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人到唐朝“留学”仅是为了学习吗

    众所周知，古代日本人正是通过派遣“遣唐使”到中国的大唐盛世去“留学”，才为日本带去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发展。在那之后，中国也开始了饱受“倭寇”滋扰的历史。因此，人们不仅怀疑：古代日本人到唐朝“留学”真的仅是为了学习吗？

    如今，中国人去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国留学”的潮流十分盛行。这不排除一些人“崇洋媚外”的心理作怪的原因，但更多的人是为了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机遇。因此，“留学镀金”成为当前国人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出国留学”并非现代经济社会的专利，早在1000多年前，“大唐朝”就要常常迎接大批的来自周边各国的“留学”人员，尤其是地理位置优越的日本使节和商人。

    根据历史记载，公元618年，唐朝取代隋朝。日本人凭借地理位置优势，络绎不绝地前往唐朝，天皇政府正式派出的“遣唐使”数目也大大增加，达到了空前频繁的程度。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0年刚刚即位那一年，以犬上御田秋为首的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从此，日本连续不断地派遣遣唐使。从公元630～894年的200余年间，日本政府共向唐朝派出19次遣唐使，其中有两次受阻而未成行，有1次是为了迎接前次遣唐使回国，有3次为护送唐朝使节回国，所以，实际算来日本正式委派并到达唐朝的遣唐使应为13次。在那个海上交通极为不便利的时代，为什么日本政府却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呢？

    大多数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在唐朝发展到了空前鼎盛时期，南洋、中亚、波斯、印度、拜占庭、阿拉伯各地大小国家纷纷派遣使节和商人前往唐朝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各种工艺产品。

    而作为中国的近邻的日本，比起东欧、非洲国家来更有地理优势，而且，极富进取精神的日本人也不甘人后。为了学习中国的治国经验和文化制度，天皇政府才派大批使臣、学者到中国参观学习，在日本史书上遣唐使又称“西海使”或“入唐使”。遣唐使团初期规模较小，通常每次仅有一两艘航船，每艘航船大约载120人左右，后来使团的规模逐渐扩大，每次使用4艘航船，团员多达500余人。因为遣唐使团通常都是4艘航船一起拔锚起航，又一起扬帆归来，所以日本的文学作品往往把遣唐使称为“四舶”。遣唐使团由政府使官、学习访问人员和航海工作人员组成。

    但是的遣唐使可谓是今日的“公派留学”，日本政府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所有使团人员均由精挑细选而出，凡入选使团者一概予以晋级，并赏赐衣物；政府还对留学生给予优厚待遇，一般的船员免除徭役，使团官员予以一定程度的资助，希望他们学有成就，回国效力；在使团起航前夕，要举行隆重的“拜朝”典礼谒拜天皇，天皇向正副使节赐予“使节刀”，接下来举行饯别宴会，甚至有时会专门准备唐朝筵席。

    历史证明，日本政府派遣的这些遣唐使果然不负众望，为日本带回了大唐朝先进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一时之间，唐朝的工艺美术、生产技术、文史哲学、天文数学、建筑学、医药学、衣冠器物、典章制度等纷纷传到日本，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发展。即便从现在日本的民俗风情和生活习惯中，也不难看出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痕迹。

    然而，也正是大唐朝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滋养”，滋养出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日本，也滋养出了日本扩张领土的狼子野心，“倭寇”在随后的中国历史中登场亮相，极大地危害了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也是导致明清政府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滞后。因此，有人提出疑问：日本遣唐使到中国的目的仅仅是为经济文化交流和“学习”吗？或许是包藏着侵占中国的祸心也未必。然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它只能是人们心中盘旋不去的一个谜团。

    英国成为海上霸主之谜

    19世纪，谁拥有制海权，谁就是强大者；谁失去制海权，谁就要受制于人。那么，英国是如何夺得制海权，得以开创“英国的世纪”及“日不落帝国”的呢？

    19世纪之所以被称为“英国的世纪”，主要是因为英国在那个“谁拥有制海权，谁就是强大者；谁失去制海权，谁就要受制于人”的时代牢牢抓住了制海权，从而得以积累下大量的财富，并在世界各地拓展殖民地，当时的英国也因此得名“日不落帝国”。

    众所周知，最先开始航海运动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后起之秀的英国究竟是如何从强大的西班牙手中抢得海上霸权的呢？这要从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说起。

    无敌舰队，就是最幸运的舰队或不可击败的舰队的意思，是西班牙为远征英国而组建的舰队，是由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1588年派出的，包括130艘兵船与运输船、7000船员与水手、2～3万名步兵。

    1588年5月，无敌舰队在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佩雷斯·德·古斯曼的率领下进入英吉利海峡，与英国海军交战。无敌舰队之役是英西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在朴次茅斯海面附近，无敌舰队与英国海军上将霍华德及海军中将德雷克率领的英国舰队相遇。海盗出身的英国海军将领豪金斯，为了迎战西班牙舰队，将英国战舰进行改进，增加了舰的长度，去掉了船楼结构，把许多火炮装在舷窗内而不是装在甲板上，使它的火力强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

