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代[99]

    大约是民国前八九年罢，我的故乡×镇开始有小学。我就是这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比这小学略早，×镇又有一个非中非小的“中西学校”。据说开办的时候，课程就只有中西两门——半日读《东莱博议》[100]之类的书，半日读英文。后来，那位英文教员因为自己也懂得一点笔算，便提议加一门算学，于是直到现在还是中学校里三个权威的“国、英、算”，名义上是齐全了。“中西学校”第二个半年开始时，加聘了一位算学教员，可巧他又懂得物理和化学，于是课程上又多了两门。但是，我所进的×镇第一个小学却是一开头就排定了整整齐齐的课程：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没有音乐，因为那时候连“中西学校”也还没有音乐。

    那时小学校的学费差不多等于零，然而教科书和石板、石笔之类，到底比《千字文》、《花夜记》，乃至《大学》、《中庸》贵些罢，所以有的家长还是不让他的子弟进小学。开学那天，居然有五六十学生，那就幸赖校长是一乡人望，能够号召；另一原因是校址在人烟稠密的市中心。

    无所谓入学试验，学生按年龄分班，大些的进甲班，小些的进乙班；甲乙班的课程实在差不多，除了修身一门。我还依稀记得，甲班的修身是读《论语》，而乙班的却是文明书局出版的《修身教科书》。上课一星期以后，甲、乙班的学生又互有调动，我被编进甲班里去了。

    教员只有两位，各教一班。甲班的教员不是本镇人，大家都说他“新学”确有根基；这是说他的算学好，而那时小学的课程能使一位教员表示他真懂“新学”的，恐怕也只有算学这一门。我的父亲是酷嗜算学的，曾经自修到微积分，那时他卧病在床已经两年了，还常常托人去买了新出的算学书来，要母亲翻开了竖着给他读——因为他患的是“骨痨”，手活动不便。他见我转进了甲班，很高兴，为的是得了好的先生；但我倒担心，我对于算学已是惊弓之鸟，未进这小学的时候，曾受学于父亲，可是，你想，他卧病在床，连手也不大能动，单靠口说，叫我怎么弄得懂？父亲因此常常纳闷：为什么我于算学那样的“不近”？

    甲班的先生，手是能够动的，能够用粉笔将复位乘法的过程在黑板上演算出来，并且教得又慢，所以我也慢慢地“近”起来了。同时，我也亲自体验了为什么人家说甲班先生的“新学”有根；因为他写阿拉伯数目字实在比乙班先生熟练得多。乙班先生写那8字始终是一对连接的圈子，这是他读“文章”打双圈时弄熟了的一手。

    进这小学以前，我读过家塾，也读过私塾；念过《三字经》后，父亲就给我读“新学”了，那是从《正蒙必读》的《天文歌诀》节录出来的《天文歌略》。那时父亲还没病倒，他每天亲自节录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可是我却慢慢地缩下来，每天读熟两句也还勉强。这一件事，也曾惹起父亲十分的烦恼。

    这使得我那时幼稚的头脑对于所谓“新学”者，既害怕而又憎恶。同时却又使我对于我所进的小学发生好感，因为这里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罢，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但《论语》只是“修身”，作为国文课本的，却是新编的《文学初阶》和《速通虚字法》——乡下人称为“洋书”者是。这两本书都有图画，尤其是《速通虚字法》的插图，大大使我爱好。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速通虚字法》的编者和画者，实在是了不起的儿童心理学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鲜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图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画脚，仰头赞叹。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也帮助我能够读浅近的文言，更引起了我对于图画的兴味。我家屋后的堆破烂东西的平屋里，有不知属于哪一位叔曾祖的一板箱旧小说——当时称之为“闲书”，都是印刷极坏的木板书，虽有“绣像”，实在不合我的脾胃。画手和刻手都太拙劣，倒在其次；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人物都是“古衣冠”，而表情也和我们活人不同。可是这板箱里还有几十张石印的极工细的“平定发逆”的宣传画。这大概是我的曾祖在汉口寄回来的。这里的人物全是现代衣冠了，而且有兵，有大炮，有大刀队、钢叉队，非常热闹。我找到以后，高兴极了，但微感失望的，是重复太多，几十张只有五六种名目，再则，上面虽有文字说明，可又深奥，读不懂。

    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断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为什么给《后西游记》呢？父亲的用意是如此：为了使得国文长进，小孩子想看“闲书”也在所不禁，然而倘是有精致的插图的“闲书”，那么小孩子一定没有耐心从头看下去，却只拣插图有趣的一回来看了，这是看图而非看书，所以不行。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是没有插图的。

    那时小学校每月有考试。单试国文一题，可是郑重其事地要出榜，而且前几名还有奖赏，无非是铅笔之类。暑假年假大考自然也有奖赏，那就丰厚一点，笔墨等文具之外，也有书——下学期用的教科书。可是有一次却奖赏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我于是知道有专给小孩子看的“闲书”。不过我那时因为已经看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习惯于大人的事情，对于《无猫国》之类并不怎样感到兴趣。这两本童话就送给了弟弟，他看着书中的图画，母亲讲给他听。

    每星期一篇作文。题目老是史论。教员在黑板上写好了题目，一定要讲解几句，指示怎样立论——有时还暗示着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当然不会怎样具体的，我们也似懂非懂；但我们都要争分数，先生既然说过应该带到现在，我们怎肯不带呢？结果就常常用一句公式的话来收梢：“后之为（××）者可不×乎？”这一个公式实在是万应灵符，因为上半句“为”字下边可以填“人主”、“人父”、“人友”、“将帅”……什么都行，而下半句“不”字之下也可以随便配上“慎”、“戒”、“惧”、“勉”等等。

    说来有点好笑，那时我们中间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十一二，照年龄而言，都还不是老气横秋地论古评今的时期，然而每星期一篇的史论把我们变成早熟，可又实在没有论古道今的知识和见解（先生也知道，所以出了题目一定要讲解），“硬地上掘鳝”，就弄出一套公式来了。这一套公式是三段的：第一，将题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就是上面说过的那一道万应灵符来收梢。这样的作文每星期一次，倘要说于我们有什么好处，那至多亦不过很肤浅地弄熟一点史实，以及练习练习之乎者也的摆布罢了。对于思想的发展，毫无帮助。可是我现在想来，当时那位先生老叫我们做史论，也有他的用意；他是想叫学生留心国家大事。他自己是“新派”，颇有点政治思想。

    最可怪的，我们弄惯了史论那一套公式，有时先生例外出个非史论的作文题，例如游××记之类，我们倒有点感到手足无措了。

    两年以后，我就做了这小学的第一班毕业生。时在冬季。离这半年前，我的父亲故世。他卧病三年，肌肉落尽，那年夏天极热，他就像干了膏油的一盏灯，奄奄长瞑了。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来整理；有几十本《新民丛报》[101]，几套《格致汇编》[102]，还有一本《仁学》[103]，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先生。那时我曾把《仁学》翻了一下，可是不懂。

    小学毕业那年，“中西学校”也迁到镇里来了（本来在市外），并且改名为高等小学校，我就进了这学校的三年级。但虽然名为高等小学校，最高年级（五年级，那时中间空一级，没有四年级的学生）却有几何、代数；英文读《纳氏文法》第三本。几何的课本是《形学备旨》，这是开天辟地那位教几何的先生选定的课本，后来那先生走了，这课本却传了代，直到后来我学的也还是这一本有光纸印的厚厚的线装的老家伙。

