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前任者的错误

    任何一个皇帝当政时，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暴君、昏君、庸君姑且不论。即使是明君圣主。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吴政失策，这就使继任者否定前任成为可能。一个精明的继任者会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挑出前任者最使百姓反感，影响最为恶劣的失误，冤案、败政等，大张旗鼓地加以批判、否定、纠正。这便能轻而易举地赢得百姓的拥护。这实在是树立个人威望的捷径。至于继任者在地位稳固之后，会不会比他的前任干得更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从历史上来看，平反冤假错案历来是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宋孝宗赵春就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手段。

    宋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任皇帝，他的前任是宋高宗赵构。

    赵构是一个有名的软骨头皇帝，他对金朝女真族的人侵，一味地妥协求和，他还打击、迫害力主抵抗的爱国将领张浚、韩世忠等人，而重用内奸、卖国贼秦桧。民族英雄岳飞，便是在他的纵容之下，由秦桧出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的。同时被害死的，还有岳飞的长子岳云及女婿张宪。岳飞的妻儿老小，都被流放到遥远的岭南。他还下令，对岳飞及其一家，永不赦免。因而，在他当政的那些年，对岳飞一案，没有人敢提出非议，但此案不得人心，民愤极大。

    宋孝宗继位后，为了尽快树立个人威望，让臣下认识到他是一位“明君”，决定反父皇之道而行之。屈辱求和，重用秦桧，杀害岳飞，是赵构一生中最为天下人所指责、所反对的几件大事，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赵春便从这里入手，和他的父皇唱反调。

    他登基才十几天，便召回了因力主抗金而被贬在外地的大臣张浚，向他咨询朝廷的大政方针并赔他以少傅的头街，让他负责江淮边防的守卫及军队的调动。赵春重用张浚，无非是想以此向天下表明，他是坚决主张抗金的。

    紧接着，他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了岳飞原来的官职，并下令找寻岳飞的后代，以备朝廷录用。至此，这桩沉冤达20年之久的大冤案，终于被彻底地翻了过去。天下臣民无不拍手称快，而主持平反工作的宋孝宗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被人们视为“清如水，明如镜”的“青天”，被称作“旷代明君”。

    后来，宋孝宗又将秦桧的亲信党羽全部逐出京城，并贬秦桧为“丑缀”。

    这几件事情无疑都是很得人心的，因此，赵春赢得了爱国臣民的好感，他的目的达到了。其实，赵春只是在做些表面文章，玩弄一套高明的技术。同他的软骨头父亲相比，赵春的骨头也硬不了多少。不久，金人南侵，张浚在抗金之战中稍一受挫便被降职，宋孝宗重新起用了秦桧的党羽，与金人讲和，从此再不言抗金了。

    俗话说：“新官上任二把火。”每一把火都要烧对地方，都要烧得恰到好处。可以说，任何一位皇帝手下，都会有奸佞之徒，只不过有的得势，有的不得势；有的罪恶大。有的罪恶小；有的明目张胆，有的相对隐蔽。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当权者，只要能从这种人中抓住一两个典型，严加惩处。他的威望使会树立起来。

    公元1627年，朱由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崇祯皇帝。他的前任是他的兄长明磊宗朱由校。

    朱由校是个十分荒唐的主儿，他根本不理朝政，终日在宫里骑马射箭，打枪划船，而最喜欢和擅长的，还是土木工艺，既能设计，又会操作。他若是去做一个土木工程师，就不定还会有所成就，可惜派错了用场。当上了皇帝。他将朝中大权，全都交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残害忠良、作恶多端、臭名昭着的大奸臣魏忠贤。

    崇祯皇帝上台时间，只有17岁，却深知魏忠贤之流作恶多端，天下之人恨得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他否定前任的第一把火，便决定从魂忠贤身上烧起。

    可是。魏忠贤的爪牙布满朝廷，年轻的崇祯皇帝还不敢太鲁莽。入官之初，对魏忠贤很是和颜悦色，以使其安心，但却有步骤地剪除魏忠贤的羽翼。一天，他突然下令由小宦官组成的归魏忠贤掌握的宿内兵撩一律出宫到兵部领赏，可一出宫便接全部遣散。接着又强令魏忠贤的爪牙退休的退休，降职的降职；待到魏忠贤孤立时，便向他宣读了大臣举报他的“十大罪疏”，将他流放出北京发配到凤阳看守皇陵。