    此外，英国舰队还尽量避免与西班牙舰队近战，而采用远距离炮击。相比之下，西班牙军舰既高又大，行动缓慢，自然成了英军“小船”炮击的靶子。西班牙开炮向英舰射击，却不能命中英舰，英国舰只尽可能避免进入西班牙火炮射程之内，在远处灵活闪避，活动自如。这种远距离炮战使西班牙舰队的步兵和重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激烈的炮战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双方弹药用尽，轰击才告终止。“无敌舰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两只分舰队的旗舰中弹、撞伤，一个分舰队司令被俘。

    剩下的西班牙舰只乘着风势向北逃窜，准备绕过苏格兰、爱尔兰回国。 狼狈逃窜的西班牙舰队弹尽粮绝，更倒霉的是在海上接连遇到两次大风暴，有的船只翻沉了。不少士兵、船员被风浪冲到爱尔兰西海岸，被英军杀死。到1588年10月，“无敌舰队”仅剩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惨败。而英舰没有损失，阵亡海员水手只有百人左右。

    从此，国势鼎盛的西班牙一蹶不振，英格兰则成就了海上霸权，开启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盛世。

    而英国之所以能够取胜，与英国先进的谍报系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587年，弗朗西斯·沃辛汉爵士在英国海岸附近展开大规模海战的前夕，获得了3月22日西班牙海军元帅圣克鲁斯呈报给西班牙国王的《关于海军的总报告和具体报告》的抄件，完全掌握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部署计划和军力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从而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奠定了基础。自那时起，各国的作战计划就成了极为重要的秘密和对方极力想盗取的目标。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密谈之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俄关系一度紧张，开战不断。但是，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和沙皇亚利山大一世也曾友好会谈过，并最终导致两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但对于这次密谈，学术界却一直存在争论。

    1805年12月2日，被誉为“三皇之战”（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最终以法国的胜利落下了帷幕，这标志着第三次反法同盟的瓦解，也充分体现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此次战役之后，拿破仑成为欧洲的霸主。

    俄国军队则退入波澜，而1807年6月法军又在波兰大败俄国军队，年轻气盛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再次受到沉重打击，选择了和拿破仑和谈。于是，1807年6月25日这一天，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与普鲁士边境的提尔西特（又译蒂尔西特，即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附近的涅曼河的一个木筏上进行私人会晤。

    有人猜测，在会谈中，拿破仑在亚历山大面前表现出了他极高的表演天分，对亚历山大表现出一种兄弟式情意的亲密感情，想方设法打动亚历山大，抨击英国是欧洲一切纠纷的制造者，并以他拉丁人奔放的想象力使亚历山大神魂颠倒，最终蛊惑住了这位年轻气盛、经验不足的沙皇。但到底拿破仑是如何说服亚历山大的，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

    在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这次秘密会谈之后不久，1807年7月7日，法俄双方就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宣告法兰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反对英国的同盟。

    对于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的密谈，我国作家张慧剑在其民国时期的著作《辰子说林》一书中描述道：

    一八○七年，俄皇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军威之下，与拿氏成立一种不正常的友好关系，欧洲史上所谓“的尔西特之会”是也。

    拿氏彼时以惊人之坦率接待俄皇，不惟一再表示对俄无领土野心，且愿予俄皇以对付芬兰、土耳其之充分自由，拿氏所要求于俄者，仅合作打倒英国之大陆势力而已，俄皇亦欣然以此诺之。

    史谓俄皇当时情不自禁，竟向拿氏发问：“欧洲究在何处？”

    拿破仑答曰：“你与我联合起来不就是欧洲吗？”（一译“欧洲不就是在你我之间吗？”）

    不幸此光辉灿烂、热烈缠绵之美梦，未及五年即瓦解冰消，紧接而有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征俄之举，亚历山大对拿氏此一军事冒险切齿痛恨，辄申申詈曰：“拿破仑独夫，汝不讲信义，终必自食其果！”

    客观之历史批评家曰：“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多少总是上了拿破仑的当！”

    为什么要说“亚历山大多少总是上了拿破仑的当”呢？这是因为尽管法俄同盟在表面上维持了五年，但俄国却没有从中获得太多的利益，亚历山大很快就发现了：他在这个同盟中赢得的不是和平，而仅仅是时间。

    和拿破仑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并没有使俄国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法国还要求俄国与土耳其进行和平谈判，如果和谈未成，法国将帮助俄国进攻土耳其。此外，法国要求俄国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正是此举导致了欧洲大陆和平的崩溃。

