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读书[35]

    我们为什么读书？这疑问我抱了有十年。我小时曾将这疑问问过许多人，各人回答我的话都不同。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可分作三种：

    一种是我的前辈老先生，他对我说道：“扬名声，显父母。”便是读书的目的。

    一种是平常的长辈，他对我说道：“读了书可以做上等人，不读书的只好在短衫班中混，就算你会做生意发了财，也轧不上场面，人家看轻你胸中没货料。”

    又一种是朋友们，他们说：“我们学生原是吃不惯这苦，做少爷做惯了的，还是在学校里混了几年，将来会弄，可以大得意；不会弄，也可以混碗饭吃。”

    我当时自然没有判断力的，听了这三种话也辨不出高下，后来我真个中学校毕业了，进北京大学预科，就耳旁常听得人说“读书是为求学问”！我那时心中也这么想，但是求学问来为什么呢？这个答案仍是没有。不过我已有了一点意见，就是以为小时听见的三种话范围太狭，非但狭，而且又自私得厉害！那时我又夹七夹八乱看点旧书，便又模模糊糊的得个读书的目的，就是我们读书原来是“为自己得到精神上的快活起见”！

    现在我可又变了，我以为“读书在得知识，为什么要有知识呢？因为我是一个‘人’！有了知识就可用以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有什么用呢，因为我既是一个‘人’，就应该负人类进步的责任！”诸位！请睁开眼来看看这物质文明世界！火车电车电报轮船……说不尽的好东西，都是叫我们人类便利的，试问这些便利哪里来！是不是科学发达的结果！那发明电报的摩尔思发明汽机的瓦德……当初倘然也存个学问是敲门砖，读书是做官的门径这种念头，如何肯吃多少年苦，发明这些东西！我们后人，便也不能享现在的福了！但是读者又欲明白，世界上尽有许多东西算得是学问，尽有许多机器算得是大发明，却都不是助人类进步的！因为他只替一部分人谋便利，谋幸福！学说中的“忠君”“国家主义”……种种，何尝不算是一种学问；又如机关枪，坦克炮，炸弹，何尝不是大发明，试问这种东西，助人类进步在哪里呢？反正是破坏罢了！

    因此，我们得着一个结果论道：“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求学问是欲尽‘人’的责去谋人类的共同幸福。那些读书为做官，为挣钱，为漂亮，做个上流人，为（末世之名）这许多瞎话，多不欲去听他！”

    看呀！光明就在前面，我们欲向前跑！好的事情是恶人死命反对的，我们只看现在的恶人死命反对的是什么，便是好的，便是我们欲由读书而得的真真目的！

    十月二十八日夜稿

    〔附白〕我这里虽引了瓦德、摩尔思，却不是单提倡物质文明，因为要使乡下人看得明白些，所以如此说，读者请勿误会。又记。

    骄傲[36]

    骄傲！这是个坏名词，没有一个人肯受；却没有几个人能够真真不犯着。我且费些工夫，一件一件讲出来。

    有等人承受了父祖的家当，鲜衣美食，吃不完，用不尽，看着那些苦人吃了朝饭没夜饭，挨过了夏天挨不过冬，狗还不如，他却要什么有什么，满足极了，便骄傲起来。诸位！这等人该骄傲么？他的好吃好穿哪里来，是自己挣来的么？他不过偶然生在富家罢了，也是和贫人一样的一个人呀！贫人虽贫，自食其力，不敬重他却看轻他，应该么？富家的儿子一面承受了家当，好吃好用；一面却也承受了一副娇嫩的身子，好吃懒做的脾气，一旦父母亡故，家产荡尽，那时……欲求苦苦活着也不能够！想到这里，我欲问天下的富家儿，能再骄傲么？

    再看有一等白手创家当的人，小时吃了千万辛苦，难得一旦时来运济，大丈夫有伸头的日子，钱有了，气派便也不同了，不但贫贱时的朋友不认得，亲戚也不认识了，这等人的骄傲，应该么？他的钱是自己挣的，那是不差的，不过你晓得他的钱是哪里来的呢？有许多是刮了苦人身上来的，有许多是卑颜屈膝求了来的，有许多是欺诈恐吓抢了来的，这都是正大光明来的吗？也配来骄傲么？

    有等人钱是来得正路了，本事也有些，但是他仍是不该骄傲，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万的固然可以骄傲一个大钱也没有的，但是他有十万百万千万的便可以骄傲你，倘然人家骄傲你时你不愿意，你也不要来骄傲人家罢！况且人生目的，是不是掳了几个钱就算数，是不是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人”去做？

    以上这几等人，他们脑子里是被肉欲金钱装满了的，他的认人生目的只是如此——衣求其美，食求其精，居求其高大，肉欲求其泄罢了！一旦觉得我有人家没有，自然欲骄傲。我记得庄子有段寓言道，鸱鸟得了个腐鼠，当他宝货，鹓鶵从天上飞过，鸱鸟见了，便骄他道“吓！”又如小孩子得了一个饼，见大人看着便举起饼来夸耀，大人几曾希罕这个饼来，小孩子却不知道！鸱鸟和小孩子这种行为，我们看了可笑不可笑？然则以富贵骄人的可怜人，在心地清白的人看来，简直也和鸱鸟小孩子一样的可笑罢！

    这班人正如尼采所说，“粪窖里的粪蛆虫，这个爬到那个身上，自以为得意极了！”我们唇清口白，不犯着多说来污嘴！我们且看高一等的读书人如何。

    很有等读书人，自以为有学问有知识，便看不起别人，对于同道更甚，“文人相轻”，是最坏的一种习气，他们这种骄傲，自损自的人格，原不必我们来多说，不过世间有了什么“党”什么“派”，好好的事体，弄成“意气相持”，胡闹散场，都是发源于这小小骄傲，这罪恶也就够大了！更有些存心向善的无知识人，因被他们这种难看的神气刺戟，便爽性愈趋下，变为小人；这种例也多到不可胜举，我们中国穿长衫人和穿短衫人每每不能融洽，便也受了这害处！

    我们更进一步讲，学问是看不见底的；在此时此地，也许某甲是第一个有学问的人，过了几时，换了个地方，也许就算不上了。况且天地间的事，我们人类不知所以然的多着呢！自古至今，我们人类所得的知识，究竟占了天地间全知识的几分儿，没有一个人敢说定；可知人在自伙里虽然觉得你高我低，若和天地间无尽藏的真理一比，还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么？

    我有个比喻，天地间知识的全部算他一丈，人类最高的得他二分。二分看一分，自然觉得多了不少，但是同一丈一比，简直不见什么差异啊！如此说来，骄傲二字非但不可，简直是不应该。

    明白人，决不骄傲；骄傲的决不是真明白人。列位倘然想做真明白人，奉劝把一切的骄傲思想都放弃了罢。否则，在你是得意，在别人看来，觉得你受这恶性的支配，做恶性的奴隶，正是怪可怜的啊！

    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37]

    家庭服务和经济独立是立于相对的地位的，因为有了家庭服务，妇女才没有经济独立；经济不独立，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38]便是经济独立。

    这些过分注重经济动力的女权论者的论调，自然也有他们的论据，我们在考究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要晓得他们是怎样说圆来的。

    他们以为人群的进化，很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虽不好说全受其支配。在他方面呢，更因为经济环境的不同，而致体格及本能的发展，也要不同。这是可以拿生物学上的证据来说明的。生物学证明凡动物因为吃的食料不同——滋养的原料不同——所以体格和本能的发展也要趋于异途；如牛、羊、鹿三种都是食草兽，它们的体格和本能为要适应天气，保护防范生命等事，变得很不相同了，然而到底因为吃的食料是同的，所以大体仍是不相远差。又因食料不同，便使求食的方法也不同——求食的方法不同，更能左右体格和本能的发达。试看肉食兽和草食兽的异点，便老大是个证据。人类自然也是不能逃出这个公例之外的。

    世界上的人种哪怕是天气如何不同，环境如何不同，而最使此人种受影响的，莫如生活的方法。游牧的民族、农业的民族、工业的民族……因为生活的方法不同，所以民族的能力也大不相同。再看一个民族内的一群人，或是一个阶级的人，或是一个个人，受着生活方法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所以占人群中大半的妇女的生活是对于妇女的体格和本能大有关系，妇女的体格和本能之如何，又是确定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的；讲到妇女问题不外研究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因此更不能不注意于妇女的生活方法了。

    他们以为人群中妇女的生活方法只是依赖和寄生。在生物中算得独一无二的。生物都是雌雄各自求食，没有雄的专养雌的。鸟类中有一种犀鸟，在孵卵的时期，雌鸟专仰雄鸟的供给；但小鸟出壳之后，雌鸟仍是自觅食的。蜜蜂中的雄蜂是专为传殖用的，不管生产的事情，那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但和人类比较起来，刚巧是有些相像的。

    妇女是这样寄生依赖惯了，体格和本能当然是不能发达——也许因为生活方法不同，反向别路发达去了。所以经济独立是妇女问题劈头一件大事，发达妇女的体格和本能使和男子立在同等的地位，全靠先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方法。男子的生活是社会的，不是家庭的，女子也应该抄他们的样。家庭服务虽然也是花劳力的，然所花的劳力不能叫女子发展适应于社会生活的本能和体格的，就是不能达到经济独立，所以应该是不要了。

    以上是略述侧重经济动力的女权论者的理论，我们看这种理论到底是否立于不败。

    我们第一条置疑的，便是生活方法是否“完全”地支配人类体格和本能的发展；生物学上的证据是否“完全”可用到人群中去？第二条置疑的，便是家庭服务是否妇女经济依赖的主因，妇女是否因了家庭服务而致淘汰了社会生活的本能？我对于这两条的疑问都可以说一句不能。

