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父亲理发去了。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气很热，夏天还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户上。我想象那天父亲照例把衣领整理得十分逻辑与理性，十分合乎社会公德，与守门人谈了几句关于修理自来水管的话，然后踏着地上老槐树的白色花瓣，从容地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寻人的申报，但一连数天没给任何消息。妈妈便自己去寻找，搜寻一切不怀好意的地方，比方铁轨或水井。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挂着漂亮的耳环，有的嘴里镶了金牙，有的脸上凝固某种对邻居或亲人的愤愤不已，但他们都很陌生，不是妈妈搜寻的目标。那是一个人口突然减少的季节，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而是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而这场风暴将来终究会被遗忘或者误忆。
人们兴高采烈地竞相揭发和游行，连我也同样处于激动和亢奋之中，以至我父亲去理发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一连数天在外地享受革命学生的免费旅行，到处观看大字报和标语。
看见母亲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归来，父亲单位上好些面孔总浮出一丝胜券在握的微笑。其实，他们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遗书，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说他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等等。他死到临头还那样语词简洁语法严谨标点准确。但那样一张纸，哄得过那些经常做体操又经常吃补药的同事吗？那些我一直称为伯伯阿姨的面孔，都满脸深刻、机警、大智大慧，竞相把每一声咳嗽都制作得底气十足老沉练达和意味无穷。他们轮番来启发我们全家：你父亲的哲学课和语法课都讲得很好，这样个聪明人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自杀呢？不不不，你们得仔细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不可能到什么朋友那里去了吗？比方说，在美国或者台湾是不是有朋友？……
这样启发的时候，伯伯们和阿姨们总是对我和善地微笑，期待着我热泪盈眶，然后勇敢坦白与父亲的合谋。
妈妈惊恐地叫起来：“不会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钱，他绝不可能叛党叛国……”
“为什么总没找到尸体呢？”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他难道蒸发了不成？”
他们一针见血。
尸体便成为了一个问题。没有它，悬案就没有结论，我们就摆脱不了同案合谋的嫌疑，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们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戏还在后头，真相总要大白，事实一定胜于雄辩。这使我们突然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
妈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一丝丝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来。“人又不是一根针。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个影子吧？”
她诅咒父亲：“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干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儿女都小，你不要糟践他们呀，不要拖累他们呀。这院子里有井，家里有电线，街上有汽车，药店里有安眠药，哪里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呵——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他们仍然沉着地看报纸和熬药，沉着地扫地和洗衣，乘凉时把蚊虫拍打得叭叭响，且看这妇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听来，那夜里此起彼落的叭叭叭，似乎是欢呼新生活开始的从容鼓掌。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寻找计划。她拉上姑姑，每天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带上遮阳的草帽和蒲扇，两人手挽着手坚定出发。我在家里做饭，等待她们回来。在我几乎绝望以后的那一天，妈妈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异样的光辉。左邻右舍也闻风涌入我家，挤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动。“找到了么？”“找到了么？”……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妈。她头一扭，根本不理睬这些家伙。姑姑则小心地说，她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访到了一位农妇。农妇说一个多月前岸边曾漂来一具男尸。妈妈与姑姑随着农妇的引导，找到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一时找不到工具，两人就用手指去抠。不过几分钟，妈妈就抠到了泥土下一个她所熟悉的衣角，还抠到了一张满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个男人曾恨恨地把这个世界咬了一口？
“怎么断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没有来自美国或台湾的电报。
母亲神色激动地宣布，断什么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时间，有当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还有什么屁放吗？他死了！死了！
妈妈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右边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趾头。她用胜利者的眼光扫视那些面孔，看他们如何躲躲闪闪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迟到的同情，看他们等候多时之后沮丧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妈妈赢了。
大姐哭起来了。
大哥哭起来了。
妈妈也哭了。我们全家有了理直气壮哭泣的权利。我们哭得如释重负安心落意乃至有些兴高采烈——哭声是确证父亲已经死亡的凯旋与庆祝。
但父亲永远不再有了。他消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这就是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洗完碗喝茶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天气或谈论邻居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上厕所或去浴室的时候，他不再有了。在我们的一切时刻，他不再有了。
二
父亲是否真正死了，其实我总是疑惑。
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语法严谨地阐述党报社论以及谴责自己的过错，但他就不可能在别的一扇窗子后凝望？或在远方的一条街道上行走吗？不在并不一定是消失。以前他出去讲课，开会，下乡支农，都不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奇怪。“不在”为什么就必定是“死去”？一九八八年，我乘船渡海迁居海南岛的时候，一九九一年我乘机飞离国门看窗外大地唰唰唰滑落的时候，还在困惑于这个问题。似乎我在轮船和飞机指向的前方，还可以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和慌乱，当时我应该跟着母亲和姑姑去河滩上迁坟。那样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据，证明陌生河滩上的陌生死者，并非我父亲。
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肉球，光滑闪亮，膨大松泡，除了眼角一条皱纹有点让我眼熟，那肉球与父亲面容并无太多相似，很有假冒之嫌。大姐还告诉我，死者身上的毛线背心也不大像母亲所为。母亲的针线要粗得多，织出的男式背心不应该是那种麻色，应该是一种浅灰色。
是的，我也记得是浅灰色，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到哪里去了？
我仍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柔软腹部渗出来的温鲜，是他腋下和胸口汗渍的微酸，还有刮过胡子以后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他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这种气息来自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只竹床上。我醒了，背上很痒很舒服。我发现他正用蒲扇驱赶蚊子，轻轻抚摸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着我背上暴晒后脱落的皮膜，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毛佗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端着一脸严肃，总是离我远远的？
他又说：“毛佗也懂礼貌多了。那天吃饭，他在老乡面前还能讲讲客气，说老乡烧菜身手不凡，每一样菜都余味无穷，嘿嘿，余味无穷……”
这是我在农民家吃饭时耍弄初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来的一句，并无什么幽默和别致。父亲也许觉得儿子的表现未受到旁人的重视，后来转弯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可惜人们仍没有什么反应，叽叽喳喳说着什么谷子和天气。他大概一直为此事遗憾。
我仍然闭眼装睡，希望时间慢慢走。我装着不经意地翻身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装着睡意正浓连嘴都忘记合上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头，停止——在我背上的抚摸。
我忍住了鼻酸。
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软弱。有一次他午睡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愤恨他未能带我们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镜和香烟，在他头上扎了个冲天小辫，在小辫上挂了些草须。他迷迷糊糊醒来，也没照镜子便出门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们哄笑，也忍受着没有眼镜和香烟的苦难，但他回来只是咕哝两句“没名堂”，便算事情了结。我们这才一个个从桌子下或柜子后钻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天他骑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一块破瓷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路上围了一圈闲人观看。他躺在地上，看见我哥哥挎着书包放学回家，也挤进人群看了看。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任何表情和举动，又退出人群自个儿走了。父亲被别人搀着回家，后来向妈妈偷偷说起这事，显得十分伤心。“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对我哥宠爱有加，尤其对大儿子的作文十分得意。与客人谈话，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话题绕到作文这方面来，然后极为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获奖，说这小家伙生性愚鲁承蒙错爱枉担虚名等等。那时候他满面红光，大呼大唤地要喝酒。
全国闹饥荒的那些年，他患水肿病，双脚肿得又白又大，经常气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但他把单位照顾他的一点黄豆和白面，全让给孩子们吃。假期他还抢先报名，去农村参加劳动，然后带着阳光烧烤出来的一身黑皮，带着手上和腿上很多虫咬草割的血痕，疲惫不堪地回家。家里一大堆南瓜和冬瓜，或者红薯和土豆，通常是支农者的收获。在这个时候，他躺在一边喘息，微笑着享受儿女们回家时的欢呼雀跃。
他常常有些头晕，身体不大好。妈妈便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牛肉罐头，但他舍不得吃，说过节时大家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萨，让我们充满幻想和兴奋地把它景仰了两个月。其实，这个罐头谁也没吃上。有一个贼来到家里，把罐头拿走了。妈妈气得火冒三丈，骂过了贼就骂他，骂到恼恨处，连他哪次掉了几块钱，哪次让邻居占了我家的便宜，连同他出身地主以至祸及子孙等等我们还不太懂的事，也一股脑骂将过去。
他坐在门外，默不吭声。
他没有吃饭，走了。后来那半个月里他一下班就深入街头巷尾，想找回牛肉罐头。也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贼，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小偷在另一次作案时被发现，由别人扭送到派出所。
当然，罐头早被吃掉，连罐头盒也无影无踪。父亲不但没有要求赔偿，连骂都没有骂一句，看到盗贼不过是一个无衣无食的穷人，还往对方手里塞了点钱。
他从没在家里说过这件事。我是后来从邻家孩子那里知道的。
三
也许，那个夏夜里的父亲预感到厄运来临，预感到自己将要去理发，将要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才给我留下了史无前例的抚摸。他照例不会说什么。这已经足够。这短短的一刻的抚摸已足使我记住他的气息，足使我凭借这种气息去寻找浅灰色毛线背心。他知道他的毛佗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却了他，儿子还是能找到他。他对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种借口出门去，比方去看游行什么的。我狗一般地四处乱蹿，有时在某条街上接连着来回一二十趟，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据实而言，我怕见到同学，怕见到邻居以及任何熟人，只能专走偏僻的小街小巷。有时候从热闹的大街一拐进偏僻小巷，就如笼鸟归山心花怒放，有一种脱离危险地区的放松。因为在这种小巷里，人们不大可能认识我，不大可能辨认出我满脸的耻辱。他们更不会像学校里的那些红卫兵，贴出“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类标语，把住教室的大门，只容革命家庭的子弟通过，让我们这些所谓狗崽子跳窗子或钻墙洞，在他们的哄笑中滚他妈的蛋。
我到处寻找，追上每一个形似父亲的背影，看他们的面孔是不是能让我惊喜。我去过父亲经常出入的书店、剧院、图书馆、邮电局以及西餐厅，看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否有什么奇迹发生。我还去过郊区，想找到父亲说过的一个小屋。他说那小屋依山傍水，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还有一个葡萄架，有葡萄架下竹制的桌椅。还记得他说过，小屋的主人姓王，用石头垒墙，用石板铺地，家具都是用粗大的原木随意打成，几橱好书涉及古今中外，一个装酒的葫芦和一个大嘴的陶质猪娃，给他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走遍大江南北，就发现了那个神仙的去处，真想自己一辈子都住在那里。
他现在是不是隐居在那个石墙石地的小屋？如果是的话，我该去哪里寻找它？半个月下来，我找遍了南郊与北郊，东郊与西郊，几乎一切依山傍水的地方都没放过。有时候我觉得目标已经逼近，觉得自己被一双隐藏着的眼睛盯着，甚至感到父亲的气息就弥漫在某个门口，或某个墙根，或某个小道。就是说，他来过这里，或者说刚才还在这里。只是我猛一回头，他就闪身离开或弯腰躲藏，不让我识破他布下的迷局。
有一天在渡河码头，我发现人海中有一条身影极像他，也是花白的鬓发和宽阔的肩膀。我跑过去，但要命的人影一头扎进了公共汽车。
我应该喊他吗？应该喊他爸爸吗？我稍一犹豫，汽车就慌慌地开走了。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么？”我问一个摆茶摊的老汉，“他穿着什么样的鞋？多大的年纪？是不是有点像我……”