    其实，在签订完《提尔西特和约》之后不久，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就感觉自己上了拿破仑的“当”，尤其是到了1810年12月31日，沙皇也深深地感觉到，参加大陆封锁严重损害俄国的贸易，于是选择对中立国的船只开放了俄国的港口。为此，拿破仑的附庸华沙大公国对俄国给予威胁，可此时的沙皇亚历山大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毛头小子”，毅然决绝地无视法国的威胁，这直接促使法俄同盟的最终解体。拿破仑于1812年6月入侵俄国。

    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时表现的软弱和后来对抗拿破仑的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不禁猜想，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那次涅曼河上木筏中的会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拿破仑到底是凭借什么说服亚历山大低头为从的呢？这仍旧是个谜。

    是谁放火烧了莫斯科

    当法俄之间的和平关系不再，拿破仑毅然选择了对他昔日的盟友开炮，并迅速攻占了沙俄首府莫斯科。然而，拿破仑刚开始享受在沙皇宫殿的生活，一场莫斯科全城的大火吓得他落荒而逃。到底是谁放的这场大火呢？

    尽管1807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与沙皇亚利山大一世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宣告法兰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反对英国的同盟。但没过多久，年轻的亚利山大一世就发现他上了拿破仑的当，在这场法俄的同盟中他并未获得多大利益，他赢得的只是时间，而非和平。因此，他很快改变了对拿破仑的忍让策略，开始强硬起来，并与英国重新建立起联合抗法的同盟来。

    对于沙俄的“背叛”，拿破仑十分愤怒，同时也为了真正实行他对欧洲大陆的统一，拿破仑在对英国的战略进攻失败后，意识到只有打败俄国才能打败英国，因此他于1821年6月24日对俄国不宣而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军，俄国由于没有防备，非常被动，俄军很快溃败，国土大片丧失。1821年8月9日，在经过一场血战之后，法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两天之后，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天才统帅”米·伊·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带领俄军抵抗法国的入侵。8月26日，库图佐夫指挥20万大军，与法军在莫斯科西郊展开了著名的“博罗迪诺会战”，双方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库田佐夫为了保存实力进行反击，决定放弃莫斯科，莫斯科城里的居民也随同军队一起撤离。

    就这样法军攻占了莫斯科，拿破仑也住进了沙皇的皇宫之中。但是侵略者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太平日子。9月17日早晨，拿破仑从睡梦中惊醒，他透过克里姆林宫的窗户向外眺望，只见莫斯科全城烈焰腾空，一片火海。这位法国皇帝顿时惊得面如土色，连声叫道：“多么可怕的景象！”实际上，从法国军队侵入莫斯科的第一天—日9月15日深夜起，莫斯科就已经起火。16日晚到17日，由于狂风大作，火势更加猛烈。克里姆林宫附近、莫斯科河南岸一带和索良卡等地，火逐风飞，烟焰满天。最后，连克里姆林宫的特洛伊茨塔也燃起了呼呼的火苗，拿破仑和他的随从人员只得狼狈逃出。这场来势凶猛的大火整整烧了一个多星期，当大火熄灭后，昔日风光绮丽的莫斯科变成了一片令人心悸的废墟。

    由于莫斯科的被烧，法军无法从莫斯科取得补给，同时由于法军挺进太深，后方援助不能及时到达，法军的粮草供给非常紧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10月19日，拿破仑被迫从莫斯科撤军。

    得知法军撤退的消息后，俄军在沿途不断予以狙击，迫使拿破仑不得不随时改变撤退路线，到12月，拿破仑才终于撤出了俄境，虽然逃离了俄国，但损失惨重，军力损失达47万余人。

    对于拿破仑这次军事冒险的失败，人们不足为奇，可对于莫斯科当时那场罕见大火的起因，多少年来，却一直争论不休。

    更多的人认为，当时的那场大火应该是莫斯科人自己放的。当年由于敌强我弱，库图佐夫决定放弃莫斯科，莫斯科人民也决定随俄军一起撤退，为了不给入侵者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莫斯科居民忍痛放火烧了莫斯科城。拿破仑就一直认为“放火烧城”是莫斯科军政总督罗斯托昔金蓄意谋划与部署的。因为当法军企图救火时发现，偌大的莫斯科城内居然没有一件消防水龙头和灭火工具，显然是事先有人把它们都运走了。另外，城里城外同时起火，显然也是有计划、有部署的预谋。而当时法军逮捕了一些纵火嫌疑人也交代是罗斯托普金指使他们这样干的。据说，罗斯托普金在后来也曾说过，是他命令放火烧城的。

    从战略的角度看，放火烧城的决定虽然代价惨重，但却十分正确。这是一次十分勇敢的“焦土政策”，它表明了俄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若真正追究放火的元凶，应该是法国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入侵，才迫使莫斯科人民不得不烧毁自己美丽的家园。

    也有人认为，这场大火是莫斯科人和法国人共同所为，更为激进的说法则是法国人蓄意纵火。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就在他的论著中这样写道：“看到莫斯科大火的俄国人证明，拿破仑是事先有计划地来焚毁和破坏莫斯科的。”

