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样的困惑？
中国企业家有些什么困惑呢？我认为，简单来讲，有这么几方面的困惑是让我们头痛的。
第一个困惑是速度的困惑。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高速发展，如果每年不能增长百分之几十，就不能算作成功，但高速发展也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这样的例子好多，像巨人、三株、爱多等等这些企业，在年增长百分之几百的情况下，几年以后都垮了。
第二个困惑是规模的困惑。企业不搞大不行，没有足够大块头不行，不涉足多个行业不行——后面我会讲好多理由，但是规模大了，经营多元化，企业也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第三个困惑是与政府关系上的困惑。中国的企业家不傍着政府不行的，没有政府的扶持是干不成事的，是不能发展的。但是傍着政府，又容易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用我们现在一个很时髦的词，就是变成了一个“托”，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最后企业仍然没有办法发展。
第四个困惑是家族管理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基本是都是家族化管理，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为纽带的控制。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不行。但是当企业家试探着迈出这一步，引入现代化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时，又缺乏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资产被偷窃，痛定思痛，最后发现“任人唯贤”还是不如“任人唯亲”，雇来的经理还是不如“自家人”值得信任，于是又要回到家族管理。
第五个困惑是利用资本市场上的困惑。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外部资金，不利用资本市场不行。但是企业家在走进资本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同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买股票的投资者常常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第六个困惑是有关游戏规则的困惑。中国的体制问题很多，政府管得太多，游戏规则不透明。如果企业家按照规则办事，循规蹈矩，合法经营，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更不用谈发展了。但是不按照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杀头坐牢的风险。所以有句话说“不违规等死，违规找死”。
第七个困惑是面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困惑。中国的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企业家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解放。加入WTO和经济的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的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摧残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在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他们困惑：加入WTO是好是坏？
在这七个困惑中，最根本的是后面五个，速度的困惑、规模的困惑可以解释为后面的几个困惑的表现，所以下面我集中谈这五个困惑。
二、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进入自由我们没有。审批制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办任何一个企业，甚至只是生产一种新品种的月饼，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据权威部门统计，仅中央部门的审批就有2000多条，生产一个锅炉就要得到40个“准许”。企业还没有出生，企业家就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政府部门。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就在北京办企业的程序做了一个总结，根据他们拿出的材料，要在北京办一个企业，走完所有的程序，在纸上写下来有5米长。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政府是企业最大的供应商。过去，政府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原材料有了市场，但政府对信贷资金仍然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筹集资金属于“非法集资”。
政府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好比说，我们好多的工程，都是政府作为业主进行招标，那你一定要满足它的需要。政府还进行好多的采购活动，比如说，大量的住宅是卖给政府机关的。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的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歧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范围。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企业，你想在湖南、河北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你很可能根本进不去。政府甚至可以规定老百姓只能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买那个企业的产品。在山西，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煤是不可能装上火车运出去的。
政府的政策在左右着我们企业的未来。处理风险是企业家的天职，但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而非市场风险。中国企业的失败，源于政策变化的远远多于源于市场变化的。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更为基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特别喜欢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的原因，而就我所知，外国的企业家根本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出席这些无聊的会议。不难理解，在中国，最受企业青睐的学者不是研究微观问题的管理学者，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为了获得企业的青睐，经济学家的报告必须以透露政府的新政策开头。
在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情况下，企业家要办企业，首先要搞定政府，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关系网。无网不通，无网不灵，无网不行。有一句话是“经商要学胡雪岩”，就是要学胡雪岩怎样搞定政府官员。这方面，在座的企业界的朋友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可以向我提供更多的案例。
