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中国有句成语叫“口蜜腹剑”，比喻口头说好听话，像蜜一样甜。肚子里却藏着阴谋。完宝是一种狡诈之术。在现实生活中。甜言蜜语中包藏蛇蝎之心者大有人在；而只听甜言蜜语不辨真假大受其害者也比比皆是。

    古人说得好，好阿谀奉承的人能不防。他今天能对你极尽能事地吹捧，明天他也能对别人如此这般地炮制一番。这种人只是图一己之私利，没有什么道德、气节可言。但现实之中却是这种人吃得开，他们随波逐流，善于溜须拍马，没有多少真本事。对于这样的人和事，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

    楚庄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典故，说的就是楚庄王以退为进、以静制动，表面上荒淫废弛，实际上在观察大臣的忠奸，最终终于知晓臣僚的真实，亲君子远小人，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例子。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614年，楚穆公去世，他的儿子侣继承王位，史称楚庄王。看到楚国新王初立，晋国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已经失去了的霸业，并开始四处活动，利用自己尚未完全失去的影响，把几个早就依附于楚国的小诸侯国都拉到自己的麾下，建立了以晋国为首的联盟。楚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眼看就有化为乌有的可能。楚国上下一片恐慌，纷纷要求楚庄王采取措施，与晋国一决雌雄。

    可是，楚庄王继位后却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国家大事，自继位以来，整天就知道寻欢作乐，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发一道有关国家大事的命令，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群臣们纷纷上谏大王要节制淫乐，应该以国事为重。楚庄王对这些上谏都是不屑一顾，甚至对继续上谏的大臣下了一道死命令：“今后如果再有人敢议论国君是非得失者，格杀勿论！”

    命令下达后，果然上谏的人没有了，楚庄王继续全心全意地寻欢作乐。然而，毕竟还有不怕死的忠臣。一天，大夫伍举要求见国王，说有要事禀告。这时的楚庄王正忙于和宠姬们作乐，哪里有半点心思听什么要事。但是自己毕竟是一国之王啊，不见大臣又不行，只好下令带伍举上来。

    伍举走进大殿，只见楚庄王左手搂着一位从郑国来的美女，右手把着一位从越国来的美女，正坐在一大片乐器中问，尽情地欢笑。看见伍举走了进来，楚庄王才收住了笑，满脸不高兴地对伍举说道：“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赶快说，没看见我在这儿忙着吗？”

    伍举知道现发发火只会把事情搞糟，而且还可能真的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便强忍住愤怒，笑着对楚庄王说道：“事儿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臣下听说大王特别喜欢猜谜语，臣下这里有一谜语，许多人都猜不出来，所以今天特地来献给大王，看大王是否能猜出来。”

    楚庄王就喜欢猜测谜语，特别是一听说别人都猜不出来，兴趣马上来了，连忙对伍举说：“快讲给我听。”伍举看到楚庄王已进了自己的圈套，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危险了，便一字一顿地慢慢说道：“山上有只鸟，三年不飞翔，三年不鸣叫。请问大王这是只什么鸟？”

    楚庄王明白，这是在说自己呢。可这是自己同意他说的，又不好问罪，便只好故意作出一副失望的神情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妙谜呢，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呀，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嘛。伍大人可以同去了，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伍举满以为楚庄王既然明白了自己的意图，肯定会有所收敛的。没料到，此后的几个月，楚庄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所作所为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夫苏从实在看不下去了，再也不顾什么禁令，趁上朝的机会，大殿之上慷慨陈词，希望楚庄王能够以国事为重，远离身边那些只知逢迎拍马的人们，彻底治理国家，使楚国能够称霸中原。

    楚庄王似乎十分地疑惑不解，两眼直盯着苏从，任凭他往下说。等苏从把话说完了，楚庄王才慢悠悠地说出一句任何人听了都会感到心有余悸的话：“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

    苏从镇静地回答说：“臣下是大王的臣下，对大王的命令岂能不知！”

    楚庄王又问：“既然你知道不准上谏的命令，却还在上谏。难道你不怕死吗？”

    苏从回答道：“如果我的死能够使大王成为贤明之王的话，臣心甘情愿地去死！”