    魏忠贤知道自己作恶多端，不会有好下场，于是，行至阜阳时，在旅店里上吊而死，他的尸体被千刀万剐，脑袋被送往故乡挂杆示众。

    年轻的崇祯这一手干得实在漂亮。有谋略、有魄力，威望立刻树立起来，被天下人呼为“明主”。

    将这一招使得出神入化的，非清朝的乾隆皇帝莫属。不过，这个“救世主”的美名，不是要自己显，而是留给了自己的继任者——嘉庆皇帝。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大贪官，非和珅莫属，其所聚敛的财富，“虽举全国之富无以匹敌”，和珅之所以能聚敛如此之巨的财富，无疑与乾隆素来纵容和珅有关，以致到乾隆晚期，和珅索贿，搜刮民财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和珅的行为切齿痛恨。

    乾隆皇帝对和珅的敛财行动自然洞若观火，但他就是不对和珅采取任何行动，这固然有其偏爱和砷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考虑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即将继任的嘉庆又缺乏治国平天下的大智大勇，这种诛和珅的大快人心的举动，是嘉庆树威收服臣民的绝好切入点，因此，乾隆皇帝“无私”地献出了自己本该拥有的美誉。

    乾隆皇帝驾崩，嘉庆一登基，就马上罗列出和珅的几十大罪状，而每一条罪状都是杀头的死罪。临死之际的和珅也不由慨叹：“我一生敛聚财富无数，在乾隆帝任上都能相安无事，哪料到栽在嘉庆的手里，乾隆帝不仅使继任者树立了千秋威名，还从我和珅手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我自认为是聪明绝顶之人，却哪里能及得上乾隆皇帝之万一呢！”

    懂得如何宽容别人

    领导者不仅要对部下示以宠信，同时还要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大度。尽可能原谅下属的过失。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笼络手段。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那些无吴大局之事。不可同部下钱铢必较。要知道。对部下宽容大度，是制造向心效应的一种手段。

    周定王二年（公元前605年），楚庄王经过艰苦作战，平定了令尹斗越椒发动的叛乱之后，大摆酒宴，招待群臣，欢庆胜利，名日“太平宴”。

    酒宴开始，庄王兴致很高，说：“我已六年没有击鼓欢乐了，今日平定奸臣作乱，破例大家欢乐一天，朝中文武官员，均来就宴共同畅饮。”于是，满朝文武，与庄王欢歌达旦。

    夜深之后，庄王仍然兴致不减，令人点起蜡烛，继续欢乐，并要宠妾许姬前来祝酒助兴。忽然一阵大风吹过，将灯烛吹灭。这时，有一人见许姬长得美貌，加以饮酒过度，难于自控，便乘黑灯瞎火之际，仗着酒意暗中拉住了许姬的衣袖，大概想一亲芳泽吧。

    许姬大惊，左手奋力挣脱后，右手顺势扯下了那人帽子上的系缨。许姬取缨在手，连忙告诉庄王说，刚才敬酒时，有人乘烛灭欲有不轨，现在我把他帽子的系缨抓了下来，大王快命人点蜡烛，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的。

    谁知庄王听后，却对许姬说：“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要显示女人的贞节而辱没人呢？”不但不追究，反而命令左右正准备掌灯的人说：“切莫点烛，寡人今日要与众卿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兴，那我就要处罚他！”

    众人一听，齐声称好，等百多人全都扯掉了系缨之后，庄王才命令点燃蜡烛，不声不响地把那个胆大妄为的人隐瞒了过去。

    散席之后，许姬仍然忿忿不平地问庄王：“男女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况且我是大王您的人。您让我给诸臣敬酒，是对他们的恩典，有人竟敢当着您的面调戏我，就是对大王您的侮辱，您不但不察不问，反而替那小于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庄王笑着说，这你妇道人家就不懂了。你想想看，今天是我请百官来饮酒，大家从白天喝到晚上，大多带有几分醉意。酒醉出现狂态，不足为怪。我如果按照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一会损害你的名节，二会破坏酒宴欢乐气氛，三会损我一员大将。现在我对他宽大为怀，他必知恩图报，于同于家于我于他都是有利的事情啊。”许姬听了庄王的一番话，十分佩服。从此，后人就把这个宴会叫做“绝缨会”。

    一个将领对自己爱妾的调戏，对于至尊无上的君主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羞辱。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绝对属于大逆不道的犯上之举。谁要是犯了这方面的罪过，不丢掉小命那才叫怪哩！可是楚庄王却能假装糊涂，原谅属下的过错，并且还设法替他打马虎眼，的确难能可贵。