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办企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人企业，也要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的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染红。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国家，好多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搞，不允许民营企业搞。如果你不给自己戴一个红帽子，你就进不了这些行业，得不到政府的批文，你就没办法开业。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财产给人偷了，被会计贪污了，政府有公检法去抓这个人；但如果私人企业的资产被盗窃了，政府经常不愿意去抓人，去审判这些偷盗资产的人。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搞定政府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家直接进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部门，比如说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当全国劳模。有了这样的位置，就有了渠道，就可以见到政府领导人，可以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或特殊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如果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人大代表，那么他得到贷款就要比政协委员容易一些，政协委员又要比不是政协委员的容易一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给我的名片，翻开看一下，几乎很少能找到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印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头衔的。
搞定政府的最后一招是，如果合法的程序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贿赂政府官员了，通过金钱，通过其他渠道来贿赂政府。这当然是风险最大的一招，但企业家很无奈。如果有光明正大的办法，谁会走此路呢？
这样，我们的企业家要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领导人，你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与政府打交道上，他们说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在应付政府。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关系上的时间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有政府的功能，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规则。本来企业家只有商业的功能，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就行了。但是，为了搞定政府，企业家必须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主导了企业家的偏好。
我前面讲的前两个困惑，都与这一点有关。为什么企业必须高速地、快速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喜欢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首长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政绩，是他升职的希望。但是增长速度怎么来？就要企业界的人给他努力。长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长虹要重视速度？这跟四川省重视速度有关。如果长虹一个新的老总，只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的利润，但长虹的速度上不去，四川的速度就可能会被影响一两个的百分点，这个时候，四川省政府就可能更喜欢一个追求速度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追求效益的领导人。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搞大，因为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你才能搞到钱。政府最重视的是安定团结，一个企业搞大了，要垮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定团结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来想办法帮助你。如果你的企业很小，垮了也造不成什么社会影响，也没有人上街闹事，政府就一定不会重视你。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必须不断地投资新项目、新工程？因为政府需要政绩，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政绩。前任的市长、前任的书记让你搞了个项目，上面的领导已经参观过了，新的市长、书记又要带着新的领导参观的话，总不能再看那个旧的项目，他一定要看个新的项目。
所以政府一定是喜欢你搞些新的项目。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进行多元化经营。近几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界，对于企业应该是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经营有好多的讨论，我本人也就此发表过一些观点。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集中一个行业搞好，搞到最好，是最重要的。但中国的企业都立足于多元化。这有好多的原因，我想与政府主导企业的外部市场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政府官员是要消费的，你如果给他送钱，这个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搞一个桑拿浴、卡拉OK，请他去玩玩，潇洒潇洒，风险就可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搞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在搞定政府的关系上，比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要难得多。
第二，政府官员也有好多的亲朋好友，需要安排工作。如果你只搞一个行业，他的亲朋好友都安排到这个行业，你的企业就搞不好，就很难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搞另外一些企业。你也不指望这些企业能赚钱，只是让那些亲朋好友在那里有个工作，可以领工资而已。
在这里，我给大家引用一段原湖北幸福集团总经理周作亮先生的话。我们知道，幸福集团两年前已经垮了，他也不再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差点酿成了湖北的一场金融危机，所以上面惊动了中央，下面惊动了省市。