    众大臣看到苏从竟敢和国王辩理，都以为这个苏从肯定被杀无疑了。大家不由地都捏了一把汗，只等着楚庄王说出那句话了。

    实际上，所有大臣没有一个了解，楚庄王表面上寻欢作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忠臣、良臣和智臣。因而，楚庄王不仅一点火没发，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大臣们都被搞糊涂了，只听着楚庄王一个人笑，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楚庄王尽情地笑够了，才满面春风地对苏从说：“我整整等了三年，终于盼到了像你这样的忠臣。你们是楚国振兴的真正希望之所在！”随后，楚庄王下令，杀掉了三年来围在自己的身边的那些只知拍马的奉承的官员，并下令整顿治安，杀掉了数百名为非作歹的惯犯，提拔了数百名在这期间敢于上谏、治国自方的官员。并任用伍举和苏从全面负责国家政务，全力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楚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终于打败了晋国，成了中原的霸主，史称“春秋千霸”。

    这个世界上阿谀小人确实有，他们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讲鬼话，很有一套让人听了以后感觉良好的本事。而大多数的人也是喜欢听赞美自己的话，殊不知正是这些颂词赞歌，让人麻痹，陶醉其中，而不再奋进，尤其耐不得不同之声，听不得不同意见，久而久之，则会意志涣散，听不见忠言。阿谀之声害人不浅。

    明辨忠奸不为谎言所动

    有人说：“谎言被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典话。”这话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有些领导者。往往被身边的一群阿谀逢迎的小人包围着。耳朵听到的都是顺耳的奉承话。而对于敢于直言提意见的人却敬而远之，甚至打击迫害。殊不知这样的结果是白掘坟墓。一个眼不明耳不聪的领导害。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

    战国时代，互相攻伐，为了使大家真正能遵守信约，国与国之间通常都将太子交给对方作为人质。《战国策·魏策》有这样一段记载：

    魏国大臣庞葱，将要陪魏太子到赵国去作人质，临行前对魏王说：

    “现在有个人来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可相信吗？”

    魏王道：“我不相信。”

    庞葱说：“如果有第二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可相信吗？”

    魏王道：“我当然会相信。”

    庞葱就说：“街市上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事，可是经过一个人说，好像真的有了老虎了。现在赵国同都邯郸离魏国国都大梁，比这里的街市远了许多，议论我的人又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魏王道：“一切我自己知道。”

    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老虎。说市上有老虎，显然是造谣、欺骗，但许多人这样说了，如果不是从事物真相看问题，也往往会信以为真的。

    这故事本来是讽刺魏惠王无知的，但后世人引申这故事成为“三人成虎”这句成语，乃是借来比喻有时谣言可以掩盖真相的意思，例如：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必须经过细心考察和思考，不能道听途说。否则“三人成虎”，有时会误把谣言当成真实的。

    在这方面，汉昭帝为领导者做出了表率。

    汉武帝临死前，立八岁的弗陵为皇太子，并嘱托霍光、金日碑、上宫桀三个大臣辅佐执政。武帝死后，弗陵即位，这就是汉昭帝。

    在三个辅政大臣当中，金口碑死得最早。剩下的霍光、上官桀二人意见常常不一致，矛盾很深。霍光在汉武帝时代与匈奴打过很多仗，因功劳大而升为将军，为国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辅佐昭帝。上官桀则不然，他与昭帝的哥哥燕王刘旦的关系很好。刘旦因为没有当上皇帝参与谋反而受到朝廷处分。昭帝继位后，上官桀与刘旦仍然保持着私下的来往，并商量好时机一旦成熟，就推翻昭帝，立刘旦为帝。正因为如此，他们便把霍光当成阴谋纂权的最大障碍，处心积虑地打击他。

    一次，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事后又把一个校尉调到大将军府里来。上官桀便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让自己的亲信模仿燕王刘旦的口气和笔迹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派心腹经过乔装打扮递进宫里。

    十四岁的汉昭帝接到这封自称是燕王的来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据闻大将军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居然坐着和皇上一样的车子，有自作主张，擅自调用校尉，可见他心有异志。我担心他对皇上不利，愿意奉还燕王的玉玺，到京城来保卫皇上。”昭帝看了一遍又一遍，放在了一旁。

