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国人头脑中典型的奴才肖像，常常是影视屏幕上的太监。他面对龙椅上的圣上，总是千篇一律的跪姿、千篇一律的语言：“奴才请旨，皇上圣明——”当皇帝下达圣旨后，他谢恩也总是一个模式：“嗻——”的一声，然后领旨而去。这样的奴才肖像太直白了，其实自古至今，奴才的形象并非如此下贱——正好相反，许多奴才的肖像，并不都像下贱的瘪三，比如甘心给侵华日军当一号汉奸的汪精卫，尽管效力于日本人的鞍前马后，但还是西装革履趾高气扬，一副要续演古代神话“精卫填海”的架势。因而，我们在区分人才与奴才的界河时，还不能以衣冠和爵位为镜，而是要以他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境界为尺。
人才与奴才是个世界性的永恒话题。麦克阿瑟只不过为我们打开了纷繁世界的一叶天窗。从这叶天窗里，我们既可咀嚼历史，也可以净化自我心灵。值得每个人才自问的是，在社会这个大磨盘的磨砺下，你到底是人才还是成了奴才？抑或已然变性为人才与奴才之间的“二尾子？人活在世上，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具有大脑的思维，而思维驱使的异同，既使人能退化成两条腿的动物奴才，也可以让人永具独立思考精神的精英——当然，嬗变成“二尾子”的系数最大——这是麦克阿瑟的自白，对于全人类的启迪。
2014夏日于书斋
[居京琐记]
[雪夜情思]
窗外飞落着鹅毛大雪。不知为什么，每每望见天空中的雪花，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北大荒冰铺雪盖的银色世界。
在二十多年之前，我曾先后两次到北大荒深入生活，我爱听荒地上报春百灵的歌唱，我爱看夏天北大荒上空变幻着的云朵，我尤其喜欢看秋天的白桦树林，更爱严冬北大荒飘落的银雪……特别使我难以忘却的，还是在冰天雪地上战斗的年轻拓荒者。
那个脸膛黝黑、浑身充满虎虎生气的小伙——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杨华，是我在荒地上结识的第一个朋友。记得，我们抵达萝北县委所在地——凤翔镇时，天已经昏黑，杨华帮我扛着冬装，领着我连夜向距离凤翔十八里的青年屯进发。
一轮橙红色的圆月，从茫茫草海里冉冉升起。我问他：
“这儿月亮怎么这个颜色？”
“是和在北京看月亮不一样。”他答非所问地说。
“草原上的月亮，怎么显得这么大？”
“是啊！就这么大。”
他，不善谈吐，却是个身体力行的人。垦荒队员们把他比喻成一个炉子，外表冰冷，心膛里热。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扶着六匹野马拉着的铧犁开荒时，荒地上的百年老树的枯根，震裂了他的虎口，他不吭一声，用手绢缠上渗血的手掌，继续扶犁。就是这个无比坚毅的汉子，在动荡的年月，许多知青当了“飞鸽”，纷纷返回城市时，他把老婆孩子从北京接到了北大荒，叫一家大小都变成了北大荒人。岁月已经流逝过去二十几个年头了，他当了农场的副场长；虽然面容苍老了许多，但那颗心灵还是那么年轻。我，深深地怀念我这位北大荒的朋友。
第二个使我思念的是垦荒队中的小尾巴——十五岁的小姑娘符琼惠。她两只眼睛圆溜溜的，就像是两粒葡萄珠儿，镶嵌在她长长的睫毛之间。她本是海南岛来北京探亲的，但她坚决要求参加北京青年垦荒队，被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于是这个在海滨沙滩上赤着脚丫奔跑，张开两臂迎接海上落日和归帆的小小人儿，便和几十名大哥哥大姐姐，坐上火车横穿了半个中国，从祖国的“南极”到了“北极”，当了一名小垦荒兵。
这个小姑娘很爱美，记得我和她初见时，虽然是夏末秋初，但她乌黑的发鬓上插着一朵荒地上的无名野花。她是垦荒队的小火头军，灶膛喷出的火苗，映红了她那张充满孩子气的脸。我问她说：
“小符，这叫什么花儿？”
她用力咬着下嘴唇，想装成小大人的样子，但到底也没能绷住那张娃娃脸，“扑哧”一声笑了，摇摇头，表示她不知道头上野花的名字。
“这儿比你南方的家乡怎么样？”我又问道。
她用南腔北调的混合腔回答我说：“那儿有浪花和海鸥，这儿有狗熊和‘大烟泡’，可这儿真美，你看——”她指了指苍翠欲滴的骑马架山，和山前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草原，充满了深爱之情。