老汉缓缓地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嘴巴大张却迟迟未发出声音。他的牙齿稀疏，牙缝宽松，残牙像几根生锈的小铁钉。
“老大爷，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吗？”
“河里涨水哩，伢子。”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河里涨水啦，晓得么？”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缓缓落下宽大的眼皮。
也许这是一句永难测解的谜语。
他是洞悉我父亲一切的，只是冷冷地不愿告诉我。
我后来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她惊愕地拉长脸：“哪么可能？诳讲。你爸爸只怕已经骨头化水了。他是我一把泥一把沙从河滩上抠出来的，我眼睛瞎了么？”
“那么，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呢？”
“背心？”
“是呵，浅灰色的毛线背心，为什么对不上？为什么变成麻色？”我像当初伯伯阿姨们那样稳操胜券，把她一语问住。
河里涨水啦。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问多了，她还对我的固执有些烦恼，直催我赶快去睡觉。她说可能是麻色的，可能是灰色的，可能是草色的，她都被我们弄糊涂了。不过这根本不要紧。要紧的是赶快扎鞋底，我的一只鞋已经掉了跟，得赶快做一双新鞋。
每天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地排列在桌上，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但几年后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怀里竟揣着一扎两千多元的钞票！却不知那些钱来自何处。)显然，这里没有买鞋的钱。她从此特别热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别硬，做的鞋子也特别多，一双一双我们根本穿不过来。她把细线搓成粗线，常叫我帮忙牵牵线头。她用米汤糊裱鞋面，剪下的黑色鞋面晒在窗台上，像停栖许多乌鸦。
为了省钱，她不光做鞋，还做衣，织帽子和围巾，把乘车改成走路，把买报改成借报，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还向机关退掉了一间租房。在更加拥挤的房间里，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我曾经在小说《女女女》中提到过，我当时常常很懂事地把妈妈的脚抱紧，让她感受到儿子的安慰。她的脚干缩，清凉，像两块干冬笋，大趾头被鞋子挤压得向横里长，侧骨便奇特地向外凸突许多。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追着这双脚打转转，有一次顺着它仰头朝上看，还看见她裤子上一块暗红色的血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经。我不知道这种回忆是让我恶心还是让我同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不愿意把母亲当着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比方说把她想象成一个有月经的女人，有性爱的女人，有过花前月下眉来眼去的女人。儿子也不愿意把父亲当着一个普通男人甚至一个卑俗的男人来想象，比方想象他拉屎拉尿，想象他偶尔暗生淫念，想象他大祸临头时见死不救只顾自己逃命，想象他为了讨好上司而不惜摧眉折腰，甚至口是心非出卖朋友……而这一切都可能吗？经验总是残酷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可能的。尤其几年来父亲与母亲多了许多鬼鬼祟祟的嘀咕之后，我朦胧感觉他们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但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我没法不爱他们。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曾经拉屎拉尿甚至暗生淫念甚至见死不救甚至摧眉折腰，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卑俗我也卑俗而且我的后代也可能卑俗，但我没法不爱他们，我的亲人。我把妈妈的脚紧紧抱住，让这两块清凉的干笋在我胸口慢慢温暖起来。我还想抱住父亲的脚，但我只能搂来虚空。
我渐渐听到了妈妈的鼾声。我从未听过妈妈打鼾，以为女人都美丽得不会有鼾。没想到母亲的鼾声居然很粗，居然呼噜呼噜地响亮，还有点安心落意的轻松和放肆，不能不使我大失所望。
我睡不着，总是睡不着，一次次被时钟敲打声抛弃在清醒之中。我等待家里那张空空的藤椅发出咯嘎的声响——父亲以前经常坐的藤椅。
藤椅经常无端发声，是什么意思？家里这些天来还有其他异兆，比方说有一天夜里，橱柜里哗啦一声惊天动地，妈妈去看，是父亲以前吃饭的那只蓝花瓷碗无端破裂了。上边的碗未破，下边的碗未破，独独是这只破了。而且破得十分彻底，炸裂成一堆碎片。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无恐惧地渴望某种电话铃声。宿舍楼道里有公用电话，昨天我去接过一次电话，话筒里传出一缕一缕沙哑的男声，完全听不清楚，不知电话线那一端是什么人，不知话筒里逼人的寒气是否来自地府阴间。我吓了一跳。事后传达室的阿姨说，可能是电话局出了毛病。但如果是电话局的问题，为什么其他人用这个电话时却完好如常？为什么阿姨说过这话以后神色慌乱地去掩门和东张西望？为什么这个沙哑声一再被我听到？是的，我不会轻易受骗。我相信，沙哑声一定来自一个想同我说话又怕我辨出声音的人，而这个人必定还会再一次来找我。
我又隐隐嗅到了某种气息，是一个人头发里五洲牌药皂的余香。
“还没有睡着？”
妈妈发现我翻身。
我说有点热。
她叫我去洗个脸，或者把被子踢散一些。
我去公共卫生间里洗了个澡，不经意地把半盆剩水朝墙上泼去。突然，在回首的那一刻，似乎是我惊叫了一声，叫得颤抖而尖锐，把我体内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因为墙上有一片暗色水渍，形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些。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默不做声，似乎在等待我的呼唤。
我却完全呆了，几个月来“爸爸”这个词已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已经不习惯把它弹送出去或挤压出去。我只是下意识地搂裤子。
水渍被灰墙慢慢地吸干，然后蒸发了，消褪了，竟没有一点声音。
墙上重新现出“此处禁止小便”的告示。
四
父亲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话，来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曾经害怕他活着我现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张着嘴。此处禁止小便这条告示消灭了我十三岁那年的一切动心的言语。
后来我下乡，读大学，从湖南到海南，见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积攒多年但无法说出的话，现在已开始在我心中腐灭。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已经没有信心寻找了，对他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和空洞。我没法再在墙上的水渍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灯影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裂纹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来两张发黄的照片，两张小胶片未能打捞起来的一切正在流失无踪。我努努力，也只能记起他战争年代参加过国民党，也追随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立过战功，后来一直在教室里和讲台上度过余生。我再努努力，能记得他被儿女偷偷扎过一次小辫，在路上被划破过一次脚等等，如此而已。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这当然没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忘却了几十代几百代但仍然在抽烟喝酒或谈情说爱么？
或许他的身体还努力在人世间留下痕迹，比方说力图把眼睛传给儿子，下巴传给女儿，某条鼻子或某对难看的短腿传给外孙女。但遗传过程把他的身体特征分解，不过两三代，便会使它们完全消融，融进茫茫人海，不会让它们比记忆活得更长久。比方说，随着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喂胖，她那条我父亲下巴所特有的曲线，顷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着多少亡人体态的残迹。
但我们家的某些异象总是尾随着我们。从父亲那只蓝花瓷碗开始，我家总是有瓷碗无端炸裂，就像橱柜里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的鲜花绽开，堕下纷纷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远行归来。这实在有些奇怪。我迁居海南之后，爆炸力又从橱柜向整个房子辐射，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等都曾无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纹或灿烂的碎片。尤其是灯泡，有时买上十个回来不到两个月就炸完了。有人说是灯泡质量不好，或者是电压不稳定。但这完全不对：为什么邻居家几乎就不买灯泡？而且镜子的菊花状裂纹与电压有什么关系？日子一长，我们对这场防不胜防和绵延不绝的炸裂，也慢慢适应了、麻木了。有时妈妈扫地时未发现什么碎片，还会很奇怪：
“咦？这个月怎么没什么动静？”
妈妈老了，已经扎不动鞋底了，而且儿女都有了稳定职业和收入，无须母亲动手做鞋了。因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还发来抚恤金。但她似乎总不能明白钱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软塌塌的破布鞋出门。
我告诉她，柜子里有新的，换哪一双都好。穿成这样像个叫化子，人家还以为我们当晚辈的虐待老人。
她认真地听着，微笑着，深明大义地使劲点头，但乘我们一转身，又十分机灵迅速地把旧鞋穿上，一举获胜地走出门去。
有时，她也公开反抗，噘起嘴尖：“我就是喜欢这一双，你们买的那些鞋，打脚，痛死人。你们不晓得。”其实，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买的，也都试过的和夸过的。现在她可以全不认账。
她对我们买米买盐之外的任何开销，对我们购置任何新的用具，几乎都怀有不满和挑剔，总是谴责媳妇大手大脚——虽然有时明知是儿子干的。尤其是对一些有很多键钮或外文字母的家用电器，她总是有种偷偷对着干的劲头。买来彩色电视机后，她好几年还经常鄙弃地收缩着鼻子，说它根本不如黑白电视好看，比如屏幕里的鲜血红得太可怕，或者屏幕里的某位女郎实在太难看——她总是把任何女演员、尤其是漂亮女演员的年龄无端夸大二三十岁，对她的“老”来俏的做派“哼哼”一番。
她开过冰箱后总是不掩门，用过燃化气灶具后常常不关气阀，让危险的气体弥漫到客厅里来。她说她只顾上吹熄灶火，忘了关气阀这道程序，或者含含糊糊说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她当然更不愿意坐车，去我哥哥所在的学校走走，或去大菜场买菜，她出门时就用眼角余光暗暗提防你，一旦发现你想为她叫上三轮车，她知道大势不好，立刻迅速反应，拔腿起跑，似乎儿女叫来的不是司机而是杀手。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跑起来的步子碎密，紧张，踉踉跄跄，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机总是骗钱，鬼名堂多！”她为走路而辩护。
其实，有一次我发现本该付一元钱车资，她横蛮地只给司机八角，理由是当天的白菜涨了价。司机对这样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惟有一样东西，她总是催我们去买——她的鞋。她时而惦记胶鞋，时而想念棉鞋，时而打听一种鞋面是深色平绒布的布鞋。套鞋有两双，她好像忘了，皱着眉头问：“这下雨天穿什么？”我提醒她，让她参观床下或衣柜里那些根本还没穿过的鞋，她哦了一声，斥责自己记忆力的衰退。临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给我钱：“你到广州，我什么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种面子是平绒，不要系带子的布鞋有没有。人家说只有广州才有这种鞋，也不贵，两块多钱一双。”
她不知道，那种鞋的价格已涨过好几轮了，最重要的是，那种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里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点腌酸菜。腌罈照例无端地炸裂，腌大蒜腌萝卜什么的倾翻在地，带着白色浮膜的腌水流了一线，往楼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伤了盆骨，不便出门了。我找来一些书刊来给她解闷，其中有一本关于她老家的《澧州史录》。但她只爱读《水浒》，合上书便惊喜赞叹武松或鲁智深的勇武。至于其他的书，她有时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细看，便发现她根本不翻页，或者眼睛已经闭上。
我倒是翻过这本野史，发现卷四中记载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间，澧州洪山嘴发生过一次民变，土民一齐发疯，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或皇亲，被称之为“乡癫”。后朝廷令湖广总督率军剿办，统领额勒登保带兵攻占洪山嘴，斩刘四狗等十四人，断癫匪六百余人之双足以示惩戒……我吃了一惊。六百多双脚，血糊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图上寻找洪山嘴，发现它与我老家相距不过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来的人脚？
人足变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贵与尊荣之物？
我问妈妈听到过这些事没有。她摇摇头：“没有。诳讲。没有的事。”
她回忆起老家，讲得最多的只是发水灾。她说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处是被水淹昏了头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盘成一饼动也不动。人与蛇差不多就紧挨着睡觉……
那么，母亲的鞋癖到底从何而来？它与六百多人的断足之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抑或它只是贫困岁月残留下来的一种主妇习惯？我为此请教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当时兴致勃勃正盯着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团鱼汤，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阵。
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
五
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搬出了机关宿舍，家里的瓷碗就不会炸裂了。妈妈急着想搬走，还想让我进工厂当学徒，总是去求一位老邻居帮忙。但那时很多工厂停工，而我的年龄也太小……老邻居没有带来多少好消息。
妈妈横下心来，决意带我去一个最贫贱的角落，去农村那遥远的地方。我小姨就在贵州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还说那里很欢迎移民。这使我很高兴。我也想远远地离开同学和学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在长沙的家终于要结束了。哥哥请假回来帮忙。他学业成绩极好，但当时只能进一所半农半读的杂牌大学，一脸晒得黑黑的，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帮着母亲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亲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旧了，色泽晦暗，骨架变形，扶手处还缠了些旧布条，样子显得有些衰老。它依然顽强地咯嘎响了一声，使旧货行的老板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大概是藤条受压后的复位所致。老板这才迟迟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里边，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梳妆台旧书桌旧麻将桌旧挑箱旧马桶旧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它形单影只，孤苦无助，而且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着。它咯嘎咯嘎的声音，再也不会有谁倾听了。我最后一次回头把它遥望时心里这样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个被包，送我们上火车。是夜里，是最廉价的闷罐子车，车上挤满了农民的吵闹和臭烘烘的猪羊。所谓厕所只是车厢角里的一只尿桶。哥哥怕我们挤不过人家，临时又决定送我们去怀化，靠近省界的那个中转站。我们在那里半夜下车，吃了面条，妈妈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说再送你们到黔东吧。于是我们又默默坐上火车，听窗外车轮咣当咣当的夜。我与哥哥紧挨着，互相搂抱着，感到离别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心里都不太好受。以前我们兄弟俩总是同睡一床。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偷吃东西，常常躲在被子里听他说故事，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着被他逗弄小鸡鸡。但那天夜里我们都说着成年人的话。还不算成年的他，嘱咐我高中的数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学完的，交代我下山干活一定要带上草帽防晒，下河游泳要防止脚抽筋。
