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30年起，就给上海《新闻报》写长篇小说。抗日战争以后，因为交通的阻隔和我自己生活的变化，中断了一年多。而且那时上海成为了孤岛，《新闻报》虽是挂了美国旗，但主持报务的人，非常谨慎，关乎时代性的小说，很准在报上发表，所以我也无心继续写下去。后来《新闻报》同人，再三的函商，表示略有抗战意思，而不明白表示出来的，总可以登。于是在1939年我就写了一篇《秦淮世家》，讽刺南京汉奸。但以用笔隐晦，不能畅所欲言。我感到要在上海发表小说，又非谈抗战不可，例是相当困难。到了1940年，我就改变办法，打算写一本历史小说。而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井且可以逃避故伪的麻烦。考量的结果，觉得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乎选用。其初，我想选岳飞韩世忠两个作为主角，作一部长篇。却以手边缺乏参考书，而又以《说岳》一书在前，又重复而不易讨好未敢下笔。后来将两本宋史胡乱翻了一翻，翻到张叔夜传，灵机一动，觉得大可利用此人作线索，将梁山一百八人参与勤王之战来作结束。宋江是张叔夜部下，随张抗战，在逻辑上也很讲得通。《水浒传》又是深入民间的文学作品，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这个主意决定了，我就写信向《新闻报》编辑人商量。他们正有欲言不敢的痛苦，对我这种写法，非常满意，复信促我快写快寄。不久，我就在重庆开始写《水浒新传》了。

    也许上海的读者，对我特别有好感。也许这《水浒新传》，能够略解上海人的苦闷。当这篇小说在《新闻报》发表之后，很引起读者的注意。竟有人为了书上极小的问题，写航空信到重庆来和我讨论。这样，颇给予我不少的鼓励，我就陆续的写下去。直到1941年年底。上海全境沦于敌手，我才停止撰寄。然而已经寄出四十六回，写到四十七回了。朋友们有看过我这篇小说的，多怂恿我把它写完。说是便在抗战后，这书也还有可读它的趣味存在。自然，朋友阿私所好，总不免虚奖我一番的。我自己也觉得写了五分之三，弃之可惜，正打算找个机会续写。到了1942年夏季，却接到上海朋友来信，说是上海的小报，已请人接了我的稿子向下写，而且用原名公然登载。我虽无法向他们谈什么侵害著作权，可是在敌人控制下的文字，不能强调梁山人物民族思想，那是当然。我不能猜想他们会怎样歪曲我的原意，但以他们这种行为而论，甚至写得宋江等都投降了金人，也有可能。我不敢说敝帚自珍，而这种事实的表现，到战后，也许会教社会对我发生一种误解。因此在一气之下，于1942年冬季，我又从四十七回再向下写，把这部书写完。当这书与大后方读者相见的时候，读者也许只说个原来如此。可是假使这书得在上海登完，又在上海出单行本，那就有点不同的观感了。

    完成这部书的经过，大概如此。笔者虽不无冒犯罗贯中，施耐庵，金圣叹之处，那是大可以原谅的了。

    1943年3月张恨水序于重庆南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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