说实在的，我很担心这个南方小姑娘，吃不了北大荒的苦，担心她有朝一日，会像大雁南归那样，离开她战斗的岗位。可是正好和我想象的相反，小姑娘当了“永久”牌的垦荒队员。二十多个寒暑春秋，她经历了北国风霜雨雪的严峻考验，现在已经是边陲上一所中学的教师，并且当了孩子的妈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使人心醉而又甜蜜的一个镜头：那是一个雪后乍晴的上午，我拄着一根打狼的棍子，去探望那些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骑马架山上伐木的垦荒队员。我走进帐篷之后，发现大通铺上的被褥几乎都是湿的，姑娘们窥见了我的目光，都笑了起来。
我奇怪地问：“哎，笑什么？”
一个胖胖圆脸庞的姑娘叫李淑香，瞥了一眼小伙子们说：“这些没出息的小伙子，都有尿炕的习惯……”
姑娘们放声大笑，小伙子们当即进行辟谣。原来昨天夜里一场暴风雪，帐篷被掀去了上盖儿，劳累了一天的伐木队员，竟没有一个人醒过来。黎明时分，一个姑娘催他们起床时，惊叫了一嗓子，就愣在了男帐篷外边，因为这些小伙子都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雪地里，各色的花被，一律变成雪白，真是铺冰盖雪了。姑娘的尖叫，虽然把小伙子们惊醒过来，但是谁也直不起身子——他们的被褥都冻成冰团儿了，因而不得不请姑娘们帮忙，先用棍棒敲打掉冰雪，然后他们才能从被窝里坐起身来，这就是棉被上一片片水痕的来源！
多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用心中灼热的火，融化着北大荒的严冰，他们是祖国第一代天之骄子，为千万后来人做出了表率。当这北京飞雪的静静夜晚，那团团白雪，激起了我对这些年轻朋友的情思。
我怀念他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我要用笔抒写他们，为这些灵魂纯洁得如同白雪一样的拓荒者塑像……
1982年初深夜两点于北京
[津门拾旧]
我和津门的缘分渊源颇远。我的文学生命始于津门，这无须多说。当时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使一颗并无多大才情的种子萌芽出土。此为四十年前之“旧”，使我终生难忘！
之后，我在二十多年劳改驿站上，以停留在津北茶淀农场的时间为最长久。间或被队长批准回家探望老母幼子，京山线的火车屡屡穿津门而过。我隔窗凝望白天或夜晚的津门，常自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无缘再与“津门”在文学上联姻，一个囚徒无颜见老师孙犁、邹明……
为了考验自己在严酷日子里的生存能力，在60年代中后期，我在汉沽购置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无处不响的“永久牌”破自行车。从此，每次回京便舍弃火车，而骑着这辆破车；少了铁轨对车轮去向的约束，我相对地获得了一点出入津门的自由。有那么几次，我黎明即起，通过茶淀农场西南方向的金钟河水闸，舍弃奔杨村回京之捷径，而绕路津门。此舍近而求远之举，一为锻造自己“马拉松”之毅力——受理性和意志支配；二则纯属旧情难以割舍，骑车穿行津门一次，以填补文学生命早夭后的精神空虚。
有一次，我几乎做出荒唐之行径来：破车在天津日报社门口转悠了一阵之后，居然产生了想去探望一下孙犁的念头。一个身穿四兜中山装的干部，告诉了我孙犁同志住处就在对面，我当真推着破车走了过去。闪念产生于一瞬间，闪念也消失于一刹那。一个被送进囚笼的囚徒，突然闯进孙犁家中，会不会给前辈作家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当时正是“斗斗斗斗”的年代，津门的墙壁上，到处残留着“油烹”“刀铡”一类血淋淋的标语；我那辆没闸的破车，刚进津门，就小心翼翼地擦着马路牙子而行，唯恐被津门警察发现，此时怎敢把这辆破车停于院门之外，而破帽遮颜地去闯孙犁同志的家宅呢？！
我走了。
又回来。
“矛”和“盾”几次交锋，还是“盾牌”折断了我的矛——我回首张望了几眼孙犁同志住着的房屋，在极度失意中怏怏而去。我想，这还是我和孙犁同志的缘分太薄，如果灵犀相通，在我徘徊于孙犁同志门侧时，孙犁同志会受到意念的支配，到楼门口来遛弯儿的。那么，就会不期而遇。当然，这是唯心的幻觉……