哥，我记住了。
我感到他的肩膀坚实而厚重，而且从背影看去，他特别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号的父亲，使我有点想哭。
我与妈妈又上了汽车，离家越来越远。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很多同学戴着红袖章正在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免费旅行“大串联”的时候，我正在向乡下逃去，另有一种远行的快乐和自豪，不会比同学们少点什么。我用哲学家的眼光看汽车在叠岭重峰间爬行，我用诗人的眼光观赏着大块大块的绿色在车窗外起伏翻腾，我气壮山河地环视越来越荒凉的土地，看我未来大显身手的舞台。有时一片绿浪迎面扑来，车厢里就顿时暗去许多。沿公路还有很多山峰的断面，大多为赭红色，暴露出险峻岩层的曲线，供乘客们心惊肉跳地一瞥。千万年前造山运动的雄壮，被时光滤去了一切声响，只留下这些血色伤口，留下岩层最后挣扎时的姿态以昭神谕。前面一亮，车又出了一个山口。云雾涌进了车厢，在乘客们的头发和胡须挂上小水珠。你可以看见云雾从对面山顶滔滔地漫过来，填注山谷，将山脊慢慢地揉洗。我逃避了城市真是高兴。我逃避了伯伯阿姨们机警深刻的面孔真是高兴。我逃避了向着高音喇叭一个劲激动欢呼甚至流泪的同学们真是高兴。我逃避了每天早上争着洗马桶而每天晚上一排排晒咸鱼般在街旁卧床乘凉的市民真是高兴。我逃避了街头的讨价还价店里的苍蝇宾馆门前凶狠的守门人医院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以及我家对面那扇永远没有开过的窗户真是高兴。我高兴我哼起了一首歌，是一首关于大山、篝火、农垦青年们的歌，是小姨教给我唱的。她就是奔这支歌离家而去的。
很少看见人，有时偶尔俯看到车轮旁的悬崖边沿，看到悬崖下远远的一个黑色木楼，看到楼边一个小小红点——也许是一位穿着红衣的女子——那都是可以令乘客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说，乘客们由此可知又回到了人间，由此可体会出自己的安全。
前窗出现了一只晃动的影子，是麂子。
“碾死它！”
“碾死它！”
乘客们杀机勃勃地大叫起来。这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异乡的口音。
当更多旅客中途上车，以至周围的口音越来越异生以至完全难懂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一个靠近贵州边境的农场。一路还算顺利，妈妈在车上只吐了一次，有位警察给了她药片。但她精神还是很好，几乎不要吃也不要喝。
小姨出现了，脸色又黑又黄，眼里闪着泪光。她似乎有一种紧张，一见面就同妈妈出门去谈，又忙着同另外的什么人去谈。总之我很少看见她的身影。我无所事事，找屋檐下一条黑狗玩了一阵，把路上没吃完的干馒头喂了它。然后，遵照小姨的吩咐，我跟着两个陌生的大姐去地上拔萝卜秧。那里也没有人与我说话，两位姑娘心事重重地蹲在地的那一头嘀咕着她们的什么事。透过朦胧雨雾，我只看见两块遮雨的白色化纤膜下，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在我满怀豪情体会着这第一次劳动的深远意义的时候，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我回家时两手泥水，兴冲冲地找肥皂洗手。
妈妈说：“快点洗。趁天色还不太晚，我们这就回去。”
我很吃惊：回哪里去？
回湖南去。
为什么要回去？
妈妈与小姨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土地冰凉，凉气通过我的赤脚一直升上来，直贯我的头顶天门。
多年以后，小姨才向我回忆她当时的一切。我怎么那样蠢呢？她笑着说：当时农场领导要我与反动营垒决裂，我就相信应该决裂，就觉得不能接纳大姐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她全家回到了这个已荒废多时的农场，重访黄泥小屋。同行还有一位朋友，他边做家具生意边写些极好的诗，但写完就撕掉，从不发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还是十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屋檐水以及满地坪的泥浆。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燕子仍在雨中飘滑，有位守着空房子的陌生汉子正把一个木箱敲打得叭叭震响，像在对地坪边盛开的一树桃花作愤怒抗议。不知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这就回去。”
我猛然回头，身后空空的没有人。是妈妈在十多年前发出的声音：“我们这就回去。”
“爸爸说过，我已经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我还能够挖地，能够插秧和薅禾，能够割草和捡粪……”
“没有办法，你们还是回去吧。”
“小姨，我当一个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么？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该生下来？是不是我也成了一个罪犯？”
“阿毛，不要说了。”
小姨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门，看来，再说下去她也会大哭出声了。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烂。我回忆那时我总是寻着拖拉机的车辙探步，但一脚滑下去，胶鞋还是成了泥鞋，好几次差点没法从泥泞里拔出。我回忆那时雨水直往我领口里钻，肩上也火辣辣地痛。我想让小姨接一肩，等我脱了鞋袜，挽卷裤脚，再来挑行李。我转过头去，突然间完全呆了，身后没有人！
她没有来送我们。
几丈开外的屋檐下，有几个人影朝这边张望，大概是她的几个同事，在犹豫着该不该来帮我们一把。我依稀看见小姨低下头，转过身去，朝猪场那边走了。我依稀看见她缀满补丁的肩头在微微颤抖。而余下那些人还在朝这边张望。
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屋影和树影全被浓浓的雨雾漂洗着，洗出一个乳白色的日子。不，只是半个日子，落在我们千里奔赴的终点。
乳白色的半个日子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不断地上下跳跃。我看清了，是我用馒头喂过的那条狗。它停住，对我有凝视的一瞬，眼睛透出老朋友的温柔和信任，摇着一条短得十分难看的尾巴，似乎是向我告别。它猛一蹿，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色弧线，越过一条水沟，扑上一个草坡，很快超越了我们，朝前面雨雾中钻去，好像要为我们向导和开路。它的耳朵可怜地耷拉着，皮毛已经湿了，全身像一束闪闪发亮的黑缎。它不时停下来把身子摇一摇，摇落得水花四溅，看我们一眼，再扭头前行。
我毫无理由地大哭起来，似乎是为这条狗，为它义重如山的送行。我哭自己刚才竟舍不得用更多的馒头喂它，哭自己临行前竟忘了向它告别，忘了摸摸它的脑袋，哭它刚才差点被一个陌生小伙子打了一棍，而我没法为它出气和报仇。我哭它在这遥远的边地孤独无依而且尾巴短得那么难看……我的泪水和着雨水往下流。我知道这雨水都是我的泪水，隆隆雷声都是我的嚎啕。
我哭得毫不知羞耻。
现在，我不知道这条短尾巴黑狗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如果死了，它被葬在什么地方？我永远怀念着它。如果我今后还有哭泣的话，我得说，我的所有泪水都为它而流，我的所有哭泣才成为哭泣。
六
天黑时分我们返回了县城，寻到了早晨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小旅店，住了下来。有很多蚊子，又停电。妈妈的一只鞋已被石块扎破了，她在油灯下哀伤地自言自语：“鞋呵鞋，你怎么能叫做鞋呢？这么不经事，你只应该叫作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想起了什么，“妈妈，明天我们到哪里去？”
她也在想，是呵，到哪里去？
年纪尚小的大姐与哥哥都是学生。姑姑虽有工作，但住在工厂集体宿舍，没法接纳我们。其他亲戚要不是自己在遭难，要不就是避开麻烦早已不再来信……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一个劲地想着。
窗外的夜十分宁静。在远方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已经没有了户口、房子、学籍以及爸爸的藤椅，几乎一切都没有了，那座城市已与我们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可能还习惯性地往那里投奔。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断了锚的船，没有港湾的船，突然自由得不再有任何目标与归途，可以驶向大海的任何一个方向。
自由降临得如此之快，新的日子已经在无比的轻松空阔中开始，这是我突然明白了的现实。
我还很快醒悟，妈妈是何等的睿智，她偷偷摸摸做了那么多鞋，是因为她早就明察秋毫地预知了今后的一切。她知道父亲的消失，将使我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惟鞋子可以救助我们，可以启示和引导我们。
难怪她眼下如此平静，根本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只是坐在床边修整和教诲她的鞋：“唉，你只应该叫做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悄悄走出了房门。
圆满银月已从云里露出来，显得特别迫近。不知名的群山浸浴在蓝色光雾之中。一条小河抖动着浑身闪闪灭灭的光鳞，从古塔那边流来，似乎被黑苍苍的城墙吓了一跳，慌慌坠入一座水坝之下，匆匆而去。河滩的暗色里似乎有牛影，有妇人捣衣的声音。
河里涨水了。我闯入月光，呼吸着绿草的鲜腥和月光中碎碎的人声，去看看那边的水坝和牛。随着我一步步下行，深浅相叠的山脊线缓缓升起来，越在近前的山峰升得越快，很快就把远处的山峰遮挡。我差不多消溶在月光里。我一看到山脊线在蓝色雾海中沉浮不定，一听到牛铃铛将晚风轻轻叩响，就知道父亲不会回来了。这个世界如此美丽他肯定不会回来了。是的，不会回来了。
我回家时走错了路，闯入了一户陌生的人家。我觉得这户人家有些眼熟。比方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有一个葡萄架和竹制桌椅。我穿过庭院，看见石板铺成的地，石头垒成的墙。借着一盏油灯的光亮，我还看见屋里的书橱，还有装酒的葫芦和大嘴的陶质猪娃……我吃了一惊，发现这正是我曾经寻找的地方。
我走了进去。
请问这里有人吗？
请问这里的主人姓王吗？
七
将来的一天，爸爸说话时老是跳出一个叫马丁的陌生名字，大概以为我对这个人很熟悉，其实我根本不明白。听起来，好像马丁与酒、与木船、与芭蕉林有什么关系。爸爸说他托付马丁来找过我们，可惜马丁的弟弟碰上了成群的鳄鱼，只剩下了一只脚。
我更不知道什么马丁的弟弟和鳄鱼。
我告诉爸爸，那次腌罈无端炸裂后，妈妈也记起背心应该是浅灰色的，也怀疑自己认错了。她后来不再哭泣，就是相信丈夫总有回来的一天。
爸爸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说他也许回来得太晚了。他一直不能想象国内变化这么大，家里变化这么大。说起来，这些年就像一个梦。
我说，我一直相信这就是一个梦。
我搬出了母亲生前留下的遗产——一大箱各式各样的鞋子，可以丈量千万里道路的鞋子。每一双都很新，都按照她生前的爱好用绳子捆紧，用报纸或塑料布包裹，显得很本分很安全。爸爸用枯瘦的指头把鞋子一一捏摸，点点头：“是她的。”
他一定嗅到了母亲的气息。
他声音有些异样，说你妈的脚很大，家乡妇女的脚都很大。旧时的妇女一般都缠足，但老家的习惯很特别，不管穷家还是富家，从来都不缠足的……
在我想象那一天，他看完鞋又看完几大本相册，忍不住要喝酒。只是让我妻子去温酒时，照例叫错了名字，叫成了我母亲的名字。我们劝他少喝一点，他有点不高兴，装作没听见。
我换了个话题，向他打听清朝乾嘉年间“乡癫”的事。
他说：“有呵，有这事。”
“妈妈当初说没有这回事。”
“她是不想说吧？”
“有什么不可说？”
“你祖爹就是被官军砍了双脚的……”
我追问下去：妈妈爱鞋成癖，是不是与往事有关？比方说，是不是乡民断足太多，鞋子因稀罕而变得珍贵，人们对鞋子有一种特殊的心理……
“有道理，有点道理。以前家乡人送礼呵，不送酒，不送肉，就喜欢送鞋。可能就有一种祈福的意思在里面吧。你说是不是？”他还回忆起来，那时候到某家去，只要看床下鞋子的多寡，就可得知这一家家底的厚薄。收媳妇嫁女儿，新娘子最要紧的本事就是会做鞋。给死人送葬，很重要的仪式就是多烧些纸鞋让亡灵满意。连咒人也离不开鞋，比如咒一句“你祖宗八代没鞋穿”之类，就是特别恶毒的了。
我去找那本《澧州史录》给他看看，翻遍了书柜和书桌却找不到。一时间地上摊满书，几乎无我立足之隙。我和妻子腰酸背痛忙了一阵，颓然坐地，很奇怪那本小书为何不翼而飞。
“这本有没有用？”妻子递给我另一本。
似乎也是本历史，一本厚厚的《万年历》。封面大红大绿低俗不堪，价钱也很贵。这是若干年前出版的，但一直畅销不衰，连我也忍不住买了一本。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去抢购它，为什么关心身后那么多不属于我们的日子，而且那万年的日子只是一些数码，每一页都差不多，冷冰冰的毫无人间烟火。不会有你我他，不会有你们我们他们，只有数码数码以及数码。但那些密密的数码里是否还隐着某只饭碗的无端炸裂？
我想会有的，只是我无法探查出炸裂隐在数码里的何处。我把一万年漫长岁月在手里哗哗翻过去。
白光一闪。
我听到阳台那边，父亲坐的藤椅咯嘎一响。
1991年5月
北门口预言
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
城楼靠河，乌鸦总是栖在城墙上，凝视河水里涌荡着的夕阳或晨星。船到了，船客们钻出船篷，忽觉世界明亮耀目，脸上红红的兴奋，便开放在满河的捣衣声及其回声之中。外地人东张西望，鼻梁几乎承受不住凌空欲下的楼影，还有斑驳的青苔，蓬生的蒿草，以及城门上“古道雄关”几个汉隶大字。他们顾盼之间不免暗生一丝惊愕，觉得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只是无从打听。
船客们的竹背篓里，多背着穷人的营生。他们有时付不起船资，就用劳力作为抵偿。从辰州到这里溯水上行，一路上三十六滩。每遇到河道狭窄处，哗哗白浪一排排自天而下，船靠岸略停，不用吩咐，这时候自有一些船客挽起裤脚下船，依次搭上一条纤索，拉着船体逆水而上，就算是给船家交钱。纤索悠悠弯弯地悬垂，似乎并未吃上力，却不知纤夫们何以拉得一个个都四肢伏地，一颗颗屁股高高翘起被太阳烧烤。他们胀得脸红脖子粗，额上青筋暴出，大口喘气的嘴巴几乎就要啃着地，啃着河岸上粉红色的野花，啃着岩鹰偶尔投撒过来的影子。本地人把行船叫做爬船，我开始以为是对划船的误读，后来才觉得叫爬船也很切——纤夫们一路上确实就像狗一样爬着。
他们沿着河爬进山来，是为了这里的桐油、竹木、砂金、兽皮、还有鸦片和枪。揣度外乡人的目光，首先来自北门口的一些老妪。她们端坐街面上，守着面前小摊上的粽粑、甜酒和醋萝卜，脸上布满如网皱纹，面色油黑光亮，酷似一件件烟熏火燎过的根雕。如果不是逢集，街面人少，她们便少有买卖，但她们仍然天天守在这里，似乎不是为了买卖，只是要列阵迎接暮色，静观岁月在小城里的流逝。
过了街口，有臭粪和飞蝇，有汉子们抽着烟三两相聚，便是牛马场了。这里买牛不论老少，用一根竹条箍量牛的前肋，再以拳宽比量竹条，依长短定出价格。水牛至十六拳为大，黄牛至十三拳为大，此为“拳牛”。买马则须论老少，看牙口，看毛色，还用木棒从地面比至鞍脊，高至十三拳为大，此为“比马”。至于木柴买卖，人们从不用秤，只是把劈柴码成四方垛，用脚比量柴垛的长短，就算估出价格。他们对脚的大小从不注意和计较。
北门口以前是杀人的地方。
买卖若谈成了，汉子们一高兴，大多会去饭店喝酒。店堂里支着几口铁锅，锅下炭火不熄，锅里浑汤长留，周围有蹿来蹿去的狗，还有杂乱的板凳或矮椅，留住客人们在木板上的余温。新来的客人一进门，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点头笑笑，叫一碟牛肉或猪脚，选一口锅倒入，从容烫热下酒。若是客人多了，锅不够用，店家会取来铁质隔网插入汤锅，将一锅隔成两区或三区，让两三拨客人各得其所。这样一来，锅中食料虽有分隔，但油汤隔网相串，故名“百家汤”；因常年不绝，浅了便加水，加水又见浅，再得名“万年汤”。这种老汤熬煮各种肉骨和菜蔬，翻滚着热辣辣的红油，不知被多少双筷子搅和过，黏糊糊聚天地百味之精华与千家万户之和气，最让客人们欢喜。
酒到三分，他们脸上放出红光，忍不住一手托腮，开始相邀对歌。与拉山歌不一样，这种近距离对歌不在乎声高，只在乎辞巧，因此托腮几成歌手的标准动作，有点像以手遮嘴讲点悄悄话。他们上一板，下一板，一接上头便要比个输赢，常常唱得凉凉暮色流进店来，注入他们的衣袖和他们空空的酒碗，还迟迟不肯散去。在这时候，听歌人其实比唱歌人还忙碌，目光齐刷刷地随着歌声在对歌者之间来回转移，待歌声一落，便评议歌词的优劣。这句好。这句杀得有劲。张老板肚子里文章好多呵。诸如此类。他们精确地审度形势，及时地表彰优胜，巧妙地挑唆情绪，促成一场场诗歌的拼杀。歌手不斗气他们不开心，真斗气了他们又急急劝解，甚至掏钱买酒给歌手们一些安抚。
