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这人干工作很热情，很负责，并且很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一旦过了“度”，量变带来质变，就不好了。老蒋就属于对工作负责得过了“度”的人。她对工作和与工作无关的事，都太喜欢负个责。久而久之，人们背后便叫她“蒋负责”。
和蒋负责同龄的人几乎大大小小都熬了个职务，名正言顺地负点儿小责，只有她至今还没有职务，没有职务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负责，这是她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但她的优点是很善于自我实现。不是没人让我负责吗？我自己负责！于是凡是她能沾边的事，她都要抢着负责，争取负责，变法儿地负责，仿佛她沾上了负责的瘾，一天不负点儿什么责就吃不好睡不着。有时竟连我们室主任的责也敢负，因她是老同志，一吵闹起来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没脸没皮的样子，我们室主任也拿她没办法。一次一个印刷厂的业务员来我们办公室联系印稿纸信封的事，恰好主任不在，一进门那个业务员就直奔蒋负责所在的办公桌而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主任”。本来蒋负责对这类送上门来的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已经皱起了眉头，但来人的一声“主任”叫得她非常舒服，她就露出了笑脸。来人很小心地问：“看来，您是这儿的负责人了？”蒋负责见无人注意她，就忙不迭地点了点头。来人就极迅速地掏出一些稿纸、信封的样品，开始向她游说。本来蒋负责不管这事，想几句话打发她走的，但后来来人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一进门就知道您说了算，只要您说一句话，就等于照顾了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厂了。”当时我用眼睛的余光从她的侧面发现她激动得后脖根都红了，大有和来人相见恨晚的意思。后来她就真的做主在那个厂子印了五百本稿纸，两千个信封。这件事主任一直蒙在鼓里，直到稿纸和信封都印好，送上门来，主任才瞪大了两只眼睛问：“是谁让印的？”蒋负责就很负责地阴着一张脸说：“我让印的。”主任当即就火了：“你有病啊，咱库里存的还够用两年的，印了放在那里招虫啊！”蒋负责却不着急，只是紧紧盯着主任问：“反正已经印了，你说，怎么办吧？”这种事蒋负责不止办过一次了，以前主任都忍了，这次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说了声“谁让印的谁拿钱吧”，就拂袖而去。
第二天，蒋负责就向主管经理告了病假，然后就整整三天没上班。这一下可不得了了。为什么？并不是离了蒋负责我们就没法活，只是因为她还负责着女厕所的钥匙呢。
我们办公楼上只有一个女厕所，因为单位临街，又是在个繁华之地，经常有闲杂人等来办公楼上上厕所，弄得女厕所使用频率很高不说，卫生还挺差，于是女同志们就纷纷表示不满，主管机关工作的经理被大家叨叨烦了，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句话：“买把锁锁上门，不是本单位的一律谢绝。”大家还都没把这句话当真，蒋负责就扔下笔，直奔街对面的商店而去。一会儿她便买回把锁，把女厕所锁上了。第二天，会计科的科长刘晓兰来问蒋负责：“你买的锁是几把钥匙的？”蒋负责面无表情地说：“三把。”刘晓兰说：“那你给我一把吧，我们科女同志多。”蒋负责冷冷地说：“就剩一把了，那些全丢了。”刘晓兰只得悻悻而去。从此，办公楼上所有的女同志上厕所都要来找蒋负责讨钥匙。每当有人来找她讨钥匙，她都会磨蹭一会儿才给，让人家像给领导请示工作那样在她的桌子前站上一会儿，让她过一过“负责”的瘾。如果她因事外出，办公楼上的女同胞可倒了霉了，她们只有去街对面很远的地方去解决问题了。时间长了，女同志们都有意见，就在一起商议了一下，打算把女厕所的钥匙多配一些，达到人手一把，这样又方便又不用麻烦别人。这个提议通过刘晓兰对蒋负责说了以后，蒋负责什么话都没说，阴着脸回了家。第二天就谁也没再提这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再提这事谁就是成心不让人家蒋负责“负责”，就等于得罪了她。蒋负责很爱记仇，谁若得罪了她，她一定会变着法儿地报复你，让你不得安生。有一年评先进，我们主任把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一下可不得了，她当即和主任吵了起来，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历数她参加工作以来对公司所做的贡献，直到主任躲出去为止。过了几天，正好搞党员考核，填票时我和蒋负责靠着，见她在我们主任的名字后面选择了“不合格”一栏划了“对号”。于是主任成了本年度党员考核中唯一一个有“不合格”票的人。事情还没完。从此，蒋负责每天上班都迟到半个小时，对室内外卫生更是从不插手，对我也是横眉冷对。有时赶上忙，主任吩咐她干点儿活，她就咬牙切齿地说：“我又不是先进，你让先进去干吧！”主任知道再说下去她又会没完没了，干脆不再理她。直到下一年主任把先进的名额给了她，她才恢复了正常。