    然而，无论是谁放的火，都让莫斯科城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战争带给了莫斯科人们深沉的伤痛。

    沙俄贱卖阿拉斯加之谜

    阿拉斯加这块不毛之地下面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金、铜、铂、银等地下宝藏，也是盛产鲑鱼和大比目鱼的世界著名渔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块宝地，然而，多年以前，沙俄政府却选择了将这块宝地拱手让给了美国，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自1766年正式建国以后，就一直热衷于扩充自己的领土。1803年从法国购得西路易斯安娜，1819年迫使西班牙让出佛罗里达，1845~1853年夺占墨西哥多块领土，1898年吞并夏威夷……在这些金钱加大棒的领土扩张战略中，1867年美国花720万美元从沙俄购买了占美国领土面积1/6的阿拉斯加一事却颇受争议。

    19世纪，英美俄法各国都忙着扩张领土，为什么沙俄会将自己辛辛苦苦开发的殖民地——阿拉斯加贱卖美国呢？

    之所以说是贱卖，因为阿拉斯加是有着丰富资源的一块宝地。尽管阿拉斯加1/3的面积位于北极圈内，气候严寒，除南部沿岸外，年平均温度在0℃以下，可这块“不毛之地”却拥有丰富的地下宝藏：石油、金、铜、铂、银等。特别是北极地区滨海凹陷地带为石炭纪以及三叠纪和白垩纪地层，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极大。此外，太平洋东北部暖流使阿拉斯加南部沿海峡湾岛屿成为世界著名渔场，盛产鲑鱼和大比目鱼。它的价值远远超出720万美元的价格。

    根据历史记载，在这场领土买卖中，沙俄方面似乎比美国方面更加急切。正如当时的沙俄重臣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就在1857年3月写信给沙俄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亚·戈尔恰科夫公爵，特意建议出卖阿拉斯加，他在信中写道：“这种出让是完全合乎现代要求的。我们不必欺骗自己，而应有所预见：美利坚合众国想要整个地统治北美，肯定会攫取我们这些领地，而我们又无法把它们藏掖起来。再说，这些领地带给我们的好处微乎其微，出卖它们似不会引起过分的反响……”对此提议，沙皇更是御笔批示：“此议值得考虑。”因此，在沙俄的权臣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密谋集团，开始悄悄筹备出卖阿拉斯加一事。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作为密谋集团的主将，除经常在皇上耳边吹风外，还把财务大臣赖滕拉入圈内。而驻美公使斯捷克利男爵一开始就是此集团的干将，十年内为出卖领土奔走于俄美之间，不遗余力，甚至准备了使俄国蒙辱的条约文稿。"十年磨一剑"，密谋集团开始分头行动：大公负责打通外务部，重新向外务大臣提出这个问题；财务大臣以金融危机来逼压沙皇，建议向西方贷款；驻美公使则加紧同美国政府磋商。

    1866年12月16日中午，密谋集团的全体成员以参加“日祷”活动的名义来到外务大臣家，沙皇本人也来了。他明确表示同意出卖阿拉斯加。没有正式记录，只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日记中有两行文字：“中午1时，戈尔恰科夫公爵就美洲公司之事举行了会议。决定卖给美国。”沙皇的日记表明出卖阿拉斯加已成定局，可此时罗斯大臣会议和国务会议对此一无所知。

    就这样，密谋集团避开外务部，指定驻美公使斯捷克利男爵全权负责谈判和签约。可是，作为全权代表的这位公使先生手上竟没有任何政府的书面指示或授权书，只是财务大臣叮嘱了一句："要500万美元。"

    就这样，斯捷克利男爵同美国的谈判成为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卖国丑剧。条约正文是由美方口授笔录的。七项条款中有五项讲的是美方的权利，即签约后美国政府应得到什么。其余两项是有关付款问题，但对付款过程中违约的责任和惩罚只字未提。

    1868年8月斯捷克利男爵交给俄罗斯国库一张“720万美元全部收讫”的凭据，并称钱已转入纽约某银行，可据该银行向美国国会作证时确认汇入银行的钱只有703.5万美元。不用说，16.5万美元已装进外交代表的腰包。

    这位男爵的最后命运更为这场领土买卖谜上加谜。据记载，1869年5月，斯捷克利男爵曾写信给外务部的友人，说希望得到两年的休假，信中充满了恐惧和忧伤。从此，这位男爵就失踪了。

    《田中奏折》是真是假

    《田中奏折》是反映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扩张野心的一份文件，它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但日本政府却一致否认这份奏折的真实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每一场浩大持久的战争中都可能存在一些神秘莫测的重大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比如，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田中奏折》事件，就是一个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而几十年来却仍然是扑朔迷离、难明真相的“历史公案”。

