刻,常常是沉默无言的。这就如同炽热的地火岩浆,居于冷漠的地壳之内一样。此时此刻,婚礼上的热酒虽然冲撞着我的胸膛,但是我的脸上却冷得像一块三九天的冰。
我在思考着“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
我在沉思着这个没有新娘参加的怪诞至极的婚礼!
我在回忆着我的朋友几次失意的爱情……
长着菱角嘴的夏樱
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我的这位朋友——东方汉阳,已经有过三次耐人寻味的罗曼史了。大概是在1965年的五一节,劳改农场举行例行的文艺演出。我们这个解除劳教的“摘帽右派”队,奉命演出一个节目。编写剧本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
好在这里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当我匆匆把活报剧《OK!中国!》写完之后,原来在R市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的“摘帽右派”——大个子郭铁,立刻按照剧本要求来物色演员了。
由于《OK!中国!》这个剧本,是描写中国征服罕见的饥荒之后,一对外宾夫妇来中国参观时的无限感慨,所以,对于演员的选择,必须要求在相貌上具有一点洋人的特征,会说几句简单的外语。这里,知识分子成堆,寻找会说外语的并不困难,但从造型上来选择,则是要百里挑一了。导演大郭挑来挑去,看中了东方汉阳。
其实,东方汉阳在劳改队里,痴、呆、笨、傻兼而有之,演这个角色并不太适合;但是他有着颀长的身材,特别是皮肤白皙,具有欧洲人的天然肤色,三伏天,所有右派无一不戴上草帽,以逃避暑热的淫威。唯独东方汉阳是个例外,他一不戴草帽,二不穿褂子,任赤日炎阳蒸烤,皮肤依然是白里透红,再加上他有略高于一般人一点的鼻子,鼻梁上总架着一副琥珀色的眼镜,从扮演洋人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和大郭都是东方汉阳的朋友,估计他对扮演这个角色不会推托,但是万万没有料想到,平日沉默寡言的东方汉阳,不但拒不接受这个任务,而且立刻炸了窝。他用标准的北京口音朝我们喊道:“你们简直是瞎了眼,鬼才会去演那个洋人的角色。”
大郭据理力争,说:“你鼻子略略高一点嘛!而且你的血统里有大不列颠的……”
东方汉阳镜片后边的两只不大的眼睛,一下瞪得溜溜圆:“你以为这是我的骄傲吗?这是我的耻辱!你该知道,我是黄帝的子孙!”
“何必那么动肝火呢?”我说,“演剧是演剧,并不因为你扮演一回外国人,就开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叶涛——”他把怒冲冲的目光转向了我。大概是他鼻子上的镜片,妨碍他的视线,他便索性把眼镜也摘了下来,一边在手里挥舞着一边朝我喊着,“你和大郭一个吹笛,一个捏眼,想叫我去演大鼻子,对不起,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他生性执拗,任凭大郭和我磨破嘴皮,也无动于衷。本来,自从我编了这个活报剧之后,已经有几个人找大郭表示愿意演这个角色。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一不是对演戏有兴趣,二不是剧本拨动了他们心灵上的琴弦;而是因为春耕大忙季节,劳动十分紧张,留在宿舍脱产排几天戏,何乐而不为?而我们这位东方汉阳,宁愿拉着牛到水田去耕地,也不愿留在家里喘口气——我们的动员工作失败了。
眼看五一节就要到了,任务如同火烧睫毛,不能再有分秒的耽搁,我们只好请示主管文艺会演的管教科长萧严,从别的队寻觅一下演员,特别是扮演外国妇女的角色——因为右派队是清一色的男儿国,让男人去扮演女人总是有些“那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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