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修改校订阶段，每一次打开文章，思绪总是禁不住要飘回到在人大读博的三年岁月。而论文自酝酿到成稿的每一个阶段，也格外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二〇〇五年九月，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师从黄朴民教授攻读思想史博士学位。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业师希望我研究汉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选一经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在烟台师范学院（今鲁东大学）读本科时，李炳勇老师曾经给我们开过易学课，在他的引导下，我对《易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决定选取易学，最后定下来的题目是“汉代易学与政治”。此后，在业师的指导之下，按照博士论文研究的规范和程式，一步步做过来。
中国古代的学术，大都是为政治而生，随政治而变，所谓“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但学术既生之后，也会对政治施加影响，或指导政治蓝图的绘制，或改良政治运作。因而做学术史研究，最好能与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避免蹈空。在论文的构思阶段，我先从考察汉代的政治入手，并提出一系列的假设。关于汉初的政治形势，我当时认为汉高祖所面临的摊子，其实是楚汉战争所留，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是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为打败势力强大的项羽而“与天下同利”的结果。换句话说，刘邦以捐关东之地换取韩信、彭越、英布等实力派支持，是其战胜项羽的关键，也是汉初采取分封制的根本原因。而汉朝定鼎之初，也面临与之前任何朝代都不一样的形势。概而言之，兴起于方国的商周秦在取代前朝时已有一整套的政治制度、礼乐文化与磨合成熟的治理模式，建立新王朝只需把原来的那套政治制度、礼乐文化与治理模式移植过来，略加修补；而兴起于草莽的汉帝国是一无统治经验，二无成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又惩戒于秦的二世而亡和周季的王室弱小、诸侯战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因而，汉帝国在立国之初即面临着政治重建与文化重建的双重任务，汉代的易学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传播与发展的。从总体上来说，西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是一个由民间走进庙堂的过程，而东汉则恰恰相反，经白虎观会议，由庙堂厘定经学，然后再推向社会。这些假设得到了业师的支持，也奠定了整个研究的基本走向。同时，业师也提出很多宝贵建议，敦促我进一步完善思路，挖掘新意。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业师更是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这几天我择空看了你的博士论文提纲和思路，应该说，你在这上头是费了心的，基本框架也大致成立，为日后论文的撰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有些意见想和你交换一下，仅供参考。1.第一章显得散漫一些，且新意恐怕不会太多，是否再重新梳理和提炼一下；2.汉代制度建设与思想文化指导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大问题，提纲已有涉及，但论述尚欠明晰；3.诸家《易》的不同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探讨尚有待加强；4.汉《易》为何会演变到“王弼注《易》，一扫象数”的格局？其铺垫、其渊源又是什么？5.易学的精神，与汉末诸子学复兴有无内在的关系？6.《易》之精神，在董仲舒、《淮南子》、司马迁的思想中都有潜在渗透与影响，目前提纲中似乎注意不够充分，能否加强？……我想，秦汉易学传统不绝如缕，秦廷烧书未及《易》，可能与《易》的性质相对中立有关。《易》核心内涵是变易，超越了一般典籍的政治色彩，故百家均能接受：易学抽象，可以让人们有较大的演绎空间；因为躲过了秦代焚书厄运，保存比较完整，学术内部分歧相对较少。另外，请你注意读些经学史方面的著述，如皮锡瑞《经学通论》、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集》等，用经学的自身话语体系来讨论问题。又，田昌五先生为我《天人合一》所作的“序言”……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杂志，也有很有启发的阐述，建议一读。
业师的批评，正中吾病，我也按照业师的要求对写作思路做了进一步细化。但总的来说，限于学养，未达到业师的期许。在毕业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也仍然未能弥补此遗憾。每思及此，惶惶汗出。对于业师黄朴民教授的指导，表示深深的感谢！
另外，在论文写作期间及论文答辩之后，孙家洲老师、毛佩琦老师都曾经给我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使我获益匪浅。本书的出版得到我所供职的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资金资助，科研处处长卢敦基研究员又对本书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建议我将东汉部分扩充为两章，使文章结构更加合理。这一意见为我采纳，特别致谢。
我的妻子孙炜女士帮我完成了本书所有的英译工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小书也不可能顺利出版。
最后，感谢所有对本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
白效咏
2014年11月4日，于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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