    一段回忆[104]

    和邓择生[105]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然而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他的深刻的印象；相信这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了。一闭了眼睛，就浮现出一张方脸，虽不胖，然而丰采不差，口辅边肌肉的棱形，令人觉到他的个性的刚强，再一听到短促而坚决性的谈话的音调，这感觉是加深了，同时便又知道这位个性刚强的人物他的胸中永远燃烧着时时燃烧着一腔烈火——这是忧国忧民的火，也是疾恶如仇的火，也是对于朋友的友爱的火。

    如果没有见过先生的面孔，只在隔房听他的说话，那大概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甚至近于冷酷的人罢？然而接触了他的丰采之后，便知道并不如此。且不说他一双看去常若眯成细缝的眼睛，大大调和了他那有时颇像喊口令似的语气，而且他全部的脸部表情也不是凛若冰霜的，在他发怒的时候，也没有使人凛冽的感觉。这原因，我想来，主要因为他不是冷酷的，而是热烈的，尽管他依从理性的指示，竭力使他生活纪律化，因而举止言语也有强烈的纪律味儿，但终于不能掩盖他本性的热烈的感情，他实在是一个热情的人。中国话有一句叫作“热血男儿”，我想择生先生就是这称呼的典型。

    第一次看见择生先生，是在广州，北伐那年的春天，中山舰事变以前。这年元月，我和另外五位上海市的代表一同到广州去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后，我留在广州担任一点事。大概是二月中旬的一天，我到黄埔军官学校去作一次讲演，事毕回省城，和他同坐那小小的电船——大概是“海鸥”一类的名字。这条小电船算是走得最快的，但由黄埔到省城，也要四五十分钟。那天风很劲，又冷。我们随便谈谈欧洲情形（他刚从欧洲回来），终觉迎着风谈话不大舒服，而我又常为风噎住了咽喉，连连咳嗽，所以也就沉默了。他随身带着一本德文书，于是展开，手指按住了书页，读起书来了。但又时时抬头望着江水，如有所思。忽然，他转脸对我说：“你看，广东这局面，能有几久？”这所谓“广东这局面”，是指那时由孙文主义学会（在军队中发展的一种右倾的小组织）而引起的颇有全面性的暗流，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表面上似乎已经清算了那时的“西山会议派”，但事实上则西山会议派从“外线作战”转到“内线作战”，事态只有更加复杂。形势未许乐观，所以择生先生这一句话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但是难以回答。我只笑着含糊说道：“拖延下去总不是好办法。”他默然不作声，又去翻他的书，忽然又以他惯有的爽朗姿态将书一拍说道：“不是往前进，现在的情形也站不久。可是，同志们还欠努力！”这所谓“往前进”，后来明朗化起来，就是军事上的北伐。

    那时候，择生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是一个军人，然而好学，他喜欢自称是一个军人，他的言语举止都有军人气概，然而他是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军人。他那时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我深为军校的学生庆幸。

    三月杪，我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这已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以后，“广东这局面”在一度决荡以后终于要在矛盾中求解决，不久，国民革命军就北伐了。

    第二年正月初，我从上海到武汉，于是在武昌的总政治部内又见到了择生先生。那时他是武汉的一个中心人物，自然忙得不可开交。他不知道我的工作早已定了，见面后就说：“人少，工作分配不开；你自己去看看，哪一项工作你合式。”我对他说，我已经在弄一个报。他就说：“办报很好，革命军日报正要大大革新一下。”我再告诉他，我在编《民国日报》，××连军校的书也不能教了。于是他把铅笔敲了两下桌子说：“我正有一个工作计划，部外的同志也要找几位来帮忙，回头我们再谈罢。”这“工作计划”就是总政治部内设一个研究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特种委员会，他把我也当作一名委员，可实在，我对于这问题太是外行。这个委员会很快成立，开了几次会，他都来主持，但不久，他上前线去了，这委员会无形中就停顿了。

    此后，武汉局面变化，邓先生也出国。到一九三一年年底，我在上海听得了他被害的消息，有好几天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106]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忆冼星海[107]

    和冼星海[108]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冼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伕，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象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呵！“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噩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109]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雨天论英雄，唏嘘忆辛亥[110]

    历史上有一些人，每每喜以前代的大人物自喻。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野心家亚历山大，后来凯撒就一心要比他。而拿破仑呢，又思步武凯撒的遗规。从拿翁手里掉下来的马鞭子，实在早已朽腐不堪，可是还有一个蹩脚的学画不成的希特勒，硬要再演一次命定的悲喜剧。亚历山大的雄图，到凯撒手里已经缩小，但若谓亚历山大的射手曾经将古希腊的文化带给了当时欧亚非的半开化部落，则凯撒的骁骑至少也曾使不列颠岛的野蛮人沐浴了古罗马文化的荣光。便是那位又把凯撒的雄图缩小了的拿翁罢，他的个人野心是被莫斯科的大火和欧俄的冰雪，烧的烧光，冻的冻僵了，虽然和亚历山大、凯撒相比，他十足是个失败的英雄，但是他的禁卫军又何尝不将法兰西人民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法兰西大革命的理想，带给了当时尚在封建领主压迫下的欧洲人民？“拿破仑的风暴”固然有破坏性，然而，若论历史上的功罪，则当时欧洲的自中世纪传来的封建大垃圾堆，不也亏有这“拿破仑的风暴”而被摧毁荡涤了么？即以拿翁的个人作为而言，他的《拿破仑法典》[111]成为后来欧陆“民法”的基础；他在侵俄行程中还留心着巴黎的文化活动；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星期，然而即在此短暂的时间，他也曾奠定了法兰西戏院的始基，这一个戏院的规模又成为欧陆其他戏院的范本。拿破仑以“共和国”的炮兵队长起家，而以帝制告终。他这一生，我们并不赞许——不，宁以为他这一生足使后来的神奸巨猾知所炯戒；然而，我们也不能抹煞他的失败了的雄图，曾在欧洲历史上起了前进的作用。无论他的主观企图如何，客观上他没有使历史的车轮倒退，而是推它前进一步。拿破仑是失败了，但不失为一个英雄！从这上头看来，希特勒连拿翁脚底的泥也不如。他的装甲师团，横扫了欧洲十四国，然而他带给欧洲人民的是些什么？是中世纪的黑暗，是瘟疫性的破坏，是梅毒一样的道德堕落！他的猪爪践踏了苏维埃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花园，他所得的是什么？是日耳曼人千万的白骨与更多的孤儿寡妇！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而他的根本不配成为“失败的英雄”不也是注定了的？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与“汉武”并称，而今褒汉武而贬秦始，已是听烂了的老调，但是平心论之，秦始皇未尝不替中华民族做了几桩不朽的大事。且不说“同文书”为一件大事。即以典章法制而言，汉亦不能不“因”秦制。焚书坑儒之说，实际如何，难以究诘，但博士官保存且研究战国各派学术思想，却也是事实。秦始与汉武同样施行了一种文化思想的统制政策，秦之博士官虽已非复战国时代公开讲学，但各派学术却一视同仁，可以在“中央的研究机关”中得一苟延残喘的机会。汉武却连这一点机会也不给了，而且定儒家为一尊，根本不许人家另有所研究。从这一点说来，我虽不喜李斯，却尤其憎恶董仲舒！李斯尚不失为一个懂得时代趋向的法家，董仲舒却是一个儒冠儒服的方士！然而“东门黄犬”，学李斯的人是没有了，想学董仲舒的却至今不绝！我有个未成熟的意见，以为秦始和汉武之世，中国的社会经济都具备了开展一个新纪元的条件，然而都被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破坏；不过前者尚属无意，后者却是有计划的。秦在战国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统一了天下，故分土制之取消，实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趋向，然而为了子孙万世之业计，却采取了“大秦主义”的民族政策，把六国的“富豪”迁徙到关内，就为的要巩固“中央”的经济基础，但同时可就把各地的经济中心破坏了。结果，六国之后代，仍可利用农民起义而共覆秦廷，而在战国末期颇见发展的商业资本势力却受了摧残了。秦始并未采取什么抑制商人的行动，但客观上他还是破坏了商业资本的发达。至于汉朝，则一开始就厉行“商贾之禁”。但是“太平”日子久了，商业资本还是要抬头的。到了武帝的时候，盐铁大贾居然拥有原料、生产工具与运输工具，俨然具有资产阶级的雏形。当时封建贵族感到的威胁之严重，自不难想象。然而“平准”“均输”制度，虽对老百姓并无好处，对于商人阶级实为一种压迫；盐铁国营政策更动摇了商人阶级中的巨头。及至“算缗钱”，一时商人破产者数十万户，蓬蓬勃勃的商业资本势力遂一蹶不振。这时候董仲舒的孔门哲学也“创造”完成，奠定了“思想一尊”的局面。