    19世纪末，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但因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使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急于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而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由于自身资源的丰富以及国力的衰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觊觎。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田中奏折》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尽管日本当局立即否认有此奏折，并对外一致声称《田中奏折》为伪造之物，旨在污蔑大日本帝国。日本当局许多的当事人还都先后出面发表谈话声称从未见过此奏折。日本的学者也跟着推波助澜，叫嚣《田中奏折》纯属伪造。

    日本方面否认的理由依据主要是：

    1.《田中奏折》书写形式不符合日本惯例

    日本政府认为，当时中国方面所公布的《田中奏折》从内容到形式均存在许多错误，不符合日本书写和呈送奏折的惯例。从上奏的形式上来说，奏折一般不写收件人的姓名，而是通过宫内大臣向上呈递的。但这个奏折不仅写了收件人，而且写的是宫内大臣。

    2.奏折内容存在失实、错讹之处

    日本政府还指出：奏折内容有失实、错讹之处，如：奏折里提到山县有朋参加了解决有关“华盛顿九国公约”的对策会议，但是1922年2月6日缔结此条约时，山县有朋早在五天前就死去了。奏折说这个时期田中义一被派到欧美去了，实际上他去的是菲律宾。在奏折里有“福冈师团”的称谓，但事实上在福冈并没有师团。吉梅线的竣工日期是1929年5月间的事情，而1927年7月写成的奏折，却说它已经竣工了。奏折中还使用了“帝国主义”等不相称的用语。

    那么《田中奏折》到底是真是假呢？既然它是田中义一递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国方面又是如何得知确切内容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田中奏折事件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在日本亲手抄录《田中奏折》的当事人蔡智堪，另一个是得到《田中奏折》抄本并加以翻译和发表的当事人王家桢。

    蔡智堪，中国台湾人，曾经旅居日本多年，正是他通过当时任日本宫内大臣的牧野伸显的帮助，扮作补册工人进入皇室书库，得以将《田中奏折》抄录带出，并亲自赶赴沈阳交给时任张学良秘书的王家桢。王家桢将其翻译后未敢擅自向外界公布，将它交给当时的中国外长王正廷，最终得以让《田中奏折》曝光。

    如果说《田中奏折》是伪作，那为何日本政府在《田中奏折》公开的第二天，就将当时书库的官员全部免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而日本自1927年以后采取的一系列侵略扩张行为，则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没有丝毫偏差。这又做如何解释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无论日本承认与否，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乃至称霸全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在历史上真的从未出现过《田中奏折》一事，也不能改写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

    弗朗哥为何没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一个受尽苦难和蹂躏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快乐的绿洲。这是“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

    ——佛朗哥

    在二战的法西斯独裁者中，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服毒饮弹自杀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人吊死谋杀了，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而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却安然无恙地活到了83岁的高龄，于1975年11月20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冠心病复发而寿终正寝。他是法西斯独裁者中唯一寿终正寝之人。

    为什么佛朗哥能把世界上最后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维持近40年？人们普遍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佛朗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了中立态度。那为什么佛朗哥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这位独裁者“爱好和平”，还是他“能掐会算”，早知轴心国必败？否则，作为欧洲三大法西斯国家之一，且又和德、意在刚刚结束的西班牙内战中结成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西班牙为什么不和德意同步而却独树一帜呢？

    1939年的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意图征服世界的野心不同，佛朗哥却认为：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是无意义的。因此，当1939年9 月1 日德军进攻波兰，9月3 日英、法对德宣战，同在9月3日这一天，佛朗哥公开呼吁使战争局部化。他声称，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来商讨结束一场有可能导致“亚洲式的野蛮残暴”的战争。9月4 日，西班牙即宣布在二战中的“中立”态度。

    对于佛朗哥中立态度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认为，佛朗哥不参战是因为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当时，西班牙内战刚刚结束，国民经济濒于停滞状态，食品严重不足，灾荒频繁，人心浮动。必要的进口工业材料和设备供给不足，黄金、外汇储备十分短缺。

    政治方面，共和派、君主派右翼集团和共产主义者左翼集团依然保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影响。佛朗哥领导长枪党内部也酝酿着的种种不和、猜忌、争斗又削弱了党的独裁统治能力。故而佛朗哥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国民经济、稳定政局、确保独裁统治。

    对于这种说法，有人提出质疑：国内危机并非佛朗哥不参战的可靠理由，这是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转移政治危机、缓解经济危机的最快捷而有效的办法，往往正是对外战争。

    第二种说法认为，佛朗哥不参战是因为同盟国的利诱、拉拢。西班牙和直布罗陀、丹吉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盟国担心，一旦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作战，直布罗陀海峡必为其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航路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1940年3 月，英国同意向西班牙提供200 万英镑的贷款，并允许它从盟国进口某些禁运的工业原材料，英国还从阿根廷快速运送一批食品到西班牙以解决其燃眉之急。1941年初，美国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援助西班牙价值150 万美元的食品和药物。随后，罗斯福又设法让国会同意放松美国商人向西班牙输出石油的控制。