唱到斗气时，歌手们常有的诅咒之辞是“你烂嘴烂舌讲鬼话，北门口去啃泥巴”。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北门口去啃泥巴”一语自然恶毒。这里的人都知道，以前只要铜号声一响，北门口就特别热闹。不用士兵吆喝，摊贩们纷纷闪避，让出城门下那一块地坪空空荡荡，任蝴蝶在那里翻飞嬉舞。因为人们已有经验，有些死囚性子烈，死到临头还要发点脾气，把士兵的手咬去一块皮肉，或者一路上把货摊哗啦啦踢个遍。有一次，一口炸油饼的油锅被死囚踢翻，扬起一匹金浪，烫着了一条狗。这条狗的屁股头至今还红鲜鲜地溃烂了一块，难以摆脱苍蝇的追绕。出于同样的理由，娃崽们此时最让人悬心。他们闻号而动，焦急万分地迅跑，小小赤脚在麻石街上几乎不发出什么声音，接下来在大人们腰边或胯下钻挤，一心把杀人场面看个真切。母亲们免不了到处寻找自己的娃崽，一旦找到便咒骂，便揪耳，便打屁股，把他们鸡一样提回家去。
原来的刽子手姓曾。姓曾的老了以后，又换上了一个姓周的，人称周矮子，周老二。姓周的比姓曾的杀得好，动刀前不用喝酒壮胆，下刀时也不大声念咒，自己身上干干净净，从不曾沾一滴血。他不用板刀，只用拐子刀，每次刀口朝外，贴在自己右臂一侧，听到行刑官下令，便从死囚身后抄上去，横肘一抹，人头落地，动作轻捷利落，旁人还来不及看清刀下奥秘，他的差事就已经完成。人们说，他还可以双刀斩双头，动作一次性完成，叫左右开弓，叫阴差阳错，此绝技不轻易示人。
要是他事先得了死者亲属的银钱，自然会在刀下做点手脚，横肘一抹时看似威猛，刀却极有分寸地暗暗带住，留下一两寸未断的颈皮，连接死者的头颅和身躯，这叫留一个全尸。至于没有亲属来事先打点的，或是獐头鼠目面相刁恶的，痛哭流涕贪生怕死的，周老二一声冷笑，嚓——人头便扬起黑发滴溜溜地旋转，旋得飞快，旋出老远，一直旋到街边的粪水沟里，五官被粪水污得一塌糊涂。脑袋受了这等折磨，身躯还必定扑通一声向前扑倒，算是最后服罪一拜，尊严荡然无存。
这种死法，自然让各位看客目光僵直，倒抽一口冷气，很长一段时间内还精神恍惚。据说有一奸夫，虽然奸情并未败露，但自从在北门口看过一次杀人，已吓得魂不附体，疯疯癫癫几日以后，一根绳子上了吊。
周老二杀人杀得名气大了，便杀出了新规矩。每次完成差事，他提着拐子刀从北门口大摇大摆回家，见到肉案，不用问是谁的，不用看是什么肉，随心所欲砍上一刀，三斤就是三斤，五斤就是五斤，挂在刀尖上，扬长而去，无须说话更无须付钱。这叫做吃“揩刀肉”，谁也奈何他不得。以至后来一听到北门口号响，街上的肉贩子都神色慌张，赶紧收拾摊子躲避，怕被周老二撞见。
周老二没碰上肉案，气不打一处来，便用刀尖戳几个馍，戳一串饼，也算聊作退而求其次的补偿。他的拐子刀泻一道寒光，是他这一天白吃白喝的特权，指向哪里，哪里就得有贡献，哪里就有人赔笑脸。有些人也许是想早早与他拉好关系，见他来了总是尊称“二爷”，又是搬椅子，又是泡茶水或切瓜剥果，阿谀奉承之辞不绝于嘴，似乎只有把这位爷侍候好了，自己日后才有全尸的可能。
“刘麻子他胆敢躲老子！”周老二咬牙切齿，指的是一个肉贩子。
讨好者跟着愤愤：躲什么躲？二爷不是看得起你，会到你的案子上揩刀么？
或者说：这家伙不仁义，将来总要落在我们二爷手里。
只是此语的意思稍嫌含混，不知“落在二爷手里”一语，是指到时候砍下猪肉还是砍下人肉？
不过，周老二也有碰到对头威风扫地的时候。这一次，县衙发布文告，处决一个土匪头。此人是个黑大汉，魁伟身材，从监房一直骂到北门口，又大喊“姓彭的你在云家湾等呵——”不知话里隐有什么故事。他临刑前拒不低头，更不求全尸，挨过第一刀以后，扬着血脖子差一点站起来，挨过第二刀以后，脑袋虽已栽倒，但骂声仍在继续。最后，他挨了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让周老二颇费一番手脚，拖泥带水地很没面子。更重要的是，他估计周老二在身后靠近，很有心计地突然改变姿势，由双膝跪地改为盘腿而坐，双腿朝前顶着，暗暗用力，确保自己倒下时是坐死而不是跪死，是仰死而不是俯死。颈腔向后一翻，鲜血还喷溅过来，喷红周老二衣襟，使他狼狈不堪，少见地污了身子。见此情景，看客们都暗暗敬佩，有位后生情不自禁大喊一声“好——”，兴冲冲地一个劲卷衣袖，似乎受到什么启发，就要上场去比试比试什么。
土匪头身坯肥大。要抬他去游乡示众，四个人还抬不动他，只好把他拦腰锯断，分开负担。锯到骨头的时候，发现骨头太硬，怪不得周老二大费周折，于是嘎嘎锯骨声从北门口一直顺着石阶滚下，蹦跳到河滩上，惊动了河边的船客——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恰逢天气很热，为了防止尸体速腐，保证四乡百姓都受到警示，兵丁们给他全身抹上消毒去虫的石灰。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石灰沤过的人肉慢慢变成了绿色，兵丁们只好抬着这绿手绿脚绿脑袋，如抬着一个地府阴曹的厉鬼，走进稻草垛子散发出来的炎炎初秋。
像以前某些土匪头一样，黑大汉在伏法前已被从头到脚搜过多次，未搜出什么珍奇，以至众人疑心他腰缠万贯的传说恐是虚名。不过，他的小老婆最后赶到北门口，嚎哭一阵以后，从容脱去亡人的鞋子，套在脚趾头的八个金戒指一亮，跳入围观者的眼中。有人立即捶胸顿足，娘哎娘哎地悔恨自己刚才粗心，诅咒自己的命运。
这都是一些传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此地官匪难分。有些官军脱了制服便成了土匪，有些土匪穿上制服又成了官军。但不管是哪些人穿制服，坐衙门，贴文告，周老二照旧一把拐子刀干他的差事。曾经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长官倡导新制，用枪毙代替斩首，差点端了周老二的饭碗。不过这位长官很快便被更新的长官当土匪给斩了，一切又回复旧规矩。人们也觉得还是旧规矩让人放心。用周老二的话来说，放枪嘣一下就了事，放个屁一样，杀没有杀威，死没有死相，还费铁子，成何体统？
这位倡导新制的长官是外来人，号召富人减租，要求穷人读书，令众人颇感新奇。他不抽鸦片，不纳妾，不嫖娼，不赌钱，不收礼，还不坐轿子，也不准手下人这般逍遥。一位强奸民女的结拜兄弟，被他割耳朵下了大牢，令百姓拍手叫好深为敬佩。但跟着他长久了，他手下人便渐渐觉得清苦乏味，没有多少好处。连钱都不能赌，连女人都不能嫖，那不等于跟着他坐牢么？百姓们开始还觉得他仁义，但后来发现这家伙自己走路，自己扫地和擦灯罩，哪像个官呢？发现这家伙不常杀人，那还有谁怕呢？再想想，不像个官的人，大家都不怕的人，能把衙门坐得长久？
他们开始叫他“王圣人”，后来叫他“王癫子”，见他和善如常并不气恼这一绰号，更认定他确确实实癫了，去北门口啃泥巴，恐怕是迟早的事。
又一支军队来了，把王癫子一伙赶到霸王岭，连攻十六日没攻上去。最后传下命令，凡下岭投降的，只要办一桌谢罪酒饭，洗心革面，三年之间欠租的减租，欠捐的免捐，祖坟一律受到保护。其中献上王癫子的更可得重赏。这一招果然灵，不到两天，王癫子便由他们的几名卫士五花大绑押下岭来。
北门口的号又吹响了。人们拥挤着争看墨迹未干的文告。听文告上说，匪首王犯文彬，江西某州某县人氏，惯以伪善欺世，实为衣冠禽兽，曾奸宿其婶其嫂其媳，每天还食人肉若干……众人看此文告都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事？还有这样丧尽天良的畜生？一些曾经在王癫子管束下很少逍遥的人，一看文告更加上火：他娘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呵？他原来也是一肠子屎，为何倒压着我们当菩萨？
正当人们交头接耳之际，一位女子哭天喊地冲到北门口，头发散乱、泪流满面，一只鞋子脱落。她冲着汉子们抢地磕头，央求道：彭家大叔，罗家大叔，石家大叔，你们讲句公道话吧。我家文彬没有吃过人肉，没有吃过人肉哇——
汉子们沉默，低下头往别人身后躲。也许他们并非胆怯，只是说话得有凭据，得给他们慢慢查实的时间。他们躲过女子的目光，皱着眉头，抹抹脸皮，深深呼吸，似乎暗示他们正准备这样去做。
冯家大叔，张家大叔，李家大叔，你们大家都讲句公道话哇。我家文彬从不伤风败俗，压根儿就没有嫂嫂和儿媳呵——
没有嫂嫂和儿媳，可婶娘呢？汉子们个个都义道，但仍然无法声援，只能含糊。
女子的声音逐渐嘶哑和稀薄了。她被两名士兵揪住头发，拖到牛马市那边去了。北门口只留下她的一只鞋子。
王癫子就是在这天一命归西。他似乎不怎么好汉，临刑前居然哭了起来，让周老二十分看不起。周老二下手时狠狠用力，让死者的脑袋不但尽旋，而且蹦跳，一路血泪交迸，最后滚到臭粪沟里。只是收刀以后，周老二觉得背上扭得有点阴痛。开始还没在意，回家后觉得越来越痛，最后摸到蚕豆大小的一肉团，硬得让人心疑。他请郎中看，郎中说是毒疔，来者不善，一定是来收命的。
几天之内，这颗毒疔越来越硬，竟有碗口大小，黄色的脓头密集相聚，如一颗饱满熟透的石榴鲜红而美艳。一到夜里，半个镇子都可以听到刽子手彻夜的嚎叫，狗吠也随着此起彼伏。再仔细听听，在嚎叫间歇的寂静里，有麻石街上轻轻的脚步声，时有时无，似远似近，不知是何人还在深夜独步。
有人说，可能是王癫子冤死，周老二才遭此冤死鬼的报应。人们这才想到，王癫子可能确有冤情。比如说他吃人肉，那时候北门口几乎没吹过号，他有什么人肉可吃？难道是去掘坟吃腐肉不成？又比如说他淫乱，但他当时不妾不嫖，有什么理由要打几个黄脸婆的主意？……这一想，人们又议论他的遗书。据说他女人只收存了亡夫一纸遗书，后来一直帮人家打豆腐，确实没有接下什么家产。遗书上写着：“既为民生，当为民死。行恶民仇，名善民嫉。仇兮嫉兮，不亦梦兮。”似乎写得有点没头没脑。一位老郎中最通文墨，把这份遗书看了好半天，也支支吾吾没说出个意思。
人们想到王癫子临刑前的仰天痛泣，惴惴的有些不忍，最后在老郎中提议下，凑了点钱，把尸体从乱坟岗挖出，置一口棺材，燃一通爆竹，重新下葬了。
周老二也凑了一份钱。大概是凑得及时，破财消灾，他背上的毒疔竟脓净封疤，好了。他的操刀营生接下去还干了多年，照样杀得很好，照样赚过好些揩刀肉。
我第一次来到北门口的时候，这里早已不是刑场。城楼旁边升起了百货公司的水泥墙，还有邮局、书店、银行以及政府机关，成了守摊老妪们新的背景。有一位伞匠把手中铁板敲得叮当响，走过街市，播一路防雨的警告，又像是敲打出什么暗号。间或有些大城市来的游客，看看残破的城楼，尝尝老妪们兜售的零食，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把小城拍来拍去。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北门口的来历。
至于有名的周老二，据说他还活着，老得牙齿都掉光了，偶尔去酒店喝一盅包谷酒，在牛马买卖双方之间当中人。他一手拉住买方的手，一手拉住卖方的手，手都伸到对方袖筒里，指头捏一捏，就捏出些暗号，让对方心知肚明。一旦左右两手捏出的价位趋同，就算讨价还价结束，他抽回手一拍，一桩机密的买卖宣告完成。人们说，他年过八旬还精明出众，只是身骨子不太强了，而且看人时还习惯性地往颈根上看，说人还习惯性地往颈根上说。比方说到人的身体，他不大说胖瘦高矮，只说颈根太粗或者太细，说颈根嫌长或者嫌短，让人们有些诧异。说到某人当上了林木站站长，他就说此人干不了大事，颈根与脑袋一样粗，颈后有个扁担坨，活脱脱的贱相，同邮局的彭老三差不多。这里的问题是，说人就说人，为什么又说到颈根？邮电局确有个彭老三，但彭老三从不与他交道，他为何如此熟悉对方的颈根？是什么时候仔细观察并且牢记在心？甚至可随口拿来打比方？
周老二有时还在干部面前吹嘘，说他也有过革命功绩，理应受到政府的福利照顾。按照他的说法，那年革命党号召剪辫子，没有什么人响应，后来不就是全靠他周老二一把板刀？镇守使授权他惩治长发鬼（有时候他说红军是授权方）。他忙得没日没夜，肩上背着一捆长辫，成天提着板刀在墟场上转（有时候他又说自己骑了马）。只要见到长辫子，他一把揪住，拖到某个肉案上，揪得那人引颈于案，手起刀落，银光一闪，嚓，一条辫子就体温犹存地落入他手中。他革命好几个月，容易吗？总共斩下了几百条辫子（有时候说斩下了几千条，包括洋教士们的假辫子），容易吗？当年再强霸的后生也被他斩得抱头鼠窜，乡下人好几个月都不敢上街赶场。一个最先消灭长辫子的模范县就诞生在这里呵。这样的丰功伟绩，怎么就一笔勾销了？
有个后生很崇拜地看着他，说你这样革命，后来怎么还去坐牢？
冤案，冤案么！周老二用没有牙齿的嘴巴说，张镇长他公报私仇呵，他占了我家的坟地还硬说我入过洪帮，完全是无中生有……
干部们对以前的坟地和洪帮都不感兴趣，敷衍他几句，就向酒店里其他熟人搭腔。那些人也无意听周老二讲古，假装没看见他，只顾划拳或对歌，闹出一阵阵喧哗。就这样，他没争到福利照顾，只好自斟自饮，久久地呆坐，任三两只苍蝇叮在他的眼角，似乎已无气力去摇头或扬手，把讨厌的苍蝇们赶开。他衰弱的目光依旧颤颤抖抖地浮游出去，停留在人们一棵棵可爱的颈根上，把它们逐一轻柔地抚摸。
我住进这个小城，正碰上这里的一件大事。在县里某基建工地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的石俑，共有八个，除了挖断一条手臂，其余基本上完好。最大的一座石俑有活人般高大，神态生动，堪称绝品。连省文物部门派来的专家都惊叹不已。县政府也立即筹资建文博中心，计划利用这些石俑，再加上本地悬棺、城楼以及溶洞，发展本地的旅游事业。
本地人争相来看稀奇。据说有乡下来的一位老妇人，看到最大的那座男俑时突然大惊失色当场晕倒。后来，她醒来时喃喃，说她看见文彬了，那个石头人就是王文彬！
王文彬是谁？后辈人都不明白。有几个老街坊寻思半晌，讨论片刻，才想起王某就是多年前在北门口啃泥巴的王癫子。他们急忙再来石俑面前核对，左看看，右看看，觉得确实有点像，但又不怎么太像。
老妇人因此一病不起，很快咽了气。她留在街心的一只鞋子重新被人们传说，她后来的命运我也慢慢得知一二。她改嫁一位桶匠，生有二男一女，住城东的小村里，门前有荷塘。她的儿女现在都在外地工作。
我曾沿着河岸散步，看月光如水，把对岸的山影洗得模糊，把流水声洗得明净而清晰。这条陌生的河流，闪着月亮的波光，流向哗啦啦的黑暗。在波光熄灭的前面那一片河滩，野渡无人，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空船，似乎也将滑向无边黑暗不再回来。我来到石俑前，再一次细细观看它们，发现其中最大的一尊双眼平视远方，嘴唇紧闭，似乎不愿说出往事。我摸到了他的腿，感到一种刺心的冰凉。他真像一个什么人吗？真像一个时隔两千多年以后的某个死囚吗？
我不知道这件古物的制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当年制作时是否参照过什么人的面容。但我摸到了两千年的冰凉。
我还听到了哭泣，左右寻找，才发现不是石俑在哭——哭声来自临江的一座木楼，一户陌生的人家。
这篇文章将要结束了。也许还可以附带说说另一件事。人们告诉我，十年前曾有一位白发老人路过此地，预言十年后这里将土里出金，河里流血。刚好十年过去了，第一句似乎已经灵验：石俑出土，旷世珍奇，招八方游客，纳滚滚财源，不就是“土里出金”么？至于第二句，经好事者们机警周密地思索，终于附会给一家化工厂。那化工厂不知生产什么，排出的废水殷红如血，染红了半条江。烟囱里还飘出红色粉尘，红了墙瓦和道路，红了晾晒的衣衫，红了老人的白发，红了鸡鸭和猪狗，甚至连人拉出的粪便也泛红。我曾见到某家的一只老鼠，如全身抹了胭脂，一道红光射入衣柜底下。这就是十年前老人所预言的“河里流血”？
我走出红色。为了反映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把搬迁化工厂的事记下来，答应回去后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
1992年6月
领袖之死
听说领袖真的那样了，长科一直害怕和悲痛。他是去屠坊砍肉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即就悲痛得说什么也不能砍肉，说什么也不打算接裁缝来家做衣了。当然，他悲痛的资格有点可疑，因为他老爹没有参加过红军或农会，婶子或嫂子也没被日本鬼子糟蹋——人们在忆苦会上常说这样的故事。更要紧的是，他小时候居然去街上读过洋学校，吃红米干饭，鞋子褂子穿得整整齐齐。后来在县城当教师那阵子，去食堂偷过一碗肉，被灰溜溜地开除回乡……他不敢回想这些历史污点，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领袖，如今凭什么也可以苦着一张脸盯着地上发呆？
他怕被别人看见，也怕不被别人看见——他心里没鬼的话就不必躲藏。他暗暗羡慕女人们。女人们眼窝子浅，能哭。上屋的本善家有位媳妇，死一只鸡仔也可以哭湿两只衣袖。远近四乡无论哪家有了丧事，都会备好红包请她出马，陪主家哭丧。若没有她那气长韵足跌宕有致的说哭就哭，仪礼不成体统，主家还存何脸面？不过她不识字，心里不明亮，有时也哭乱套，把东家哭成西家，把孙子哭成儿子。上次开大会声讨某地主据说是畏罪自杀，她没听清死的是什么人，解开怀襟找着什么，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抹起来。大队党支部书记明希听着听着生了疑色，最后给这蠢婆子一耳光。
村里无人唱戏唱歌了，都戚戚然，互相留意，蹑手蹑脚，不知五官该如何表现似的。有个娃崽见别人踩了他的屎，拍手大笑，立刻被大人们惊恐地扑上去捂嘴巴，打屁股。直到国葬日后才可以笑，这是明希爹的宣告。长科便暗暗数日子，小心度着时光，特别怕蚂蚁爬到颈窝子里去，弄不好，忍不住痒，就笑了，就反动了。
他注意很多乡亲确实比他悲痛得多，自己怎么挤眉头，耸鼻头，干干的眼睛眨巴眨巴，还是没排出水来。倒是急出一身汗，被风一吹，外感风寒。他当然没敢去见郎中，领袖都那样了，他怎么可以小病小疾去找郎中和抓药？他努力悲痛，必须悲痛，非悲痛不可，于是慢腾腾地迈步，沉缓缓地说话，挑着粪桶去地上泼菜的时候还拉长着脸，似乎已被悲痛压得透不过气来。想想吧，满园猪菜都是他哀思所在，每一声鸟啼都令他寸断悲肠。伟人仙逝，日月无光，他真是没勇气活下去了，真是没勇气把粪水泼下去啦。
他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喝墨水最多的文豪，经常为庆祝会一类写写标语。明希来找他去扎灵堂和写挽联。
他悲痛得还没转过弯来，低低地“哎”了一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听见没有？”明希爹耳朵背。
“哎，”他慌慌惊醒，“写什么呢？”
“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归你去想。”
“是在老地方开庆祝会？”
话没说完，他已魂飞魄散。娘哎娘，他怎么舌头一溜把“追悼会”说成“庆祝——”？在那一瞬间，他已经意识到应该改口，但舌头竟僵硬如脚，转不过弯来，硬是把反动话顺溜溜踹出去了。
“错了错了，我是说开庆祝会，不是开追悼会……”他急忙更正，一边更正一边更为大惊失色，他不仍然说错了吗？他一心狠狠地咬住舌头，但嘴舌完全不听使唤，罪恶滔天地急忙忙直奔最后一个字——“会”。一片静默。他的话说完了。
他两眼一黑。
“你说什么？”明希皱起眉头，深深地盯了他一眼。