    当然，以上只是论及历史上的功过。如在今世，则秦始皇和汉武帝那一套，同样不是我们所需要，正如拿破仑虽较希特勒为英雄，而拿破仑的鬼魂却永远不能复活了。

    辛亥年的上半年，我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放暑假以前，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剪辫运动也波及到这个学校。同学之中剪去了两三对辫子。为什么是“对”呢？因为那时辫子的剪掉是两人一对的“你剪我也剪”的比赛或打赌的方式完成了的。所以不剪则已，剪必成对。

    那时我们并未尝闻革命大义。中国革命运动史上，轰轰烈烈的几次失败的起义，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对于辫子的感悟却不好，我们都知道这是“做奴隶的标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各中学的剪辫子风潮，大概就是下半年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吧。

    那年暑假后，我就转入嘉兴府中学读书了。以我所经历的三个中学而言（最后我还进过杭州的安定中学），那时的嘉兴府中学算是民主空气最浓厚的。师生之间，下了课堂便时常谈谈笑笑，有时亦上街吃点心，饮茶。

    不久以后，使我们兴奋得很的事情发生了，便是武昌起义，虽然我们那时糊涂得可笑，只知有“革命”二字，连得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最起码的常识也没有，然而武昌起义的消息把我们兴奋的不得了。我们无条件的拥护革命，毫无犹豫地相信革命一定会马上成功。革命军胜利的消息，我们无条件相信；革命军挫败的消息，我们说一定是造谣。为什么我们会那样盲目深信？我们并不是依据了什么理论，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我们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为我们目击身受满清政府政治的腐败，民众生活的痛苦，使我们深信这样贪污腐化专横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这一个真理，我将永远深信！

    不久，学校放假，这是临时假。我们几个同乡的一回到家乡，就居然以深通当前革命情势的姿态，逢人乱吹，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来了。

    大概阴历十一月中，大局已定，嘉兴府中学又重复开学。再到校上课时，老教员已经走了大半，新来的学监又说要整顿校风，师生之间的民主空气大不如前，终于在寒假大考以后，我们几个“不安分”的同学，在校里也起了一次小小革命——毫无原则，专和那位学监捣乱一场，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从此我们也被革出这嘉兴府中学。

    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尚历历如在目前。那时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当真浅薄得可笑，然而或许也还幼稚得可爱罢？于今又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中，旧侣星散，早已音问久断，然而我相信三十多年中的几次大变革，当亦是同样的经过来的吧。自然，各人的感应不能像三十多年前那次那样相同的了。

    这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有一朝，我们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再作这回忆，我想，这也不会很远的罢？然而，能以愉快的心情，来热烈庆祝这大节日的恐怕是我们下一代的儿孙。在我们这一代，恐怕笑颜之下总不免有辛酸；为的我们是从血泊中来，我们亲眼看见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流的血，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回忆之一页[112]

    这是香港战争以后我们第四次搬家。

    我们本来住在东区的半山，战事一发生，就往山下搬，但仍在东区；战事将近结束时，我们又搬到中区，战事结束后第一周，我们第三次搬家，仍在中区；现在第四次却搬到西区，而且在坡上，相当高，可以说又在半山。

    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全盛时代俨然是“八口之家”。后来搬一次缩小一次，现在只剩我们夫妇俩和Y君（他是帮助我们解决若干困难的，所以“命定的”要作为我们这“小家庭”之一员了），在一个没有太阳的下午，走上了这西区的高台。

    二房东是一个宁波人，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和我们攀了大同乡，倒也十分亲热。我们租的是他家的一间后房，家具就借用他的，仅得一张大床，只好有屈Y君暂打地铺。

    这时候，西区算是岛上比较“太平”的一角，二房东颇以此“自傲”。他这家庭，大小共计五六口，战前生活想来也还优裕，一些中产之家所必有的生活点缀品，例如留声机、麻雀牌之类，应有尽有。当然也有一架无线电收音机，不过这位懂事的家长早已把它收藏得好好的。第一次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家长得意洋洋地描写战争初期四环一带挨了对海来的炮火，所有的人家如何惊惶失措，纷纷逃避，而他自己如何镇静，“以不变应万变”；回头对他的年轻的太太看了一眼，继续说：

    “那几天，左邻右舍都逃光了，我们住在这里自然害怕，可是，逢到这种乱世，别的全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运气。你要是额角不亮，逃来逃去都会碰到晦气，况且，香港是一定守不长久的。英国人最会见机行事。香港又是一个海岛，小小弹丸之地，你逃来逃去都会吃到炮弹，何必多此一举。”

    “他们逃的都吃了苦头了，”那位房东太太也接口说，“带出去的东西丢光了且不用说，回来一看，家里的东西也被‘烂仔’（流氓）搬得精光。几天工夫，一个家就完了。”

    的的确确，这位二房东连一根筷子也不曾损失，而现在则又有意外的收入，他的得意，他的自负和自信——自负额角亮，自信见解高，都叫人肃然起敬，在他也是居之不疑。然而，美中不足，这位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却还有些忧虑。这是他那只饭碗是否保得住的问题。战争已经过去十天之久，可是他那“洋东”——大北电报公司，还没有恢复营业的征兆。

    “大北是丹商，”他不掩饰他的焦灼，“照理是不相干的，不过东洋人做事也就难说得很呢！”

    “难道东洋人不要电报局么？”他的太太又插嘴了，但显然，她这一问，并非为要得到回答；不但此也，他们夫妇间对于这一个问题大概已经讨论过不止一次了，而且大概早已有了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解答，然而仍旧不免随时冲口而出，且在陌生的“三房客”面前亦不自觉，无非因为她实在被这问题困扰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了。