    七年之后，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兴兵伐郑，前部主帅襄老的副将唐狡，自告奋勇带百余名士卒作开路先锋。唐狡与众士卒奋力作战，以死相拼，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使后续部队兵不血刃杀到郑都，这使得庄王非常高兴，称赞说：“老将军老当益壮，进军如此迅猛，真是大长我军威风，为楚国立下大功啊！”

    襄老答道：“这哪里是老臣的功劳？都是老臣副将唐狡的战功啊。”

    于是，庄王下令召来唐狡，准备给他重赏，准知唐狡却答道：“为臣受大王恩赐已很多，战死亦不足回报，哪里还能受赏呢？”

    庄王很奇怪，以前并没赏赐他，何以如此说呢？唐狡接着说道：“我就是‘绝缨会’上捉了许姬袖子的人，大王不处置小臣，小臣不敢不以死相报。”楚庄王感叹地说：如果当初明烛治他的罪，怎么会有今天效力杀敌的猛士啊！

    无独有偶。公元199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拥众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便归顺袁绍。

    相持半年多以后，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手的确十分高明，它将已经开始离心的势力又收拢回来。不过，没有一点气度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宋太宗时，有一天官拜殿前都虞侯的孔守正和另一位大臣王荣在北陪园侍奉太宗的酒宴，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就和王荣在皇帝面前争论起守边的功劳来，二人越吵越气愤，把太宗晾在一边，理也不理，完全失去了为臣应有的礼节。侍臣实在看不下去，就奏请大宗将两个人抓起来送吏部去治罪，太宗没有同意，而是让人把他们两人送回了家。第二天，二人酒醒了，想起昨天的行为，不禁害怕，一起赶到金銮殿向皇上请罪。太宗却不以为然，对昨天两个人的行为不作追究，而是说：“朕也喝醉了，记不得这些事了。”

    宋太宗托辞说自己也喝醉了，对两位臣属对自己的冒犯不加追查，既没有丢失朝廷的面子，而又让两位大臣警觉自己的言行，这是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小为呢？

    谦逊随和谨言慎行

    有人说，谦逊是一切美德中最基本也是最高尚的品质。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能耐，太高明，就会有失谦逊之道。平易之美。作为一个欲成就大业的领导者，除了要虚怀若谷之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必须十分慎重。在说话的时候讲究平易、和善。多一些关爱、谦虚和随和，少一些教训、责难和讥讽。

    从前，当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为鲁国国王时，周公曾告诫他：“我身为宰相，碰到有人来访时，即使是正在进餐也得赶紧中断，尽量不要对客人太失礼。尽管如此，仍然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或是疏忽了优秀的人才。现在你到鲁国去，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也绝不能有任何骄傲失礼的地方。”这种谦虚的态度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十分重要。

    有一次，唐太宗告诉众臣：“有人说当了皇帝就可以得到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

    “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们对君主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

    旁边的魏征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

    谦虚的态度，也是唐太宗受后世景仰的原因之一。唐太宗说过：“与人交谈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是一般百姓，在与人交谈时若稍微得罪对方，对方因而牢记在心，便会遭到报复。更何况是万乘国君，在和臣下交谈时绝不容许有一点失言。因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失言，也有可能导致极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庶民的失言所万万及不上的，我心中一直牢记着这一点。”他还说：“昔日，隋炀帝第一次进入甘泉宫时，对宫中的庭园十分中意，但是认为有一美中不足之处，即庭园中看不到萤火虫。于是隋炀帝下令捉一些萤火虫来代替灯火。负责的官吏赶紧动员数千人去捕捉萤火虫，最后捕捉了五百车的萤火虫。连这样的一件小事都能演变到这种田地，又何况是天下大事，更不知道要受到多大的影响呢。为人君主的又怎能不谨言慎行呢？”

    要保持谦逊随和，就要时时处处注意不让下属感到和你之间有距离感，这就要求你要做到态度谦虚，真诚恳切。

    林肯总统喜欢走出办公室，到民众中去。而他在白宫的办公室，门总是开着，任何人想进来谈谈都受欢迎，他不管多忙也要接见来访者。

    林肯总统不愿意在他和民众之间拉开距离。这使保卫工作颇不好做。他也常抱怨那些忠心地执行职责的护卫人员：“让民众知道我不怕到他们当中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先这样说，接着就开始躲避他的卫兵或命令他们回到陆军部去。他不愿意成为白宫办公室的囚徒。他保持着最高行政官所不寻常的灵活性。

