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记趣]

    “触电”已然八年多了。记得，我刚刚弃笔时，天津的大冯在电话中与我开玩笑说：“哎呀！老兄真够酷的，劳改时拿锄把的手，敲打开电脑了！”

    我说：“你是人精，弃笔之后学电脑肯定比我快。”

    “俺可不学那玩意儿。”他说。

    “为啥？”

    他说出的一番话，让我大笑不止。他说写文章先要进入键盘上的ABCD，然后再用手指敲打那些洋文字码；打个比喻，就像戴着面纱与恋人接吻，味儿怕是要减半了！冯骥才不愧是个人精中的情种，他把笔耕与电脑写作，来了个人性化的比喻，让我不得不佩服他脑袋之机敏。

    放下电话，仔细回味他的这个比喻，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文学的本质，是感情火焰升腾后引发创作灵感的爆发，从而文字如扬黄决堤一泻千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弃笔而使用电脑，在方法上多多少少是拐了个小弯，确实有失挥笔时的爽快淋漓。但静坐了片刻之后，另一种心绪顿时盘升于我的心头：其实戴着面纱接吻，也自有其朦胧之趣。据野史记载，中国第一大情种唐明皇，在华清池与杨玉环洗浴后的醉酒中，曾让贵妃以纱巾遮体，以品尝朦胧情事之滋味。何况中国古语中早有“曲径通幽”之说，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然进入电子时代，如果还迷恋“钻木取火”，硬是不去使用电灯，虽能抒发怀古之情怀，但是时间长了，怕是会渐渐成为时代痴呆“木乃伊”的。

    这是我弃笔“触电”的感悟之一。感悟之二，要博大深远多了：电脑不仅可以快速写作，减少笔耕之疲惫，一旦感到手指酸了，只要移动点一下鼠标，宇宙的大千世界立刻可以展示在你的面前。无论是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还是在地下沉睡了多年的兵马俑；抑或是田园中盛开的郁金香，以及花中之圣红玫瑰……网络像个无所不能之神，带着你远行到天之涯海之角，并帮着你寻觅你要看到的奇伟图像——该怎么说呢，网络里深藏着宇宙的大千世界。

    记得，前些天我去邮局给友人寄我出版的新书时，一位年轻的邮局工作人员询问我说：“您老这几年是不是出国了，怎么总是不见您来邮寄大宗邮件了？”我说：“鸟枪换炮了，使用上电脑之后，电子邮件取代了文稿的邮递，便很少麻烦你们邮局了！”他听了之后十分惊愕：“您老今年多大了，还能鼓捣那玩意儿？”我撩开衣襟，让他看了看我系在腰间的红腰带：“我属相为鸡，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老翁已然七十有二了！”他将信将疑地说：“都这把年纪了，您老还能玩‘现代化’？”我说：“形势逼人，不得不弃笔‘触电’了！”他指了指他桌子上的电脑，追问我说：“您老是打拼音，还是玩‘五笔’？”我伸直了我的五指：“从难从严，一步到位。”他伸直了拇指说：“您老真行，我还使用拼音敲字呢！”

    也难怪他感到惊愕，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一下子就迈入了网络世界的。依稀记得我迈进这个门槛，缘于一次与友人的闲谈。有一天，一位文坛友人提供给我一个减少吸烟的办法，那就是使用电脑行文。我茫然不知其意，问他为何能有此神奇作用，他对我秘而不宣，让我在实践中自寻答案。我当真用上电脑之后，这个奥秘便不解自破了：敲打键盘无法像笔耕那般，左手拿烟右手挥笔，它要你两只手同时上阵，因而腾不出手来拿烟了。此其一也。其二，你想把烟夹在唇间倒是可以，但又无法解决烟灰向键盘里飞落的问题。真妙！进入网络还能解决我烟不离嘴的问题，有助于我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感触最深的是，过去的笔耕年代，我好像走在一条文学的单行道上，写作与网络并轨之后，则如同走上了一座文学的立交桥。轻轻移动鼠标，自己与友人们的创作现状——包括社会群体对你的评说，都呈现在你面前了。这些评说中虽然不乏插科打诨的戏说之类，给你提供了“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的警觉；但也有一些评说，当真要比一些两眼只认识“红包”的评论家的“轴承”舌头，要淋漓爽透得多。因而，我感谢科学为文学构筑起来的文化立交桥，它不仅能让作家高瞻远瞩，激励自我奋发的求新之志；网络还像是一面镜子，供一些有自视自审心愿的智者，自照污垢之后，在行文和做人方面，有一个完美和全新的追求！