    那位可敬的丈夫苦笑着不置一词。

    “东洋人办电报局就不要中国人么？”这一句是愤愤然吐出来的，因而它的目的与其说是“质疑”，还不如说它是“控诉”。

    “当然要。”我忍不住笑了笑说，同时也很“佩服”这位女房东的坦白而痛快。

    “反正是在外国人手底下做事呵，大北是丹麦人，……”二房东先生有点感慨似的表示了他的意见，自然，这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妙用了。

    二房东先生曾经夸耀的所谓西环的“治安”，到晚上便有事实上的表现。

    因为没有电灯，我们厉行“日入而息”。战争早已把我的失眠症医好，每夜都能酣眠。但是这一夜我有了梦，梦在辽远的故乡，躬逢着什么热闹场面，可又看不见热闹者何事，只听得锣声锽锽然，断断续续，一阵慢，一阵急。终于我从梦中出来了，锽锽然的锣声却仍在耳畔，忽然发觉床上只我一人，于是意识骤然清醒，抬头一看，床头那对玻璃窗变成了银幕，一个人影子赫然映在这上面。同时那锽锽然的声音也让我听清楚了，这不是锣而是搪瓷脸盆或者空火油箱，甚至也许是饼干箱和较大的汤盘，远远近近，此起彼落，好像在打招呼。这当儿，窗前的人影子也动了，并且还轻声说了三个字：“看不见。”

    听声音，我这才知道这是我的太太，可是她这话并非对我而发，她是告诉那睡在楼板上的Y君的。

    我忍不住开口了：“什么事？”

    似乎一惊，太太的影子离开了窗前。接着是轻声的说明：原来发生了抢劫，而这些丁丁冬冬的敲响是作为警报的。

    “抢了谁家呢？”我又问。

    回答依然是：“看不见。”

    我也起身朝窗外看。月光很好，对面的那排房子（地势比我们的更高），有一半浴在月光中，连那些玻璃窗后边的镂空花窗帏也都看得明明白白，咚咚当当敲打的声音从四面传来，似乎整个区域都在报警了，然而不见半个人影，也没听到有人声。

    “这真是新鲜的办法，”我一边在看，一边心里这样想，“好像大家都满足于这样的守望相卫的方式——各人守在自己家里拼命敲打洗脸盆之类，便觉得已经保证了安全。好像强盗就不过是些偷偷摸摸的老鼠，只要你表示并没睡得跟死人一样，他就不敢放肆了。”

    “没有事了罢！”Y君说，打着呵欠。

    我看那夜明小钟，才只有十点多。

    忽然镗镗的声音从楼下来了，而且很急。楼下住的是何等样的人家，我们不晓得；但他们既然像我们一样在那里静观（我猜想他们不会还在睡觉），而此时突来告警，总不见得是出于一时的高兴罢？我们正在迟疑，却不料楼下这镗镗之声不知怎地竟已爬到楼上。这是在前楼，而且是用了两种都能发音的器皿在互相敲击，一种是金属，另一种大概是瓷器。形势发展到这地步，可能的推论似乎只有一个：强盗之类确乎在威胁这区域，而现在这威胁已经蔓延到我们头上来了。

    Y君从地铺上坐了起来，而我也下了床，可是我的太太摇手示意，我们就暂时不动。太太悄悄地踅到房门边，开了门。前楼的敲击声，忽缓忽急，颇有节奏。太太从门里出去了。

    楼下的镗镗之声这时候消沉下去了，我断定了所有这楼下的以及前楼二房东的一番举动都是“奉行故事”，正像这整个区域的喧嚣一样。说来也许太不敬了，一句成语，这时候忽然浮上我的脑膜：“一犬吠影，众犬吠声。”想来不但我们楼下的芳邻和前楼的二房东，甚至整个区域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吠声”的罢？而这时候，太太又踅进房内来了。

    “没有事罢？”我随口问了一句。

    “莫名其妙，”太太回答，“他们敲得那么起劲的，也是莫名其妙，不过这是大家约好了的，一家敲了，大家都得敲。”

    这一夜的咚咚锽锽之声究竟到什么时候完全停止，请恕我荒唐，实在说不上来了。我只记得又睡下一觉醒来时，还听得这一种“音乐”若远若近，依然在那里“唱和”。而在这奇妙的“唱和”声中，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由于好奇，更由于有闲，一遇机会，我就打听昨夜的告警，到底“所为何事”？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原来百分之百都是“吠声”者，简直没有谁说他见了什么影子。

    于是我理解了二房东所称，此地“治安”有保证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了。这保证不是别的，而是夜行者引吭高歌以自壮胆的办法，然而那可敬的二房东却郑重其事对我说：

    “东洋人有命令，准许我们遭到抢劫就敲锣——敲洋油箱也行；报纸上登过。”

    “那是想吓退强盗罢？”

    “不是。报纸上说，这是告诉查夜的东洋兵有了强盗了，东洋兵捉强盗也还认真。”

    “捉过了没有呢？”我好奇地再问。

    “捉过，捉过。”二房东急口说，指手画脚地举了不少证据，例如附近的一个防空洞内藏着“烂仔”，东洋兵曾经去搜捕，而在马路上白昼行劫的，也触过“霉头”。

    “这都不是在夜里呀！”我笑着说。

    二房东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意若曰：你这人何其拘泥不化！

    “可是我告诉你，在湾仔一带，晚上敲门进去抢劫奸淫的，虽然也有‘烂仔’，然而大多数却是伪军和东洋兵。”

    我这句话简直把二房东吓得什么似的，他瞪大了眼睛，一言不发。为什么他这样吃惊，我实在不明白。湾仔一带的情况，他应该早有所闻。如果他当真未之前闻，那我这一下，造孽可真不小；我把他的“鸵鸟精神”破坏了。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113]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像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期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邹韬奋和《大众生活》[114]

    韬奋生前常说，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当然最好是能够办报。在反动统治下，办进步刊物是一定要受到迫害的，韬奋就是在重重的迫害下办刊物而坚持到底的一人。

    他主编的最后的一个期刊就是《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大众生活》对于当时的南洋华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策划和领导之下，相当数量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压迫愈来愈严厉的重庆“疏散”出去，建立分散的文化据点。到香港的一批以韬奋为中心，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办报办刊物。如果由韬奋出名来办报，恐怕是通不过香港政府这一关的，因而只好办周刊。

    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还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例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因而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但即使找到了那样一位，能不能通过，据说也很少把握。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个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115]，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出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于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一个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坚持到香港沦陷然后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从这件事，也可见韬奋的为祖国为人民的长期奋斗的精神和毅力，在一般人中间（而曹先生是其中之一）建立了如何高的威信！

    办刊物既有眉目，韬奋立刻以他那一贯的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开始工作。他要求在两星期后出版创刊号，那就是说，一星期后就必须将创刊号的稿件发排。他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可是参加编委会的朋友们都是另有工作的，他们对于韬奋的帮助只能是：每星期开会一次，决定下一期刊物的主要内容，并在这范围内担任写稿一篇，或者是负责向编委以外的朋友拉一篇那一期刊物所需要的稿。韬奋必须自己做的，就有下列的一大堆事情：每个在卷首的社评，那是有一定的篇幅的，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到刊物的整个编排的计划性；审阅来稿（包括特约稿和外来的投稿）；给读者的来信作“简复”，这是刊物的很重要的一栏，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固然赖此一栏，而尤其重要的，是借这一栏发表一些还不宜于用其他方式（例如短评等等）来发表的主张或批评。不曾在那种环境下办过刊物的人不会了解“简复”读者来信这工作在彼时彼地是怎样重要而且又是怎样地不简单。韬奋常说：他花在“简复”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得多。