    第二天早朝，霍光听说燕王上书告发他，心里很害怕，躲在偏殿的画室里等待发落。昭帝临朝时，不见霍光，便问：“大将军为何未来？”上官桀幸灾乐祸地回答说：“大概是因为被燕王告发，不敢入朝。”昭帝派人去请霍光。霍光见到昭帝，赶紧摘下帽子，伏在地上请罪，上官桀见霍光请罪，以为这是一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想再添油加醋地说上几句，把霍光扳倒。昭帝却和颜悦色地对霍光说：“大将军请戴上帽子。朕知道有人在陷害你，你没有罪。”这番话对上官桀和与他亲近的那些大臣来说，好比是泼了一盆冷水，而霍光听了又是高兴又是奇怪。他恭恭敬敬地给皇帝磕了头，说：“陛下，为什么这样说？”昭帝说：“大将军检阅御林军的地点离京城不远，调用校尉也是最近的事，一共不到十天工夫。燕王远在千里之外，怎么会这么快就能得到消息？即使知道了，马上派来上书，也来不及赶到这里。再者，如果大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调一个军尉。我看，写这封信的人才是别有用心。”霍光和其余大臣听了，都很佩服这位少年皇帝的聪明伶俐。

    昭帝讲完这番话，严励下令捉拿制造和进呈似信的人。上官桀虽然作了防范，但是昭帝追问得很紧，怕事情败露，多次出面阻挠，说：“区区小事，不必认真追究。”昭帝不仅没有听从，反而对他的忠诚发生了怀疑。后来，昭帝果然发现了上官桀和燕王刘旦的政变阴谋，派霍光将他们一网打尽。上官桀父子及同谋大臣被杀，燕王刘旦等自裁，国家避免了一次内乱。

    汉昭帝在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却能明辨忠奸，任用贤良，他当政的那几年，天下很太平，用史书上的话来说是‘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身为领导，一定要警惕经常围在自己身边拍马屁的人。这些人，或者干脆就是庸才，或是别有居心，总之都不是可用之人。在这方面，张作霖可谓棋高一着。

    张作霖显赫以后，部下都升了官，他的秘书长却被撤了职。几个朋友替他去说情：“大帅待人一向厚道，秘书长撤职后，未派其他差使，生活都成了问题。”

    张作霖说：“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不过他做了八年秘书长，没有给我提过一个意见或建议，难道八年之中，我都没有做错一件事吗？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又有何益？”

    众人只得作罢。

    张作霖评定人才优劣，忠诚固然是第一标准，但不是以善于逢迎为标准，而是以谁肯为其卖命，谁出力大，为衡量人的标准。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一个领导这，如果执于偏狭，就容易让小人钻空子，就容易偏听偏信。作出错误的决策。大凡下属提建议、意见，只要是论及公事而非个人私情，无论对错。领导者都应侧耳倾听，并从中捕捉到预示重大变化的蛛丝马迹。否则就可能因偏听偏信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司空马原为秦国的少府尚书，曾追随吕不韦。作为吕党人物，在吕不韦被废之后，他随即离开秦国投奔赵国。赵国的悼襄王对司空马并不十分器重，只任命他担任了一个守相。

    此时，秦国对山东六国的军事攻势日益猛烈，一度号称强大的赵国也频频受到它的攻击。司空马入赵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以及他对秦国政治的了解，建议赵王采取割让土地来贿赂秦国的计谋，激起其他诸侯国对强秦兼并政策的恐惧与反感，进而重新构建列国合纵抗秦的军事同盟，借此来保存赵国。这在当时秦强赵弱的情势下，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赵王没有采纳他的计谋。

    赵王没能采纳司空马的计谋，却也无法阻挡秦国的强烈的攻势。司空马见赵国大势已去，毅然决定离开赵国。

    司空马只身来到平原津渡口，遇到了渡口守令郭遗。郭遗见司空马来自都城邯郸，便向他询问秦、赵二国的战争情况，以及赵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前途与命运。司空马望着惊涛拍岸的黄河古渡口，望着汹涌东去不复返的黄河之水，直言不讳地告诉郭遗：赵主没有采纳他的计谋，赵国将逃脱不了亡国灭族的厄运！

