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紫玉兰——自我画像三描]

    生平第一次看见紫玉兰，是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花圃。当时，我住在该厂招待所，写电影剧本《第十个弹孔》，晚饭后常去花圃观看百花姿容。未曾料到的是，我在那花圃中间看见了一棵紫玉兰树：它亭亭玉立，紫红色的花蕾挂满枝头。

    我踯躅于紫玉兰树前，询及老花匠道：“这树能长多高？”他说在两广一带，紫玉兰树能长到五层楼高。他的回答，像是打开我灵感之门的一把钥匙，我突然想到我的中篇小说找到了一个最富有诗情的收尾。它就是历经二十年劳改生涯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引起了社会轰动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

    “花卉”词条中说：紫玉兰又名红玉兰。我这部小说之命题，就得益于紫玉兰树的启迪。因而它和我文学生命的复苏，紧紧相连。此部小说刊登于《收获》之后，曾收到北京外语学院一位教师赠寄给我的几朵紫玉兰花瓣，一示生者对十年浩劫中在中国大地上死去冤魂的悼祭；二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作家的锐勇表示深深敬意——因为在此之前，在公安文学这个领域里，还没有一部描写劳改生活的文学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开了以描写劳改犯为主人公的先河。

    这是发生在1980年的一段往事。至今，那早已枯干的紫玉兰花瓣，还夹在我的相册里。之后，在1985年初春，我出访日本时，曾在日本著名的风景区箱根，与一株紫玉兰树邂逅。可惜，它长得像西影厂花匠对我说的那般高大，我只能在树下仰视其紫红的花朵，却无缘抚摸它的花容。说来，事情也真有些蹊跷，在1990年初夏，我结识了非树非花而是人的钟紫兰。她在安徽当兵从医十八春，像是命运早有安排一样，她转业回到北京后，在1990年底成了我的妻子。紫兰即紫玉兰也，她的生命情结似与我文学复苏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有着难以用理性解析清楚的内在玄机！她说，在80年代初期，她曾读过这部小说，觉得小说标题与她的名字有些近似，但没有想到她的爱情归宿与她的名字浑然而一，成了在大墙外面守候着我的那棵紫玉兰树！今年早春，感谢《警探》杂志邀请我们一批作家访皖，妻子以随团医生名义来皖觅故。真是巧合，我们在潜口古宅览胜时，又见到一株紫玉兰树，它含苞待放，紫红的花蕾挂满枝头，不仅把这所古宅点缀得一片盎然生机，也使妻子和我为之勃然情动。她说她在安徽十八年，没有见过一株她的生命树。

    我说，这是我小说里那株紫玉兰。是九华山佛祖显灵，把它移植到潜口古宅来了。

    她说，树是她。

    我说，树是我。

    作家林白说，树是我们。

    [猫学老虎一回——自我画像四描]

    其实，百家姓中的姓氏，如张、王、李、赵……只是一个家族延续的符号，并不存在本身的独特意义。但是每个家族的延续，都有着它自身的故事，1995年《当代》第5期张炜写了他的家族故事，便是一例。

    但是随着汉字简化的不断拓展（笔者认为完全应该），出版部门以及编校工作者，想当然地更迭作家姓氏之事故，屡屡发生。我的姓氏为从（即繁体的“從”字的简化），报刊上不断把我的姓氏错印成“丛”；尽管我几乎在每次寄稿附给编辑部的信中，都提醒这一问题，但马大哈的编校还是常常在我的“从”字之下加一横，令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有的刊物上发表我作品的目录上写我姓丛，而到了作品首页上写我姓从，“从”“丛”二位，让读者不知我到底依附于哪个祖先。

    1987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香港。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我无意中道出了这么一句：凡是读者来信，误写了我的姓氏，我都认为那不是寄给我的信函，我无须回复。当时香港一家对内地不够友好的报纸，以此为例，在新闻报道中嘲笑了《大公报》和《新晚报》，因为在刊登采访我的文稿中，又窜改了我的姓氏，把我繁体的“從”姓改为“叢”姓。我对涂改我姓氏之举，虽然一直漠然置之，但这家报纸对此并不漠然，成了掷向《大公报》《新晚报》的一块砖头。最有意思的是：这家嘲弄写错了我姓氏报纸的报纸，还在报道中引用我那段道白，质询我对那两家错写了我姓氏的报纸，是否“张冠李戴”，不是报道我的事情。因而，掷向印错了我姓氏报纸的那块砖头，峰回路转地掷向了我——我无可逃避地被卷入其中，岂不冤哉？！