二十多年后的1988年冬天，我才第一次去孙犁同志的家。那是康濯同志从湖南来北京，约我陪他去看孙犁同志的。那天天气很冷，孙犁同志客厅的室温，大概只有10摄氏度左右，因而大家都没脱下大衣，我对孙犁同志提起路过其家门而不敢入的往事，康濯同志插嘴说：“你就该进来！至少还可以吃顿饭，解决你的‘马拉松’之饥嘛！”孙犁同志则笑笑说道：“不一定，‘文革’中有一段日子，我不在天津，维熙要是扑了个空，心里会更难过的！”记得，那天孙犁同志买了烧饼来，副食是几盘素菜，喝的是粥还是菜汤，我已无从记忆了。但孙犁同志家中之冷以及师友们相聚之热，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因为就在离开孙犁同志家之后的归途上，康濯同志的哮喘病犯了，他靠在天津火车站通往站台的甬道上，面色铁青，连连喘息不止，我和康濯同志的秘书架着他的胳膊刚刚爬上火车，火车就缓缓驶动了，待康濯同志喘上那口气来，说了一句我难忘的话：“孙犁同志太经冻了，在恪守清贫上，他颇有古代文人的品格。”我说：“大概这是视仕途如浮云的作家，都应有的品格。古代不是有‘九儒十丐’之名次排列吗？如不趋炎附势，则要准备承受黄昏斜阳时的冷清！”
这话对吗？
当然，我和津门文苑的情谊，在新时期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不仅仅限于孙犁同志。子龙先生主编《天津文学》期间向我索稿，记载我劳改生涯的《背纤行》（《走向混沌》下篇）就发表在该刊。1992年岁首，骥才兄邀我参观在天津举办的“杨柳青国际年画展”，我扔下苦耕之笔，再次前往津门。此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画展本身，而是津门的文艺热浪——当时正是文艺滑向低谷、百花凋零的暮冬早春，骥才兄一声呼，在北京难以聚会的众多文艺贤德，竟然能云集到京城之外的津门，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之事。
记得，那天下午的安排，是参观梨园剧场。其江南式的戏楼建筑，固然使人大开眼界，而使我更为振奋的是戏楼台子上那块牌匾。骥才告诉我，那是孙中山先生北伐时在天津留下的墨迹，上题：熏风南来。
我对骥才兄说：“听说了吗，小平同志将南巡特区？”
“什么意思！”骥才善于装傻充愣。
“熏风南来嘛！”我说，“当代文学中心已经南移，难道你是瞎子？”
“你是说会有个‘北伐’？”
“这个词用得不合适。”我说，“能有个‘熏风南来’，文学艺术可能会重新萌发生机！”
是寓言？是巧合？还是出于对历史潮向的感知和悟性？而今每每想起小平同志的南行讲话时，我必然想起津门那座戏楼……
1992年9月24日匆匆于北京
[津门来客]
对这位老先生的名字，我已无从回忆了，因为他没有留下时尚流行的名片。我能忆起的，老先生是一位退休了的高中语文教师。那正是三九的严寒冬日，他穿着一件短身棉大衣，头戴一顶带耳扇的条绒棉帽，由于那天刮着五六级的北风，打开防盗铁门请老先生进来的瞬间，我看见他方方正正的脸颊和鼻尖，被冻得通红通红，鼻孔下有两条清鼻涕，粘在他没有刮净的胡子茬儿上。
平日，我是不接待不经预约突然而至的来访者的——经过二十年囚窗生活的我，脑瓜里时刻记住平民百姓是至圣贤达，以警示自己成为文学群体中的贵族阶层；我之所以铁下心来，不接待不速之客，实因三教九流的来访者，把我的写作时间撕得粉碎，使我欲静其心而不能。我又属于惜时如命的拼命三郎性格，许多向稿纸方格格中倾吐的人生感悟，还锁在腹中急待喷发，因而不得不亏待那些来访的“贤达”。津门这位老先生是个例外，因为老先生前几天已然来过了一次，正逢我去开会，这是老先生第二次来访了。
妻说：“老先生是个学究型的人，态度挺认真的，我请他到屋子里暖了暖手脚，喝了杯热茶，你开会久久不归，我想留老先生在家吃顿便饭再走，老先生死活不吃。”
妻又说：“老先生要编一本什么书，其中收进你的一篇东西，他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从天津特意来北京会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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