    秦王政十三年，秦将桓跟进攻赵国，在平阳大败赵将扈辄，杀了赵国10万军士，扈辄也死于战场。秦、赵二国的战争，就当时形势而言。是一场实力悬殊而结果不难预测的战争。因此，郭遗对赵国必亡的结论并不怀疑，他所关心的足赵国还能支持多久。于是他请司空马推断赵国的灭亡时间。

    司空马由秦入赵，对双方的情况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赵王摒弃他的计谋不用而迫使他离赵出走时，他对赵国何时灭亡的问题已经是成竹在胸了。此刻，他面对郭遗，以一个战略家的口吻直接而明快地说：“赵国必亡。但它如能启用武安君李牧为统兵元帅，可以抗秦一年；如果它杀掉李牧，它就支持不了半年。但是，现在赵王身边的韩仓，此人心胸狭窄，嫉妒功臣，曲意迎合赵王，深得赵王的宠信。赵国目前危在旦夕，赵王势必进一步偏信他，而他又极容不得李牧。因此，武安君李牧将难保性命，赵国灭亡也不会超出半年！”

    司空马对郭遗提到的李牧，是战国末年赵国可数的名将之一。他长期驻防在赵国北部边境，多次击败东胡、林朝和匈奴等大草原游牧部落军队对赵国的进攻。秦王政十四年，他曾率领大军在肥地大败秦将桓瞧，迫使残败之后的桓瞧惧罪逃奔燕国，因此他被赵王封为武安君。司空马以一个军事谋略家的眼光，注意到李牧在赵同抗秦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又不失一个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李牧必死于赵国黑暗腐朽的政争之中，因此，他推断赵国的灭亡乃是一个拭目可待的事情。

    秦王政十八年，秦国在灭掉韩国之后大举进攻赵国。秦赵战争进入了大决战的阶段。赵王就任命李牧、司马尚领兵抵抗，然而偏信小人的赵王却未能始终如一地任用李牧。秦国使用离间计，贿赂赵王身边的宠臣，散布了武安君李牧要造反的谣言。赵王轻听轻信，不顾军事上临敌易帅的大忌，一面派出赵葱，颜聚代替李牧指挥军队；一而派出谗臣韩仓处置李牧的“谋反案”，韩仓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李牧。

    李牧死后，秦军拉开攻势很快击败了赵军，赵军将领赵葱战死沙场，颜聚战败逃亡，赵国完全丧失了抵御的力量。秦军趁胜攻破赵都邯郸，俘虏了赵王，赵国灭亡。

    从李牧被杀到赵国灭亡，前后时间仅5个月，这正如司空马所预测：赵国如果杀掉李牧，它将支持不了半年！赵国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正是赵王偏信小人，不能广开言路，采纳有识之士的建议。如果赵王忍偏持公，不听信小人的意见，杀害李牧，至少赵国不会那么快就灭亡。

    其实，一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谗言是不难被攻破的。关键问题是一些领导者不愿意探究事实的真相，被小人的谗言牵着鼻子走。这时候，只要有第三者对你稍加点拨，你就会发现谗言的荒谬之处，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

    王商在汉元帝和汉成帝朝一直官运亨通。但是，汉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王风与王商有矛盾。王凤足一个专权骄横的人，其行为常常违礼逾制，王商对他很看不惯，认为有害政风民俗，遂时常加以抨击。王凤知道后，虽然没有公开说什么，实际上渐渐与王商疏远了。

    汉成帝建始二年的秋天，关内大雨霖霖，一下就是40多天，京城也久久笼罩在一片淫雨之中。一天，长安城中的老百姓，蓦地惊恐不安起来，大家纷纷传言，大水就要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长安将被大水淹没的讹言，愈传愈凶，愈说愈“真”。城中老百姓惊惶失措，纷纷携老带小，奔向城外高地。一时间，东西南北，行人乱窜，相互践踏，呼喊号啕，整个长安城乱作一团。