他注意到明希注意了他，注意到对方注意了他的注意，注意到对方注意了他注意到对方的注意。他还注意到不远处有两位妇女在塘边捣衣，她们虽没朝这边看，但完全可以听到他说话的。
“喂，有洋火没有？”明希借火抽燃了纸烟，走了，背上的步枪摇来晃去。
自从领袖逝世之后，他一直保持这种备战姿态，对天上偶尔飞过的飞机也很警惕，看会不会丢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炸弹。那锈迹斑斑的三八大盖虽然根本没有子弹，但显然是对一切伪作悲痛者的严正警告。
整整一天下来，长科提心吊胆。村头的狗一叫，他就以为是县公安局来捕他了，后来才发现是个荒货贩子进了村。晒谷坪里有人搓草绳，他以为那是准备用来捆他的，看到后来，才知道他们用草绳去绹牛。咣——身后地塌天崩的一声巨响，他吓得差点尿了裤子。接下去没什么动静，他怯怯地回头探看，原来身后没有明希的枪口，没有怒目逼人的革命群众，只有一只猪崽勤奋地拱吃着泥土。一杆锄头大概是被猪拱倒了，砸得面糊盆翻了个底朝天。这一刻，浑身的血呼呼呼地直往他脑门里灌，灌得他头大颈粗，怒不可遏，抄着剪刀朝猪崽猛扎。猪崽愣愣地瞪了他一眼，任屁股上鼓出一串血水泡，不怕死的样子，发出一声尖嚎，居然迎着危险上，湿乎乎的嘴巴撞偏了他的脸，小爪子在他肩上踩踏过去。他更火了，从桌下钻过去，但未能揪住猪尾。他一直追到屋外的水塘边，才在猪腿上再扎了一剪刀。结果可想而知，猪崽的主人与他大吵一架，双方都咒了最狠毒的话，最下流的话，无非是关于祖宗的，或关于祖宗的祖宗等十分遥远的人。众人不免有些奇怪，觉得长科今天的凶狠十分少见。
明希到上头开会去了，没看见这一幕。
明希回村时，眼睛红红的，嗓子也嘶哑了，显然在公社又哭过一场，这使长科再次惭愧和恐惧。明希在窑棚子前召集群众大会，宣布新消息。还好，他暂时还没揭发长科的反动言语，也没说世界大战打到了边境。只是说，因为领袖闹革命时到过这个村子，所以国葬那天，大家都要来吊香，上头还要派人来照电视——长科知道“吊香”一词用得不妥，“照电视”应该是“拍电视”，但他根本不敢去纠正。
明希又说，乡亲们到了那天要好好地哭，哭出感情来。本善家的婆娘哭得最好，可惜肚子大了，照到电视里丑人，不要她。那么常兰家的，德虎家的，三桂家的，都要做点准备。这些人都是赤贫出身，在伪政府时期没穿过棉裤，不晓得票子是圆的还是方的。她们有得哭的。
长科盯着书记身边黑洞洞的枪口，心跳渐猛，等待明希下一句就点到他。
“完了。”明希看也没看他一眼，宣布散会，“你们莫带走了砖！”他知道有些人常把垫坐的窑砖偷偷带回家去。
这有点奇怪。明希是等长科写完了挽联再收拾他，还是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失言？
“要你莫拿砖！”明希朝他大喝一声。长科低头看，自己手里确实有一口砖。娘哎娘，他从不敢偷集体的一根草。只是现在他越不想干什么，就越会干什么，脑子里完全装着臭大粪了。他忙不迭把砖送回原处，定定神，眨眨眼，发现自己两手已空，确实已把砖块放回原处了，才稳稳地离开。
村子里的人都矮小，唯长科个头高，做衣费布不说，往人群中一戳，总要出人头地，高出别人一头，颈根凉飕飕地迎八面来风，有莫名的危险感。他知道，到了追悼会那天，他怎么弓着背勾着头也没用，别人不可能看不见他的。倘若到了那关键的关键时刻，可恶的眼窝
子里仍挤不出泪他怎么办？他还想不想活？电视可不是好玩的，那是用电的，没有什么东西斗得过电。即便明希爹眼花看不清他，县里的公安局会不会来查他一番？喂喂，人人都哭了，你这家伙为什么不哭？莫不是心里有鬼？你老婆难产的时候你哭过没有？哭过。你侄儿放排淹死在河里的时候你哭过没有？也哭过。哦哦，这就很清楚了么。
长科发现自己确实反动。
想到这一点，他的口舌突然干了，一种猛烈的干燥似乎从脚底升上来，迅速蔓延到全身，蒸发了他所有的血液，灼干了他的五脏六腑乃至眼睛。他眼球痛，眨眼时被眼皮枯枯地摩擦，好像发出了喳喳的声音。他感到喉管干得已经裂缝纵横，空气在裂缝中飕飕地流泻。这种可怕的干燥感他以前只经历过一次，就是当年听到开除公职通知的时候。他完了，他相信自己到时候还是哭不出来的，何况明希不可能没听见他的失言，两位捣衣的妇女也不可能没听见他的失言，他的罪证充分。
当然，他活过了这些年，也不算短命，前世没积德，完了也就当死条狗。既然哭不出来就该去坐牢或吃枪子，只是可怜他老婆和一堆娃崽。最小的刚断奶，也长着同他一样的长鼻子，经常东张西望，咿呀学语。当爹的一狠心撒手而去，这娃崽……长科就是带着这一些心思来到了追悼会场，看着前面他老婆弯弯的背脊，还有后颈上一颗熟悉的黑痣。老婆背笼里的嫩崽认出了父亲，在背笼里跳跃。
太阳很烈，人的头顶和肩都被烤得发烧，牛蝇也在烈日下惶惶乱飞。长科刚才离家之前已把水缸挑满了水，已把柴弯里的烧柴备足，从邻家借的灯油和红薯丝也一一还清。该了结的都已了结。他现在又赶走儿子头上一只牛蝇，想象这是最后一次为儿子驱赶牛蝇，想象这是最后一次触摸儿子的皮肤，忍不住心里一酸。但儿子似乎很喜欢牛蝇，咬着指头，张开嘴巴，流下长长一注涎水，冲着父亲笑了。
鞭炮乘人不备地爆响，恶狠狠，怒冲冲，不由人分说，炸得人们的骨架都松散，炸得人们都感到自己虚虚的轻了许多。老槐树上的乌鸦突然惊飞，扑啦啦的黑影子砸在人们头上和背上。家犬也一齐狂吠，吠得每一片树叶都在颤抖。长科的小儿子当然受惊，立刻哭歪了一张脸。长科忍不住把他抱出背笼，紧紧抱在怀里。这是最后的时刻吧？这是儿子无法记忆的告别吧？当父子俩肌骨相亲气息相融合为一体命运与共的时候，一泓热热的东西在长科眼里夺眶而出。
他是追悼会上第一个哭出来的成年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态，也是电视记者发现的第一个目标。乡下人不大了解电视，因此这一天两个电视记者来到村里，扛来一些奇怪的机器，曾给乡民们增添了莫名的紧张。据说鸡躲进了埘，狗蹿到岭上不敢下来，某位后生硬是没能把八十斤谷子起肩上路。就拿追悼会来说吧，刚才玉槐老倌去燃放鞭炮，划断了十几根火柴也没划燃，最后还是明希用打火机帮助了他。更让人火急的是，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不仅本善家的吓得没敢哭，其他几位计划中的主要悲痛者也乱了套，一进会场也好像贼一般，你看我，我看你，惊惶失措，在镜头面前一个个贼眉贼眼，没挤出半点眼泪，只能让记者大为失望。镜头不是枪口，你们怕什么怕呢？记者这样解释。但人们还是在枪口前纷纷躲闪或者后缩。这种枪口用来驱逐好奇的娃崽们倒是很灵。他们乱糟糟地挤乱了队形。大人们的呵斥没有用，明希的铜哨和步枪也没用，实在没办法了，明希就请记者扛上摄像机扫荡一轮，并没开枪开炮，娃崽们就如鸟兽散，逃得远远的。
明希今天也大为沮丧。他率领全家，一人顶着一个麻袋来了。听公社干部说，新社会不兴披麻戴孝，他才怏怏地把麻袋摘下来垫座。这位老书记参加过红军，行军时掉了队，又碰上岔路鬼，才没去参加长征（也有人说他是逃兵）。但他曾经到县城开过会，到省城探过亲，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一直要乡亲们休得紧张，照电视嘛，同照镜子差不多，同医院里照片子差不多，绝不会伤皮肉，也摄不走魂魄，没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跟着领袖闹革命，连德国和美国的大炮都不怕，哼，难道现在还怕照一照电视吗？但他无论怎样说，几个妇女的眼里还是没有泪水，连常兰家的婆娘也一脸呆肉，肉纹跳了几跳，还是没有多大希望。
“怎么搞的？”公社干部很不满意，在明希耳边嘀咕。
“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婆娘昨天还哭得好好的，今天是鬼打懵了……”明希觉得自己正蒙受谎报和做假的嫌疑，急出一头老汗。
在浓浓的硫磺味中，他决定继续启发一下大家的感情，先朝领袖遗像三鞠躬，屁股上两块黄泥印子再一次高高撅起。接下来他清清嗓子，大谈领袖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恩德。“同志们，同志们呵，我们伟大的领袖过世了，我们哪个不心痛？大家今天都来吊香，打鞭子，搞得乌烟瘴气，嗯啦，乌烟瘴气……”
身旁的记者怔了一下，拉拉他的衣袖：“怎么能说乌烟瘴气？这个词是要不得的。”
明希眨眨眼：“这么好的词也用不得？”
“你疯呵？”
明希只听说过，对领袖的画像和著作不能言“买”只能说“请”，倒没听说过乌烟瘴气这个词有什么不好。
他暂时压下满腹狐疑继续演讲，从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直讲到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再讲到最近的晚稻积肥和种秋红薯，历数穷苦人民眼下享受的幸福。“就说我一家吧，如今不就是过地主日子吗？（记者又皱眉了）天天吃白米饭不说，光大柜就有两只，雕花床也有两台，椅子呢，十六把，还有缝纫机一部，打火机两部，吾一部，吾庆强一部！”（记者再次皱眉）他环视四周，看谁还不慑服于他和他儿子的打火机，“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嘛。不光是我当书记，我家庆强和媳妇都是国家干部，我家满女是——沙老太婆。”他是指女儿参加业余剧团，光荣扮演《沙家浜》中的婆旦主角。当然，他得总结得周全，不漏掉最后一名家庭成员：“我婆娘是——”他顿了顿，找出了一个既体面又基本上不违事实的新社会用语，“妇女，嗯啦，妇女。”
有人忍不住笑，记者和公社干部更是哭笑不得。
“谁敢笑！”明希瞪大眼，想找出破坏追悼会的奸细。但他眼有点花，找来找去还是一张张肃穆无比的黄面孔，没有可供他发火的目标。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气氛显然已被破坏。不论明希如何耐心启发，无论他搬出多少铁的事实，也难启发出乡民们的悲痛。明希也自觉讲乱了些，忍不住暗暗怨恨刚才公社干部不让他顶麻袋。就是那一横炮，打乱了他的心思呵。其实披麻戴孝有什么不妥？他朝讲台上的牛蝇狠狠瞪了一眼。
会场上隐隐有些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明希随着旁人的目光看去，看见了高出众人一
头的长科，一张哭歪了的脸。
明希心里一软，颇有几分感动。
哭声是有传染性的。长科一溅泪，他的婆娘和娃崽也跟着哀哀，旁边几位妇女更是跟着掩面而悲，很快就带动周围一片小小的哭潮，连明希的泪水也被牵引出来。记者喜出望外和手忙脚乱自不用说，明希爹也如释重负，终于开始激动地嚎啕，竟完全忘了追悼会的程序，大声说：“长科同志，你来讲讲，你到台上来讲！”又向众人宣布：“长科是老实人，好人呵。他大伯卖豆腐从来是足斤足两的，他婆娘在队上出工从来没走过后面。”他这一刻想起了长科家族的种种好处。
长科被推着拉着上了讲台。刚才不知是哪些人握过他的手，不知是哪些人拍过他的肩，反正一片温情搞得他鼻子更酸。他哭了，真正地哭了。他现在才最终相信了这一点，真是天不亡我，绝处逢生呵。他不光是暗自惊喜和庆幸，而且真该大大地悲哭一场。不是吗？明希刚才称他为“同志”。这就是说，书记不认为他是坏人。就是说，书记不计较他的失言或者不曾听清他的失言。这也就是说，他以后不会下大牢而且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喂猪种菜看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在来不及思索的瞬间已经发生，已经在那里了。他第一次被这么多人仰视，被这么多人握手和拍肩，如何能让他不哭？
我们必须说明，长科是完全够格被这么多人握手和拍肩的。他一直忠于伟大领袖，忠于祖国和人民。作为村里的民办教师，他遵照领袖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几乎每天翻两个大岭，分别去三个村子给娃崽们上课，包括解开娃崽们打成死结的裤带以便他们排泄，包括给娃崽们洗脸、洗手、洗屁股以及在头发里捉虱子。有一个夜里大风大雨，马灯没油了，熄灭了，他险些滑下山崖粉身碎骨，在墨墨黑的茅草丛里东摸西摸，直到天亮时分才泥水淋淋回了家。他向谁诉过苦没有呢？他看见好些娃崽没钱买课本，就带他们去砍柴换钱。有一次碰上马蜂窝，他让娃崽们先跑，自己被黑压压的蜂子蜇得天旋地转，两天两夜没沾米水，脑袋一直充血，红肿如脸盆，吓得全村的娃崽都躲开他。他向谁诉过苦没有呢？他不但不曾邀功请赏，恰恰相反，就因为他年少无知时偷过食堂的一碗肉，他受到的打击和委屈难道不是罄竹难书？……他终于迸出一个男人怎么也压抑不住的尖锐长嚎，让尖声直钻人们的鼻窦，剜人们的后脑。会议气氛由此而推向了最高潮。
记得他还哀哀地说了一些话，呼唤领袖不要走，请求领袖给他做主，原本打算秋后带上盘缠去北京看望伟大领袖等等。
这天的追悼会很成功，很动人。与会者都哭得东倒西歪，连电视记者也抹眼泪揪鼻涕，好几次看不清镜头画面，工作颇受影响。其中一位追悼者还中暑晕倒，由旁人脱光他的上衣，在他背上一把把拔痧，揪出一条条紫黑色的痧痕。乡民们也心灵净化，和顺多了，正直多了，看拔痧的时候谁也不拥挤，谁都很谦让和客气。去给田里下牛栏粪，人们都拣大箢箕上肩，一改平时那种偷奸取巧的恶习。他们一边下粪一边咒骂日本鬼子之类的敌人，咒他们的祖宗。他们继续追怀领袖，痛惜红军当年在这个村子里只吃了红薯，没吃到肉，实在让人过意不去。关于领袖当年在这里是否拔过痧，是骑一匹白马还是骑一匹黑马，他们还争论了很久。
长科觉得周围突然笑脸增多，别人对他多少有些异样。拆台子的时候，各家把自己的门板扛回去，他扛不动，立刻有人来帮他一手。他的斗笠不见了，玉槐老倌立刻帮他寻找，发现自己的娃崽已把斗笠坐瘪，立刻在娃崽头上锄了两丁公，锄得孩子捂头半晌才哭出声来。其实玉槐老倌完全不必这样仗义，只要平时不拖欠娃崽的学费，不来偷长科园子里的辣椒丝瓜，长科已经心满意足。他受宠若惊地对玉槐老倌连连欠身。
不知何时，水塘边已经在传播流言。说是长科照电视照得最多，一照就照到省台和中央台，让各级领导非常满意，可能要重新当国家干部了。当然，当干部就要当粮油站长，那才是好差事，妇女们捣衣时都这样认为。长科嘿嘿直摇手，说诳讲，诳讲，哪有这回事？他哪有什么官相？他只是应邀去县里开过一次会，座谈领袖光辉业绩和学习领袖著作的体会，如此而已。
当然，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自从他在电视镜头前成功一哭，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渐渐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去县里参加过好几个会，同更多首长握过手。因为参加的会多了，发言的经验多了，他现在讲得越来越丰富，悲痛也越来越出色。比方说，像明希爹一样，他也是从旧社会说起，历数革命人民吃过的苦头（具体是谁吃过什么苦，稍稍说得有点含糊）。发言重点当然是介绍自己对领袖的忠诚，比如被蜂子蜇得脸肿大如盆，三天三夜没沾米水一类（近来开始把两天两夜记忆成三天三夜)。但他革命信念动摇了没有呢？没有。他是否计较个人安危和个人得失呢？也没有。（他开始采用了这种启发学生们的设问自答方式)。每天深夜，他还在油灯下坚持学习伟大领袖著作。每逢风雨，他还在翻山越岭去给孩子们上课，为此他已经瘦了身体，患上了胃溃疡和水肿病……说到这里，他总是两手冰凉，喉头哽塞，差一点说不下去。
他自己也知道，不必这么激动，不应这么激动，太激动就会影响发言效果，就会引来会议主持者倒开水递毛巾什么的，让人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没有办法，自那次国葬以后他不知为什么比本善家的还容易抛眼泪，一提起领袖，一听到国歌，他就情不自禁地眼红鼻酸，完全没法管住自己，没法平息胸中奔涌澎湃的悲壮。他总是望着天，任浑浊泪水在眼窝里旋动和蓄聚。他嘴唇嚅动和咬合，尽力忍着，忍着，忍着。
台下自然是鸦雀无声，随之而来便有突然爆发的口号声：向魏长科同志学习！向魏长科同志致敬！……
一排排声浪扑打过来。
口号只能使他哭得更加厉害，让会议主持者更多地来加开水或递毛巾。
长科从此成了大忙人，经常外出，自家的菜园子渐荒。他经常去明希家领取会议通知，甚至身份不明地列席过一两次干部会。他以前很少有机会来明希家，连走过门前也膝头有点发软。他现在才知道这道门槛里其实很平常么。他知道明希的床上蚊帐又黑又破，知道他家梁上有破禾桶和燕子窝，知道他家的猪总不上膘而且互相打架闹槽，知道他家冲豆子芝麻姜盐茶的瓦罐已经缺了个口。他对这个曾经神秘的世界渐渐不以为然。明希递水烟筒给他，请他坐。坐，他当然坐，他热爱领袖当然想坐就坐。
明希嫌凉水没有味，令女儿赶快烧吊壶炒豆子以及磨姜。借这个机会，长科发现明希耳背处有一点燕子粪，便说你老人家今天没洗脸么，怎么耳朵上有内容？他居然伸过手去，把书记光光的脑袋抹了两下。他现在根本不反动因此想抹别人的脑袋就抹别人的脑袋，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放肆地打了个喷嚏，余音袅袅。
好些年过去，明希死了。本来可以抬他去住医院的，但他最不能忍受那些没出嫁的红花姑娘让他脱裤子打针，便坚决不去，便死在家里。咽气前他抓住长科的手，紧紧盯住长科的眼睛，像有什么话要说。“你呵……”一口痰堵住喉头，终于没说出来。
他要说什么？成了永远的谜。长科暗自琢磨了很久，因琢磨不出来，自己的头发很快就白多了。
1993年10月
余烬
当时政府禁山育林，设了很多卡子拦截竹木。福庄和其他买客们只能偷运，白天空着手进山去，寻到某个寨子，与卖主私下交易，等日头落水，贼一样把竹木挑出山来。这一路昏天黑地，一是必须夜行，二是必须急行。碰到卡子，怕人家放狗、敲锣、甚至开枪，还得绕小道，有时候也少不了打架动武落下伤来，回家吃草药。
福庄是跟着庆子去的。照当地习惯，成年男子都被叫做什么“子”，比如元庆就是庆子，见孔就是孔子，福庄就是庄子，如此等等。
庆子看不起庄子的一身泡肉，让庄子很生气。“庆子，我要是比你少挑一两，就去拱猪栏！”他愤然劈了一个竹筒。
当地人很看重起誓，一看福庄劈了竹筒，庆子就不说什么了。
孔子沉默了很久才想出一句话：“带个秀才去也好，万一被抓住了，有人写检讨。”
他们一共五人，带了一袋糙米，每人三角钱菜金，还有福庄贡献的一小瓶酱油拌干椒，算是路上两天两夜的伙食。那还是酱油很稀罕的时候，乡下人只看见城里人吃过这种东西，觉得有些神秘。所以庆子吃得额头冒汗时就幸福地抹嘴巴：“毛主席一个月三斤酱油怕是要吃的？”
吃完了饭，太阳落到山后去了，峡谷里突然变暗，雾气弥漫，溪流的嗬嗬声寒气侵骨。有一只乌鸦开始慌慌叫唤。这是该下山的时候了。庄子不想被庆子那双鼠眼小看，刚才挑竹子时，怎么也不听庆子的劝告，偏偏选了两根大竹，扎成A字形，一挂秤，八十多斤。他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甩长腿冲在最前面。为了表示体力还有富余，他没事找事似的，把挑子当举重杠铃往上推举，一二一，复习以前学校里的体育课。他的嘴也闲得慌，需要发出点声音：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孔子听见庄子在前面唱，说：“这洋戏不好听，没有调的。”
庆子说：“现在做马叫，等下就要做牛叫。”
果然，下了一个岭，就再也听不到福庄唱歌了，也很难看见他了。他总是落在后面很远，需要别人一次次来等待。在淡淡月色里，大家等呵等，好容易等到他跌跌撞撞跟上来，只见他弓着腰，五官乱成一团，汗津津的背上映出月光，扁担被肩头与脑袋吃力地夹住，就忍不住笑。