    但这种说法的软肋在于：人所共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朗哥建立政权之除给予了大力支持，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佛朗哥的大恩人也不为过，三者更是形成了“兄弟式”的亲密关系。而且，德国一直在对西班牙提供军事援助，希特勒更是对佛朗哥许以重诺，可佛朗哥却终究不为利所动。

    第三种说法认为，佛朗哥并不仇视英、法、美等其他西方国家，他反对的只是苏联。因为苏联是支持西班牙国内左翼力量的后台。佛朗哥曾经说过，西班牙和西方世界的真正敌人是苏俄，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过是为俄国人“火中取栗”。1941年6 月，德国进攻苏联，佛朗哥立即表示支持德国的军事行动，并很快组织了1.7 万人的长枪党志愿军，称为“蓝色师团”，参加对苏作战。佛朗哥强调，“蓝色师团”只表明西班牙抵制苏俄的一贯立场，这并不等于参加轴心国一方作战。

    然而，这种说法也存在疑点，那就是1943年德军失去对苏优势后，佛朗哥为什么要落井下石似地撤回“蓝色师团”呢？而且佛朗哥与各国的交往表明，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会因为反对苏联而放弃参战可能带来的利益。

    更让人疑惑的是，面对佛朗哥坚决的中立态度，当时在欧洲势力正盛的希特勒却一再容忍，甚至当佛朗哥拒绝他进攻直布罗陀海峡的提议后，也并未对西班牙开战。然而，这其中的种种疑惑，也随着佛朗哥的逝世最终尘封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克里普斯在二战期间为何突然访印

    二战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反法西斯主力的英国却在集中精力对付轴心国的同时，悄悄派遣政府要员克里普斯突然访印，他们用意何在？

    战争中总是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比如二战期间英国政要克里普斯突然访印的事件就疑云重重。要知道，当时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英国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国，需要集中精力和轴心国决战。而在此战争的关键时刻，英国的下院领袖、掌玺大臣克里普斯却在1942年春，带着解决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亦称《克里普斯方案》），风尘仆仆地飞往新德里访问。在大战关键时刻，英国当权人物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

    多年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大致形成了这样四种观点：

    丘吉尔决定说

    鉴于丘吉尔在二战中应对纳粹德国的果敢表现，有人这位克里普斯访印一行是丘吉尔本人作出的这一决定，这是出于当时战局的考虑。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加速了侵略步伐。1942年春，日本先后占领了新加坡、仰光，并且威胁到了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印度的东大门——孟加拉和马加拉斯也随时有沦陷的可能。素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著称的丘吉尔首相，为了维护自己的印度殖民地免受日军蹂躏，当机立断，派遣克里普斯访印，以此来加强英国的地位。

    罗斯福干预说

    一些美国学者则认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影响和干预促成了这一行动的实施。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同日本对南亚次大陆的争夺更加激烈了。当时，中美两国政府首脑考虑到盟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印度所处战略地位，曾多次要求丘吉尔早日解决印度问题，以争取印度人民尽快投入反法西斯战争。

    工党压力说

    一些历史学家从英国政局内部来分析认为，克里普斯访印一行是迫于英国国内工党的压力。众所周知，战时英国联合内阁中，在对印行政策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工党内出现一股势头，要求丘吉尔改变以往的政策，放弃僵硬政策，缓和矛盾，争取让印度也加入到战争中来，特别是克里普斯，力主改善英印紧张关系。丘吉尔害怕内阁分裂，在工党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上述决定。

    印度呼吁说

    也有人认为，是当时战火日益逼近印度，印度人民的独立呼声日益升温，强烈要求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3天，即1939年9月3日，林利思戈总督没经各党派的同意，就擅自宣布印度参战。全印度人民奋起抗议他的这一决定，反英反战情绪高涨，印度自由派一些人士萨普鲁等人也联名上书，直接呼吁丘吉尔本人要求英国采取实际行动，以缓和日趋尖锐的英印矛盾。

    为打破政治僵局，巩固统治，英国于1942年3月派遣克里普斯访印，提出宣言草案，但没有满足国大党在战时建立国民政府和印度国人掌管国防的要求，而被拒绝。

    对于克里普斯在二战期间突然访印的真正原因，历史学家还在不断进行研究，希望有朝一日它的谜底能最终浮出水面。然而，和历史上其他神秘莫测的大事件相比，它只能算是一个小谜团，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投下了一颗小石子，泛了泛水花，便悄无声息了。

    巴尔干的政治纠纷之谜

    在巴尔干这块政治、军事要地，自古以来就积聚着欧洲各大国的垂涎目光。二战中，巴尔干也不例外地称为轴心国和同盟国的争斗目标，再次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巴尔干政治纠纷，这一切都源于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三世的离奇死亡。