    2006年9月20日

    [笔缘]

    人有人缘。笔有笔缘。人行东、西、南、北、中，常常是受理性的支配；而游刃于稿纸上的笔锋，则常常受感情的召唤。每每下笔行文时，思绪在大地与天宇之间、在茫茫人海的悲喜人生之间穿梭，于是文字像涓涓之水，汇成了或悲或喜，或悲喜交加的一条条的河流。在这样的大河里行舟、冲浪或戏水，其乐无穷。

    回眸文学少年时，常被文学弄得如痴如呆；待如痴如呆的状态过后，便有了勾勒某种意境的强烈冲动，于是拿起笔来胡涂乱抹，简单地说，这就是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成因。如果再仔细推敲一番，成因中含有内因外因两个因素：内因不外是指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学基因而言。一块石板，天上的雨水再大，只能从它的体躯上空流而过；一块海绵，则能把雨露甘霖本能地吸吮入身；一片带电的云，当天空放电时，可以听到雷鸣电闪交响乐的奇伟雄浑；如果是一棵与艺术绝缘的枯木，无论是多么雄伟的大自然的乐章，也如同子虚乌有。当然，石板与枯木，可以成为城市大厦的一块地基，或是高楼上的一叶木窗，它们同样是有益于生活的建筑材料——它们可以与文学成为朋友，而成不了文学自身中的一个。

    外因也是不能忽略的成因之一。比如，我青年时代非常痴迷于钢琴，也喜欢打篮球——但我学钢琴指骨太短，打球又是五短身材——外因制约了我的另外两种爱好，文学写作便成了我无可逃避的唯一初恋情人——这种彼此相吸，几乎没有经过理智的筛选，完全是出自本能的驱使。因此可以说，我最初的写作，只是抒发自己的一种情绪，我希望那些情绪性的文字，能编织成为一种我要表达的意境。仅此而已。之所以如此，不是没有来由的——年轻时我崇敬俄国的屠格涅夫，他的《白净草原》《猎人笔记》以及他许多小说（如《罗亭》《前夜》《贵族之家》）也都形成屠氏所特有的艺术氛围。在我看来，中国唯一具有那种淡雅诗情的小说家，只有沈从文和孙犁二人——而沈从文的作品，多以湘西风情为背景；我是北方农村长大的娃子，孙犁笔下的人物风情，对我来说都似曾相识，这又决定了我自然而然地向孙犁风格倾斜。这可能是我初涉文学园地时，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进入了以抒情为写作文本的根本原因吧！因而20个世纪50年代初涉文坛时涂鸦出版的三本书，无论是散文集《七月雨》、短篇集《曙光升起的早晨》，还是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既是我温婉童真梦境的再现，又是我追随孙犁风格的写真。

    这只是我最初涉猎社会时的文学追求。后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从云间坠入谷底的变化，始自1957年，我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这二十年的苦难生活，对我思想的影响大于TNT炸药——生活的巨大转型，不能不使我对文学的功能，做一次新的认知。这就是我在1979年复出之后，写出来的一系列劳改生活作品的原因。用不着去仔细研究，仅从它所表现的题材领域，就能察觉出我已非我——文学青年时代的我已然不再，随着额头皱纹的不断加深，我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似都有了有别于青年时代的理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两部大书，是我在“大墙”岁月中，和我相伴相依的两个精神图腾，除了给予我生存下去的火光之外，还激励我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因而，无论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获全国第一、二届中篇小说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还是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的《第十个弹孔》——包括获得北京长篇小说奖的《北国草》之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找到浓郁的历史苦难色泽。这是因为我生活的主轴发生了变化，笔锋无可逃避地向人世间的悲情倾斜。

    中国有一句民间谚语，似能为这种笔锋的转化找到依据：谁道人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二十年后的我，已非童真年代的我——浪里白头的我，文学视觉本能地转向我经历的风与浪。

    前者是文学。

    后者也是文学。

    文学的包容量，是非常广阔而博大的。但不管文学的矿山有多少，作家只侧重于开采自己最熟悉、感悟最深的那一座矿山。它像是你的影子，招之即来与你对话，于是在电脑屏幕上，重现你昔日感悟到的一切。