    长安街面大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宫中，汉成帝接到宫使报告，御驾来到未央宫前殿，下诏召集百官公卿议论处置办法。大将军王凤对大水讹言轻听轻信，不假思索即率先上言献策，他建议成帝、太后以及皇帝后妃们立即上船避“水”。王风的建议博得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仿佛大水就在眼前，不避就会被马上淹没似的。

    这时，王商站了出来。他认为王凤未经实地勘验，即决定迁宫避“水”，是草率而毫无道理的。他对成帝说道：“自古以来，即使不守天道的昏君之邦，也未见过大雨能淹没城郭的。今天，我皇朝政治祥和，一派太平治世的景象，试问凭什么道理，这雨水会骤然暴发到如此地步？臣认为，大水将至的消息必是讹传。现在城中百姓已惶惧不安，宫廷再下诏迁移。更是增加混乱。此策缺乏斟酌，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败事有余。”汉成帝向来推崇王商断事，这会儿渐渐冷静下来，也觉得王商的议论合情合理，于是没有采用王风的意见，只是派出十来个宫使出去打探究竟。

    长安城中的官吏百姓，远望官城内外，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心想天子还安坐在那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惊慌，于是慢慢停止了奔突，混乱一时的长安城逐渐安静下来。这边成帝派出的宫使打听情况回来说：“大水将至”果然是没有根据的谣言。成帝由此更加佩服王商临事不乱，能清醒地对待问题，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如果按着王风的建议，皇帝带头逃避“水”祸，那么百姓则会按着上边的样子去做，那全国就会混乱不堪。王商劝告汉成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行事。因为他深知帝王的爱好、行为都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忍住自己一时的冲动，不要草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

    集合众智博采众长

    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人也会有疏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就是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使事业成功。

    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当过亭长，识字也不多。但他能礼贤下士，依靠各路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大事业。谋士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手好闲之士，大将军樊哙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无业流民，彭越做过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各有所长，刘邦也正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才打败项羽的。

    他采纳谋士张良的建议，首先夺取关中，进入秦都成阳，这样一来使项羽与众士所订立的先人咸阳为王的盟约成为事实，从而造成了项羽的极大被动。而刘邦的谋臣萧何则首先接收了秦朝的中央档案文件和其他国书资料，从而掌握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一系列情况，为以后的战争作好准备。

    此时的刘邦迷恋的是宏伟的宫殿，美丽的宫娥，无尽的财宝，他不想再图进取了。大将樊哙见此情景，质问他：“大王是想得天下，还是想成为富翁？别忘了秦朝就是刚刚在这里灭亡的。”

    这一下警惕了刘邦，他还兵灞上，且与民约法三章，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的情绪，消除苛政，让民安居乐业，这一举措使他赢得了在政治上的优势。此时刘邦在军事上依然处于劣势。他采用了张良“斗智不斗力”的策略。当项羽毁约，封他为汉中王而非关中王时，刘邦也曾大怒，想与项羽决一死战，是萧何等人劝他：要正确估计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先忍耐一时的委屈，接受分封，到汉中去争取民众，招贤纳士，利用巴蜀的富庶，积聚财力，他日再图东山再起，到时反攻也不迟。刘邦接受了部将们的规劝，还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去汉中当王，并逐段烧毁沿途的栈道，表示再不出来于项羽作对。

    刘邦就是这样迷惑了项羽，积蓄力量，到力量壮大后重新攻入关中，在亥下一战，迫使项羽自杀。

    建立了汉朝之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举行的盛大酒宴中，不无得意地总结他的经验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草，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克，率百万之众，战于沙场，我不如韩信。二三者皆是人杰，我能用之，这也就是我能够获取天下的原因了。”

    晚清重臣曾国藩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贤书，书中说：

    “我奉命协助办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惟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起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是天壤之别。主见是对事物发展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同执己见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卜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江宁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厂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两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而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心不安。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时，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正是曾国藩虚心纳谏的态度，才使当时最具才智的人纷纷归附于他，湘军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对“众口一辞”保持警惕

    对任何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形之于言论，就会引起争论。可以说，互相之间展开不同形式的争论是正常的，也是在所难免的。相反，如果一群人对某一件事的态度。表现得出奇的一致，甚至连表述的口径与语气都异常相似，这时候你就得注意了。因为这种“众口一辞”的现象，很可能隐藏着其不可告人的秘密。

