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来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中年作家，必须躬身向孙犁同志学习，这对青年朋友们，尤其显得重要。不要等你坐在书桌前动手写作时，再寻找语言中闪光的宝石，而应当陪同你的主题开掘，和情节结构一起孕育、一块落生。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常是已经躺在床上之后，突然跳起来，用笔记下闯进心扉的闪光诗句。我们在构思孕育自己的作品时，也应该像这位大诗人那样，善于捕捉住“灵感”的火花。不要小看这一工作的意义，这些偶尔闪现的形象语言，常常比你坐在桌子前苦思冥想时写下来的语言，要有色彩得多。
构思——是一件十分艰苦，而又十分快乐的事情。它可以比作为跳高运动员的助跑，没有助跑，你就很难跳过面前的横竿。我是很重视艺术构思这一过程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泥泞》都有着相当长时间的构思过程。自己思考接近成熟之后，还常常把自己的构思，讲给同辈作家们听，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以补充自己的不足。《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在落墨之前，我都详细地和刘绍棠谈起过，而且总是有所收益。初学习作者之间，也应当建立这种相互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个再构思的过程。
构思成熟了，然后一挥而就。这样可以减少你落墨之后的返工修改，不出或少出纰漏——这也可以算是一条写作中的捷径，但这条捷径孕育在艰苦的构思之中。
最后，附带说明一下：我之所以举了自己作品的若干例证，实为了说明问题亲切之故，绝非自擂。
1980年10月2日于北京
[火与冰]
火与冰在自然界中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物质，在人类生活中是两个极端对立的概念，但在文学创作中它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
火——指作者燃烧的创作激情；冰——指作者开掘题材的冷静、审慎态度。
创作需要火光
一个对生活冰冷到麻木状态的人，无论他有多丰富的生活经历，无论他有多高的文学修养，也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我们翻翻古今中外的作家传记（包括讽刺作家），都是有信念、有理想、有激情的人。只有一个有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心中才能燃起不灭的熊熊火焰，产生强烈的创作激情——这是艺术创作的起点。
这几年，不断接到青年作者来信，寻找写作窍门。其实，写作哪有灵丹妙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要相信那些小说做法之类的东西。以我自己创作实践体会而言，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是要学的，它能使一个初学习作者理解文艺规律；但要提笔创作，在兼收前辈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还是要靠自己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不同性格、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艺术趣味的人，有各自相异的创作起点和创作道路，任何一个作家单一的创作感受，都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创作需要火光，没有激情是无法进入创作过程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两三年之内，我相继发表了九部中篇小说。除收在中篇小说集中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泥泞》之外，这一年多，我又在《收获》《花城》等文学丛刊上发表了《远去的白帆》《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菊》《伞》等五部中篇。我之所以写了这些东西，除了二十年底层生活给予我的强烈感受之外，支配我要把它变成文字，告诉读者的，还是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我如果不写出这些东西来，我感到对不起历史，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遇到的活在世上或者死去了的同志。因而创作犹如三峡之水，奔腾而出……