    1861年，林肯在白宫外面度过的时间要比在白宫多。他常常不顾总统礼节，在内阁部长正在主持会议时闯进去。他不愿坐在白宫，当他无法从白宫脱身时，他打开白宫办公室的门，让政府官员、商人、普通市民们沿着行政管邸的围墙排着队去见他。林肯很少拒绝人，甚至对有的人还鼓励他们来访。1863年，林肯在给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公民的信中说：“对来见我的人们我一般不拒绝他们；如果你来的话，我也许会见你的。”

    他曾说：“告诉你，我把这种接见叫做我的‘民意俗’——因为我很少有时间去读报纸，所以用这种方法搜集民意；虽然民众意见并不是时时处处令人愉快，但总的来说，其效果还是具有新意、令人鼓舞的。”

    林肯还说：“民意俗”，缩短了他与下属与人民的距离，加深了彼此的感情，激发了人民参与国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利民利国。”

    信守承诺言出必践

    人在世间，诚信尤为重要。欺诈之徒。时间长了，人们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就会鄙视他。蔑视他，远离他。一个人要讲信用。国家的统治者要对人民讲信用，没有信用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古来成大事音，大多是重诚信。有法度的大智大仁者。

    据《鲁论》上面记载，子贡曾经询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队强盛人民相信你，就行了。”又问实在不得已要舍弃其一，这三者哪个可以去掉。于是孔子回答他，“先说舍弃军队，再说舍弃粮食”，又道：“自古虽人人都要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赖，就不能立国。”就是说，百姓靠粮食生存为根本，没有粮食就会死。但自古以来谁又能免于死，况且人是万物的灵魂，如果没有信用来守护自己，即使活着又怎么立身呢？

    人们都喜欢守约准时的人，尤其喜欢信守承诺的领导者，守约体现了领导者的工作作风和人格，因此不可随便失约。

    战国时期，魏文侯出去狩猎，回来时与狩猎的官员约好下一次狩猎的时间。

    不料，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一大早就风雨交加，使狩猎无法进行，只好取消，文侯准备动身去告诉狩猎的官员。

    臣下惊讶地劝阻道：“狩猎场的官员总知道这种天气不能打猎吧，不必通知了。”

    “话是没有错，但不能实现约定要跟别人解释。”文侯说。

    “既然这样，何不派个臣下去传达呢？”

    “但是日子是我定的，应该由我实现约定，所以我得亲自去解释。”

    文侯说完便走进雨中。

    自此之后，文侯一言既出，臣下便坚信不疑，威信日益提高。以至有一次文侯与一臣下在喝酒时开玩笑道：“此君帽子不可不高。”那位臣子第二天便戴了一顶高帽子去见文侯。文侯嬉笑道：“你本不戴高帽，为何要戴高帽，不是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吗？”

    那位臣子只得一笑了之。

    地位高了，往往容易为所欲为，不把部下放在眼里，是当领导的大忌。

    凡是与部下约定了的事一定要兑现，若因客观情况不能兑现，就得通知被约的部下，最好是亲自通知，这样才能使下属觉得被尊重，进而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

    《左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军围攻原这个地方，在围攻之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三天的粮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要退兵。”

    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不投降，晋文公便命令撤退。这时，从城中逃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了。”

    晋文公旁边的人也劝说道：“我们再坚持一大吧！”

    晋文公说：“信义，是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

    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便纷纷议论道：“文公是这样讲究信义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投降呢？”于是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

    晋文公凭着信义，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战果。

    三国时代，孔明在祁山布阵与魏军作战。长期的拉锯战，使士兵疲惫不堪，孔明为了休养兵力，安排每次把五分之一的士兵送返国内。

    战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将领为兵力不足而感到不安，便向孔明进言说：“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以现在的兵力来看，恐怕难以获胜，恳请将这次返乡的士兵延缓一个月遣送，以确保兵力。”孔明说：“我率军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与部下约好的事情必定要遵守。”

    于是，依然如期遣返。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自动返回战场，英勇作战，结果大败敌军。

    在这次战争中，孔明凭着信义，唤起了士兵的勇气和斗志，取得了胜利。

    坦率“露丑”胜过巧妙掩饰

    人的心理通常都是隐恶扬善的。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掩饰自己的“恶”，宣扬自己的“善”。其实，在管理活动中，假若你能将自己的缺点坦率地表示出来，往往更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因为完人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有少许小缺点的人，反而给人的感觉是“无碍大局”，这样的人往往更能获得别人的信赖。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将自己的错误刻于金石，传诸来世的事例，是极罕见的。我国着名历史文化古城——曲阜的古泮池边上却有一块清代乾隆皇帝亲手书写的“检讨”碑。