    先讲第一条“不能”的缘故。

    生物学的公例诚然是有可以应用到人群的，但人类的生活状况和普通动物的生活状况简直不能比拟。因为动物的生活只是生活罢了，而人类却于能生活之外，尚要求生活的丰富优美。动物求生只靠一副天然的爪牙，而人却往往利用器械；利用器械的程度如何，就是经济环境变的如何。人的本能和体格，可说是因所用生活的器械而变的多，因经济环境而变的少，况且人类行为除受生活状况支配外，实在还有一个最大的力——便是道德思想。像Gilman[39]所说“男女的关系实在是经济的关系”（“Women and Economics”P.5）委实是太忽略道德思想也是在人类社会中占极大势力，而男女的关系也有多少分是由道德思想定下的。现在社会中男女间的不平等，经济尚止是一端，其他发源于伦理的不平等，尚是很多。妇女运动的目的不是在提高妇女的人格么？人格的内含不仅是经济独立。仅仅经济独立了而不把不平等的道德关系，彻底扫除，仍不算解放了妇女；妇女一面，即使都办到了，而没有教育，仍然不算是解放的妇女。

    倘然认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又怎样呢？我们于此，便要讲到上面说过的第二条“不能”。

    妇女们的经济不独立是由于顾了家庭服务，不能再去和男子一样赚钱，而家庭服务又是不给工钱的；这诚然也有片面的理由。但经济独立与否，实在和家庭服务没有关系。经济独立也不是有金钱无金钱可以代表。在现实社会中，金钱固然是代表财产和经济能力的，而在将来社会里，假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废了金钱，那时就不能用金钱来分别劳动的主奴，只可看劳动者间的对待关系而定了。所以，只要男女间能够保持对待的关系——即平等的关系——形式的而又是精神的，那么不给钱的家庭服务并不就是妇女的奴隶的表示，无伤其为解放的妇女。再说，家庭服务是不是经济依赖的主因，据我的观察，背后仍是有道德不平的大问题藏着，因为社会上的道德观念是不认妇女有经济独立的必要。在旧社会道德的支配下，不是虽有能到社会做事的妇女也不准他们出来做事的么？

    便算废止家庭服务马上可以办到妇女的经济独立，我也是不主张的，我们总该知道家庭组织是和社会组织关连很密切，社会组织没有变更而先急着改变家庭组织，是要陷社会于混乱无秩序的状态。家庭制度又是顺着社会内的经济状况产业状况而自然变迁的，虽然一方有旧伦理做约束，一方受新思想的鼓吹，而全部的经济状况到底是主要原因。社会没有办到共产，家庭组织总不能和现状差得很远。现状的家庭存在一天，即家庭服务不能缺少一天。除非有极完善的儿童国（公？）育制公厨制（是否根据各取所需的原则？）先办到，那是例外。

    关于儿童公育的提议，英美各国讲过很多，本志第二期的《将来之育儿问题》译论，可以参看的。

    更有人以为假说中国人把几千年传下来的大家族制度打破，换成和西洋人一般的小家庭制，那时总可以减少妇女的家庭服务罢？便算能办到这样了，家庭服务的废去，我们是不主张的。因为小家庭的主妇再不家庭服务，那便非用婢仆不可了，用婢仆是新思潮内提倡的事么？有钱的人便该免除家庭服务的麻烦（？）去营社会服务，没钱的人便命该来做替死鬼（？）么？

    总之，我信妇女问题不必定要从经济独立做起——西洋的往迹虽是如此，那是病的状态，不是正当的途径——更信徒然经济独立是不彻底的，去家庭服务以求经济独立是削足适履的办法，所以我是不主张的。上面说的，都是不主张的理由。

    我所主张的，且信的，是妇女问题该从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入手，就是从精神方面入手，那才合文化运动的真意义，伦理怎样改造呢，两性关系怎样改造呢，说它难自然也好算难，说它易却也甚易，只要明白的人肯彻底做去，不大明白的人肯虚心去学，把不自然的偶像打个干净，这种精神既不会引起旧派的杞忧，也不会对于社会秩序发生流弊的。至于家庭服务之应尽可减者减轻，和“妇女不是仅（！）做家庭服务者”的观念，那是一定先须办到和养成的。旧派人死认定家庭服务是妇女的专职，新派人（？）死认定家庭服务是压制妇女的标帜，专制的“巴士的”，两者都是一无是处！

    当我们有了小孩时[40]

    “老”是奈何不得的必然。即使并不愿“故步自封”，时常在追逐着潮流，但是由“老”带来的比较静定的生活以及神经纤维的渐就僵硬，恐怕不知不觉地会要对于许多事的看法和青年们不同，特别是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如趣味，恋爱等等。即使是并不愿对儿女有一些些压迫的人，恐怕难免在这等事上会发生了龃龉。然则“父与子”的冲突怕是永远继续地存在，至多不过程度大小之不同。

    在感着衰暮的黑影一天一天向自己走近，在看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的时候，便好像很苦闷似的时或有这样的在心里自问。

    要做一个负责的父亲可不是容易的事。衣之，食之，教育之，可谓克尽父职了么？人皆曰已尽。然而这只算是养育了自己的儿女，未足视为替社会养育了一员有用的后备军。于是为父母者乃有朝朝暮暮之“庭训”。本自己之所见所信，勉要为儿女尽“识途老马”之责任。社会是复杂万状，人生路上到处荆棘满布，于是此“识途老马”之责任乃更吃重。也许这“老马”到了三岔路口亦自不免于踌躇怀疑，也许他因为太自信而竟一误再误。不是圣人的父母静夜虚衷自反，惶悚又当如何？

    这样的感念，大概也是虚心敏感的父亲在幼儿好奇地问这问那的时候，常常会浮上心头。

    家庭制度尚未废除的今日，幼儿在童年时期的模范，怕不能不就是父亲。有这小“神明”日夜在侧，父亲的“暗室之惧”又怎么能够不俨然像从前的道学先生？但是谁又敢说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至少不会贻恶影响于他的后代呢？不完全的人类光景只好把自己背上所负的祖先遗下来的恶眚，还是照样地或多或少地转给了他的儿女！

    所以仔细地想来，我们都不配作父亲。便是仅仅衣之食之教育之，在这世间也不很容易。然而“儿子自己来了”，父亲是作定了，没有办法。既然没有地方接受了我们的儿女，还得我们自己来尽不完全的责任。在这一方面，所有的感想也是“不体面”得很。为的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想勉力做到衣之食之教育之（就是送进学校去识字念书），窃不取于彼自居“识途老马”者之常常谆谆然有什么“庭训”，当然也不赞成一些深谋远虑者之一直替儿女打算到出嫁讨老婆。前者是把儿女当作可由或应由自己的意思造就成什么“器”，后者却又把儿女当作可由或应由自己的力量来扶持保育到自己伸脚不复能再顾到。我自然很钦佩这样的父亲能负无限责任，但是反面看来，这类于把儿女视为父母个人的所有品。儿女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世间不乏勇敢的父亲，既已为儿女预备了生活之资，复包办了儿女的立身处世的大计划，乃犹有未足，则愿自己未了的壮志由儿女来代为实现。像这样的非得什么都安排好便几乎死不瞑目似的父亲，其毅力真堪钦佩，然而处今之世，这样“负责”的父亲大概是于己于儿女都是吃力不讨好。现代的社会变得那么快，关在房里想百年之计，能够不与现实背谬么？及君之身，人事的变幻已屡使君瞠目惊骇，何况于身后，何况于儿女之未来？旧生活正在崩溃，而要以旧生活所凝结的意识形态加于后一代人，乃正是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儿女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在现代作了父亲的我们，大概最好是取“保管的态度”：我时常这么想。为社会，为将来的社会，“保管”着暂时放在我名下负责保管的一员幼小者，只是如此而已。因为是保管，所以消极的防护是必要的，但积极的“训政”，不是圣人的我们还是敬谢不敏罢。慎莫由我们的手里造成我们自己和后一代的“父与子”的斗争罢。儿女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普天下现在还不失为新思想的父母应该时时不忘记这句话。把儿女造成了自己的影子，无异使他们在将来的社会里不适于生存，而且把几乎是障碍物一样的东西扔给将来的社会，贤父母们，现在还不失为新思想者的贤父母们，觉得怎样？

    怎样养成儿童的发表能力[41]

    前几天偶然写了一点关于“教科书大倾销”的感想，无非因为自家也有孩子要用教科书，眼前既叨光了二成折扣的便宜，越发“不知足”地要问问哪一家的出品比较好些。然而对于儿童教育根本是外行的我，只好干着急，只好盼望内行人出来说几句公正话。

    今天恰就读得了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他指出了小学课本应以“确能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与发表能力为目标”，而且他依此目标新编了一部小学国语课本了。而且他也切盼着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

    我当然不能贡献什么“批评”，可是从“发展儿童的发表能力”这句话上，我想起了一桩小小的事，现在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叶先生已经指出来，从前我们一辈人读的是“天地日月”，现在我们的儿女读的是“儿童文学”。我有几位乡亲就很不赞成那些“儿童文学”。他们的孩子都在家里读“天地日月”乃至《论说入门》之类的老古董。读了几年，孩子们有“发表能力”了，可是一下笔就来了“人生于世”，“国于世界”，那么一套。报纸看不懂，便条不会写。我的乡亲到这时候也要皱眉头了。但是他们仍旧不赞成“儿童文学”。他们就举我的小弟兄为例说：“老八今年十四岁，会写八九百字了，可是你看他，不管是什么题目，写出来总是故事体；譬如先生出了题是《劝友人提倡国货》，老八的文章就是甲儿和乙儿一问一答——这也不成话呀！这就是读了故事体的儿童文学的坏处呀！”

    乡亲们这一个反驳，我竟无词可答。十四岁的孩子会写八九百字，总算也有点“发表能力”，然而只会写故事体，总也不能说一声好罢？因为有过这么一点“教训”，所以今天我看见了叶先生“对于文体的收纳，主张兼容博采，而且各篇须是各体的模式”一番话，就觉得很对劲了！

    我还没有看过叶编的国语课本，自不便妄下断语；并且我又是外行，更不敢乱来多嘴。不过我觉得“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与发表能力”这一目标，无论如何不会错，而且一定要能多方面的发展它！

    国语以外的小学课本，如果仔细一考查儿童们受用得几分，恐怕也可以发现多少的疑问罢。有在学儿女的父母倘能把体察得的利弊公布出来，对于小学教科书的编者和采用者未始不是一种宝贵的贡献罢？虽然小学课本自编成以至发售，有教育部的审定，有教育专家的批判乃至“好评一束”，但是公开的“舆论的”批评还是必要，特别在这大倾销的当儿。

    盲从和“起哄”[42]