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写不出东西来？因为他们不想从事文学创作，没有烧得心疼的创作冲动——尽管他们在生活上也是“富翁”。王蒙曾说过我（我们最初在一起改造）从划右之后就没有停过笔，这是真实的。在1964年，我在某地一个劳改农场时，曾给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孙犁写过一封长信，除了惦记孙犁同志身体之外，就是向孙犁同志表达，无论在任何逆境之中，我都不放弃文学创作。时隔多年，孙犁同志仍然记起了这件事，他曾把我这封长信，读给他的老伴听。我觉得我那封信里，除了表现了对孙犁老师的深切情意之外，是信念、理想、激情的闪光——这也许是我饱经沧桑而精神没有崩溃的根本原因，也是我这几年写出一些作品来的重要思想依据。
一个青年作者，应当有这样的坚强信念：不但在开顺风船时心中要有火光，在逆境中行舟时依然要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因为人的一生是漫长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作者来说，文学生活刚刚开始，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怎么能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作者？又怎么能有火一样的创作激情呢？文学创作是极其艰苦的工作，在众多习作者中间，只有那些具有坚定信念、坚定追求的人，才能不被淘汰，才能有所建树。
前不久，一个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女士，在日本出版的《文学空间》上，写了一篇研究我作品的论文，题目叫《中国作家从维熙作品中的花》。经她考证，我作品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花，如睡莲、玉兰花、玫瑰花、苦菜花、石榴花、迎春花、喇叭花等等，她是透过这些作品中象征性的花卉，来探讨我的创作道路的，文章最后总结到我的信念上去了。她引用了英国作家萨克雷的话，探讨我写出这些作品来的原因。她说：“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她说我是个乐观的强者。
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乐观的强者，不如说是信念上的强者。我坚信我们国家的灿烂未来，因而信念可以升华为力量。1959年，我在划右之后，在十分艰苦的改造环境中，开始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那是写50年代北京儿女开赴塞北草原开垦荒地的小说。当我写到二十七万字时，欣喜地告诉了我的同类——一个灵魂卑鄙的右派。没想到好事变成了坏事，他汇报给组织说：“从维熙扬言要写一百万字的小说，向党示威！”于是我的厄运来了，它成为我的新“罪状”之一。小说手稿被查抄，由于那时极左还没发展到“史无前例”的年代，小说又是写青年征服草原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所以，经审查之后，又退还给我。直到“文革”开始，我母亲生怕手稿惹来灾祸，连同我的书籍，一把火给烧了。可以想象，对一个作者来说，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向青年作者提及这些逝去的往事，意思不在这些事情的本身，而在于说明一个作者，如果有坚定的信念，即使风雨扑灭了你心中的火焰，信念也可以重新使你的创作激情闪闪发光。
我常常有意地对自己的意志、信念进行锤炼。在天津郊区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时，那儿距离北京有三百多华里的路程，我偏要骑自行车回家，试试自己的毅力。酷暑季节，炎阳似火，加上我那辆破车除去铃不响哪儿都响，三百多华里的行程当然是十分艰苦的。从早晨五点骑上车，到晚上九点才能骑到家门。第一次没有经验，下车之后立刻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之后，我往返北京—农场，就骑着侯宝林相声中形容的那辆破车，直到被下放到山西腹地改造为止——因为山西离北京太远了，只好作罢！
谈到这些，表面上似乎和创作无关，但实际上它关联着文艺创作的渊源。激情产生于坚定的信念，产生于旺盛的热情，产生于执着的追求。一个青年作者，心中要有这样的火光，它在创作中好比动力，能带动主轴和齿轮的旋转；它又好比汽油，只有它燃烧了，汽车才能行驶。
没有激情，就没有艺术创作。没有激情，满腹生活也将一筹莫展。只有你把激情，充填在稿纸上，印刷到书页上，才能使读者跟随你的笔锋而哭、而笑，或义愤填膺，或拍案而起——这就是文艺创作中的“火”的功能。
创作中也需要冰
这里所说的“冰”，不是对生活的冰冷，不是对生活的袖手旁观，当然更不是指对生活的麻木不仁；而是指对你的题材，要进行冷静的思考；对你要写成文字的小说，进行冷却处理——反复推敲，严肃审查。
我往往接触到这样的习作者，人很狂热，对待生活也充满热情，因而落笔千言，洋洋大篇。他们有时受发表欲的支配，愿意早点看见自己的钢笔字变成铅字。激情有余，冷静不足，几乎不容对生活有个消化过程，等不及对题材有个开掘时间，就拿起笔来写作。这样的作品，成功者极少，即使是被刊物采用，但多成为过眼烟云。有时，一个很好的题材，由于缺乏冷却过程，发表出来反而糟蹋了，使其能成为大梁用的，成为小椽子使了。
