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这旅游的外国人都这么说。”老孙说，“过去铸造威廉一世雕像的铜，是从法国掠夺来的；今天，西德工业基础丰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重新把威廉一世雕像立起来，但是，西德人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玛拉沁夫也感惊异。
“他们觉得保留希特勒给日耳曼民族带来的残缺，也许比保留辉煌更重要。这场战争噩梦，对德国人来说印象太深刻了，他们似乎愿意以这座消失了铜像的台基，来使后代人认识严酷的历史，反思德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并以此来寻找德意志的未来。”
“敢于展示自己的丑恶，是一种勇敢和自信的表现。很了不起。”我说。
“德意志民族严于理性，这可能是促使西德在战后经济迅速起飞的一个内在精神因素。”老孙在这座光秃秃的台基之下，回答了我在汽车上向他质询的问题。
“奔驰”重新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我疲惫地靠在车座后背上，闭紧二目。我没有睡意，我的内心正在翻江倒海。不知为什么，我在这一霎时，想起那座圆明园废墟，它是中华民族被蹂躏与被欺侮的象征。它的被焚毁，与威廉一世被正义复仇的炮火打翻在地，虽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但是从宏观的意义上去解释，都属于不光彩的国耻。德国人宁愿保留罪恶的惩罚印记，而不愿重立德皇威廉一世雕像；而我们的一些“爱国”者，不断倡议重新修建圆明园。何故？这是否包含着民族心理素质上的差异？
我们有些人炫耀辉煌的意念，已经成为精神的本能；而对展示自己的残缺，总是羞羞答答。我们的民族既有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缺点，也有别的民族无法比拟的优点。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把这种缺点解释成传统美德之一。这是依附在民族体躯上的蛀虫，这些蛀虫形成中华民族难以摆脱的羁绊。事实如此。
车戛然停住。
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到了。
三、乌帕塔尔小镇录像
对波恩，已有许多文人墨客写过文章，我不想重炒剩饭。莱茵河把城市一分为二，给波恩以独特的妩媚姿容；它又是大音乐家贝多芬的出生地，因而又给这座清秀而美丽的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笼罩上一层高雅的文化气质。
值得书写一笔的，是我们抵波恩后的第二天，到附近的乌帕塔尔小镇，参观一个名叫“自由思想者协会”组织的入会仪式。这个小镇又是恩格斯的童年故居，因此，乌帕塔尔之行，不能在书稿中漏掉。
由于司机在蛛网般的公路上迷了路，致使我们上午11点才抵达这座绿荫和草坪包围的小镇。一所小学礼堂里早已坐满了人，台上的青年男女身穿礼服，手中各捧着一束鲜花；台下坐着的中、老年人则是这些青年的父母。“自由思想者协会”，顾名思义，该是一个松散的群体结合，否！从台上到台下，充溢着一种肃穆的气氛，那种庄重劲儿，绝不亚于在大教堂中作弥撒。只不过这儿没有教堂那种悠远的钟鸣，没有身穿牧师教袍的教士在胸前画着十字——站在讲坛上主持仪式的，是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他神情严肃地说：参加自由思想者协会的青年，也是有具体条件的：一、立志一生不参加各种政党；二、确保自己一生不信仰各种宗教。两者缺一，不符合自由思想者协会的章程，不能入会。噢！原来“自由”二字，也并非天马行空，也是要接受章程约束的。
大胡子接着说：“凡是参加‘自由思想者协会’的德国青年，必须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你们不可把‘自由’二字解释成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讲的‘自由’，是有责任感的自由，通过这种自由之途，获得人的崇高道德，获得对人类的奉献。因此，你们在青年时代，首先要做到：忌赌博、忌酗酒、忌堕落。‘自由’也不意味着反抗父母的正确教育，想不通的也要不失礼貌地寻求理解！”
大胡子的讲话，赢得了满堂的掌声。这些热烈掌声，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即联邦德国的人伦道德和家庭关系，仿佛面临着塌陷和解体。而“自由思想者协会”，正在茫茫冷海中，试图给这些社会细胞以泅渡的“方舟”。台上的那些腼腆的青年男女，对“大胡子”的讲话流露出十分虔诚的神色，台上台下精神合流为一的时刻，整个礼堂响起了雄浑的波兰歌曲《光明赞》：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失
万丈光明在前头……