    盲从，不用解释。

    “起哄”，需要几句话来说明。

    这是上海一带的方言。街头巷角，二人争吵，围而观者如堵；争吵热烈，声音庞杂，不分甲乙之际，忽有人自任仲裁，攘臂高呼：你这话不对。旁观者于是群而和之。片刻以后，另一自任仲裁者又“仗义”执言，宣称被判为“不对”的对方也有不对之处。旁观者于是群起而和之。这时候，争吵的双方也许要把自己冷静一下，相率退出现场，但围观者仍然跟在他们后面指手划脚，各噪其噪。

    旁观者的这样的“积极性”行动，人们称之曰：“起哄”。

    起哄和盲从，有实质上的不同：

    盲从者至少知道他所“从”的东西的外形是什么，起哄者则连所“哄”的是圆的呢还是扁的也还不知道；盲从者之所以“盲”，是由于缺少经验，由于见闻不广，由于不能独立思考，然而他确是真心求“从”，他不是旁观者；起哄者就不是这样，他根本不想自己亲眼看一看争吵双方的面目然后再“哄”，他只抓到自任为仲裁者的片言只语就“哄”然附和，他的态度，彻头彻尾是旁观者的态度。

    然而“起哄”者这股哄劲常常会弄得争论的双方晕头转向——如果不能沉着而勇敢的话。

    现在开始要大力纠正“盲从”了，但尤其要大力谴责“起哄”！

    升学与就业[43]

    暑假到了，又有几万个青年人从中学校里毕业出来，在“升学”呢或“就业”呢，这两叉路口徘徊了。

    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自然无所用其“徘徊”。挟了饱满的钱袋——虽然不饱满的是他的书包，他照样可以“升学”，反正学校就好比“游戏场”，混上三年五载，出来时便是“学士”“硕士”，就有钻谋差使的资格。说不定他的父母早已给他准备好什么拿钱不办事的好位置了。

    很为难的是中等人家出身的中学生。翻开报纸一看，满眼是中等以上学校招生的广告，但是满报纸的夹缝里却又影影绰绰刊满了九个大字：知识分子失业的恐慌。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多半是曾经“升学”过来的呀！

    有些贤明的父母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儿女身上，觉得中学毕业生简直是“郎勿郎，秀勿秀”[44]，于是多方省俭，甚至借贷，使儿女“升学”。他们自然以为将来方帽子一上头，职业就有把握了。然而这样的希望毕竟比“航空奖券”的头彩有多少把握，那也只有天晓得罢哩！

    照普通的情形说，中等人家的子弟在中学毕业后，对于“升学”与“就业”的问题往往走了这样的“连环套”：

    中学毕业了，因为无业可就，姑且“升学罢”；所以今日之“升学”即为他日之“就业”着想；然而今日拿出钱去“升学”，或可易如反掌，他日要“就业”而拿进钱来，竟至难如上天了，于是大学毕了业以后就真真成为无业，或者甚至于长期失业了。

    依这情形，所谓“升学”也者，实在也就是“就业”的意味。大抵十个中学生内至少有九个的“升学”是含了这样的“就业”意味的。因而一般中学生的“升学”或“就业”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谋生！

    然而青年人的知识欲是强烈的，幻想是丰富的，所以问题的核心即使只是个“生计问题”，而问题的外层却很复杂——强烈的知识欲和美满的幻想，一层一层交错包围着；而于是乎青年人在中学毕业后往往是非常烦恼地面对着这“升学”或“就业”的问题了。

    大而言之，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状态尚未纠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有志气有魄力的青年也犯不着为这问题哭丧着脸终天发闷。我们敢为可爱的青年进一解，我们就拿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的经验来看一看罢。

    高尔基是连中学都没有进过的，他自修到了中学的程度，十五岁那年，他忽然想到加桑[45]去进大学。但要进学校，第一要紧的还是钱。高尔基没有钱，大学进不成，就流落在加桑；他做码头上的小工，他又做过小小的面包店里的学徒……这些，都是“业”，不是“学”，然而后来高尔基自己说：“这，我就是进了大学校了！”

    学问并不一定要在学校中才有，才能学到。高尔基就是一个例。不过千万不要误会，光在码头上面包店里混，就会学问长进。高尔基那时也靠了自修。他一方面谋生，一方面还是“手不释卷”地自修。

    并且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引高尔基的故事是在暗示中学生诸君都去做“文豪”。这里，不过举一个例；因为高尔基是想进大学的，但结果是做工，而且他自己后来又说：“这，我就是进了大学校了。”——这句话，刚好对于“升学”或“就业”这问题给了个很“幽默”的解答。实际上，中外古今有不少伟大的事业家都不是“学校”“科班”出身，甚至科学家也有从没进过什么理工科大学的！

    何必哭丧着脸呢？“升学”或“就业”这问题犯不着叫你烦恼！进了职业界，同样也还可以自修，只要自己意志坚强。可是还有一句话，假使有一位中学毕业生决心要“就业”了，而又脱不下自己的竹布长衫（假定他找不到穿长衫的职业），于是失业，于是怨天尤人，于是垂头丧气，那么，自然又当别论，而我们上面的那些话他也一定听不进耳朵。对于这样的青年，我们只能引用一句俗语：“做过三年当铺朝奉，出来卖油条都不行呀！”

    我们以为有骨气的青年人决不会做了几年中学生就弄成了一个“公子哥儿”。在必要的时候，他那件竹布长衫可以脱掉，而且脱掉了竹布长衫后，他依然不忘记自修。在这样的青年人，“升学”或“就业”，都不成问题了！

    聪明与矛盾[46]

    人，是极聪明的动物；但因为极聪明，有时也就成为极矛盾的动物。狮子，老虎，乃至蚂蚁，为了要生活的缘故，常常反而丧失了生命。这在聪明的人类看来，真是矛盾事情一件。然而狮子老虎它们本身的行为和意志却是一贯的，一点矛盾也没有。

    自有人类以来，最初那几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大概还很富有“兽性”，只看各民族的神话里都有些“硬干到底”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人类之所以能在原始时代生活下来并且进化为“文明人”，未始不是全靠有这“兽性”。但既已文明了后，有些最“彻悟”的聪明人就显示出他之所以“异于禽兽”来了。他们遇到困难的环境会“趋避”；不但会“趋避”，还会造出“你不趋避，也算不了什么”的哲学。更进一步，他们还有“趋避即是消极的奋斗”的哲学。到这一步，论证圆满，于是乎乱世年头“隐士”也是宝贝了。

    乱世也罢，治世也罢，做“隐士”本来人各有其“自由”。然而偏偏要从隐士生涯上阐明一番大道理以证明并非“逃”，不但未“逃”，且若讽示于众曰：“不要忘记了还有我在！世论之推移，或亦与有力焉！”善哉善哉！本来人各有其“自由”以为“我”乃以“隐”战者。然而持论至此，未免矛盾了！要是人类祖先都如此，则“神皇”的宝座至今尚必存在！

    古代人尚坦白自认了个“苟全乱世，不问理乱”；在这一点上，古人不及今人“聪明”，但也是在这一点上，古人比今人少点矛盾。

    论“健康的笑”[47]

    记得叶浅予先生的鼎鼎大名的漫画《王先生》中间有一组画是讽刺上海的“弄堂小学”的。王先生忽然想办小学校了，这跟他的开饭店原是同样的做生意。他招考学生，只有一个人报名；他招聘教员，却来了一大群，结果他只好关上大门，不让那些愿为人师者挤进来。

    最近又读到了《论语》的“西洋幽默专号”。这全是翻译。中间有一篇《我们需要健康的笑》，前面有译者小羊先生的几句话：“在苏联最近出版的《火花》杂志上，载着一篇莫斯科第一医药专门学校附属神经病院的医生阿巴拉姆才甫的短文，题目就是现在所用的这个：‘我们需要健康的笑。’《火花》杂志是很有名的文学与一般科学、政治的杂志，虽则我们不知道阿巴拉姆才甫是怎样一个人，但这篇文章能登在这种杂志上，大概总还有一看的价值罢，看了这篇，也可以给我们看看幽默文学在苏联今日的文坛上是处于怎样的地位。”行！我一定要先读这一篇了；特别是我还记得林语堂先生在前几期的《论语》里讲他“工作”后到杭州去玩几天，在偷闲“赏菊”的当儿遇见几个年轻人嘴里衔着“俄国香烟”，吓得（？）林先生赶快装出忧国忧民的样子来。自然啦，林先生既已那样地“幽默”在前，而这回《论语》上特登载了《我们需要健康的笑》，“给我们看看幽默文学在苏联今日的文坛上是处于怎样的地位”，而且，大概就是“市场的苍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引见《论语》西洋幽默专号林先生译尼采著《萨天师语录》卷一章十二《市场的苍蝇》），我就有点觉得《我们需要健康的笑》之被译登，好像就是揪住了林先生“幽默”中的口衔俄国香烟的青年人的耳朵，跟他们“对证古本”似的。

    好了，我读了《我们需要健康的笑》到最后一行，我忍不住——哦哦，忍不住来了个“会心的微笑”了。原来这一句是：

    “末了，我声明：笑——幽默和讽刺并不是危险的东西，关键就在你是高尚的用它，还是下流的用它。”（也要声明：字下黑点是我加的）哦哦！“笑——幽默和讽刺”，原来有条件。“关键就在你是高尚的用它，还是下流的用它。”想来要“给我们看看的”这一句也在内。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感谢的。倒并不是因为这个道理第一次让我看见——《人间世》刚出版不久的时候就有人指出这同样的“关键”过了，所差者未曾很尖锐地用了“高尚的”和“下流的”字样而已，我所真心要感谢的，是发现了《我们需要健康的笑》这篇文章之被登载，而且在《论语》上，却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倒也并不是因为这篇《我们需要健康的笑》，其实本身不是一篇幽默文章而竟登于“西洋幽默专号”，所以成其为“幽默”；而是因为对照着《论语》全般的内容（连林先生遇见口衔俄国香烟的年轻人也在内）看起来，这篇《我们需要健康的笑》之被登载，实在是罕见的“幽默”！

    话得说回来。本文开头讲到的叶浅予先生那一组讽刺上海的“弄堂小学”的漫画，我就要投它一票：“健康的笑”。记得从前《教育杂志》（是不是它，恕我记不准了）登过一个统计——国内许多大学内教职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这统计指出了某大学是一个教职员“挑”两个学生，另一大学是两个教职员“扛”一个学生，而第三个某大学却是三个教职员“抢”一个学生。虽然是板起脸的统计罢，可实在有点“幽默”。然而比起叶先生那个漫画来，我以为还觉不及。