最近，我收到一个习作者的小说。作者已然是步入中年的老青年了。他原来是个医生，“文革”期间，一个红卫兵因狂饮烈酒而死，这派头头硬叫他根据派性斗争的需要，在死亡诊断书上写上死者是被另一派红卫兵迫害死的。他拒绝了，于是在没有法律的年代，他被随便戴上一个帽子送去劳改。
他的小说是从这里落墨的：某火车站上许多荷枪的士兵，在押送一批男、女“牛鬼蛇神”上火车。到列车开出之后，广播里传出押送他们的军代表的声音，说是有个女犯病了，需要医生。由于他因当医生而被冤枉强制劳动，因而不愿再找麻烦。但是军代表拿着花名册，找到他身旁来了，他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行李车厢给那个女病号看病。女犯出于感激和信任，对他说出了她被强制劳动的原因：她出身不好，但极爱看书，在焚烧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书库时，悄悄地从火堆里拿了一本她喜欢的书。红卫兵追查这本书，她死活没有交出来，于是被以“小偷”之名送来制强劳动。医生很受感动，出于同情而对女犯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时，女犯又告知，她之所以犯病，是由于一个过去当过妓女的女犯班长，把书交给了军代表，她爱那本书爱得要命。车到那个劳改驿站时军代表通情达理地告诉她：他不准备把这本书交给接收他们的乙方代表，因为交出去，等待她的将是批斗。同时，军代表看她呼吸困难，叫医生扶着她先下火车，去透透空气。医生扶着女犯在这个无名小站遛弯时，军代表撕掉了这本书的封面，顺手扔在站台之下，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拿着这本书也是犯忌的，就在这时，那个年轻的女犯趁人不备，跳下站台去拿那本书，但是那列火车正好在挂车头，车轮只移动了半米，这个爱书如命的年轻姑娘就和人世告别了。
这就是小说的故事梗概。我在劳改队待过，也接触过“文革”中被冤枉的各种类型的女犯，我不怀疑小说严酷的真实性。但我复信给这个作者说，小说写得太匆忙了，由于匆忙而糟蹋了这个不错的题材。因为文学作品不仅仅要告诉读者这个故事，而应当通过故事揭示“文革”愚昧的年代。这个故事完全具备进一步深掘的基础。作者思想上显然没有冷却过程，没有进行严肃的思考，凭着热情就把故事写出来了，因而它是肤浅的。如果遇到哪一家刊物，又把它发表出来，就糟蹋了这个题材。我信中劝告他，重新进行艺术构思，要透过这个短篇，看见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愚昧光荣、知识犯罪”的年代。那个爱书的姑娘写得还不能牵人肺腑，要努力写好这个人物的形象，只有这样，最后她的悲剧才能使读者动情，进而引起思考，启示人们要为避免那个愚昧年代卷土重来而忘我斗争。同时，在艺术结构上，我建议他从回忆开始：他平反之后重新走上医疗工作岗位，在偶然出差路过这个无名小站时，记起了那个“由人向类人猿退化”的年代，记起了这个故事。我还告诉他，如果是我处理收尾，应当是十分含蓄的：他回忆完了整个故事之后，抬起头来时，看见列车车厢里那么多年轻人，都在读书，他的热泪夺眶而出……
这就是冷却的作用，也是创作中“冰”的功能。经过严肃思考，深刻开掘，这个短篇小说能写得很好，能够写成概括时代的一滴水珠。
由此可见，创作既需要火的激情，也需要严峻的思考。就我个人讲，我很喜欢读张弦同志的短篇。他的《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篇篇都好像经过对生活的冷却处理之后，才慎重提笔的。因而篇篇经得起咀嚼回味，因而它必然是有生命力的。当然，张弦是有丰富创作实践的中年作家，未必初学习作者都能写出他那样水平的作品，才拿出去发表。我是说，不管有成就的作家，还是初学习作者，从生活中汲取文学素材之后，冷却消化的过程是共同的。对于一个习作者，我建议在写小说时，要有意冷却一下自己的狂热，那是有好处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许多作家的冷却处理在创作中常常不是一次，而是几次，特别是写中、长篇，则更必不可缺。以我自己而论，除非编辑部等米下锅，我常常把写好的作品放在一边“冷却”几天，然后以第三者的感觉，冷冷地翻阅自己的手稿。我总是会发现有失准确或描写不当的地方，这算是最后一道挑剔或称为破坏性的检查，反复敲打，然后邮出。
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出纰漏的。比如，《第十个弹孔》电影拍完之后，我是看过的。在审查时，我不能说自己头脑不冷静，但在公开上映之后，我接到一些观众来信，指责鲁泓洗澡那个序幕中，儿子用手数他的枪弹疤痕，为什么都在后背上。一下就把我问住了。诚然，这是导演考虑欠周，但观众一样向作者兴师问罪。我想：这也许是由于“破坏性检查”不够吧！众所周知，古代皇帝，抚恤将士家属时，见死者伤口在前，则重恤之；如死者伤口在后，则不但不予抚恤，还常以叛逃者论处之。上面例子，虽然是出现在电影里，但值得搞创作的同志借鉴。我们必须以极冷静、极客观的态度，审查自己写好的成品。那就是我说的——“冰”！
火与冰在自然界完全隔绝，但在创作中是如此相通。它是创作的阴电阳电，它们结合了，则能使作品闪闪放光……
1981年8月2日于大长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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