    自古以来，巴尔干地区就是欧洲大国争夺的焦点，它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更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因此所有这些矛盾、特别是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巴尔干半岛地区经常发生纠纷、冲突和战争。而在二战中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政治纠纷则是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团。

    巴尔干对希特勒来说不仅是其第三帝国的东部前线，而且由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石油，使它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巴尔干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还为德军提供了好几万的士兵。

    然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密切关注着巴尔干地区的局势：这块土地太适合共产主义传播了。而且，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将为斯大林的战争机器提供巨大的帮助。英美更是一直在发布谣言，迫使希特勒相信盟军将要进攻巴尔干重地保加利亚，这样就使希特勒调集军队到保加利亚，从而减轻了盟军在西欧的压力。

    由此可知，巴尔干地区在当时具备了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从地理位置来看，保加利亚位于黑海之滨，南临希腊，北临罗马尼亚，长370英里，最宽处185英里，是一个山地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从政治上来看，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三世一方面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对英美宣战，一方面却又尽量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保罗斯三世这种截然相反的作战态度实在让人不解。

    1943年年中，希特勒在他的东普鲁士的指挥所得到消息说，保罗斯三世暗中纵容将该国从轴心国分裂出去的行为。希特勒顿时警觉起来，1943年8月28日，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行宫中紧急召见了保罗斯三世。在希特勒一阵暴风雨般的咆哮后，保罗斯三世同意保加利亚继续留在轴心国。然而，正是这场会面拉开了一场有名的政治纠纷的序幕。

    当保罗斯三世同希特勒经过不愉快的会面，回到首都索菲亚几天后，这位一国之君就暴毙宫中，从发病到死亡不过一个小时。在柏林，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宣布，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死于一种罕见的毒，可能是蛇毒。

    无可置疑，有人谋杀了保罗斯三世。但谁是谋杀者呢？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是保加利亚本国人。而且，一个保卫森严的皇宫里怎么可能出现毒蛇呢？皇帝奇怪的死亡在保加利亚国内引起了不安和骚动。

    保罗斯三世死后，他年仅6岁的儿子西蒙二世登上了王位，为了辅佐新君，皇叔和其他两位大臣组成了摄政委员会，派人到开罗与英美接触以求和平。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害怕保加利亚加入西方阵营，于是宣布对保加利亚宣战。保加利亚为了免遭苏联人的进攻，反戈一击，于9月8日对德国宣战。保加利亚派出了10个师中的5个师，开到前线与德国作战，这几个师完全是由希特勒装备的。在这两个前盟国开战的同时，保加利亚的摄政委员会在莫斯科与英国、美国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

    然而，斯大林却对保加利亚的行为毫不领情，停战协定上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派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共产党接管了政权，摄政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并处死。接着，保加利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算所谓叛国者的高潮。似乎就是在一瞬之间，保加利亚政局就风云突变，几易其主，昔日平和的景象不复存在，保加利亚人们开始了在苏联共产主义引领下的并不平静的生活。

    在这场政治风云中，如果要究其发生的根源，众人无疑都会将其指向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三世的离奇死亡。然而，直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揭秘保罗斯三世谋杀案的真相。但许多人认为，在所有嫌疑犯中，莫斯科、柏林、伦敦的嫌疑最大。

    日本天皇二战后逃脱审判之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法西斯的众多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决，东条英机更是被视为日本罪行最大和最疯狂的战争狂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然而，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日本天皇却蹊跷地逃脱了这场审判，原因何在？

    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他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

    ——梅汝璈在1948年11月30日《申报》的谈话

    对于中国人看来，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立了若干正确原则，但那仍然如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说的：“一场差强人意的审判，留有众多遗憾”，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日本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

    众多周知，在侵华时期的日本政府中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文规定：“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之条例行使之。”而众所周知，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轴心国之一，而在二战的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队更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那么为什么日本许多战犯比如东条英机等人被送上了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世界的审判，而作为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裕仁天皇却没有对战争罪行负责？在众多日本战犯被处决的同时，当时的裕仁天皇又身处何处呢？更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后来日本实行民主选举制，却并未废除日本天皇，这一系列事情实在是十分蹊跷。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终战诏书》的播出向日本民众乃至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部分民众、一些受害国、国际仲裁机构乃至裕仁本人都认为天皇对战争应负起责任。日本国内一些进步群众团体的领袖以及部分深受战争创伤的同盟国呼吁：裕仁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家元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理应作为头号战犯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与惩罚；并再三提出应废除日本天皇制，改变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为清算法西斯余孽，重建世界和平与公正，战后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作为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也认为：“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在国内或国外受到拘禁。”甚至裕仁本人也感到理亏，难以面对愤怒的世人，他觉得应理所当然地负起战争的所有责任。