    叶先生的漫画集《王先生》里头，有许多“笑”似乎也不大“健康”，可见即使把“健康的笑”当作职志的人有时“笑”的也未必“健康”。比如林先生罢，他现在不是《论语》的专任编辑了，但在他聚精会神创办《论语》的时候，《论语》上的“笑”也不能全是“健康”的。“笑”多了，而且非有多少“笑”不可的时候，“健康者”也会变得“不健康”。此时倘有人“健康地”笑他一下，而他不能报之以“健康的笑”，那他的“笑”就会发生“下流的用它”的危险。否则，现社会似乎陆续在制造“健康的笑”的材料，干么林先生就刚刚单看见了西湖边有什么口衔俄国香烟的青年？

    不但一个人自己的“笑”一个不小心就会“不健康”，或者竟至于到了“下流的用它”的危险，便是借用别人家的“健康的笑”罢，有时也未必能够恰恰适当，而且也有入于“下流的用它”的危险。因为凡“笑”之是否健康，每每因时，因地，因人，并且因对人的关系，而不同的。例如前面说过的叶先生的讽刺上海那些“弄堂小学”的漫画，假使没有我们现代的上海那种特殊的背景——知识分子失业者的众多，学龄儿童无力就学者的众多，以及“弄堂小学”的等于烟纸店，报上常见有“小学召盘”那样奇怪的广告——我们就不会觉得叶先生那一“笑”是“健康”的了。“幽默”的成立，大都跟“时”“地”“人”有重要的连带关系。假使到了一个什么时候，上海的成年人全有小学教员的师资，上海的学龄儿童没有一个人失学，而那时候却有什么花先生果先生之流，抄了（借用了）现在叶先生那一组漫画，想给读者一个“健康的笑”，那末，结果恐怕适得其反罢？再举一个手边的例：尼采的《萨天师语录》卷一章十二《市场的苍蝇》，有它所讽刺的当时的对象，就是尼采那时候的一些不了解“德意志民族是天之选民”——这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庸俗人”。尼采的“哲学”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尼采的为人却不是颓废者，逃避者。尼采所关心者，大得很，远得很；尼采总是从正面向他所憎恨者“挑战”。尼采所谓“苍蝇”跟我们去年来争辩不休的“苍蝇”并不相等的。所以倘使有人以为尼采所刺的“市场的苍蝇”就是去年来我们这里争辩的“苍蝇”，那他就未免“幼稚”了；反之，倘使有人以为借尼采这话可以来“幽默”一下那些反对苍蝇的“苍蝇”，那他亦是借错了“幽默”。这只要看《萨天师语录》卷一章九，《死的说教者》（The Preachers of Death）就知道尼采是怎样憎恨那些从生活路上逃避的“高雅”的人了。“他们抓紧了好吃的东西，于是讪笑着他们的孩子气；他们抱牢了生活的细杆，于是讪笑着他们的还是抱牢了不放手。”（见上举之《死的说教者》）凡是从严酷的现实面前躲避开去而自解嘲的人们，尼采是并不认为“好朋友”的！

    我的结论是：要“笑”得“健康”些，固然不容易；要借人家的“健康的笑”来笑一下，似乎也难，借得不大适当时，就好比朝天放了一枪，子弹落下来会打中了自己的！

    “我们需要健康的笑”，但“关键”也在只有“健康的人”的“笑”才是“健康”的。

    “知识分子”试论之二[48]——知识篇

    什么是“知识”？难言。

    经世治民，旋乾转坤——这种种，似乎不便小称之为知识。

    多识鸟兽鱼虫草木之名，这又好像太狭义了，未便抬高而尊之曰知识。

    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九流三教，无所不晓，这是斗方名士“理想”中的顶呱呱的知识分子，然而如果仅仅通而已，晓而已，所蓄虽多，亦不过是两脚书橱而已，我们的先贤早就看不大起他了。

    大凡没有能动性的，不问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乃至声光化电，唯物辩证——只要是本来活泼泼能动的东西，一到你脑中就变成一块一块像图书馆里藏书那样的死东西，那你虽然据有了却不能算你有知识。所贵乎有知识，在他能以之为剖解问题的锁钥，以之为辨析事理的分光镜，以之为审察邪正的绳墨，所以知识在一个人头脑里是具有能动性的，他把一个人头脑武装起来使其能分析，能判断，能作主张。我们称混混沌沌，香臭不分，黑白不明的人们为“没有知识”；反之，就是“有知识”。这可说是通俗的对于“知识”的解释。“士”之定义为“推十合一”，也是十足暗示了知识之能动性的。

    目光尖锐，能看到人所看不到，能做人所不敢为者，通常称之曰“有识之士”，如果翻译成新名词，那还不是“前进的知识分子”么？

    照这样说来——我们再从曹聚仁先生那篇文章里借一个例子来罢——如某专员，恐怕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知识，不是我们上面说的那一套；换言之，他用以武装了他的头脑的那些知识不是用以明辨事理等等的。也可以说他之所明辨，与现在中国人本分所应明辨者不同，所以他谨遵阃令，觉得这样的时世，还有什么官可做，干脆的辞掉那“捞什子”了。因为他所有的“知识”不是使他知道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本分，而是怎样做官，怎样例行“等因奉此”，怎样“牧民”罢了。等而下之，汉奸头脑里那一套“知识”，只是叫他出卖灵魂，“有奶便是娘”。托派头脑里那一套洋货“知识”，只是叫他作为骗人的咒语，一变而为党棍再变而为敌人走狗的一套魔术罢了。

    这不叫作“有知识”，因而亦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中国有旧称呼，叫作“文妖”，叫作“学蠹”！

    学习与创造[49]

    生物学家言，一切动物都有学习的天性；可是低级动物的学习，只是一种本能，而不是有意识的，高级动物则为有意识的学习，最高级的动物——人，学习的意识最为发达。人类之所以能从原始的生活进化而为文明的生活，即在善于学习。人类最初的居室，其构造并不比鸟巢高明了多少，然而数十万年来的鸟巢并无进步，今日的鸟巢和十万年以前的鸟巢并无不同之处，可是人类的居室却从原始的鸟巢型进化而为今日之摩天楼了，这就因为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去学习。

    人类现在所达到的知识的高度是积累了数千年学习的成果而始能得到的，把前代学习到的知识接受下来，又从而更进一步以求更高更深，这便是人类之所以能步步发展，日益文明之要诀。所以人类的学习精神，自始即与猿猴之模仿不同；模仿只是学会了皮毛，生吞活剥，不能消化而变为自己的血肉，所以模仿是没有创造性的。但学习则不然，学习之可贵，即在能采取众长，加以消化，而成为自己的营养，而且更在人家已经达到的那一阶段上前进一步，创造了新的东西，开展了新的境界。所以学习是有创造性的；又不但有创造性，而且学习与创造是一体的两面，没有学习不能凭空来创造，不能创造，即是学习未必彻底。

    然而即使已能创造了，仍须加紧学习，因为知识是万般相系相同的，愈精进则愈觉其广博而无涯，在创造之中将随时感到尚有不足，古人所说“学然后知不足”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学习与创造又是循环的。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是真能学习。

    谈“中国人真有办法”之类[50]

    近年来有些人事、行动、言论，似乎都很可玩味。例如物价涨了，现在一块钱只当从前一毛用，然而戏院、酒楼、咖啡馆，每天都是拥挤不堪，“耶稣圣诞”前后，新年头尾，热闹尤其空前；据说现在中国人一般的经济状况“渐见平等”了，证据不在远，就在陪都的馆子里，往往中山装笔挺的先生与短衣的劳动者隔桌而食，或许先生们叫的菜还比较少些。有人综合这一切现象而成一警句曰：“中国人真有办法！”哦，真有办法的人，大概不少，但是同在繁盛精华的七星冈的平民粥厂，每天也是拥挤不堪，这些花一毛钱抢一碗粥吃的同胞，似乎又未必“真有办法”，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村里还有终年不知肉味，还有吃包谷黑豆的大众了。

    又听人说，去年有人收买橘柑，用“科学方法”储藏起来，转瞬雾季过完，空袭来了，橘柑以高价售给小贩，在防空洞口摆摊，“进洞”的人们久蛰口渴，橘柑乃大行运，小贩固沾光博蝇头之利，囤积的发明家自然大发其财。我不知道此说是否事实，但想到“中国人真有办法”，便也不能不信了。敌人飞机临头，中国人还有“办法”生财，此种“真有办法”的精神，友邦人士当亦不胜惊叹罢？但尚不止此。我在西北一带都市中，看见洋货充斥，或谓大半为走私而来，尤其化妆品之多，真所谓“战时如平时”，而据说走私方法之巧妙，组织之庞大，耳目之周密，虽非绝后，堪称空前。因此抗战虽已三年，封锁虽极严密，而善男信女章身文面的物品，从未感觉欠缺。如果这也可以归入“中国人真有办法”之列，那么，这样的“真有办法”，委实是叫人寒心的！

    不过抗战终究是惊天动地大事一件，抗战中的中国人，生活受到影响了，思想意识也不能不有点改变。虽然有些朋友仍以为老百姓见了话剧之类的新形式会掉头不顾而去，但事实打破了成见，今天华北的老百姓之不同于往昔，证例繁多，不独是见了话剧之类并非掉头不顾而已。诸如此类的事，这里不想多谈，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一些爱国之士，既大呼这是“战国时代”，又戟指而为唯“力”主义说教，更要飞翔云表，以“航空姿势”而“展望”所谓“第三期学术思潮”。这并不坏。现在不是又到了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么？有些人和事的价值，的确非重新估定不可的。但是“估定者”用什么尺度，也要问一问。例如有人把“一个人群团”内的所谓“人格型”分为“力人型”与“奴隶型”[51]。所谓“力人型”者，是“不受传统支配的，他要创造，他有独到的‘是’与‘非’，他真，他意志坚决，他直爽光明，他不怕阻挠，不怕死，愿为他的‘是’而死”。所谓“奴隶型”者，便是“不负责，怕事，无创造，专事模仿，因循，随便，怕得罪人，不敢当面说亮话，却鬼鬼祟祟，背地做工夫，无绝对的是，也无绝对的非，无可无不可”。于是他又引用了遗传学说，证明“力人”之“力”非可呼之即来，“没有原来‘有力’的人，千呼百唤也是出不来的”，因此，归结到“从遗传入手，就是选择力人，使他们多生殖”，可是又说，“中国的力人几千年在奴隶型的人群团中淹没着，由淹没而死亡。……现在所存不多”。