    明初开国功臣李善长，自明太祖朱元璋在安徽滁州起兵，就成为他政治上的重要助手。开国以后，朱元璋封他为韩国公，年享傣禄4000石，居当时6个最高爵位——国公的首位。朱元璋还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他的儿子李祺，谁知，李善长在77岁的那年，被人揭发说曾与图谋叛逆的重犯胡惟庸勾结往来。恰好这一年又发生“星变”，即天上的星斗发生异常现象，占星官员一致认为应当处分一个大臣。于是朱元璋亲自批示将李善长全家70多人处以极刑，由于公主的关系，只留下他的儿子李祺和两个孙子。

    李善长被处死后的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给朱元璋上了这样一个奏章说：

    “李善长当年与陛下同心同德，一齐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困苦，帮助陛下取得天下，自己也成为功勋最重的大臣，活着封‘公’，死了可以封王，儿子娶了公主，所有的亲戚都做上了官。作为一个臣子，他的地位可以说是达到顶点了。如果说他自己想造反，进一步当皇帝，似乎还可以理解；现在人们揭发他，说他要支持胡惟庸，做胡惟庸的辅臣，这就令人很难以相信了。”

    “按照人的常情，爱护自己的儿子，必然甚于爱护弟兄们的儿子；能够太太平平地享受永久富贵的人，绝不会为取得另一种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富贵而去冒险的。李善长与胡维庸的关系好比是叔侄关系，而与陛下的关系，则好比是父子的关系。李善长支持胡惟庸即使成功，最多不过是一个得最高功勋的人，官位最高不过也是太师、国公和王爵，甚至与皇家结亲，怎会再比他那时已经得到的还多呢？况且，凭李善长的见解和经历，难道不知道天下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吗？在元代末期，想这样做的人不少，可是除陛下以外，一个个在竞争中都被碾成粉末，宗族遭到灭绝，最后没有几个人能保住头颅的。这些都是李善长亲自见到的，他怎么会在衰老之年去作这样危险的尝试呢？”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那是必须怀有深仇大恨，现实发生剧烈的变故，造成不得已的形势。比如父子之间，到了互相挟制、无处让步的阶段，为了摆脱个人的灾祸，只能孤注一掷。可是，李善长的儿子已成了陛下的骨肉至亲，两家之间没有丝毫的隔阂，他又何苦要突然这样做呢？

    至于说什么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一定要杀一个大臣来呼应灾难，这更是无稽之谈。为臣真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件事以后，会认为像李善长这样对国家有贡献，又拥有这么高地位和待遇的人，尚且要这样做，从而都产生这种错误的心思，那整个国家不就要完全解体了吗？当然，李善长现在已经死去，我这番话只是提醒陛下，将来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实，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占星官员们“一致”背后的荒谬。

    唐德宗贞元年，北方水、旱、虫灾不断，粮食几乎绝收，农民流离失所，朝中大臣不去设法赈灾，却在那儿攻击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说在前年“泾原兵变”事件发生时，韩滉听说皇上圣驾暂离首都长安，便在驻地润州聚集兵力，修了五座石头城，这显然包藏了谋反的祸心，应予追究。德宗听了就对韩滉的忠贞起了疑心，他征求大臣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韩滉为人公正忠诚，‘泾原兵变’发生后，韩滉为了赶运漕粮支持中央军队，亲自到江边背粮装船，并激励将士们说：‘天子如今蒙受尘埃之苦，这是我们做臣下的耻辱！’韩滉一向清贫廉洁，他的府第狭小，破败到不能避风躲雨的程度，他还不肯修茸；但他支持中央却慷慨大方，自从陛下圣驾在外，韩滉的供应一直源源不绝，这是陛下亲眼所见，这样的人会谋反吗？”

    德宗又问：“韩滉既然忠心不贰，那他为什么要修石头城？”

    李泌说：“韩滉之所以要修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战乱不绝，考虑到陛下可能南下，所以修城作迎驾的准备罢了。这是做臣子的一片拳拳忠心，怎么能把它当作罪过呢？”