    我虽对诸如此类的错印，一直视若不见，有些编辑却写文章为我正名：我记忆中，《作家文摘》主编石湾，在什么报纸上写过专文。近日新华社一个编辑友人，又打电话告诉我，在今年9月的某天《法制日报》上，又对一些报刊上错印我的姓氏，从有损新闻出版的严重性上写了文章。我对这位友人说：“我已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这位友人对我这种宽容持有不同意见，他说：“从司法的角度讲，这种错误，带有侵犯窜改作家姓名权利的性质！”我说：“防不胜防，只当一切都没发生好了！”这是我对错印我的姓氏，一贯采取的态度。

    引发我写这篇小文的缘由，实因此种改姓错误愈演愈烈。一次接湖南文艺出版社邮寄给我的一套“乡情”“友情”“亲情”“哀情”丛书，翻开一看，我的天哪，其中选了我的八九篇散文，姓氏一律错印成丛。我心火有点上升，“叭”的一声把书掷向案旁。

    之所以如此，《读书》杂志社的奥力先生，来我家做客时告诉我，从这套丛书中看见了我的文章，并印错了姓氏。我说：“没打招呼不能收入我的文章吧，是不是你看花了眼？”奥力先生说：“我在冯亦代老先生的书架上，也看到了其中之一本，就是你写的文章。”果不其然，一切都被奥力言中。我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对姓氏权，当真宽容失度。自省之际，除写信给湖南文艺出版社讨个公道之外，还有了为捍卫自己姓氏纯洁，写一篇文章的欲求。

    我一向崇尚宽容，宽容在我眼里近似于海的臻美、山的厚重；对一个作家来说，宽容是一种博大的人格力量。但是宽容这面明镜的背面，也与“放纵”二字紧密相关。特别是时下物欲横流，一些出版物向一个“滥”字倾斜塌方之际（近日电视台报道了一些正规教材，也错漏百出，令人触目惊心），我如果再不猫学老虎吼叫一声，我将来的从姓，可能被一些编校误植成大葱的“葱”了，那将辣得我流出眼泪。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在山东威海举行的一个国际环境文学研讨会，与会者除部分大陆作家外，还有来自港台以及东南亚的知名学者和作家。疑是与我同根而生的美籍华人作家丛甦，也从美国飞来参加会议。会闲期间，她说：“你老祖先一定姓丛。”我说：“百家姓是有从氏一姓。”她说：“你能说出个ABC来吗？”于是，我讲了我祖宗的故事：远古时候我无从考据，到了西汉年代，刘邦追杀功臣韩信之时，韩信手下有一副将，姓从名公。从公率韩信残部，溃逃至山东落脚，力图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但未获成功。从此从氏后代在山东繁衍。

    “那么说，你还是古代忠良之后了？”她调侃我说。我说：“然也！”

    “可是我看报纸上，包括美国华文报纸，常把你的姓氏，误印成丛！”我说：“荒谬而不求甚解的编校，到处都有。”

    [读人读己]

    [自恋与自审]

    老李準在世的时候，让我最最感佩的一件事，是他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红极一时时，来了个超前的自我否定。他说：那是图解政策之作，你们就别再给我心上添堵了，请高抬贵手，饶了我吧！有人盘诘他说：那可是你的得奖之作，你让领导如何面对？他说：谁都不是神仙，算他们看走眼了；再不然就是他们认为文艺的功能，就是图解政策。记得，当时老李準之举，曾让文艺界有些人怏怏不快，但他却当了作家中自审的先行者，若干年后让作家们感佩至深。

    李準生前，曾一度在团结湖区与我为邻，是与我在闲聊天时向我倾吐的。本来，这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之所以记忆被唤醒了，实因在读报时看见王安忆的一则新闻。文汇报报道中说：她在2008年3月23日，与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勒·康斯坦及另一作家交谈时，身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她，竟也语出惊人，她说她获得茅盾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她写得最糟糕的作品。是出于她的谦虚，还是出于她的真实感悟？笔者没有读过她这部长篇，因而难以分辨；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声响雷；在振聋发聩之余，对她这种自我审视的人文情怀，同行和读者都刮目相看。

