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起点。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起点非常重要，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前提，也是正确评价这一理论历史地位的关键。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这一概括为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起点提供了重要参考。所谓历史起点，就是一个理论体系产生、形成、发展过程的时限起点。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也是反映并指导这一伟大探索过程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负起了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毛泽东已经提出而没有做的事情，改正毛泽东反对错了的事情，做好毛泽东所没有做好的事，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不同于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的部分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的部分内容。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这两者在时代背景、历史和现实根据以及理论基础方面，在社会主义观的具体内容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如果说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和现实根据，是在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盖子以后，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同苏联模式的对比中去寻找道路的话；那么在1978年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借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根据，则是1949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其次，这两者在时代背景方面的区别，就是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再次，在理论基础方面，虽然这两者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对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成果的科学继承，又是通过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纠正而又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来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理论的自觉和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应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做的多次概括，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而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虽然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整合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明确界定这个理论体系的范围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是首创；但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邓小平理论开始，而不是从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开始，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却是和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次概括完全一致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了“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这十个主要点都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概括了构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的十二个观点，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所概括的十二条，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并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并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以上几次概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点的界定，是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科学论断完全一致的、一以贯之的，即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邓小平理论开始来立论，而从来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包括在内。
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形成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但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不是完全清楚的。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理论探索，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这一阶段在实践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起步，所积淀的理论成果主要来自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左”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定，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历史，澄清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巩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之基。《决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2]，并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做了基本总结。(1)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5)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8)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9)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0)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决议》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要点的科学总结，从理论层次上对初步形成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初次作了系统的概括，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比较系统的阐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酝酿期的重要成果。这个概括实际上已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表明我们党开始形成了一整套与以往不同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全国上下安定团结、生动活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二大于1982年9月召开。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讲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3]，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基调。邓小平的阐述体现了这一概念的精髓，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十二大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置和几个重要原则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踏上了新的征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确立和旗帜的举起，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形成。
三、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轮廓”形成时期
十二大以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继续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向前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开始形成，并且在内容上不断展开，体系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是一种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成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和方式，由一系列方针政策组成；这些方针政策是从时代发展、当代中国的实际并吸取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而制定的，内在地蕴涵着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方针政策加以概括提炼和理论化，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被不断概括出来的，首先是邓小平概括出来的。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谈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6]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我们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成绩后再转到城市。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说，“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7]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走的道路（实践）同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邓小平称之为构想）统一起来，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线，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框架。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此后一个时期，邓小平开始更加鲜明地、频繁地提出并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作出系统化阐述或扩容，到十三大之前，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在这次大会上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报告说：“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8]。十三大系统化了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的诸多理论，使内容零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升为内容丰富、初具规模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
四、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时期
这一阶段，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在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中。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集中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清晰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重要思想。南方谈话发表在苏联解体一个多月之后，邓小平对“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高度概括至今振聋发聩。它揭示了被实践证明具有普遍真理性的“两个必然”：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必然是死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不能救中国；而不搞改革开放，不注重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必然以失败告终。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在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确立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它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只是一个“轮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问题还只是“初步回答”。既然是轮廓，是初步回答，就说明还不成熟，还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加以丰富、完善、发展。当丰富、完善、发展到比较成熟而不再是“轮廓”时，表述“轮廓”和“初步回答”的概念也就必然要上升为表述“成熟”的概念。因此，如果说，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实践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开拓进取的阶段，认识上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方面内容加以初步的综合性的认识阶段，那么，到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表明，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是从一种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角度来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如路线和方针，经济和政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抓重点和两手抓，基本的政策和领导工作方法，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发展是硬道理和判断的标准等等都解答得比较清楚了。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12个理论观点相比较，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前进和创造，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已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已经不是构建了“轮廓”，而是形成为一整套新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一个体系。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在总结从1978年以来十四年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概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基本形成。报告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9]第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10]。第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报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方面做了总结阐述。这次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载入党章，充分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阐述和重要地位的肯定，标志着这一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五、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升华和展开时期
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次大会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命名，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理论的有力概括。大会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11]这次大会还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十五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继往开来，在邓小平逝世之后，面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的再次和充分肯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明确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开篇地位，这是我们党第三次明确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会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保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新旧世纪之交，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讲话，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2]5月14日，江泽民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13]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论述了“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说明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4]讲话还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了概括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对于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第一，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大会指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十条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基本经验”的提出，坚持并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六大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的精辟总结。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的升华和展开。
六、党的十六大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熟时期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的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论、社会建设论、社会和谐论、和平发展道路论、社会生态文明论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问题是逐渐产生的，我们党也在不断地解决，但到了这个阶段则集中地显现了出来，成为制约继续发展的瓶颈。在我国已经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改变这种状况，不调整发展思路，不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也难以应对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经过多年高速的成功发展后，我们似乎突然对“发展”这个看起来很清楚的问题产生了认识困惑。前进中的诸多矛盾，如此现实地、紧迫地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推到我们党面前，迫使我们党作出回答。为此，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15]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4月10日到15日在视察广东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当时的提法是：“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同年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时的讲话中，正式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表述为科学发展观，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才正式使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标准提法，在科学发展观的前面不用再加那几个专门的修饰词。党的十七大正式确认了“科学发展观”的标准提法。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鲜明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一纲领性的论断既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论证，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最新发展，也是对共产党执政任务的深刻阐述。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科学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深入总结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深刻和成熟的认识。同时，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并确立其指导思想的地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在于：第一，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会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6]。具体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7]。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同时，十七大也提出了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8]。第二，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大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9]“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科学发展观被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会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和深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第一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对改革开放29年来我们党在伟大实践进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进行概括。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具有划时代理论意义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过去理论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一种理论、一种制度。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合理划分。十七大报告将原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之变蕴含着深刻内涵。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9年的建设，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雏形已经形成，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下一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建设”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建设”的升华。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阶段划分。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与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协调一致，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呼应。从“建设”到“发展”虽然只是一个词的变化，但它却进一步凸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强化了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必由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准确定位。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既是对其历史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其当代价值的揭示，鲜明地回答了我们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大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理论问题上，有重要的突破和发展，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划时代的实践意义在于：第一，从十七大的背景看，它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改革开放近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存在的原因及解决的对策，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有些人认为是改革的方向错了，甚至认为中央的思想政治路线出了问题，这就重新提出了中国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针对这种看法，十七大集中而鲜明地提出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从内容上看，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十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新的情况，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从实践上看，十七大对如何在已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如何不断地丰富发展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了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奠定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特别是在揭示我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时，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路径的统一上展开阐述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把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为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四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继而又把这些宝贵经验和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提升到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先后推动的三次革命的高度，提升到继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个新的伟大革命的高度。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和阐述的理论体系。我们以往把三十年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归结为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党和发展三个重大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重要讲话中，进而把它归结为四个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党和发展三大问题前面，冠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不是由三个问题发展为四个问题的简单增加，而是统帅全局的点睛之笔。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把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首先归结为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关键地位，因为它对其它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具有着贯穿始终的影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122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8，第一版，839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3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63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63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6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10.68～69
[9]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8.218
[10]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8.221～222
[1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8.8
[1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8.2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8.23
[1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8.281
[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3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0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1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1
[1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2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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