    紧接着，李泌又说：“韩滉性情刚正，不阿附权贵，又有偏激严苛的缺点，所以得罪人极多。我知道弹劾他的奏章多得很，他的儿子韩皋现在陛下身边做员外郎，因为知道弹劾他父亲的奏章太多了，竟不敢提出要归家省亲。不过，请陛下放心，臣保证韩滉绝没有谋反之心。”

    德宗说：“韩滉的儿子尚且害怕受到牵连，你何苦要保他呢？”

    李泌说：“我与韩滉是旧友，对他十分了解，所以我愿意道其中的曲折。朕完全相信你父亲的忠心，请你父亲不要顾虑多心，以免损害我们君臣间的信任。”

    韩皋激动得连连叩头称谢。德宗又说：“现在北方灾荒严重，首都地区粮食尤为紧张，你和你父亲一起筹办，尽早把粮食运来。”

    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李泌所料：韩滉到润州，把德宗的话转告了父亲。韩滉感激泣零，当天就亲自带人赶到江边码头，发运粮食10万斛。5天后，他又发出第二批粮食，并让韩皋随船押送回朝。

    不久，江淮各道的大员们听说韩滉向朝廷进贡大批粮食之事，不甘落后，群起响应，纷纷向朝廷发粮食。德宗得到消息后，召见李泌，连连称赞他说：“爱卿果然有远见，保了一个韩滉救了关中无数百姓！”

    体谅下属的“大不敬”

    大凡忠言，一般都很“逆耳”，一个领导者。只有听得进逆耳的忠言。才会促使更多的忠直之士为你建言献策。然而，有的领导者面对下属的不同意见时。心里虽然清楚别人讲的话是事实，有道理，但就是不能容忍人家“大不敬”的态度。殊不知，只有那些能够察纳逆耳谏言的人，才值得别人尊重。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他确实有点昏昏然、飘飘然，生活也逐渐奢侈腐化起来。就纳谏而言，也不像过去那样“寻之使言”、“悦而从之”，而是先有“难色”而后“勉从”，不像建国初期那样谦逊纳谏了。此时他听颂歌听得心中舒服，对于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么兼听则明了，有时兴致所在，则任性而行事。

    一天，太宗早朝，文武大臣们高呼万岁已毕，恳请太宗到泰山封禅，以显扬太宗的文治武功。国舅长孙无忌说：“封禅是历代帝王的盛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处都勒碑刻石以纪念他的巍巍功德，汉武帝也曾封禅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尧舜媲美；功劳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大，应该封禅泰山，以显扬功德。”群臣一致赞成，群臣的封禅建议，正好对上了太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还是笑着说：“封禅不封禅，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国家治理好。”大臣们再一次敦促请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说：“封就封呗！”于是任命太常韦挺为封禅使，令诸儒祥细拟定有关封禅的礼仪、规模、费用及日程安排等。

    这时，魏征站起来，果断而坚决地反对说：“封禅不封禅，并不妨碍陛下的功德和政绩。如果天下安定，国家富强，人民乐业，即使不封禅，又有何妨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世认为汉文帝的贤能小如秦始皇吗？再说，祈天祭地，难道只有登上泰山之颠，封几尺土，才能表达诚敬的心意吗？”一席话，仿佛在李世民和大臣们发热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李世民一听，非常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说：“你反对我封禅，难道是因为我功劳不高吗？”魏征说：“很高！”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恩德不厚吗？”魏征说：“很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国家不安定吗？”魏征说：“安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四夷不服吗？”魏征说：“臣服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祥瑞不来吗？”魏征说：“祥瑞来了呀！”李世民一连问了六个关于能否封禅的条件，魏征都应声说条件达到了。李世民最后将脸一沉，大怒说道：“那我为什么不能封禅？”

    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而人民还没有得到实惠；恩德虽厚，而泽惠还没有广泛施行；国家虽安，而百姓还不算富裕；四夷虽服，而他们的要求还不能满足；祥瑞虽来，而不好的当头还很多；年岁虽丰，而仓库还很空虚。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封禅的原因。”