周作亮的话，我想说出了在座的好多企业家、好多企业领导人的心理状态。他说：我是国家树立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全省学幸福，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块头做大。我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市政协副主席，感到潜江的紧迫性很大。我们潜江在汉沙公路旁边，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决心，我要求市里向省里请示，幸福铝业开业后，要全省的工业来这里现场参观。我们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名第五，如果我们再不上工程项目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同全国的先进比，我们必须上。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
省领导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个部门支持我们？交通部门哪会给我们500万解决这个道路问题？我们现在加快发展，所以领导都来支持我们，周边省市没有发展，就没有领导支持。现在全省都叫起来给我们借钱，有人说幸福是怎么得来的，我们没有亲，没有邻，市委谁跟我们是亲戚朋友？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搞项目搞上去了，领导对我们很支持。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单一的。
周作亮的话代表了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个企业家典型的心态。那么，企业家在取得政府支持和过多的关怀的情况下，得到了什么呢？我想，会得到一些资源，得到资金，得到政府的一些优惠，但最终仍然是政府的一个“托”，也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完全不一样，政府官员的目标是怎样不断地往上走，企业的目标是把整个企业做大，能够持续地发展。只有在我们的目标跟政府的目标一致的时候，政府才会真正地支持我们。
当我们企业发展的目标与政府官员提升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政府官员也是在不断地更换，新的官员不一定会买旧的官员的账。你跟现任的市长关系很好，但下一任的市长不一定会承认你跟现在的市长签订的合约，以及现在的市长对你做的承诺。像我们刚才讲的周作亮，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本来只有5亿资产的企业投资了15亿资产的3个大项目。政府给他支持，让他办了个信用社，用信用社收来的存款来支持他企业的投资。这个信用社的力量有限，又承包给了武汉另外一个信用社，这个信用社在市场上用非常高的利息来为他融资。
他的资金成本高达30％、50％，甚至100％。所以他的项目还没有建好的时候，15亿的投资，利息已经有6.9亿。这个时候政府会不会站出来为他还这6.9亿呢？也非常困难，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倒霉的是谁呢？不是政府，而是周作亮。史玉柱的情况也类似，上级领导的三次关怀，使他无比激动，十几层的巨人大厦改成70层，但最后破产的是史玉柱，而不是政府官员。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时，我们的企业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要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构真正废除对资源的控制，真正使创业变成个人的自由，资源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还要不断地规范政府的行为，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不依赖政府不行，但过分依赖政府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怎么跟政府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要我们的企业家很好地去掌握。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要练内功，政府可以给你一定的资本支持，但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一定要最终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政府强制消费者买你产品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已经在相当高的位置上的企业家。最终赢得消费者的是你的产品，是你的产品的信誉，你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效率。当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一时的好处，可以提高你和企业的知名度。但这种知名度如果没有企业的产品、企业的信誉做支持，它是要垮下来的。这是我要讲的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的一个问题。
三、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问题。这里我并不想多谈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在概念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有些人其实是职业经理人，但也称自己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是个创业者，应该是个开拓者、创新者，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
企业家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来帮助你把企业管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也就是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地延伸，不断地扩展。但如何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顾名思义，“代理”就是让别人替你干事，但要想使你的员工、高级经理能够按照你的意志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给他们授权，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企业的核心资源、客户、技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上。但是当这些员工、这些经理获得了企业的核心资源，或者知道得到这些核心资源的渠道后，他们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为你干？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自己创业，与你竞争？这可能是我们好多的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一个企业搞大之后，就可能会发现好多“叛将”出来了。“叛将”通常也不是一个人，他下面还有好多人，“叛将”走的时候可能会带走好多“叛军”。我们知道孙子对父亲比对爷爷更亲，一个副总、部门经理离开企业的时候，老总可能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美国硅谷就存在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著名的英特尔（Intel）公司，它的两个创始人Noyce和Moore，一个是以前Fairchild（仙童）的总经理，一个是研发部主任。在他们离开之前，Fairchild的一个技术人员发明了一个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后来就成为Intel的核心技术。我们知道现在Intel已经垄断了芯片市场，Fairchild已经变得没有人知道了。据Inc.