    这是一篇大胆的议论，并且论者的愤世嫉俗的热情，我毋宁是赞美的；但我要冒昧批评一句，这却不是怎样圆满的理论。我们不必讲什么“遗传”对于所谓“人格型”之作用，因为对于未尝研求过“第二期思想学术”的人讲那些曾经为“第二期思想学术”所批判过的问题，未免太开玩笑；我只想提出几个常识的反问：“人格型”的论者断定了“中国的力人……现在所存不多”，因而主张要“选择力人，使他们多生殖”，请问这样的“选择”而且“使多生殖”，到底用什么方法，由什么机关来执行？如何能保证这些主持选择的机关必为“力人”所组织，而不为那些“专欲消灭力人”的“奴隶型”的人们所占有？如果说选择一事，可由“力人”自动为之，那么，几千年来，“力人”们何不早自为之，而乃“因循”自误，落得一个“现在所存不多”的命运？“人格型”论者又谓一个人群团中“奴隶型的人，生来的就是奴隶，因此也就并不感到压迫，并不感到威胁，心中自始就无被威胁被压迫这个观念”，因此当受到了侵略时，只有“力人”挺身而出，而“奴隶型”的人们“则躲在背后观望……而且窃笑”，这一个论点，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目前的抗日战争？如果可以（我想一定可以，因为论者并没声明应当除外），那么，中国的“力人”既已“所存不多”，而今天站在抗战最前线上的又当然是“力人”，日有牺牲，必不可免，而又碍难用选择方法，同时“使多生殖”，这样持久下去，中国“力人”岂不是要弄到绝种么？其次，依论者的断定，现在中国大多数人是“奴隶型”了，而“奴隶型”的人是只会“躲在背后观望……而且窃笑”的，那么，我们的抗战前途实在危险得很，因为我们的最后胜利的信心是以全国人民不愿作亡国奴为前提的，倘如论者所称，则大多数人倒是天生的奴隶，只会躲在背后观望，只会窃笑，那还有什么最后胜利可言呢？敢问论者，此一“悲观论”何以解答？

    “人格型”的论者，又纵谈中国历史；他说，“中国文化之精华是中庸之道，是个颇属无力的一种文化型。这个中庸之道之所以存在，实也因为合了中国人大多数的胃口，少数不合口味的便被认作异端，便是叛逆。中国力人根本不多，但中国人所以能维持这多年的独立，拥有这样广大的领土，实在说就是靠了这无力圈中偶而兴起而成了大众的几个少数力人，才把这群‘卫道’的无力人从异族侵略中拯救起来。……等到力人成功了，创了一个局面，于是恶臭气氛又起来了，这时力人往往不自觉地（不客观地自知其力与其光明之可贵）为恶气氛所蒙蔽而修文讲礼。一等到修文讲礼，这大好局面马上堕落了下来，国势随之衰微，直到几乎无救时，凑巧又有些力人兴起，来挽救这群可怜虫。……我国历史上的兴衰，实在是这两种人型的浮沉起伏的记录。”

    这一段话里，包括好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国文化之精华”问题。“中庸之道”何以见得便是中国文化之精华？儒家思想恐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体，何况“中庸之道”亦不过是儒家思想之一体？其次，说中庸之道合了中国人大多数人的胃口，似亦未免武断；其实倒是合了中国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方便而已！这一切，“第二期思想学术”早已分析解释得相当清楚，不过今天来对“人格型论者”再讲这个，又是太开玩笑了，姑且不提。

    我觉得惊奇的，倒是论者忽然又说“力人”成功以后，也会往往不自觉地为恶气氛（这是“力人”未成功前所反对而终于被他战胜的）所蒙蔽，而修文讲礼——换言之，即自甘堕落到“奴隶型”的圈子里去。论者不是给“力人型”下的定义是“他有独到的‘是’与‘非’，他真，他意志坚决”的么？论者又描写过“力人”的作风是：

    “‘我反对，是我反对，我要反对！’”

    “‘你说我作恶，作你们所说的恶，好了，我就是作恶，就是要作恶。’”

    “人们说：‘反对与作恶者死！’”

    “‘好！我死好了，假如我不能战胜你。’”

    但是谁又料得到论者理想中那样至大至刚的“力人”原来是一旦成功便又会受蒙蔽的，便又会丧失了“他独到的‘是’与‘非’”，并且丧失了“他坚决的意志”的！这样的“力人”也只能说是“丢人”而已！但不知这样“丢人”的“力人”其“丢人”之性是遗传的，还是被环境弄坏了的？但论者是不信环境论的。这里有一个危险，如果照论者所主张的选择“力人”，使多生殖的办法，实行起来，要是“凑巧”中选的是那些后来一定要丢人的“力人”，岂非不美？何况据说这样堕落——不，受蒙蔽的“力人”又是历史上“往往”有的！

    关于“人格型”的疑问，姑且止于此罢。抗战时期，高深理论，的确必须研究，的确不可不有，但是像这样莫测高深的议论，依我看来，恐怕还是由于“中国人真有办法”在起作用。可不是大时代么，谁都在想“办法”呢！囤积者，走私者，是要想“办法”的，愈出奇的“办法”愈得胜利。我们的学者自然也想“办法”，不过自然不是囤积与走私者之所想，而是高深的，学术的，重新估定价值的，是要以“航空的姿势”展望一下的。而“独到的‘是’与‘非’”当然是最高原则，同时“第二期的思想学术”也是当然在所驳斥的。可惜这一反用力太猛了些，不但反过了“第二期”，并且也反过了“第一期”，成为虽非“中庸”，却八分“国粹”。倘不肯信，试请脱下外面的洋服，和老中国所谓“秉阴阳邪正二气而化生”的“学说”比一比，看其中到底有渊源没有？

    今天我们不但抗战，还要同时建国，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性，确乎不可不有；“第三期思想学术”究竟是怎样一个内容与纲领，也确乎是需要全国学术界来注意，来讨论研究。但是有两点似乎先得放在心上：一，“第三期”既承“第二期”而来，则无论或赞或驳，特别是驳，总不能对于“第二期”茫然无知，不先下点工夫去求知；二，创造是好的，必要的，但太性急的创造，似乎亦不足贵，至于一个筋斗翻回“五四”以前去，那就更加非所宜罢，特别是宣称中国文化“颇属无力”者，应该先自肃清他意识上的旧鬼魂才是呵！

    科学与民主[52]

    大家都知道“五四”当时的两面大旗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和民主。这是中国人希望能过人的生活的最根本的要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中国能立国于世界所不可缺的最根本的与最起码的要求。

    过了二十多年，这最根本的最起码的要求，也还没有达到。科学与民主之切要，在此抗战时期，最能明白看出；而且科学与民主之欠缺，也在此一时期最能明白看出。“五四”□□□[53]在今天还是适用，而且要求我们用更大的努力争取它的实现。

    科学与民主是不能分开的。没有民主，则科学非但不能造福于最大多数的人群，而且会成为最少数特权者自利的工具，这一点，世界的现代历史上已经充满了例证。中国虽然谈不到科学发达，可是用所谓“科学方法”来聚掊克，发国难财，假公济私，压迫异己，腐蚀人心，颠倒是非——种种恶毒的做法，举不胜举；这是头脑中连“科学”二字都没有的旧军阀旧官僚们所望尘莫及的！

    十多年来有些人们也说“要科学”，但他们只要科学，不要民主，结果是直到如今，中国还是科学落后的国家——但用“科学方法”以作恶自利的本领却也许比任何国家的特权者为大，而且多式多样。

    这样的可耻的经验，应该由此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告诉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的精神，我们要科学，同时要民主，科学与民主不能分家！

    偶然看到[54]

    偶然看到有这样的议论：“孔子之拥护周制”，是“希望有一个中心的国家组织”，而这，“正是农业社会生长中一般的要求。不读进化论乎？除了特种政治家以外，有人提议营分裂生殖，复返原始部落时代者乎？”

    这里最妙的，是忽然拉扯到“进化论”。不知读过进化论者，读此妙论，作何感想？

    如果从中国社会的进化过程来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出现（秦制），自然比那还不免带着“部落”残遗的封建制度（周制），是往前进了一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之结果，使得“原始部落”残遗的“封土”制[55]的硬壳，不得不破弃；在那时候，凡想拥护且保持这硬壳者，他便是在历史的前进轨道上开倒车。秦固无道，然论历史上的功罪，她不能不说是执行了历史任务的；孔子虽“至圣”，然在他企图使历史倒退这一点上，又何必昧良替他辩护？

    以上是客观论史。倘以今视昔，则至清被推翻为止，凡想保持秦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政制者，莫不是在历史上开倒车的行动。

    而且把“孔子之拥护周制”，视为孔子之“希望有一个中心的国家组织”，要不是根本不懂孔子之“周制”是什么，便是他的所谓“中心的国家组织”与“超党派的报纸”之所谓，全然不同。为什么？因为“周制”的共主与诸侯之间的权限，根本与今之“中心”论者心目中的主张，毫无等同。

    由此观之，此种妙论倒真真是“特种政治家”的“进化论”。岂特“未之思也”，简直有点头脑发昏。如果这样的“唐突夫子”，无非想把反对“一个中心的国家组织”之罪，硬套到人家头上，以便罗织，而遂私愿。那么，其用心虽“苦”，其为术实太拙劣，恐怕也是“未之思也”之故？

    再谈孔子及其他[56]

    写了《偶然看到》以后，立即有人偷偷摸摸放冷箭，骂我是“师爷文学家”，这是除以“第五纵队”的帽子来压人而外，再用一顶“国货”的帽子来加重分量。既然专用“帽子战术”，还有什么话可说？