    魏征继续进谏说：“陛下虽有这六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但我认为泰山封禅劳民伤财，于国家人民没有益处。就拿隋炀帝杨广的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事情来说吧，他三次坐着长达200尺、高4层的龙舟水殿到江都游玩。王公、妃子、僧尼、道士乘坐几千艘豪华富丽的大船，首尾相连200多公里，随从1O万人，光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还有大队骑兵夹岸护送。船上的纵酒寻乐，声闻数十里。沿途500里内的老百姓，都要贡献美食。巡游的队伍像蝗虫一样，把沿途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啃树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于是，王薄振臂一呼，响应者数10万，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试问这样的巡幸有什么好处？”

    魏征又打个比方说：“比如有个人患了10年的长病，瘦得仅存皮骨。刚治好，但要他挑一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乱，不止10年，陛下好像是个良医，人民的病苦虽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体还没有恢复。现在国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陛下到泰山封禅，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国内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长都要护从，单就饮食供给这一项来说，就不易置办，更不用说其他费用开支了。”

    他喘喘气又说：“如今伊水、洛水以东，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带，莽川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不说饮食供应不上，连举步都很艰难。再说竭尽财力用在这无偿的消费上，还不定能达到要求；要保障丰盛的供给，一定要加重百姓的负担。崇尚虚名而深受实害，我想这样的事情，陛下是不会做的。”

    魏征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节，或迂回，或单刀直入，占尽道理，唐太宗无言以对，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封泰山的念头。魏征见状，言词一转而激烈地说：“这样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一旦有水旱天灾，风云变幻，匹夫百姓，则揭竿而起，到时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时才省悟其中的道理，强忍心中的不快，最后还是下令停止封山。

    对好的谏言要树立“求”的思想

    我们说，能够从谏如流的君主是明主。而能够“求”谏如渴的君主则是明主中的明主。纳谏固然不易。虚心求谏就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求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寻求，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何愁事业而不兴呢？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很想听到一些有关治国安民方面的一些建议和评论朝政得失方面的话。

    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以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

    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卿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谏官。向君主进谏，不予采纳就以死进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李世民对王珪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预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正如前面所述。事世民不但希望别人对他进谏，而且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劝谏。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愤怒时则乱杀无辜。所以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进谏。你我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劝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次独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下不合意。下为百姓不满。因此希望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劝谏。以使自已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惊恐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会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劝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清朝顺治皇帝期间制定的御门听政制度，到了康熙称帝时，就演绎成了求谏制度。

    君主亲自听政、定期视朝，本是我国古代旧制。清初，顺治皇帝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下逢五视朝的制度，平时则不定期地到乾清门听理政务。康熙帝除坚守逢五视朝的定制外，并将御门听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来执行。由于逢五三日常朝礼仪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贡礼行礼等例行礼仪，并不研讨具体政务，故康熙在常朝之后仍去乾清门听政，御门听政成为康熙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热衷御门听政，既是反对权臣鳌拜的需要，也是对辅政时期政治的重大改进。因为在辅政时期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辅政大臣等少数几个人于内廷议定意见，汉大学士不能参与其事，鳌拜等人便借机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改动，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御门听政则使年轻的康熙皇帝走出内廷这个狭小的圈子，可以与朝廷大臣广泛接触，从而考察其优劣，亦可团结他们，取得支持，增强铲除权臣的勇气和信心，听政时，康熙与大臣们直接见面，共商国事，而且官员比较广泛，包括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从而对辅政大臣的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某些擅权越轨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康熙发现，自己每天早起听政，而部院衙门大小官员都是分班启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数班者，认为“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于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颁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有启奏事宜俱一同启奏”，无启奏事宜的满汉大小官员亦应同启奏官员一道，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待启奏事毕方准散去；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齐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奏。但官员们贯彻起来确实有困难，他们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门旁边，他们“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徒步行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于需提前齐集午门守候，他们必须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风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办事时精神倦怠。后经大理寺司务厅司务赵时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为感动，立即采纳，于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规定：每天听政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即春夏七时，秋冬八时，以便启奏官员从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只到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避奏官员如年力衰迈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门说明后免其入奏。此后又罢侍班纠劾失仪的科道官员，以便官员们畅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

    可以说，正是由于康熙帝善于求谏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得他能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清朝在康熙治内迅速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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