的统计，全球500家增长最快的企业中，71％的核心技术都来自于他原来企业的雇员，所以西方企业中有一个忠告：从来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对你过去的雇主干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的问题又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在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非常的弱。在前段时间，我听到硅谷有6个中国人被判刑，就是因为盗窃了企业的技术，然后拿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个任务是怎么能够保证你雇来的人，帮你创业的人，真正是为你的企业服务，而不是利用你的企业来获得技术、资源，然后离开你，与你竞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一个人要离开你，他要承担他的成本，包括盗窃你的技术引起的法律成本。产权保护越好，他离开你的成本就越大，剽窃你的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小，企业的规模才能做得越大。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企业就不可能做大。世界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意大利，那里的黑社会很多，产权的有效保护非常的弱，所以意大利流行小企业。
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也与企业的资产本身的特点有关系。要保护一个钢铁企业，那是很容易的，因为如果要防止一个人从钢铁企业那里偷走钢材、机器，我们只要雇佣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知识型企业，企业最核心的技术都要通过工程师、管理人员的脑子来保存，然后再传输、再生产，那么这时候门口的两个彪形大汉对于保护产权就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越是知识型的企业，产权保护就越困难。
对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一个想法，就是知识。我们知道好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再去组织资源、人力，把这个想法变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就能够赚钱了。但如果这个想法本身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就很难成功。事实上，企业家之所以要成为企业的所有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他那个主意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好比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个主意能赚钱。然后你拿这主意到市场上卖，买的人就要听你解释这个主意。如果他没有听明白，当然不会付钱；而当他听明白了，觉得是个好主意后，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付你钱了。所以你这个主意没法直接变现，只能雇人进行生产。企业收入扣除支出的成本，剩下的就是你的收入，这就是你的主意的价格。所以保护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无法阻止“叛军”离开你的企业，那么你就要贿赂他，使他不背叛你，也就是如何通过激励手段使他觉得，待在你的企业里面比他自己干，与你竞争，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在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一个知识型的企业，激励机制变得更为重要。知识型的企业，甚至非知识型的企业，高层的员工一定要持有企业的股票。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摘了苹果都要送两筐给这家人，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这个道理适合所有的企业，当你的产权没法有效保护的时候，你一定要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偷窃你的资产的人，也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也有产权。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企业家经常不愿意出让产权，这样最后不但苹果没收获，连苹果树也让人家扛走了。企业家要有核心员工保驾护航，最安全的护航员是谁呢？就是你身边最有可能接触到你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的人。拉拢住了这些人，其他人就好办了。
初始的合约对产权保护也非常重要。我们好多企业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不注意初始合约，几个人糊里糊涂就走到一块办企业。一个原因是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能赚很多钱，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产权的纠纷就来了。企业的产权说不清是谁的，不清楚谁有多少股，自然也就无所谓偷，法院也没办法判这个案。我要提醒企业界的朋友注意，一定要在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就能想到“结婚”后的事，尽量减少“离婚”时的冲突。
如果防止“叛将”很困难，如何做到有“叛将”无“叛军”就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怎么能够做到，也许你的副总、部门经理背叛你，但他下面的人不跟他走。当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背叛你的积极性就小多了。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例子，就是北京慧聪公司的例子。慧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成功的信息企业，它一年的收入比我们最著名的三个网络公司加起来还要高好多倍。这个企业基本是做到了有“叛将”无“叛军”。它有一个部门经理跑了，但是没有人跟着他跑。为什么呢？因为企业里的产权进行了很好的分割，由于“叛将”手下的人在企业里面有股票，他们如果跟着“叛将”走了，其持有的股票也就一分钱也不值了，所以宁可留下来，也不愿意跟他走。
除了产权问题、激励机制外，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没有职业经理，就没有大企业。什么是职业经理？第一他有管理的专业技能，第二他要有职业道德。当我们去选一个人当经理的时候，我们能够信赖他，愿意把权力交给他。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他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诚信和责任感。就好像你上火车，你是个老太太，背着个很重的包，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年轻力壮，你愿意把背包交给这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扛吗？肯定不愿意，尽管他的力气很大，你最担心的是你把包给他以后，他又跑得快，你就追不着他了。所以在西方，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不值得信赖的人不可能成为经理人。
