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匆忙赶回巴黎,满城堵车。姚蒙一路讲述巴黎的情况,如数家珍。姚氏高高个子,带着眼镜。现为《欧洲时报》记者。他1982年从上海师大赴法做访问学者。现在留在了那里。其谈吐很有学者风度,不像一般的导游(他除了记者职业外,还兼作旅行社经理)那么平板。这样的人在国内也许早成了教授之类的人物。然而在巴黎只能兼做这类杂活。中国人到了欧洲,要融人那个社会很是不易。不过对国人倒有不小的贡献。这些年北京学界与政界要员来访,都离不开姚蒙这类人物的帮助。他们有时的作用,非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可以相比的。
为大家开车的房先生是个忠厚能干的台湾人。他没有一般读书人的气质,和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做事果敢,坚毅,车子一直保持着干净的形象。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说话时带着中国人的豪气。他说碰见坏人时,自己有时对付的办法,是用喷气喷敌人,或报警等等。有一年在比利时遇见小偷,他动手逮住了对方,一时让当场华人士气大振,西欧的小偷一般都怕死,中国人发起脾气来也是吓人的。我由此暗忖:在马赛那一天,如果房先生在场,大概不会发生那一幕悲剧。至少车门是全锁上的。在这个国度生存,要留心和慎重。华人要扎根于此,是需一种智慧的。
在“川外川”的饭庄,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的侯湘华女士为大家设宴饯行。这是第二次在此用餐了。席间交谈的多是展览之事。餐后我们去了这个中心,看了其中的展览。文化交流中心很有气魄,用一亿多元在此购置了房产。此房就在大都会博物馆旁,地段甚好。我和侯女士说,希望以后能在这里有鲁迅展,她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就要告别巴黎返回祖国了。坐车穿过塞纳河大桥,从凯旋门旁驶过时,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不敢说了解了法兰西,对她的一切都是直观的,零碎的,但十二天的旅行刺激很大,想了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对这个地球村有了新的感受。西方与东方是不同的。但彼此又有着交叉的思想。我会慢慢消化这一切,让这记忆沉到我精神的里面。待到它发酵,蒸腾的时候,说不定会修正我呼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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