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我的析梦似乎找到了更为充足的依据。山溪对面的那片百花园地，可以破译为文苑的象征。巴老赤足涉水过河，是想去浇花、护花，并去修剪那些野花旁的杂草。难道不是吗？！
析梦至此，我不禁独自哑然失笑。梦里的我，为什么要扯住巴老的衣袖呢？我该做的事情，是把手杖递给老人，我充当老人的另一只手杖搀扶着巴老一步一步地涉过山溪。因为溪水对岸的郁金香、野玫瑰、紫罗兰、黄杜鹃的色泽十分诱人；巴老那芦花放白似的散乱头发，飘在百花丛中，一定是一幅人间的独特风景……
1994年底于北京
[上海拾梦]
站在十七层高楼的窗口眺望上海，除了那一排排梧桐还保留了一点昔日上海的风姿之外，她在我面前，当真变得美丽而陌生了。
大概还是在1979年的仲夏，我在上海有月把光景。当时我给“上影”改一个电影剧本，住在一个长满梧桐的小巷。一别就是十七个春秋，今年5月我由长江归来，在上海停留一夜，行色匆匆，第二天就乘飞机返回了北京，因而只是与上海擦肩而过，没有能感悟到上海的变化。8月盛夏，再来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既是一次“下马观花”，又有了一次旧梦重温的机缘。
我自喻为一片北国的飞雪，一株北国的野草，在感情上常常与黄浦江畔的上海滩，存在着一种地域文化的距离感。但是仔细想来，依附于我灵肉中的文学生命，却与上海有着比北京更为深厚的血缘关系。5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稚嫩的文学青年的时候，我的三本集子（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派编辑北上京城，与我签订了出书和约稿合同，使我这棵文学苗苗，能成为一棵文学丛林中的小树。
当时的三本书，大约拿到了八千多元的稿酬。我之所以提及这个阿拉伯数字，实因它支撑我和我原来的妻子，在后来的艰苦劳改岁月中，渡过了相当多的生活难关。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的大饥饿年代里，不仅要靠这些钱给我和前妻一次次地往劳改队背运食品；加上1957年我们还留给老人身边一个孩子，她与孙子一老一小也要生存，如果没有那三本书的稿酬支撑，这一老一小怕是连讨饭也找不到庙门。因而，这可以算上海留给我永生难忘的第一个最为实际的有情之梦——当时物价很低，萝卜、白菜才两分钱一斤，大米的价格不过二角钱左右——所以，这次来上海签名售书时，在上海作协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会上，我诚挚地向罗洛同志（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谢意。
历史到了1978年，刚刚结束劳改生涯的我，孤鸟般暂时栖身于山西临汾地区文联。二十年的底层生活，虽然使我在文学素材的占有上成为富翁，但当时的历史并没有赋予我发表作品的权利。可是就在为右派冤案平反的文件下达之前，主持《上海文学》的唐铁海、赵自同志，在该年5月号上居然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女瓦斯员》。编辑部的超前意识，使我提前亮相。1957年至1978年，时隔二十一年的沉沦岁月之后，我这个北京的作家，却是在上海刊物上复出的。之后，便是1979年发表在《收获》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以其超人的勇气，在“两个凡是”的阴霾之中，发表了我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小说在全国爆响以后，我写信给李小林同志说：我是一株已然枯萎了的禾苗，是《收获》这块沃土，使我的文学生命死而复生的。
梦！
上海给我留下了始自青年时代，到文学新时期复苏的一个个有情之梦！
此次来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可以说是在旧梦之中续接上了新梦。上海的巨大变化，无须我赘言，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上海人对文化追求的狂热。在北京曾举办过多少次图书节了，虽然一切都显得十分有条理，读者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但在这井井有条之中，显出一种与北京文化古都不太相称的冷寂。当我驱车奔赴图书展厅时，我首先为那些在骄阳下排起长队，只为购得一张入场门票的读者而深深感动。他们有的撑着遮阳伞，有的手里牵着孩子，长蛇般的队伍排出有一里地远。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中杰英的剧作《北京大爷》，随着历史的发展，北京与上海之间，似乎发生了文化错位。
走进图书展厅，顿感热浪扑面，空调仿佛失去了作用，拥挤的读者喷吐出来的热气，已与空调的冷气中和，成了人们脸上的汗珠。我和王蒙、燕祥、抗抗、晓声以及上海作家赵丽宏的售书桌前，被围得水泄不通。尽管有护栏绳间隔，有警察维持秩序，但热情的上海读者，已使这些制约措施失效。
使我深深动情的是，在我埋头为读者签名之际，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哪位读者，给我小桌上留下一张字条。上写：“我是你的忠实读者，因为你作品中展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我要向你进言忠告，你吸烟太多了，一些报刊上刊出你的照片中，几乎没有一张是手里没有拿着香烟的。请你千万自珍自重。”这张字条上湿淋淋的，上边沾满汗渍，待我想答谢这位读者的忠告时，后边的读者又把书摆在我的面前。至今，我也没有看到这位读者的面孔，只好通过此文，向这位读者表示谢意了。我想告诉他，对于一个有四十一年烟龄历史的老烟民来说，戒烟相当困难，但我一定要减少吸烟，以不负这位上海读者对我的特殊厚爱。
过了会儿，我小桌上又出现了一封信，我忙里偷闲地打开一看，是家住在上海天平路75弄的一位读者写的，信中大意是请求我为他解难：1996年1月这位名叫俞宗樾的读者偕夫人去美国佛罗里达州迪斯尼乐园游览。行前，他从一位眼科专家倪大夫手里借来一册拙作《走向混沌》，不料此书在旅途上遗失，而此书又是倪大夫珍藏之书，不能不还，俞先生归国后，为找这本书，先后向书商和书店以及此书的出版单位写信，都杳无回音。图书节期间，他从报纸上读到我来上海售书的消息，便直接赶到售书现场来了。但很遗憾，待我拆读这封信时，俞先生已然不知被人浪涌到了哪个角落。没时间询问，也没时间寻找，因为在我读信之间隙，已有几个读者持书待签。