在中国，可信赖的经理人比能干的经理人更稀少。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企业访问，那里养了好几条狗。我问老板为什么养这么多狗。他说，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也比较忠诚，不会偷你的财产，不会拉走你的客户。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但也说明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忠诚是多么重要。我们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郑百文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郑百文是个上市公司，已经垮了，现在正在商量怎么重组它。郑百文的失败有好多原因，包括个人素质、经营战略、政府干预等，但是我相信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背叛。
当西方的大公司派人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办分公司的时候，几年以后，当地的企业就很有规模、很像样，像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等，但我们想一下，当中国的企业要派出一个经理到其他地方开拓市场、办一个企业的时候，你最大的危险是几年之后，这个企业就变成他的了，已经不是你的了。包括我刚才讲的慧聪公司，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些地方经理竟然在北京的老板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公司的注册改了，变成了自己的公司。当然这里面有我们的工商部门的配合，否则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郑百文在全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好几百个子公司，他们相当一部分子公司的经理是利用郑百文的销售渠道、郑百文的投资来为自己赚钱，销售自己的产品。企业的收入就归这个地方经理所有了，而企业的成本都写在郑百文的账上了，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这样缺乏好的经理人呢？我想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品性比较差，我们水平比较低，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职业经理人要有职业道德，首先对职业道德要有市场需求。在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只需要职业官员，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不值钱的，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职业道德不是很欣赏。在外国，在市场上缺乏良好声誉的经理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但我们国有企业用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考虑这一点，政府官员甚至与企业经理合谋盗窃企业资产。所以说职业经理的道德是一个制度问题。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是由企业家、资本家培养起来的，就像保姆的职业道德是由家庭主妇教养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产权制度，经理的职业道德的建设就会非常难。
我们现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办法，尽管在摆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面可能有积极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可能对经理人职业道德的建设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好多国有企业都说自己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标志是什么呢？第一，企业的产权已经多元化了，不仅有国有股，也有非国有股，甚至股票已经上市了；第二，企业已经成立了董事会，总经理已经由董事会任命了。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产权多元化？为什么有董事会？在西方，产权多元化无非两个理由：一是项目的投资太大，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钱来；二是即使有人能拿得出钱来，他也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而要与其他人分担风险，所以他只向这个项目投入10％、20％的钱，邀请其他人跟他合伙，也就是招股了。但是产权多元化之后，马上就面临怎么控制代理人的问题。如果你买了这个企业的股票，投资了，但你并不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那你就面临着经理可能会侵吞企业财产的危险。
在股权很分散的情况下，让每个股东都直接监督经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怎么行使你的所有权？怎么约束经理？就是通过一个董事会。所以，董事会是所有者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行使所有权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但我们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前面讲的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因为企业的资产本来就是国家的，他有那么多钱；国家已经有那么多企业，也没有必要再分散风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产权多元化？为什么要搞董事会？
就是为了摆脱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干预。国有企业积极组织董事会，因为我们相信，董事会能够相对隔离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对企业的横加干涉。但是，如果这个逻辑延伸下去，变成一种文化，对我们的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的形成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企业的董事会不是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手段，而是一个摆脱所有者的工具，我想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样，我们前面所讲的困惑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的民营企业都是家族化经营，好多的经济学家、管理专家都在批评这个现象，认为一个企业要搞好、要发展，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用能人，要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这个道理没有错。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都觉得非常的困难，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太缺少值得信赖的人了。没有职业经理，没有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我们的企业就只能停留在家族企业的层面上。过去的家族企业可以搞得比较大，你生了七八个儿子，儿子又生孙子，一家有一二百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现在一家人只生一个，搞一个家族大企业就非常困难了。