    然而接着又读到了《孔夫子与进化论》了。在这一篇文章里，“中心的国家组织”一问题，已被轻轻放落，而转到了“对于孔子的认识与批判”，“大别可分为三种趋向”了。于论及第二种时论者说“一般人把战国以后儒家的思想和他们心目中的政治形态，当做孔子以前或其当时的思想与社会形态，这是一个错误，因此，说中国将近二千年的社会沉滞是孔子的‘教义’‘开倒车’的结果，更是没有读过人类社会史的人们的幻想的游戏。”这里，“因此”以上所“批判”的，不知与我所写《孔夫子》及《偶然看到》中的议论，有何不同？可知真理有时也不能不使人低头；然而在“因此”以下，却又昧良歪曲了人家的原论，把“孔子”与“儒家”轻轻掉包了。

    论者的此种小手段，我们暂置不问，我首先得指出：在拙文二篇中，我只指出孔子在当时的“巨大的变革时代”，不顾社会经济发展之趋势，而拼命拥护“周制”，是“企图使历史倒退”；我并不曾说“中国将近二千年的社会沉滞是孔子的‘教义’‘开倒车’的结果”！论者无中生有，胡乱拉扯，难道也是“有点头脑发昏”么？我更要指出一点：论者既承认了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是走的向上发展的路，论者又不能指出孔子所拥护的“周制”乃不是反对而是顺应这趋向的，可是论者尚“一口咬定”了我在《偶然看到》中论及孔子在“当时……企图使历史倒退”云云，是我的“以便罗织”，“而遂私愿”——这样的“论证”方法，不知是否也因为“有点头脑发昏”？

    论者强调了鸦片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之影响，这倒是对的；然而论者不能积极指出何以“从东周到鸦片战争，中国的生产方法没有发生变革”；并且论者如此笼统说，是否要把“……没有发生变革”归因于前此之未有鸦片战争？记住了生产方法之变革是社会经济政制等等变革之前提，这原是好的；但倘记得太机械太死，而无视了封建农奴制以及拥护此制的思想体系也能反过来阻碍社会诸生产力之发展，那自然会犯了知有二五而不知有十的笑话。尤其妙的，论者指责我的“倘以今视昔，则至清被推翻为止，凡想保持秦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政制者，莫不是在历史上开倒车的行动”。这一段话，认为“鸦片战争之划时代的意义被无视着”，而且想“证明中国人的祖宗开了二千年的倒车”。在这里，我得向论者抱歉，我近来因为听了“家丑不可外扬”的“忠告”乃至恐吓，故于太对国家体面有关的地方不得不把词意稍为含蓄，但既有“以今视昔”四字，私意谓不至引起误解，不料仍然惹起论者的责难，那我只好再反问一句：三十年来，不是有想做秦始皇第二的袁世凯么？“今天”我们有没有还想发扬“秦始大业”的人呢？例证不在远，《民意》第一六八期就有一篇那样臭味的文章[57]。

    此外，论者尚提到“民族形式”与什么“五四的遗留”，都不乏可以商讨之处，但《灯塔》不容长文，容当找机会于他处再来请教。

    “古”与“今”[58]

    大人先生们每每慨叹于“人心之不古”，好像米荒，物价涨，隧道惨案[59]，都只要由“不古”的人心去负责，他们自己便可毫无责任。人心之不再能“古”，大概也是事实，只要看人们居然要求民主，居然敢非议朝政，便可知道。

    但“人心”虽不甚“古”，独有“官心”却既“古”且“今”。

    例如贪污，例如营私，例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例如“朝中无人莫做官”，例如“官官相护”，这都是“古已有之”的，倘照党老爷的公然党论，则即使于今为烈，亦非“本党”所能负责。这便是“官心”的“古”的一方面。但是，远古虽不可知，前清距今仅三十年耳，逊朝遗事，尚有人知；则据谓一二品大员告老之时，宦囊亦不过十数万金，一视今三几年之内，立致数百万元，尚自叹“只够喝粥”者，真是小巫见大巫。何以能致此，则曰：今之“官心”，不但能“古”，且亦知“今”。举其众所周知者，统制有法，专卖有法，国营有法，此皆“今”也，但法令非不堂皇，而化公为私，藉公营私，亦何尝不堂而皇之，不避耳目？说是贪污么，“事出无因”；说他不发国难财么，“查有实据”。手段之巧妙，行动之公开，的确前无古人。于是宦囊之庞大，当然亦前无古人。科学方法在学术界中尚在皇皇求索，而在此茫茫宦海，则早已行有成效，上下咸能！谁要说中国的官僚没有进步，那他真是不生眼睛！

    但所谓“能今”，尚不止此。自从十六年“军事北伐，政治南进”，党官合一，而又加以自拉自唱之“民运”，于是“三位一体”，居然“今”之雏形。后人倘读当年之官文书，敢不曰复见“唐虞之盛”？现在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了，又当国际风云反法西斯之时，据说要向民主之途迈进了，但受骗太久的老百姓却还要看一看事实的表现，呶呶不休，这真是太刁，相应概照“第五纵队”论罪，毫无疑问。

    不过，这也还是既“古”而能“今”之变化的运用；君不见“民主”而外，还有劳动营，集中营？

    谈一件历史公案[60]

    近来读报章刊物，常见谈论历史的文章，因此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凑个热闹，就抓一件千古奇冤的公案来谈谈罢。

    这件公案，就是易庸先生的《东窗之下》所取材的宋朝岳飞的冤狱（见《大众生活》新十号）。易庸先生取这历史题材来写“故事新编”的《东窗之下》，他有他的注目点，读者自能看出来，此非本文所要论列。我对于他的看法，也同意；不过在同意以后，还想加一点补充。而这一意思，又是读了本刊上期陈此生先生那篇文章[61]引起来的。

    提到南宋的高宗，通常都把他看成一个贪图苟安，虽不怎么“昏”，然而颇为庸碌糊涂的一个人。提到秦桧，通常又都把他归进“弄权宰相”的一类，以为他是擅作威福，声色货利是好，相同于杨国忠那样的家伙。但是据我看来，这未免小觑了秦桧和高宗！这两位，一个是颇为精明，一个是相当谨慎恭顺；如果说高宗受了蒙蔽，为秦桧所包围，而秦桧是专横弄权，他们要是地下有知，高宗也许要窃笑，秦桧大概会呼冤的罢？杀岳飞，实在是他们两个串通了干的把戏！

    为什么要去掉岳飞？因为岳飞是高宗君臣对金人和议的最大的障碍。为什么罢免之后，非杀不可呢？因为岳飞带领重兵，迭建功勋，倘使无罪便该释放，既然放不得，就只有杀了他。为什么高宗君臣一意主和呢？因为高宗是精明的，他从保守“祖宗基业”这一点上考虑，从当时他所托足的半壁江山的现实问题上加以研究，认为对金议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一来，他虽然把“祖宗的基业”丢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则尚可保有；秦桧是谨慎恭顺的，他执行了高宗的意旨，而且还为了顾全朝廷和诸将的关系，他宁愿自负恶名，这难道还能说他不“忠”于朝廷？

    要说明上面的论断，我们须把宋朝南渡前后的内外情势，先作一个鸟瞰。

    宋朝和其他朝代不同，它是“先天不足”的；建国之初，它就带着“外损”和“内虚”的重大症候。雄踞北方的契丹族（辽），早已奄有燕云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这大块土地虽然不是宋太祖手里失掉的，但这位开创基业的“真命天子”并不能收回，而且也没有收回的计划；他反而定都于黄河以南的汴京，以求避免契丹的威胁。燕云十六州既在别人手里，一条黄河是不能阻拦南下的铁骑的。这是宋朝从“胞胎”里带来的“外患”。另一方面，五代十国的五十多年的纷乱，使得自从唐朝末年就发生了的土地问题更加严重，贵族，官僚，豪商，地主，拥有天下最多最好的耕地。“庄园”遍天下，事实上等于农奴的所谓“客户”，占全国农民的半数以上。宋统一以后，未定“田制”，对于这一个内部的严重问题，竟至设法以求暂时解决的见识与魄力也没有，而仅仅注意农业生产力之开发，希望藉此稍解“民困”。不知大部分土地既已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则农业生产力开发之结果，蒙其利者不是大多数的农奴而是少数的地主，甚至也不是小农自耕农，徒然更加助长了土地的兼并，造成更多的农奴。唐朝是在“开国”以后二百年，“均田制”名存实亡的时候，土地问题这才严重起来，这才发生了“流窜”数万里，“荼毒”遍天下的“黄巢之乱”，但宋朝却在统一以后四十多年就爆发了四川农民的大变，王小波、李顺[62]居然以“均产”号召。这是历朝所未有的。这是宋朝从“胞胎”里带来的“内忧”。

    然而宋朝“创业”的君臣，对于上述的“外损”和“内虚”的重症，都没有办法，且也不求办法。那位“半部论语”的宰相[63]，固然是狗屁，就是那位太祖皇帝也是历代开创基业的君主中最没有眼光，气魄最小的一位。夹马营中出身的这位“真命天子”，欺人孤儿寡妇得了天下，而既得之后，如何“治”之，他还只有那么一点小权术，小聪明！唐朝藩镇的跋扈，他是知道的，自己如何能得“黄袍加身”，他当然更明白；于是他所念念不忘，讲究防杜之方者，就只限于这一范围。不使武臣中出现最大的巨头（即不使兵权操于一人之手），这是一个方法；用文臣（宰相）制武臣，使文武常相对立，这是二；中枢组织以文臣为主，武臣必解兵柄，然后可入中枢，这是三。赵家太祖所以为子孙万世打算者，尽在于此；赵宋历朝君主也谨守此祖宗成规，不敢违背。至于对外，似乎也有个方针，曰岁输金帛。对内如何？曰，扶植地主，镇压农奴。

    赵宋一代，没有发生权臣逼主的事，这便是太祖的权术奏了功效；然而外患问题和内乱问题却一天天严重。辽亡金兴，北方强邻的铁骑，已非金帛所可羁绊；千万余户的农奴以及困于重税而逐渐走入农奴命运的四百余万户的小农自耕农，也到了非铤而走险便只有死亡的地步。仁宗时贝州王则之乱[64]，即是第一声号炮。徽宗之时，外事正急，却又接连发生了淮南宋江之乱以及浙江方腊之乱。汴京既陷，仓卒南渡，然而尚不敢建都于金陵，而选中了临安（杭州）；在这时候，湖南又有钟相[65]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事。这就是南渡前后的内外形势。