我曾学过这首歌，并且在电影里听见过这首歌。那是在1919年俄国起义士兵攻打沙皇冬宫时唱的歌，实不知“自由思想者协会”为何也把它当成会歌。
闭会之后，才知道我们今天所以到乌帕塔尔来，是赛德尔夫人的倡议，她本人也是“自由思想者协会”的会员。以她的感情脉搏，对这支歌进行揣测，似乎对这些可爱的青年男女的意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都热爱中国，难怪当大胡子宣布有中国作家来参加今天的盛会时，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并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呢！但是，这些“自由思想者”对比基督和天主信徒来说，在联邦德国是绝对的少数，目前该会有4万名会员，在乌帕塔尔小镇，已有60多名青年入会。赛德尔夫人兴奋地告诉我：大是由小聚集而成的，她确信“大”一定能够到来，因为这儿是恩格斯的故乡，而今恩格斯对当地青年，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恩格斯的故居，已于12点闭馆。但是看门人听说是中国作家来访，在中午12点半破例给我们打开了馆门。恩格斯祖父，原系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纺织企业家，并雇用过童工在他的纺织工厂中劳动；但是恩格斯叛逆了祖父的家传，勇敢地站在劳动工农一边。馆内展示了恩格斯青年时代的照片和文章手迹。值得提及的是，有些书刊中刊登恩格斯一生未婚，并非事实，恩格斯有过爱侣，他和她的结合充满了浪漫情致：他在青年时代和一个爱尔兰少女相爱15年，这位少女身体多病，直到她生命垂危的最后一霎，才向恩格斯提出结婚的要求。恩格斯明知她即将诀别人世，仍然和这位爱尔兰女子举行了悲凉的婚礼。在恩格斯故居，陈列着他和她的结婚登记卡和爱尔兰女子的死亡卡，恩格斯以其真挚的感情，为德意志谱写了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之歌。
楼阁之下的地下室，是巨石砌成的，墙壁凹进去的地方，是点燃烛火的平台，室内一角摆着恩格斯家族留下的大橡木桶。据说，当年一些激进的德国青年，常到恩氏这座地下酒窖来议论社会、抨击资本剥削之罪恶。现在，一些“自由思想者协会”中青春勃发的男女，还常常把这儿当作聚会点，谈论德意志的历史往昔和德意志的明天。
故居门口的一片绿茵上，有一尊形象逼真撩人思绪的白色大理石雕，它是一群无头的奴隶雕塑，奴隶们赤裸着充满原始蛮力的肌体，外露着男性生殖器官，挣扎在沉重的锁链之中，欲动而不能。据说，在恩格斯生前曾有人建议，在这儿立他个人的雕像，恩格斯拒绝了，他希望以他的名言“奴隶们失去的将是锁链”，立一座奴隶的雕塑，这群赤裸着身子的奴隶，就是根据恩格斯的设想塑造的。石雕的对面有一座恩格斯纪念碑，这是他逝世后修建的，上写“这里曾是我们城市伟大儿子诞生的地方，他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可笑的是，就在碑前的一把长椅上，一个酒鬼在那儿打着瞌睡，口水顺嘴角滴落下来，由于酒鬼坐着的位置正好半身遮住石碑，使我想拍张石碑照片也未能如愿。
“像这样的酒鬼多吗？”我问赛德尔夫人。
“不少。每个城市都有，连个小小的乌帕塔尔，也不例外。”她笑笑，又摇摇头，“你们到了汉堡，就会看见更多的酒鬼！联邦德国有着许多不好看的东西，你们都应当看到。”
四、看养老院与“红灯区”
抵达汉堡，白天参观一座养老院，夜晚去看红灯区。联邦德国的养老院和中国的敬老院有所不同。中国敬老院的老人，多数是无儿无女的孤身老人，而联邦德国的养老院里，住着的多是有儿有女的老人。
我们去的养老院是座小楼，上下两层，上层住着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下层住着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疗护的老人。带我们去参观的是享克尔太太，她是德中友好协会会员，因而对我们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她说：“这座楼房是靠社会资助修盖起来的，到这里来养老的人，每月要付给养老院三千马克（折合人民币六千多元）的房租和伙食费用，如确有困难的，由联邦德国救济部门补齐，这是指需要疗护的老者而言。生活能够自理的，每月也要交纳650马克的食宿费用。养老院在联邦德国是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因为有百分之五十家庭的老人，要在这儿度过晚年。”
我看了看墙上悬挂着的年度生活安排表格，上写：一年文艺活动15次至20次，另有10次近途旅游。每周的生活安排如下：
星期一学习手工艺。
星期三去游泳池游泳。
星期四外加一次咖啡。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打牌。
养老院的医护疗养设备相当完备，每间房子里设有转椅、皮球和可升可降的澡盆。这是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设的。