更有意思的是，购书的群落中，出现了我的两个昔日“同窗”。在那个人人皆知的年月，他们与我一块儿每天持锹“修理地球”。我本来应当送给他俩书的，但是直到我签名时才发现了他们。他俩想邀我售书后在上海小聚一下，叙叙往日苦难情谊。但我们来上海时是买的往返机票，售书之后要马不停蹄地赶赴机场，因而不能不留下“相聚就是分手”的遗憾。天上的月亮有圆有缺，月缺总比月圆时多，但我们总算在上海的人海与书海中见了一面，给彼此多少留下一点情感上的安慰。这也算是我在上海拾梦的情梦之一吧！
返京后第三天，我用挂号给那位叫俞宗樾的读者寄出了《走向混沌》。之所以如此急切，实因这位读者之情切——一本描写昔日知识分子在漫漫驿路上跋涉之作，他能穿洋过海带到美国去读，此情不能不答。俞先生在信尾还留有他上海的电话号码，书寄出后，我拨通他家的电话，原来俞宗樾是一位老者，在他和他夫人连连表示感谢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河之水，从眼眶中涌了出来……
我想，这泪水大概是上海情韵在我内心燃烧的结晶吧！
[五十感怀]
记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在《北京日报》当记者时，曾是法国罗曼·罗兰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热心读者。不仅我爱读此书，漫画家王复羊也是此书的知音。我们又是同居于东总布胡同的一个单身宿舍内的好友，在上下班的路上，便有了谈论此书的时机。时隔多年，许多交谈都已淡忘，但是有一个话题，却一直牢记于怀：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大意如下的哲理性的情节，一个圣者背着一个孩子过河，圣者觉得背负越来越重，直到过了河，那位圣者与那个孩子对话时，孩子告知他说，你背过来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当时，我和复羊都破译过此寓言的含意，但是没有找到解答。多少年过去了，当90年代初，有一次复羊来我家做客时，我们在闲聊时旧话重提，似乎找到了中国的圣者，那就是背负着一个沉重时代，扭转了中国命运的世纪伟人邓小平。
沉重的时代是指新中国走过的弯路而言：始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内斗内耗十年的“文革”，浪费了近二十年的宝贵时间，待到“文革”暗夜结束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国民经济滑坡到了崩溃的边缘。“力挽狂澜于既倒”，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棘手的事情，而邓小平以其超凡的坚毅，率领全民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此新中国成立五十年大庆之际，我对这一认知深入骨髓。之所以如此，因为我是一个“三中全会”的受益者，中国千百万血肉生灵——上自正直的高层干部，下至贫困的庶民百姓，都是在“三中全会”的春风中得以再生的。
近日，新中国五十岁生日来临之际，我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中国》文献纪实片，重温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辉煌成就。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在拨乱反正的那集文献片中，发现了我的一个镜头。镜头下的我，坐在写字台前，正在苦苦耕耘。最初我已忘记了那是我什么时候的形影，仔细回忆才记起来，那是1979年刚刚回归文学队伍的我——因为我也曾是个被流放到最底层的贱民，在历史旋风中像蒲公英随风飘飞，像野浮萍随波逐流而不知归处，在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火车头在拐弯时，我搭上了那挂列车回到了北京。
1979年冬，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新闻电影制片厂开拍一部文学艺术界拨乱反正的影片，镜头便追踪到一些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身上。我记忆中有丁玲，另一个就是我。在会上拍了些镜头似还不能表达“死而后生”者的心境，便特意把我拉到我的家——当时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那间小屋。记得，当时摄影师进屋后就为难起来，因为当时我一家四口还分别住在双层铺位上，而室内空间又小，摄影师无法站直身子调整镜头焦距，最后摄影师不得不爬到二层铺位上，才能把镜头对准我那张写作的木桌。是的，一个在东西南北漂泊了二十年的归来者，室内的寒酸是可想而知的。但我这颗草籽毕竟是被吹回来了，而且不是空手而归，带回来的是中国土地原色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一般作家所能获取的。记得，前辈人孙犁，曾为此写信给我，说单从文学的角度讲，我的得大于失。但是我想说的是，要是没有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大地上的定位，谁给我们这些人再一次拿笔写作的权利？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是一两个文化人遭到厄运，而是一批一批爱国的文化人像天上的流星陨落一般，飘落到天之涯、海之角。此时此刻，他们都归位到文代会的会堂来了，因而在那次有特殊意义的文代会上，我永生难忘的是，当邓小平同志刚刚出现在讲坛，台下的人自动站了起来，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小平同志挥动双手，让代表们落座，但是那一刻人们似乎已无法平息心中积蓄下冰与火交融在一起的感情，掌声久久没有回落下来——直到大会主持人用扩音器，叫代表们坐下，宣布大会开幕为止。当时不少代表，为之泪落，我也是泪水洗面的一个。
当此庆祝新中国五十周年华诞之时，我还想起了缔造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以及主帅毛泽东，更怀念已然与世长辞了的邓小平。百感丛生之际，我遥记起在《北京日报》佩戴着记者的红绸布条，采访国庆天安门的青年时代。与此同时，我记起了罗曼·罗兰笔下的那位圣者。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时代过河。
2005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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