    古泮池，位于曲阜城南隅；泮即“半”字，因水池是半圆形，故称为泮池。相传古鲁国时在此处设立学宫，称为泮宫。后为孔子教授学生时的课余游憩场所。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在此处立这样一块碑呢？

    原来，乾隆在其执政期间，曾九次来到曲阜。在这里留下了大量诗文。公元1756年他第二次来曲阜时，在古泮池的北岸又为他新建了一座“行宫”。当年的古泮池的景致是很美的，乾隆朝圣礼毕，来到行宫，面对眼前的宜人景色，诗兴油然而发，随口吟道：“千年古柏城头绿，过雨春花水面红。”吟完似觉余意未尽。这时他突然想起有一本书上称今天的曲阜城为“新城”，并记得这城是明代时由东郊“旧城”迁来这里新建的。他寻思这里既是新城，左泮池属鲁国遗迹，理当在旧城才是，新城中怎么会也有古泮池呢？这大概是人们以讹传讹的结果。想到这里，他提笔又写下了“十里东郊旧鲁城，新城安得泮池名”的句子。乾隆此次来曲阜所写的诗，当年全部被刻成石碑，立于古泮池旁。

    其实，乾隆认为古泮池在东郊旧城是闹错了。因为曲阜古城本在此处。宋代时因保存古庙等遗迹。大中祥符年间、将城从今址移到城东十多里的地方重建新城。改名为仙源县。明代因仙源县遭受兵燹，又把城迁回原址。经过这样一个来回的搬迁、古泮池的位置没有变动，仍在鲁国的“泮水”旧所。

    当时，乾隆对于自己的判断，并非没有怀疑，但因为几次来曲阜时间很紧，没有机会进行仔细的考证，自然也没能改正诗中的失误。一直到公元1762年，他第四次来曲阜，经过广泛查阅史籍，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终于弄清了“今之曲阜县治、实即鲁城也。”古泮池正在此处。这时，他深为自己前诗中轻率下结论的做法而后悔。怀着内疚的心情，他又写下了第三篇《驻跸古泮池》，诗中说：“此地非常地，新城即故城，馆仍今日驻，池是故时清。”写完之后掩卷沉思。他想这次诗笔失误的出现，主要是自己读书不认真仔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就下结论的结果。为了告诫自己让后人不要再蹈这样的覆辙，决定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件事写出来，刻之金石，以示来者。于是他便提笔题写了这篇有名的《古泮池证疑》碑。文中在叙述了以上事情发展过程之后，写道，“甚矣，读书之忌粗疏浮过、不沉潜深造、博综详考，执一为是，譬为禾者鲁莽耕而鲁莽获，确乎其弗可也。”

    作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尚能坦承自己的不足，作为一名普通企业领导，又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失误呢？更何况乾隆此举并不见得有损自己的形象，即使稍有损伤，但和取信于臣民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呢？

    三木武吉曾经是日本很有名的政治家。二次大战后第一次竞选时，他曾到备川县的高松布去讲演。当他讲到“战后的日本怎样才能马上恢复建设”时，突然，听众席中传来一个妇女的喊声：“喂，三木武吉，你不是娶了六个老婆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搞好日本呢？”

    三木武吉听后没有惊慌，他镇静自如地回答道：“这位女士，确实如此，我年轻时是个享乐主义者，娶了好几房妻子，而且战争中也常带着她们东躲西藏地避难，这可以说是男人的劣根性。但现在，她们都已经人老珠黄，不中用了。如果我把她们抛弃了，今后谁来养活她们呢？还有一些你说得不正确，是七个，不是六个。”听了他的回答，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选举的结果是三木武吉以高票当选。这里，三木武吉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错误，赢得他人的同情获得成功。

    尽忠职守清新寡欲

    东汉马融。字季长，先后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他在总结为人处事、居官从政之道时说：“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则正俗，三者备矣，然后可以理人。”

    在马融看来，做官先做人，只有做到了“清”、“平”、“明”，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称得上是一位好官，也才能管理好民众，治理好属地。

    南宋吕本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官至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其在《官箴》一书中开宗明义：“当官三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意思是说从政务必清正廉洁，为人切记审慎三思，办差始终勤勉尽职。他认为唯有“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清朝牛运震，曾任甘肃秦安知县。虽为七品小史，但他在与友人书信往来中也曾谈到为官三字诀。牛运震总结的三字诀就是：“俭”、“简”、“检”。