这就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发展速度问题。前面讲了，我们的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得到政府的关爱就要非常快地增长，民营企业家自己也有冲动想很快地发展。但发展速度太快了，就会掉进一个陷阱。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有忠实的、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而忠实的、有能力的经理人队伍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不是说你一天在市场上招了500个人，你的企业规模就真的有西方500人企业那样大，因为市场上招进来的人还没有跟企业里的人融合，没有跟企业的利益的关联度提到很高的情况下，是最有可能从你的企业里盗取资产、盗取资源的人。
所以，企业的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员工的融合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你一下子雇佣了多少人，一下子投入了多少资本。我在好多场合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在下面的一层没有夯实之前，千万不要往上铺新土。我分析了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民营企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我用打坝的例子，是撒一层土夯一层，速度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坝打起来后就坚不可摧。另外一类企业，用推土机一个晚上就把坝填平了，但是下面的土是虚的，要从坝顶往下夯，但怎么也夯不实，所以来个小洪水，坝就给冲垮了。这是农民都懂的道理，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新兴的企业却忘了，所以在急剧的高速发展以后，很快就垮下来了。
我还要忠告的是，企业家在企业创立的初期不要当甩手掌柜，你必须直接控制企业。一个成熟的企业内部一定会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的资源不会是单个的个人能够完全控制，但是新兴的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市场关系。这时候一定是一个人控制。如果你当了甩手掌柜，资源由你的经理来控制的话，你就变成多余的了，企业就成了他的了，而不是你的。
政府可以给你资源，给你资金，给你贷款，但政府不能够给你员工的忠诚。没有员工的忠诚，更多的贷款可能意味着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更大。怎么办？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激励制度外，企业家必须还要有很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就是企业这个大厦的“承重结构”。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证在企业业务扩展的同时，企业的核心资源不会由少数人来掌握，不会对企业家构成很大的威胁。一个大楼能盖多高，取决于地基，取决于材料的品质。企业组织可以是一个非常高的金字塔科层结构，也可以是扁平的水平结构。如果你的产权不容易被盗窃，你可以用高科层的制度，有副总，下面有部门经理等等。但如果你的产权很容易被盗窃的话，你的科层越高，你的危险就越大，那就要实行一个相对比较扁平的企业结构。在扁平的企业结构下，由于“叛将”手下的兵很少，他背叛你的积极性也就比较小一些。但如果你是高科层的话，内部股权也不会很奏效，那就非常危险了。
企业还要设计很好的财务审计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事后的审计是非常重要的，财务上的相对集中控制也非常重要。
企业家也要设法提高一些重要岗位的可替代性，降低经理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就像剧团一样，如果一出戏只有一个名角演的话，那么剧团老板就会经常受到这个名角的要挟，要你涨工资，不涨今晚就罢演了。所以一个剧团一个剧目一定要有两个人演主角，一是以防意外的情况，二是要降低每个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怎么使你的岗位有可替代性，对于保护你自己的企业非常重要。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激励与约束的冲突，你这个位子的可替代性越强，对他的约束就越强，但激励就变低了。他想着你随时可以替换他，他就不愿意在你的企业吸引新的知识。
另外，完善的劳动合同也非常重要。在西方，重要的资产、技术保密方面有竞业的限制条款。比如说，你离开我的企业，在几年内都不能到我的竞争对手的企业里工作。但中国没有，这是因为中国的合同精神跟西方很不一样，西方的合同法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签约的自由；但我们中国的合同法带有更多政府的意志，使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变得很小。再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一些直接研究开发、市场营销这样的部门，是坚决不能搞第二职业的，因为第二职业是企业内部人盗窃企业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限制这一渠道，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它，那么我们就只能限制你，不允许搞第二职业。
四、企业家与资本家
我们现在谈一下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企业家本身通常也是资本家，但是如果企业要发展壮大的话，除了企业家自己的资本之外，还需要引入外部资本，或者我们称为投资者。这一点在传统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但在新兴的企业，就变得更重要了，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知本家”而言，没有外部资本是不可能起步的。
近几年来，知本家的身价比较高，人们觉得似乎历史在改变，使得没有资本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资产，一下子搞出一个大企业，资本家的位置越来越不重要了。但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错觉。如果你是一个知本家，你有很好的想法，有雄心创办一个企业，但是谁来信赖你呢？如果没有人信赖你，你怎么搞到资源？而信赖你的人一定要是资本家。如果投资者信赖你，愿意支持你，你就可以办企业；投资者不信赖你，你就没法办企业。
也就是说，企业家，无论在任何时候，仍然摆脱不掉一个“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你获得了风险资本，但风险资本对企业家行为的限制，比普通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限制更多、更严。如果你想获得资本，你就必须放弃一些自由，甚至放弃你对企业的控制权。在中国，我们已经发现很多知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争吵的官司，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国有的“资本家”，比如说一些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本身不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目标，所以它对经理人的干预不是那么市场式的有效率的干预；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创业者、企业家方面的问题，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知本家的地位，既想拿到别人的钱，又不想放弃自由，不想放弃一定的控制权，所以引起了好多的冲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得别人的资源，就必须与别人分享控制权。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这种情况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