    汴京沦陷以前的和战之争，则南渡以后，实在已成过去了。那时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一些：半壁江山的封建地主，希望以对外屈服，换取自身利益的保障，希望每年花了八千万贯所养的兵，专用以对内（镇压农民）；金人暂时无渡江之意，希望有一个休息时间来巩固他的占领地域；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农民，他们憎恨异族的侵略者，然而同时也要求解除生活上的痛苦（当时小商人，手工业者负担捐税甚重，至于农民的负担，除正规负担而外，还有“加耗”，丁口税，“和买”[66]，以及其他许多杂税），肃清政治上的积弊与贪污（除贪官污吏外，宋代的封建地主串结胥吏，巧于规避，赋税所不及者，十居其七）；流亡的贵族地主希望“光复故业”，则主战，但对于内政又趋向保守，他们这一派的代表，主要的可说就是岳飞。

    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势。宋朝南渡以后的“国策”，势不能不从这些现实情势出发。

    “赵官儿”怎么办呢？他有许多要考虑：江南的封建地主的要求，他不能不考虑，如果钟相一流的农民怒潮把封建地主冲掉，那岂不是大宋皇帝的宝座发生了动摇？流亡的封建贵族的要求，他亦不能不考虑，因为这些失却了巨大“庄园”和农奴的贵族们虽然在经济上已无足重轻，但在一部分的文臣武将中间还有势力。敌人金国方面的态度呢，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给他一个可以苟安半壁的暗示。只有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农奴的要求，不值得高宗皇帝一顾，因为他们的要求和他宝座的利益两不相容。但是还有一个暗影使得高宗坐卧不宁，这就是主战派的代表岳飞的威望和实力一天天增大，颇有成为武臣中巨头的可能（岳飞当时为三个宣抚使之一，地位实力与韩世忠、张俊[67]相埒）。而这是祖宗深切垂教必须防杜的一件事。

    秦桧自金逃回，当时即有人疑其在金首唱和议，故金人纵之使归；秦桧是否承受了金人意旨，归作和议活动，暂不置论。但秦桧对于时局的看法，当与高宗所焦虑者正相合拍，加以他又知金人暂无南下之意，更可使高宗放心。所以奏对以后，高宗即信任之，称其“忠朴过人”。

    问题非常明白：如果为“民族利益”着想，或者，把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统一起来着想，则对外必须主战，对内必须改善人民生活，裁制豪强，并使每年八千万贯的军费由拥有无数“庄园”与农奴的封建地主负担其大部分；但这样伟大的气魄，英明的果断，非所望于高宗！于是退一步，专从保守“祖宗基业”，巩固宝座着想罢，那么，一、既不愿裁制豪族，损及封建地主，二、就不能解决甚至缓和农民的骚动，因而三、兵力如用以对外，即无以防内，况且四、即使能够收复汴京，在“祖宗基业”上所加益者不过一个残破的旧都，而势将产生一个兵权太重的武臣（岳飞），则对于宝座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把这些利害轻重仔细考虑以后，当然和议是“上策”。而岳飞也不能不杀。所以我说宋高宗并不是庸碌糊涂的人，倒是颇为精明！

    但是主战派的流亡贵族的反响也得预防，所以又假装糊涂，由秦桧出面去干，以便反响来时有一退步。所以我又说，这一件公案实在是高宗和秦桧串通了干的。说高宗全不知情，而只是秦桧矫诏，或说高宗受了包围，这都是皮相之论。

    南渡以后的“国策”就这么决定：对外纳款求和，对内加紧剥削，以剥削所得，每年花八千万贯养兵，专门镇压民众。

    历史上，在特定的时机，封建皇朝的利益，可能与民众利益相一致；宋朝南渡之际就是这样一个时机。可惜南渡的君臣虽尚精明却远不够英明，而气魄之小，又如田舍翁，因此只配北面称侄，以小朝廷自娱！

    封建皇朝的君主，也有能将皇朝利益和民众利益合成一致，有大作为，而为本民族争光的，唐太宗差为近之；这样的封建君主也就是民族英雄。所以唐太宗毕竟可敬，而宋高宗则可鄙；所可叹者，世间还是宋高宗居多！

    谈平等与自由[68]

    近来看到有一种议论，把外国分成两种，一种是人民有了平等但没有自由，另一种是没有平等但有自由，于是而下了结论，则是后者为佳。

    把自由和平等这样分开来讲，实在“高明”得很；尤其是把人民的自由和平等这样分做两橛，简直是莫测高深。这样的妙论，记得两三年前也曾看到过；那时发这议论的，便是一年前因某种事件卸下了面具而被“不安分”的学生谥为“学阀”的某君。足证“英雄”所见，大抵相同。

    现在这世界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真也太多。俗谚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便是不平等又不自由的明证。州官所仗者，是“势”，这“势”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州官靠了这不平等的地位，所以他有放火的自由，而百姓就连点灯的自由也没有了。如果州官和百姓平等，那么州官的自由就不能那么大，而百姓的自由也不会小到没有。如果一个国家里人民都平等了，那就是要放火大家都能放火，要点灯也大家都能点灯。也就是大家都有自由。因此，所谓有了平等但没有自由之说，实在是不通的。

    据说现在的所谓民主国家，州官只是人民的公仆，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平等。所谓“公仆”者，他到底伺候的是哪一门主子，姑不深论；不过，“有钱使得鬼推磨”在现今还是一条铁律，有钱和没钱，还是不平等，在今天还是事实。在所谓民主国家，有钱人高兴办报，他就可以办报来替自己捧场，颠倒黑白，攻讦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物，这也叫作自由。然而没有钱，办不起报的人只好睁着眼看人家享这份自由，却没有办法也来行使他自己的自由。这不是事实摆在这里，明明白白，没有平等便没有自由？

    又譬如两个人打架，一个靠自己一对拳头，另一个却有“朋友”接济他武器，源源不绝，多丢也不打紧。这样相打的双方就不平等，既不平等，那有“朋友”接济的，自然有不肯罢手的自由。而那仅仅靠自己一对拳头的，便连不挨打的自由也没有。这也可证明没有平等也便没有自由。

    照那种“妙论”看来，现在世界上还是“没有平等而有自由”的国家多些。虽然这些国家内最多的是有钱人办的赞美“自由”的报纸，但是事实如何到底在人眼里。事实是踞在不平等的高的一头的人们享有各种自由——养打手，养篾片的自由，垄断居奇，大把捞钱的自由，克扣工资的自由，甚至于驱人送死的自由。这种种自由，在人人平等的社会内便不能享有。即以那些戴矮方巾甘愿当篾片的货色而论，在大家平等的社会里，当然也丧失了卖身投靠的自由。这真是“太煞风景”了。无怪他们咬定了要说没有自由而有平等的社会不是他们认为好的社会！

    单说平等二字，也有各种的说法。我们听见过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之说，这就是：人要到死后才有平等，所以此一说，只是骗骗老实人的；我们又听见过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说，然而在法律以外社会上到处都是不平等的国家，法律的尊严到底值几个钱，也就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还听见过所谓“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一说。这解释是：百万富翁的儿子和叫花子的儿子没有身份之差，一律平等。可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有机会读书出洋镀金，回来又有机会做官，做大经理；而叫花子的儿子呢，则有饿死的机会，有继承他老子的一根叫花棒的机会，这难道也是平等？

    所以归根到底，真正的平等，还只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平等。没有了经济上的平等也就没有受教育，找职业等等其他的平等。这是天天我们看得到的事情，其中并无深奥的道理。

    自由也不是抽象的，也要从具体事实中去看，如果一个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的自由太多——有贪污的自由，杀人的自由，那么其他大部分人的自由一定就太少，甚至没有。为什么一小部分人会有那样太多的自由呢？这也并无深奥的道理，天天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就说得明明白白，这是因为人人并不平等，那一小部分人是骑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所以就有了太多的自由。

    事实证明，没有平等，自由也是不完全的，也是假的。由此也可以知道，那些胡说什么有了平等的国家却没有自由而摆着拥护自由的嘴脸的矮方巾们所拥护者，是哪一些人的“自由”！

    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69]

    姑且让我们发一愚问：假使鲁迅活到今天，看见八年抗战之后，人民依然得不到胜利的果实，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败北了，可是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却比从前更甚，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抱着称霸世界的迷梦，故要先来征服中国，现在的称霸世界的迷梦者却用“友好”的面具，“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它把中国变成“菲列宾第二”的目的，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看成它的帝国的“生命线”，而现在的取日本而代之的征服世界者却把中国包括在它的保护世界安全的“战略基地”之内，从前日本货倾销不足又继之以武装走私，而现在中国民族工业正也被外货的倾销和走私打击得气息奄奄——这一切的一切，如果鲁迅还活着看到了，他会觉得意外么？

    我想：鲁迅决不会感到意外！

    因为鲁迅教导我们，要正视现实，要揭开那“浩然巾”，看清那些“两面人”的藏在巾内的狰狞鬼脸，要盯那些“伪君子”的梢，暴露他们怎样在锁了房门以后干着不可告人的丑事，要追究那些下台以后念佛的屠伯们在台上时的凶恶，这才可以看透他的念佛还是为的想重操旧业……鲁迅全部的遗教都是要我们莫存幻想，莫轻易乐观，莫轻信人家的美丽的言词，看人要从他所作所为来下判断，看事要透过表面。

    狼总是狼，变来变去还是狼；奴才总是奴才，换一百主子，也还是奴才。鲁迅的“诛心之论”却正是狼和奴才们最所惧怕，而哗然称之为“偏激”的。

    现在，正是强盗混在人丛中大喊捉贼，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抓住了被打者的手却还自称是调停，明明要把我们沦为附庸却还满嘴的援助我们独立，“民主”者“民”之“主”，诺言即是食言——这样昏天黑地的时代，所以鲁迅遗教中的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要从他学习如何辨真伪，剥夺假面具，学习他的“诛心之论”。尤其是天真的青年们不可不这样学习。

    谈独立思考[70]

    有人问：如何而能独立思考？

    我想：这个答案可以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洋洋万言，引经据典，而效果等于不着一字。