    他认为大凡能做到此三字者，即为好官，因为俭而不贪能行善政，简而不繁方不扰民，检而不纵可控制自己的言行。

    第五伦是东汉京兆长陵（今陕西成阳东北）人。建武二十七年，第五伦被举为孝廉，补任淮阳国的医工长，随同淮阳王到他的封国。光武帝召见他，深感他与众不同。建武二十九年，随从淮阳王至京城，与其他官属一同被接见，光武帝向他询问政事，第五伦趁机对奏为政之道，光武帝非常高兴。

    第二天，又特地召见他入宫，和他一直淡到天黑。光武帝和第五伦开玩笑说：“听说爱卿曾殴打岳父，不让兄长和你一起吃饭，有这种事吗？”第五伦回答说：“臣三次娶妻都没有父亲。少年时曾遭饥荒之苦，实在不敢随便请人吃饭。”光武帝大笑。第五伦出京，有诏令任命他为扶夷县长，还没有到任，又追任为会稽太守。他虽然身为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仍然亲自锄草喂马，妻子下炊做饭。所得到俸禄，也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其余的都低价卖给贫苦百姓。

    会稽地区风俗，多滥设祀庙，喜欢占卜。民众常常杀牛祭神，百姓的财户因此困乏，那些自己食用牛肉而祭祀的人，发病将死时，先作出牛鸣，先后几任郡长官都不敢禁止杀牛祭祀的作法。第五伦到任以后，给各属县发布文书，晓谕百姓，凡是巫祝有依托鬼神以诈术恐吓愚昧百姓者，都要捉拿问罪。胡乱杀牛的人，官吏都必须给予处罚。民众开始时都很恐惧，有的巫祝胡言乱语地加以诅咒，第五伦却追查得更紧，以后便逐渐绝灭了，百姓得以安定。

    数年之后，他又被任为宕渠县令，举荐乡中佐吏玄贺为官。玄贺后来先后任九江、沛郡两郡的郡守，以清正廉洁着称，所到之处，教化得以推行，官至大司农。第五伦任职四年，迁升为蜀郡太守。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掾史家中的资财多至千万，都乘坐漂亮的车子，以高头大马驾车，很多人因为有财产得以担任官职。第五伦把家境丰足的官吏全部精简掉遣送回家，改选孤弱贫寒有节操的人担任属吏。从此争相贿赂之风便被禁绝了，官员的职守得到整治。他所举荐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级的官，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善于识别人才。任蜀郡太守的第七年，汉章帝新继位，把第五伦从边远郡调入朝廷，代替牟融任司空。

    第五伦一心奉公，尽守节操，上书论说政事从不违心阿附。他的儿子们经常劝他不要这样，他都圣贤以训斥；吏员们上奏及直接上奏之事，他都封好上报，第五伦就是这样公正无私。他天性质朴憨厚，没有文采雕饰，任职以贞洁清白着称，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代的贡禹。然而他对人对事不太宽容，缺少威严仪表，因此而受人轻视。有人问第五伦说：“您有私心吗？”他回答道：“先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未接受，每次三公选拔举荐官员时，我心里都无法忘记此事，但始终没有任用此人。我哥哥的儿子常常生病，我一夜前去看望十次，回来后却安然入睡；我的儿子生病，虽然没去看望，却整夜难安。这样看来，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呢？”他接连以身老体病上疏请求辞职。元和三年，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终身给予二千石级官员的俸禄，加赐给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即使在非常腐败的王朝，也需要一心奉公，尽守节操的大臣。这样的人尽管不一定时时得势，但一定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胡威是淮南寿春人。他父亲胡质在三国魏政权中以忠正清廉着称，年轻时与同乡人蒋济、朱绩在长洒、淮南之间都很有名气，出仕三国魏政权，官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胡威自小就砥砺自己的志向。胡质担任荆州刺史时，胡威自京城洛阳前去探望父亲，由于家中贫困，没有车马以及僮仆，只是自己单身骑驴前往。每到一个客栈，胡威就自己放驴、取柴做饭，吃完后再与旅伴一起上道。到达荆州后，胡威拜见父亲，在驿站中停留了十余天，然后向父亲告辞，父亲赐他一匹绢以供路途上使用。胡威说：“您为人清高，不知是在何处得到此绢的？”胡质说：“这是我俸禄的结余，以作为你路上的开销。”胡威这才接受这匹绢，告辞返京。胡质帐下的都督在胡威未出发前，就请假还家，暗中置下路上所需物品，在百余里外等候胡威，邀胡威作为旅伴，事事都帮助胡威。一起行走数百里后，胡威心中疑惑，就引他说话以得知实情，既知他是父亲帐下的都督，就取出父亲所赐给的那匹绢偿付给都督，向他道谢后与他分手。以后，胡威在其他信中将此事告诉胡质，胡质责打都督一百杖，除去他的吏名，胡质父子如此，因此名誉广为人知。