    然而，这个众人似乎已经预知的结果却因为一个历史性的会面而改写，它不仅改变了裕仁天皇的命运，也给二战的历史增添了一丝神秘。

    1945年9月27日上午9时，裕仁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亲自正式地晋见了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是盟军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官员。在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见中，裕仁表现得体、态度坦然，勇敢地承认“对于日本政府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行动……我是唯一的责任者”。也正因如此，裕仁天皇给麦克阿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若干年后这位上将回忆起裕仁时曾说：“在当时，我感到我面对着日本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有素养的人。”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裕仁否定日本注定统治世界的“大东亚”观点，维护世界和平，肃清国内黩武精神，另外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天皇由神回归为人。裕仁都一一照办。

    在对日本天皇坦荡磊落的认罪态度表示钦佩的基础上，麦克阿瑟处于通盘考虑美国国家利益和盟军面临的形势，在随后向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汇报中声称：“不能把日本昭和天皇作为战犯逮捕”。原因很简单，美国要利用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对日本民众的影响来牢牢控制住日本。

    尽管中国等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侵略严重的国家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仍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裁决：凡涉及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就这样，日本裕仁天皇获得了美国给他的一面“免死金牌”。由此可知，日本天皇在二战中逃脱审判的原因不是历史的错误，也并非天意，而是美国处于全球战略考虑而制作的人为阴谋。正是这个阴谋，让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敢于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

    布什家族与本·拉登家族的“恩怨纠葛”

    本·拉登制造9.11事件之后，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进行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恐行动，他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群众呼声。但也因此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布什家族与本·拉登家族究竟存在怎样的“恩怨纠葛”呢？

    2001年9月11日早晨，19名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共造成2974人死亡，这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紧接着，美国政府在总统布什的领导下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全面的反恐战略，9·11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更是成为布什的眼中钉、肉中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随之而生。

    尽管布什对本·拉登极其基地组织表现出了深恶痛绝的仇视，尽管人们还沉浸在对9·11事件中死者的沉痛缅怀中，美国新闻媒体却在9·11事件后不久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布什家族与拉登家族有着长达25年的亲密友好关系。

    一时之间，众说纷纭，总统布什陷身舆论疑云之中。美国著名导演迈克尔·摩尔更是针对此种猜测筹拍了纪录片《华氏911》，犀利而深刻地记录分析了布什家族在911事件之中的角色扮演，以及布什家族与拉登家族之间多年的恩怨纠葛。

    迈克尔·摩尔曾以犀利的口吻采访布什：“9·11发生时，你呆滞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摩尔要如此尖锐地提问？这是因为当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时，布什正在佛州的布克小学。几分钟之后，布什身边的人告诉他美国受到攻击。摩尔注意到，这时布什没什么表情，好像是被麻醉了。接下来的7分钟里，布什就那么毫无表情地坐着，任何事也没有做。摩尔问布什：“难道你在想，我真应该认真地对待中情局一个月前提交的报告。要不，你是被吓呆了？或者说，为什么是我遇上了这事，为什么不是我爸？也许，你正在想你那些沙特的朋友，想你与他们的关系会不会让美国人猜疑？”

    那到底布什家族和拉登家族存在怎样的亲密关系呢？

    据悉，布什家族是靠战争财起家，二战时通过与德国纳粹的生意往来博得了“第一桶金”，随后主要从事石油产业，因而与中东石油许多石油大亨有着密切关系。而拉登家族作为沙特阿拉伯仅次于沙特王室的第二大家族，其政治、经济实力之强大可想而知，因此，布什家族免不了和拉登家族打交道，从而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

    他们这种亲密“友谊”的最大证据就是：美国一间名为“卡莱尔”的投资公司，因为成员多曾出任政府高职，自1987年成立以来一直受传媒关注。老布什曾出任该集团的亚洲顾问委员会主席，他的亲信国务卿贝克是大股东之一，也曾出任高级顾问，前国防部长卡拉奇曾出任董事长，前白宫预算主任达尔曼也曾担任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的其中一名股东就是拉登家族，他们至少在集团投资了200万美元。该集团通过旗下的21个基金，管理着160亿美元的资产，投资领域涉及国防和航天、通信、媒体、消费品、医疗保健等，为投资者赚取每年平均高达34％的回报率。

    再明显不过，“卡莱尔”其实是政要富人俱乐部，布什家族透过“卡莱尔”跟友好要人享受巨额的投资回报，而拉登家族得以参与成为股东之一，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浅。“卡莱尔”是两个家族可知的关系，不可知的则无从稽考。“9·11”恐怖袭击后，出于政治考虑，“卡莱尔”才结束了与拉登家族的投资关系。

    9·11事件之后，尽管布什内阁一直在对外声称“要对恐怖资金一查到底”，但事实上却并没有真正彻底地贯彻，从这一点来看，对于“9·11”的调查其实早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注定了将不会有什么结果。而这一切都与布什家族与本·拉登家族长期隐秘的商业关系有关。

    然而，布什家族与拉登家族的恩怨纠葛的内幕，对于外界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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