    在那时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办这么一个周刊，其困难有非今天的没有那种经验的年轻朋友所能想象。《大众生活》之所以得以出版，并且在短促的时期内出版，不能不归功于韬奋的毅力和勤奋。当时在香港的朋友们中间颇有几位是办过刊物的，当听说刊物要在一星期内从无到有，都感觉期限太促，然而韬奋那种说干就干、勇往直前的精神，把大家振奋起来了。韬奋是对的。那时候，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很宝贵，不能白白过去。那时候，如果迟疑拖延，则夜长梦多，刊物也许会因特务分子的破坏而终于不能出世。如果不把这些特殊情况加以充分的估计，而轻率地武断地以为韬奋就是“性急”（有人是这样看他的，而他自己也这样自讼），是“顾前不顾后”，或者，因而给他一个“急躁冒进”的帽子，那是全无是处的。

    恰恰相反，我倒觉得韬奋的疾恶如仇、说干就干、充满信心、极端负责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至于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的如何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从韬奋身上，又一度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的旧民主主义者，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会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中外皆然；这已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〇年春，我在日本作亡命客。事隔半个世纪。当时在日本的见闻，大部分记不起来了。而且，为维持自己的日本的生活以及仍在上海的家的开销，不能不埋首写作，投向国内的报刊，取得稿费。因此，就没有时间游览，借此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

    但是，有一二件事，在我的尘封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姑且写出来以为纪念。

    我初到日本时，住在东京的一个旅馆。但在神户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就有一个穿洋服的日本人（那时一般日本人都穿和服）用英语和我攀谈，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但有一句话却使我惊异，他说：“我久仰你的大名。”我到日本用的假名是方保宗，而此人却说“久仰大名”，真把我弄糊涂了。我当时不置可否，就顾左右而言它。到东京住了旅馆，刚把行李安置好，这个日本人又来拜访了，说了些客套话后，忽然说：“你的真名是沈雁冰，笔名是茅盾，是个有名的革命党和作家，我个人是十分钦佩你的。”这时，我才明白在火车里第一次他来和我攀谈时说的“久仰大名”这句话的意义了。当时我猜想他也许是日本的共产党员，但也不与深谈，只谦虚几句又把话头转到一般的客套。这个日本人刚走，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国人（我那时穿的是洋服），叩门而进，一看，是熟人，陈启修，“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央日报》的主笔，那时我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因是“同行”，常常来往。他本来是留学日本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开门见山说：“我也住在这旅馆，你如果有事要和旅馆老板或下女打交道，我来当翻译。”他又悄悄地说：“刚才来拜访你的那个日本人是特高，专门调查流亡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行动。你出去买东西、访朋友，都有人盯梢。”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日本人对我如此之“殷勤”之所以然。陈启修又说：“我改名陈豹隐，特高也知道我的底细，也常来。不过，我到日本也是避难，不搞政治活动，随他们怎样调查罢。”我问他：“你为什么也要避难。”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并没通缉他，何“难”须避？他笑了笑道：“在汉口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们骂我是顾孟余[116]的走狗，然而顾孟余并没以走狗看待我。”这是指夏斗寅叛变[117]时，陈见顾询问局势如何，那时顾已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预备逃走，却对陈说，夏斗寅不堪一击，武汉安如泰山。陈慨然说：“从那时起，我知道顾孟余早就不信任我，我也开始不信任顾孟余了。现在很难说，他们也许还把我当作共产党员，所以我还是要避难，安全一些。”在和陈的谈话中，知道他来日本已半年多，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一篇名曰《酱色的心》，即以为小说集的总称。他送我一本，说请“指教”。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位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竟然也写小说。”他苦笑道：“聊以消闲。《酱色的心》，指武汉时代你我都认识的某些人，也指我自己。红黑混合谓之酱色。某些人之所以为酱色是当时完全红透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为酱色，是现在全黑的人们对我的看法。好罢，我就坦然受之，作为小说的题目。”

    那时东京的银座有夜市。这是道旁的地摊。就在人行道上铺一方油布或者粗布，最简陋者竟是几张报纸，摆开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地摊的主人就坐在这些货品中间，高声叫卖。货品有家用什物，儿童玩具，乃至旧书，日文的，英、法、德文的，还有中文的。这些摊位有大有小，据说要上税，按其摊位之大小，税亦多寡不一。运气好的做成几注生意；运气坏的，没有成交，那就不但白赔了数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叫卖，也白赔了税。我每次去逛夜市，看到冒着冷冽的夜风，坚持到午夜，以博蝇头微利的人，就想到这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就在这豪华的银座，一边有高贵的咖啡室、舞厅，一边却有这些可怜的摊贩，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现么？

    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还不止于此。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风化警察强奸了一个咖啡店的女侍者。什么叫“风化警察”呢？原来是专门维持风化的特种警察，专门在公园，在什么神社的院子里，查看有没有一对儿在作“有伤风化”的事。这恐怕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罢？输入而且模仿西方文明的日本毕竟还有“东方”的特色。因为，在日本那时，“恋爱”是自由的，但“野合”是犯法的。风化警察看到有“野合”的一对，就要带这一对到警署，查问地址、职业，是否各有所属，或者已订婚而尚未嫁娶，或者是先行交易然后再论嫁娶。总之，麻烦得很，警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判拘押几天或罚款若干。这里所讲风化警察强奸了咖啡馆女侍者的事，出在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风化”警察特别忠于职守，经常整夜到处巡逻，维持“风化”。有一次，他在午夜三点钟街头既已人静，公园、神社内连人影也没有的时候，闯进一家已经打烊的咖啡店查看有没有人在干那有伤“风化”的事。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咖啡店楼上发现了并头睡觉的一对儿。女的是该店的侍者，男的不知何许人。这被发现了的一对儿申述了许多理由，又苦苦哀求，但“风化”警察是只认识“风化”，不知有“人情”的。他不问如何，命令这一对儿离开那咖啡店，说要带到“本署”去。可是到了半路上，这位“风化”警察改变了主意，说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这样拆开了后，他自己就来扮演那已走的“男的”，当他的大嘴巴贴到女的脸上时，就挨了清脆的一掌，女的也转身跑了，“风化”警察却不肯罢休，追到一个小学的操场前，追上了，他发疯似的把女的拖进操场，就在那里强奸了她。这位“风化”警察努力要使女的“保守秘密”，但是无效，第二天，这个咖啡店女侍者告到警察署，自然也被报馆里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没有把强奸犯拘押起来的警署长官为了平息“舆论”，对各报记者说：“M是这里的模范警察。这回的失态，也许是一时的错误，然而为纪律计，我们觉得还是罚他的好，却不必张扬其事。我们已将他解职。”

    这件事，引起了我这样的感想：把一个人的职业派定为专门查问男女间的“秽亵”，事实上是引诱这个人去做“有伤风化”的事，但却美化此职业的名称曰“维持风化”，这真是对于人的本能的嘲弄，怎能怨得他不“失态”。这也是只有文明社会统治者们才会想出来的“法律”。