    胡威以后出任侍御史，历任南乡侯，安丰太守，迁任徐州刺史。他勤于处理政事，治理得法，当地风化大行。以后胡威奉召入朝，晋武帝司马炎与他谈论过去的事情，于是感叹他父亲胡质的清廉作风，对胡威说：“你与父亲相比，准更清廉？”胡威回答说：“我不如父亲。”晋武帝说：“你父亲在哪方面比你强呢？”胡威回答说：“我父亲的清廉行为唯恐别人知道，我的清廉行为唯恐别人不知道，因此，我远远不及父亲。”晋武帝认为胡威的回答直率而且婉转，谦合而又恭顺。胡威又迁任监豫州清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以后，他又奉召入朝担任尚书，加奉车都尉。

    敢于拿自己“开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亲疏有别。官民有分。甚至自己带头违反。法律条文的威严也就不存在了。

    订规矩，树框框，只不过是兴之所致的简单事，可是要身体力行却不容易。如果自己万一不小心触犯了亲手制定的条条框框，打“马虎眼”是不足取的，遮掩推诿则更是下下策，不仅会让下面的人瞧不起你，更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以后的“条条框框”视为儿戏。领导者如能适时地把自己揪出来，并煞有介事地“开刀”给下属看一看，效果自然会非同凡响。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又率兵东征。一路上，旌旗招展，刀枪林立，浩浩荡荡的大军有条不紊地行进着。

    此时正是五月，麦子覆垅黄的收割季节。由于连年战火，许多田地都荒芜了。随着一阵轻风，飘来了一股股新麦的清香。原来，在队伍的前面出现了一大片黄澄澄的麦地。农夫们正在挥镰担担担，忙着收割。

    一看到粮食，曹操顿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想，老百姓们辛辛苦苦大半年，眼看果实到手，倘若这大片庄稼被我的人马一路踏过，不是太对不起人了吗？战争时期，人心向背和粮食都十分重要呀！于是，曹操立刻传令：“凡是踩踏麦田者，罪当斩首！”传令兵立即将曹操的命令传达三军。

    全军上下，人人都小心翼翼起来，因为他们深知曹操的为人，不要因为踏一撮麦子而丢了身家性命。所以，士兵们行走时，都离麦田远远的。骑兵害怕马一时失蹄狂奔乱蹿，也就纷纷下马，用手牵着马走。队伍在麦田边缓缓地向前移动着。正在忙于收割的黎民百姓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对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投去了感激的目光。不少人甚至跪在田里，向曹操磕头谢恩。有几位老农眼里噙泪，颤抖地说道：“老天保佑你打胜仗！老天保佑曹将军！”

    曹操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不亚于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兴奋。他坐在马背上，被眼前的场面所陶醉，想不到一句号令，就赢来了人民对他这么高的赞誉。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凑巧，正当曹操得意忘形之时，“嗖”的一声，一只大野兔从麦田里窜了出来，穿过路面，遛到了另一块田里，这野兔刚好在曹操及另外两名军官的马前穿过，把三匹高头大马吓了一跳。由于另外两个将军都下马牵着马缰绳行走的，所以马只是小惊了一下，就稳住了。曹操此时正坐在马上得意，他的马匹给这一惊，犹如脱了缰的野马，一下子窜进麦田几丈远，差点没把曹操给摔下马来。等到曹操回过神来勒缰绳时，一大片庄稼已给踩坏了。吓得那些田间的农夫们也赶忙躲避，害怕被惊马踩死。

    而对眼前这一意外突发事件，大家都惊呆了。曹操虽久经沙场，但也给吓坏了，而且自己刚刚下达的命令自己就首先违背了！他真不知道是如何将这匹该死的马拉出麦田的。

    平静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军上下的纷纷议论。曹操也感到事情很是棘手：但他还是大声地说：“我定的军规，我自己违犯了，请主簿（秘书）给我定罪吧！”

    好一个曹操他明明知道自己是犯了死罪，但他却不说，而是让主簿去解这道难题把球扔给别人去玩，自己反倒自在起来。这样，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解脱找到一个台阶。

    主簿在听了曹操的令后，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忙对曹操，又像是对大家说：“依照《春秋》之义，为尊者讳，法不加重。将军不必介意此等小事。”旁边的一些军士也跟着随和道：“主簿说得对。将军，还是带我们赶快上路吧！”