    我非天才。

    亦非蠢材。

    月亮有圆月与蚀月之时，将此哲理伸延到社会，那就是曲里拐弯的历史。我既为月圆而歌，也为月残而泣——因为我深爱生我养我的中华大地。以此构成我的写作方程式是：笔随生活原色而动，以不愧对天地良心。

    2009年9月于北京

    [别了，百花杀手——岁末情话]

    羊年将至，家乡父老送来了一盆开着三色杜鹃的花树，说是祝贺年节的礼物。

    按说我是不该接受这盆花的。我是个爱花养不活花儿的人，昔日许多花卉，如君子兰、龟背竹、南方橘、无花果……都夭折在我的疏忽之中。因而楼里有一个养花老者，送了我一个“百花杀手”的雅号。试想，一个戴着这顶帽子的人，面对着来自故土的名贵花草，心里忐忑不安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乡情浓于酒，我的肌肤与骨骼与他们同铸于冀东的大山山麓——我能推却一切馈赠，却无法冷却魂梦萦绕的乡情。所以我收下了这盆花树，并向乡亲们询及了养好这盆花的技能。待乡亲们走了，我立刻把这盆杜鹃，摆在了书房向阳的窗台——因为乡亲们说了，这花不能没有阳光的照射。

    在冬日的阳光下，这盆花树的确很美。出自园艺高手嫁接之功，三个花枝上接出三色花朵：浅红的花瓣，如少女轻施粉黛；深红的花蕾，艳如时尚模特嘴上的红唇；那紫红色的花冠，娇如古典美人头上夺目的钗环。如果以文学中的各种“主义”来解析她，它包容了古典、现实和梦幻般的色泽。童年我是在家乡度过的，童真的梦境中曾无数次地出现过花河、花船、花树、花花媳妇、花花轿子、花花房子……但那都是孩提时代的童梦，那梦像是万花筒一般，萦绕于子夜的鸡啼声中。但那些幻影中的海市蜃楼，离我的乡土十分遥远。我的故园在河北玉田，县志中记载县名来源于晋时一位仙翁在山上“种石成玉”，故而得名玉田。但这只是神话传说，家乡几十万父老乡亲，没有一个人从地里挖出过一块玉石来。儿时，我像头小马驹一般奔跑嬉戏于她的胸腹之间，也从没有捡到过一块透明的石头。山坡上倒是有一些林木果园，但是无论是什么果树上结下的果子，都酸涩得能让人流出眼泪。因而这棵三色花树，不仅让我想到文苑百景，还让我想到非文学的历史经纬。家乡几万人过去都忙于糊口，没有培植花木美化生活的人，而今家乡的花草，已然摆进了五星级饭店。

    因为这盆花树，似梦而又非梦，我想我该把这盆花树养好。写作之余，给这棵花树浇水，成了我的特定工作。一天，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来谈书稿问题，看见了这盆三色花树，赞不绝口之余，惊异地看看我说：“你进步不小，过去你是不养花的，冬天你倒是有一盆花，好像是‘死不了’。”我说那不是我有意养的花，有一天不知从哪儿飞来几粒花籽，落在我一个花盆里，那个枯干的花盆里的土块，都干裂成一道道口子，她还是开出一朵朵小白花。我历经九难而不死，“死不了”与我有缘分，找我做伴来了，它不需要浇水，也不需要施肥，堪称是我的生命花。我说我天生不是护花使者，怕是养不好新来的这位三色小姐，因为这花来自家乡，我也只好舍命陪美人儿了。

    那位友人笑了好一阵子，辞行前对我调侃地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细心照顾‘她’就是了，右派的帽子能摘，‘百花杀手’的帽子，大概也能摘掉！”我说。

    这三色小姐好像是有意考验我似的，第二天我从写作间过来看花时，把我吓了一跳：满树的花，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花儿亭亭玉立，另一部分花儿变成了坠地的落红。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水是按时浇的，肥是按时施的；为了给它增加养料，我还把一筒啤酒浇在花盆里。情急之下，我找来了楼里的养花老人，他围着花盆转了转，对我说道：“老弟，你真是造孽，浇啤酒要先放走酒气，你是不是打开筒盖立刻就倒进花盆了？”

    “是啊，家乡人告诉我要浇些啤酒的。连那些啤酒，也都是乡亲带来的。”说过这话以后，我的脸便红涨起来，我记起乡亲告诉过我，家乡的啤酒为十二度，浇花前必须先打开筒盖，让酒精蒸发一天，然后才能倒进花盆。

    我又错了！过去那些名花，死于我的疏忽，这次我重复了粗心大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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