我在楼上楼下走了两圈，发现这座养老院里的老太太，远远超过了老头儿，比例大概是8比1。享克尔太太承认我的发现十分准确，其原因就是战争。
第二个发现比第一个发现更为重要：我看见这里的老人，都呈现出木呆呆的神色。养老院的设备如此完善，养老院的文艺生活又如此丰富，这些老人何以郁郁寡欢？想来想去，我终于发现在人类的感情世界里，他们似乎缺乏了一种什么重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不是丰厚的物质可以取代的。不信？请看例证如下：在我们刚刚进养老院大门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她衣装华贵，显示着她的富足。奇怪的是，当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异国来者，经过她的身旁时，她竟然像个盲者，痴呆的脸上毫无反应。她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分明睁着，但双眸紧紧地盯视着大门之外，仿佛在那流水般的汽车洪流中，寻找失去的喧嚣年华。经享克尔太太说明情况，我才知道：她从早晨起来就拄着拐杖站在这儿了，是在盼望儿女来看看她。
等到我们中午离开养老院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她还站在那儿。拐杖还在地上，身子却疲惫地弯曲了许多，就像原野上一株被冷霜打蔫了的枯草，呆痴的神色中又增添了几分悲凉。与此同时，我发现等待儿女的老人，已不再是她一个人，有另外三个老太太，也在大门口翘首而立。
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昔日在劳改队中，等待探监亲人到来的情景，铁丝网边站了许多囚徒，都把目光投向那尘埃滚滚、通往火车站的驿道。这个联想，把我的参观情致一下降到了冰点；我觉察到繁荣富足的德意志，人与人之间、亲人与亲人之间的感情之河，正在随着它的强大而日渐冷漠，已然接近了结冰期。难怪在养老院的小黑板上，贴着一封封儿女来信呢，原来这些老天真、老小孩、老可怜，是以这些来相濡以沫，并寻求感情上的一点点慰藉呢！
陪同我们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学生尼娜小姐就曾被一位老太太拉住了手，她向尼娜叨叨了半天，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太太很想她的女儿，而女儿已经几年不来看望她了，看见了尼娜，她又想起了她的女儿。在归程中，尼娜小姐用一口标准的中国话，郁郁地对我说：“即使是这些等待儿女的老人，等到了儿女，儿女们送来的也不过是一束花。花儿很快凋谢了，那么他们又要眼巴巴地再等待。这是德国感情生活中的癌症，很难医治的恶性循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还有许多老人申请进养老院呢！别看这儿扼杀天伦之情，但要被批准，往往得等一两年的工夫呢！”
“你的父母在汉堡吗？”我问她。
“在。”尼娜笑笑说，“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问题了。我可以告诉你，等我父母老了，即使我工作再忙，我也不会把他们掷进养老院，我要陪伴在父母身旁。说句坦率的话，德国的养老院，座座都可以比作感情的集中营。太可怕了！”
“类似你这种想法的多吗？”我追问她。“至少汉学系的学生，都具有和我同样的观点。”尼娜侃侃而谈，“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内核部分，不仅重理，而且重情，这一点对我们影响非常之大。这也是我热爱中国的根本原因。”“谢谢！”我对尼娜表示了诚挚敬意。
晚上，一位德国朋友带领玛拉沁夫、莫言、金弢和我，去参观汉堡红灯区。由于汉堡是欧洲仅次于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大海港，各国海员登上汉堡这个海滨城市的非常多，因此，妓女这个行业，冠联邦德国各大城市之首，而这条红灯街，也成了汉堡的不夜之街。
各色的霓虹灯，闪着光怪陆离的眼睛，在变幻莫测的灯光下，性商店、性录像电影院和在街头上的裸体春宫照片，比比皆是。这和干干净净的波恩街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小镇乌帕塔尔那些纯洁可爱的青年男女，如同是两个世界中出生的胎儿。
法国虽是浪漫色彩极浓的国度，但对妓女有若干规定，其中之一就是不许在大街上拉客；我在巴黎街头穿行时，看到她们只是浓妆艳抹地站在门口，不对行人强行阻拦。可是汉堡的妓女，似不受这样的约束，她们站在街旁，肆无忌惮地向她们认为可以涉猎的行者，动手动脚。
金弢低声提示我们一声：“快看！”只见一个裸露出上半身的妓女，一只手抓住了一位行路者的领带结，另一只手抓向了行者的生殖器部位，半媚态半强制地把这位男性往门口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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