    我之所以有如此的认知，实因当前五颜六色的文坛，看到的多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者，即使有些作品，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指责，很少有为此而自责的作家——恰好相反，轻者以“嬉皮士”的方式自圆其说；重者则反唇相讥，双方形成“楚河汉界”——罕见有李準和王安忆那般严于自审的人。笔者自身，也曾有过这样一段文学经历：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我的一部题为《雪落黄河静无声》的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不久，就接到前辈人胡乔木同志的秘书送来乔木的一封长信，他在指正小说个别用词瑕疵之余，从主体上赞美了小说的精神光环；我正得意之时，在一家报纸上，突然读到高尔泰一篇评说该篇小说的文章，其内核正好与乔木同志的评说相反；他虽然称赞了小说营造的意境和语言表达，但从主体上否定了小说主题的时代意义。面对南辕北辙的两种声音，一个来自高端云霄，一个来自同一地平线，我该如何消化？历经心灵阵痛的自我剖析，我得出的结论是，高尔泰站在时代的前沿，他指出的正是我的思想陈腐之疤。因而我真想对高尔泰说声：“谢谢，你的手术刀虽然带血，但使我能在痴迷中清醒。”但是他不在北京工作，又不知他的确切地址，也只能揣于心中，当成一面自照的镜子了。

    也算是生活的巧合吧，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在午餐的饭桌上，我看到了他的侧影。尽管他坐在离我较远的饭桌，我还是立刻走了过去，握住他的一只手说：“我是从维熙，真诚地感谢你的文章，它让我自审后有些汗颜！”他显然也为此而动了真情，手掌有些哆嗦，连连谦逊地说：“一孔之见，很可能属于愚见……老兄这么当真，我没能想到。”他同桌多为评论界的人，见此状态忙举起酒杯，祝贺我和高尔泰的别于一般的握手。但也有人，事后批评我是过分之举。其理由是小说有人叫好有人指责，皆属天经地义的事儿——更何况此文受到了一些读者和头面人物的青睐，何必如此这般自我针砭？但是女作家张洁，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却别出心裁地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写了一篇《说说从维熙老哥》的短文，文中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她的认知：“从老哥的诚实，到了冒傻气的地步。”

    古人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作家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何以会没有精神缺失？自我量身，我虽然不是顺水浮萍式的风标作家，始终把恪守文学的真实当成第一坐标，但有时因为乱了方寸，难免也有败笔出笼。但我从自恋中攀上自审的台阶，是一个精神升华的过程，从而把自审自视看成人文行为的坐标。纵观中国文坛，能有李準和王安忆这种情怀的人可谓寥寥——正因为少，才更值得珍贵。君不见有的文化人，在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中，曾演绎过丑陋的角色，至今也没有过片言只字的忏悔。

    可笑的是，有个别自恋的作家，病态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其行为可以纳入《新笑林广记》之中。据报刊报道，某位已然做了古的老作家，在他年逾古稀即将离开人间的日子，对后人说他刚刚完成的这部长篇，发展了“曹雪芹”的什么艺术精髓，其弦外之音，不外是让后人渗透给传媒，经过“煎炒烹炸”之后，步入“经典”的艺术殿堂。这是自恋症的典型例证。殊不知文学经典的认定，不是由评奖人能定位的，也不是当代各种奖项能够赋予的，凡属真正的经典——从远古的《诗经》开始，包括唐诗宋词，直到清代的《红楼梦》——无一不是经过岁月的磨砺，最后由时间这个无情的法官来裁决的。

    因而，这个结论给评论家提出一个问卷：你是否在当代文学中滥用过“经典”这个字眼？记得，严肃的评论家阎纲，在几年前就行文阐述过文学研讨会不要开成文学“研好会”！多一些高尔泰式的评论家，像评论界的男女二李（李建军和李美皆），才能对文学有着前瞻性的启迪作用。愿中国的文化人，都能有李準和王安忆的高尚脱俗的情怀！

    2001年11月1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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