但是，已经十年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是不是说，我们市场上的投资者就那么傻，心甘情愿地继续希望你在骗他？我们看到，已经入市的股民没有多少人退出，而且不断有新的股民入市。这是什么原因？也可能确实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他们太傻。但我觉得，主要不是这个问题。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国目前为止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政府垄断了资源。在政府垄断了资源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资源从场外转移到场内，所以这些受骗的人其实最终也没有吃亏。
举个例子，好比说我是一个庄家，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从你手里骗了100块钱，但是你知道政府会给你补120块钱，所以你仍然有积极性继续跟我玩。这样玩了十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一个是对上市资格的垄断。在西方讲，企业股票的价值是什么？是这个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就像一棵苹果树的价值，等于每年结的苹果卖的钱的贴现值。但是，得加上一点，如果苹果树不结果子了，把苹果树砍下来，能卖多少钱，这也很重要。
中国的大量上市企业，就像一棵不结果子的苹果树，但这个树枝最后还很值钱。为什么？因为政府对上市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壳”。即使这家企业是亏损的，但是企业的壳却非常值钱，所以仍然有人愿意买它。好比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我刚才讲的郑百文，本来破产了，资不抵债，资产是负的，企业的价值没有了，股票的价格自然就应该为零。但是郑百文事实上涨了好几个涨停板，价格不断地往上走，为什么？就是有人愿意收购他这个壳。
山东三联为什么愿意收购郑百文这个壳？因为山东三联想上市的话，非常的困难，很可能花几个亿都上不了，所以它还不如花几个亿，把郑百文这个壳给买下来。只要这个壳是由政府垄断的，上市是由政府控制的，这个企业的股票价格就不可能反映它真实的利润流、真实的信誉流。它最终反映的，可能只是企业的残值。这就像一个80岁的老太太能嫁一个18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不是爱这个老太太，而是爱老太太的遗产，所以他甚至巴不得老太太快点死。她死得越早，她的遗产就越值钱。我们的上市公司，死得越早，壳越值钱。现在不死，到以后壳也可能不值钱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作为它的主要推荐人，拼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在为企业输血。一个例子就是几年前破产的琼民源。琼民源通过坑蒙拐骗，搞了好多钱，但是最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只好宣布停盘。停盘的时候，当时股票的价格是24块多，最后琼民源的股票就以1：1的比例换成了中关村科技的股票。一开盘，琼民源原来的股东皆大欢喜，他们的股票一下子涨到37块钱了。为什么？我们想一下，中关村科技里边，包含了多少由政府垄断导致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以有人讲，中关村这三个字，它在股市上就值几个亿。这就给投资者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期：我买这个股，垮了亏了，我知道政府应该会给我换成另外一只股。所以现在买中关村科技股的人也不担心，因为如果中关村科技垮了，可以换成另一个公司。这样的话，在买股票的时候，就不会注重这个企业的真实价值。
问题是，这样的游戏我们还能玩多久？这依赖于我们的政府还有多少资源可以释放。新一届证监委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监管上市企业，特别是现在上市越来越自由了，这样，壳的价值可能过几年也就没了。我们的地方政府，国有的资源可能还有，可能还能够玩几年，我们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应该看得远一点。国家的垄断资源，在壳没有之后，有没有可能到你手里边？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国有企业输血，大致还说得过去的，但如果继续给民营企业输血，就可能在理论上讲不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能不能上市？上市以后，能不能有好的投资者来追捧你？关键看你是不是为资本家真正带来收益，企业的资产是不是真正有价值。
五、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
接下来我再简单讲一下企业家与博弈论规则的关系。目前来讲，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的游戏规则非常混乱。我们政府的政策就经常在变，今天合法的，明天不一定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或者想方设法地绕过规则，通过各种不合法和不正当手段来为自己牟利。如果遵守规则，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的企业就很难做大，我们的很多企业都要停业，没法生存，所以我们只有违规，违规就包括贿赂政府。
但是违规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也很大。第一个就是你违规越多，你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控制力就越差。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平时的行为都是违规，你怎么能够管你的副总？你不敢管的。如果你得罪了他，他以后一告你，那你就完蛋了。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好多老总给抓起来了，大多都是被内部人控告的。你连你的司机也不敢得罪，因为你的司机手里拿着你的好多把柄。那么，你这个企业要有效率，要真正利用能人，要能够辞退不能干的人，就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也会导致激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在西方的话，你的副手与你不合的话，那他就得走人。但在中国，他不走，还要跟你斗，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政府要修订这些规则，废除不合理规则，提高规则的透明度，给企业家一个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使得遵守规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营行为。其次，企业家要认识到，推动规则的变化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违规，更为重要。我们知道，改革是比较难的，但企业家要有推动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至少你可以进行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假如你违规，贿赂政府官员，最后你可能要坐牢；但如果你推动规则的改革，你就是一个改革家，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坐牢而已。