“我崽，你还唱呵。”庆子冷笑。
庄子哼哼哟哟，没工夫回嘴。
“你裹了脚么？照你这样走，就要在这里过年了。”
“这么远呵？我……我都走得脱肛了。”
“嘿嘿，你来月经了吧？”
“庆痞子，我这裤子太紧，勒裆。”
“你那也叫裤子，妇女的骑马带子一样，要它做甚？”元庆终于抓住机会把读书人的球裤糟践了一番。
福庄眼下没有办法嘴硬。他对脱肛有些羞愧，粗腿被紧紧的裤边磨出了血，火燎燎地痛，只好横下一条心干脆脱了裤子。好在山里人稀，即便碰到女人，黑暗里谁也看不清谁。
他的大腿间凉爽多了，但还是觉得竹挑子越来越沉，怎么也跟不上队伍，走着走着就听不见前面的脚步声。他仔细听了听，嚓嚓声还是无影无踪。他走错了路吧？前面是个菜园，还有一口井，路已经消失。他两眼一黑，绝望地想起刚才的一个岔路口——肯定是当时自己选错路了。可恨庆子他们既不等他，也不在那里留个什么标记。
“喂——”
一片陌生群山里，他的声音孤零零的。
“你们在哪里——”
远处有狗吠。不一会，路上有了庆子那种左脚略有些轻的脚步声。“你喊什么喊？怕卡子上的人睡着了是不是？”
“你们也不等我。”
“要你跟紧点。”
“这到什么地方了？”
“才走了二十几里地，到了汉沙坪。”
福庄全身都软了，差点哭出来。
“起来，快起来！”庆子见庄子平躺在地上，就对他的屁股猛踢，“你这个没用的货，老子剜了你的卵子！”
“我就喘口气，只喘口气，求你了。”
“哪个耐烦等你？”
福庄只得挣扎，只得捶腿和揉腿，只得咬紧牙关站起来。他全身汗如水洗，往脸上抹了一把，竟抹出一手的蚂蚁。
幸好下雨了，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歇脚。庆子路熟，带着他们躲进了一个窑棚。这里没有人，但留有一口锅。算一算，快过小年了，窑棚主人可能已经回家。他们搬来两捆烧窑的柴，燃了一堆火，烘烤刚才雨中淋湿的衣。他们互相看到男人的裸体，看到阳物在火光中晃来荡去，觉得很开心。孔子对庆子笑嘻嘻地说，听说你的家伙可以挂得两颗窑砖，是不是真的？庆子哼了一声，似乎不以为然，说当后生那时候岂止挂两颗！现在是老了，还挨了一刀——他是指在政府的动员之下，做了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
孔子看看自己，又看看庄子，觉得庄子也不可思议，你的怎么那么小？大蒜子一样！我看你一天到晚勒着三角裤，也就是藏了个这样的宝物呵？福庄自我解嘲：天冷么。
收了汗，确实有些冷，正好湿衣已经烤干，大家就穿上衣，还找些柴草来围堵自己遮挡风寒。庆子说睡就睡，一点也不耽误时间。先放出几声鼾，接着又哇哇哇地跳，原来是他一不小心把脚伸进了火堆，一只草鞋烧得冒烟。他把睡着了的一一踢醒，说睡不得，睡不得，这样睡会冻坏人的。
他又说，这雨看样子一时半刻停不了，我们得先搞点吃的再说。他四下查看，找到一个破筐，里面只有几只陶钵，有半碗盐，此外什么也没有。他吩咐庄子烧一锅水，自己出去了，不一会拿着几颗沾泥带土的白菜回来，大概是从附近住户那里偷来的。
雨还在下。可以清楚地听见满山的雨声，随着风一层层地由远而近。甚至可以听清楚每一滴雨，落在对面山上的某一片叶子上，某一块石头上，或者某一个稻草人的斗笠上。静夜使人的耳膜变得极其敏锐，可以捕捉到这个世界任何一丝微弱的动静。即便有千万种声音，它们也都被静夜一一过滤出来，洗刷得干干净净，面目各别，纤毫毕现，绝不会互相混淆。庆子说，他听到了麂子，一大一小，就在岭上跑。
庄子听了听，好像确实听到山那边轻微的蹄声，甚至听到了鼻息的声音，树叶在嘴中咀嚼的声音，还有后腿滑了一下的声音。他还听到了别的什么，听到了山里的所有重大奥秘，只是没法说。一说，那些声音就没有了。
庆子断定，那只大的足有二十斤，一身好膘。
孔子说，打到它就好。
庆子说，再养肥点，下次来吃。
你下次还碰得到？福庄有些惊讶。
庆子笑了笑，舔舔嘴巴，只是吸烟。他的笑里透出一种自信，似乎山里的野物都是他养的，都是他碗中的食，吃不吃，什么时候吃，一切由他从容安排。
锅里冒出了白汽。一锅没油没荤的白菜汤也香味扑鼻。他们没找到筷子，各自找一根树枝，一折为二，凑合着去锅里搅捞。可惜锅里没有米，庆子不容许庄子下米，一定要把几斤米留到曹家洞再吃。
庆子吹着热汤，突然手举在空中，目光凝定：“有人来了。”
孔子也听见了什么：“是有人来了。”他朝黑洞洞的外面看了一眼，大叫一声：“妇女！”听到这两个字，有个裤子还没烤干的后生，立刻手忙脚乱往暗处躲藏。
一盏马灯已经晃在门口，门外确有女人的声音：“请问一声，李福庄在这里么？”
“李福庄？呵呵。”福庄奇怪有人来找他。
“总算找到你了——”一条影子从门外跌进来，冲着福庄倒地就拜，吓得他连退了两步。这是一张中年妇人的脸，面色发白，目光慌乱，挂了一只铜耳环，全身水淋淋的。“李局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天你一定要大慈大悲，帮助我家过了这个铁门槛。我们将来给你打鞭炮，烧高香，贡三牲，一辈子感激不尽……”
“慢点慢点，你找错了人吧？”
“你是不是李福庄？”
“是呵。”
“那就对了。求你同意给我们出一趟车。”
“什么车？”福庄越听越糊涂。
“就是你的专车呀。司机说，要经过你批准。李局长，我们也是没法子，我儿媳难产，接生婆没办法了，得赶快送医院。母子两条命呵……”
福庄哈哈大笑，“你看我是个坐专车的人么？我连牛车都没有，哪来什么汽车？要是有汽车，我自己还想坐一坐哩。”
妇人把他全身看了一眼，也觉得有些疑惑：“你不是李福庄？十八子的李，幸福的福，村庄的庄？”
“我是呵。”
“那你如何见死不救？”妇人扑通一声跪下，紧紧抱住福庄的双腿：“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吧。你要是不同意，我今天就死在这里……”说着说着就号啕大哭。
福庄没法吃白菜了，哭笑不得地望着同伴。庆子走上前去，拍拍妇人的肩：“喂，疯婆子你快走，这些人都是土匪，你不晓得呵？他们扇起耳巴子来铁重的。”
“你们打吧，打死我算了！我空手回去反正也是一个死。可怜我那媳妇和我那孙儿呵，可怜我那命苦的儿呵……”
这婆娘看来疯得不轻。庄子与同伴们交换了眼色，只能硬的改软的，哄哄她算了。庄子笑着说：“好好好，本局长同意了。别说是汽车，就是要飞机，你看中哪一架就给哪一架。谁让我们是人民好公仆呢？一心急人民之所急呢？”见妇人破涕为笑喜出望外，又应对方要求，摸出一截铅笔头，铺开一个纸烟盒，给对方写下一纸同意调车的手令——铅笔头本来是准备写检讨书用的。
妇人把手令塞入襟怀贴身藏好，千恩万谢，对在场人一一鞠躬，提着马灯匆匆跑了。他们忍不住追到门口，哈哈哈送疯婆子远去。“大婶，你慢点走呵——”他们没有听到回答，只听到哗哗雨声，还有远处寨子里的狗吠。
庄子继续喝他的白菜汤。他喝白菜汤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永远记住这汤，记住这汤的美味，后来还与自己的儿子说过多次。当时他儿子把蛋糕或者肉包子扔在地上，就是不好好吃。他差点一巴掌扇到龟儿子的脸上。
他更没想到，他多年以后还会来到这一片熟悉的山区。转眼又是初冬，有家公司在山里发现了一处好水源，计划生产矿泉水，急需申请一笔贷款。福庄是主管局的局长，邀一位银行副行长来考察项目，替公司争取支持。车驶出省城，进入了这个县的地界，他就再也睡不着了。大团大团的灰黄色涌入车窗，是秋后寂寞的农田，是随处可见的干草垛，还有远远的枯草山坡，将要抛甩到地球那一边的山坡。他想找到自己以前熟悉的房子，熟悉的道路，熟悉的面孔和口音，但是找不到。目不暇接的新楼房阻挡着记忆。一些风情女子站在路边店门口，对他们招手和微笑，介绍着身后的小店。补胎。饭菜。补胎。饭菜。饭菜。补胎。这些大字刷在粉墙上，木板上，篾席上，接连不断撞击他的目光。他的全部过去似乎只能用这四个字来表示欢迎和问候。
矿泉水厂选址在汉沙坪。眼下还只有几间破旧的瓦房，有几个乡下女子守着一根从山上接下来的水管，懒懒散散地接水装瓶，如此而已，其余什么还没有。筹备建厂的张厂长是本地人。他听说福庄以前在这里当过知青，喜不自禁，眉开眼笑，口口声声叫他“庄子”，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矿泉水，这笔项目不上马实在天理不容。福庄倒一直没松口。他担心矿泉水只有夏天几个月的旺销，还希望公司方面提出淡季的生产方案，比如能不能生产芦笋罐头或者糯米酒？
张厂长说什么也要领导们多住两天。吃了石蛙和果子狸不算，还要邀客人去钓鱼，去打猎，去看一座什么神庙。他瞪大眼睛鼓动客人们胡作非为：“天高皇帝远，出了县城三公里就没有王法了，你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日本鬼子，想怎么乐就怎么乐！我去找些花姑娘来跳舞吧？”
福庄带来的周科长爱跳舞，一听此话就说自己今天晕车，胸口很闷，确实不能再走了。他动员一行人都在这里住下。
入夜，周科长左等右等，西装皮鞋一直没舍得脱，但没看见什么花姑娘来，只是有人骑着脚踏车送来两筐橘子和猕猴桃，说是张总让送的。眼看着入夜已经多时，周科长气得大骂张厂长是个大骗子。
福庄觉得老周太可笑，但他也不大喜欢那个姓张的，对他特地为客人选定的旅馆，也觉得哭笑不得。这家旅馆属于财政所，电热水器是进口的，但电压低，根本不出热水。新式马桶也是有的，但下水道不通，脏水从卫生间一直漫流出来。地毯有地图般的花纹，墙纸到处起泡，都透出阴沉的霉味，似乎这些城市的器官一旦移植此地就只能腐烂，房客只能在腐烂器官的围困中度日。这一切使福庄感到陌生，无法与他记忆中的往事发生任何联系，连橘子也完全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电话倒是有一台，串线的电话一再闯入房间：“姓曹的，你的满崽是要留左腿还是留右腿？”
“你说什么？你找谁？这里没有姓曹的……”
“少装蒜，你九爷的刀子不认人！”
叭嗒，对方把电话摔了。
谁是九爷？这个九爷与什么人结了仇？……福庄还没明白电话是怎么回事，又再次感到腰间剧痒。肯定是有虱子和臭虫。他满身抓挠，脱下衣服寻找，实在没法安睡，忍不住敲击司机的门，想连夜打道逃回省城。
门里面没有声音。
他敲另一张门。
“小王到哪里去了？”
“不是去县城了么？”
“干什么去了？”
“不是你要他去的么？”周科长醉醺醺开了门。
“我什么时候要他去县里？这家伙，不会是去拉私货了？”局长知道这里的茶油和猕猴桃特别便宜，司机们总爱往这边跑。
周科长瞪大眼：“你忘了，你亲自写的条子呵。”
他返回房里找出一张纸条，说大约是熄灯前不久，一个妇人拿了纸条来，说李局长同意派车送一位难产的妇女去县城急救，小王这才紧急出车的。
“根本不可能！你说些什么呢？”福庄今天没见过什么妇人，没听说过什么难产不难产，更没批过什么字条。
“你仔细看看，字倒是有点像你的字。”
福庄打开手里一张烟盒纸，这才吃了一惊。盒纸上确有他的签名，字迹也非他莫属，只是有些模糊和潦草，像年青时代写的字，就是自己当年摹习魏碑时的那种。
“怪了！”
“局长，这不是你写的？”
“不是……”
“坏了坏了，我们上当了。这事只怪我，没回来问你一下……”
“也不是什么上当。只是……这什么时候写的呵？”
福庄毛发倒竖，依稀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雨夜，想起自己在某个破窑棚里遭遇的一幕。这就是当年那张纸条么？他怎么也无法相信，事隔二十多年，这两件事怎么可能连接起来？他猛拍自己一耳光，看能不能把自己从梦中打醒。
周科长见到脸色大变，吓得赶快摸他的额头，摸他的脉跳，给他打开水和找药瓶，小心地查问原因。听他说完来由，忍不住大笑：“局长，你今天没喝多少么，怎么就酒话连篇？我喝了八两白干，还可以玩游戏机。”
“信不信由你，这事实在是太奇怪。你想想，什么人可以拿出我二十多年前的字条？你看看，烟盒纸上是红橘牌。现在哪里还有这种牌子的烟？”
“那婆娘一定是个鬼！”
“我同你说正经的。”
“只能是鬼么。局长，她在二十多年前就看出你会当局长，就提前向你开口借汽车，不是个鬼又是什么？”老周又哈哈大笑，拍拍福庄的肩膀。
月亮已经移出云端。刚下过雨，溪里的水大声宏。从窗子里看出去，对面的山壁在月色里显得突然膨大了许多，逼近了许多，压得让人有点吐不过气来。黑森森山岭的剪影，嵌入当年的天空，与记忆中的曲线仍是严丝密缝地吻合，对于福庄来说十分眼熟。好了，有了这条聚焦清晰的山脊曲线，就有了通向回忆的一条线索，足以分解混沌的往事。牛粪的气味，腿上的血痂，大路上嚓嚓嚓的脚步声，还有远处山脚下若明若暗的一粒灯火，都一齐扑面而来。
这附近肯定有一两个窑棚。他记得更清楚了，他曾在那里躲雨歇脚。那是他第一次进山，来去二百多里路程，累得人死过几遍似的。他当时被同行人叫做“庄子”，担着A字形的竹挑子，总是跟不上队伍。他还记得，他曾经用钓鱼线钩系上虫饵，在一个寨子附近钓了一只鸡，带到僻静处再把鸡头扭下。要不是庆子怕遭报应，他本来还可以偷得更多。但就是那天晚上，他下山的时候一脚踩空，摔在深深的水沟里，嘴里咸咸的，一摸，竟有一颗牙齿滚落手中——真的遭到报应啦。后来，同伴总算找到了他。他们在天亮前赶到一个小镇，见店铺都没开门，只得和衣睡在檐下，直到天亮时才被冻醒，发现破棉袄上已经披霜，甚至冻出了喳喳作响的冰凌。他们没有几个钱，吃不上肉和酒，只能用大米在饭店里换来几碗白饭，一个个蹲在街边狼吞虎咽……
他走出了旅馆，看到路边有一座旧戏台，粗大的木柱布满了虫眼，还有交错密集的划痕，就像重新披上了粗糙树皮，甚至有绿苔暗暗地爬上来。他走上一个坡，看见坡上有排排砖坯，有一个人字形茅棚，一如他记忆中的窑棚。他打亮手电筒，让光柱射进棚里，照亮那里的大堆柴草，其中有几捆已经摊散，是有人在那里睡过的样子。在窑棚的正中央，几口砖架起一口锅。锅里的残汤还冒着热气，锅沿还沾贴着一片白菜。看看锅下，柴灰似乎很新鲜，风吹过的时候，有暗红色的余火一闪一闪。
这里显然刚刚有人离开。他突然心头一动：刚才上坡的时候，不是与几个人影擦肩而过么？大概有五六个人，发出嚓嚓嚓的脚步声，很像进山来担运竹木的买客。靠水库中一片月光的反衬，他看见那几个人鱼贯而行，背脊弯曲，脚步晃荡，A字型的竹挑子在肩头轻柔地一跃一跃。其中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两腿尽量向外撒开，走得有些别扭，好像裤裆里有什么伤。
“喂——”他突然一惊，追出去大喊，在群山里放出孤零零的声音。
“庆子，你们站住，等一下我——”
远处只有几声狗吠。他希望听到大路那边有应答，有脚步声返回来，然后有庆痞子的大骂和数落……但是庆痞子没有出现，最终也没有出现。眼前只有一片银月的光雾，行者的脚步声已深深落入雾海不知去向，没法打捞上来了。
“庆痞子——”他气喘吁吁，不知怎样才能追上去。
“贼养的！”
前面有喝骂声。一个黑影挡在路上，走近才可以看清楚，那不是庆子而是一个老头，手里操一根木棍。
“你们这些过山贼，搞下的呵？烧了窑棚里的柴，吃了窑棚里的菜，抹抹嘴巴就想跑？我一听见狗叫就知道没好事。”
“对不起，这事与我没关系。”
“没关系？那你喊什么喊？我看你们就是一伙。”
“真的没关系。我刚才只是好奇，想看看那些人是谁。”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从省城里来，考察你们这里的矿泉水……”
“矿泉水？”老头用手电筒把他上下都照照，“那也不是好事。牛也吃猪也吃的水，装个瓶子就卖肉价钱。这也是本分人做的事？难怪名字也叫得无聊：诳钱水。一诳就来钱了是不？你们以后不吃谷只吃水是不？”
“您就是那个窑场的主人？”
“黄老板拜托我守棚子。”
老人不让福庄离开，押着他返回窑棚，用手电筒照一照现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搞下的，搞下的，臊尿到处屙，钵子也打烂，何不把锅也吃了？”
“这样吧，我替他们赔钱。”
福庄掏掏口袋，发现自己没带钱，皮包留在旅馆里了。“你跟我到旅馆里去拿钱？”他又说。
“你知道现在一担柴多少钱？两捆柴，一只钵子，不收你多了，八块吧。白菜就算了。”
“好吧，八块就八块。”
两个往坡下走。天地转暗，月亮被云遮去了。他们走到半途遇到阵雨，便在路边屋檐下躲躲。这一阵风雨来得急，吹得树弯了腰，落叶飞上天，还吹出树枝噼噼叭叭断裂的声响。山上涌动着一种轰轰隆隆的声浪，大概是林木的呼啸。
“这声音好吓人，好像是人叫。”
“这算什么。”老头隐在黑暗里，只有烟头红了一下。“你要是到春上四月，碰上这样的风雨，在这里还可以听得到锣鼓声，号角声，刀枪过招的声。上百上千的人喊杀，也听得清清楚楚。这事一点都不假，要不这里怎么叫做喊杀坪呢？”
“这里不是叫做汉沙坪么？”
“汉沙就是喊杀。怕吓了外地人，就改个斯文的名字么。”
雨还在下。老头就说得更多。据他说，这里原来出了一个天子，是一个铁匠老婆与一条神犬配的种。天子一生下来就可以说话，七步之内可以成诗，用他的尿研墨写状子，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朝廷晓得了，怕他篡位，发了十万军队前来攻打。没料到军队一进山，满山的竹子都炸，满山的石头都跳，都是帮助天子的兵，把官军杀得血流成河。不过寡不敌众，天子还是被朝廷拿去用油锅炸了。喊杀坪的杀声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老头的结论更有意思：要是那次真让天子登基了，中国哪还会现在这样子？莫说竹木不会砍光，起码平价化肥和薄膜是尽量供应的，要走什么后门？
福庄忍不住大笑。
天亮之后，周科长出了房门，看见局长正在门口擦皮鞋，便问对方昨晚到哪里去了，怎么搞得满鞋都是泥。福庄只顾上擦鞋，没顾得上回答。
局长的奥迪牌轿车已经开回来，停在旅馆门口。福庄吃过早餐，推开司机小王的房门，把对方轻轻拍醒：“你昨晚辛苦。送到医院了？”
“送到了。”司机揉揉眼皮。
“生了么？”
“生了。”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还是双胞胎。母子都平安。你放心吧。”
“那一家姓什么？”
“我忘了，好像是姓林，又好像是姓王……”
局长其实也没打算问清楚，就算问清楚了，也记不住的。“时间不早了，起来吃点东西吧。我们要走了，趁天晴好赶路。”
1994年10月
山上的声音
山上有声音。
笃，笃，笃，像有人在那里砍树，越是夜深越听得清楚。
这很奇怪，什么人这个时候还在岭上？好几天都是这样。月出东山，山上的声音就出现了。黄毛狗朝山上大吠，没吠出个结果，就喉头挤出一缕呜咽，夹着尾巴不安地逃蹿，一次次被门后的一角黑暗吓得掉头就跑。地坪里有什么轰然倒地，好像是晒萝卜干的那一张大门板。不知是狗绊倒的，是风吹倒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两个女知青很害怕，关紧房门，一个劲地叫“全保”“全保”。全保便和卫克来敲我的门，手里有手电筒和梭镖，邀我一起上山看看。
全保说，肯定有人偷树。
我有点害怕，问怎么天天都有人来偷树，不会是有鬼吧？不会是野兽吧？不会是外星人吧？
也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全保把路边一个破筐踢得很响亮，嗓门也雄壮地一连喊七八个走字，却没有真正往前走。“场长说，前几天台湾飞来的气球丢传单。”
卫克笑着说：“可惜一张也没有看到。听说传单上尽是美女。还有饼干，恐怕都让干部收上去吃了。”
“快走快走，去抓两个特务看看！”我也不能显得胆太小，得吼出点声音给女人们听听。她们的门紧闭，窗纸透出一团飘飘忽忽的灯光。
