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包产指标必须真正留有余地，一定要让包产小队有产可超。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制定技术措施，有权安排各种农活，公社和生产队都不要乱干涉、乱指挥。（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人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6）少扣多分，尽量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还应该实行少扣多分，扣留比例不能过大，积累不能过多。对于收人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中，应该控制供给部分，提高工资部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劳动。（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2／3。（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闲时少吃，忙时多吃，12个月的口粮按13个月安排，留有余地。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并且要注意卫生，防治疾病，注意妇女劳动力的特殊保护。耕畜也应该劳逸结合，在冬季农闲季节，必须保证耕畜得到适当的休息。（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任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坏人坏事。同时，必须表扬好人好事，凡是顶住"共产风"的、作风好的、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干部，都应该受到表扬。提倡干部说老实话。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
指示信发出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同群众一道为纠正错误，扭转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局面而努力。此后，以贯彻《十二条》、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就开展起来了。这是我们党继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纠"左"工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通过整风整社，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共产风"、浮夸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更重要的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各级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村存在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有所恢复，为以后几年的经济调整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访问苏联并参加各国共产党和1人党代表会议年11月5日至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的庆祝典礼，并进行了友好访问。在此期间，参加了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中苏分歧进一步发展。7月，苏方突然撤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一系列经济、科技合同。9月1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时，驳斥了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观点，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接着，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为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作准备。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26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苏共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中共代表团基本接受，但提出了许多重大修改意见。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协议，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中央于11月5日散发了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件的回信。回信长达6万字，对中共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从而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对此，中共代表团仍然本着加强团结的愿望，对苏共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
会议期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流了彼此的立场观点，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致表示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中共代表团反对在各国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苏双方就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性质、帝国主义本质、战争、两国关系、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论。经过各国党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发表讲话，对于经过共同努力制订一致同意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表示高兴，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1960年莫斯科会议，是继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共运中的又一重大事件。会议体现了各国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使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意见达成了妥协，使中苏关系得到短暂的改善，但国际共运的深刻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会议强调的一些理论原则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它继续坚持国际共运的共同规律和统一路线，仍然忽视了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的潮流。
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2月9日回到北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都到首都机场热烈欢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全会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从此，中国经济由"大跃进"转向大调整。
就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率先离京调查。1月21日，他派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3月1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或批转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中学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以及《文艺十条》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有关领导同志23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
全会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其中心任务是深入地分析经济形势，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工作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对莫斯科会议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1960年36种主要重工业产品中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钢、生铁、发电量、原油、水泥、冶金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机车、动力机械、机动脱粒机、汽车配件等12种，达到原定产量计划的有原煤、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3种，其他诸如钢材、铜、铝、硫酸、原木、烧碱、化学肥料、发电设备、起重运输设备、汽车、棉纺设备、造纸设备等都没有完成计划。主要轻工业产品，棉纱、棉布、针织品、纸、糖、食用植物油、盐、卷烟等，由于农业歉收，原料不足，都没有完成计划，有的产品产量比1959年还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近百年来所没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以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正视目前的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工业原材料，特别是煤炭和木材的供应也比较紧张。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一些环节、秩序有些不正常，某些工业品的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在一部分地区、企业、事业单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造成目前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农产品减产；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对大跃进的经验不足，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的偏高，基本战线拉得太长；在经济管理上，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各级负责制、技术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有少数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干部队伍不纯，有的公社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权被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窃取。
报告提出，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以调整为重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即先安排农业，再安排工业；先安排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时，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要求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
报告还指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确定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在农村，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帮助渡过困难时期。"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必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援，重工业部门尤其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援，积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并且从企业设计、生产组织等方面尽量节约劳动力和少占耕地。要尽可能地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报告制定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粮食产量4100亿斤，棉花产量3200万担，油料产量7200万担，猪的饲养头数1.5亿头，钢产量1900万吨，原煤产量4.36亿吨，棉纱产量450万件，棉布35亿米，纸200万吨，食糖55万吨至60万吨，食用植物油75万吨至80万吨，盐1300万吨，卷烟280万箱，水产品443万吨，发电量660亿度，原油660万吨等。以农业为原料的棉纱、棉布、纸、食用植物油、卷烟等产品的产量比1960年有所减少，其他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发电量、石油、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67亿元，比1960年减少103亿元；大中型项目安排900个左右，比1960年减少700个左右。有些工程，特别是某些水利、钢铁、机械工程必须坚决暂时停下来。非生产性建设，除十分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校舍以外，要一律停止。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要适当控制发展数量，努力提高教学和工作质量。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要有计划地精简和下放国营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的职工，1961年计划下放502万人。国家支出的工资总额基本上仍维持1960年的水平。