    但是，也还有另一方式的答案：

    不读书者不一定就不能独立思考；然而，读死书、死读书、只读一面的书而不读反面的和其他多方面的书，却往往会养成思考时的“扶杖而行”，以致最后弄到独立思考能力的萎缩。

    眼睛只看上边、不看下边的人，耳朵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的人，常常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

    如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养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的精神。

    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日驰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于独立思考。

    人类的头脑，本来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如果没有，人类就不能从“蠢如鹿豕”进化到文明。但是人类的这个天赋，是在生活斗争中不断碰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发达起来的。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儿童的知识初开，常常模仿大人。这时的模仿，就是吸收前一代的经验和知识，为后来的独立思考准备条件。做大人的，看见幼儿模仿自己，便赞一声“聪明”，可是到后来看见渐臻成熟的少年不再满足于模仿自己，却又骂他“不肖”；这真是可笑的矛盾。

    从前有些“诗礼之家”，有一套教养子女的规矩：自孩提以至成长，必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是把儿童放在抽出了空气的玻璃罩内的办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如果不是书呆子，是犬儒，便是精神上失去平衡的畸形人，是经不起风霜的软体人。当然也不会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诗礼之家”现在没有了，我盼望这样的教养方法也和它一同永远消逝。

    新年感怀[71]

    在北半球的人们逢到过年，便预想到寒冬将尽，阳春在望，于是便有了种种新的计划，新的希望。有人以为在地球绕日而行的椭圆形轨道上，任取一点，算是过年，亦何尝不可，但我想来，把过年放在冬尽春来的时候，意义自然更好。

    我们北半球的人们过冬的时候，南半球的人们正在过夏，然而他们亦不能不跟着我们过年，这有点近乎开玩笑。这是因为人类文明肇源于北半球，住在北半球的文化先进的人民依他们的主观（虽然这在他们是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定了过年的时节，南半球的人们便只得奉行了。然而，在他们那边，既是炎夏将完，肃杀来临，则过年的感想大概会和我们的不很同罢？不但他们，即使是住在两极圈边沿，若干月为昼，又若干月为夜，仅数昼夜即等于我们一年的人们，大概也是跟着我们一样过年的罢？不用说，我们这里所有关于过年的感想以及我们旧文学中一切与“年”有关的词藻，在他们那边，是完全不适用了。

    有时也觉得，“年”一定要“过”，亦未免无聊；而且会有感想，也太是公式的罢？但你的周围既在过年，而且过的闹哄哄，而且你又有在这时油然有感的“传统”，那么，就随它感一下罢？新的希望如何，新的计划又如何？自然应该有。可是当你明知道世事的变革决不像冬去春来那样简单而必然，你亦总不免有点爽然自失罢？于是会觉得善颂善祷近于自解嘲。于是，除了原则上确信其无可质疑，比如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虽则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真理总必克服偏见、武断、盲从等等的大关节目，其他一切人事变化，你便将想得更实际些罢？于是，也许不但前望，且要后顾。而且将以过去的经验来订正你对未来的推测；而于是，感想之中将有不少回忆的成分。

    抗战以来，过了五个年了，眼前又是第六个。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抱着极大的热望的人们，在这多事多难的五个年头，每年过年的感想大概是各不相同的罢？今年也许是乐观成分最多的一年，然而谁又敢无条件的一味乐观呢？回忆一下也许是有益的，回忆能使我们深思，而且，这五年的种种，但凡是有心人，回忆时总不能不战栗，不能不低声叹道：今天我们抗战到底是抗定了，日寇之必败也是定了的，然而我们之有今日，一方面看，虽似必然，另一方面看，又何其艰险，何其侥幸！历史上空白的一页（这是自今以后的一页），待我们去写，但是我们不是在空白的历史上落笔，所以过去的阴影会掩蔽了想象中未来的光明，人生是不断的斗争，摆在我们前面的，还有无数的艰苦的斗争。

    在这样的大时代中，个人的生活变迁，实无足道，但我们既生活在这时代，亦可以从个人的遭遇中看出时代的几分之几的历程，即以过年而论，五年来，不，连现在算，应是六年，个人没有接连在一个地方度过两个年头。因此，回忆时的感想，也就复杂得很，然而我自觉得尽管天南地北过了五个年，时代轮转快慢的脉搏还是对我起了作用。二十六年新历年我刚从上海到了香港，旧历年在长沙，那时南京失陷不久，敌人气焰正盛，然而武汉的新气象给人们以鼓舞，尤其是年轻人觉得一身是劲，二十七年新历年我刚从香港到了昆明，其时汪逆叛国，中央正宣布其罪状。抗战阵营的整饬也给人以兴奋，旧历年在兰州，那时兰州正开始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那时滇越铁路的运输能力有限，而滇缅路尚未完工，二十八年新旧历年都在迪化。这又是迪化的多事之年，而大后方亦正多事，二十九年新旧年都在重庆。三十年的新历年在沦陷后的香港，我们正从一家被日寇征用的旅馆搬到另一家，正看着对海九龙仓的火焰尚未熄灭，旧历年却在敌人退出仅五六天的惠阳，我们在船上，准备到老隆，眼前这新旧两个年头，大概又要在重庆过了，这算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地方又过了个年头。

    现在正当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自然而然的结论又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有不少人大概预许自己明年在自己家乡过年了，虽然“不要无条件乐观”的警戒亦时有所闻。在家乡过年是可喜的，然而尤其可喜的，应当是中国有进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进步，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有进步的时候，世界局势的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不朝进步的方向走，国内情势的发展也要求我们不能不努力再求进步，现在我们真所谓“得道多助”，就是自己再懒一点，日寇之必被打败，好像没有疑问；但是抗战完了，还须建国，所以不能自己就此满足。这样的警惕，似乎天天在报上都能看到，然而我倒怕正因为天天在说，结果只不过是一句话，我们的长处是会看，也会说，而且说得头头是道。

    谁也不会相信时辰钟在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间铛铛铛敲了十二下以后，新年来了，便什么不同，魔术似的万象更新了。但是谁又不能感情地把好的希望寄托在一年之首？世事流转，新的早在旧的胎体中萌芽，分年而寄希望，原也不过习尚如此，姑且这样想；倘反过来看，从已经过去了的，现在还存在着的，亦就可以推断新年以后的新竟将怎样，但无论如何，对于将来失了信心的人，我总怀疑他怎么还有兴趣在这生活高涨的时候一天一天活着。我不大相信美满的世界一天可以实现，但我却相信一个人一念之转未必不能一天做到，这念头就是从此不要再醉生梦死那样过日子了。第六年的战争的炮火不知能够惊醒几多这样的人呢？谁也不敢说，然而也不能不希望。

    我们住在北半球的人们迟早总能跟着地球的公转过一个年罢？迟早我们可以高呼：寒冬已去，春天来了罢？不要像南半球的人们那样过年才好。

    一点回忆和感想[72]

    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人家说他“不觉悟”，气得三天没有吃饭。“不觉悟”算是最不名誉的一件事，每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交朋友，谈恋爱，都要先看对方是不是觉悟了的。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见面谈不到三句话就要考问彼此的“人生观”；他们很干脆地看不起那些自认还“没有人生观”的人，虽然对于“人生观”这东西他们自己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在当时，也就有些大人先生们看着不顺眼，嗤之为“浅薄”，在今天看来，也觉得不免“幼稚”，然而，何尝不是幼稚得可爱？罗丹的有名的雕像叫作“铜器时代”，我们那时的青年就好比是“铜器时代”；这是从长夜漫漫中骤然睁开眼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惊异而狂喜，陡然认识了自身的价值，了解了自身的使命，焦灼地寻求侣伴，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这样的义无旁顾，一往直前的精神状态，这正是古代哲人所咏叹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难道还不够伟大！

    在那时，“觉悟”与“不觉悟”的，如同黑白一样分明。鄙夷权势，敝屣尊荣，不屑安闲，对于那些抱着臭老鼠而沾沾自满的家伙只觉得可怜，掉臂游行于稠人广座之中，旁若无人地发议论，白眼看天，意若曰：“你们这一套值得什么，我有我的人生观！”这是“觉悟者”的风格。诚然这不免是“幼稚”罢？然而何等可爱！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幼稚”的人们，冲锋陷阵，百炼成钢，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

    在那时，也有这样的青年：听他的议论，头头是道，看他的行事，世故深通，一则曰“这是应付环境”，再则曰“为了生活，不得不然”，真人面前说假话，放一个屁也要“解释”出一番道理来。你说他是“罗亭”么？他没有罗亭那样热情坦白；说他是“阿Q”么？他比阿Q多些洋气，多会一套八股，多懂若干公式。而尤其不凡的，他会批评二十多年前的年轻人：幼稚！当然，他是老练的；可是也老练得太可怕了！

    在那时，明明是“少爷出身”的人，总想人家不当他是“少爷”，忘记了他是“少爷”，总想从自己身上抹去这“少爷”的痕迹。在今天，有些明明不是“少爷”或者当不成“少爷”了的，却总想给人家一个印象，他是世家子弟，他是百分之百的“少爷”，好像他那一套漂亮的前进词令唯有在“本来是少爷”的背景之前才更漂亮似的。

    二十多年前的少女视涂朱抹粉为污辱，视华衣盛饰为桎梏；二十多年后，少女成为中年妇人了，可又视昔之以为“污辱”及“桎梏”者为美，为“场面”，而且说起从前那样厌恶那些“污辱”和“桎梏”，总带点忸怩，总自谦为“幼稚”，若不胜其遗憾。而且还有理由：“你看苏联女人也都浓妆艳抹！”五年计划以前苏联女人的妆饰如何，当然不谈。《官场现形记》描写一位“提倡俭朴”的巡抚大人，属员们穿了整齐些的衣服来见他便要挨骂，结果是省城里旧衣铺的破烂官服价钱比新的还贵。二十多年前屏华饰而不御的那些女青年当然和这位巡抚大人在动机上大有差异；至多只能说那是“幼稚”，然而这样的“幼稚”在今天的女青年中可惜太少见了。

    我想起这一切，真有点惘然。我并不愿意无条件拥护二十多年前那种“幼稚”，然而我又觉得，和那时的“幼稚”一同来的坦白，天真，朴素，勇敢，正是今天若干极想“避免幼稚”的年轻人所缺乏的。不怕幼稚，所可怕者，倒是这一点欠缺！

    一九四五年“五四”前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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