我们带着黄毛狗从谷仓后面上山，一路上蹑手蹑脚，没在乎谁在前谁在后，似乎也暗中在乎这种不在乎。白天看惯了的一切，山塘，水沟，田埂，林中小道，一截烂牛绳，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给人陌生异样的感觉，似乎它们都是一个人刚才来过这里的物证。
全保大叫一声，原来是发现了一头牛，不知是谁忘了牵回家的，正在山坡上甩着尾巴，散发出汗和粪的酸臊气。我能听到牛蝇嗡嗡的声音一哄而起。
全保又跳起来，把我的脚狠狠踩了一下。他说刚才看到一条蛇，足有扁担长，五光十色地在草丛中一闪，游到水田里去了。
我们总算勇敢地爬上坡，经过一片密密的树林，已经接近山顶，来到奇怪声音的大致来处。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山那边另一个村寨，还有山下若隐若现的河湾。不知为什么，声音此时已经消失，就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这就是说，没有人偷树，没有人盗墓，没有马熊或野猪的痕迹，更没有什么来自台湾的特务。连一个树干上的新斧痕也没有发现。风小些了，林子不再呼啸，蛐蛐声消散在腐叶气味里，消失在我脸上毛虫蜇出的奇痒之中。我只发现雾水开始在枝叶凝积，还发现了月光，潮湿而且毛茸茸的那种，似乎从河湾爬上山来，镀亮千山万水，渗入树木、草叶、岩石、泥土以及我们的肌肤，使一切都变得熠熠透明。我伸出手，差不多可以看见自己两手的血脉和骨骼，看到手臂里月光的流动。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从此相信，月光是夜晚最大的事件。
月光也是夜晚一切事件最大的原因。我相信，月光可以使人心慌，使人无措或者失常。如果有女人在这个夜里突然尖叫，肯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月光。如果有人在这个夜晚一刀结果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同样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还是因为月光。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们放心地下了山，经过北坡那边的小庙。庙已经作为封建迷信被政府拆毁，只剩下几条麻石墙基和蔓延的野草。也许最近什么人家有了难，居然还有人来此供上长明灯，在残墙上贴几条红纸。纸上歪歪扭扭的一些字，大概是香客的祈愿。
全保把油灯嗅了嗅，说是茶油，可以带回去炒菜。我们早就缺油了，当然为之兴奋，找到一个较大的灯壶，把所有的灯油囊括一尽，也算今晚没有白跑一趟。
只有黄毛狗仍是惶惶，从前面往后面跑，又从后面往前面窜，溜出一串沙沙沙的急跑声，几次挤撞我的小腿。我不知道它在搜寻什么，要提醒我们什么。
后来的一天，我从镇上背了满满一篓薯种回来，路过石砒寨的一座桥——其实不算什么桥，只是横跨深涧上的两根大木。因为走的人少，桥面爬满了青苔，甚至还长出苦蕨。桥下是寒气升腾的哗哗水声，还有掩盖溪谷的杂树，鸟雀这一下那一下的鸣叫。一个小石子丢下去，很久才能听到闷闷的落地之声，有时候甚至什么也听不到，小石子被沉重的寂静吞没了一般。
我在这个桥上来去过多次，没把它当回事，有时还在桥上大吼大唱，唱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什么的。但这一天有些奇怪，刚刚上桥不久，一种可能失足身亡的念头无端袭来，突然抓住了我。这个念头如此顽固和强大，顿时使我双膝僵硬，已经不像是自己的，怎么也没法探出步子。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比方说抓住脚下的木头，但腰弯不下来，抓了好一阵还差几寸。我趔趄了一下，顿时两眼一黑。
事后想起来，这一天的风可能比较大，把我的喘息和自语都迅速吹远，变成我身后另一个陌生者的声音。盖满溪谷的树林在摇晃，似乎已经杀机毕露，眼看着就要呼啦啦向我扑来。我知道，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不当的动作，任何一口粗鲁的呼吸，都可能造成强大的反推力从而把我轻而易举抹下桥去。但我不知道哪一棵树或者哪一块石头将是我的末日。
我一定是发出了惊叫。
桥对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早就在桥那边，静静地蹲着，大概在等我先过桥。我曾隔桥看见他脸上白花花的疮痂，显然是个麻风佬，是从附近麻风村跑出来的。他蜷缩身子如一尊息翅的老雕，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闪动，显出他还是一个活物，在暗暗捕捉眼前的动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上桥，朝我递来一只手。确切地说，这不是手，充其量是根肉棒，披着疮痂的细小肉棒，因为除了拇指以外，其余的指头都已经没有了。
我没有工夫恶心，也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抓住生命的希望。在这一瞬间，我万分惊讶那只手的力量，透着硬，透着重，透着狠和倔强，透出一种在地上生了根的稳定感，并且像电一样立刻贯通我的全身。我感到它足以挂住我的全部重量，即使我用全身气力去摇撼，即使再加上五六个人用全身气力去摇撼，也无法使它动摇丝毫。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钢蹄铁爪。
我被这只手接引过桥，一脚踏到了厚重的土地。直到这个时候，身上全部毛孔才突然齐刷刷张开，顷刻就有大汗湿了衬衣。几乎被恐惧消灭的心跳，此时也才咚咚地恢复。
他往桥那边走去。
“多谢了，请问大叔贵姓？”
他给了我一脸疮痂，没有什么表情。
“你……抽烟？”我急急地举起红橘牌烟盒。
他犹豫了一下，走过来，伸出刚才那只肉棒，靠残留的拇指夹住香烟。
我给他点火。他不要，只是把香烟插进衣袋。
“你是唐家湾那个麻风村的么？”
他喉头发出咝咝的一道尖音，走了。
回到林场。天已近黑。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赶快洗手，用肥皂，用敌敌畏，用碘酒和盐，恨不能把手刨去一层皮。全保和卫克听说我接触了麻风，也立即宣布戒严措施，大喊大叫，不准我碰他们的脸盆水桶以及任何东西，要我赶快去医院检查。场长哈佬的经验当然多一些，说麻风最毒在尿，不沾风尿就不碍事。他要我去镇上买一种三蛇祛风酒来喝，又要我站在伙房里，关闭门窗，烧了一把柴火。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土硝投到火中，然后借着火光仔细看我。这种小游戏的结果是，他宣布我的脸色如常，没有蓝光，大可放心。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人检查风虫的方法。
哈佬还向我打听过桥的麻风佬是什么模样，待我细细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二老倌呵。”
“二老倌是谁？”
“你不认识的。”
“是唐家湾的？”
“莫是，二老倌就是这个村的，死了——哎哟，死了上十年吧？”
“死人？”我吓了一跳。
“你们明日早上到蛇坡上挖杉树坑，一人挖两个就回来吃早饭。我不来喊了，听见没有？”哈佬披着褂子准备回家。
我不让他走，不容许他这样吓唬我，这样搞乱我的思想和制造我的噩梦。他凭什么把一个大活人说成是死人？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屋里桂蓉都要放人家了，我屋里的雪梅都做了娘，我还会同你打诳？莫是别人，定局就是他。他走起路来左脚有点跛是不是？”
我回忆不起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这已经让哈佬把鼻涕抹得更加自信。“他镶了一个金牙是不是？”
我这次回忆起来一点印象，那个上唇完全溃烂的嘴上，确实有过金光一闪。
哈佬高兴了，一口咬定：就是二老倌么。他还说，前几天听到夜里的山上有声音，他就猜想是二老倌飘魂，只是当时没给我们交底。
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说法。两个女知青闻之变色，吵吵嚷嚷就要哈佬批假，让她们回城里去。我当然半是害怕半是好笑，不想把农民的迷信当一回事。我和全保、卫克强烈要求哈佬说下去，让我们知道二老倌是个怎样的人，是怎么死的，怎么可能飘魂。世界上还真有飘魂这回事么？
哈佬朝猪场那边张望一下：“莫什么好说的。回家卧南风去呵——”说完就走了。
他的躲闪是一个谜，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后来又问过其他人。这些本地人不觉得飘魂有什么奇怪，倒觉得我们的奇怪很奇怪。你们怎么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人死了就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做了善事或恶事的人如何得到报应？岂不是两腿一伸都赖了账？这天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果没有鬼的话，有的人活到八十岁，有的只活到十八岁，有的天天吃肉，有的天天吃糠，这一切不平之事如何解释？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这一天，哈佬扛一杆秤来称猪，走到塘坝上不慎摔了一跤，秤砣滚落到水塘里。他不会水，央求我们下水帮他寻找。我乘机胁迫，一定要他说出二老倌的故事，不然我就不下水。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实招来。
他说得没头没脑，东一句西一句的。我费力地去粗取精，才从他的话里总结出这么几条：
（一）二老倌就是他侄儿，从小不大务正业，心里不明亮，性子又烈又横，喜欢到外面打架惹祸，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自己的左腿骨折。
（二）二老倌被小镇上的一个麻风女惑住了。那麻风女面若桃花，搔首弄姿，围裙里经常藏着菱角和米糖，用来勾引过往少年。照老班子的说法，男风不能卖于女，女风可以卖于男，一卖风虫就可以给自己消灾，所以麻风女常用这个办法转嫁恶疾。
（三）二老倌的死是因为他作恶，有一次调戏一位小寡妇，还打劫人家的金镯子，一失手竟把人家推下山，尸体后来被一个挖药的人发现。这样的暴行自然引起公愤，寨子里的人只好给他“开款”。
我后来才知道，开款就是动家法杀人，是民国以来政府明令禁止的族规。当然，是否真正存在过这种规矩，说法也是各各不一。我见到的一位地方志专家就断然否认有这回事，说开款同放蛊一样，同“白马会”一样，都是以讹传讹，纯属历史伪造。专家还说，二老倌的故事更不足为凭，不过是长辈人编个故事进行道德训诫，吓吓人而已。
我不知道哈佬是否伪造历史。从他叙说的模样来看，他倒是说得有眉有眼活灵活现的：每一次秘密开款，全村男子都得参加。每人持铁钯一把，在开款前先将铁钯钉在树干，表示各自的决心和誓约。他们烧一堆大火，在冲天火光中由最长者唱款，也就是宣布族规家法。然后由伏法者的父母和全部嫡亲行款，就是动手杀人。他们用火烧或者用刀砍，一边杀自己的亲人，一边还必须大叫：杀得好！杀得好！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天理不容！诸如此类。他们必须大碗喝酒，高声大叫，扎脚勒手地在场上冲进冲出，拿出一种大义凛然威武豪壮的劲头。如果他们不这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丝悲戚或迟疑，他们就会受到宗亲各户的鄙视，比如说他们的红白喜事都不会有人来喝酒，他们盖房子不会有人来帮工——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做不起人了。
二老倌就是这样死的。
我对这个介绍颇感意外，因为我在石砒碰到的那个人没有半点凶顽迹象。
“这就对了。”哈佬认真地说，“开款才能开出好人来，这就叫归款。你懂么？这样的孽种，阳世时做了一件恶事，阴世里就要做七十七件善事来补过。阎王老子办事公道，规是规矩是矩，不是明求那号货。”
他是指大队的一个喜欢弄权的会计。
哈佬得到了他的秤砣，走了。他当场长只有一年，大概被上面认为工作不力，就免职回家了。他后来打米或打红薯浆，还路过林场的小土屋，一见面就模仿我们用省城官话骂娘，学着我们的大喊“全保鳖”“卫克鳖”，以示朋友间的亲热。但实际上，他还是越来越生疏了。我们请他进房里坐一坐，他只是嘿嘿笑，朝屋里一看，并不跨进门槛。
我们几个知青也很快散了。我的女朋友调去当民办教师，去了很远的学校。另一个女知青老是叉着腰，办了个腰骨损伤的病退证明，把户口迁回城了。卫克主管林场的代销点那半年，凡是干部来打酒或打酱油，他总是收半斤钱给七八两货，还加两颗纸包糖，把干部一个个都拍得眉开眼笑，终于被党支部推荐去读大学。惨一点的是全保，他年纪最大，做功夫又最卖力，还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但因为父亲坐过牢，几次招工招生都没让他过政审关。他后来也是办病退才回城的。那一天晚上我帮他挑了一部分行李，送他到镇上。从镇上回来，我突然发现林场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影相吊。这张床是空的，那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这间房是我的，那间房是我的，另一间房还是我的。我望着窗外投进来的一角月光，心里有些空空的难受。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度过今后的夜晚，那些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好长的夜晚。那些夜晚里不再有朋友的笑闹和梦话，死一般的寂静里，只有山上不知来历的声音。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我是它的唯一听众。月出东山，它就及时地出现，笃，笃，笃，顺风飘流和飞扬，在我门前的地坪里旋绕，从我的窗子木栅间潜入，在我某本读过几十遍的破小说上跳荡，在我的床下或墙角悄悄囤积。
我认识了一个复员军人，住在一个叫棉花畲的村寨。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让我少些寂寞。我去了，玩得太晚也就宿在他家。他家境不错，厚大被子有新棉的气息。但我光光的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主人以为我忌生床，我说不是。主人掌着灯要为我拍蚊子，我说不用。我后来总算想到，这里的月夜缺少我耳熟的声音，也就缺少了我必不可少的催眠曲。我已经不习惯窗外的山影一声不响。
我后来被招入县文化馆，最初一段也出现过这样的失眠。我不得不在睡觉前猛喝一大口白酒，把自己灌得天旋地转，才可勉强入睡。
我重返这个山寨，是十多年之后，熟人们一见，都哎呀呀大为惊喜，都说我“过得旧”，意思是没忘掉穷地方和穷朋友。他们知道我是作家，却不知道我写的小说。说实话，我以前写的小说很多都取材于此地，如果被他们读到，不知某些原型人物有何看法——他们不会责怪我过于刻薄和丑化吧？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小说里写到他们。他们只是一口咬定我在《人民日报》上的征联十分了得，三年之内居然无人可以对出下联。我大吃一惊，问这是听谁说的。他们说是中学的胡老师说的。我问那上联是什么。一个后生想了片刻，才想出来：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我差点笑翻。
“你真是个化学脑壳，怎么读得进那么多书呢？出的上联怎么那样难对呢？听说科学院开了三天会，也没人对得出下联。”有个后生还是瞪大惊羡的双眼。
“哪有这样的事？胡老师怎么能造出这种谣言？”
我的大笑并不能纠正他们的误传。相反。我越是否认，他们越是觉得我谦虚，不过是低调做人，免得树大招风和引人攀附。我这才明白，传说比真实的力量要大得多。
我没有见到哈佬。听说他儿子去城里打爆米花，他插完早禾就给儿子帮忙去了。我去找另外一个熟人，顺便到岭上走一走。我想到了当年山上的声音，想起当年关于飘魂的奇怪故事。我看见岭上已有了几户新的瓦房。其中一户的门前，一位后生正在修理手扶拖拉机，两手油污污的。他给我让了座，筛上茶，说这岭上从没有什么奇怪声音呵。我仔细描述了那种声音。他想了想，哦了一声，说是懂鸡婆吧。他说懂鸡婆叫起来就像是砍树，要不就是岩蛙——岩蛙叫起来也是惊天动地，几里路以外都可以听到。
我下了山，走在一条泥路上，不时跨过深深的车辙。我想起那时候哈佬带着我们来修路迁坟，其中就有二老倌的一座——是哈佬指认的。我们砍去茅草和杂树，刨去草根错结的土层，撬开拱砖中的一块，一股热气立刻从缺口里冒出，吓得我们纷纷闪避。女知青更是捂住口鼻逃得老远。我从逐渐扩大的缺口里，看见了黑暗洞穴里面已有很多落土，还有依稀可见的朽木和白骨。我们已经挖过很多坟，发现所有白骨都一样，无法辨别贵贱，甚至无法辨别老少，二老倌的当然也没什么特别。他只是有一颗金牙，已经蒙上泥垢和污水，被哈佬擦一擦，才有微弱的一粒闪光。
我最为惊异的是，我在这座老坟里，看见了比较新鲜的板栗壳和包谷粒，据哈佬说，这就是他飘魂出土的证明，是他吃剩的东西。在坟前的一棵歪脖子桐树旁，我还发现了一根红橘牌香烟，虽沾有雨渍和泥沙，但基本上完整无损，商标隐约可辨。
我捡起来看了看。
可能是出自我的烟盒，也可能是陌生过路人无意间的遗落。
那支烟，永远留在山里面了，也许我眼下还能找得到。
1994年11月
白麂子
季窑匠是个单身汉，撬着个布包来到这个村子，已经好些年头了。他烧出的一窑窑青砖黑瓦又结实又匀整，价格总是比别人的便宜，发货时又不计小数，三十五十顺手相送。碰到什么人急难之下开口来借钱，只要他手上有，他从来不说二话，你借八角他甚至还掏出一块，有时热情得结结巴巴，恨不得把口袋底子一同翻给你。
有一天，他灰头土脸地下了工，去湖边洗澡洗衣，一去就没有回头，只留下岸上的衣衫和草帽，第二天被看牛的娃崽发现了，提在手里捡了回来。村里的人大惊失色。一些后生赶紧扛着桨去放船，到他下水的地方寻找和打捞，忙了约莫两个时辰，一篙子终于戳到水下一个重物。两个后生喝下酒，壮了胆子，潜下水去一摸，果然捞出了一张歪张着的嘴巴以及整个泡得又白又肿的人尸。
他的四肢都缠上了水草和渔网——看来是不幸游错了方向，被一张捕鱼的拦网缠死在水中。
村民们唏嘘了一阵，各出一把力，挖了个土坑，把他草草下葬了，包括把他歪张的嘴巴又揉又捶又扳又敲，好容易才使它勉强合拢。有人说他是个“祛师”，意思是说他是个法师，虽然只是业余水平，但既然懂点看水碗、剪纸符、收魂驱魔一类小巫术，还是有点别出一格。照老规矩，得让他眼蒙布条入殓，或者让他入土时脸面朝下，以免他死后还能东看西看，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乱射，搅得村里不清静。但大家念他多年来的义道，情面多少有点抹不开，含含糊糊一阵以后，把防范措施稍稍放宽，只是在坟穴里熏了一把烟，再垫了一担石灰，有点消毒灭虫的意思，好像他是一个虫蛹，有石灰管着，就不会变蛾子飞出坟墓了。根据村里李长子的提议，大家还凑钱买来一丈白布，把他裹了个一身清白和一尘不染。