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的完成，必须加强集中领导，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经济单位，都要按照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体的原则，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统一计划中来考虑，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全国统一计划的要求；都要严肃执行国家计划，积极努力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要在生产、基建、收购等方面层层加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完成当前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为了加强集中领导，有必要对经济管理体制作适当的改进，把某些下放得过多偏下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而在最近三年内，权力要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福利，办好食堂，加强劳动保护，注意劳逸结合。要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整风。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整风，要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其他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
全会对李富春所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建议国务院根据中央全会决定的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时也讨沦并通过了196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决定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条》，做好整风整社的工作，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干群关系，坚决纠正农村中存在的"五风"，放宽农村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以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会批准了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中央局的决定。各中央局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虽然由于长期"左"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过来，因此全会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偏高。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毛泽东在全会上反复强调的要恢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断了的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又得以重新开展。在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为制订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时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带领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3省农村进行调查。要求每一调查组要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分析研究了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同部分地方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开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3月10日到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部分负责人举行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搞调查，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如果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举行了会议（即"三北"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并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工作，着重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
在广州会议期间，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30年亲手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并且在3月11日为印发此文写了批语。批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把它叫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广州会议还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1930年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认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会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信中指出，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要带着一种成见下去专门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的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党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负责同志继续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弄清情况，以求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了40多天的调查。在调查中，调查组与基层干部、群众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山林、房屋、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座谈。5月7日，刘少奇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的干部、社员进行座谈。在谈到食堂时，他指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有困难。大队、公社、县、省、中央应当赶快组织这些东西的生产。在讲到包产到户问题时，他指出，总的讲不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是有些零星生产，如田塍、荒土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在这些方面，包产要包死。在讲到退赔时，他强调指出，要彻底算帐，退赔清楚。帐要一户一户地结，不能马马虎虎。赔清以后，要写一个大单子，立块碑，以便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在讲到民主办社问题时，他指出，实行民主，就是要由社员当家作主，而不是由干部当家作主。经营管理方面的大事情，例如密植、双季稻、修公路等等，必须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了调查，听取了这些地区领导的汇报，并派小组深入到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征求工人、农民的意见。他在5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群众反映公共食堂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中还反映了这些地方提出的要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和自由市场的问题。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他听完省委的汇报后，到武安县的农村同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并对农村食堂问题作了重点调查。5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通报调查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指出了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希望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等问题。4月和5月上旬，邓小平、彭真领导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了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在中央领导的带动下，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纷纷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对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和通信，毛泽东就批转各地参考。
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原草案中农村食堂、供给制的规定，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中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示总结了3月以后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要求继续搞好调查研究工作。指示说："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把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科学的工作，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要讲究实效，那种既不提出问题、又不解决问题的调查，是没有用处的。"为纪念毛泽东《农村调查》出版20周年，《红旗》杂志1961年第3、4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社论指出，真正的好的领导，必须经常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单凭脑子想象，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执行机关说来，如果不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个阶级、阶层的动态，经常地进行周密的调查，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调查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经验的过程。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全党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巾，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各地、各个部门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纠正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先后制定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使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得到较大的改进，"五风"得到遏制，带动了全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开始真正了解了实情，看到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指导思想上有了转变，为1962年1月具有重大意义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此后对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调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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