我和蒋负责只闹过一次小别扭。那一天，保卫科的小贾领着一个男孩来办公室打电话，见蒋负责忙着，小贾就指着那个男孩对我说：“这是我同学，在这里打个电话。”我们公司因为临街，平时经常有本单位的人领着非本单位的人来打电话，我已经习以为常，就说：“打吧。”谁知，那男孩打了不到一分钟，蒋负责就过去把电话给切断了，然后阴着一张脸说：“这不是公话，不对外！”一时间弄得我和小贾都很尴尬。过了片刻，小贾领着他的同学走了。而蒋负责这里还没完，她像个领导一样对我说：“以后外单位的人来打电话一律不准许，我们这儿的电话费月月超支，领导怪下来谁负责？”当时我很生气，我想说“领导怪下来有主任在也轮不到你负责”，我还想说“以前那么多来打电话的只要给你说一声让你过过‘负责’的瘾，爱打多长时间打多长时间你都没管过，只不过今天没有给你说一声你找不到‘负责’的感觉了，所以你才来这一套”。但我最终什么也没说，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这件事过去大约十分钟后，蒋负责的几个老乡来找她，蒋负责就喊我：“小刘，快沏上几杯水。”平时，蒋负责的朋友、同学来了她都坐着不动，支使我为她跑前跑后地伺候，以便在她那个朋友圈子里显示一下她的地位，满足一下她那点儿小虚荣心。平时，我都会让她如愿以偿，但这次我正生着气，就当听不见。她就又重复了一遍。我带着气说：“你自己沏吧！我没空。”如果她这时悬崖勒马，还不至于使自己那么难堪。但她不想在朋友面前掉面子，就板起脸来说：“你忙什么忙，先沏上水再说。”我见她这么霸道，也火了，我站起来，强压着火说：“第一，你这不是公事往来，是私人交往，我没有伺候你的责任；第二，你和我同是科员，地位平等，你没有权力命令我。”我刚说完这番话，她就急赤白脸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那句“你和我同是科员”肯定是一枚重型炮弹，让她在同乡面前有了“穿帮”的危险，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但我不想和她吵，就大踏步出了屋。
稿纸和信封的事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处理了，稿纸和信封都留下了，但钱没付，什么时候用着了什么时候再付。为这事，她又一年多没理主任。
蒋负责最终“负责”出了点儿事。我们公司管计划生育的同志调走后，一直没安排人选。但因为我们单位人多，经常有职工和职工子女结婚，到公司来开婚姻介绍信。因为我是操笔杆的，这事主任就安排给了我。凡来开信的都是要结婚的人，不好意思空着手，每人都带着糖果、烟什么的。每次我都把这些东西和同科室的人分享，并且没忘了“孝敬”蒋负责，但她看了仍然心里不舒服。于是，她就跑到分管经理那里说我初来乍到，不了解公司的情况，开信太随便，这样早晚会出事。于是在分管经理的授意下，很快这事就成了蒋负责的。公司一个家在农村的职工，不领结婚证就结了婚，并且有了个女孩。但他一直瞒着公司，想再要个男孩。在“名人”的指点下，他走了这样一条路：以未婚的身份领结婚证，领了结婚证后再申请“准生证”，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再生个孩子。这个职工就给老蒋买了二斤糖，骗走了婚姻介绍信。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男孩，但却被人举报了。计生委的人一路追查下来，就查到了蒋负责这儿。开始，蒋负责还想往我身上推，可一查介绍信上的日期，她就没了话说。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计生委的人咬着不放，要公司有个处理意见，公司迫于压力和对蒋负责这人的反感，就先停了她的班，后又劝其提前退休了。这一次蒋负责倒没怎么闹，她明白计划生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了这事，她就“负责”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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