    曹操听了，心里当然十分舒服，还特地将那些为他“求情”的人好好看了一眼，似乎有日后要报这些人的恩的样子。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军令是我制定的，怎么能被我自己破坏呢？”接着，又像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唉，谁让我是主帅呢！我一死，也就没人带你们去打仗了，皇上那里也交不了差呀！”众人忙说：“是呀，是呀，请将军以社稷为重。”

    曹操见大家已经彻底地倒向他了，稍稍顿了顿又继续说：“这样吧，我割下自己的一摄头发来代替我的头颅吧！”

    于是，拔剑割下一绺头发，交给传令兵告示三军。

    曹操这样做，既维护了他制定的军令，同时又保住了他的脑袋。

    拿自己“开刀”来震慑下属，控揽全局，不仅像曹操这样的“奸雄”用过，很多有成就的古代做官者都用过。其实，这样做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困难，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表演给对方看而已。

    批评下属应以事实为依据

    作为领导者。在批评下属时一定要有理有据。切忌不分清红皂白大发雷霆，以免伤害下属的感情。

    西周时期的宋国是地处中原腹地的一个小国。自周武王灭商，由周公赐地封侯以来，这个由殷商后裔掌管的小国统治者一直过着苟且偷安，无所作为的生活。乃至春秋末年，强大的齐国起兵攻打宋国时，宋王还没有警觉。他虽然派了人去了解齐兵进犯的情况，但是对打听消息的人提供的情况并不相信。他派的探马回来说：“齐兵已经迫近，都城里的人都很恐惧。”

    宋王身边的大臣却说：“他这种说法分明是在动摇人心，是一种‘肉自生虫’的表现，自己先从内部腐烂了。以宋国的强大和齐国的弱小而论，哪里就会危险到这种地步呢？”

    宋王听了这样的解释，立即以欺君之罪杀了那个探马。紧接着，宋王又派一个人再去了解齐兵的动向。探马回来以后说的情况和前一次没有两样。宋王愤怒之下又命杀了这个探马。在很短的时间内，宋王竟一连下令杀了3个探马。

    随后，宋王又派了一个人出去侦察。这个人出了城没走多远就发现了齐兵。他在回城的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哥哥。哥哥问道：“齐国马上就要兵临城下，宋国的都城危在旦夕，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

    弟弟回答说：“我受宋王之遣出来侦察敌情，没想到敌人已经这么近了。我正想回城报告敌兵迫近、同人恐慌的情况，但是又怕落得如同前几个探马那样的下场。讲真话会死，不讲真话被人发现恐怕也会死，所以此刻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哥哥对他说：“你千万不能再报告实情了。只要不是立即就死，即使齐兵攻破了城池，你还有一线逃生的希望。然而你若报告了实情，肯定会比别人先死。”

    弟弟按照哥哥的意图去做了。他回报宋王说：“我出北门骑着马跑了好大一阵工夫，连个齐兵的影子也没见到。刚才进城后我看到的各家各户都很安定。”

    宋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那些粉饰太平的大臣们借机表功地说：“先前的那几个探马真死得应该。”欢喜之下，宋王赏了这个探马很多金钱。

    此后不久，城门外齐兵旌旗如林，杀声震天。宋王看到大势已去，悔之莫及。他在仓惶之中带了几个护身的将领，匆忙跳上马车逃跑了。

    因为形势紧迫，没有人去追究这个撒谎的探马。他趁都城上下一片混乱，逃离了宋国。后来他在别的国家竟然成了一个大富翁。

    宋王及其宠臣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判断别人言行的真伪，结果弄得国破家亡。

    齐威王的做法就比宋王高明得多，有一年，齐威王传令将全国72个县令长官都召集到国都临淄开会。他先点名叫出即墨县的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就任以来，每天都有人来说你的坏话。可是，我派人到即墨县去明察暗访，发现你们那里庄稼茂盛，百姓丰足，官府办事不拖踏，边境也很平安。看来你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员，只是不愿意对你身边的人行贿以求取名誉罢了！”说罢，当即给他以万户的重赏。

    接着，他又叫出阿城的大夫说：“自从你人到阿城作官，每天都有人来夸奖你，可我派人到阿城去，看到你那里田地荒芜，百姓贫苦。赵国进攻，你不能救助，卫国夺取了你的土地，你竟然一无所知，你完全是靠花钱行贿求人替你鼓吹的呀！”当天下令把这个不顾百姓死活，只求自己升官的贪官烹杀，同时，还将那些替阿城大夫鼓吹的近臣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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