丧事毕，主丧的李长子看纸钱灰屑在秋风中飞远，重咳一声，郑重发话，说季窑匠虽然上无老下无小，但他还有一个姐姐在石门镇打豆腐，有人在那里看见过的。你们知道么？
大家说，是的是的。
李长子说，你们谁借了他的钱，赶紧还回来，一起给他姐姐捎过去，也算是活人不欠死人账，阴阳有界两相安。你们明白么？
大家久久没有吭声。
李长子对沉默有点生气，忍不住点下名来：“辉矮子，你堂客上次肚子里长瘤子，住医院两个月，未必没找季窑匠借钱？”
辉矮子笼着袖子往人后缩：“借是借过一点的，不过……我那堂客早还了吧？好像是早还了的。我……这得去问问她。”
李长子又把目光投向另一个：“友麻子，你前年做了五间大屋，都是在窑里挑的瓦，瓦钱都同他结清了账？”
友麻子还未说话就红了脸，但出言理直气壮：“你不说结账还好，说起这事来……唉，不说了。”
“有什么话说不得？”
“他还倒欠我一千皮瓦哩。现在他眼一闭，脚一伸，我找哪个去要？该我倒血霉。不是看他死得可怜，我还真要到石门镇去走一遭。”
“嘿，你还有灯亮照人家？今天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李长子看看天，表示对这话根本不相信。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等下就被雷公劈死在茅坑里！”
李长子手中没有证据，没法往下说，只得再次重咳一声，耐心地等待。他发现眼前好一些人都目无定珠，吞吞吐吐，东张西望，抓腮挠耳，虽然身子还马马虎虎地在场，但心里着了火，已经无法安坐，如果不是被他的目光紧紧粘住，肯定就会像苍蝇轰的一下四处逃散。最后，只有茂爹出面认了一笔账，说他两年前借过季窑匠八角钱，季窑匠恐怕是已经忘了。他还说明天就去卖鸡蛋还账。
李长子叹了一口气，说人生在世，只有两块金字招牌，一个是仁，一个是义。你们还不还钱，我管不了。你们借没借钱，我也不知道。但你们最好是把脔心放在胸口里，端端正正放好，就行了。
大家都说，当然，当然是这理。
时间一晃过了十来年。这些年里村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出生了，有人去世了，有的家兴旺了，有的家败落了，倒也正常。随着市场经济越闹越火爆，这些年风气不如从前，有人偷牛，有人偷树，有人连电线也割一断去卖废铜，甚至把自己的亲爹亲娘往屋外赶，也不能算不正常——这些就不说了。唯独有点让人奇怪的是，这些年村子里老是出病人，而且很多人一病就说昏话，说话的声音和口气都像某个人，准确地说，像当年的季窑匠。比如辉矮子家的那个二毛佗，还只有六岁，说昏话时居然有了成人昏浊浊的喉音，半夜里大喊：“坯泥还没踩熟，坯泥还没踩熟！”他一个娃娃晓得什么坯泥不坯泥呢？或者喊：“拿弓线来，拿弓线来！”自从有了山外那些便宜和结实的机制砖瓦以后，村里的两口窑早已废弃，坯桶、荡板、弓线这一类窑匠工具完全绝迹，一般的少年见都没有见过，他一个六岁小儿如何喊得出这等名称？
满姨子打老远来看他，还没走进院门，这小把戏就在帐子里嘟哝一声：“满姨子来了。”这更是奇怪，隔着两堵墙，他如何看得见大门外是什么人？
到最后，他高烧不退，还惊恐万状地撕蚊帐，撕成一片片一缕缕的以后，塞到嘴里去嚼，人家拦也拦不住。邻居照例往因果报应那一面想：想当年季窑匠缠死在渔网中的——莫非是他阴魂附体，眼下把蚊帐当成渔网，一看就怒气冲冲要除之而后快？
这样一想，人们越想越害怕。
辉矮子请郎中来治病。郎中把了脉，看了舌，打了针，脸色还是阴沉，叹了口气说：“这种病来路不明，用心太险，吃药打针恐怕是没什么用了。”
郎中深深地盯了辉矮子一眼，似有什么意味，说什么也不收医药费，撑着雨伞匆匆走了。
辉矮子着急，又去请磨盘岭的法师。法师名气很大，号称白云半仙，据说晚上回家时嫌路远，便在湖面上忽悠悠如履平地抄了近路——有人看见过的。但他还只走出磨盘岭的山口，离这里还有整整六七里地，鼻子在风中嗅了嗅，掉头就往回走，还气呼呼地抱怨：“这种烂事也找我，我一个人再狠，如何打得三个人赢？”他说什么也不上阵。至于他说的三个人是谁，还有他如何知道要迎战的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或者四个人，这些都言之不详，旁人没法明白。
辉矮子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肝儿子继续高烧，在抽搐中脸色发青和全身变冷。下葬的那天，他在坟前昏了头，忍不住对自己的婆娘来了一通毒骂：“……我说了要还，你贼娘养的不还。你这下甘心了吧？你是留着钱买棺材呵！你是要留着钱买冥屋呵！你这个烂货一心一意要绝老子的后灭老子的族呵！”
不用说，悲愤之下吐真言，村里人都听出了这一段话中的隐情。其实，这些年有难的人家不少，但这些人家是否都有隐情，是否都属于什么报应，不是一件说得清楚和查得明白的事。但人们都拿辉矮子说事，偷偷地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远近四乡的人都在闪烁其词心惊肉跳。季窑匠又来了吗？嗯，又来了。季窑匠去年不是来过了吗？嗯，今年又来了。他们如此交头接耳心照不宣，好像季窑匠没有死，永远不会死，永远是这个村子里一个无处不在的成员，随时可能出现在某一张门的后面，某一张床的后面，或者从某个废弃的土屋里探出蓬头垢面的头来。
他们议论辉矮子家的、黄三家的、罗海家的、清远家的动静，说他们病床前季窑匠的什么声音和口气，说他们当年与那个窑匠的可疑交往，当然还不会忘记对门山上的麂子——据说那是一只少见的白麂子，近年来出没在对门山上，叫的声音特别悠长和尖厉，深夜里呜呵出一道长音，像孩子的哭喊，十里之外也听得到，附近村子里更有叫声中的瓦片和砖块突然开裂。人们说，白麂子一叫断无好事，瓦片与砖块开裂更是窑匠出场的预告，声音所及之处，必有一家遭殃。
人们还说，季窑匠入土的时候不就是裹了一身白布吗？不就是一身白吗？你想想，这只麂子的白色怎么没有点来历？
村里有一些猎户，专门与野猪、野羊、兔子、野鸡什么的过不去。有的神枪手把茶盅往空中一抛，提枪就能将其击个空中粉碎。但枪法再好的人，也不敢去碰白麂子。以至这只白麂子越长越大，偶尔见过它的人说，这些年下来，它已经有一扁担高，一门板长，在岭上出没的时候，挤得枝叶哗哗哗地两边分，像轮船排出滚滚波浪。它也越活越横蛮，在小路上碰到砍柴的或者挖药的，根本不让路，直愣愣地盯着你，呼呼呼地出粗气，逼着你远道绕行。有一次，它还跑到村子里，在小学校的球场里大大方方绕场一周，吃了几个不知谁晒在那里的红薯，吐出薯皮，扬长而去。
这只白麂子成了人们心中最大的恐惧。如果有孩子不收哭，大人就可能警告：“你再烈，你再烈，白老爷就要来了！”
白老爷就是指白麂子。
白老爷果然能够吓得全村的娃崽们一声不吭。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在意白麂子。茂爹当年还清了八角钱，就是其中一个。据说他家里从来都很清静，不但男女老少安康无恙，鸡都不曾瘟死一只，瓜也不曾蛀空一个。有次茂爹到山上挖药，一不小心失足掉下山去，顿时无踪无影，人家都以为这下完了，圆整的肯定是没有了，挑着箩筐去捡点骨肉零件吧。没想到的是，他们哭哭泣泣地下到谷底，发现树丛中的茂爹竟然毛发无损，还捡了身边一窝野鸡蛋，用一角衣襟兜着。他的子女也都有出息，一个当上了中学教师，一个当上了汽车司机，还有一个在读博士研究生，据说是专门研究大汽车的鼻子，了不得，研究大汽车的鼻子呵，与研究脚板或屁股的岂可同日而语。
除了茂爹，李长子当然也不必要害怕白麂子。他心中无冷病，以前对季窑匠不但不曾欠钱，而且还今天送个南瓜明天送把苋菜，就凭这一条，他不管在哪里碰到季窑匠都说得起话，都做得起人。不过，说是这么说，不知为什么，这年夏天他孙子考中学落榜，读议价生亏了好几千。接下来祸不单行，他自己脑袋又痛得厉害，有时痛得他冷汗大冒昏天黑地恨不得立刻喝农药。到县城医院就诊以后，不但没有去痛，一条腿也有些麻木了。人家都说，他怕是要瘫了。他有点纳闷甚至愤怒。为什么张三不瘫，李四不瘫，唯独他的身上出鬼？要瘫就好好地瘫，合情合理地瘫，有桥有路地瘫，为何偏偏撞上对门山里的白麂子叫？搞得村里人偷偷摸摸地戳他的背脊？
一天，辉矮子在路上碰到过他，叫了一声“村长”，什么也没说，只是不怀好意地阴阴一笑，好像彼此同在一个婊子家撞上，有点原来如此的惊讶，又有点连裆共裤的友好。
“你笑什么？”李长子很恼火。
“我笑了么？没什么，没什么，我是要去买豆腐，准备明天接客。”
“你说怪不怪，我那个孙子蠢得做牛叫，还得了个奖学金，一得就是三百块！”他吹了点牛皮。
“你大人大福，闭着眼睛都发财呵。”
“我今天腿也不麻了。”
“是么？”辉矮子不无警惕，“那就好，那就好，只是这走路的样子还是……”
村长不再答理对方，气呼呼来到乡卫生院，找到了戴眼镜的王院长，“你说那对门山上的白麂子也是老了吧？我看是老糊涂了，乱叫一气。差不多就是下河湾那个谷爹，老得连儿女都不认得了，晚上把儿子当贼打。这麂子老了也一样造孽！”
王院长笑着说：“哪有什么白麂子，我是从来没有听见过。”
“你是读新书的，阳气足，火焰高，听不见。”
“迷信，都是迷信。你上次说茂爹是得了白麂子的照应，其实你就单单记住了他摔一跤。他那个宝田丢了一台汽车，欠一屁股账，白麂子怎么不照应？他那个宝华的媳妇至今怀不上娃崽，未必也是白麂子的照应？”
李长子眨眨眼。
“你们呀，说一不说二，说三不说四。”
“倒也是，我忘了这些事。”
“哪是什么忘了？你们是不想记，就不记了。古人说三人可以成虎，三人成麂不是更容易？”
李长子无话可答，但还是感到几分安慰：“你们读新书的都讲科学。这科学也确实厉害。你想想看，老班子说什么顺风耳，千里眼，眼下不都实现了？顺风耳就是手机，千里眼就是电视。老话还说刘伯温的铁牛肚里藏万人。现在轮船和火车的肚子里不就是真能藏万人？说不定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一口气把猪吹成个人，这事也快了。依我看，古人讲的其实都是科学，都是现代化，只是时候不到，就不能让你们一下子听明白。你说是不是？”
王院长只是笑笑。
“这科学好是好，就是不分忠奸善恶，这一条不好。以前有雷公当家，儿女们一听打雷，就还知道要给爹娘老子砍点肉吃，现在可好，戳了根什么避雷针，好多老家伙连肉都吃不上了。可怜呵可怜。”
王院长笑得更厉害，“这也能怪科学？”
李长子今天很愿意谈科学，在科学面前放下心来了。遵院长的建议，他第二天去省城大医院做了个检查，割了脑袋里一个瘤子，回到乡下时，发现自己果然脑袋不痛了，手脚也灵便了，可以直着腰杆在村里走来走去，可以大声说话和大声打喷嚏，一旦打出就惊天动地余音袅袅。他说啧啧啧，还是省城医院的手段了得，这个镜子那个镜子在他身上照妖，把他的脑壳当西瓜一样破开，他居然一点都不痛。但村里很多人不大相信照妖和破西瓜，说医院治病不治命，归根结底他还是靠了白麂子的照应，是他自己修的福分和积的阴德，与医院何干？
说来说去，说得他又有点迷糊。说来也是，他本来是有福分的，有阴德的，本来就是不怕白麂子的，事实也证明白麂子终究与他没有关系。人与人就是不同呵……这一想，就把医院这一段撇下。
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白麂子前不久的几声叫，如果绕过了他李长子，那么将要落实到哪一家的头上？如果说季窑匠这次没有进他李家的门，那么会进哪一家的门？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几天来，眼见得李长子的脑袋确实比较安定，村子里开始惶惶不安。张家父子大吵了一架，李家婆媳大吵了一架，都是在查什么钱，好像家家都在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揭底运动。有人满腹委屈地说：“季窑匠已经来收过账了，未必还要来二回？来三回？这要收到何年何月？干部搞摊派也没有这样心枯吧？”
友麻子从邻县贩竹子回来，发现自己背上有点异常，摸一摸，是个硬硬的毒疮，立刻吓出一身冷汗。他去找郎中要草药，见地坪里有人交头接耳，忍不住自己一腔怒火：“我怕什么？他姓季要来就来！他南边来，我南边迎！他北边来，我北边接！他季窑匠就没欠我的？贼养的，他当初鸡巴骚，有生活作风问题。老子不看僧面看佛面，一直忍住没同他算账。一夜夫妻百日恩，未必就不抵他那几皮烂瓦？……”这一说不要紧，大家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婆娘踉踉跄跄从屋里冲出来，一头撞在他怀里，抓住他的手就咬，顿时咬出了袖口上的一注鲜血。他大儿子正在砌猪栏房，当即抽了自己两个耳光，一脚踢倒了新墙，回家清拣了几件自己的衣物，骑上摩托就要出村，一个要远行不归的样子——人们这才有所醒悟，觉得这后生确实有几分像季窑匠，比方说两人都是下巴塌。
大家明白了当前的事态。有人骑摩托去追麻子家的公子，有的去阻止麻子家的婆娘喝农药，鸡飞狗跳之下，有几个人找到李长子，说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辉矮子的这个毒疮不得了，要是治好了呢，就更不得了，不知道哪一家又要出鬼，他乡长县长来也降不了这个鬼。你是个一村之长，看来还得拿个主意，把道场做了吧。
他们的意思，是每一家出二十块钱，合起来给季窑匠做一个道场，弥补当年草草下葬的不足，给死者消消气，搞好关系，免得日后再生麻烦。
他们没有说出的话是：现在到上面这个所那个局去办事，不也是得这样一张笑脸向前，不也得放水养鱼破财消灾吗？
见村长有些犹豫，他们又急急建言：“你是个老干部了，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件事关系到两百多户人家的利益，你刚在上面学习了文件，总要有点实际行动吧？总得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不出头谁出头？你不挑担子谁挑担子？”
村长确实想做点安民利民的实事，但不知道如今办道场合不合法：“道场就那么管用？我同你们讲，你要是个长命鬼，不做道场也长命，你要是个短命鬼，做了也是白做。我们最好还是搞科学，不要搞迷信。”
“如何是迷信？”村会计瞪大了眼睛，“刘少奇死了那么多年，党中央在北京城里还做了一台道场，电视里都播了，你没有看见？”
李长子拿不准，“那不是道场吧？”
“追悼会不就是洋道场？”
“追悼会就是追悼会，你莫乱讲。”
“我们也只是为季窑匠开个追悼会，不行吗？”
其他人也说：对对，我们既不杀人，也不放火，只是开个追悼会。马虎点算一算，季窑匠也是个老一辈革命窑匠吧？对革命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不行，你得让我想想。”
李长子说不过他们，又不敢去找政府请示，想了想，觉得全村群众的利益实在重如泰山，还是去了卫生院王院长那里。他想问问北京是否为刘主席做过道场，是否为彭将军做过道场，是否凡革命同志都可以享受改良道场。王院长哈哈一笑：“你们硬是想做，就去做。其实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我有一位老师说过，古人的巫医结合自有其道理。医疗治其体，巫调治其心。也算是双管齐下，心身兼治。”
李长子眨眨眼，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院长被婆娘叫去破鱼。李长子见对方在水井边两手带血，刀光闪闪，不便继续问，便在房里静候。直到日头又爬高一竿，见院长还没有回来，不知去了哪里，才不得不打道回府。不过，他刚才静候时看了一阵电视，是中央台在播映孙悟空的故事。说来也是，电视台不说是党的喉舌吗？党的喉舌不是一直是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吗？现在党的喉舌那里也是牛鬼蛇神男妖女怪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方针政策，老百姓做一台道场又有何不可？难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他这样一想，就想通了。一台水陆道场就做下来了。村里热闹了三天，和尚念经，道师作法，香烛纸钱烟熏火燎，鞭炮锣鼓惊天动地，还有花灯绣球长幡短旗，村里人大展身手，拿出了做一番实事的劲头，几个村干部更是处处身先士卒，忙得走路都咚咚咚一阵风，嘴里说得冒烟，手机差点打爆，茶水都没好好喝一口。但他们这么一忙，就忙得心里踏实多了，周身的气血也畅通多了。他们把季窑匠从土坑里挖出来重新安葬，不过挖地三尺，什么也没有挖到，连一根骨头或一颗牙齿也不见，觉得好生奇怪。经过慎重商议，他们只好把坑里的一层石灰泥权当尸骨，装入棺木，裹上红绸，送抵新坟。入土的时候又遇到奇怪事：突然间天昏地暗，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十步之外就闻声不见人。这阵狂风持续了约莫两根烟的工夫。人们事后发现，新坟旁两棵碗口粗的松树不知何时被狂风刮断，断得大家心里虚虚的，不知又是什么兆头。
不知是真是假，自从季窑匠迁入高贵的新坟以后，自从他的拱形青砖墓室比乡信用社的营业厅室还要体面气派以后，据说对门山上还真的清静了，白麂子不再叫了。有人说还看见过它，说它一反常态，见人就跑，慌不择路，拉成一道白光，很快就隐没在山林里。有一个月夜，天地间亮如白昼。友麻子的婆娘从婆家翻山回村，一不留神，发现白麂子就赫然立在她面前，眼里发出红光，是哭得很伤心的模样——它已经成了一只红眼睛白麂子。
据说那女人顿时吓得全身都软了：“我们就算无恩，起码也是无仇，你你你不会同我过不去吧？看在我们虎娃的面上你你你也……”
白麂子前来嗅了嗅她的鞋子。
“我家那个发瘟的友发，虽说黑了你的十几担瓦，但他没偷过别人的树，没偷过别人的牛，那次在路上捡了一捆电线，事后还是给了人家司机的……”
白麂子喷了个响鼻，又探头来嗅她手上的布包，把她挤逼到路边，差一点要失身掉下山谷。
“你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哇，冤家。上次有人偷公路上推土机的油，人家怀疑是他，其实我们晓得是谁偷的，只是不好说。还有那一次，村里少了三袋水泥，人家又怀疑他，还跑到我家的猪栏房里来看，我们身上长一万张嘴巴也说不清……”说到这里，女人突然火冒三丈，朝白麂子猛击一拳，又气急败坏捡起土块猛扔过去。“你如何瞎了眼？你如何也来墙倒众人推？你这个千刀砍万刀剁的货——”女人大骂，骂得白麂子一惊，似乎明白了什么，又喷了个响鼻，甩甩尾巴，盯了她一眼，扭头向坡下逃走。
据女人事后说，白麂子挪了挪嘴唇，没有叫。她还看见对方白麂子眼中闪着光亮，是一窝汪汪的泪水。
山上仍然有很多声音，包括一道道长音，像麂子的叫声，又像红毛狗或者挂角羊的叫声。但猎户们听了以后都没想到白麂子，都信心十足地说，是挂角羊！今年的挂角羊很多，等它们长肥了再去打。
只有友麻子说，他还听到了白麂子叫。他知道大家都不相信这一说法，但也无可奈何，无法给大家重新安装一个耳朵。需要交代一句的是：他这一年没有死于毒疮，但两年后还是死于肝硬化。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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