    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春，我移居京都，火车中照例碰见那个特高，到京都住定后，也经常有特高登门拜访，不过另是一个人了。我移居京都，因为老友杨氏夫妇[118]及高氏兄弟等其他一些朋友都早已住在京都，熟人多，热闹些；而且也因为京都生活费用便宜。杨氏夫妇和其他朋友不住旅馆而住日本人出租的房子，这要比住旅馆便宜。是在郊外，面临小池，一排三四间，高氏兄弟住了两间，我就和他们做邻居。房东住在就近一间稍大的屋子。此地不临马路，门前池旁的小道，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出来散步。不久，一个日本人和他的年轻美貌的妻子，来住了这排房子的第四间，也和我们做了邻居。男的约有四十岁，瘦瘠苍老，狭长脸，和尚头。这里环境幽静，远处有一带山峰，入夜，这山峰的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有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我遥望这些灯火，每每引起缥缈的想象。

    这新来的一对邻居，每天一早，丈夫就出去工作了，到天黑后好久才回来。那位美貌年轻的妻子每天一早扫自己门前的路，也连带扫我们门前的路。因为我们不善日语，只有含笑对她点头，表示谢意。白天，这位芳邻坐在自家门前的木板上，悄悄地，望着远处沉思。我们私下议论，以为她的心境是寂寞的。而且日子稍久，更证明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因为，每逢卖豆腐的小贩推着小车来到时，她买了豆腐后便絮絮地和他闲谈。有时长达半小时。她也乘我们在小道上散步时做手势表示她的对我们友好的情绪，可惜语言不通，彼此只能做手势。我现在想起来，这位幽娴、善良的日本少妇的面目还宛在目前。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轻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连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齐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附注〕因为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对于五十年前的日本风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吝赐教。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于北京

    乡村杂景[119]

    人到了乡下便像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似的。

    从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许多，松喷喷的白云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轻轻飘着；大地伸展着无边的“夏绿”，好像更加平坦；远处有一簇树，矮矮地蹲在绿野中，却并不显得孤独；反射着太阳光的小河，靠着那些树旁边弯弯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泊着一条“赤膊船”。

    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嘻开着笑嘴老在你门外徘徊——不，老实是“排闼直入”，蹲在你案头了。

    住在都市的时候到公园里去走走，你也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树，你也会暂时觉得这天，这云，这树，比起三层楼窗洞里所见的天的一角，云的一抹，树的尖顶确实是更近于“自然”；那时候，你也会暂时感到“大自然”张开了两臂在拥抱你了。但不知怎地，总也时时会感到这都市公园内所见的“大自然”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是“人工的”——比方说，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里“稻香村”的田园风光是“人工的”一般。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可以说有点爱乡村罢？

    不错，有一点。并不是把乡村当作不动不变的“世外桃源”所以我爱。也不是因为都市“丑恶”。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的。我爱的，是乡村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不像都市那样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乡村是沉着的，执拗的，起步虽慢可是坚定的——而这，我称之为“泥土气息”。

    让我们再回到农村的风景罢——

    这里，绿油油的田野中间又有发亮的铁轨，从东方天边来，笔直的向西去，远得很，远得很；就好像是巨灵神在绿野里画的一条墨线。每天早晚两次，机关车拖着一长列的车厢，像爬虫似的在这里走过。说像爬虫，可一点也不过分冤枉了这家伙。你在大都市车站的月台上，听得“喈”——的一声歇斯底里的口笛，立刻满月台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乱推乱撞，而于是，在隆隆的震响中，“这家伙”喘着大气冲来了，那时你觉得它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辽阔的田野中，凭着短窗远远地看去，它就像爬虫，怪妩媚地爬着，爬着，直到天边看不见，消失在绿野中。

    晚间，这家伙按着钟点经过时，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条身上有磷光的黑虫，爬得更慢了，你会代替它心焦。

    还有那天空的“铁鸟”，一天也有一次飞过。像一个尖嘴姑娘似的，还没见她的身影儿就听得她那吵闹的噪音，飞的不很高，翅膀和尾巴看去都很分明。它来的时候总在上午，乡下人的平屋顶刚刚袅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铁甲似的“蒲包衣”[120]，在田里工作的乡下人偶然也翘头望一会儿，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们当然不会领受那“铁鸟”的好处，而且他们现在也还没吃过这“铁鸟”的亏。他们对于它淡漠得很，正像他们对于那“爬虫”。

    他们憎恨的，倒是那小河里的实在可怜相的小火轮。这应该说是一“伙”了，因为有烧煤的小火轮，也有柴油轮——乡下人叫作“洋油轮船”，每天经过这小河，相隔二三小时就听得那小石桥边有吱吱的汽管叫声。这小火轮的一家门[121]，放在大都市的码头上，谁也看它们不起。可是在乡下，它们就是恶霸。它们轧轧地经过那条小河的时候总要卷起两道浪头，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这所谓“浪头”，自然是小可怜，不过半尺许高而已，可是它们一天几次冲打那泥岸，已经使岸那边的稻田感受威胁。大水的年头儿，河水快与岸平，小火轮一过，河水就会灌进田里。就因这一点，乡下人和小火轮及其堂兄弟柴油轮成了对头。

    小石桥迤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轮船到石桥口就要叫一声，仿佛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桥上就会看见小轮屁股后那两道白浪泛到齐岸半寸。要是那小轮是烧煤的，那它沿路还要撒下许多黑屎，把河床一点一点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成就要了这一带的乡下人的命。乡下人憎恨小火轮不是盲目的没有理由的。

    沿着铁轨来的“爬虫”怎样像蚊子的尖针似的嘴巴吮吸了农村的血，乡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铁鸟”目前和乡村是无害亦无利；剩下来，只有小火轮一家门直接害了乡下人，就好比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他们也知道对付那水里的“土劣”的方法是开浚河道，但开河要抽捐，纳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开不开却是官府的事。

    刚才我不是说小石桥西首的河身特别窄么？在内地，往往隔开一个山头或是一条河就是另一个世界。这里的河身那么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边出产“土强盗”。这也是非常可怜相的“土强盗”，没有枪，只有锄头和菜刀。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军师”。这“军师”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小的泥菩萨。

    这些“土强盗”不过十来人一帮。他们每逢要“开市”，大家就围住了这位泥菩萨军师磕头膜拜，嘴里念着他们的“经”，有时还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样。末了，“土强盗”伙里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萨军师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东南方有利”，于是大家就到东南方。“代言人”负了那泥菩萨到一家乡下人的门前，说“是了”，他的同伴们就动手。这家被光顾的人家照例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会有的，“土强盗”自然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绑票。住在都市里的人一听说“绑票”就会想到那是一辆汽车，车里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枪，疾风似的攫住了目的物就闪电似的走了。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乡下“土”绑票却完全不同。他们从容得很。他们还有“仪式”。他们一进了“泥菩萨军师”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负着泥菩萨的“代言人”就站在门角里，脸对着墙，立刻把菩萨解下来供在墙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钟的停顿。直到同伴们已经绑得了人，然后他再把泥菩萨负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绑的人家筹得了两块钱，就可以把肉票赎回。

    据说这一宗派的“土”绑匪发源于温台[122]，可是现在似乎别处也有了。而他们也有他们的“哲学”。他们说，偷一条牛还不如绑一个人便当。牛使牛性的时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却不会那么顽强抵抗。