所以推动规则的改变，包括跟政府打官司，都比你通过贿赂越过规则更优。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一个责任，也是所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家的责任。本来外国企业家来到中国，看到不合理的东西，看到不合国际商业惯例的规则，他们应该大胆地提出来，去跟政府争，然后促进政府去改变规则，但好多外资企业不是这么做，而是想尽办法跟政府拉近关系，然后给自己一个特许权。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就会觉得这个规则不重要，就像中国有句话：不怕你干不到，就怕你想不到。所以我想提醒一句，对企业家来说，推动规则的变化，从长远来说，比利用现有的规则更重要。
六、企业家与WTO
最后我再讲一点：企业家与WTO的关系。加入WTO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就是规则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的规则要跟国际接轨，要适应国际的规则。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更自由的创业环境。但是中国企业家也面临一定的困惑：新的规则，更为自由、透明的规则将导致市场上更为剧烈的竞争。这对我们好多民营企业来讲，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我们希望有更好的规则、更透明的规则、跟国际接轨的规则，但是我们又很担心在这样的规则下，我们有多大的生存能力。所以有时候，又宁可这些规则不要改，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能适应这个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竞争。这就像阎锡山的铁路一样，尽管与其他地方不接轨，但好处是可以使得他人的火车开不进来。
下面我引用一位中国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的一段话，他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对内开放的问题，对内开放的问题也就是国内的规则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他说：“从民营企业这些年来的发展条件看，中国现在的情况甚至比美国、德国还好。在西方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它们的私营企业要成长可能更难。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一大批非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制度非常落后。所以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吃了政策的亏，但占了制度的便宜。更何况，有些地方已经在给民营企业‘吃偏饭’了。”
我觉得他的这段话表明了我们的企业家的一种心态，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跟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住脚，所以又想“吃偏饭”。但是这个“吃偏饭”的政策跟国际的规矩是不相容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就是吃了太多的“偏饭”。撇开“偏饭”引起的腐败问题不讲，更重要的是“偏饭”提高了交易成本，使企业之间没办法进行公平的竞争。
当然，心态归心态，如果中国要加入WTO，规则是非改变不可的。网络化、WTO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挑战最大。简单来说，它使政府变成了一个“企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政府享有垄断权，在它的领土之内没有人跟它竞争，经济全球化使政府要面临国际的竞争，政府本身也要经受生存竞争的考验。因为没有竞争，过去政府制定规则时可以不考虑老百姓接受不接受，但未来可能不是这样了。中国人即使不出国，也可以为外国公司工作，限制人才的流动也越来越难。这样，政府就要重新研究一下，你怎么能够留住你的“客户”。政府的客户是谁？是企业、消费者、投资者。
如果你不能满足你的客户的要求，投资者就不会来，中国投资者也会将资金投到国外去；消费者就不买中国的产品，而买外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也可能跑到外国去了。作为政府的客户，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的不是政府为他们承担风险，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产品，而是一个安全的产权，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和一个创业的自由。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创造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政府才具有竞争力。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不是技术的竞争，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愚昧的、落后的制度征服先进的、文明的制度的历史不可能再有了。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投资者信任、让人安心消费的制度，所以我们中国的规则怎样改变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些规则也许可以与国际上的不一样，但这些不一样的规则必须变得非常透明，让人容易理解。举个例子，在香港开车是靠左行，我们大陆是靠右行。香港回归之后，这个规则不一定需要改变，但是香港的司机一定要知道大陆是靠右行的，这样他们才可以开着大卡车到深圳来。但我们政府制定的很多规则恰恰不是这样，让你违规了，你还不知道。加上规则随时更改，使人们无所适从，资源浪费非常大。交通规则也是这样，好比在北京，这个道路今天还允许你左拐，明天又不允许你左拐了；今天这路还允许卡车走的，明天说奥委评审团来了，就不让卡车走了。规则随时变化带来什么问题？你要有对这种预期不到的规则改变的准备，比如说，去机场必须提前出发。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办每一件事都要这样提前5分钟、10分钟，资源损失有多大？所以规则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变得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改变这样的规则，我们企业家要适应这种变化，预期到未来的变化。靠政府的保护已经不可能，通过跟政府搞关系、贿赂政府官员得到优惠政策，以后会更困难了。政府要考虑怎样告诉企业，不要再依赖政府了。这就好像教育孩子一样，我们对孩子要求很严，因为我们知道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保护不了他，所以从小就要练内功。我们的企业也一样，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政府，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保护你们，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要练内功，这样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本文是作者于2001年2月22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岭南财经论坛”上的演讲，曾收入《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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