    真是多么可怜相，然而妩媚的绑匪呵？

    故乡杂记[123]·一封信

    年轻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124]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轻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的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上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125]和《烧饼歌》[126]，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惟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127]或袁天罡，李淳风罢[128]？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他妈的！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129]，《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扑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中国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其眼镜而瓜皮其帽。他架起了腿，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的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崛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香市[130]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

    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但赏鉴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

    “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于是我又得机会重温儿时的旧梦，我很高兴地同三位堂妹子（她们运气不好，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赶那香市去。

    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社庙前虽然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但那空气似乎很阴惨。居然有锣鼓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单调。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一切都不像我儿时所见的香市了！

    那么姑且到惟一的锣鼓响的地方去看一看罢。我以为这锣鼓响的是什么变把戏的，一定也是瘪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这是“南洋武术班”，上海的《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不是无名的“江湖班”。然而他们只售票价十六枚铜元。

    看客却也很少，不满二百（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术班的人们好像有点失望，但仍认真地表演了预告中的五六套：马戏，穿剑门，穿火门，走铅丝，大力士……他们说：“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把式不敢马虎——”他们三条船上男女老小总共有三十个！

    在我看来，这所谓“南洋武术班”的几套把式比起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卖膏药的玩意来，委实是好看得多了。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有二百来看客。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

    后来我知道，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这“香市”的主动者；他们想借此吸引游客“振兴”市面，他们打算从农民的干瘪的袋里榨出几文来。可是他们这计划失败了！

    旧账簿[131]

    去年有一位乡先辈发愿修“志”。我们那里本来有一部旧志，是乾隆年间一位在我乡做官的人修的。他是外路人，而且“公余”纂修，心力不专，当然不免有些不尽不备。但这是我乡第一部“志”。

    这一回，要补修了，经费呢，不用说，那位乡先辈独力担任；可是他老先生事情忙得很，只能在体裁方面总其成，在稿子的最后决定时下一判断，事实上的调查搜集以及初稿的编辑，他都委托了几个朋友。

    是在体例的厘订时，他老先生最费苦心。他披览各地新修的县志镇志，参考它们的体例；他又尽可能的和各“志”的纂修者当面讨论；他为此请过十几次的客。

    有一次请客，主要的“贵宾”是一位道貌岸然，长胡子的金老先生。他是我们邻镇的老辈，他修过他自己家乡的“志”——一部在近来新修的志书中要算顶完备的镇志。他有许多好意见。记得其中之一是他以为“镇志”中也可有“赋税”一门，备载历年赋税之轻重，而“物价”一项，虽未便专立一门，却应在有关各门中特别注意；例如在“农产”，顶好能够调查了历来农产物价格之涨落，列为详表，在“工业”门，亦复如此。

    老先生的意见，没有人不赞成。但是怎样找到那些材料呢？这是个问题。老先生捻须微笑道：“这儿，几十年的旧账簿就有用处。”

    从那一顿饭以后，我常常想起了我小时看见的我家后楼上一木箱的陈年旧账簿。这些旧账簿，不晓得因何因缘，一直保存下来，十岁时的我，还常常去翻那些厚本子的后边的空白纸页，撕下来做算草。但现在，我可以断定，这一木箱的陈年旧账簿早已没有了。是烧了呢，或是“换了糖”？我记不清。总之，在二十年前，它们的命运早已告终。而我也早已忘记我家曾经有过那么一份不值钱的“古董”。

    现在经那位金老先生一句话，我就宛然记得那一厚本一厚本的旧账簿不但供给过我的算草稿，还被我搬来搬去当作垫脚砖，当我要找书橱顶上一格的木板旧小说的时候；那时候，我想不到这些“垫脚砖”就是——不，应该说不但是我家“家乘”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镇志”的一部分。

    实在的，要晓得我们祖父的祖父曾经怎样生活着，最能告诉我们真实消息的，恐怕无过于陈年的旧账簿！

    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也无非是一种“陈年旧账簿”。但可惜这上头，“虚账”[132]和“花账”太多！

    我们又知道我们读这所谓“历史”的陈年旧账簿得有“眼光”。不但得有“眼光”，而且也得有正确的“读法”。正像那位金老先生有他的对于“陈年旧账簿”的正确的“看法”一样。

    在这里，我就想起了我所认识的一位乡亲对于他家的一叠“陈年旧账簿”的态度。

    这一位乡亲，现在是颇潦倒了，但从前，他家也着实过得去，证据就在他家有几十年的“陈年旧账簿”——等身高的一叠儿。他的父亲把亲手写的最后一本账簿放在祖传的那一堆儿的顶上，郑重地移交给他——那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他呢，从老子手里接收了那“宝贝”以后，也每年加上一本新的，厚厚的一本儿。那时候，他也着实过得去。可是近几年来就不同了。证据就在他近年来亲手写的账簿愈来愈薄，前年他叹气对人说：“只有五十张纸了！”说不定他今年的账簿只要二十张纸。

    然而他对于“陈年旧账簿”的态度一贯的没有改变。不，——应该说，他的境遇愈窘则他对于他那祖传的“陈年旧账簿”的一贯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更加顽强。例如：三五年前他还没十分潦倒的时候，听得人家谈起了张家讨媳妇花多少，李家嫁女儿花多少，他还不过轻轻一笑道：“从前我们祖老太爷办五姑姑喜事的时候，也用到了李家那个数目，先严大婚，花的比张家还要多些：这都有旧账簿可查！然而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油条只卖三文钱一根！”从前年起，他就不能够那么轻轻一笑了事了。前天大年夜，米店的伙计在他家里坐索十三元八角的米账的时候，他就满脸青筋直爆，发疯似的跳进跳出嚷道：“说是宕过了年，灯节边一定付清，你不相信么？你不相信我家么？我们家，祖上传来旧账簿一叠，你去看看，哪一年不是动千动万的大进出！我肯赖掉你这十三元八角么？笑话，笑话！”他当真捧了一大堆的“陈年旧账簿”出来叫那米店伙计“亲自过目”。据说，那一个大年夜他就恭恭敬敬温读了那些“陈年旧账簿”一夜。他感激得掉下眼泪来，只喃喃地自言自语着：“祖上哪一年不是动千动万的进出……镇上那些暴发户谁家拿得出这样一大堆的旧账簿！哦，拿得出这样一大堆的几十年的旧账簿的人家，算来就只有三家：东街赵老伯，南街钱二哥，本街就只有我了！”他在他那祖传的“陈年旧账簿”中找得了自傲的确信。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温诵把他现在的“潦倒的痛疮”轻轻地揉得怪舒贴。

    这是对于“陈年旧账簿”的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对于那位乡亲的效用好像还不只是“挡债”，还不只是使他“精神上胜利”，揉平了现实的“潦倒的痛疮”。这种“看法”，据说还使他能够“心广体胖”，随遇而安。例如他的大少爷当小学教员，每月薪水十八元，年轻人不知好歹，每每要在老头子跟前吐那些更没有别的地方让他吐的“牢骚”；这当儿，做老子的就要“翻着旧账簿”说：“十八元一月，一年也有二百元呢；从前你的爹爹还是优贡呢，东街赵老伯家的祖老太爷请他去做西席，一年才一百二十呀！你不相信，查旧账簿！祖上亲笔写得有哪！”

    这当儿，我的乡亲就忘记了他那“旧账簿”也写着油条是三文钱一根！

    虽然照这位乡亲精密的计算，我们家乡只有三家人家“该得起”几十年的“陈年旧账簿”，但是我以为未必确实。差不多家家都有过“旧账簿”，所成问题者，年代久远的程度罢了。自然，像那位乡亲似的“宝贝”着而且“迷信”着“旧账簿”——甚至还夸耀着他有“那么一叠的旧账簿”的，实在很多；可是并不宝爱“旧账簿”，拿来当柴烧或者换了糖的，恐怕也不少。只是能够像上面说过的那位金老先生似的懂得“旧账簿”的真正用处的，却实在少得很呵！

    又有人说，那位乡亲对“旧账簿”的看法还是那位跟他一样有祖传一大叠“旧账簿”的东街“赵老伯”教导成的，虽然“赵老伯”自家的“新账簿”却一年一年加厚，——他自家并不每事“查旧账”而是自有他的“新账”。

    不过，这一层“传说”，我没有详细调查过，只好作为“悬案”了。

    老乡绅[133]

    “要是并没有所谓上帝，我们就得创造他一个！”

    ——福禄特尔[134]

    朋友！这是真桩实事，发生在×省×县×乡！

    那一天早上，东方红日初升，空气清爽。夜来有过阵头雨，街上青石板的凹陷处还是一个一个的水潭。积世老乡绅×老穿了件“结衫”，站在自己家门前的石阶上。一手捋着胡子，仰脸看天空的浮云，悠然自得，便是上八洞的神仙也不及他老人家清闲纳福。

    他老人家有一点古怪脾气；喜欢信口开河撒一点儿不伤脾胃的小谎。他哄得人家相信了，自家躲在旁边暗笑；他说这是顶好的延年秘诀。他是一位幽默家。

    这一天早上，他正在看天空的浮云，正正经经并没想到要撒谎的时候，忽然迎面来了一位忘年交，恭恭敬敬拱着手喊道：

    “×老！早呵！听说昨夜那个响雷劈开了东乡外的一株老槐树，哎，就是×桥边那株老槐树！”

    ×桥么？那是离镇有六里路的一座三洞大桥！突然×老的眼珠一翻，不假思索地脱口回答道：

    “这就对了！原来那孽畜的老窠竟在×桥的大槐树底下！”

    忘年交愕然看着×老的淡黄面孔，摸不着头脑。但是×老道貌岸然地自言自语接下去了：

    “哦！×桥到螺蛳滩，少说也有三十里路，这孽畜遭了雷火，还能够窜去那么远，厉害哟厉害！”

    忘年交现在听出眉目来了，赶快问道：

    “×老！那老槐树底下躲着妖精么？”

    “可不是！昨夜雷雨过后，螺蛳滩那边从天上掉落一条大蟒蛇来，身体比吊桶还粗，头像栲栳，死在田里，总有半亩地那么大；正不知道这孽畜从哪里来，却原来×桥边的老槐树是它的老家！小儿是常到×桥去的，惭愧得很，侥幸没有膏了它的馋吻。今儿它既然遭了天条，倒要走螺蛳滩一趟去看看明白。”

    “对呀，对呀！可是二十多里路，这样大热天，不是玩的！”

    忘年交一边说，一边拱手，就走开了。×老直望到不见了这位朋友的影子，这才回味过来似的独自哈哈笑着，也回家去了。

    到了午后，×老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照例踱到茶馆去的时候，他听得满茶馆纷纷谈论着螺蛳滩有一条极大的死蟒蛇。×老这才想起了今天早上弄的小狡狯，就忍住了笑，在旁边听他们讲。可是他渐渐收住了笑容，正正经经用心在听了。人家讲的多么细致！并且其中满头大汗的一位据说是刚去看了来的呀！

    “原来是真的么？”×老捋着胡子肚里想。他疑惑自己早上对那忘年交说的一番话确是有来历的了，他不相信自己会撒下那样一个谎了。

    于是在听完了以后，×老第一个站起来说道：

    “今天早上我也听说有这回事，我还以为是谣言哪！既然是真的，那倒不能不去看一下。”

    许多茶客都哄然附和。一群人拥出了那茶馆，就向镇西螺蛳滩那条路走去，×老是赶在前头的第一个。

    兰州杂碎[135]

    南方人一到兰州，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兰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内，“招待所”的大厅内，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做过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还把“招待所”的空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假期一满，就要出发，于是“招待所”的一间最大的客房，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旧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门窗，绿油的窗，红油的柱子，真辉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ka-ta-ka-ta地叫着。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的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下。这是含有多量碱质的苦水，虽清，却不中使。

    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省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了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正如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之可贵。

    然而在洪荒之世，甘肃省大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今之高原，昔为海底。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像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半边，滔滔滚滚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基，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这里的河面不算仄，十丈宽是有的，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但可惜，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因为是“非常时期”，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

    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所以没有鱼。不过，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冰冻如石。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算是高的，这样的“湟鱼”，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

    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兰州虽常有警报，却未被炸；兰州城不大，城内防空洞不多，城垣下则所在有之。但入口奇窄而向下，俯瞰宛如鼠穴。警报来时，居民大都跑避城外；城外群山环绕，但皆童山，人们坐山坡下，蚂蚁似的一堆一堆，老远就看见。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恼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一九四〇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毡的兰州城内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依着“中国人自有办法”的规律，一九四〇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更加飘飘然。不说俏皮话，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确有了若干“建设”：物证就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铺平了，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而尤其令人感谢的，电灯也居然像“电”灯了。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而这一双手，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在干，然而也在朝四面看看，不是那种一埋首就看见了自己的角色。[136]

    但所谓“繁荣”，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比方说，一九三九年的春天，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或者其他的化妆品，当然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货色之缺乏，却也显而易见。至于其他“洋货”，凡是带点奢侈性的，只有几家“百货店”方有存储，而且你要是嫌他们“货色不齐全”时，店员就宣告道：“再也没有了。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新货来不了！”但是隔了一年工夫，景象完全不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特别是玻璃杯，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则洋货之中，间或也有些土货。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自动铅笔，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何以故？因为“中国人自有办法”。

    为了谋战争时的自给，中国早就有了“工合”运动。“工合”在西北大概颇组织了些手工业。但是今天充斥了西北大小城市（不但是兰州）里的工业品，有多少是“工合”的出品呢？真是天晓得。大多数商人不知道有所谓“工合”，你如果问他们货从哪里来的，他们毫不犹豫地答道：“天津”或“上海”。这意思就是：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还有中国人办的工厂，所以这些工业品也就是中国货了。偶尔也有一二非常干练的老板，在上上下下打量你一番之后，便幽默地笑道：“咱们是批来的，人家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反正是那么一回事，非常时期吗，可不是？”

    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在路上时，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全部的缉私机构在他们的手里。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道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碰到零星的队伍，哪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

    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这也属于所谓“中国人自有办法”。

    地大物博的中国，理应事事不会没有“办法”，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有些事也应早有点“办法”。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水”。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又有一位农业家看中了兰州的水果，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有名的“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这种醉瓜，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但总之，并不比哈密瓜差。苹果、沙果、梨子，也都不坏。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不过，在此“非常时期”，大事正多，自然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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